弁言^[1]

是书吾得之春明市上，其卷端颜曰《正法眼藏五十三参》。初以为释家言，而不谓稗史也。展而读之，见为燕北闲人撰，为新安毕公同参，为我斋观鉴序，均不知为何许人。其事则日下旧闻，其文则忽谐忽庄，若明若昧，莫得而究其意旨。一笑投之庋阁间，亦同近出诸说部例视之矣。久之，虑遂果蟫腹，捡出偶一翻阅，乃觉稍稍可解。又研读数四，更于没字处求之，始知其所以忽谐忽庄若明若昧者，言非无所为而发也。噫，伤已！惜原稿半残阙失次，爰不辞固陋，为之点金以铁，补缀成书，易其名曰《儿女英雄传评话》，且弁数言于首卷云。

时乾隆甲寅暮春望前三日，东海吾了翁识。

[1] 此《弁言》原列在《原载序文》之后，今依光绪四年戊寅（1878）北京隆福寺聚珍堂大活字排印本（即本书初印本），置于马从善《序》后、《原载序文》之前。初印本这样的安置，是有一定道理的。雍正甲寅和乾隆甲寅二序，本系后人伪托（或许就是文康自制），但从内容上讲，乾隆甲寅的《弁言》，和光绪戊寅马从善的《序》，二者体格上倒是很一致的，前者似今日之“出版说明”，后者则像“作者介绍”，理应先后排在一处（《原载序文》倒是和“正文”有些关联）。今所据以校点的底本，即光绪六年庚辰（1880）还读我书室主人董恂评本，却依“时间”的先后，把乾隆甲寅的《弁言》，列在雍正甲寅的《原载序文》之后，看似合情合理，实则露出了伪托时的破绽。而光绪四年初印时，没有考虑得这么“细致”，反而显得更加“老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