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侠杂说

事隔十年，重新回头开始写通俗小说，让我意识到在某些方面，我欧化得已经多么厉害。尽管在我写字的朋友里面，我好像是对传统文学最熟悉也最感兴趣的一个。

一开始我就打算回避金庸的风格。我觉得这是对老爷子的一种致敬，用他的方式写作，你会不由自主地努力使自己的小说变得丰厚，而我某种意义上只想满足一下编故事的乐趣。简单说，就是应该有一个复杂的阴谋。而金庸的小说，总体而言是缺少阴谋的。乔峰之被赶出丐帮，归根到底源自某种民族心理，区区一个马夫人何曾有这么大的能量？岳不群对令狐冲的迫害与引诱，更加显得缺乏计划，常常只是对当时局面的一点顺水推舟。或者说，金庸不大仰仗“阴谋”这样的雕虫小技，他故事的紧张感，更多是来自人际关系自身的张力。

一直以来，我感觉金庸的武侠，从《红楼梦》那里所获取的营养，要远远大于《水浒》。有人预言，金庸武侠很可能会拥有同《水浒》一样的命运，在若干年后将被追认为经典。我对这个说法基本持怀疑态度，《水浒》是真正意义上的俗文学，它所具备的原生态的生命力是金庸所从来不曾梦见的。如果金庸最终能在所谓的“文学殿堂”里占据一席之地的话，那也只能是因为他在将武侠“文人化”方面所做的努力，而和草根的力量大抵无关。

相比金庸而言，古龙显得单纯。一个将女人挂在嘴边的人不会了解女人，古龙是的；一个将人性挂在嘴边的人更加不会了解人性，古龙仍然是的。当然作为通俗小说而言，这不能算是缺陷，毕竟读者多数时候喜欢看到的，不是洞若观火的了解，而是一种符合自我预期的误解。或者也可以这么说，当你想写一本通俗小说的时候，你要懂得的不是你的读者的真相，而是你的读者的幻觉。

但古龙小说里那种不加节制的煽情是我无论如何不会有的。有时我想，这种煽情也许正是很多读者喜欢的。比如《英雄无泪》，这是古龙少有的打动我的两部作品之一（另一部是《欢乐英雄》）。司马的命运带着荒诞的酸楚，那是一种在妓女体内射精后的空虚感。当司马和朱猛末路相逢之后，如果是我，会毫不犹豫地选择最不加渲染的写法。这个时候的故事，就像是一个老迈弓手的指骨，凸起的骨节中仍然保持着强硬的记忆，简约的力量油然而生。

当看到古龙在这里又开始大段大段的煽情的时候，我当即把小说丢开，随便找了个朋友大骂了一气。不过后来我多次发现有人热爱这些煽情的段落。不错，对我们的很多读者，骚是要发出来的。

在写通俗小说的时候，读者是唯一的上帝。任何纯文学作家的高贵说辞在这里都是无效的。不过当我试图也煽上一把的时候，立即产生了很恶劣的生理反应。这说明文学训练还是对我造成了限制，我对抒情性的接受底线，大概放在雨果那里（对很多现代人而言，这个底线绝对是过于宽松了）。小说里，大气磅礴的力量才是抒情的本钱，不然还是干脆填词去算了。不过对很多读者而言，《巴黎圣母院》可能除了严肃沉重，已经没有什么了。

回到阴谋上来，在西方是很纯粹的通俗故事，到中国来就可能包裹上了品位的外衣。连阅读福尔摩斯都可能意味着某种修养，更不用说A．克里斯蒂了——嗯，确实也有很多人说过，在波洛开始分析案情之前，克里斯蒂的故事是冗长的。

这时我想起了温瑞安的《说英雄谁是英雄》。尽管这部小说颠三倒四自相矛盾的地方太多，但是他确实提供了一个金庸也只是隐约涉足的方向。

小说的开篇，金风细雨楼与六分半堂的争斗集中了小说的全部火力。然后，开始的英雄们一个一个死了，笔势蔓延开来，原来江湖那么大，高人那么多，眼前的事，就算争出个结果又如何？然而，还是要争，每一个人，最大的野心都和最小的生存权纠结在一起。直到最后，我们也不知道温的江湖有多么大，就像我们其实不知道世界有多么大一样。

最杰出的江湖人在江湖面前仍然显得渺小，在江湖面前再渺小的江湖人，也仍然有他不可取代的意义。这才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的真意。

我出生的那一年，金庸在《鹿鼎记》的后记中说，韦小宝剥夺了许多读者代入的快感，他为此感到抱歉。那时的他还不够有远见——其实韦爵爷更适合很多现在的读者的代入。这方面，倒是温瑞安找到了更直接有效的法子。你可以代入，但是你代入了也不会有控御一切的快感，即使是古龙式的“快乐并痛着”也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