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从这地狱中出来，——在一年中他触到了情欲，虚荣与人类痛苦底底蕴——一八五五年十一月，托尔斯泰周旋于圣彼得堡底文人中间，他对于他们感着一种憎恶与轻蔑。他们的一切于他都显得是卑劣的，谎骗的。从远处看，这些人似乎是在艺术底光威中的人物——即如屠克涅夫，他所佩服而最近把他的《伐木》题赠给他的，——近看却使他悲苦地失望了。一八五六年时代底一幅肖像，正是他处于这个团体中时的留影：屠克涅夫（Tourgueniev），龚却洛夫（Gontcharov），奥斯脱洛夫斯基（Ostrovsky），葛利高洛维区（Grigorovitch），特罗奚宁（Droujinine）。在别人那种一任自然的态度旁边，他的禁欲的，严峻的神情，骨骼嶙露的头，深凹的面颊，僵直地交叉着的手臂，显得非常触目。穿着军服，立在这些文学家后面，正如舒亚莱所写说：“他不似参与这集团，更象是看守这些人物。竟可说他准备着把他们押送到监狱中去的样子。”
可是大家都恭维这初来的年轻的同道：他是拥有双重的光荣：作家兼塞白斯多堡底英雄。屠克涅夫在读着塞白斯多堡底各幕时哭着喊Hounra的，此时亲密地向他伸着手，但两人不能谅解。他们固然具有同样清晰的目光，他们在视觉中却灌注入两个敌对的灵魂色彩：一个是幽默的，颤动的，多情的，幻灭的，迷恋美的；另一个是强项的，骄倣的，为着道德思想而苦闷的，孕育着一个尚在隐蔽之中的神道的。
托尔斯泰所尤其不能原谅这些文学家的，是他们自信为一种优秀阶级，自命为人类底首领。在对于他们的反感中，他仿佛如一个贵族，一个军官对于放浪的中产阶级与文人那般骄傲。还有一项亦是他的天性的特征，——他自己亦承认，一便是“本能地反对大家所承认的一切判断”。对于人群表示猜疑，对于人类理性，含藏着幽密的轻蔑，这种性情使他到处发觉自己与他人的欺罔及谎骗。
“他永远不相信别人底真诚。一切道德的跃动于他显得是虚伪的。他对于一个为他觉得没有说出实话的人，惯用他非常深入的目光逼视着他……”
“他怎样的听着！他用深陷在眼眶里的灰色的眼睛怎样的直视着他的对手！他的口唇抿紧着，用着何等的讥讽的神气！”
“屠格涅夫说，他从没有感得比他这副尖锐的目光，加上二三个会令人暴跳起来的恶毒的辞句，更难堪的了。”
托尔斯泰与屠克涅夫第一次会见时即发生了剧烈的冲突。远离之后，他们都镇静下来努力要互相表示公道。但时间只使托尔斯泰和他的文学团体分隔得更远。他不能宽恕这些艺术家一方面过着堕落的生活，一方面又宣扬什么道德。
“我相信差不多所有的人，都是不道德的，恶的，没有品性的，比我在军队流浪生活中所遇到的人要低下得多。而他们竟对自己很肯定，快活，好似完全健全的人一样。他们使我憎厌。”
他和他们分离了。但他在若干时期内还保存着如他们一样的对于艺术的功利观念。他的骄傲在其中获得了满足。这是一种酬报丰富的宗教；它能为你挣得“女人，金钱，荣誉……”
“我曾是这个宗教中的要人之一。我享有舒服而极有利益的地位……”
为要完全献身给它，他辞去了军队中的职务（一八五六年十一月）。
但象他那种性格的人不能长久闭上眼睛的。他相信，愿相信进步。他觉得“这个名辞有些意义”。到外国旅行了一次 ——一八五七年正月二十九日起至七月三十日止，法国，瑞士，德国——这个信念亦为之动摇了。一八五七年四月六日，在巴黎看到执行死刑的一幕，指示出他“对于进步底迷信亦是空虚的……”
“当我看到头从人身上分离了滚到篮中去的时候，在我生命底全力上，我懂得现有的维持公共治安的理论，没有一条足以证明这种行为底合理。如果全世界的人，依据着若干理论，认为这是必需的，我，我总认为这是不应该的，因为可以决定善或恶的，不是一般人所说的和所做的，而是我的心。”
一八五七年七月七日，在吕赛纳（Lucerne）看见寓居Schweizerhof的英国富翁不愿对一个流浪的歌者施舍，这幕情景使他在《奈克吕杜夫亲王日记》上写出他对于一切自由主义者底幻想，和那些“在善与恶底领域中唱着幻想的髙调的人”底轻蔑。
“为他们，文明是善；野蛮是恶；自由是善；奴隶是恶。这些幻想的认识却毁灭了本能的，原始的最好的需要。而谁将和我确言何谓自由，何谓奴隶，何谓文明，何谓野蛮？那里善与恶才不互存并立呢？我们只有一个可靠的指引者，便是鼓励我们互相亲近的普在的神灵。”
回到俄罗斯，到他的本乡伊阿斯拿耶，他重新留意农人运动。这并非是他对于民众已没有什么幻想。他写道：
“民众底宣道者徒然那么说，民众或许确是一般好人底集团；然而他们，只在庸俗，可鄙的方面，互相团结，只表示出人类天性中的弱点与残忍。”
因此他所要启示的对象并非是群众，而是每人底个人意识，而是民众底每个儿童底意识。因为这里才是光明之所在。他创办学校，可不知道教授什么。为学习起见，自一八六〇年七月三日至一八六一年四月二十三日第二次旅行欧洲。
他研究各种不同的教育论。不必说他把这些学说一齐摒斥了。在马赛的两次逗留使他明白真正的民众教育是在学校以外完成的，——学校于他显得是可笑的——如报纸，博物院，图书馆，街道，生活，一切为他称为“无意识的”或“自然的”学校。强迫的学校是他认为不祥的，愚蠢的；故当他回到伊阿斯拿耶·波里阿那时，他要创立而试验的即是自然的学校。自由是他的原则。他不答应一般特殊阶级，“享有特权的自由社会把他的学问和错误，强使他所全不了解的民众学习。他没有这种权利。这种强迫教育底方法，在大学里，从来不能产生，人类所需要的人，而产生了堕落社会所需要的人：官吏，官吏式的教授，官吏式的文学家，还有若干毫无目的地从旧环境中驱逐出来的人一少年时代已经骄傲惯了，此刻在社会上亦找不到他的地位，只能变成病态的，骄纵的自由主义者。”应当由民众来说出他们的需要！如果他们不在乎“一般知识分子强令他们学习的读与写底艺术”，他们也自有他们的理由：他有较此更迫切更合理的精神的需要。试着去了解他们，帮助他们满足这些需求！
这是一个革命主义者的保守家底理论，托尔斯泰试着要在伊阿斯拿耶作一番实验，他在那里不象是他的学生们底老师而更似他们的同学。同时，他努力在农业垦殖中引入更为人间的精神。一八六一年被任为Krapivna区域底地方仲裁人，他在田主与政府滥施威权之下成为民众保护人。
但不应当相信这社会活动已使他满足而占据了他整个的身心。他继续受着种种敌对的情欲支配。虽然他竭力接近民众，他仍爱，永远爱社交，他有这种需求。有时，享乐底欲望侵扰他；有时，一种好动底性情刺激他。他不惜冒了生命之险去猎熊。他以大宗的金钱去赌博。甚至他会受他瞧不起的圣彼得堡文坛底影响。从这些歧途中出来，他为了厌恶，陷于精神狂乱。这时期底作品便不幸地具有艺术上与精神上的犹疑不定的痕迹。《两个轻骑兵》（—八五六年）倾向于典雅，夸大，浮华的表现，在托尔斯泰底全体作品中不相称的。一八五七年在法国第雄写的《亚尔培》，是疲弱的，古怪的，缺少他所惯有的深刻与确切。《记数人日记》（一八五六年）更动人，更早熟，似乎表白托尔斯泰对于自己底憎恶。他的化身，奈克吕杜夫亲王，在一个下流的区处自杀了：
“他有一切：财富，声望，思想，高超的感应；他没有犯过什么罪，但他做了更糟的事情：他毒害了他的心，他的青春；他迷失了，可并非为了什么剧烈的情欲，只是为了缺乏意志。”
死已临头也不能使他改变：
“同样奇特的矛盾，同样的犹豫，同样的思想上底轻佻……”
死……这时代，它开始缠绕着托尔斯泰底心魂。在《三个死者》（一八五八——九）中，已可预见《伊凡·伊列区之死》—书中对于死底阴沉的分析，死者底孤独，对于生人底怨恨，他的绝望的问句：“为什么。”《三个死者》——富妇，痨病的老御者，斫断的桦树一确有他们的伟大f肖像刻划得颇为逼真，形象也相当动人，虽然这作品底结构很松懈，而桦树之死亦缺少加增托尔斯泰写景底美点的确切的诗意。在大体上，我们不知他究竟是致力于为艺术的艺术抑是具有道德用意的艺术。
托尔斯泰自己亦不知道。一八五九年二月十四日，在莫斯科底俄罗斯文学鉴赏人协会底招待席上，他的演辞是主张为艺术而艺术；倒是该会会长戈米阿谷夫（Khomiakov），在向“这个纯艺术的文学底代表”致敬之后，提出社会的与道德的艺术和他抗辩。
一年之后，一八六〇年九月十九日，他亲爱的哥哥，尼古拉，在伊哀尔（Hyeres）地方患肺病死了，这噩耗使托尔斯泰大为震惊，以至“摇动了他在善与一切方面的信念”，使他唾弃艺术：
“真理是残酷的……无疑的，只要存在着要知道真理而说出真理的欲愿，人们便努力要知道而说出。这是我道德概念中所留存的唯一的东西。这是我将实行的唯一的事物，可不是用你的艺术。艺术，是谎言，而我不能爱美丽的谎言。”
然而，不到六个月之后，他在《波里哥区加（Polikouchka）》—书当中重复回到“美丽的谎言”，这或竟是，除了他对于金钱和金钱底万恶能力的诅咒外，道德用意最少的作品，纯粹为着艺术而写的作品；且亦是一部杰作，我们所能责备它的，只有它过于富丽的观察，足以写一部长篇小说的太丰盛的材料，和诙谐的开端与太严肃的转纽间的过于强烈，微嫌残酷的对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