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如有来世，我愿出生在中华

美国《大西洋月刊》网站2016年11月1日感慨言之，在电报和打字机时代，中文曾经遭遇尴尬：文字被迫罗马拼音化、简化。电脑时代，基于对软件充分联想的利用，中文输入比用英语快得多。现在的情景恰好倒过来，限于键盘的西方与跨越键盘的中华。外媒们感慨：中国输入打字技术远超西方，未来属于汉字。

今日国内国外都有人在问，何时全球的精英会把孩子送到中国留学，而不是相反；何时全球的年轻人会欣赏、追捧中国的文化、书籍、影视、音乐，而不是相反；何时全球的消费者会首选中国的品牌，而不是相反。对许多人而言，这样的提问越多越频繁，就越感到迷茫。表面看这是反映了一种现实和无奈，从内核看这是对中华文明本身缺乏信心、自省和自信。

可是许多人不知道，早在20世纪70年代，中国还处在混乱贫穷、物质落后、文化备受摧残的“文化大革命”时期，一辈子研究五千年人类文明史、被称为最伟大历史学家的汤因比，就发出惊世预言，以古罗马、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暴力征伐”文明必将衰朽，以道、儒、释的“柔弱纽带”为代表的中华文明将一统全球，并将影响全人类。尽管这是汤因比的一家之言，但其从另一个角度，为我们打开了看待自己和他人的一扇天窗。

我们在欣赏西方文明、汲取西方文明时，不能忘记我们独特的优势—中华文明，不仅仅是因为我们的文明领先过，有进一步领先的潜力；最重要的是，我们不是一个普通国家，也不是一个单一民族国家，而是一个由几十个民族组成的综合型的多民族国家；更重要的是，这是一个文明没有中断过、民族和国家没有消亡过的包容型的文明国家，是一个文明、民族、国家三位一体的存在，所有统治者都以占有中原为正统，变化的只是改朝换代。

约翰·霍布森的《西方文明的东方起源》一书，对西方的种族偏见和欧洲中心论神话提出批评，并认为欧洲发展的每个重要节点，几乎都是吸收东方文明而完成。如公元500至1800年间，“先发地区”东方发明的全球化，中国开创者的第一次工业奇迹向西方扩散；西方有后发优势，“后发国家”英国工业化由中国起源。又如，1453年后，欧洲攫取东方资源。这两个过程导致了东方化西方的崛起。

汤因比长期研究以希腊模式为代表的西方文明和以中国模式为代表的中华文明。他直言不讳地预言，人类的希望在东方，中华文明将为未来世界转型和21世纪人类社会提供无尽的文化宝藏和思想资源。未来最有资格和最有可能为人类社会开创新文明的是中国，中华文明将一统世界。物质繁荣、技术高度发达的西方和日本无法引领人类未来文明。

汤因比坚信人类只有走向一个“世界国家”，才能避免民族国家的狭隘所带来的人类社会灭亡。防止人类集体自杀的关键，在于如何让人类和平融合，西方文明无法完成将人类社会过渡到一个“世界国家”的任务。因为民族国家和民族主义是罗马帝国之后西方历史发展的主线，近几百年西方的武力征伐将世界带入到一个统一的自由经济市场，西方在经济和科技上影响了世界，而在政治上西方无法为世界提供符合全人类共同利益的永久和平的整合模式，而其内部都无法有效统一整合。

尽管数千年间，中国曾多次经历过战争纷乱，但从宏大历史角度看，中华文化完整保持了一个超级文明和稳定秩序，其模式作为一种区域的世界国家模式，可为人类提供参照。中华文明在其漫长的历史中，一直保持着人类社会中可贵的天下主义的精神，中华文化恰恰是距离狭隘的民族主义最远的。如数千年里的民族融合、不同民族的入主中原、唐朝聘请外国人为朝廷命官等。

他认为，中国培育的“融合与协调的智慧”给人类前途以无限的启示并推动其前进。儒家的仁爱，为中华文明提供了能整合人类社会的人文主义价值观。儒家（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和佛教（不偏于对立的任何一边的中道思想）的合理主义思想，使中华在漫长岁月中，有分寸地建立和坚守着自己的文明。道家对宇宙与人类相互关系的认识和对自然和谐的追求，以及对人类统治与征伐自然和环境欲望的嘲笑，为人类文明提供了节制性与合理性永续发展的哲学基础。

汤因比认为，西方在罗马帝国解体后发展出的是工业主义、技术主义，政治上的民族主义，西方的工业化模式和技术主义模式在非西方国家的扩散和生根发芽，使人类命运不可避免地被联系在一起，全球越来越有政治统一的需求。

在汤因比眼里，中华是文化概念，文明概念，而不是一个民族主义概念。中华是“文明国家”，一指其为文明古国，历史悠久，是世界代表性的文明；二指文化情感纽带，它把不同地域、民族和国家联结起来。中华的漫长历史已经证明，文化和文明力量，能够将亿万民众通过文化情感纽带联系、组织成天下主义或者世界主义的文明国家。

非常近似，英国知名学者马丁·雅克也认为，中国其实是一个文明，但却表现为一个国家而存在。许多西方帝国衰败后就再无崛起的可能，而中国总能不断复兴，就因为中国是一种文明！如果文明没有断层，国家兴衰不过是一个摔倒再起的片段而已。中国从来不是一个民族国家，中国人的认同，不是因为民族身份，而是因为几千年的文明。当代中国人能够分辨先秦竹简上的文字、青铜器上的铭文，可见，中国的文字、语法、思维逻辑，一直延续没有变，中国是一个早就成熟的文明体系。所以，中国的价值观和西方民族国家有本质区别：西方推崇决战决胜，强调英雄壮举；中国强调计谋迂回，耐心累积相对优势。

汤因比告诫，西方在经济和技术上影响和征服了全球、引领了世界，却留下民族国家林立世界的政治上的超级难题，这个真空只有中华文明能以和平永续的方式去补足。因此汤因比给未来的药方不是武力和军事，不是民主和选举，不是西方霸权，而应该是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和文化引领世界。

汤因比说，如有来世，我愿出生在中华，要是在那未来的时代，世界还没融合，我就致力于融合。假如已经融合，那我就努力把世界从以物质为中心转向以精神为中心。他临终留下一首“辞世诗”驰思未来（池田大作翻译）：我在年轻一代，尚未出生的世代中，找寻我的后继；我将离去，只留下对后代的关心；它将随人类而久远，因为，它包含了未来的所有世代。

面向世界文明史和科技史，清醒平和尊敬地面对我们的中华文明史和科技史，做到自省、自觉、自信，是我们当代人应有的态度。中华文明固有的思维与精神的基因，曾经在历史长河中，几经变迁、主动变化和被迫变化，并非今天某些醉心西学、国学、权力的世人所偏执误解的那样，也并非国外“西方中心论”者所傲视的此样，因为不了解发展脉络，所看到的常常是现实的假象。

三人行，必有我师，孔子之言表达了东方文明特有的谦逊与智慧。传教士的善辩和使命感，表达了西方文明好为人师的特点。对今日中国而言，鼓励竞争共生，推动发明，创造文明，通过科学技术发明带动文化文艺复兴，将是不同于欧美复兴路径的新途径和契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