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之时间

泰晤士河是历史，一条历史之河，过去2000年中的重大事件绝大部分是沿着它发生的，但它自身也是一部历史。

它的历史重要性随着离伦敦愈近而愈发显著。这是河隐藏的本性。它一直反映着时代流动的盛宴。它的历史也是英格兰的历史——或者说，是不列颠人和罗马人的历史，是撒克逊人（Saxons）、丹麦人、诺曼底人和其他决定在河两岸定居下来的移民群体的历史。艺术和文明沿着它开始繁荣发展。每一代人对它有着不同的理解，因此随着岁月流逝，它的意义也在不断增加。在这一过程中，它成了民族个性的象征。英格兰的命运与泰晤士河的命运是紧密相联的。在神话故事中，泰晤士河为英伦半岛提供了能量。它为岛带来了养分。

没有人会否认泰晤士河对伦敦的至关重要性。它为这座城市带来了贸易，同时也带来了美、肮脏、财富、悲惨与尊严。如果没有泰晤士河，伦敦这座城市就不会存在。这是为什么泰晤士河永远是英格兰人生活的中心，同时也可以很公平地说，它是全世界历史上最有名的——也肯定是最风云诡谲的——河。比起到世界上各大洋长途旅行，沿泰晤士河旅行能对人类境遇产生更多理解。然而水只是反射万物：它自身既没有形状，也没有意义。因此我们可以说泰晤士河在本质上是对周围环境的反映——对地理的反映，或者是对经济的反映。

然而两岸生活的持续性显示了泰晤士河具有深邃而鼓舞人心的生命力。几乎在河的每个角落都有过这样或那样的人类居住活动。自从人类最初来到这一地区，泰晤士河就成为人类生活的中心。在泰晤士河这里，我们获得了有关“社群”的概念；这是它对众生最有益的特点之一。这一点是如此深入骨髓，以至于我们今天都很少注意到它。沿着河两岸，同样的农耕手法从青铜时代一直延续到十九世纪中叶：干草用长柄镰刀收割，粘重的土地用犁翻耕；小麦被播种并收获，农民用短镰刀砍玉米；灯芯草在8月被收割，晾干后用来覆盖茅屋顶；草皮和灌木被收集起来留作冬季的柴火……这些都是古老而长久的劳作，它们塑造了泰晤士河沿岸的风景，也被其所塑造。土地分割与边界划分是从我们祖先那里直接继承过来的；不需要使用灰泥垒石墙的技术已经保持了6000年左右。泰晤士河为人们提供了一种深沉的、有关安顿与归属的感觉。

时间在河上有一种令人好奇的展现。泰晤士河并不居住在人类时间里，它居住在地质时间里。泰晤士河最早的照片中那些晦暗不明的人物，作为河的崇拜者，早已消失在不可见之中。希莱尔·贝洛克（Hilaire Belloc）[30]在《历史上的泰晤士河》（The Historic Thames，1914）一书中写道：“你可以把一个十五世纪的人放在圣约翰水闸（St John's Lock）下游的河面上，在他到达巴斯考特水闸（Buscot Lock）之前，他会很难意识到他已经进入了自身以外的另一种时间之中。”约翰·贝杰曼（John Betjeman）[31]将位于牛津上游的河流都称作是“中世纪的”，这段河流也给人带来一种它是对过去时光的永久纪念的感觉。有一句古老的歌谣：

纵使每一个塔尖的钟声都被敲响，

住在船上的人们也丝毫不会受影响。

河上的人被“悬置”在河流的时间之中，这一点与“时间”观念产生以前的世界有着某种深刻的联系。也许我们可以把它描述为“无时性的”（timeless）。它在永恒的“当下”运行——而根据哲学家们的说法，这是属于“并非真正存在的时间”的一部分。但如果让它静止下来，它就会失去自身的存在。

然而足够令人好奇的是，水也被用作衡量人类时间的一种手段。水表——也叫水滴壶（clepsydra）——数千年以前就开始使用，这些仪器中最早的一个就是在水罐底部简单地凿个洞。但泰晤士河自称是“时间开始的地方”，因为岸边的格林尼治是本初子午线经过的地方。1833年建造的一个巨大红色的“时间球”，至今仍精确地于每天午后1点从天文台塔楼上的一根高杆上落下，作为格林尼治标准时间的标志。伦敦的大钟都位于泰晤士河边。在威斯敏斯特（Westminster）的“大本钟”（Big Ben）出现之前，泰晤士河边的旧皇宫广场（Old Palace Yard）有一个“高耸的塔楼”——按照斯托（Stow）[32]的说法，“这个塔楼是个石塔，里面有一座每隔一小时敲一次的大钟……在安静的时候，全伦敦城都能听见钟响”。在塞尔麦克斯大厦（Shell Mex House）上，也有一个大钟[33]。不朽的泰晤士河就这样进入了人类的世界。

泰晤士河的流水还启发出另外一种对时间的衡量形式。位于赛恩（Syon）的布里吉特修会和位于西恩（Sheen）的卡尔特修道院，面对面坐落在河两岸。亨利六世（Henry VI）[34]宣称，“其中一座修道院的祈祷仪式结束后，另一座要马上开始，就这样一直持续到时间尽头。”这种永不间断的祈祷，是在两座修道院之间流动的河流灵魂的象征。泰晤士河可以同时成为“时间”与“不朽”的象征，河的这种两面性就像是亨利桥（Henley Bridge）上的那些头像一样，同时望向河的上游与下游。在他的《年轻的泰晤士河》（The Stripling Thames, 1909）一书中，弗雷德·萨克（Fred Thacker）这样写道：

古老的河，永不改变，

永恒的象征，

顺滑的水，不停流淌，

易变的镜子。

这是永恒的矛盾。

有的河段，就其自身来说可能是微不足道的，但却可以作为民族生活的缩影。在布伦特福德（Brentford）有个地方，布伦特福德渡船曾经从那里出发。这个地方就位于泰晤士河北岸一块在数个世纪里一直被称作“老英格兰”（Old England）——现在在地图上被称作“老布伦特福德”（Old Brentford）——的地方的下游。这个被标注为“旧渡口”的地方就是卡西维劳尼（Cassivellauni）[35]公元前54年率兵抵抗恺撒（Caesar）入侵的所在。在同一个地点，公元834年以后，奥法（Off）[36]与主教们举行了一次宗教大会。也是在同一个地点，公元1016年，“铁甲王”埃德蒙（Edmund Ironside）[37]将克努特（Cnut）[38]及其丹麦败军赶到了泰晤士河另一侧。这里也是1642年查理一世（Charles I）[39]的军队和议会军[40]之间所打的“布伦特福德之战”的部分战场所在地。如果说有过去的灵魂浸透了河畔土地的话，这里无疑是其中之一。

这也许是为什么河的航向被人们用作理解历史航向的线索的原因。在汇入当下并且流向未来的过程中，泰晤士河汇聚了过去的种种理想。当特纳（Turner）[41]沿泰晤士河顺流而下时，他将速写本放在大腿上，被沿岸景色打动的他，创造了狄多和埃涅阿斯（Dido and Aeneas）[42]、庞培和柯妮丽娅（Pompey and Cornelia）[43]这些人物形象——他们都是泰晤士河两岸所唤起的、代表着神话与古典的过往的象征。如果突然看到摩西（Moses）[44]的母亲或是法老的女儿出现在泰晤士河上游岸边的灯芯草丛之中，也不会是一件无法想象的事；这里的河水与她们所生活的时代一样久远。

在特纳的一些画稿中，可以看出某处有一种突然爆发的灵感，一种对当时情景的即兴发挥，好像来自河流世界的所有力量都喷洒到了他的画纸上；这些画纸上有时还溅着雨滴，显示了他是多么自然地沉浸在眼前的景色之中。然而在一些已完成的油画中，特纳创造了一种只能被描述为“无时间性”的泰晤士河风光——来自田园牧歌神话中的人物，装饰着似乎是受古典主义影响的风景。然而仍然可以认得出画中画的是泰晤士河，靠近里士满（Richmond）或是温莎那里。

泰晤士河包含着所有的时间。在威廉·莫里斯（William Morris）[45]的《乌有乡消息》（News from Nowhere，1890）的开头，叙述者在泰晤士河中游泳，随后河水将其带到遥远的未来，在那里他声称：“今天早晨的河水如此清澈！”甚至在杰罗姆·K·杰罗姆（Jerome K. Jerome）[46]的《三人同舟》（Three Men in a Boat，1889）对河流生活漫画式的描写中，十九世纪晚期的日常生活也一度被“放在一边”，叙事者进入了十三世纪早期的世界。很少有一部有关泰晤士河的小说或是研究没有打造一首有关过去的梦幻赋格曲。泰晤士河甚至在伦敦城内也是一种犹豫不前、充满了忧伤气氛的存在——夜里站在泰晤士河岸边，水边可以重新打造出旧城影子的轮廓。泰晤士河是伦敦最古老之物，而它并未改变。

本国的一位贵族——也是泰晤士河的一位崇拜者——弗兰西斯·诺尔·巴克斯顿（Francis Noel Buxton）[47]，决定于1952年3月25日向这片水域发出勇敢的挑战。他希望能证实罗马人是在现在的威斯敏斯特堤坝这里涉水穿过泰晤士河的。他决定通过步行过河，在这片打着旋的、泥泞的水域下找到某种道路的存在。他在低潮时前往，潮水据他估计在5英尺3英寸（1.5米）左右，而他的身高是6英尺3英寸（1.9米）。然而泰晤士河并不遵从他的计算。在抵达威斯敏斯特桥第二个桥墩时，他就没顶了，被迫只能游完剩下的旅程。泰晤士河比他想象得更深，也更黑暗。但诺尔·巴克斯顿大人视自己为一位“诗意的考古学家”，想要唤醒围绕着我们的河流的地下世界。在威斯敏斯特的高楼大厦底下，他看到了曾经存在过的沼泽地，列举了曾经生长在那里的植物；在想象中，他看到了克努特的王宫，以及曾经坐落在大修道院那个位置上的撒克逊人的小修道院。用另一种考古学的说法来说，这是一种“诗意的田野考察方式”；在这种考察中，过去的踪迹只有那些准备好眼睛去看的人才能看到。

这是为什么会有一种被称作“水占术”（hydromancy）或是“读水术”的占卜方法。任何一个站在河边的人，脑海里的想法似乎都必然既是前瞻也是回顾的，此时的思维可能受河水奔流的影响，但泰晤士河自身也有一些特性，鼓励着这样一种充满矛盾性的运动。有一个古老的、与泰晤士河相关的，并且一直在使用的表达方式，说的是一种“悬置于时间之中”的感觉，表达一种在“前进”与“后退”之间轻微摇摆的概念。这是发生在两个世界之间的、几乎不可觉察的、在期待与怀念之中的一种运动。当然也有这样的情况，当你盯着一个点看足够长的时间的话，就好像这个点脱离了整个水流，而时间也停止了。这就是“永恒”（timelessness）所代表的意思吗？还是只是一种无法被赋予任何品质的“缺口”和“缝隙”而已？这是人们在观赏特纳的《伊顿的泰晤士河》（The Thames at Eton）时会出现的困惑。该作品于1808年向公众展出。画面中大量的黑色水流吞噬了四周的光线，呈现出一种比任何自然反射都更为黑暗的河流世界。

值得反思的是，当你出发到河上航行时，某种程度上，你变得与周围的世俗世界相脱离。世俗世界变得比实际上更为遥远，就好像在从陆地到河流的过程中，你也穿越了其他的某种边界。这种感觉与那种“被悬置”的感觉是相似的。这可能是因为你进入了另外一种“时间”，或者至少是对“时间”的另外一种“感觉”。当然对某些人来说，进入河流的乐趣就是一种从时间中“逃脱”的乐趣。人们通常认为，那些居住在泰晤士河边的人是倾向于宿命论的，他们顺从于河流的刚愎自用及其突然或偶然地对其生活的入侵。他们也变得习惯于另一个层面的时间概念及其短暂性。

然而时间也是扭曲的。泰晤士河盘绕而蜿蜒曲折。水流中的那些漩涡是偶然出现的湍流的代表，从河面直达河床底部的深水处。泰晤士河拉长了时间。那些在纤路上漫步的人，与坐着汽车或火车穿过桥面的人，是住在不同的时间之中的。泰晤士河让我们知道了时间有很多不同区域。在向北和向西流的地方，河变得如此曲折，几乎处于一种迷失在自己所制造的迷宫之中的危险。在位于彻特西（Chertsey）和斯泰恩斯之间的彭顿胡克岛（Penton Hook）那里，泰晤士河流了半英里才流过20码（18米）的距离。钟和表在此毫无用处。在抵达布莱克沃尔（Blackwall）之前，泰晤士河往返穿过子午线三次，对自身的任性做了最恰当的表达。

泰晤士河永远流淌，但它并非是永存的。它也会停止，当世界本身停止存在的时候。但就人类的理解力来说，它是可以想象的、最接近永恒的事物。在丁尼生的诗作《溪流》（The Brook, 1853）中，它被作为一种“永恒”的象征：

因为人可能降生也可能死亡，

但我永远流淌。

这种诗句所带来的感伤可能会引起不适。河在人类世界存在以前就在流淌，人类从一开始，就在与河做着无止境的斗争——涉水而过，搭桥而过，漂流而过；治理它，诅咒它，令它改向；然而人在心里知道河流终将战胜人类所制造的一切障碍。它将永远流淌。

昆斯伯里（Queensbury）的第四任公爵——人称“老昆”（Old Q）的那位——厌倦了总是在里士满的家中看到泰晤士河。“泰晤士河有什么好说的？”他问道，“我对它感到很厌倦了，它流着，流着，流着，总是一个样。”朗费罗（Longfellow）[48]对着泰晤士河的宽广水面，曾经写过这样的话：“漫长岁月流过，永不复返。”那些真正懂得泰晤士河的人，在河边行走时会采取一种悠闲的步态。“岁月”常常被人们用一种与河大相径庭的方式谈到——“驶过”（roll by）。泰晤士河有些河段的河水似乎很不愿意流。工业革命（Industrial Revolution）在泰晤士河沿岸发生，然而真正的工业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才来到河两岸。在泰晤士河上游的人类定居点那里，仍然可以看到古代乡村生活所留下的一些痕迹。一些乡村——如莱奇莱德和克里克莱德（Cricklade）——好像被保存在旧时光之中，好像已经与一直服务于它们的这条河默默融为了一体。肯尼斯·格雷厄姆（Kenneth Grahame）[49]，《柳林风声》（The Wind in the Willows, 1908）中泰晤士河神话的打造者，评论河边的一个村子，说它拥有一种“圣洁的平静”和一种“令人昏昏欲睡的自然状态”；在河边游荡的人也因此变成了“游手好闲者”，“通过金色的幻想空间，他的灵魂在自由飞翔”。对很多在河边游荡的人来说，这是很自然的事：从按部就班的日常生活中解脱出来，在梦想中飞翔。在河边“做梦”的人可能既梦到未来，也梦到过去。

然而在泰晤士河的生命中，很难决定什么是开始，什么是结束。“水循环”的概念，从海洋到河流，从河流到海洋，对那些生活在线性时间中的人来说，是一个难题。能说泰晤士河真的是“结束”了吗？如果这样说的话，“结束”于何处？它结束的地方从理论上来讲，正是它重新开始的地方。在它不断向前流去的时候，它也正在后退。伊萨克·罗森伯格（Isaac Rosenberg）[50]在评论多次描绘库克姆附近泰晤士河景色的斯坦利·斯宾塞（Stanley Spencer）[51]时说：“他的画有一种我们从所有杰作中都能体会到的永恒的感觉，没有开始，也没有结束。”斯宾塞可能是通过他在泰晤士河附近的生活，获得了这种对“永恒”的感觉。他以二十世纪为背景，描绘《圣经》中的古老形象。泰晤士河不休不止的生命，暗示了所有事物的本质都是循环往复的。

这就是为什么河的未来经常用其最初的发源来加以比喻。雪莱（Shelley）[52]曾经预言，“滑铁卢桥（Waterloo Bridge）的桥墩应该成为芦苇与柳条之岛的核心，并将破碎的拱门残缺不齐的影子投射在孤独的水面上。”在理查德·杰弗里斯（Richard Jefferie）[53]的反乌托邦小说《伦敦之后》（After London, 1885）中，未来伦敦被描述为“一块巨大浑浊的沼泽地”。在对未来的想象中，泰晤士河经常被描述成一种返回原始的状态；人们在想象中假设，泰晤士河在某种程度上永远是原始的。它将开端包含在结尾之中。历史学家托马斯·巴宾顿·麦考莱（Thomas Babington Macaulay）[54]想象了一个失落世界幽灵般的景象：“某位从新西兰来的旅行者……在巨大的孤独中，站在伦敦桥一个破碎的拱门上，描绘着圣保罗大教堂废墟的草图。”在这里，泰晤士河是一个古老而近乎远古的、巨石倒下的世界的背景。

如果说泰晤士河似乎挑战了有关时间的观念，那么它也对“时间”与“空间”的关系提出了一系列问题。这些在时间中偶然形成的空间——譬如河岸与源头——是河之流淌的一部分吗？既然处在一种不断的自由流淌之中，那么能说河有一个受限制的空间背景吗？有可能在精确到十亿分之一秒的那一刻，为泰晤士河塑一座透明的雕像吗？这是不可能的事。那么河的躯体是什么？你如何认知并测量河的体积？

威廉·莫里斯曾在泰晤士河边拥有两处住宅。一处叫凯尔姆斯科特庄园（Kelmscott Hall），位于汉默史密斯（Hammersmith），花园一直延伸到泰晤士河边；另一处位于凯尔姆斯科特村，靠近莱奇莱德，这处住宅的土地也一直伸展到泰晤士河边。莫里斯很喜欢玩味在汉默史密斯流过他窗下的河水，之前曾流过自己乡村住所的草地与灰白色的三角墙这一事实。空间在这里似乎变成液体般，具有无限的可塑性。对莫里斯来说，这两个相隔一百多英里的空间拥有同一种令人着迷之处。这也许是为什么河上的作家与梦想家们——譬如刘易斯·卡罗尔（Lewis Carroll）[55]——对空间与场所总是有一种令人好奇的、弹性十足的态度。他们常常将空间与场所变得无限小，或是无限大。

但莫里斯认为流过汉默史密斯和流过莱奇莱德的是同一片水，这一点真的正确吗？有一种说法认为泰晤士河里的水是永远新鲜并且不停更新的。有一些奇妙的物理事实支持这一原本形而上的说法。泰晤士河从莱奇莱德到特丁顿的河段，可以被称作“非潮汐”河段，水量大约为45亿加仑（204.5亿升），而当地降水量经计算是43.6亿加仑（198.2亿升），因此泰晤士河里所流动的是新的水，永远在循环，永远在净化，永远在重新填满。但另外一个耀眼的统计学上的事实将会为这种所谓的“新”打上问号。落入科茨沃尔德（Cotswolds）[56]的一滴水，在抵达大海以前会被8个不同的人饮用。它被取出、净化，然后重新投入大海。它永远不可能与昨天、上个月或是1亿年前一模一样——或者它能？这是它永远常新的秘密。

泰晤士河真正的分量也许要在它所唤起的情感中寻找。对那些凝视着它或者在其身边游荡着的人来说，它为他们召唤出自身命运的形象；对另一些人来说，它唤起有关过去的记忆。很少有人能坐在流水旁而不陷入某种沉思与幻想，即使那只是出于对永恒变化的认知。这是为什么在有关泰晤士河的书中，总有一种哀悼当下对过去荣光的侵蚀的情绪——泰晤士河自身就唤起这种遗憾的情绪。

托马斯·格雷（Thomas Grey）[57]在《伊顿公学远眺》（Ode on a Dis tant Prospect of Eton College，1742）这首诗中为泰晤士河定下了忧郁的调子。认识到变化的无穷尽，又一次引发了忧伤。特纳画作中对泰晤士河的描绘经常与登船、分离及撤退有关。在狄更斯（Dickens）的小说中，泰晤士河常常出现在有关会面与分手的场景之中。水是令人忧伤之物，一切都消融其中。有人特意到泰晤士河岸边来体会有关遗忘的感觉——看着河水可以体验到一种思想被冲刷、观察被抹杀的感觉。它甚至能消除记忆。河水吸收了一切。它可以让人沉沉入睡，遗忘万物及陷入沉思。忘川（river Lethe）的水仍然存在于泰晤士河之中。

然而有关循环和永远重生的意象，可能也可以成为人们进行庆祝的理由。直到今天，泰晤士河仍然能唤起一种有关逃离与冒险的感觉。在河的下一个转弯，总有一些什么东西等待着被探索。当泰晤士河奔流向海之际，它好像充满了新的生命与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