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晤士之战
当尤利乌斯·恺撒在公元前54年所发动的第二次侵略中首次抵达泰晤士河时，他发现不列颠部落的部队已在河北岸整兵布阵。这是泰晤士河有记载的历史上，第一次被用于防御。恺撒补充道：“河岸上布满了尖锐的木桩，还有一些被安放在河流拐弯处的水下。”然而罗马军队还是取得了胜利，越过了泰晤士河。有一项记载说，恺撒让人运了一头大象过河，以吓唬当地土著。如果这是真的，这是自更新世时期（Pleistocene era）以来，大象第一次出现在泰晤士河上。
恺撒拥有强大的敌人。在青铜器时代结束以前，泰晤士河周围的土地被部落所分割与控制，这些部落团结在一位首领或是家族领袖之下。这就是铁器时期的“酋邦制”。这一时期大约从公元前600年到公元前100年，跨越了500年。这些处于铁器时代的人，驾着用幼柳支条做框架、上面蒙着兽皮的小圆舟，在泰晤士河上行驶。这种小圆舟更轻，在浅水处更容易控制。公元前六世纪罗马的一位作者阿维努斯（Avienus），这样描写这些小圆舟：“他们和大多数人不一样，没有用松树、枫树或是冷杉造船的工艺，相反，他们是弯出个框架——这是其奇妙之处——把缝好的兽皮蒙在上面，然后就在这样一个兽皮做成的壳子里到远海航行。”他所提到的“远海”，如果不是一种夸张说法的话，那就意味着这些早期的冒险者已经从泰晤士河口驶入了大海，然后抵达欧洲大陆。
这样一幅画面，被一些规模不大的王国聚集在泰晤士河边这一事实所强化。我们可以想象一群自认为对这片领地及领地上的居民负有责任的军事贵族；不列颠首领和高卢（Gaul）[131]的部落首领之间，也有一种效忠或是联盟的关系。甚至很有可能，这些部落中有一些跨越了英吉利海峡。卡图维劳尼人（The Catuvellauni）[132]定居在泰晤士河北岸，他们的土地一直伸展到西面的查韦尔，其首都位于现在的圣奥尔本斯附近的费拉米恩（Verlamion）或费鲁拉米恩（拉丁语名，Verularnium）。在首领卡图维劳纳斯（Catuvellaunus）的带领下，该部落——或者该称其为“军队”，规模可能不超过一位首领率领的士兵队伍——打败了占领河口北部地区的特里诺文特人（Trinovantes）。在比查韦尔更往西的地方，卡图维劳尼人遭遇了多布尼人（Dobunni）[133]——其首都名为“拜根顿”（Bagendon），靠近赛伦塞斯特。泰晤士河南岸是阿特雷巴特人（Atrebates），其首都名为“凯里瓦”（Calleva），现在是西尔切斯特（Silchester）的所在地。一条在克里克莱德穿过泰晤士河的道路，将拜根顿和凯尔里瓦连了起来。货币的发现，意味着河两岸的酋领在相对较小的势力范围内进行着争夺。泰晤士河仍然充当着部落之间的界限与前哨这一事实——譬如说，将阿特雷巴特人与卡图维劳尼人分隔了开来——只会增强它在社会及政治仪式中的重要性。
人们对恺撒在泰晤士河边第一场战役的地点有着无止境的争议。最初被认为是在谢伯顿附近一个叫考韦斯特克斯（Coway Stakes）的地方，在这里发现了一些木头桩子，据尊者比德（Venerable Bede）[134]700年后的记载，“就眼前所看到的来说，就像一个男人的大腿那样大小。”据推测，这些就是不列颠部落卡图维劳尼人为阻止恺撒及其军队穿越到河对岸所放置的木桩。
这些木桩现在再也找不到了，但已发现的木桩中，有一根被保存在大英博物馆，附有以下说明：
有一些支持这一推测的证据。罗马人的一座营地就驻扎在河南岸现在叫“沃尔顿”（Walton-upon-Thames）的地方；附近的奥特兰兹（Oatlands）教区也发现了一些罗马时代的物品。但这些木桩所提供的证据也可能是更平淡无奇的。有人猜测它们可能是威斯敏斯特修道院早期一位男院长所建桥梁的桥柱子，或者是为家畜游泳所拦出的路线。
泰晤士河沿岸其他一些地点也被选出来承担“加快恺撒的进攻”这一“荣誉”——或者说是“负担”。这些地方包括切特西、沃灵福德（Wallingford）及金斯顿。布伦特福德已经对此进行了命名。当地河边放了一根圆柱，作为这一所谓“渡河事件”的标志。切尔西是另外一个受猜测者偏爱的地点。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当地在建一座连接巴特西河岸与切尔西河岸的桥时，发现了很多不列颠人和罗马人的武器和人骨。在当地找到如此多的尸骨，以至于这个地方被称作“我们凯尔特人的受难地”。
但最有可能的渡河点是在威斯敏斯特，罗马人所建道路的第一条——沃特林街（Watling Street），从肯特海滨直通到伦敦以北约30英里处的费鲁拉米恩，它的南北交叉点就在威斯敏斯特。泰晤士河的潮水在威斯敏斯特这里停了下来，从南向北流的这一河段，开始沿着自己所冲击形成的平原向前伸展。河中有一些小岛或是河洲。河岸很低。
当时泰晤士河的宽度大约是现在流过伦敦的河道宽度的两倍，水深要浅上14英尺（4.2米）。萨瑟克（Southwark）那里的河岸比现在要后退约300英尺（91米）。泰晤士河以“卷盘”的方式向前推动，它宽阔的拐弯处穿过一片河岸沼泽地，南岸的草地与嫩柳植被中时不时会有小溪和沼泽出现，而北岸则覆盖着矮树。很多现在已消失或隐藏于地下的支流，以及其他河流，在当时为泰晤士河带来了充足的水源。低潮时，它缓缓流过由干净的砂砾与沙子所组成的河岸。从威斯敏斯特以下，当时水中星罗棋布的岛屿，很多在涨潮时会被淹在水下。不列颠人典型的圆形住宅很有可能是在气候条件更有利的时候，建在这些岛上面的。不同历史时期，河水高度也有所波动，譬如整个罗马时期，河水的高度都在下降，直到后来数个世纪才得以恢复。罗马人所建的很多海滨区域因此不可挽回地被淹没在上升的河水之中。
恺撒本人在入侵期间为这些袭击与战役留下了大量记载。不列颠人以零散突袭的方式与其军队对抗，“一支分遣队取代另一支，我们的人一直在对抗那些已经筋疲力尽的对手，却突然发现自己要面对取代前者的新锐部队”。他还评论说，他的土著敌人“穿着兽皮，所有不列颠人身上都涂抹着菘蓝，蓝幽幽的，为战争带来了凶恶的一面”。在泰晤士河周围，仍能发现大片菘蓝在生长。
大约10年以后，公元43年，另一支罗马军队也利用了泰晤士河。根据古典历史学家狄奥·卡西乌斯的说法，不列颠军队在泰晤士河支流梅德韦河那里，被罗马军团打败了。这场战争之后，不列颠军队的残部退回到“泰晤士河倾泻入海、洪水期这里会形成一个湖”的地方。这个“湖”现在已被淹没了——自那时以来，泰晤士河的水面已经上升了约15英尺（4.5米）。但最有可能的地点好像在现在河口附近的下霍普帕因特（Lower Hope Point）。英格兰历史上最重要的战场之一，现在已经不可恢复了。
然而现在舞台是为迎接克劳迪乌斯大帝（Claudius）[135]的到来而做准备了。他加入正在泰晤士河畔等待他的军团，跨过河流，在北岸打败了不列颠部落，然后继续向其敌人的首都科尔切斯特（Colchester）进军。他在不列颠仅待了16天，但对泰晤士河的控制确保了他对整个地区的控制。这是一次凸显泰晤士河在不列颠历史上的核心重要性的显著胜利。后来在河的更上游，似乎又发生了更多抵抗，有在克里克莱德和泰晤士源头处所发生的战争的记载，但现存证据贫乏。然而英格兰的罗马化进程，在泰晤士河上游没有下游那么显著，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
随着恺撒入侵而来的是克劳迪安军团更为稳定的占领。在100年之内，泰晤士河及其支流附近出现了一群居住于此的罗马-不列颠农民。从河的源头到大海，都有了定居点——从克里克莱德到蒂尔伯里（Tilbury）。泰晤士河北部靠近赛伦塞斯特和多切斯特的罗马城镇附近，曾有很多别墅和大量房产。据估计，沿泰晤士河大约有600座可能属于罗马老兵或是富裕的、罗马化了的当地人的别墅。不管是什么样的所有权及使用形式，这是泰晤士河流域普遍比较富裕的一个时期。
在东蒂尔伯里（East Tilbury）附近的泥泞河滩上，发现了四座大型罗马-不列颠棚屋的残骸——用树木枝条搭的墙，圆锥形、方便排水的屋顶。在紧邻棚屋的地方发现了大量陶器。既然在附近并没有发现烧窑，大家便认为这里是用来储存当地器皿的仓库。棚屋位于一条一度好像通往渡口的小路旁，因此这里也是一个交叉路口。当将这些最简单的棚屋与泰晤士河边那些拥有浴室及地下取暖设施的别墅相比较时，我们可以想象出一个包含土地所有者及农奴的泰晤士村庄的社会体系。这是一种将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延续数百年的社会体系。棚屋所在的地方和渡口，现在都已经消失在潮涨潮落的泰晤士河的烂泥之中了。
于是理所当然地，人们就认为是罗马人创造了伦敦。然而更有可能的是，在那之前这里已经有了某种形式的不列颠定居点。“伦敦”这个名字的一个可能来源是“Llyn-Din”，不列颠语的意思是“水池边的山”。但大家普遍同意是罗马人第一个对当地自然资源进行了彻底的开发。位于威斯敏斯特的那个最初的渡河点，水流缓慢而呆滞，完全不适合作为港口，因此罗马人选了泰晤士河段中有着充足防御措施、能够充当港口，也享有潮汐便利的地方。罗马人对河有一种和我们非常不一样的看法。
河是一道有关权力的线条，既是军事的，也是商业的，是罗马帝国“直线型感知”的一部分。河在那时并未失去它连接神灵的力量——从河中所发现的罗马遗物的数量可见一斑——但是它失去了原始的神圣性。譬如说常常会有这样的情况，罗马人的道路会直接穿过圆形的墓地和圆石阵，作为抹掉传说中它们所拥有的神秘力量的一种方式。公元52年左右，罗马人在泰晤士河上建了第一座木桥；在公元一世纪之交，建了一座永久性的桥；公元四世纪时，为守卫河岸，伦敦的城墙向外扩展。泰晤士河的本质已经变了，它需要被驯服与保卫。
在克劳迪乌斯入侵18年以后，伦敦被罗马历史学家塔西佗描述为——“虽然作为殖民地的名字并不响亮，却经常被一些商人及贸易船只提到”以后，泰晤士河很好地完成了其最基本的商业功能。从这一最初阶段开始，这座城市的命运就不可挽回地与这条涨潮的河流捆绑在一起了。就像所有具有古老血统的伟大城市一样，伦敦也是一条河的产物。一座繁华热闹的港口，就这样沿着曾是砂砾河岸及泥泞水湾的地方出现了。萨瑟克地区也被用作码头和仓库。随着河水水位的下降，罗马人不得不继续向外建设，以维持一个港口所需的全部设施。
这种商业活动所留下的一些遗迹，已经在泰晤士河中被打捞上来了。1962年，在布莱克弗瑞尔斯桥附近发现了一艘平底驳船，其所运输的一部分货物是建造这座罗马城市需要使用的硬质岩石。1918年，一艘罗马货船的残骸在威斯敏斯特桥附近河岸的挖掘工程中被发现。人们对这一发现非常激动，用一辆特别制造的货车将这些木料运到了伦敦博物馆。
这座古老城市的生活日常也在泰晤士河中得以重现——在河里发现了很多钉子、针、刀、发夹、油灯和陶器。我们还可以将罗马时期看作是泰晤士河走向不健康的开始。在坎农大街（Cannon Street）的河岸上，在一座罗马时期的大厦里发现了直通泰晤士河的木制下水道。在泰晤士河的历史中，在商业发展与“河水越来越脏”之间有一种持续的关联性。当然泰晤士河仍是食物的来源。罗马时期伦敦所加工的鱼酱，证明了青鱼、鲱鱼和沙鳗当时都从河里被打捞上来。
五世纪早期，当罗马军团从不列颠撤退时，在他们的帮助下所建立起来的这一文明并没有突然坍塌。经过350年的发展，当地土著与后来搬到这里的人，都已经是同一块土地的一部分了。他们的家庭在泰晤士河边成长。这块土地仍然很肥沃，可以进行自给自足的农业生产。值得注意的是，在二十一世纪初期仍然存在的泰晤士村庄，其中有很多早在公元500年以前就已形成。这些村庄经常出现在罗马人所踩出的道路旁或交叉路口，并且就在那些罗马-不列颠建筑附近。这里没有生存危机，也没有历史记载的断裂。考古学家猜测那些大房子大概是在五世纪期间慢慢开始朽坏，但当地居民应该是对这些大厦所在的土地，而不是大厦本身更感兴趣。
泰晤士河口有一部分一直被称作“撒克逊海岸”。它一度被公认为是以抵抗撒克逊入侵者的军事设施而命名的，但更有可能的是，它被称作“撒克逊”海岸，是因为撒克逊人曾经定居于此。来自德国北海海边的第一批撒克逊人，可能是作为和平的交易者、商人，并在后来成为定居者来到这里。六世纪结束以前，罗马人离开100年以后，东撒克逊人将泰晤士河北部现被称作“埃塞克斯”的这块土地占为殖民地；中撒克逊人占领了米德塞克斯；在河的南岸，西撒克逊人和南撒克逊人最终联合起来，成立了韦塞克斯（Wessex）王国。在韦塞克斯王国成立以前，泰晤士河上游地区的部落——或者称“血缘团体”——之间有一种松散的联盟，他们彼此之间被称作是“可信任的”（the Trusty Ones）——听起来很像是指军队联盟或雇佣军。他们也许是通过这种称呼来确认他们对当地弱小的不列颠居民所具有的统治身份。
泰晤士河仍然是权力与统治权的一个重要来源。在老温莎（Old Windsor）那里有一座七世纪的宫殿；金斯顿是不下于7位撒克逊国王加冕的地方，镇里的圣玛丽小教堂曾一度被认为是加冕的场所。十七世纪的古文物学家约翰·奥布里（John Aubrey）[136]，记载了那里有阿瑟尔斯坦[137]、艾德雷德（Edred）[138]、爱德威（Edwy）[139]、“殉道者爱德华”（Edward the Martyr）[140]和埃塞雷德（Ethelred）[141]的画像。靠近萨顿考特尼（Sutton Courtenay）的泰晤士河边也有一座七世纪的宫殿。毫无疑问，还会有其他显贵的住处等着被发现。宗教与军事力量也不一定彼此绝不相容。公元635年时，韦塞克斯的第一位主教被赐予了一座位于多切斯特（Dorchester-on-Thames）的罗马人的城堡，作为辖区的总部。
沿泰晤士河的撒克逊人定居点，从上游到下游都有保留至今的。像桑宁、雷丁、巴金（Barking）和戈灵这样的地名，都是起源于盎格鲁-撒克逊语。特丁顿的名字来自一位叫图达（Tudda）的部落首领的名字。彼得舍姆（Petersham）和特威克纳姆（Twickenham）代表着撒克逊人在河拐弯处所竖起的围墙（hamms）的意思。河口处也有一些撒克逊语的名字，譬如弗宾（Fobbing）、马金（Mucking）和瑟罗克（Thurrock）等。肯布尔（Kemble）是撒克逊语“Camele”的现代版本。“堰坝”（weir）“河洲”（eyot）等目前仍在使用的词，也来自盎格鲁-撒克逊语。撒克逊人好像已经完全占有了泰晤士河，以至于它到现在还有着撒克逊人的身份认同。十八世纪晚期所建的泰晤士河上游的村舍，与撒克逊前辈的村舍有很大的相似之处。
在数个世纪以来互相竞争、彼此侵犯的韦塞克斯王国[142]与麦西亚（Mercia）王国[143]之间，泰晤士河充当着它们之间的界线。位于库克姆的那座河边修道院，主人已多次变更。韦塞克斯在《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Anglo-Saxon Chronicle）中被称作是“泰晤士河南岸的王国”（suthan Temese）。根据该编年史的记载，双方同意“从今以后将依河划分它们的王国，将麦西亚和韦塞克斯分开。并且他们的后代应该保持这一划分不变”。但韦塞克斯和麦西亚之间虽说是零星，但持续不断的战争意味着，在公元755年以前，“泰晤士河仍然是一个麻烦，而不是快乐的源泉——而更小的河往往带来的是快乐，更大的河有时也是。”后来，在本森的泰晤士河上，一场大战在这两个国家之间打了起来，韦塞克斯被迫退回到了南岸旧地。
泰晤士河同时也是从东南部到中部及南部地区的一条重要商业路线，促进了这些原本各不相干的群体的交流。其最主要的市场当然就是伦敦了。七世纪时，撒克逊人在离这座罗马城市稍微向西一点的地方建了兰登维克（Lundenwic）城，它迅速成为与欧洲大陆有着紧密贸易联系的重要港口。定居在这里的主要是东撒克逊人，这些人与易北河（the Elbe）[144]和莱茵河[145]流域都保持着商业往来。泰晤士河带来进口的木材和松香，运出玉米和羊毛。公元十世纪以前，这里就有了在比灵斯盖特（Billingsgate）收取港口税的记录——船停在码头需付4便士。沿着河岸还建了其他码头和泊船处，大多数处在伦敦的城墙保护之下。这些城墙是为保护伦敦免遭泰晤士河入侵者的侵犯而建。
公元893年，一支丹麦大军在泰晤士河入海口登陆，朝着伦敦开始了一场掠夺之旅。他们带着女人和孩子，准备在这里定居下来。这对泰晤士河确实是一种侵犯。丹麦人将精力集中在泰晤士河上，因为他们知道，控制了泰晤士河就能控制周围土地。河还为抵达散布在周围地区的各色敌人提供了一条便捷通道。丹麦人从其河岸所在地出发，既可以向麦西亚王国，也可以向韦塞克斯王国发起进攻，但河流也让他们容易受到“还击”。公元895年，据《编年史》记载：“伦敦人抢了丹麦人的船只，将所有他们不能带走的东西都砸碎，所有值得抢的东西都带进了伦敦港。”在随后的岁月中，有很多入侵行为都是以泰晤士河作为发起进攻的地点。公元1010年，维京人“高个子色凯尔”（Thorkell the Tall）[146]沿泰晤士河溯流而上，放火烧了牛津。4年后，挪威国王奥拉夫（Olaf）[147]同样溯流而上，将绳子捆在伦敦桥的桥柱上，然后系在自己的船上用力划，就这样拉垮了伦敦桥——这就是藏在童谣“伦敦桥倒了”背后的故事。
丹麦国王克努特——也被称作“卡纽特”（Canute）——在1016—1035年间成为毫无争议的英格兰国王，主要原因就是他控制了泰晤士河。但他知道自己权力的局限性。根据一首诺曼底诗歌的记载，他向侍臣们表达了自己没有能力控制潮汐，因此尘世的统治是徒劳的——但他不是在萨塞克斯（Sussex）海边，而是坐在泰晤士河边的王位上说了这番话。卡纽特大帝的王宫建在威斯敏斯特，正是那里潮起潮落的河水提供了这个有教益的例子。“只有一位国王，”据说他曾经说过，“天空、大地和海洋皆服从于他……”泰晤士河成为神圣力量中的一种伟大教化。
在数百年的征服与同化过程中，泰晤士河扮演了一个“构建者”的角色。根据公元六世纪、身为僧侣的编年史作者吉尔达斯（Gildas）[148]的记载，泰晤士河永远都是守护之河或边界之河。它代表着国土的边境，两种管辖权的交替地带，因此是一个各方会面、讨论及谈判的重要地方。宗教会议也常选在这里举行。金斯顿和多尼（Dorney）这样的地方，数十年甚至数百年间，都时不时地被用来召开宗教大会。《大宪章》（Magna Carta）[149]在此通过，是兰尼米德最著名的事件，但这可能只是众多选择在这一神圣——或者至少是被选中——的地方举办的众多会议之一。
作为分界线，泰晤士河被各种各样的神灵保护着——水仙女、女神、男神、精灵和魔鬼，都在各种不同情形下被人们唤作河的守护神。如果你非法越过了边界，你得罪水中的神灵比得罪土地的主人更甚，但泰晤士河也因此成为圣徒的家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