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赫苏斯·桑切斯
我敢说，我没有童年。我出生在韦拉克鲁斯州的一个小村子。所有的就是非常孤独、悲伤。州里的孩子跟首都的孩子可不会有同样的机会。父亲不允许我跟其他孩子一起玩，也从不给我买玩具，我们都是独自玩耍。我只在八岁，还是九岁的时候上过一年学。
我们住的地方总是只有一个房间，就像我现在住的这样，只有一个房间。我们就睡在里面，每个人都有一张用木板和箱子搭成的小床。每天早上，我都会爬起来先划一个十字，然后洗洗脸，漱漱口，接着去拉水。吃过早饭，如果没有人让我去拾柴，我会找个阴凉处坐下来。通常，我会带一把大砍刀和绳子去野外拾干柴。往回走的时候，我的背上会背一大捆干柴。住在家里的时候，那就是我要干的活。我从小就干这样的活儿。我不知道什么是游戏。
我父亲年轻的时候是个赶驴车的。他会买进商品，拉到偏远的小镇出售。他完全是个文盲。他后来在我们出生的村子里的一条路边摆了个小摊。不久，我们搬到了另一个村子，我父亲在那里开了个小杂货店。我们搬到那里的时候，他兜里只有二十五个比索，可他就用那点钱干起了买卖。他有个朋友以二十比索的价格卖给他一头大母猪，那头大母猪每窝都给他生了十一个小猪仔。当时，一只两个月大的猪仔可以卖十比索。靠着这十个比索，他就有了身份！比索还真是个玩意啊！我父亲就这样从头再来，凭着坚韧和节省，再一次抬起了头。他开始学着判断，学着算账，甚至全凭自学还会认几个字了。再后来，他在瓦清朗格村开了一间真正的大商店，里面摆了很多商品。
我学父亲的样，对于开销都要记账。孩子们的生日、彩票号码、买猪花了多少钱、卖猪赚了多少钱，我都会记下来。
父亲很少跟我讲他自己和家族的情况。对于他，我只知道他的母亲，也就是我的祖母，以及跟他有一半血缘关系的一个兄弟。我们都不了解他的父亲。我对我母亲这一边的亲戚也不太清楚，因为我父亲跟他们关系不太好。
我父亲一个帮手也没有。你知道的，有些家里的人就是相处不来，就像我的女儿康素爱萝和她的几个哥哥一样。只要稍有分歧，就会各分东西。我父亲和他的亲人就是这样，各住一方。
我自己的家呢，团结得多，但我自己的哥哥们长大之后还是各自离了家。因为我最小，就留在了家里。我大哥参了军，死于一次事故。他的枪走火，把自己给弄死了。然后是我的二哥毛里西奥，他在瓦清朗格开了家商店，也就是我们开的第二家商店，因为革命一来，第一家店就关门了。我哥哥毛里西奥正在店里的时候，来了四个抢劫的。他抓住其中一个，夺了他手里的家伙。可另外一个抢劫犯从背后袭击，把他捅了。他很快就死了，因为那一刀捅破了他的肚子。这就两个了。我还有个姐姐欧塔基娅，她很小就死了，大概二十来岁吧，就死在瓦清朗格。我还有个哥哥，名叫莱奥波尔多，是在墨西哥城的总医院死去的。所以，我的五个哥哥姐姐——应该是六个，还有一个很早就夭折了，我是个双胞胎——也就是我们五个吧，五个中间我是目前唯一在世的。
我父亲不大疼人，或者说不大有感情。当然，跟大多数家庭的家长一样，他非常节俭。他从来没有注意过我需要什么，反正在州里生活，花钱的地方也不多。我们那里不看戏，不看电影，不看球赛，什么都不看。现在的生活丰富多了，但那个时候什么都没有。所以，每到星期天，父亲只给我几分钱零花。这世上的父亲多种多样，不是每个父亲都会宠爱孩子。我父亲认为，给孩子太多的关注只会害了他。我也这样认为。如果溺爱孩子，孩子就长不大，发展不好，学不会独立。他会怕这怕那。
我母亲出生在一个小镇，我只勉强记得那个小镇的名字。她这人不太爱说话，因为我最小，她有什么事儿都从不跟我说。我母亲很文静，但心胸开阔，给了我很多关爱。我父亲更坚韧、更严厉，也更有活力。我母亲是个体面而正直的人，做什么事都讲良心，连自己的婚姻大事也都如此。不过，我的父母也吵架，因为我父亲还有一个女人，我母亲很是嫉妒。
我大概七岁的时候，父母分了手。革命者已经榨干了商店……生意完蛋了，家庭也完蛋了。我们这个家散了，我自然跟了母亲，跟着母亲的还有我在蔗糖种植园打短工的一个哥哥。我也在种植园做工。两年后，我母亲生了病，父亲骑了一头毛驴来看我们。我们住的是一间很小很小的破房子。房顶只有一半，另一半完全敞开。我们借了点玉米，因为实在没有东西可吃了。我们很穷很穷！我母亲吃不起药，看不起医生，一点办法也没有，她去了我父亲的家，就死在那里了。你看，他们走到尽头才总算和解了。
唉，母亲死了，我的苦日子也开始了。我十岁的时候，又跟父亲住在了一起。我在他那里住了两年，然后就出去工作了。我们有继母是很后来的事情，差不多都要到头了。娶继母的时候，我已经离家了。我父亲在那里找了个女的，这个女的榨干了他的钱，弄走了所有东西，然后和她的几个哥哥一起把他赶到了大街上。有一天晚上，他们为了钱还想杀他，只不过被几个邻居给拦住，这个女的才走了。他们的婚姻倒是合法。这个女的，跟那儿的一伙人合在一起，不光弄走了房子，还把我父亲的其他东西都搞走了。
后来，他又在镇上的另一头买了一间小房子，重新做起了生意。可他在那儿差点病死了。是的，我们男人都想很强大很有气魄，但实际上并非如此。一说起道德，或是家事的时候，总会触动我们心中的神经。孤独的时候，男人会觉得受伤，也会放声大哭。你肯定注意到，有些人喝药自尽，有些人开枪自杀，因为他们的内心实在承受不了。他们没办法宣泄，也没有人倾听他们的烦恼，他们只有拿一把枪，就这样一了百了。那些以为自己很强大的人，良心独处的时候就不是这么回事了。那只是一时的自大罢了。
我父亲去世的时候，只留下一间小房子，里面有些货物，我接了过来。我是他唯一健在的孩子。我已经来了墨西哥城，在那家餐馆做工。是那边的人给我发的电报。
我回去的时候，父亲还有一口气，我是看着他死的。他跟我说：“我没有什么东西留给你，只有一条忠告：别乱交朋友。最好自己走自己的路。”我一辈子就是这样做的。
他留给我的东西少得可怜。算得是他半个兄弟的那个人跟一伙当地人把我告进了监狱。我按父亲的书面遗嘱把该给他的东西都给了他。我应该分给他一半。但他是个懒家伙，一事无成，好逸恶劳。唉，我遵照了遗嘱，也遵守了法律。怎么说呢，我甚至把屋子里的一架辛格牌旧缝纫机都给了他。我跟他说：“叔叔，你把这个拿走吧。”我还好心好意、真心实意地对他说：“你看，把这缝纫机拿去，你老婆还用得着呢。”嗨，他得了这么多东西，还把我告进了大牢。就为了一百比索！我告诉他：“你真卑鄙。”我给他一百比索，可其他人给分了，他只拿到十比索。你看这叫怎么回事？说到钱，就连自己的亲人都信不过。人们抓到什么就是什么。
打从小起，我就喜欢劳动。我满心想挣钱买衣服穿。我看父亲做小生意赚了钱，自己也想做点事，不一定要多少，只要凭自己的双手赚到钱就行，只要不用父亲的钱就行。我根本没想过要从父亲那里继承到什么遗产，压根就没想过。我一直这样认为：“如果有一天我的口袋里有了钱，我希望那是凭自己的劳动挣来的，而不是别人给我的，不是邻居、亲戚、叔叔，或自己的父亲给我的。就是这样的，先生。我想用我自己的双手去挣钱。”还有一件事，离家出门的时候我就想过，如果不劳动，就没有饭吃。
我离开父亲的时候只有十二岁。我任何人都没告诉就跑了。我最开始在一家碾米厂做工，后来又到一家蔗糖种植园的田地里劳动，接着干过砍收工。田里的活儿很累，我得拿着锄头在太阳底下整天整天地干。每砍一千根甘蔗，他们付我一个半比索，但我一半都砍不到，所以我一天只能挣到七毛五，还不够吃饭。我饿得不行，一连数天没吃过东西，或一天只能吃一顿饭。所以我说，我没有童年。就这样，我干了四年。
后来，我碰到一个西班牙人，他开了一家玉米碾坊。他知道我用过秤，会称东西，于是有一天对我说：“我要去墨西哥城，如果你愿意跟我走，我可以给你活儿干。”
“好的，先生，我随时准备跟你走。”我所有的行李只有一个装着几件衣服的小箱子。我想去墨西哥城看看，因为我还哪里都没去过。第二天一早，我们就坐上了火车，到了塔库瓦我们就下了。跟着他没干多久，他就把我开除了。我们有一次用秤的时候发生了争执。他一直都在找借口想赶我走。你知道，当一个人觉得某个人比他还要无知、还要白痴的时候，他会怎么样。他完全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不是吗？我离开种植园没多久，什么都不懂！我两眼一抹黑，连街道都不熟悉！身上那点钱也用光了。我身上没有钱，也没有认识的人。
嗨，俗话说，天无绝人之路。有个人在附近的一家加工厂做工。他每天都从那附近路过。有一天，他看见了我，然后跟我说他的老板想让我去他的加工厂做工。那天晚上，我站在街角，手里夹着装衣服的小箱子，一文不名，一时不知道究竟该何去何从。如果有钱，我可能回老家了。那一刻，那个人仿佛从天而降。他对我说：“你在这里干什么？”我跟他说了。他又说：“别担心，去我家吧，我替你找活儿干。”不过，那是一家工会企业。第二天，我们一起去见了他的老板。他说，我得加入工会，才能在他的厂里干活儿。我身上一分钱都没有。我们从拉特拉斯巴拉一直走过来，差不多走到了特皮铎。厂主的工会就在那儿。他们问我身上一共有多少钱。得知我一分钱都没有，他们说那就没办法了。于是，我又空着肚子步行走了回来。回来还是同样的情形，饿呀。所以我老是骂我那几个孩子，他们不但能吃上饱饭，头上总还盖着一片瓦。
于是，我又去了杂货铺，看有没有人雇佣杂工或帮手。我对日杂生意略知一二，招呼顾客也很麻利。我挨家挨户地碰运气。面包到处都是，我却饿得肚子咕咕叫，你不知道那是种什么滋味。几天后，我在拉特拉斯巴拉碰到一个人，地点离我住的地方不远。这个人开了家杂货铺。他问我：“你在找活儿吗？”
“是的，先生。”
“你有证明吗？”
“没有，先生。我刚从韦拉克鲁斯过来。”我简直是在祈求上天，盼着他给我活儿干，或者给我点什么东西也行。我告诉他，我只认得在附近开加工厂的一个人。他于是过去问了那个人，然后说愿意让我试做两个星期。报酬是每天五毛钱，外加管饭。第二天，我就拿着装衣服的行李包过来了，因为我找不到地方放那玩意。我马上就干起活儿来。我手脚麻利，不停地四处走动，仿佛脚下生风。我需要干活，我需要吃饭。两个星期过去了，一个月过去了，三个月过去了。我真是高兴死了。我从早晨六点钟开始，不停不休地干到晚上九点钟。早餐呢，我就在店里吃了点凉的，因为没有时间热呀。顾客太多了。我要送货，拉箱子，啤酒箱啊，盐袋子啊，重得根本拉不动。
一天早上，我的老板领了一个邻村来的小伙子，对我说：“啊，赫苏斯，过来。这个小伙子来顶你的位置。你没用了，走吧。”凭着那两句甜言蜜语，他就把我炒了。就这样吧，我还能怎么说呢。第二天一早，我又上街了。
不过，这些困难把一个人变成了男子汉，让他懂得珍惜。一个人只有流了汗，才知道怎样求生存。远离父母身边，对你长大成人是有帮助的。
我在杂货铺干活儿的时候，认识一个小伙子，他有个亲戚在镇上的一栋楼房看门。我要了张字条，就去找他了。我给他看了字条。“行啊，怎么不行？整栋楼都是空的。”他说。“自己找个喜欢的地方，把行李箱放下来吧。”我一文不名，只好住了下来，然后又去街上找工作。
就这样，我在拉—格罗里亚餐馆找到了活儿。他们给的报酬是每个月十二比索，外加一日三餐。我拿着行李过去了，他们让做什么我就做什么。我急于干活儿，在搬一个大件的时候，得了疝气。我跑进厕所，看到腹股沟这里鼓了一个大包。我一按，很疼。我去看医生，他说我得了疝气。我很走运，因为那个医生是综合医院的，收治了我。可我的工作咋办呢？于是我跟老板讲了，他是个西班牙人，是个很体面的人，也真是个好人。我跟他请了假去做手术。他们很快就给我做了手术，可我自己干了件傻事。手术后，缝线的地方很痒，我于是解开绷带挠了起来，就给感染了。这一来，我在医院待的不是两个星期，而是五个星期。
出了院，我回到那家餐馆，发现我的活儿另有人干了。不过，老板还是让我回去了。是的，我在他那里干了三十年，几乎一天都没落下。头十五年，我在里间做勤杂，学着烤面包，做冰激凌。我每天干十四到十五个小时。后来，我开始替餐馆买东西，成了他们的食品采购员。刚开始，我每天拿八毛钱。工作了三十年，我现在的最低工资是每天十一比索。但单靠这一笔薪水我根本活不下来。
三十年的时间，我一天也没缺过工。哪怕生了病，我都要去上班。工作就好比我的解药。它让我忘记烦恼。我喜欢我的工作。我喜欢走路，喜欢跟市场里的摊贩说话。我在他们那里买了这么多年的水果、蔬菜、奶酪、黄油和肉，非常了解他们。我挑最好的东西买，就那么简单。大家应该会买东西，因为每种水果都有自己的季节，对不对？你就说西瓜吧。这个季节成熟，我就会买。早上市的瓜都不好。那是从不同的地方运过来的，莫雷洛斯、米却肯、科塔萨都有。瓜纳华托的瓜非常好，杜兰戈那种黄色的瓜也很好。橘子也是，可能来自全国各地。蔬菜同样如此。阿特里斯克和锡捞出产的鳄梨最好吃，可大都运到了美国。西红柿也一样。这些水果啊，只有多看才会认会买。
我每天要给餐馆买六百比索的菜品。他们一早就把钱给我，我每买一样都付现钱。没有账单，也没有收据。我自己计数，每天都要上交清单。
我每天七点钟去餐馆打开大铁门。然后在里间干一会儿活，吃点早餐，在九点半的时候去市场。有两个小伙子做我的帮手，把买到的东西搬回餐馆。我在一点半的样子回来，总有忘记了要买的东西，于是我又要往市场跑。我在三点钟的时候回到餐馆，吃过午饭，在四点钟的时候回去照看我的猪仔，卖我自己的彩票，然后去看我的女儿玛塔和她的几个孩子。
餐馆的同事觉得我很好，很欣赏我，因为我是那里最老的员工。我们会开开玩笑，揶揄几句，这当然纯属好玩儿。我一向规规矩矩，跟老板相处融洽。很多工人不喜欢老板，忠诚度不够。就这一点来说，我很幸运，因为我知道我的老板很敬重我。为了表示对我的赏识，他同意我每周干七天，节假日不休，这样挣的钱才多嘛。几十年如一日，我星期三都要做工，那本该我休假的啊。我尊重我的老板，总替他把事情做到最好。对我，他就像一位慈父。
我要做的，就是工作，照顾好自己的家庭。我从没参加过舞会。只有一次，那是我们住在古巴大街的时候，居民区的人搞了个舞会，我也只跳了一小会儿。我不怎么喝酒，回到家就睡觉。对我来说，没有外出游玩，没有聚会，什么都没有……只有工作和家庭。
我工作的地方也没有朋友。我指的是那种正儿八经、相互尊重的朋友。如果我需要朋友，我会找那种老一点的人，不是年轻人，也不是我的工友。互相都还不认识，年轻人就可以请你跟他们一起去喝酒做事情。有的人甚至相互捅刀子，这很不好。不管请我去哪里，我都不会去。
正是在拉—格罗里亚餐馆，我遇到了孩子们的母亲伦诺。我爱上了她。她个子不高，但肩膀很宽，肤色黝黑。我十六岁，她肯定比我还大两三岁。她来墨西哥城的时间比我长，通过自由恋爱嫁过一个男人。我接受了她和她十个月大的孩子。这样做我很高兴。我觉得那很自然，可那孩子生了病，很快就夭折了。我每天只有八毛钱的收入，每个月哪里拿得出十到十五比索来单独租房子呢，我只好跟她的家人住在一起。那个时候，我年纪小，很穷，很傻，傻得像块木头。可我才十六岁，哪来的经验？我只知道要跟她睡觉。
不过，我在这里才说，只过了二十四小时，我这个房客就遭人嫌了。她的几个哥哥喝了酒，跑回家来毒打各自的老婆，我们觉得很难为情。我到处找，终于以十比索的租金找到了一间房子。我连一张床都没有。我老婆卖面包屑和剩蛋糕，赚得比我多。她有时候一天能赚到八个比索。是呀，她的买卖不错，我则像颗土豆一样陷在了餐馆里。
伦诺个性很强，因此我没法跟她和睦相处。她想让我娶她，但那让我非常生气。我觉得她想要一辈子把我拴住！那是我的错，但也就那样了。
伦诺是我的第一个女人。我们的第一个孩子夭折了，那是个女孩，名叫玛利亚。她出生没几天就死了，死于肺炎。有人说她的小腹胀破了。后来生了大儿子曼努埃尔，我很高兴。做了父亲，我更感到自豪了。我看着他，觉得那真是个奇怪的人儿。年轻嘛，我根本没有经验。一个人不是马上就能感受到爱的，但我那几个孩子带给我的总是乐趣。不过，我们仍旧过得很苦。我每天只有八毛钱的收入，根本维持不了什么。伦诺刚生完孩子，自然没法干活儿，没了她每天那十个或者十二个比索，我们什么都买不来。家里的开支一向都是她在负责。
曼努埃尔之后，我们又生了个男孩，几个月后也死了。他之所以夭折，一是没钱，二是粗心。我们没经验，也没努力救他。伦诺是个好人，但她脾气暴躁，有严重的心脏病，时常发怒。她的奶老是出问题。她不是那种善于呵护孩子、充满感情的母亲。我记得很清楚，她在这方面跟大家一样，哪怕她非常生气，甚至对孩子们恶言相向，但绝不会动手打人。她没吻过他们，也没抱过他们，但也没虐待过他们。她整天就是卖蛋糕。
我跟孩子们也不怎么有感情。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自己小的时候没得到过感情，或是因为只有我一个人照料他们，或是因为我总在为钱的事情发愁。我得拼命工作，他们才有饭吃。我没有时间理会他们。我觉得大多数家庭，争吵和悲剧有它的经济原因。如果你每天需要五十比索的零花，可你找不到这笔钱，那就会让你心烦，你就会跟老婆吵架。我觉得大多数贫困家庭发生的就是这么回事。
伦诺怀上曼努埃尔的时候，我开始偷偷去见卢裴塔。卢裴塔也在拉—格罗里亚餐馆做工。我和伦诺经常吵架，每次吵架，她都想把房子推倒。她很喜欢吃醋，总是当众吵闹。我下了班回到家，总会看到她怒气冲冲的样子，一丁点小事都会让她感到不舒服。她会勃然大怒，接着就病了。她的脉搏几乎停止，好像整个人就要死了似的。医生也不知道她得了什么病。我真受不了。我要的是感情。干了一天的活儿，我需要有人听我说话，有人理解我，可以让我倾诉烦恼。你看，各种各样的人都有，穷人在家里得不到感情，只有去外面找。医生对我说过：“要知足，女人需要丈夫给她买衣服，买食品，陪她睡觉。因此，男人一定要强壮，要时时记得她。这样做吧，你会明白的。”
伦诺在那方面倒是很行，我相信这是原因之一……唉，她本可以活……可是，唉，如果女人老是吵架，她的丈夫会忘了她的。我知道，那样做不对，可我在餐馆跟卢裴塔寻欢作乐就是这么一回事儿。我不怎么强壮，但有时候也有一点热血。我的本性如此。在认识卢裴塔之前，我去过罗萨里奥大街的窑子，可是被感染了。全是因为我自己不小心，没有经验，也不是别的。从那以后，我再没去过那样的地方。现在啊，免费我都不去。
不过，虽然不检点，但我的运气不错，没听说跟我睡过的哪个女人对我不忠。她们全都长得很黑，性欲旺盛……在墨西哥，我们觉得金发碧眼的人性欲不太强……不过，即便我一次都不用她们，她们也不会出去找别的男人。一个正直的女人，尤其是如果有了孩子，一定要克制自己，善于等待。我有过五个老婆……有一个跟我生过一个儿子，后来改嫁了。我那个儿子现在应该二十二岁，我觉得是去跟他相认的时候了。是的，我有过五个女人，还有几个偷偷的。运气还行，就这样吧。像我这样一无是处的人，没有读过书，没有存款，没有个头，老大不小，什么都没有，却在女人这个问题上左右逢源，你不要跟我说那不算运气哦。
要是换个人，早蹲大牢了！但我珍惜自由，从不打未婚女孩的主意。从不！我那几个女人在跟我生活之前都结过婚。要不然，麻烦就大了。如果某一个是处女，我要么去教堂迎娶她，要么按世俗法律迎娶她，要么我自己去蹲二十年的大牢！
当我跟卢裴塔有那层关系的时候，我根本没想过要跟她组成家庭。可她很快就怀了孕。我只好去她位于罗萨里奥的家里跟她见面。她跟她的两个小女儿住在那里，小得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不过，她们后来很尊敬我，还时不时喊我爸爸。我那时候挣的钱很少，根本养不起卢裴塔，她只好继续在餐馆做工。不过十五年来，我一直替她付房租。
在墨西哥，如果某个女人带着孩子还有男人接受的话，就像我接受伦诺那样，她是不会觉得自己有反对丈夫出去的权利的。她知道自己的缺点。如果是个处女，又是在教堂或者根据世俗法律结的婚，情况就不同了。她会有充分的理由表达不满。但是伦诺很难。嗯，我跟她吃够了苦头，但一直没抛弃她。我有自己的信条，每次争吵过后，我只离家几天。我总会回家，因为我爱我的孩子们。
有一天晚上，她死了，那真是一次打击啊。那是晚上七点钟的事情，我们正在喝玉米汁，吃玉米卷，她突然幽幽地对我说道：“啊，赫苏斯，我就要死了。”她一直在说头疼。可到了一点钟，她开始念叨：“啊，啊，我要走了，带好我的孩子。”紧接着，她的喉咙咕咕作响。我哪有时间做什么啊？医生过来给她打了一针，但无济于事。她怀着身孕，可医生说她死于头部的一根血管破裂。那几天我真是受不了了！我走在街上如同行尸走肉。还好有他们的外祖母在家看管着几个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