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基于全球价值链视角的国际直接投资

在当今的全球经济中，跨国公司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在传统上，全球价值链中治理的主导方通常是来自发达国家的企业，当发展中国家的企业进行FDI参与全球价值链后，可能会影响传统的全球价值链结构。在基于GVC视角的世界中，价值创造、价值捕捉和经济租金产生于一个更具流动性的国际生产网络，而不是仅产生于企业的生产活动和OLI优势（Lee & Gereffi, 2015）。因此有必要基于GVC视角来认识跨国公司的活动。本节将介绍基于GVC视角对FDI的理解。

Pananond（2013）指出处于价值链中低附加值位置的企业会采用FDI的方式以期在GVC中升级。但是Lee & Gereffi（2015）的研究发现，许多GVC在地理和组织上越来越集中，这导致各新兴跨国公司之间升级机会不均等。同时，他们还发现，虽然新兴跨国公司能够受益于价值链的区域化，但是如果没有进一步的升级，获得这种好处可能会以社会降级为代价，即员工的状况可能会变差，要避免这一点需要跨国公司、当地企业、跨国或当地的非政府组织、工会和政府基于不同层级组建共同的GVC治理系统。Kowalski et al.（2015）的研究发现，外商直接投资与全球价值链后向参与率正相关，与全球价值链前向参与率负相关。Palit（2006）认为一国可通过OFDI获得技术，从而促进其技术水平升级，提升其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Brach & Kappel（2009）则发现OFDI是发展中国家从发达国家获得技术溢出的重要途径之一，能够提升其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

随着中国企业“走出去”及中国对外投资的加速，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地位和布局影响的研究逐渐增多。这些研究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

一是从整体上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中国全球价值链布局的影响进行论述。如胡日东和衣长军（2008）较早从价值链的视角对中国民营企业的价值链布局，并区分为民营高新技术企业和非高新技术中小企业两种类型，提出了其在全球产业链布局中的思路。孙黎和李俊江（2015）运用全球价值链理论分析了影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因素，认为主要原因是克服要素流动性约束、获得销售市场、购买战略性资产、最佳规模经济、发达国家的竞争倒逼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等。白光裕（2015）也认为对外投资是主动布局全球价值链的关键举措。姚战琪（2016）从中国企业全球价值链布局的角度对中国企业的对外投资进行了论述分析。马述忠等（2017）通过分析中国和G20国家农业价值链地位的情况，发现中国的农业价值链地位较低，同时，G20的对外直接投资能够显著提升其价值链水平，因此提出中国农业“走出去”提升价值链的设想。

二是从逆向技术溢出的视角进行分析。如刘斌等（2015）采用Pol Antràs et al.（2012）提出的上游度的测算方法测算企业在GVC中的“分工地位”，考察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价值链升级效应，结论表明，对外直接投资存在价值链升级效应，促进了企业的产品升级和功能性升级。但是，他们发现这种升级效应存在异质性——为了获得逆向技术溢出而投资于发达国家有利于企业的产品升级却不利于功能性升级，而为了获得边际产业转移效应或市场寻求效应投资于发展中国家则更利于功能性升级。聂名华（2016）研究了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与全球价值链升级之间的协同演进关系，发现新兴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动机发生了变化，它们不再是单纯的技术寻求，而是以进入发达国家市场和寻求效率为目标。杨连星和罗玉辉（2017）在利用2003—2011年的行业面板数据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进行测定，实证分析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中国全球价值链的影响，发现整体上OFDI的逆向技术溢出对中国全球价值链升级呈现显著的促进效应，技术密集型行业尤其是高新技术密集型行业并不显著，且行业的价值链提升主要体现在行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和行业贸易规模扩大方面。李梅和柳世昌（2012）也有类似结论。李超和张诚（2017）使用2000—2014年的世界投入产出表数据，测算了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的分工地位变化和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总体上结果与杨连星和罗玉辉（2017）一致，但分行业上刚好相反，特别是对高技术制造业影响显著，但对低技术制造业和中低技术制造业没有显著影响。

三是从产品垂直产业分工的视角进行分析。Saliola & Zanfei（2009）指出，知识会在同一条全球价值链中发生垂直转移，且知识密集型治理模式的价值链，即更容易出现知识转移的价值链，与当地市场跨国公司的密集程度是呈正相关的。跨国公司进入东道国市场后会促使分支机构根据当地需求调整产品与生产过程，这有利于促进知识的转移。然而，Saliola和Zanfei的研究是从东道国角度来考虑跨国公司对GVC中知识转移的作用，对于母国来说OFDI在GVC中的知识转移作用可能会有所不同，这方面仍需进一步做相关研究。张中元（2017）利用出口产品垂直专业化程度作为价值链构建的指标，实证检验了东道国外商直接投资限制对该国和中国双边价值链构建的影响，发现明显降低了中国对该国出口产品的垂直专业化水平。罗军和冯章伟（2018）实证研究了对外直接投资影响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竞争力的问题，发现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能够通过技术进步和服务创新两条路径推动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升级，且不同要素密集度制造业都有影响。李俊久和蔡琬琳（2018）利用随机效应模型以及系统GMM方法进行实证分析的结果也表明，对外直接投资对一国全球价值链升级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姚战琪和夏杰长（2018）的研究表明，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能够同时显著促进沿线国家全球价值链参与指数和这些国家全球价值链地位指数的提升。李宗明和高兴民（2018）在考虑了空间因素影响的基础上研究了FDI对GVC分工地位的影响，结果发现，对于大部分国家来说，FDI能够促进价值链中的分工地位，且市场潜力、劳动力水平和市场开放程度有助于加强FDI对分工地位的正面效应。

总体而言，现有的从GVC视角探讨FDI的文献仍不多。但随着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日益频繁，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中的全球价值链投资问题的研究将日益成为当前研究的重点问题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