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实力不断增强，“走出去”与“引进来”并重，中国对外投资速度持续加快。2002—2018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年均增长速度高达28.2%，2014年首次成为净资本输出国，现已成为全球对外投资中的前三名投资大国。2019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1 106亿美元，较上年略有下降，中国境内投资者共对全球166个国家和地区的5 791家境外企业开展非金融类直接投资。

在中国对外投资迅速增长的过程中，一方面，中国对外投资集中于原材料供给、产品加工制造以及商业销售的全球价值链低端和低附加值环节，即仍处于微笑曲线的中部和底部，说明中国对外投资结构需要适应国家创新驱动战略，沿全球价值链增值环节优化；另一方面，在国内产业转型和“一带一路”倡议推出的大背景下，中国边际产业如何对外转移、化解过剩产能，在全球价值链的地区布局中平衡好对外投资，是中国对外投资结构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在中美贸易摩擦加剧，美国意图低端锁定中国全球产业链，甚至推动中美技术乃至产业脱钩的大背景下，通过投资结构优化倒逼国内产业结构升级的问题愈加显得重要而紧迫。

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的演变和发展表明，对外投资与产业的互动关系不断增强，基于全球价值链布局的直接投资，不仅是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的重要考量，也是发展中国家跨国企业培育和提升竞争优势的重要手段。本书将全球价值链理论置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现实问题中加以研究，可以从特定视角解释中国当前对外投资中的现实问题，并从组织结构、地理分布和投资主体三个方面展开研究，从而将国际直接投资理论、价值链理论和产业组织理论更好地融合并在实际问题中加以运用。

从理论和实践的角度看，中国经济转型以及创新驱动的战略任务，“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需要中国对外投资双向并进，兼顾国内外产业互动、升级，平衡全球价值链高端升级与相对比较优势产业的低端转移。在工业文明向信息文明过渡的发展阶段，互联网技术迅猛发展，价值模块重组全球价值链，中国对外投资在充分发挥比较优势的同时，应通过培育竞争优势，采取发展中国家经济属性决定的产业选择次序均衡的渐进突破策略，在“渐进”的边际产业转移与小部分高端产业对外直接投资“突破”的均衡中积累优势，有助于中国更好实现对外投资结构转型，逐步提高在全球价值链中的话语权和控制力。

中国提升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分工地位，对外投资应多渠道并举，采取境外上市、股权置换、跨国并购等国际通行的跨国投资，而不能仅仅采用绿地投资的方式。对外投资应找准全球价值链高端环节切入口，减少对外投资的各种阻力。边际产业和富余产业转移应和公益投资、社会责任、慈善捐赠相结合，降低可能出现的政治和社会风险。对外投资的多维协同，一是政府规制与市场力量要协同；二是产业选择与区域发展应协同；三是对外投资与资本流向选择要协同。特别重要的是，中国应培养具有竞争力的本土跨国公司，并利用好跨境园区布局全球价值链条。

对外投资结构与全球价值链之间的紧密关联，在产业链全球布局、资本全球配置的大背景下显得非常突出。本书在分析中国产业链和对外投资结构现状的基础上，提出了优化对外投资结构以提升中国全球价值链的有关建议，这对于中国建立在强势产业基础上的国家竞争优势具有非常深远的意义。但在中美经济竞争加剧，美国试图在多方面与中国脱钩并重置产业价值链的新形势下，一些重大突发变量，比如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出现，对中美投资阻断、产业链条重置产生的巨大影响，本书未能及时分析，这是本书的遗憾，但反过来这也为未来的相关深入研究提供了契机，打开了重新思考、进一步研究的广阔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