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大学之路

1976年6月,我高中毕业,未满十六周岁。谁也不会相信,我那时的梦想,其实是在十八岁时做生产队的小队长。更没想到,当十八岁生日到来的时候,我居然成了一名大学生。

我在1960年11月出生于浙江农村,那是诸暨县东北部枫桥区永宁公社所属的小村子,名叫钱家山下。那山,远看犹如一张撒下的网,所以人们也叫它做“老网山”,而我所在的生产队,就叫网山大队。出生时,正值“三年困难时期”,粮食匮乏,我却在一岁多时,就能吃一茶缸米糊。听母亲说,我那时什么都能吃,长得也比别人快。

我在1967年就读网山小学。学校在两个自然村之间的一座庙里,那地方叫“上穆成庙”。我去读书的时候,已经看不到塑像,圆柱子是石头琢成的,两个小孩才能围抱着,木头的横梁比斗桶更粗。教室高大而空旷,有些阴森,夏日午睡,走到门口晒太阳,才感到些暖意。那时候两个年级在一起上课,老师布置完一个班的作业,就给另一个班上课。也知道正在进行着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同一个村子的同学,每天放学时,列成队,一路高呼革命口号。一个同学拿着老师给的纸,另一个同学则据纸上所写,领呼口号。

三年级的时候,正值“七亿人民迎九大”,我积极响应老师的号召,专门拿了一张报纸,读给不识字的远房婶婶听。婶子正在切猪草,其实没有听懂我读的是什么,只是不停表扬我很懂事,令我很有成就感。

小学读完了,就到隔壁新山大队办的新山学校读初中。记忆最多的是写黑板报。经常是别人放学了,我还站在方凳上写粉笔字。还想着变着法子把板报出得好看一些,学会了写空心字,把标题与正文用大小字加以区别。抄写时,发现有错字、病句,或是啰唆不清的,顺手就给改了,版面不够时,则不变文意而做删节。结果,既习了字,也练了各类文章。后来想想,这过程中,其实还学会了校对、排版、改稿——这些正是我做老师后经常用到的基本功,而喜欢改动别人文字的“坏习惯”,大约也是这个时候染上的。

班主任郭恒松老师,教语文,对我的作文有过表扬。他说文章要写得朴实、准确、简洁才好。这个话我记得牢牢的。从此一概排除漂亮浮华的字句,只走朴实一路,力求准确。这甚至影响了我一生的文字表达。我的作文本上,他有时用红笔给一些字在下边加了圈。我想,这可能是说这个字用得不够好,就又想出一个更好的字来代替。我上大学后才知道,这叫“圈点”,意思是肯定我那个字用得很好。

至于其他课程,记得物理课是现场接电灯,数学课学丈量农田。这些知识,后来都派上了用场。

1974年夏天,我初中毕业,该上高中了。那时从大学到中学,都时兴“推荐上学”。村里人说:他们家四个孩子,三个都上过中学了,应该让贫下中农上了。因为我家是中农。据说郭老师帮我说了一句:可也要有成绩好的去上呀。凭这句话,我上了高中。

这高中就是我家对面山脚下的“新书房”,当时名叫“白米湾五

七中学”,聚集了来自三个公社的学生,他们是住校生,我则是走读生。这中学在“文革”初期才冠以“五七”二字,县城著名中学甚至诸暨师范的名牌老师,都一度下放到这里任教。我二姐和哥哥都是这所高中毕业的。他们的老师,如王文浩校长回县城后担任过县里的局级干部,石如鑫老师原本就是诸暨师范里教语文的资深教师。我入学的时候,这批最厉害的老师已经返回了,但也仍有不少优秀的老师加入进来。如教语文的汤洁仁老师,戴黑框眼镜,小而瘦,声音十分洪亮,擅长吴昌硕体,粉笔字写得黑板呯呯作响,十分硬气。教化学的马剑英老师,高高瘦瘦,他是本县最优秀的化学教师之一,他的字也像人一样秀气飘逸,我和很多同学都学他。直到上大学后才明白,学他这字,若不到位,便会绵而无力,我读研究生后练了一段时间魏碑,总算站住脚跟,不易被风吹倒了。

我们实行半农半读。中学有数百亩茶山。春天里有三个多月是“春茶战役”,全体上山采茶。清晨露浓,茶芽齐整,望之令人欣喜,入手感觉亦佳。秋冬天则是采茶籽、松土护理,练出一手老茧。汤老师则组织我们撰写歌唱“春茶战役”的诗篇。记得1976年的春天,每天清晨,公社的广播里传来的都是“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声音。我听了报道,有几日一早醒来,内心不能平静,写了一首长诗,来表达“战斗”的情绪。后来被汤老师收入《春茶战役诗集》,却是其中唯一不曾与茶有关联的诗歌。那册子我至今还珍藏着,只是一时要从柜子里翻找出来,却是不易了。

上中学那时,父亲布置家里造新屋了。因为我们两兄弟,家里却只有一间屋。先是平地基,然后从河里挑沙子,到几十里外用双轮车拉石灰。筑地基时,抬石头、砌墙脚,都是请人帮的工。打沙墙,用的是“版筑”法,除最初几圈外,都是我们自己打的。一版版的沙墙,一层层地升高。父亲琢磨着如何垂直与平衡,不知不觉中成了合格的泥水匠。而我和哥哥则是在这个过程中,渐渐视高如低,甚至可以在高高的架子横梁上走路了。上顶梁时,父亲在红纸上大书两幅“毛主席万岁”,以作上梁文,百邪皆避,最是适宜,至今仍粘在梁头,堪称文物了。为了造房子,哥哥放弃了高中的最后半年。我则是在高中二年级时,从夏天到秋天,有大半个学期没去上学。班主任何瑞良老师来叫我去上学,我迟疑着表示不会再去了。后来班上四位要好的同学来叫,我说担心跟不上。同学说:嗨,你怎么可能跟不上呢! 于是有了台阶,重新回校,读完了最后一个半学期。

到1976年的夏天,我在懵懵懂懂中已读了九年半的书,还未满十六岁,就高中毕业,回村里务农。由于那时心思不在读书,完全不记得高中时学了些什么。反正回乡种田,这已经是“高学历”了。

我在七八岁时就跟着父兄后面,在自留地里干活。每人仅七厘的自留地,其实承担了家里三分之一口粮。到初中时,每到周末,就去生产队挣工分。从一日挣一点八个工分开始,到高中时可挣五六分工分——全劳力则是每天十分。除了赶牛耕田这特殊农活有专人承担而没有做过外,其他农活都尝试做过了。由于从初中时就开始长个子,有体力,高中毕业后,短途挑二百斤的担子,已经没有问题。高考那年,去国家粮库卖爱国粮,一百四十斤的谷袋子,两手抓住袋角,一甩便上肩头。至于插秧、割稻,当然不肯落在人后。总提醒自己,只要别人能干的活,我也一定可以做到。还努力学习“科学”地种田、养猪,例如看到邻村介绍用发酵饲料以助猪崽生长,就尝试着在糠里加酒曲来制作发酵饲料,虽然最后其实并没有什么效果,但我母亲十分支持我的这种实验。雨天则在家里用揉制过的稻草打草鞋,斫来山上的野竹,削成篾片,编制或补箿畚箕。晨起,看稻田里禾苗葱绿,微风轻拂,波浪起伏,油然而生“良苗亦怀新”之感,虽然当时不知道陶渊明有这诗句,但真的好像感受到了那禾苗的喜悦情绪,于是也心生愉悦。只是看见花草,便总想着能结何种果子;看到树木,则想着可作椽子还是梁柱或是板材;观水塘,想着摸螺蛳;见麻雀,想着掏鸟窝。所以,凡是看到的东西,总想着能有什么用处,从来不会发生“小资情调”式的单纯欣赏。而且,小时候的影响是如此巨大,到了现在,依然不曾有多少改变。

那时,往来活动的范围,不过三五里之间,却是我的世界的全部。所以经常琢磨怎么样用好田头地角,安排耕种。那时最大的期待,便是在十八岁时成为我们生产小队的小队长,以便“把所在的社队建成大寨式的社队”。而实现这个梦想的途径,便是包产到人。这是从农忙时生产队实施的包工制推衍而来的,同时我相信农民自己才知道怎么才能种好田,既然仅有七厘的自留地可产出三个月的粮食,就没道理种不好田地。只是我并不知道,这条道路早已被定性为“资本主义道路”了。由于中农成分,且我父亲又是地主的外甥,事实上是不可能让我来担任生产小队长的,甚至连跳出农村的唯一途径——参军,我都没有参加体检的机会。但人总要有梦想,据那时的报道,地主富农出身者,也有着“可以教育好”这条路,所以,我依然充满憧憬。

但农活也确实繁重,繁重到令人不堪承受。特别是“双抢”季节,炎热的天气,在田坎角落里弯腰割稻,闷热到四十多度,却没有一丝风,令人喘不过气来。又或是挑着百余斤的柴担,山行数里,垛柱撑着,双膝不停打颤,行至山脚路边,扔下柴担,仿佛卸下了一座大山。这些时刻,又让我觉得,不能一直这样待下去,我要离开这山村。每当爬上老网山顶,眺望四周,连绵皆山,可耕种者不过是山谷间梯田坡地,唯有北望十五里外的枫桥镇,山峦之间,房屋隐隐,令我常生遐想,不知那山之外,究竟是什么,不知外面的世界,是何种光景。只是从来没有进过城市,所以没法想象城中景象,只是想着,山那边可能仍是山,但总归会有些新鲜故事,心中不免痒痒。夏日气压特别沉闷的时候,偶尔也会传来阵阵火车的汽笛声,那铁路虽在几十里外,却让人想象飞驰到远方。因为年少多梦,日子也就过得飞快。

后来才知道,父亲为我的未来,做过许多规划,而最好的前途,就是有一门手艺傍身。父亲先是通过年轻时的朋友阿宝石匠,谈妥了让我参加公社的石匠队,那是接近于工人的职业。本来已经说定了,不幸有一位石匠出了事故,需安排他的儿子顶职,没了我的机会。父亲又给一个箍桶师傅送了烟,希望他能收下我做个箍桶匠。想想我已经长成一米八的大个子,肩宽腰厚,却要去做一个坐在小凳子上做生活的箍桶匠,总不免有些违和感。

然后,稀里糊涂之间,忽然听说,有得考大学了。

那是1977年的秋天,村里人纷纷议论高考的事情。虽然考试的程序、细节还不清楚,但村上有头脸的人,已经在说应该是让贫下中农先上的,“四类分子”家属当然不应该给机会。我家是中农,从来没想过推荐上大学的事儿能轮到我家,现在只要考试就行了,而我们姐弟以前学习成绩还不错,这是个机会。我大姐在六六年还上着初中,大串联时到过北京,在天安门广场见过毛主席,但这时结婚已经几年,刚有了孩子。二姐高中时是学习委员,学习很是出色,多年后我上高中,老师们对她印象依然深刻,得知我是她弟弟,在问询间,似乎还有另眼相看的意思。二姐在七二年高中毕业,当时曾说要恢复高考,给了她很大希望,却因为张铁生交白卷事件,生生给改变了。二姐很是绝望,把书都丢了。哥哥倒是适龄,但高中未读全,那时心思也不在读书,成绩还不够突出。只有我这个最小的弟弟,无牵无挂,加上以往读书成绩还算可以,年龄也还小,所以机会正好。

浙江省七七年的高考,印象中似乎先有初试,通过初试、政审,刷掉了许多人。但贫下中农出身的,也没有了优惠,大家一起凭本事考。

我赶紧把高中的课本找出来,着手复习,发现数学虽然只有薄薄的两册,内容却是完全不认识了。看了一个多月,居然又自学学通了。然而后来实际考试的内容远远比这个要深得多,完全没有用。其他课目则根本没有可以用来复习的资料,也不知道到哪里去找。于是稀里糊涂地参加了高考,事后便没有什么记忆了。

只记得那年浙江省的语文作文题是“路”。我认为自己抓住了要义:这肯定是要我们写革命的道路。出考场后,听溪东的宣梦传说,他写了家乡的那条小路,让我惊讶得张大了嘴巴,几乎合不拢来。后来才知道,我其实连什么叫小说、散文都不知道,只会按“文革”里学到的大批判、大宣传的路子写作文。

七七年冬的高考,我们公社至少有上百人去考试,最后只考上了宣梦传一人,上的是绍兴师专中文系。我当然也是名落孙山,但至少明白了高考是怎么一回事,觉得自己离触摸到那扇大门,好像并不太远。

冬天过了就是春天。第一次高考的热闹转眼过去,大家都已经明白,即使放开了限制,大学依然离农村青年有多么遥远。我姐姐、哥哥好像就此便安心现状,不再做大学的梦。而我却有了新机会:1978年的三月间,枫桥区教办组织高考补习班,文科班就设在白米湾中学,挑选了十二三个人,大约都是高考成绩比较接近及格线的。我也收到了通知。

于是,在此后的三个月里,每天走读去白米湾,倒是真正有了读高中的感觉。

从中学校长到补习班的老师,比我们还投入、还兴奋,议论着每一个补习生,传看我们每一次的测试卷子。据说还把同样的试卷来比较应届毕业生和补习班的考试情况。他们想方设法找来各省区七七年的各类试卷,油印出来,作为我们的复习资料。于是历史、地理、政治,都有了厚厚一叠资料,没有寻找之苦,只需要记忆与背诵。那时的头脑出奇的好,好像只是把新知识一层层地放进去,有条不紊,到要用的时候,顺次抽取,无比的轻松,也是异常的愉快。这三个月时间里,我比高中两年的收获还多。

语文的练习则是另一条路子。资深的语文教员梅村夫老师担任了补习班的班主任,他年近六旬,深度近视,声音很低,讲解课文,其实如同呓语,不知所云;但当他离开课文而作抒发时,却是神采飞扬,抑扬顿挫的语调,仿佛帮我们推开了一扇深扃的门户,让我深深感受到语言文字的魅力。受此激励,我每天早上去学校的路上,都会构思几个题目,选择农村的经历、听过的故事、所闻的时事,思考几种结构、几种开头或结尾,然后选一个较为成熟的,每天完成一篇作文,写在四开的白纸上。后来装订成册,居然写了有好几本。现在还有一本留在手上。

这个封面用镂空字写着“作文”两字的本子,目录下面还有一些札记,写着我觉得可能会被列为作文题的内容,可以看出当时一个农村考生所能拥有的视野:

一、新时期总任务(人大文件,宣传资料,华的号召)(批“四人帮”)

二、科学技术进军方面(报告)

三、雷锋(事,题词)(成长,明灯,理想小议)

四、自己成长(怎么辅导,接受工农兵教育,[一颗红心]两种准备的认识)

五、怀念、歌颂(华、毛、周)

六、教育革命(新气象,先进的老师、同学,招生制度的改革)七、写人、事、天、活动,劳动(如批判会)

八、平时多流汗,战时少流血。平时有所准备,考时少搔头皮

从补习班放学回到家,离天黑还有一个时辰,父兄还在地里劳作,我就像以前那样,下地帮活。父母从来不过问我在补习班的学习情况。所以,我居然没有感受到高考的压力,只是平静地上学,享受学习的快乐。这之后,我在杭州上大学,读研究生,毕业留校,然后又考到广州读博士,从此远离家乡,双亲也是这样听任我自己安排,从来不曾直接干预过。这是我深感幸福的事。

母亲其实并不是不关心。有一次在河边洗衣服,听人说起:你们家仕忠,补习班里成绩顶好,次次头一名,大学一定考得上。她当作不经意似的跟我聊起这件事,我能听得出她的高兴。

离高考大约还有大半个月,补习班就结束了。然后,到枫桥镇上参加考试。二姐嫁在镇上,所以考试那三天食宿在她家。记得做医生的大表哥给了几粒小小的药片,临睡前吃一片,一觉睡到天亮,起来精神甚好。考场里也是平安无事:能做的都做了,做不出来的便是做不了的。考完回家,心里十分平静,我知道自己肯定能考上。

那年的高考成绩出来得有些晚,村里不时有传言,说是有谁考上了。也有人专门对我母亲说:你们家仕忠不在考上的名单里。母亲有些担心地跟我说起这些传言,我平静地说:总要看到正式的成绩单,才能算数。

成绩出来了,我们公社上线的就我和补习班的同学郭润涛两人。我的成绩是356分。数学只有36分,其他四门则在78到82之间。因为不知道有哪些大学哪些专业合适,只知道杭州大学在本省有文科的大学里靠前,所以就填写了中文系。然后就被录取了。

我高中同届两个班的同学,近一百一十人,侥幸考上大学的,也只有我一个。其实我能够考上,也是因为平时喜欢读书,而家里还有一些叔叔和姐姐读过的书,以及偶尔读些姐姐她们借来的书。在农

村,想要读书,原本就不容易,那时如果不能在中学里获得知识,即使高考的机会到来,也完全没有竞争力。

录取到杭大后,二表哥专门来找过我,以他的经验,读中文,有很大的危险性,杭大有地理系,文理兼收,最为安全,所以建议我转去这个专业。但我对地理没有感觉,而写文章则是我喜欢的事,想来要转专业也不会那么容易,所以没有行动。

1978年10月16日,父亲陪着我到杭州大学报到。一个月后,我在杭大度过了十八周岁生日。我没有如愿做小队长,而是幸运地成了一名大学生,从此彻底改变了我的人生道路。

2017年7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