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张白纸的雄安，凭什么叫“千年大计”？
千年后再回首，我们或许会感谢雄安新区的横空出世。
虽然它现在还处于婴儿期，但它即将引起的大震动早已积蓄在大坝之外，只等闸门一开。
首先我们要明白，雄安的野心并不是要成为中国的第三极：雄安不像深圳，身边缺乏香港这样的“超级联系人”；雄安也不像上海，并非万里大河的出海口。它前不着村后不着店，自然地理条件远不如深圳和浦东，要将它打造成一个GDP超万亿的超级城市，难度很高。
不过，中央又对它寄予厚爱。“千年大计、国家大事”的定位，用词极为罕见。在中国几大战略中，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甚至是天字号工程“一带一路”，官方也只是说百年大计，可见雄安新区规格之高。
综合这两个因素推测，雄安的战略意义绝不仅限于经济范畴，而是上升到了更高的层次。
中国从一个闭关锁国的经济体发展到现在，一路披荆斩棘，卸掉了身上种种枷锁，剩下的都是一些“硬骨头”，涉及经济体制、社会治理、土地财政、生态环境等。许多顽症动一发则牵全身，几乎无从下手。
雄安的使命，就是为国家充当第一实验田，总结成功经验并复制推广，帮助中国刮骨疗伤。
关心雄安，并不是说它会带来多少投资和就业机会，这并不是最重要的。最关键的地方在于，它的一举一动，都可能颠覆现有的游戏规则，打破陈旧的利益格局。
中国第一个租城？
地方政府是土地一级市场的垄断者。纵观过去几十年的城市史，你会发现，地方政府经常像挤牙膏一样供应土地，使得物以稀为贵。
好处是政府可以收割一大笔土地出让金，手里有钱，就能反哺城市基建，把城市建设得更加现代化。坏处是间接推高了房价，加剧了全民炒房的风气，经济脱实向虚。
2017年4月，刚出生的雄安新区就关闭了一百多家售楼处和中介机构，宣示将“房住不炒”进行到底。但具体是如何抑制炒房，大家还很迷糊。随着新区工作的深化，相关制度已经越来越清晰了。
结合近来雄安爆出的消息看，未来新区的住房政策将是“租购并举、以租为主”，而且还会建立起一套完全不同于现行制度的“住房租赁积分制度”。
初步设想如下：第一，来了就是雄安人，政府提供租赁住房包你有房住；第二，租购同权，如果租房不爽想买房，那你要工作时间长、贡献多，攒够一定积分才能下单；第三，楼市半冻结，房子必须持有20年以后才可出售，而且出售的时候政府有优先购买权。
这一招确实够狠。政府低价出让一块地，开发商可以来招投标，但买的不是以往的土地使用权，而是房屋建设权。开发商按照市场机制建房，所建的房子用于租赁，从中赚取一定的施工费。
随后，政府会在附近规划、建设好配套的幼儿园、中小学、医院等，让那些租客享受与买房者一样的公共福利。
而买房的大门，只为那些长期扎根雄安、攒够积分的人敞开，炒房者根本无处下手。就算要卖，政府也有优先购买权，避免房屋频繁“倒手”推高房价。
这种设置，无疑会激励外来人口将更多心思放在工作上——踏实干活，诚信缴税，没事就献献血，多参与志愿者服务，做一个合格的市民争取给自己加分。如此一来，所有购房行为都变成了对城市的长期价值投资。
1987年，深圳敲响了土地拍卖的第一槌，从而拉开国有土地使用权有偿让渡的序幕，造就了后来轰轰烈烈的土地财政运动。
三十年后的今天，雄安新区将告别深圳模式。一旦实验成功，很可能会打开中国的另一扇大门。
中国第一个公民社会？
社会治理现代化，是一项极为复杂、极为艰巨的系统性工程。
过往中国底层的种种矛盾，很大程度上都是源于上下良性互动的长期阻滞。在这方面，雄安犹如一张白纸，没有历史包袱，更容易化繁为简杀出一条血路。
首先，雄安的可塑性空间大。当前新区核心所辖人口尚不到10万人。根据规划，新区远期将承载200万至250万人口。这个体量，放全国来看就是一个“小”城市，很适合做社会实验。
其次，雄安的人口素质高。它主要承接北京的非首都功能，未来会有行政机关、事业单位、金融机构、高等院校、研究部门等迁移过来，流入的人口当中，有许多高学历、高收入的青壮年。而且上文也说了，雄安的住房制度会让居民“来了就是雄安人”，对城市产生向心力。
最后，雄安的自主权强。它是继浦东、滨海之后又一个具有全国意义的新区，至少是副省级级别，地方立法权充足。
这种人口条件和政策优势，放在国内600多个城市当中都是非常罕见的，百年来少有。
现在农村凋敝，乡里多是老人、妇女、小孩，承接不了社会实验。而沿海地区的制造业重镇，则农民工聚集，市民化程度低，不太关心公共事务。
全国政协委员、清华大学教授李稻葵曾大胆设想过，雄安作为制度创新高地，应该是这样子的：部分基层官员岗位可以尝试差额选举；基层性的税收，例如物业税乃至个人所得税可以交由基层政府管理使用；教育经费由新区统一安排，以此平衡各学区之间的教育资源；基层政府定期召开公共政策讨论会、听证会，交由本地居民表决重大公共事务……
这里面任何一个点的突破，都可能以点带面，激发更多社会活力。
其实，雄安可以探索的领域远远不止上边几个。它的想象空间很大，关键在于监管部门能否把步子迈得更大一些。
中国第一个智慧城市？
从2017年开始，国内互联网大鳄纷纷布局雄安。马云把阿里应用最广的云计算、物联网带到了雄安。李彦宏把他最得意的无人驾驶车辆开到了雄安。马化腾则拿出了大数据、金融云、区块链。
未来的雄安必然是一座聪明的城市。想象一下这样的场景：出门前先在手机上下个单，无人驾驶汽车就来到了家门口等候；进超市买东西，不用打开支付宝那么麻烦，直接刷脸；开车出商场车库，抬杆就走。全市每个公开场所安装可人脸识别的摄像头，将人与城连接在一起。城市的“神经网络”能够自主思考、学习和成长，并通过物联网系统来调配人的需求，从此告别拥堵、排队。
未来，它很可能会是中国第一个无人驾驶城市；中国第一个有大脑的城市；中国第一个数字城市……
其实，科学发展与伦理问题总是相伴而生的。每一次技术的历史性突破，都会给人类的道德观念带来新的冲击。在我们看来，雄安最伟大的地方还不是孵化新技术的落地，而是由此引发的上层建筑的改变。
打个比方，无人驾驶车辆行驶在路上，受外力作用突然失控，前方有两个选择，左边是一个过马路的老太太，右边是一群小孩，系统选择冲向左边，由此造成的法律后果该如何界定和分责？
再举个例子，今天克隆技术已不是难题，制造克隆人取下部分器官，给肾衰竭的病人换上，之后再对克隆人进行技术处理，病人家属能否接受？社会能否接受？
科学的创新可谓一日千里。很多时候跟不上时代步伐的，往往不是技术，而是相关的伦理以及处于空白区间的法律法规。
按照中央的定位，雄安要建设成为创新驱动发展引领区。如果它变得像硅谷一样，在人工智能、生物科学等高精尖领域有所突破，那么，它就会最早遇到类似无人驾驶事故的伦理难题。
来之，论之，修之，解决之。作为技术的试验区，雄安同时也会颠覆掉很多上层建筑。
今日雄安，明日中国
目前包含雄安在内，全国有19个国家级新区。在官方的话语体系中，国家级新区是承担“国家重大发展和改革开放战略任务”的综合功能区，“发展”放在了“改革”前面。
但是这一次，雄安很不一样。它实际上是把“改革”放在了第一位，更突出体制“改革”的任务，而不是经济“发展”的任务。
今日之雄安，可谓是明日之中国。它就像是一个刺破机制脓包的剑客，一个挑战既有秩序的勇者。所有不关心雄安的人，都将无法洞察中国未来的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