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 制度情境与制度理论

2.1.1 制度情境

2.1.1.1 社会情境与制度变迁

（1）中国社会情境结构。

组织管理领域情境是指围绕现象直接或间接影响组织行为出现、意义及变量间关系的机会约束，涉及法律制度等制度性因素的复杂影响（Cappelli & Sherer, 1991）。对情境处理分为：理论情境化，即研究特定物理和社会情境下的管理问题和理论；情境的理论化，即直接把情境因素加入研究模型中，研究其对研究问题的直接作用（李磊，等，2013）。这里分析经典的社会结构分类模型及中国当前社会情境的基本判断文献。“结构—行动”和“理性—非理性”是社会学经典的分析视角。依据社会情境分类的两个纬度本章将社会情境分为四种类型，如图2-1所示。

制度情境是先于个人主观意志，按理性逻辑运作的非人性化社会结构情境（周雪光，2003）。关系情境以情感、人们之间各种“关系”及人性化为纽带，符合社会结构各种规范，但具有先赋性；制度法规、政府国家都是人们在常人情境中重复博弈的结果，不同情境具有不同的运作逻辑：制度情境基于法理，关系情境基于日常权威，常人情境基于情理。制度情境中最终决定作用是法理、规则、程序和机制。当前中国是基于两千多年儒家文化传统的关系情境、常人情境的逻辑社会，同时也是自20世纪70年代推行的由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由政治权力集中国家向民主法制和权力集中的转型经济国家，具有半制度情境国家特征（费爱华，2007）。

（2）制度的变迁理论。

任何社会和组织创新都离不开其所在的社会现实环境与制度所赋予的资源，离不开组织生存所嵌入的社会文化、政治环境（李汉林，等，2005）。中国目前正处在一个剧烈转型的新时代，“这是一个最好的和最差的时代”，转型与创新过程孕育于组织具体化变革之中：自身利益诉求和发展冲动的政府，作为重要推动力——通过诱致或强制性的制度改革，实现其稳定与可持续发展的目标，机理表现如下：一是行为嵌入性，组织嵌入社会结构，创新初期相互整合，有力推动组织的自我进化与发展；二是路径依赖和行为惯性，路径惯性与动能产生飞轮效应，推动制度朝正方向变迁；三是意识形态作用，从合情、合理与合法性等方面支持制度创新与变革，其中，制度和组织联系带改变局部制度安排，政策规范行为对制度中心施加影响力（李汉林，等，2005）。研究发现，中国经济转型中企业活动是企业外部所有权和企业内部决策权的共同作用，达成旧国家社会主义逻辑和新市场资本主义逻辑的竞争平衡，新市场资本主义的逻辑在制度转型过程中逐渐建立起主导地位（Greve & Zhang, 2016）。分析中国四十多年的改革和社会发展变迁经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与以美国为代表的采用主流管理理论分析的西方发达国家不同的是，中国是一个典型的经济转型和社会变迁国家。

（3）关系合约经济转型。

资源禀赋不能自动带来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互联市场关系合约理论很好地解释这一现象的理论机理。该理论认为，由于信息不对称，经济合约实施需要关系型合约和正式规则合约两种机制选择，前者作用机理为：长时间持续的关系交流使短期行为失去市场，短期行为未来将失去所有合作剩余，后者需要第三方验证的巨大的制度基础设施投入；前者因市场范围越小越重要，而后者相反（王永钦，2006）。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过程，是劳动分工不断深化和市场范围不断扩大的过程，因此微观治理是互联关系型合约不断向正式合约的过渡过程。中国渐进式改革看上去缺乏经济增长的制度基础，但却取得了惊人增长——这是在没有正式制度安排条件下的关系型合约的自我实施。随着市场范围在全球不断扩大，中国经济发展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扩大了的经济交易行为越来越需要规则治理（Levin, 2003; Li, 2003；王永钦，2006）。

从高互联性的关系合约到低互联性的规则合约过渡是中国改革时期经济转型过程的微观趋势。过渡性依赖于转型模式和市场范围。在市场范围仍然较小的渐进改革中，规则合约尚未形成，关系合约起到经济运行桥梁作用（王永钦，2006）。中国经济转型面临的真正挑战来自微观治理，即国家、组织、个人社会经济互动的微观运行机制治理。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互联市场关系型合约在中国的经济转型中还会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过快改革可能会破坏原有关系型合约治理模式的自我实施性，社会分工和市场交换水平突破一定临界阀值，规则合约机制就会起决定性作用（王永钦，2006）。

2.1.1.2 改革与制度环境变迁

政治与经济不同关系类型决定了不同制度环境和产权组织发育（杨光斌，2003）。20世纪中叶，党通过革命变革国家政权，依靠国家机器推动经济建设和社会分工，这与西方国家社会分工—产权制度—保护产权序列的国家制度不同。现实和历史国情，决定国家行动者是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的领导力量，综合国力和经济增长效率是衡量产权制度与发展质量的重要指标；基于有效产权组织及其嵌入的保护制度，高水平经济增长的产权制度有利于加强国家权力制度；现阶段中国国家物质权力的重要基础是国有企业，政治制度决定经济制度，再决定制度安排，这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的政治经济作用逻辑（杨光斌，2003），如图2-2所示。

中国经济转型与社会变迁的研究线索是中国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体制发展过程。社会主义国家市场经济转变过程中，社会学家试图与路径依赖、制度变迁概念结合发展市场转型理论，对中国转型时期传统政治优势等表示关注。市场转型理论观点代表人尼（Nee, 2005）把中国的市场经济改革定义为中国政府引导的经济奇迹，经济转型过程中政治与市场的共同变化：伴随着政治行动者地位相对以前的逐步下降，市场资源配置规则将逐步取代政治权力的分配原则，促使经济行动者地位相对上升。研究表明，以前存在的制度安排的确为政治权力转换和持续提供了基础，目前政治行动者地位没有明显降低，组织性等级的影响并没有明显的变化，明显的制度性延续总体作用力不足以压倒市场经济带来的效应（Nee,2005; Nee,2012; Nee,2014）。

中国政治制度的管理情境设定主要包括中国共产党执政政党制度、党国合一宪法体制、政治领导的中央集权制和集权式分权制制度和中国政府对市场干预等政治制度生态。中国的政治体制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如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民主政治体制，中国的政治竞争力水平比较低，相对于美国和其他西方民主政体，中国的政治改革比较中庸：竭力创造一个理性权威的政治系统。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唯一的执政党，采用的是不同于西方的渐进式政治改革。政治权力高度统一和新兴社会市场经济使中国成为研究非市场战略特别是企业政治战略的“社会实验室”（Qian, 2010）。

（1）特色政党制度。

中国政党制度的特色和特殊性集中表现在党国合一宪政制度，党对国家和经济社会发展改革的全面领导地位。“中国政党制度，是马列政党理论与中国国情结合的产物。共产党是执政党和领导党，各民主党派是参政党，履行参政议政、民主监督职责。这创立了全新的政党合作、执政及民主形式”（王元芳，2013）。

党在我国的经济发展和国家建设中，始终处于核心地位，将各级党组织融入经济体的治理当中。与西方国家政党制度不同：首先，中国政府类似“M”型组织，地方重要官员由中央任命，地方经济扮演重要角色（Qian & Xu, 1993），西方普选国家领导人通过选民投票决定（Julio & Yook, 2012），我国不存在人为操纵经济波动，谋求当选的机会主义。其次，中国党组织覆盖全部社会单元，掌握经济发展的关键资源。企业党组织，是党的基层组织，企业重要的政治资源、组织资源和人力资源，企业党组织必然影响公司决策，西方国家企业决策结构中很少有政党组织，因此中国企业研究要考虑这一特殊组织现象（王元芳，2013）。

（2）党对政府的领导。

在中国，各级党委对政府行为的决定作用明显，政府行为与执政党党委关系密切。政府是中国最强大的组织，政府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干预、调控介入管理无处不在。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对经济生活的干预存在角度和强度差异，尤其在中央和地方利益分离下，中央政策在地方得到选择性执行、不执行或歪曲执行，甚至出现政令不通、不一致现象，在固定资产投资、土地资源和矿产资源管理等方面尤为明显。政府官员的个人利益、目标价值与其代表的政府整体利益会因为官员个人利益膨胀出现不一致；受传统封建政治制度文化影响，中国政治行为的法制理念主要借助重要领导人政治行为制约和影响，政治行为判断逻辑顺序为合理、合情与合法，常出现有法不依、违规不究和变通行事现象。

（3）政府与企业关系。

地方政府具有为地方利益服务的财政资源和管理权限，两税制进一步刺激地方政府发展地方经济，由于中央和地方政府存在一些潜在利益冲突，地方政府有时有脱离中央财政政策的倾向（Nee, 1992）；在新兴经济体的体制转型时期，正式的、非正式的商业规则变化给企业带来机会的同时，也带来了风险（Peng, 2003）。转型经济体的制度不完善企业所有者缺乏充分的合法财产权保护，即使在正式制度场景中，具体实施中也不充分有效，甚至无法按预期实施（Young, et al., 2008）。中国各级政府控制着企业关键资源的获得和各种经济法律规则的解释与执行，很大程度决定企业的商业过程与机会（Qian, 2010）；私有制经济的政府政策与私有企业生存密切相关。虽然中国私有经济发展打破国有集体经济禁锢，改变了传统的国民收入再分配系统，成为中国市场经济转型重要力量，但私有企业不确定的法律地位没有得到实质改变，资本和其他生产要素依然不青睐私有经济（Nee, 1992）。2008年金融危机后，中国私营经济利益与政府监管当局关系密切相关，并未呈现出与中国政党资本主义（party state-led capitalism）的分离迹象（Andreosso-O'Callaghan & Gottwald, 2013）。

2.1.1.3 中国经济制度演化变迁

中国经济制度演化变迁包括中国新兴经济转型、经济崛起和经济发展“新常态”，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以及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和政府干预。

（1）新兴的中国特色市场经济。

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制度的国有经济具有关键市场控制力的，新兴转型的政府权力与个人关系交织的关系网络市场经济。其基本特征为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政府管制依然坚挺。推进全面市场化改革，减少垄断，提升市场竞争化程度是促进中国企业创新能力提升的根本性制度措施。张杰等（2014）研究发现，中国制度情境下市场竞争促进中国企业创新研发活动，但这只对民营企业创新研发活动产生激励效应，而在国有企业和外资企业，垄断或超国民待遇导致竞争对创新激励的扭曲。

（2）政府干预和利益保护。

中国制度情境下政府与市场的分野有时难以界定，政府掌握着企业生存发展所需的政策资源和土地矿产等物质资源，成为最有影响力的社会组织；官员手握极大的自由权，在一定程度和范围内具有市场替代机制（王叶敏，2008）。在转型经济条件下，政府权力使用不当造成大量权力寻租机会和空间，增加了企业经营的代理成本和市场交易成本，破坏了市场的公平透明交易机制（Krueger, 1974; Jensen & Meckling,1976; Nee, 1989; Murphy, Shleifer & Vishny, 1993; Hellman, Jones & Kaufmann, 2003; Johnson & Mitton, 2003）。政治权力干预国有企业的途径研究发现，建立利益联盟是政企间实现利益双向输送的一条常见通道，这种政企利益联盟建立和瓦解存在周期性规律，地方官员更替，政治权力转移，政企关系往往随之重新洗牌。官员在任时与其信任的企业领导人结成利益联盟，职位更替后又形成新联盟，国有企业治理效率低下的制度性根源为行政化的国企组织制度（潘越，等，2015）。王立清等（2011）研究发现，民营上市公司投资减少决策受异地地方政府和中央企业产权保护。潘迪（2012）的研究表明，相对于通过市场契约性关系的企业市场环境，有效面对政府、政府金融机构、政府媒体等外部利益相关者是成功实施企业政治战略的重要环节。

（3）党组织参与政治治理。

2015年9月，中共中央印发《关于在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中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的若干意见》，强调“坚持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和加强国企党建两个毫不动摇；把加强党的领导同公司治理完善两者有机结合起来，明确国企党组织企业法人治理结构中的法定地位”，公司党组织作为企业治理主体是对国有公司治理所面临问题的现实制度安排，体现了党和国家立法意志。

中国国有上市公司大多由国企改制而来，需要按照公司法和党章要求，开展党的活动。中国政党制度特殊性为：党组织直接深入到企业内部，参与公司的重大决策，党的组织部门掌握着国企主要高管的选拔任命。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是中国国企公司治理最大的特征。国企党组织是党和政府企业内的政治延伸和体现。《党章》第32条第2款规定，国有和集体企业党组织，围绕企业生产经营开展工作，发挥政治核心作用（王元芳，2013）。

2.1.2 制度理论

2.1.2.1 社会学的制度理论

新制度理论强调组织通过改变环境使组织获得生存和发展，制度环境强迫机制、模仿机制和社会规范机制对企业组织产生影响。新制度主义和老制度主义的分界线是1977年。20世纪80年代中期后，社会科学中没有哪一种理论像新制度主义那样获得如此广泛的关注和应用，也没有哪一种理论像新制度主义那样在社会学理论领域造成如此严重的混乱（Paul & Powell, 1991; Meyer & Rowan, 1977）。谢佩洪等（2010）认为，企业为获取更多制度资源，通过实施非市场化战略，提高经营合法性，从其利益相关者那里获得合法性认可，以此提高社会地位和资源交换能力。

制度理论认为，企业所处的外部政治法律环境等都是企业竞争资源和制度资源。企业会使用非市场行为。例如，企业内部专门设置政府关系部门，聘用经验丰富的政府关系专业人员，协调与政府的关系；积极利用现有制度资源，实施企业政治行为，建立获取竞争优势的体制环境，缓解潜在的和眼前的体制壁垒；直接或独立沟通适用拥有丰富制度资源或制度优势地位的企业，而间接沟通适用制度资源不足的企业（潘迪，2012）。

制度主义理论解释了不同类型的组织策略过程，研究发现，在企业部门外部，有影响力的客户、监管者、立法者、当地社区和环境活动机构的不同类型的制度压力，影响企业部门经理人的决策，经理人依据不同类型采用不同的管理实践以满足外部机构的需要（Delmas & Toffel, 2008）。对中国大型国有企业的研究发现，中层管理人员发挥专业知识和本地化网络优势，能够更好地在不同背景中执行竞争市场和政治需要，实现市场效率的积极作用（Guo, et al., 2016）。

2.1.2.2 经济学的新制度主义

制度经济学所讲的制度是社会中个人遵守的行为规则和制度安排，包括制度变迁、交易成本、产权经济和公共选择等采用制度、产权和交易关系分析（North,1990; Nelson & Winter,2009）。中国改革开放是经济改革主导的政治经济制度变迁和制度创新过程。新制度主义研究制度环境（stiuation）下的制度安排（system）及其制度绩效（performance）。制度环境指宪法所规定的，基本的政治制度与经济制度作为人类相互交换的规则，其设立的目的是节约交易费用，降低社会的运行成本，“是以建立生产、分配、交换与消费为基础形成的政治、法律和社会规则”（杨光斌，2003），正式的制度安排如宪法等法律，非正式的如价值、意识形态和习惯等，两者被称为制度结构（杨光斌，2003）。

制度变迁理论注重研究经济制度变迁与政治体制变迁的内在关联机制，并重视研究人们的信念认知、心智构念和意向性在人类社会制度变迁中的作用。诺思制度变迁理论经历了从“技术变迁的路径依赖”到“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的发展过程，在此过程中发现了二者差别及路径依赖现象的“认知—制度—经济”层面的传递机制形成独具特色的制度变迁理论。政治过程会改变制度选择，非效率是制度过程的历史常态，因此制度变迁本身就是一个强调适应的学习过程（刘和旺，2006）。

东西方管理情境场域中制度环境存在显著的差异。西方产权学派的制度经济学中，很难找到政治制度、国家权力对制度变迁的影响研究。中国处于市场经济和现代企业制度变革时期，经济制度是保障政治权力效应的根本性手段，而政治权力决定经济结构，后者决定制度安排是中国政治经济的逻辑，经济体制与制度改革虽是自下而上的要求，但需自上而下的推动认可，这其中有诱导自发安排，更有强制性政府行为。经济转型中，国家权力正在实现两个相互矛盾的目标：最有势力的和国家权力经济基础的国有企业利益得到了国家的极力保护；同时，国家客观上不得不放弃部分垄断，允许非国有企业存在，以实现税收和经济效率目标（杨光斌，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