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我深爱的河岸
关于意大利的专栏文章
喷泉广场上的马泰奥蒂[66]
如今的教科书真应该好好修订一番了，这倒不是因为有必要重新描述欧洲的地缘政治（要达到这个目的，最好采用活页装订，以便每月更新），而是因为要把目前正在发生的修正主义现象记录下来。
如今，我们已经很容易接受这个几乎成真的假设了，即纳粹分子从来没有在集中营里杀害过任何犹太人，而那些不幸在此遇难的极少数人也都是死于心肌梗死，因为纳粹分子经常给他们吃含高胆固醇的食物。可如果真是这样，其余六百万死难者究竟又是因何丧命的呢？难道是艾滋病？还是来自中国的流感？又或者是像马古特[67]一样活活笑死？倘若真是如此，该事件理应与“黑死病”、曼佐尼[68]笔下的“大瘟疫”以及一九一八年的“西班牙流感”一样，成为医学史上的重要事件，载入教科书中。
根据某些人的说法，意大利的反法西斯抵抗运动只能算作一场毫无价值的内战。然而，我们究竟有没有弄清楚切尔维兄弟[69]扮演了怎样的悲壮角色？我们是否要彻底抛去面具，说出杜乔·加林贝蒂[70]到底是什么样的人——这样，葛蒂尼[71]的后代就可以委托切伦塔诺[72]谱上一曲《奥斯瓦尔多·瓦伦蒂[73]葬礼进行曲》？我们是否有勇气扯下遮羞布，说出罗塞里兄弟[74]在巴黎那场臭名昭著的谋杀案背后到底隐藏着怎样的真相？
我们要弄清那个所谓的马扎伯托陷阱[75]到底是怎样的残忍骗局——在那场战役中，整个德军步兵营都被诱入意大利游击队员的伏击圈。而这支慷慨的雅利安小分队是为了不落入意大利游击队员之手，被抓到斯特隆伯里[76]，继而扔进斯特隆伯里的火山口中，才“不得不”采取狡诈的诡计以求脱身。究竟有哪些人在阿尔蒂诺墓窟[77]里遇害？人们很容易就能看到那些如今已面目全非的尸骨。必须说明的是，那是一群未成年的意大利少女，在被凌辱之后又被残忍地杀害——好吧，让我们说出真相——在阿尔契德·德·加斯贝利[78]的帮助下，由于常年在高墙内遭受禁欲之苦而患上男性淫狂症的桑德罗·佩尔蒂尼[79]终于痛心疾首地证实了一切。
埃迪方索·舒斯特主教[80]当年在特里斯特别墅里干些什么？祈祷吗？那么又是谁在路易莎·费里达[81]的阴部熄灭了烟蒂？当今的年轻人应该知道。萨沃·达奎斯托[82]的行为是否的确是光荣之举？他为何承认自己有罪？你曾见过有哪位宪兵会在谋杀现场说“是我干的”吗？这难道不是一场意大利宪兵部队与国家政权之间的钩心斗角加党派纷争吗？在那不勒斯的四日战斗中，是谁打响了第一枪？“若是英美盟军没有在萨莱诺和安齐奥登陆，纳粹分子将在哥特防线上建造一座格林童话乐园，有‘汉斯和格雷特’的小房子和‘拇指男孩’的小路。”——这种说法到底是真是假？
维拉巴萨之夜[83]，费鲁乔·帕里[84]身在何处？他真的放下武器了吗？贝内代托·克罗齐[85]与里娜·弗特[86]之间究竟有着怎样的关系？据说在意大利某秘密组织的档案里存有关于马泰奥蒂并未死亡的记录，说他长期过着隐居生活，还有人曾看见他拎着黑色手提包出现在广场上，付钱给一个名为罗兰蒂的出租车司机，这消息是否切实可信？
神圣的恩内斯托·比尼亚米[87]，帮帮我们吧。然而我还有话要说，即使是他，我们也不能完全相信。因为我们知道在二十年代，比尼亚米——这个历史学家——曾被政府驱逐出教育界，想必这其中也是大有隐情的。
一九九二年
谁投票给了安德雷奥蒂[88]
我虽然目前身处美国，却一直在关注意大利的情况。但由于报纸总是在第二天送来，所以我要迟一天才能看到有关消息（除非能碰巧赶上当天晚上七点半的意大利电视台的新闻节目）。因此，每天早晨我都会瞟上一眼《纽约时报》。然而，除非发生重大事件，这份报纸即使提及意大利，也只会把相关消息放在某张内页的深处。所以我每次拿到报纸，都必须迅速翻到第二页查询国际新闻索引。三月二十八日（星期天）的报纸索引中并没有提到意大利。像往常一样，我只是浏览到第七页时才看到一篇关于安德雷奥蒂案件的专栏报道。在三十日（星期二）的报纸上，我又在索引里翻查关于意大利的消息。标题和概要中都没有正面提到意大利，只在下方的无标题短讯中有一句“来自意大利的丑闻：一部B级电影，第十页”。看来，关于意大利的消息已经不再被当做重要新闻，顶多只能占据一小块版面，其地位已和那些无聊透顶的肥皂剧差不多了。在这篇文章中，作者试图解释一种现象：在意大利这个“香蕉共和国”[89]里，那些原本用于救助地震区灾民的善款是如何被吞噬，而那些制定反黑手党法律的部长又是如何依靠黑手党的选票上台的。
在此，我们不妨把相应的罪责和羞愧感公平地分摊一下。美国人很清楚（但他们却试图忘记这一切），四十年来，意大利之所以会面临如此现状，他们也要负上一定的责任，这就好比他们在中美洲局势问题上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一样——几十年来，他们为了牵制古巴人，资助了不少“粗俗且不争气的暴政国家”。如今的美国似乎在说：“无论如何，我们只是为了自我保护，你们才是始作俑者，罪魁祸首。”现在，他们感到愤怒了，但他们当年也参与造成了目前的这一切。如果我们翻翻历史旧账的话，甚至能觉察出美国人还曾资助意大利共产党，因为意大利政府对于共产党的恐惧感能够确保它忠于西方集团，而一个没有共产党威胁的意大利则可能会像法国一样自作主张，或试图领导整个地中海和阿拉伯地区，而不仅仅是锡格尼拉基地[90]了。
与美国的反应相似，面对不断曝光的各类丑闻，我发现在国人中也弥漫着一种越来越强烈的牢骚心态。罗伯特·西尔维斯是《纽约书评》的主编，他非常了解并热爱意大利。我记得两年前他曾以美国人的天真口吻问我，为什么尽管意大利人明明知道究竟是谁在抢劫，谁在火车上安放炸弹，却没有能力解决问题。我当时是这么回答的——这是两年前的回答——事情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大部分意大利人都是顺民。这种顺从可以从选举结果中一窥端倪，四十年来，这些意大利公民一方面在咒骂国内的党派，但另一方面却一直给它们投票。至于他们为何如此顺从，则要用米歇尔·福柯[91]的权力理论来解释：侵吞国家财富的人群并非仅仅限于腐败的高层领导，相反，几乎所有人都在以某种方式从国家机器的运转过程中获取利益。这就好比一个向黑道人物交保护费的小商贩，尽管要损失些财产，但至少知道自己可以获得些什么，以及当附近区域的流氓前来捣乱时可以向谁寻求保护。
意大利人非常清楚该找谁去开后门，需要塞多少钱，如何免去一次罚款，如何凭借一封介绍信找到一份相对安逸的好工作，如何不通过残酷的竞争就能中标……总之，他们乐意保持现状，正因为如此，他们也就会一边投票一边对那些党派嗤之以鼻了。嗨！当年到底是谁给安德雷奥蒂投了票？难道只有《宣言报》[92]的寥寥数人吗？
如今，百分之九十五的国民已经愤怒了，他们会对行走在大街上的议员大呼“强盗”。可这些民众当年都给激进党投了票吗？他们当年成立公众健康委员会了吗？或许他们当年就已表示过不满，但愤怒这么快就过去了吗？总之，我们希望看到的并非是一群针对一小撮腐败分子革命，以使整个国家恢复健康的民众，至少应该对一个大面积腐化的国家进行良知上的拷问。四月二十五日[93]的事情不能再次重演：“当时我不在威尼斯广场……”当罗塞里兄弟在法国被杀害时，你在哪里？当马泰奥蒂被谋杀时，你在哪里？而当斯塔拉切[94]高唱《黑色的小脸蛋》[95]时，你，又在唱些什么呢？
一九九三年
电视之争为哪般
今天的话题本已是老调重弹，但在最近几个星期里，针对该话题的争论却再次激烈起来。辩题：电视的政治角色，以及占据屏幕是否意味着能对公众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很显然，当重新划分权力时，关于该问题的讨论也再次变得激烈。有人身处险境，很可能会丧失曾以高价占领的频道，而有的人则隐约看到了即将征服的领地。鉴于政客希望从电视中获取的并不是战术上的权力，而是战略上的权力（在公众中建立强大而持久的认同感），我们不妨来做一个思维实验。一位生活在公元三〇〇〇年的史学家（通过购买书籍、影像资料、警察局报告、法院判决以及年度合订本的报纸，并对其进行分析）或许能得出以下结论。
五十及六十年代前期，电视完全掌握在天民党手中。在道德方面，当时的电视节目十分小心翼翼，尽力避免宣扬不稳定因素，对于国内和国际的政治局势也采用一种全面而温和的视角，且相当重视宗教节目和教化性节目的播出。当时，电视里的英雄形象总是留着短发，系着领带，举止儒雅。另外，当时的节目也尽可能避免提及意大利的反法西斯抵抗运动，以免在右派中树敌。所有于一九四五年至一九五〇年间出生的年轻人就是看着这样的电视节目长大的。其结果是，培养了制造六八年学生运动的一代人：留长发，崇尚性自由，为离婚和堕胎的权利而战，仇视政府，反教权主义，推崇“抵抗运动”，并将当时的玻利维亚和越南作为该运动的典型代表。
后来，电视节目就逐步分成了不同的版块。在大众类的节目中，女人开始逐渐袒胸露乳（在午夜节目中甚至还会暴露出更加私密的部位），同时，开始出现一系列无政治偏向、语带讽刺、充满争执，并对当局颇为不敬的节目。这一类大众节目造就了新的一代人，他们开始重新重视宗教价值，并且谨慎地对待性行为。就历史节目来说，从六十年代后期开始，电视节目开始见缝插针地宣扬抵抗运动，并把它神化为一场孕育意大利共和国诞生的伟大事件。然而这类节目却造就了一代不愿意听到、也不愿意谈论抵抗运动的年轻人，相反，当他们不再热衷于种族主义和排犹主义时，更愿意对修正主义的“啸叫”洗耳恭听。
从政治层面上来看，尽管电视节目已经分成了三个有着不同政治倾向的频道，但都致力于时刻维护对某个政治阶层的尊重，并利用画面的感染力不断确立该阶层所代表的权力及（所谓的）广泛的群众性。那么效果究竟如何呢？一部分公民已经通过加入各种联盟组织来自主反抗该政治阶层，而其他公民则会一有可能就迫不及待地开始咒骂行政官员中那些自己看不惯的人，更有甚者，只要一认出曾在电视上露脸的政客，就会立马朝他们扔臭鸡蛋示威。
我们这位生活在三〇〇〇年的史学家甚至还能得出一个大胆的结论，即天民党控制之下的电视节目导致了共产党的大规模发展——这在西欧是前所未有的现象；然而自从共产党逐步掌控电视节目之后，却造成了该党派的萎缩。
如果我们这位史学家生活在一个宗教权力野蛮膨胀的时代，他将会得出如下结论：电视简直是一个罪恶王国，会如凶残的莫洛克神[96]一般吞噬所有妄图征服它和驾驭它的人。换句话说，电视会给所有靠近荧屏的人带来可怕的厄运。如果这位史学家能够分析推理或按照公式进行科学假设，那么他会总结出电视这种具有侵略性的手段也许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人们在消费层面上的思考方式，但却绝对无法影响人们的爱好以及政治决定。
这位史学家或许会沮丧地自问：为什么人们还会为电视这个工具大动干戈？最后，他将得出结论：我们这个世纪的人还根本不明白什么是大众媒体。
一九九三年
抵抗运动的双面色彩
小时候，父亲常常跟我讲述他在一战期间的一些亲身经历，其中最让我感到震惊的故事是关于卡波雷托大撤退[97]的。当时，士兵连日行军，甚至连夜里也没有停下脚步休息。父亲告诉我，他之所以能死里逃生，是因为一位高大强壮的战友让他（当时已是瘦弱不堪，筋疲力尽）靠在自己的肩膀上走了好几个小时。就这样，我父亲一边用脑袋睡觉，一边在困倦中移动着双脚。或许一个人为了在绝境中求生是可以做到这一点的。
后来，他们到达了一座荒凉的宅子——当然是在意大利的领土上。按照我们的想法，这帮残兵败将应该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纷纷扑倒在床上、地毯上或是桌子上来喘一口气。然而，他们却好似战胜了某个敌人，有人开始拆毁家具，砸碎镜子，打开抽屉，捣毁存放外套和女式内衣的大衣柜，一边把那些内衣套在自己的军服上，一边胡乱打闹。
这些士兵究竟是什么人？他们中的有些人被再次派到前线，加入了那场战争中六十万死难者的行列。我想说，他们是一些不错的小伙子，和我们一样的人。他们曾经知道如何遵守并且即将再次遵守部队的纪律。然而战争本身就是一头凶残的猛兽，它颠覆了所有的道德观念。因此，我们才会在历史进程中看到那些本应善良宽容的士兵却投身于烧杀抢劫、奸淫掳掠。父亲是带着恐惧的神情讲述这些故事的，而我却不知道该如何评价那些士兵，因为我从未亲身经历过卡波雷托大撤退。
这几天，我之所以会想起这些问题是因为公众（带着很强的规律性）又开始批判抵抗运动了。如同以往一样，他们谈到了抵抗运动中的一些野蛮凶残的行径。但我认为这些行为很正常，因为我们不能要求那些每时每刻都穿梭在枪林弹雨中的士兵按照常人的方式来控制自己的情绪。事实上，抵抗运动中的许多队伍最初就是一帮乌合之众，混杂着众多投机主义和机会主义者（所有的内战都是如此）。有些人加入其中只不过是因为自己生活在这片山头上，而如果他们生活在山的另一面，也完全有可能被意大利社会共和国[98]所吸引。正如游击队员乔治·博卡反复强调的那样，在抵抗运动的队伍中，有许多人是在追寻一种荣耀感，而其他绝望的冒险家则只不过想从中捞取些利益。那时，我还只是一个孩子，但我的确记得在两个阵营中都存在这两种人。那些亡命之徒是很容易看出来的，因为他们经常轻率地改变自己的立场。
如果说每一场战争（或每一场内战）都会造成如此混乱失衡的局势，那么作为一名对史实有着详尽了解的历史学家，他的任务究竟是什么呢？当然，历史学家理应致力于收集史料——哪怕是一些细枝末节的素材，并应在历史档案中发现某人在某时做了某事。但如果他所做的工作仅限于此，那他也就只能算历史碎片的捡拾者，或某位真正历史学家的公文包。真正的历史学家要整理所有的资料，并复原到一幅更完整的历史拼图中，从整体的角度来解读单个的历史事件，分析其原因，以及它对后来事件所产生的影响，并最终给予一个“史学”意义上的评判。比如，尽管我们知道在法国大革命期间，有人曾因欠某人债务而将那人判罪并斩决在断头台上，但也不能以此来评判法国大革命的“意义”所在。
因此，我认为公众这些时起时落的对历史的批判与报纸对当今弊病的声讨有点儿类似。然而对历史的评判是不能够从某个段落或某个事件中断章取义的——除非这个事件具有典型性，否则，这样得出的对单个事件的结论就必然会不恰当地变成对整个历史时期、群体及社会的结论。
当下正值盛夏，想编点儿新鲜文章来提高读者读报的兴趣是可以理解的。然而，对于意大利在一九四三年之后所经历的那段抹不去的黑暗、残酷和恐怖的历史，我们还是应该以更宽阔的视角以及更高的责任感去解读。
一九九三年
清一色右派
维多里奥·费特里[99]在《独立报》上列出了一张意大利“右派”知识分子的名单。毋庸置疑，名单中的某些人物，如詹蒂莱[100]、齐奥内[101]和马里内蒂[102]的确是法西斯主义的追随者。但名单上还出现了另外一些人的名字——可这些人充其量只能算是右派思想家，却称不上是法西斯分子，比如德诺齐[103]。在名单的末尾，甚至连克罗齐也榜上有名。
费特里说他在名单上列出的人物都是法西斯分子“和”国家主义者。我认为，他不应该用“和”这个字眼，而应该用“或”。事实上，克罗齐是个不折不扣的反法西斯主义者。但他的年龄以及他所接受的教育让他极为推崇自己的国家，并把国家利益看得高于一切。这是一种与心理和阅历相关的微妙情感。但我们要清楚地知道，克罗齐的自由保守主义以及他对于自由的崇拜与詹蒂莱身上的黑格尔主义是大相径庭的。我们甚至可以说詹蒂莱一直以自己的方式试图比克罗齐更具“革命性”，但总之，两者并不是什么志同道合的朋友。倘若（如费特里所说）“右派”的思考方式意味着忽略事物之间的区别，那么上述把法西斯分子和国家主义者混为一谈的说法倒是符合右派的特征。这种思维显然是说不通的。
费特里提示读者找出暗藏在该名单中的某种标准。实际上，这里头的标准可太多了。比如，名单里的某些人物只是对法西斯独裁政权采取了顺从的态度。比如马可尼[104]，头戴二角帽的他的确接受了那些身穿粗毛呢制服的法西斯军官的奖励，但只要能发明无线电，他也完全愿意加入苏维埃组织。假如只要某人对某组织采取过顺从和亲近的态度，就要把他归入其中的话，那么陶里亚蒂[105]应该算是“自由主义—资本主义—天主教”人士，因为他曾与加斯贝利、教会以及可恶至极的美国人签署过条约。
皮兰德娄[106]也名列其中。不错，他的确接受过法西斯政府授予的荣誉，但我们怎么能把他那种置疑任何价值观的思想与法西斯右派分子对于古代神圣价值的崇拜相提并论呢？
接下来出现了费密[107]的名字。对于他青年时期的思想，我不甚了解。但我知道他曾经为了躲避一系列带有种族主义性质的法律而被迫移居美国，用自己的知识为西方民主国家服务，打击纳粹主义——也许在美国，他会投票给共和党，而拒绝为斯大林服务——但无论如何，他和费德佐尼[108]及邓南遮绝不是同一类人。
在五十年代，某位知识分子只要曾签名反对过处决罗森堡夫妇或支持停止核武器的研究，那么他一定会被来者不拒的意大利共产党划入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的行列。而我那个年代的天主教徒则甚至会把反神职者也奉为天主教派的知识分子——只要他们在临去世前曾让主教大人到床前听他在病痛的折磨中嘟囔一番。其实，如果要说起天主教派的知识分子，曼佐尼的确名副其实，而卡尔杜齐[109]只不过是曾经感慨于圣方济各赤身裸体躺在荒地上的行为，是算不上一个真正的天主教知识分子的。
事实上，“焦距的长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对于某些作家，如果我们把目光局限在他二十岁左右，那么他看上去的确是个法西斯主义者，但如果我们再看五十岁的他，则又成了共产主义者——古图索[110]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费特里认为，如果一个人最初倾向右派，之后又转为左派，那是他个人的问题，只能说明这人是个“笨蛋”。然而我觉得应该更谨慎地对待这种现象。年轻时的路德曾是一名修士，费特里能断言路德后来对于天主教会的唾弃是一种“笨蛋式”的行为吗？
我们应该依据知识分子的思想观念、作品题材或艺术风格来判定他究竟是反动的，保守的，或是革命的。我们以博丘尼[111]和古图索这两个人物为例——这两人均出现在名单当中。关于博丘尼，他所表现出的坚定的国家主义是不可否认的（然而他在一九一六年便已去世，所以实在和法西斯主义搭不上边）。我认为他的画作以及理念都十分具有颠覆性和创新性——这一点比古图索更为进步。但仅凭这一点，我们就可以把支持国家主义的博丘尼划为左派，而把后来转而支持共产主义的古图索划为右派吗？
事情并非如此简单。西罗尼[112]因为接受过某些法西斯主义者的订单和创作过某些题材的作品而被称为法西斯分子。然而，即使我们要说他是保守派，甚至是一定程度上的“反动派”，也只是因为他提倡恢复传统的绘画价值观。再说，也有人对他表示肯定，认为他对于马萨乔[113]绘画技巧的重新回归为二十世纪的绘画艺术开创了一片全新的视野。从这个角度上来说，西罗尼相比那些俄国现实主义画家和中国“文化大革命”期间的电影导演（以及那些滑稽的意大利模仿者）要进步得多了。
事实上，一张把人划为某组织成员的清单与一张把人开除出某组织的清单是同样危险的。
一九九三年
我的墨索里尼颂
文章题目：为什么要在每日祷告中牢记国王、墨索里尼领袖和祖国？行文如下：“我之所以在祷告中牢记领袖墨索里尼……是因为他给了我工作的第一动力。他指挥了‘向罗马进军’[114]运动，把破坏分子赶出了意大利。他让我们的国家变得强盛、威严、美丽而伟大。”——究竟是谁在法西斯纪元第十八年的文化竞赛初选中写下了这样的文字？
以下这些获得法西斯纪元第二十年（一九四二年）青年联赛奖励的文字又是出自谁之手呢？“一队少年行进在尘土飞扬的路上。他们是骄傲的法西斯少先队员，在初春暖阳的照耀下雄赳赳气昂昂地前进。队员纪律严明，指挥官的命令干脆有力……二十年后，这些少年将投笔从戎，手握钢枪保卫意大利不受外敌侵犯。这些在星期六游行的少先队员……他们成年后将成为坚不可摧的卫士，时刻守卫意大利及其崭新的文明……看着这些孩子，有谁能想象若干年后，他们将默念着祖国的名字战死疆场？这思绪始终萦绕在我的心头：当我长大了，一定要参军……我将投入战斗，如果祖国需要，我还将奉献出我的生命，为了它那崭新的、英雄的、神圣的文明……伴随着过去辉煌的历史，以及少先队员所带来的希冀（他们是今天的少年，未来的战士），意大利必将荣耀地走向灿烂辉煌的胜利。”
或许此刻，大家都在等待我不怀好意地揭开谜底：这段文章的作者是某位“法西斯黑色骑士”（于是我这个厚颜无耻的御用文人就会随之收到一笔来自“赤色人士”的可观款项）。然而，你们却猜错了。这些文章的作者正是我本人，第一篇写于八岁，第二篇写于十岁。
事实上，我非常清晰地记得当我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曾扪心自问是否真的相信这些言论。我曾问我自己：我是发自内心地敬爱领袖墨索里尼吗？那么我为什么并没有真的在祈祷时想起他呢？或许我是一个没有良心，谎话连篇的孩子？然而，尽管有这样的想法，我还是照例写下了这些文章，倒不是因为我玩世不恭，而是因为小孩子天生狡猾。一方面，他们会调皮捣蛋，但另一方面，他们也会接受周围环境灌输的思想原则。
如同今天的孩子渴望名牌书包一样，那时的孩子觉得穿上军装非常荣耀。这样一来，他们就能与周围的人一样获得尊重和羡慕。那时的我中规中矩，倒是如今的我有些玩世不恭了。我想，孩子之所以会写文章赞美所谓的“法西斯兄弟”，是因为他们明白只要这样做就能够得到社会的赞赏。当然，我还不至于愤世嫉俗到认为所有这些孩子日后都会变成法西斯主义的走狗，事实上，并不是所有曾经参加六八年学生运动的人都会为菲尼[115]投票（只有部分人如此）；我也能够区分这两种不同的社会氛围：一种引导孩子尊重差异，而另一种则唆使他们朝阿比西尼亚[116]人开枪射击。
然而，我越是明白今天的文化氛围之优越，就越是不能原谅当年那些毒害我的童年，向我灌输死亡荣耀感的人。所幸的是，那些人的行为是如此可笑，让我没过多久就摆脱了不健康的“灭绝犹太种族”思想的影响。
可是，难道只有儿童是天性“狡猾”的吗？难道一个十八岁的成年学生不会为获得某种奖励而写下类似于《论莱奥帕尔迪[117]是如何将个人的生存痛苦与敏感的文明意识相结合的》文章吗（尽管在他眼里莱奥帕尔迪只是一个多病的驼背）？他一定会捏住鼻子，按要求写下类似的文字。
成年人也会产生同样的想法。显然，那些对新右派投以信任目光的人都在寻求一种“温和”的保障，谁也不希望回到遭千夫所指的二十年代。我相信，贝卢斯科尼[118]决不希望某天穿着黑色衬衫[119]跳入火圈，他唾弃那个所谓“第一动力”的神话，而宁愿选择墨索里尼的孙女[120]表现的更为平和的形象（因为大学记分册上的成绩甚至不允许她有灌肠的第一动力[121]），以回应那些再次推崇“动力说”的人。但我认为，这种为了不受共产主义颠覆而去巴结政府的行为实际上是一种向我童年时代的倒退，它将再一次引导我们的孩子和成人退回过去那种所谓“健康”的情感中去。
一九九三年
安放炸弹的若干理由
最近十天来，我们听到了五花八门的新闻：由黑手党安放的炸弹、武装运动、“非常特务组织”[122]、致力于维护或破坏稳定的各派人士等等，关于这些众说纷纭的消息，就连业内人士也无法给出清晰准确的说法。既然如此，我们不如针对调查事件的方式作一次概括性的反思。
我们在做任何调查时所要遵循的根本原则之一是经济原则：面对不同的事件——只要发现类似之处——就能把它们都归于同一个原因。举个例子，如果某段相隔较近的时期内，在伦敦多次发生谋杀妓女的案件，且作案方式也完全一样，那么警方自然有可能把目标锁定在一个名叫“开膛手杰克”[123]的罪犯身上。
然而，经济原则并非在任何情况下都起作用，说到底，这个所谓“杰克”的身份从未被确认过，况且谁又能排除并非同一凶手作案，而是多名罪犯相互模仿作案的可能呢？从前的庸医曾经认为不同的病症都是由体液失衡引起的，于是他们对所有病人都使用放血疗法，然而他们错了，病人也因此不治身亡。
如果说安放在佛罗伦萨的炸弹与安放在罗马的炸弹出自同一人之手，这是令人信服的。但我们若就此得出结论——“因此”那些安放在博洛尼亚、布雷西亚以及喷泉广场上的炸弹等等也都是同一人所为——那就显得太匆忙了。为什么？是因为这几起案件都发生在遭到某些人抵制的政治变革的前夕吗？当然，这个理由也算说得过去，但我们不妨暂时考虑一下另一种可能性，即根本不存在某个神秘的反动组织。况且，就算如今的某派政治力量想要反对某项变革，其手段也很可能与一九六九年的情形大不相同（当然，变革的性质也是大相径庭的）。
因此，我们可以试着得出这样的结论：最初几枚炸弹的安放者的确是以破坏社会稳定为动机的，但随之便有人发现了安放炸弹可以带来其他有意思的效果，于是，他们便采取了同样的手段去达到其他的目的。说到这里，我们得回答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不是任何个体或组织都有能力组织一起谋杀事件——一项表面上看起来非常需要技巧、经验和专业素质的活动？答案是肯定的。如今，一个十四岁的孩子就可以入侵五角大楼的电脑系统，而一个十八岁的小伙子就知道如何改装一辆帝波车[124]，让它如玛莎拉蒂跑车一样风驰电掣。这么看来，我们根本就不用担心一个有心计的主谋在市场上找不到他所需要的各种技术了。
第二个问题，究竟有哪些其他“好”的理由去安放一枚炸弹呢？请看，以下这个理由就不无道理（如果我们想象这个社会上存在着相当一群玩世不恭而又残酷无情的人——这并不少见）：炸弹爆炸后所引起的最必然的后果就是在接下来的整整一周甚至更长时间内，所有报章和电视（议会中的种种质询自不必说）都将把目光聚集在这枚炸弹上。这枚炸弹不仅会占据最重要的几个版面，而且会让其他所有消息，如佩科莱利[125]谋杀案、“净手运动”、塞尔维亚战乱以及其他工业和金融方面的事件都退居其次，通常只有粗略报道，而不会有评论。
作为某个个人或组织，假如你能预料到未来一两天将会有某条消息公之于众，而媒体则会带着十二分热情抓住你不放、不断提问、罗织各个事件之间的联系，并且大行添油加醋之能事的话，你如何才能避免过多地在媒体中“曝光”，抓紧时间跑到藏身之处呢？一枚炸弹一定能给你提供相当充裕的时间。
然而，仅仅只看爆炸当天的报纸、翻翻内部版面中的新鲜消息、并用手戳着某个罪犯是不够的。如果安放炸弹的主谋比较精明，那么他大概不会在这么紧的时间内操作，而会提前开始游戏。当然，你不要期望在报纸上看到类似于“某某被怀疑是……”的消息；真正的消息可能在表面上显得无关紧要，但只要挖掘便可大做文章，因此越少人读到越好。另一种可能是如果从丑闻角度来发掘，这类消息将很有意思，但本身却显得过于模糊，因此记者会因为版面紧张的缘故而放弃登载。最终，这很有可能成为一种“预告性”的消息：某人正在做一件目前不愿意提及的事，于是想提前转移公众的注意力。
如此一来，记者必须得在报社的电脑前整理出所有细枝末节的资料，才能勾画出整个事件的全景了。
一九九三年
间谍
前两天我第N次读到了一篇关于我国特务组织的文章，自然也了解到这些组织正在朝“非常化”（这一点着实令我忧心）和有意识的“透明化”（像平常一样，我一笑置之）方向转变。有时，我会想：那些知名政客和记者是如何能在从未读过任何间谍类书籍的情况下喋喋不休地谈论情报工作的呢？通常来说，那些较有水准的间谍类书籍的作者都曾经从事过该行业，因此——即使作品中有虚构的成分——他们能很好地诠释情报部门的工作状态。
我是读过一些间谍类书籍的（我还记得科西加[126]曾跟我聊起过他对于这类书籍的痴迷程度——这一点已是众所周知了），也从中学到了不少东西。首先，任何一个国家都应该拥有情报组织。其作用不仅仅限于通常所说的通过渗透或窃密来监控恐怖组织或武器走私行为，（以保卫国家安全为目的的）反间谍活动才是首要任务。为什么要进行反间谍活动呢？因为每一个国家都在从事间谍活动。所以我真心希望（我是说真心希望）我们的国家也会开展此类工作。举个例子，如果某人在利比亚试图向兰佩杜莎岛[127]投射导弹，当然需要某位驻扎在利比亚首都的黎波里的人员通知我国情报部门，该国是否真的在建造新的导弹发射台，并把目标对准了意大利这个“靴子”之国，一旦发射就会到达兰佩杜莎岛，甚至是贝加莫[128]。诚然，间谍活动并不是什么光彩的行为，但正如马基雅弗利曾说过的：“为了国家的安全稳定，有时候君主也得采用一些不太正大光明的手段。”
如果说秘密情报工作主要是通过渗透、窃密及间谍手段来进行，那么就不能够、也不应该具有透明性的（这也正是“秘密”一词的含义所在）。如果情报部门的负责人把他们在伊斯坦布尔所设的情报点或打入某武装团体的卧底名单公布在《官方公报》上，并刊登出立功者的姓名和整个系统的财务状况，那么他一定会被枪毙。
另外，特务部门的工作还有另一大特征。该工作不仅需要一些勇士打入敌方内部，还需要联系一批能够背叛同伙的罪犯（因此，这些人可以算是双面罪人），所以说，该部门需要经常与三教九流的人打交道。大家不必为此而愤慨，任何一家警察局都会任用一些为了几个钱卖命的线人——他们肯定算不上好人。这些经常与地痞流氓交往的人，要么有着极其坚固的道德观念和处变不惊的神经系统（就如一个天天与魔鬼说话的驱魔人那样），要么就会做出某些越轨行为。一个文明国家会对自己的情报部门要求什么？——不做出危害国家的行为。如果某位情报人员的行为触犯了国家利益，又会怎样呢？鉴于秘密情报部门是保密的，不能透明化，于是其负责人——我们姑且称他为M先生——只能痛苦地作出决定，随后，那个行为出轨的情报人员将会在某条巷子里被人发现因颈部中弹而死；或者借口出门买香烟，跟妻子道别之后，就彻底销声匿迹，而人们顶多只会在“寻人启事”中提到他的名字。这是件十分痛苦的事情，我是绝对不愿意当这位M先生的，但他确实别无选择。
如果主管情报工作的上级领导发现有太多的情报员都在巷子里莫名死去，那么他便会在完全保密的情况下要求M先生以健康原因为名提出辞职，因为他显然已经不能掌握此时的局势了。M先生应该有一个在国家机构工作的固定联系人或监督人（我们假定是一位部长，由于保密的缘故，这个人甚至有可能就是财政部部长，就像美国的FBI那样），而这个人应该对情报工作了如指掌。
如今，意大利一直都保留有情报机构，但自五十年前开始，六个月就得更换一次部长。所以，问题并不在于情报工作不够清晰透明，而在于主管这项工作的负责人总是对此一无所知的新手。老猫不管事，鼠类自然猖獗。如果我是M先生，我当然也有足够的勇气拒绝向那些被派来监督我的上司解释我的工作。M先生并不是圣人，我们任何人，在做任何事的时候都怀有一种强烈的摆脱控制的欲望。
所以说，情报部门的问题并不在于其透明度，而在于其主管领导的能力是否能对这种本质上不透明的工作加以监控。说到底，情报工作的不稳定还是由政府的不稳定引起的。
一九九四年
赞颂“旺代”[129]，缅怀“萨洛”
此刻的我不妨扮演一个文化程度较低的人物角色——最近几天，我耳闻目见了许多关于旺代叛乱的说法。人们讨论着究竟是应该赞颂这场叛乱，还是应该将它看成一场不可理喻的运动。但我却发现，几乎没有报纸严肃地诠释这起历史事件。哪怕是在里米尼会议[130]上，我也没有看到针对该主题的任何展览。我不禁感到对于许多人来说，旺代仅仅变成了一个神秘的地点。是的，在这里曾经发生过一场反对法国大革命（正是这场革命赋予了所有人加入议会的权利）的贵族及农民叛乱。大革命不是什么好东西，它砍下了太多人的头颅（然而旺代人却很不错，当他们对付一个革命党时，还会送给他一个小圣像），但旺代却在逐步演变成一种隐喻：人们在赞颂“旺代”的同时也在缅怀“萨洛”。
这种针对旺代的综合征在意大利尤为普遍。在法国，旺代叛乱是一块永远不曾愈合的创伤，我曾遇见许多人，包括一些出身良好、有文化、有品位的少女，他们都佩戴着旺代十字架。这并不是什么丢人的事情，每个人都有各自的信仰，而旺代则让那些人感受到贵族的气质。
撰写这篇文章时，我正在外地。虽然那本书不在手边，但我却时常想起它——那是我最为珍爱的雨果的作品，也是他老先生的封笔之作，题为《九三年》。一七九三，那是令人感到恐怖的一年（“恐怖之年”）。在那一年里，法国的断头台一直在满负荷工作，无论是国王、旺代人，还是许多先前的革命党人都在那里掉了脑袋。雨果正是通过对这个“恐怖之年”的描写让我们明白了许多事情。
雨果是支持共和派的。但他的道德情感、人性，当然还有他作为小说家的天赋都使这部作品并没有成为一个好人对付坏人的故事，它讲述的是一群被卷入这段历史的人物的命运，而这段历史要比他们本人宏大繁复得多。
在作品开头，读者就能迅速欣赏到旺代将军朗特纳克的形象。或许这个人物是整个法国浪漫派文学中最为强悍的形象之一。如果你们真想了解整个旺代运动过程的细枝末节及其坚实的群众根基，那么可以读一读共和派人士雨果是如何描写朗特纳克将军与一位即将前往法国各城区发送起义信号的情报员之间的对话的，有好几页都只是干巴巴的地点和人名清单，但就是在这些名单中，地理名词被赋予了厚重的历史意义。
直到作品的末尾，读者都不知道自己究竟是更爱那些无畏的反叛者还是西穆尔丹——这个清心寡欲、坚定不移的革命党，抑或是不幸的年轻人戈万——深得西穆尔丹器重的孤儿。他出身贵族，却选择了参加大革命，同时又忘不了自己的出身，于是便设法帮助已被判处死刑的朗特纳克脱身。戈万死了，不徇私情的西穆尔丹把他送上了断头台；西穆尔丹也死了，他悔恨自己惩罚了一个公民之敌，朝自己的心脏射出了子弹。这恰恰就是整个事件的凄美之处，一种强烈的爱恨交织的情感在朗特纳克和西穆尔丹这对势不两立的敌对双方的代表之间建立起了联系。
除了浓郁的恐怖气氛和一波三折的激情，《九三年》同时也是神圣、清澈与平和的。通过阅读这部作品，我们可以了解到敌对双方的道德根基以及他们为实现各自的理想而采取的残酷而疯狂的暴力行为。在雨果的激情演绎下，历史的理智与上帝的理智合二为一。
在此，我们几乎要怀疑雨果并非按照理性描述史实，否则他将怀着一种神秘而保守的情感来赞扬这段历史。然而在他笔下，我们似乎看到德·迈斯特[131]的灵魂飞翔在革命与反革命双方对阵的战场上，而那场伟大的浴血之战也仿佛变成了一次受到神意指挥的灵魂净化之战。
通过谈论旺代叛乱这段历史（以及叛乱所反对的资产阶级诞生的历史），我们可以尝试着了解当时发生的事件。而通过阅读雨果的作品，我们却理解并（亚里士多德式地）体会到了一种恐惧与怜悯之情。不仅如此，我们还明白了任何一桩残酷而伟大的事件都应在一种激情澎湃的回忆中得到尊重，而绝不能被简单地理解成枯燥的标语或冰冷的理想。
一九九四年
旺代，卡尔迪尼和红花侠[132]
在九月九日的专栏文章中，我曾向读者推荐维克多·雨果的《九三年》，并评论说该作品不仅能让我们理解旺代叛乱的是是非非，还能了解到旺代运动所反对的那种恐怖政治。现在，弗兰科·卡尔迪尼教授（他也很喜欢雨果的作品）在《日报》上对我进行了一番十分委婉温和的批评，说我以文中的一句话作为标题未免有失偏颇。他说得的确很有道理，但大家都知道，标题都是经过编辑处理的。难道卡尔迪尼这篇文章的标题原本就是《那些反动事实让翁贝托·埃科不安了吗》？显然不是。他在文章中所讲述的都是他自己的烦恼，而不是我的不安（事实上，人们常常怀疑我处于一种过于安逸的状态）。
我曾在那篇文章中惋惜地写道：“旺代在逐步演变成一种隐喻：人们在赞颂‘旺代’的同时也在缅怀‘萨洛’。”我之所以写下这样的文字并不是在进行一种史学意义上的评价，而只是想强调一下某些读者的心理状态——他们自己可能还未曾察觉。我相信，在纷繁的讨论过程中，恐怕有许多人都会把“旺代”和“萨洛”这两场内战混为一谈，因为在这两场内战中都有相当一部分人出于荣誉感而选择继续忠于那个已经失败的政权。正是基于这一点（卡尔迪尼也承认），我才推荐了《九三年》这样一本让我们能够绝对客观地了解旺代历史的书籍。然而，文章的标题却被编辑改为了《赞颂“旺代”，缅怀“萨洛”》，这样的说法的确过于绝对了。事实上，我并没有说当皮维蒂[133]主席在谈及旺代叛乱时就是在影射萨洛共和国。相反，她的确只是就事论事地谈论旺代而已。
正是出于一种认为我在说“旺代等于萨洛”的怀疑心态，卡尔迪尼发表了自己的反对意见。在此，我要说一声谢谢。关于他，我们就谈到这里，因为之后他也就转移了话题。糟糕的是应九月十二日《新闻报》的要求，好几位著名的同行都不遗余力地凭借自己的才学，将旺代与法西斯主义之间的区别阐释了一番。或许他们也只是看了标题（没准儿连看都没看，只是在电话中听人提到了这个标题），而没有阅读全文。他们甚至连卡尔迪尼写的那篇文章也没有读，不然肯定会意识到我所说的完全是另外一回事。
在承认我和他都较为公允地评价了旺代叛乱的同时，卡尔迪尼说回到旺代时代是一件好事，因为“如今的天主教世界愿意效仿旺代的历史与尊严”。呵，这个关于旺代和天主教世界的方程式倒是真够（以下是卡尔迪尼用于批评我的原文）“令人震惊”的。无论如何，把旺代与天主教扯在一起与把旺代与萨洛相提并论都是十分极端且无理的想法。
我们能够肯定只有旺代才能代表天主教世界亟须重拾的历史遗产吗？难道不是焦贝蒂[134]，不是乌戈·巴锡[135]神父，不是雅克·马利丹[136]和埃玛纽埃尔·穆尼埃[137]，不是德·傅科[138]神父，不是陈努[139]神父和孔加[140]神父吗？为什么偏偏是旺代，难道是因为世俗之人不懂它吗？然而世俗之人又是否真正明白鲍斯高[141]和巴拉圭的耶稣会士呢？难道是因为旺代运动中出现过殉难者吗？我们理应向这场运动中的死难者和英雄致以最崇高的敬意，但死难者和英雄本身却无法说明某种理念是正确的。许多年轻人也曾高呼着“希特勒万岁”而死去。在所有殉难的基督教徒中，我们也会热情效仿那些没有把“另一侧脸颊”也伸过去的人吗（卡尔迪尼也这样说）？当教皇试图（赤手空拳地）前往萨拉热窝的时候，他难道是在效仿“红花侠”吗？
尼古拉·马泰乌奇[142]为了告诉我旺代叛乱跟法西斯毫无瓜葛（只要读过雨果的作品，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评论说旺代叛乱反映了“法国社会中首都与地方之间的紧张关系以及贵族、农民与教士阶层之间的历史隔阂”。我认为他说得不错（或许他想反驳卡尔迪尼）。难道这些就是天主教世界需要重拾的理念和价值吗？难道说仅仅因为旺代举起了圣心旗帜就能够代表天主教的精髓吗？
没有人会把法西斯第十大队的行为强加给朱安党人[143]（反之亦然）。问题在于卡尔迪尼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他说：“从伊兰莱的言论中……我们发现了战争双方各有各的道理。”——这一点我表示认同。然而他又说：“面对这样的挑衅，天主教世界要重拾当年的历史与尊严。”这一点我是反对的，就像他评价我那样，我认为这是一番“令人惊恐的胡言乱语”。
事实上（正如阿尔多·斯基亚沃内[144]几星期前在《共和国报》上所说的），一个多世纪以来，旺代叛乱一直代表一种对于现代社会（以及卡尔迪尼所说的那种导致非雅各宾派议会制度上台的自由社会）的彻底拒绝。我认为不能把这种“拒绝”定义为天主教的特征。我想，教皇庇护十二世也不会同意这一点的。
一九九四年
最新消息
一月十四日（星期日）那天，我直到晚上才取到报纸，于是我一边听着电视新闻一边粗略地浏览起《共和国报》上的消息。一方面，我用耳朵关注着电视里的声音（反正在电视里说话的那个人我早已经认识了），另一方面，我则用眼睛匆匆扫视着报纸上的标题和文章（反正上面写的都是头天晚上电视新闻里播放的消息）。
我读到了斯卡尔法利[145]写的社论（标题为《权力大厦的空缺》），文章开头说：“这场政府危机并不是如此具有悲剧色彩，尽管其中的主角深感悲凉……”结尾说：“所幸的是我们的国家在继续发展，虽然遇到种种危机和困难，但它仍保持强壮的态势，足以承担肩头的重负。”社论下方是另一篇文章。该文章表示经济发展才是真正的挑战。再往下看，是意大利银行领导的一篇讲稿，称意大利只有改革公共行政体系，改变消费质量，并抑制以增加工资为目的的工会运动，才有可能实现经济复苏。
然而，第二十一页中却有文章谈及工业部与国家劳动银行就菲亚特集团的磋商举步维艰，这又让人很难想象经济如何能够复苏。另一篇文章说ENI集团[146]高层人物变化不大。而第二十三页中的一篇文章则第无数次谈起了石油工业问题。还好，我在中缝下部找到了一条消息，说“希拉克试图为巴黎的葡萄酒工业寻找解决之道”，我想，这所谓的解决办法与其说符合法国人民的心意，不如说更符合欧共体的心意。
关于政治评论，我还在第六页找到了一篇题为《丑闻不断意大利》的文章，作者在文章结尾发表了自己神圣的观点：“只有法庭之门对某些人开放时，道德问题之门才有可能关闭。”
另外，还有一篇文章谈到政府对某经济项目的干预，题为《漏洞百出的计划》。说实话，为意大利担心的人可真不少。瞧，玛丽安·玛法伊就在第二页发表了题为《政府算盘也打错》的文章，她评论说：“如果提前进行大选能够结束目前的危机，那么这个错误则可另当别论……”唉，唉。
不过，意大利本身却并不为这些危机而担忧。看看第五页的消息：《竞标丑闻》《化肥诉讼案》《撒丁岛发生年度首起绑架案》《一批特工被怀疑涉嫌以往的谋杀案》（估计明天所有的特工组织负责人都将受到审讯），以及《伪装在拍卖会幕后的黑手党》。另一方面，所谓的反黑手党势力也摆脱不了怀疑。瞧，第一页就赫然刊登着一个标题：《关于反黑手党的绝密文件》。另外，我在第十六页还读到了一篇题为《反黑手党的历史：一条缄默的锁链》的文章。
第十七页有一篇关于某知名大学内部斗争的长篇报道，说一批著名教师决定更换院系，因为他们无法与大多数人和平共处：“长期以来，教师关系紧张，令人十分不悦，教师群体四分五裂。此种状况在维持了多年之后，终于不可避免地产生了嫉妒与攻击（自意大利教师职位减半之后，这样的情况已是屡见不鲜了）。”
另一篇文章谈论的是天主教教徒可自愿从事的服务性工作。第十六页介绍了许多新戏剧，其中包括吉诺·布拉梅里[147]的新作。之后，我开始浏览电视节目预告，然而却惊奇地发现大部分节目都是电台广播，写着即将转播的音乐会名称以及每个小时的播放清单。电视台却只有两个：国家台频道和第二频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难道贝卢斯科尼出局了？那第三频道又是怎么回事？我满腹狐疑地看了看报纸的日期，这居然不是一九九六年一月十四日的《共和国报》，而是一九七六年一月十四日的《共和国报》。原来，这是报社为了庆祝二十周年纪念日而随周日报刊赠送的复制版创刊号！
我不禁哑然失笑。二十年前一月四日的报纸和上周的报纸居然在刊发几乎一模一样的消息——这难道是斯卡尔法利的错吗？当然不是。他只是在报道曾经发生于意大利以及正发生于意大利的事件。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很简单：因为二十年来，这个国家里似乎发生了许多改变，然而实质上却一直在重复上演那几个相同的场景。
唯一发生的实质性改变无非是电台增加了——然而由于取消了《广播报》，我们却弄不清楚这些电台播放些什么节目；另外，电视台也由两个猛增到了几十个。
纠正一下，变化还不止于此。我还翻到第二十页，查看了外汇汇率。当时的外汇比价是一美元比六百八十一点九五里拉，一马克比二百六十二点五九里拉。可见在汇率这个方面，增长还是存在的。
一九九六年
拿破仑凯旋滑铁卢 威灵顿落败回老家
足球比赛并不仅仅是一场令人惊心动魄的表演，也让人感到踏实。因为除了个人激情以外，球赛也是有规则可循的。比如，甲乙两队交战时，甲队的目的就是把球攻进对方的球门，同时不让乙队的球破门而入。一旦确定了这个规则，人们关注的焦点就是足球是否被合乎规则地踢进了球门。如果甲队做到了，那么就能赢得一分。行文之时，我还不清楚迪尼[148]政府是否已完成使命。但我知道一月十四日（星期六）的报纸上报道了一场这样的“球赛”。权衡各项比赛规则之后，该场“赛事”的判定如下：斯卡尔法罗[149]在补时阶段以二比一险胜。那么赌局是什么呢？贝卢斯科尼说：“要么我重新成为总理，筹备新一轮大选，要么就解散议会，立刻进行大选。”而斯卡尔法罗却说：“决不能提前解散议会，大选日期待定，暂时由总统领导政府，尊重三月的投票结果，但贝卢斯科尼出局。”我想所有人（况且许多国外报刊也是如此裁定的）都会承认的确是斯卡尔法罗略胜一筹——尽管贝氏很骄傲地看到是迪尼政府，而不是普罗迪[150]政府最终胜出。由于博西[151]也是贝氏的对手，宣称要组建一个没有贝氏做总理的政府，因此，表面上他也是这场赌局中的胜出者——尽管他自己也已“伤痕累累”，以至于许多人都怀疑他将来是否能够继续“玩”下去。
我们至多只能说贝卢斯科尼输掉了这场比赛，放弃了一只举不起的铁臂，表现出他的政治现实主义，并在“我不明白，但我会去顺应局势”这个颇具“运动性”的原则下一声不吭地开始韬光养晦，准备东山再起。
然而周六的某份日报上却刊登着这么一系列报道，其标题和副标题为《贝卢斯科尼获胜，党派动荡，面临溃散，达莱马[152]和布蒂廖内[153]—迪尼政府以及大选纷纷顺应局势；博西—斯卡尔法罗遭遇卡波雷托之败，放弃最终冲突，接受“骑士”[154]的条件》。这些文章强调了贝氏的胜利以及斯卡尔法罗的落败。
玛丽亚·贝泰蒂尼[155]新近在卢斯科尼出版社出版了一本原文与白话文对照的作品：圣奥古斯丁的《论谎言》。这是一本伟大的小册子。和这个伟大人物的其他所有作品一样，《论谎言》是一部非常具有现实意义的作品，它就“说谎”这种现象进行了详尽的论述。事实上，说错误的话并不等于说谎。托勒密坚信我们眼中的那些谬论，但由于他认为这些谬论是正确的，所以他并没有说谎。说谎意味着为了欺骗他人而说违心的话。如果某个学生死心塌地地相信太阳是围绕地球旋转的，但他为了欺骗天文学教授而违心地表达了相反的意见，那么我们认为虽然这个学生说的的确是真理，但他却说了谎。
按照圣奥古斯丁的说法，也许我们不能莽撞地认为那份日报的主编和编辑说了谎，因为他们有可能是发自内心地相信自己所写的内容。但如果真是如此，那么他们理解历史事件的思维方式可就太勇敢独特了。比如，他们可以就“庇亚城门事件”[156]发一篇这样的消息：“教皇成功地把皮埃蒙特的狙击兵都困在罗马城里，从而取得了辉煌的胜利。他将梵蒂冈的局势牢牢掌控在手中，并没有给萨伏依家族[157]的篡权者任何复仇的机会。维多里奥·埃玛努埃尔只得离开佛罗伦萨。”
扎马战役[158]可以这样评价：“迦太基人将敌军引至茫茫大漠，然后把他们杀得落花流水。而罗马兵团的战士则被迫为迦太基用盐铺路。”滑铁卢之战则可报道为：“拿破仑使威灵顿不得不滚回了老家，而他自己则胜利抵达圣赫勒拿岛。”再多来几条吧：“艾森豪威尔不得不接受希特勒的游戏：如果你爱我，那就到诺曼底来。于是盟军被德军的铜墙铁壁所包围。不久之后，希特勒顺利逃脱各种围追堵截。爱娃·布劳恩[159]以及希姆莱[160]家族给予了希特勒最坚实的依靠。戈林[161]还向失败的盟军士兵挑衅说：‘我们在纽伦堡见！’”
类似的例子还有许多：“卡罗·皮萨卡内[162]通过一场精彩的突袭就迷倒了萨普里的拾穗者。”“摘下面具的吉斯[163]公爵：圣巴托罗缪之夜[164]，以科利尼[165]为首的胡格诺派教徒逼迫他暴露了自己的阴险意图。”“曼图瓦公爵的绝妙讽刺：为达到抢劫之目的把勇猛的新教教徒引进了城里的教堂[166]。”“三月十五日那天，恺撒大呼‘你也有份！’从而揭开了布鲁图的刺杀密谋[167]，并把他彻底推上了菲利皮之路[168]。”
一九九五年
科拉多[169]与当今国情
据报纸统计显示，接近七百万观众收看科拉多主持的《斗牛士》节目，远远领先于其他那些五花八门的所谓更加新颖的节目。大家都在试图解释一个年纪一大把的主持人如何能让这个形式老套的节目获得如此大的成功。
《斗牛士》是一档由业余人士进行冒险性表演的节目，变态的观众从表演者（从跳踢踏舞的老头儿到自比麦当娜的家庭主妇）的可笑表现中取乐。古代的“角斗士表演”是一种残忍的游戏，观众期待的是宣布角斗士（或殉难者）处死的时刻。而新时代的“角斗士表演”则融合了三种相互冲突的情感：对于那些遭受大众嘲笑的可怜表演者的怜悯；对于表演者命运的虐待狂心理——只不过当年的角斗士是被逼无奈，而如今的表演者却是自愿献丑的；以及隐藏在内心深处的对于表演者的嫉妒，因为他们不知羞耻地选择了被人讥笑，以求能在公众面前展示自我，以一种奇特和残酷的方式获得大众认同。如此一来，在节目播出的第二天，他们就会得到杂货店主及面包师傅的追捧，人们不会记得他们在节目中所表现出的丑陋嘴脸，只会记得他们曾经上过电视的事实——这可是人人都梦寐以求的。
《斗牛士》（也许几十年前刚刚创办时它还只是一个恶作剧式的低档节目）的成功秘诀就在于它代表了意大利大众生活的精髓。
在当年的意大利，只有身着深色双排扣大衣、佩戴绶带、出口成章的绅士才是行为举止的典范。所以，当《斗牛士》播出那些由搞怪老头儿、滑稽小丑、钟楼怪人、满地打滚的侏儒、结巴以及来回乱跑的傻子表演的节目时，它是残酷的。因此，这个节目当年的收视率十分有限，观众主要是回国的学生和有虐待倾向的变态者。
但在今天，《斗牛士》却充分反映了意大利的国情，尤其是当今的礼仪风尚。如今，共和国里的政客都是些铤而走险的“业余”人士。他们顽固地坚持着自己的政治无知，对言语中的语法错误、不当比喻、不规范用语、错误引用、文理不通等现象不以为耻，反以为荣。更有甚者，他们用粗言俗语甚至是污言秽语代替官方语言，用辱骂代替辩论，用谩骂代替技巧。他们自以为说话就像吃饭那样随意，其实，他们说话时就像打嗝那样粗俗。
从这个角度出发，普通老百姓（说到“老百姓”——这在以前几乎是一种十分不敬的称呼：“叫我‘老百姓’？你妈才是老百姓呢！”）就去力图适应这种新的风尚，并极力通过电视转播来露脸。如今，那些曾经只是在精神病学研讨会上才被研究的行为却得到了赞赏。人们把自家的丑事拿出来曝光，那些一面吞吞吐吐一面吐痰的人（如同卡普里奥利[170]电影中的人物）还会获得观众的掌声。他们抱怨自己没能成为电台主持人，因为他们能给自己的指头戴上一顶橡胶小帽子，从门缝里伸出来，重复着说：“小帽子，小帽子……”
巴塞罗那曾经有一家波希米亚咖啡馆（据说这咖啡馆至今还在，只是当年的著名演员已经离开了）。那里有一间大屋子，专门供那些年迈的戏剧演员、八十多岁早已失声的歌手、百来岁患关节炎的舞蹈演员以及声嘶力竭的过时女高音进行演出（组织者让他们相信自己仍然深受大众喜爱）。在前来欣赏的观众中，有三分之一是怀旧者，三分之一是丑态爱好者，另外三分之一则是自视颇高的知识分子。他们喜欢残酷的戏剧，会为这种表演把巴掌拍红，在激动时分，甚至会开枪朝钢琴师射击。而主办方则会喜出望外，因为在他们看来，这是属于观众的、与观众同在的，并为观众而存在的舞台。
依此来说，意大利的公众生活的确与那个波希米亚咖啡馆挺相似，这里充斥着喊叫、暴怒、狭隘、耳光和唾沫星子，而“老百姓”（还算是良民）则在开心地欣赏这桩桩件件，就如同在欣赏一场虚拟的由侏儒及过时舞蹈演员表演的残酷演出。（有谁看过阿里亚斯[171]导演的精彩节目《摩塔德拉》吗？）话说至此，我们也就不用奇怪为什么《斗牛士》这个节目会大获成功了。这个节目体现了一切精髓所在，它不断告诉我们：我们是谁？我们需要什么？它只体现规则，而不宣扬特例。科拉多简直就是我们这个年代的戈弗雷多·马梅利[172]。
从另一个角度说，《斗牛士》的成功还意味着“政治正确”的胜利，成为“严肃”电视节目的典范。
传统的搞笑剧总是开跛子、瞎子、结巴、矮子、胖子、傻子和弱智的玩笑，其对象总是那些以卖笑为职业，或被大众看做下等人的群体。
然而在今天，这一切已经变成了忌讳，模仿毫无保护的社会弃儿的行为已经成为一种冒犯之举，甚至连莫里哀也不能再嘲讽医生，因为他们会迅速组织起一个联盟以维护所谓的自身权益，使自己的名声不受诋毁。
于是，媒体不得不想其他的辙，而且他们的确想到了。既然不能继续嘲讽乡下傻帽儿——因为那将是破坏民主的行为——那么如果给这些乡下傻帽儿一个说话的机会，邀请他们上电视展示自我，进行实况转播（或如这些傻帽儿所说的，讲述亲身经历），那将是极其民主的表现。正如在真正的农村所发生的那样，人们根本不看艺术类节目。观众不会对模仿酒鬼醉酒的演员感兴趣，却会花钱让一个真正的酒鬼喝醉，并看着他的丑态开怀大笑。
我们只要好好想想就够了。要知道，这些乡下傻帽儿的一大特点就是表现欲很强，不仅如此，那些为满足自己的表现欲而甘心装傻充愣的人绝不在少数。以前，如果一对夫妇的婚姻出现危机，而旁人针对他俩的争吵开玩笑的话，他们一定会以诽谤罪起诉这个人，因为家丑是不可外扬的。可如果是这对夫妇自己要求并大张旗鼓地宣扬他们之间的丑事，谁还能指责什么呢？
这就是我们所看到的文化风尚的颠覆性变化。模仿残疾人搞怪的喜剧形象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残疾人兴致勃勃地展示自身缺陷。这样一来，表演者开心——因为他们满足了自己的表现欲；媒体开心——因为他们可以让这些“演员”免费表演；而我们观众也很开心——因为我们终于可以再次嘲笑他人的愚蠢，从而满足自己的变态心理了。
如今的电视荧屏上充斥着以错用动词为荣的文盲、称与自己臭味相投的人为“老玻璃”的同性恋、进行疯癫表演的妖女、走调的歌手、大谈“人类潜意识再次消磨”的女学者、乐于戴绿帽子的人、疯狂的科学家、令人无法理解的天才、自费作家和为了成为第二天杂货店老板的谈论对象而不惜抽别人耳光以及被人抽耳光的人。如果这些傻帽儿能够在这样的表演中自得其乐，那我们当然也可以毫不愧疚地看着他们开怀大笑了。
一九九五年
幽灵的回归，哦耶！
左派势力上台啦！我早已预料到正在发生的一切，无聊地回顾罗塞里兄弟，追忆葛兰西[173]对其妻子姐姐[174]的深厚感情，重新翻出拉皮拉[175]的老照片，就发生在库内奥[176]的反法西斯斗争对博卡进行冗长的采访……其实，谁也不是预言家，但历史却是生活的导师。我们不妨回顾一下一年前所发生的事情。当时，“民族联盟”[177]——一个成立于菲乌吉[178]的全国性联盟——才刚刚当权，激进派还在沉默中吞咽着羞辱，而电视屏幕、日报和周报上都发生了些什么呢？人们翻出了第十大队海军士兵被美军击毙的电影资料；回忆起墨索里尼和佩塔齐[179]曾经被悬尸示众；在一堆死人身上找回右派文化的根基；还突然发现原来帕索里尼[180]居然也是（可能他的确也是如此）一个更加倾向于民众（相信国家主义的民众），而非更倾向于阶级的人物。当然，这些现象倒并不一定意味着皈依或背叛（但愿上帝保佑不是如此），但这肯定是因为媒体希望在新的政治气候中迎合新的选民群体的口味。
人们挖掘出了大量关于旺代的档案，开始充满激情地回顾朱安党人的历史，当皮维蒂还不算是自己人时，人们评价她的穿着比克劳迪娅·希弗更为得体，然而自从把她划入己方阵营后，却说她穿着救世军[181]的破衣烂衫；人们感到一种紧迫的需要，想再次追捧詹蒂莱，重新发现容格尔[182]、施本格勒[183]、埃沃拉[184]的价值；人们把德·迈斯特的“突然”诞生高呼为奇迹；克罗齐被划到了右派——就因为他曾在阿德尔菲出版社工作了相当一段时间，殊不知那家出版社并非右派文化基地，而是一群犹太教—共济会分子的中心；在意大利国家电视台中，本该负责讲解十字军东征的弗兰科·卡尔迪尼取代了制作有关十七世纪非教徒节目的图里奥·格里高利；而在市中心一些书店的展示架上，那些右派的杂文报纸也已经取代了《爱的教育》。
时政专栏里满是针对“萨洛”和“阿尔科莱事件”[185]的最新评论，说这些人每晚都会出现在共和国首都的酒吧里与美艳逼人的模特饮酒作乐；说在蒙特齐多里奥大楼与万神庙之间的餐厅里，共和国第一代议会成员重新聚集在厨房附近的小桌旁，歌手和演员向他们坦言，说左派让他们失望，甚至还有人提议用一曲《女人不再爱我们》取代《马梅利之歌》[186]。
最终，所有人都高声宣称（也许科苏塔[187]不在其列）政治自由主义好，经济自由主义更好，而温和主义则简直是至善至美了，除了一个例外——就是那个生性自相矛盾的蒙塔内利[188]，他俨然成了一个“富农的屠杀者”。
似乎没有人记得早在几十年前，德·迈斯特的名字就已经出现在许多优秀的翻译作品中，一位名叫欧莫德的自由历史学家还写了一本关于他的十分精彩的专著（记得一九五四年，我曾就相关内容进行了考试，考官是一位名叫马图利的民主派历史学者）；卡尔迪尼在非天主教圈子中早已成为备受尊敬的学者；关于旺代的专著早已有相当的数量，只消到图书馆里去转一转，就一定能找到想要的资料；容格尔和施本格勒早就成为被人崇敬和研究的对象；而几乎所有的共产主义者都是通过阅读詹蒂莱学生的书籍成长起来的；似乎没有人想起克罗齐从来就不曾被划归为“红色旅”的成员；那张洛莱托广场的照片在每年的四月二十五日都会准时出现在报纸上；至少从一九四六年起，就不再有人认为那个加油站是民主的丰碑；而乔塞·里曼内利[189]也是在几十年前就展示出了自己对于萨洛战士的崇拜之情。
不，宣扬一种新的文化就必须抛开所有原先的书籍，要从右派的角度重新看待一切，要发现墨索里尼原来建立了如此辉煌的殖民地，发现葛兰西和墨索里尼居然作出了最好的选择，才避免让意大利落入斯大林的魔掌（就好似那些基督教的殉道者应该对尼禄感恩戴德，因为如果是苏莱曼大帝[190]对他们动刑，他们遭受的将不是猛狮的袭击，而是被棍子捅破屁股……）。
总之，大众这种跟风的热情让我们不禁思考，在最近这场大选的结果公布之后，《啊，朋友再见》这首歌也许会出现摇滚版，韦尔特罗尼[191]和杰拉多·比安科[192]领导下的疯狂民众会在迪厅里欢唱《喀秋莎》，而罗西·宾迪[193]则会在罗马贵妇的阳台上手舞足蹈，耳边将响起四八年《共产党宣言》的说唱版（一个幽灵在欧洲上空游荡——哦耶！）
去吧，小伙子们！赶紧跟大选中的获胜者一起凑凑热闹吧！
一九九五年
柯尔多[194]究竟是哪派
民族联盟的那帮年轻人似乎是决定要把柯尔多·马特塞划归右派英雄之列了。老天开开眼，放过柯尔多吧。
我明白许多人都害怕布拉特会像托尔金[195]那样，立刻把自己圈在霍比特人[196]的世界里，以至于其他人都羞于阅读其作品——那样可就太可惜了。然而我们却完全没必要担心。要知道，那个戴着耳环的无政府主义者[197]常年四海漂泊，谁也没法把他囚禁在萨洛共和国里某片湖泊的岸边。
按照一种很偷懒的方式，我们可以将我国的几大思想派别界定为法西斯派、马克思派和天主教派，那么在历史上，这些派别分别是以怎样的态度来对待文化的呢？天主教派和马克思派都十分善于对大人物进行批判。我还记得年轻时那些还算开放的教士给我的忠告，他们在没有翻阅禁书目录，甚至也没有提及罪孽深重的莫拉维亚的情况下就列出了一大堆作者的姓名——从巴尔扎克到蒙塔莱，甚至凡尔纳（太过唯物主义）和塞格里（复仇和凶残杀戮的爱好者）——说他们扭曲了世界的真面目。在一番筛选之后，适合所谓“优秀青年”阅读的作品就只剩下乌格·米奥尼[198]的作品及《青年指南》[199]了。
马克思主义就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我们且不谈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因为按照苏维埃共产主义来说，除了那本《静静的顿河》就不需要再读其他任何作品了——即使是在我们国家，除了普拉托利尼[200]以外的所有作家也都被看做是资本主义思想的传播者；电影界只有新现实主义派吃香，但在电影《情欲》之后，连维斯康蒂[201]也遭到了摒弃，至于卢卡契、福楼拜、乔伊斯、卡夫卡等，总之是除巴尔扎克之外的所有人，则统统都是肮脏的堕落分子。
右派倒是表现得很平静，因为他们不去唾弃，而采取束之高阁、不看不读的态度——他们只读一些什么都不避讳的古怪思想，比如埃沃拉和格农[202]。有的时候，他们也会光顾一下已经日薄西山、深居简出的布雷佐里尼[203]。另外，一旦左派势力（实际地或象征性地）将某人物排除在外（而再次去追捧布拉西亚克[204]、德里厄·拉罗谢勒或其他任何一位维希政权的合作者——哪怕只写过一本从未出版的日记也行），右派就会拉拢这些被左派驱逐的人物。但他们却从来都不会天才式地突发奇想，说：“但丁是我们的人！”他们拉到了塞利纳[205]，因为其他几派都不看好他。后来，就连那些“红色人士”也开始说：“的确，在犹太人问题上，他的脑子有些不对劲，这是什么作家啊……”右派不能拉拢庞德——他曾因疯狂的电台广播而受审，但早已获释，并被尊为具有颠覆性的激进先锋派代表。
后来，慢慢发生了一场转折。天主派早就明白那些危险作家的作品是不能读的，那只是些在临终卧榻上才忏悔，以便在炼狱中得到救赎的灵魂。然而通过这场转折，这些作家的作品也得到了拯救。众所周知，作为一名作家，如果他写的不是菜谱，那么他必定要谈到人生、死亡及善恶（如果不写这些，他们还能写些什么呢）。一个作家越是持怀疑态度，那么他在面对这些问题时就会越发焦躁；一个作家越是不信仰上帝，就越发容易被神秘主义困扰。而只要他用上帝填补这个黑洞，来填补这紫色的银河，那么任何一个作家（少数堕落之徒除外）就都变成了教徒。
左派的情况就不用说了。只要在伊诺弟出版社发表过作品的作家都可以算成左派人士。左派重新拉拢了所有人，包括塞利纳。他们的理念越是土崩瓦解，就越要朝各处渗透。是不是要把施本格勒也拉进来呢？不拉白不拉啊！
右派也开始与左派赛跑，他们开始贴近葛兰西、帕索里尼，就连马克思也不能抛开——说到底也是一家人；莫拉维亚有一位法西斯舅舅，我想他们不久还会给斯大林平反，归根结底他也曾在神学院学习过，曾实行过独裁，曾如德·迈斯特一样严肃地对待活人祭祀，曾善待第三世界并写下过“语言与经济结构是相互独立的”。
这些林林总总的人物究竟是哪派的呢？我们糊涂了。不过这也是一件幸事。归根结底，公众在表面上习惯于跟从官方的分类，然而私下却是一股脑儿什么都读。年轻的马克思主义者会偷偷地传阅海德格尔的作品，就像他们偷偷传阅《花花公子》杂志一样。而卡尔迪尼也告诉我们说那些加入社会运动党[206]的小伙子居然也会在酒吧里相互交换印有切·格瓦拉的像章。
安心地去吧，柯尔多·马特塞！美好的故事（甚至是那些哲学故事）都有这样一个优点：它们的丰富性和多义性是那些按派别制定书目的人所永远无法理解的。
一九九六年
羞耻啊，我们居然没有敌人！
我曾经在这个专栏中谈到过我与的士司机之间的趣事。与其他城市相比，这种经历以发生在纽约最为有趣。原因有三：第一，纽约的的士司机来自世界各地，语言、肤色各不相同；每个人都配有一张小牌子，上头写着自己的名字。因此，每次上车后，辨认他们究竟是土耳其人、马来西亚人、希腊人、犹太人还是俄罗斯人就成了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他们中的很多人总是通过“他们”自己的电台相互联系，电台里说着他们的语言，播放他们的歌曲，因此，有时打的去中央公园就好像是打的在加德满都旅行。
第二，在纽约没有人把的士司机作为终生职业，而只是一份临时工作；因此，坐在的士方向盘前方的有可能是一名学生、一位失业的银行员工，或是一个刚来不久的移民。第三，纽约的的士司机总是成群结队地出现。在某个时期内，大部分司机都是希腊人，过一段时间后又变成了巴基斯坦人，之后又是波多黎各人，诸如此类。通过这一点我们可以观察到移民的浪潮起伏，以及各个种族的胜利：当某一群的士司机从这个行业消失时，就意味着他们碰到了好运气，声势壮大了，说明他们可能转移到烟草店、蔬菜店里工作，转移到城市的另一个区域生活，登上了一个新的社会台阶。
因此，除了能够观察的士司机个体的心理差异（有的歇斯底里，有的古道热肠，有的投身政治，有的反对某主义）之外，出租车更是一个观察社会现象的绝好场所。
上个星期，我碰到了这样一个司机：他是有色人种，名字很难拼，后来他告诉我他是巴基斯坦人。聊到这儿的时候，他问我是哪国人（纽约的外来人口相当多），我说我是意大利人，于是他就开始问我问题。看上去他似乎对意大利相当感兴趣，后来我才明白，他之所以有这么多问题，是因为他对意大利一无所知，既不知道意大利在哪儿，也不知道那里说什么语言（通常，当你告诉的士司机在意大利人们讲意大利语时，他们都会感到很震惊，因为他们已经习惯性地认为全世界都在讲英语了）。
我快速向他描绘了一下，说意大利是一个半岛，中部是绵延的山脉，而周围则被一圈海岸线包围，那里有许多美丽的城市。当聊到意大利的人口时，他惊讶于意大利的人口居然那么少。随后他又问我意大利人是否都是白种人，还是多种族混杂。我向他大致解释说，起初，所有的意大利人都是白种人，但现在也有一些黑人，不过数量总比美国要少。他当然也想了解意大利有多少巴基斯坦人。我回答说，可能有一些，但比菲律宾人和非洲人少。听了我的回答，他显得不太高兴，或许在想为什么他的同胞不愿意去意大利这个国家。
我又傻乎乎地告诉他意大利也有一些印度人，他立刻怒视着我：我不该把两个如此不同的民族相提并论，不该提起这个在他心目中如此低等的民族。
最后，他问起谁是我们的敌人。我问：“什么？”于是他耐心地向我解释说他想知道意大利人目前正和哪个民族打仗，不管是为了领土争端、种族仇恨，还是边界侵略等其他原因。我说我们没有和任何民族打仗。他继续耐心地问我谁是我们的宿敌，也就是那些曾经和意大利人相互残杀的民族。我再次重申我们没有这样的敌人。最近的一场战争发生在五十多年前，即使是在那场战争里，我们也没有搞清楚过究竟谁是敌人，谁又是盟友。他对我的回答很不满意，并坦白地告诉我说他认为我在撒谎。一个民族怎么可能没有敌人呢？
那件事就到此结束了，我为本民族这种麻木的和平主义而多给了他两美金的小费。但我一下车就忽然想起了刚才本应该告诉他，但却一时没有想起的正确答案。这种现象被法国人称为esprit d'escalier[207]。
我应该告诉那个司机意大利人是有敌人的，但却不是外来的敌人。他们也根本无法确定谁是自己的敌人，因为他们总是在内部持续地争斗。意大利人之间总是在斗争：城市跟城市斗，邪教与正教斗，阶级跟阶级斗，政党与政党斗，同一政党中的成员相互斗，大区跟大区争，政府跟司法部门争，司法部门又与经济部门争，国家电视台与私人电视台争，联合政府之间的成员互相争，部门与部门争，报纸与报纸争。
我不知道那个司机是否能听懂我这样的回答，但如果我刚才这样回答他，至少不会丢脸，做一个没有敌人的国家的公民。
一九九六年
海岛度假小记
今年夏天，为了参加一个无聊的竞赛，我并没有享受到真正的假期。很抱歉我得描述一下我的个人生活——尽管没有人对此感兴趣——因为我想向大家声明，尽管我不是一位富豪，但却有幸到大开曼岛一游。在这几个星期里，我一直来往于南北两个美洲，期间我又惊又喜地获得了五个跨周末的自由日。在这几天里，我发现了第一座不需要进行复杂的盘旋就能直接降落的加勒比海岛，并在此安顿下来。这是三座开曼群岛之一，位于古巴南面，离牙买加不远，属于英联邦。在这里，人们使用开曼元作为货币，这一点令我觉得似乎置身于迪斯尼童话世界里。
开曼群岛有三大特征：首先，这里是一个免税天堂，这一点我接下来还会讲到；其次，这里的海水非常平静、清澈、温和，有时，人们会在游泳时遇到速度极快的海龟，或者是鳐鱼——它们虽然有着超乎我们想象的庞大身躯，但却十分友善，因此我打算进行一次保护鳐鱼的宣传；最后，当地的旅游业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海盗神话的基础上的。
以前，这些岛屿曾是海盗群体的目的地和中转基地，这倒并不是因为哥伦布到达此地时将其命名为“海龟岛”——因为正宗的海龟岛（托尔图加岛）位于更东北面的地方，而是因为它们的地理位置得天独厚，且在当时是一块荒芜之地。当地旅游局非常聪明地利用这一传奇神话，在岛上设置了许多超市，人们可以在那里购买海盗用品（这往往是小游客的最爱），还可以组织海盗狂欢节：一艘规模有限的仿真四桅帆船在港口靠岸，一群蒙着黑色眼罩、手持钩子和刀剑的海盗走出船舱，掠走了身着传统服装的少女，演员即兴表演决斗，演出的最后是焰火和露天海盗舞蹈表演，以及一顿煨海龟肉或炸海螺肉做的大餐。海螺肉就像口香糖一般有韧劲，富含蛋白质，而当地人会用多种方式烹调。所有这一切都是为前来旅游的家庭安排的，因为真正的海盗（要知道对于热爱和平的开曼人来说海盗业是他们收入的源泉）在抢劫时是连啤酒也喝不上的。
如今，我们都知道（真正意义上的）海盗都是些无视法律和道德的流氓，他们随时可以为抢劫一枚戒指而砍掉别人的手，他们肆意奸淫掳掠，最大的乐趣就是把某个倒霉鬼倒吊在船舷旁或扔进海里；他们就是一些恶棍，穿着邋遢，散发出大蒜和朗姆酒的气味，总之是一群不知羞耻的女人的儿子、丈夫或父亲。但时间抹平了一切创伤，在好莱坞的宣传之下，这些可悲的人居然变成了冒险生活的典范呈现在前来旅游的家庭面前。
现在，我们回过头来说开曼群岛是一个近海免税天堂，即一个不存在税务壁垒的地方。因此，正如我们曾在报纸的法制专栏中读到的那样，许多财务造假高手、受贿大户、腐败分子、军火商人——总之所有在现行道德范畴中被我们认为是从事歪门邪道的人都会把他们的财产转运到这里来。试想，两三百年后这里会是一片怎样的情形呢？
时间将会抹平一切创伤。当我待在岛上的时候，我就在想象这些生活在海岸小别墅里的黑帮人士正在编排一出由投机钻营者、腐败者和洗钱者上演的节目。我也想象到两百年后，当地的旅游部门可以组织一次戏剧化的表演，从一艘停有直升机的快艇上走下一群我们这个时代的流氓、欺侮孤儿寡母的无赖、新一代海盗、偷税漏税者和陪伴在他们左右的婀娜多姿的女明星和模特——当然，这些人都是假扮的，因为真人早已去世了，不过这些演员会按今天的方式穿着，来扮演昧良心的律师、制造假破产的专家，和精心剃须、散发着名贵洗发水气味并在胸口佩戴金项链的强盗。
将来的旅游者将会掏钱观看这些今天被我们称为混蛋的人。如今的我们还可以报得出一些“著名”海盗的名字，如：摩根、德雷克、罗诺亚、弗林特船长和西尔弗。那么将来的人会记住哪些人的名字呢？这可不能信口开河。因为目前这些人仅仅是受到了警告，还没有被最终判定有罪呢。
一九九六年
这些凯尔特人曾是谁
分裂主义最令人担忧的地方并不在于博西在文化上的无知[208]（事实上，有许多人比他更加无知，且不具备他那不容置疑的想象力天赋），而在于大量生活在经济发达地区的民众十分盲目地接受了他的理论，丝毫没有察觉那些言论有悖于他们在学校里所学到的常理。
哪怕是再无知的人，只要凭着对于中学知识的模糊记忆，也明白凯尔特人（也就是我们所学到的高卢人）是一个定居在亚平宁半岛北部的民族，但该民族的势力范围西止于波河沿线，因为当时利古里亚人——一个不屈不挠的蛮族——已经在抵御亚历山大帝国了；它的东部边缘则位于威尼托地区之外，因为那里生活着伊利里亚人的祖先；在东南面，凯尔特人一直扩张至臭名昭著的卢比孔地区（只要注意一下高速公路上的指示牌，就能看出该民族曾生活在里米尼地区）；而在西南面，伊特鲁里亚人已经占领了利古里亚人的地盘，吞噬了整个托斯卡纳地区和一小部分拉齐奥地区，并向北渗入到凯尔特人的领土范围中。
从马尔凯往南就是古意大利族的区域了（当然，普利亚地区还生活着部分伊利里亚的居民），直到半岛南端的海岸线才是希腊王国的领土——各个民族都在那里通婚。不管怎么说，无论是土生土长的巴门尼德还是后来移居至此的毕达哥拉斯在法律上都属于意大利公民，这一点没有什么不好。那么大家不妨选择一下，到底四处宣传自己是毕达哥拉斯的老乡还是弗尔曼蒂尼[209]的老乡呢？
因此，如果分裂主义者是按照严格的种族标准来进行划分（同时要保证该地区在罗马帝国时期和蛮族时期没有形成任何其他民族混杂体），那么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凯尔特”王国至多只能包括艾米利亚地区，而不能囊括蒙费拉托的北部（以及后来的南部地区）、利古里亚、威尼托等地；如果说这些分裂主义者按照地理标准来划分（仅限于波河河谷地区），那么就需要重新绘制整个凯尔特族范围，将其局限于科马乔地区，而把亚平宁山脉的摩德纳排除在外了。
总之，我们无论如何也无法理解这个所谓的“北意大利王国”如何能覆盖托斯卡纳、马尔凯和翁布里亚大区。即使我们撇开那些已经分散于各地，仅凭某些生理特征才能辨识出来的伊特鲁里亚人不谈，这些地区也是古意大利族的区域。因此我们可以认为即使古意大利族从未在所谓的北意大利地区定居，但那里的相当一部分居民更接近于古意大利族，而与凯尔特族毫不相干。
如果要从血统或人种上来划分，则必须要考虑以下这些情况：在亚平宁半岛的最南端曾生活过阿拉伯人、诺曼人和法国人，而古罗马帝国的军团则早已在半岛北端定居，这些兵团中肯定包括一些今天被我们称作那不勒斯人或卡拉布里亚人的祖先。如此一来，一个长着蓝眼睛的西西里人（这样的人可比比皆是）就很可能拥有比博西更加纯正的北方血统——因为博西很可能是某个来自西古拉[210]的十字军士兵，在贝加莫养伤期间与一名随军的卢卡那[211]妇女所生的后裔；而我的一位利古里亚的祖先则可能与法国一位名叫阿斯特里克斯[212]的男子婚配，如此一来，我倒成了比博西更加正宗的凯尔特人了。
如果真要重新确立所谓的凯尔特种族，就必须让北意王国与小亚细亚的加拉提亚联姻，且要让博西知道当时的凯尔特人曾经到达伊斯坦布尔。如此一来，为了甩掉西西里人，不如去吃土耳其人的奶水！当然，我这么说有点儿像一个过于古板的种族主义者，因为我实在不明白为什么不干脆把那些操流利德语和地中海混合语的土耳其人也接纳到北意王国里来。
那么究竟是什么才把所谓的“意大利”各民族拼成一块马赛克拼图的呢？即使是要重新绘制那幅奇妙的凯尔特民族画卷（不过，如果是真心仰慕凯尔特文化——我亦是如此——那么最好到爱尔兰一游），也不需要以“托斯卡纳人”或“翁布里亚人”作为身份的标签。“意大利”是一个纯粹的文化概念，而非种族概念。它是古罗马文化的继承者，其公民都操着源自切罗·达尔卡莫[213]和邦韦辛[214]的统一语言（至少是统一的书面文字），信奉天主教，依仗阿尔卑斯山这一天然屏障，拥有但丁、彼特拉克、马基雅弗利所建立的政治体系和一百四十年的统一历史，形成了较为一致的行为及善恶标准（从詹蒂莱的改革到崇洋媚外思潮的泛滥、从圣方济各沙雷氏的演讲到“净手运动”、从歌剧表演到圣雷莫音乐节等等）。
或许在今天，学校已经不再向绿衫党[215]的成员讲述这些曾教授给我们的常识了。正因如此，事态才真正开始变得严重起来。
一九九六年
博西不如我，不是高卢人
近几年来，我一直在与一群来自不同国家的朋友筹划一本小册子，旨在教育全世界的孩子学会包容。其中的首要问题就是要教会孩子应该以及如何容忍差异的存在。为什么一开始就要提到差异的存在呢？因为尽管所有人都拥有同样的心脏和循环系统，但却有着不同的肤色，甚至连肤色相同的人之间也会存在由于不同的习惯、风俗而造成的行为差异。
在去年于锡耶纳[216]召开的一次研讨会上，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的古代史教授兹维·亚韦茨先生曾谈到向孩子隐瞒人种之间的差异是一件十分危险的事情（因为孩子将会发现我们大人撒了谎）。在此前提下，亚韦茨教授阐述了解决该问题的方式，并在西塞罗（或者是希罗多德）身上进行了一回种族定位分析，以说明这种分类是长期存在的，但通常只用于理论范畴（如在西塞罗身上，这种定位只是为了在一场官司中说服法官），不会造成特别的敌意。另外，教授还提到了公元前四至五世纪高卢诗人鲁提利乌斯·纳马提安努斯[217]。鲁提利乌斯在描述从罗马回到高卢的旅途中，提到了法莱西亚的一个旅馆老板。由于这个犹太老板对鲁提利乌斯态度粗暴，把低劣的食物以高价卖给他，因此，鲁提利乌斯后来怒不可遏地把犹太人痛骂了一番。
亚韦茨强调说鲁提利乌斯的确是遭到了虐待和欺诈，因此他完全有理由抱怨，并按照那个年代非常普遍的想法把该事件归咎于种族特性。即使那个旅店老板不是犹太人，而是撒丁岛人或希腊人，鲁提利乌斯也会有同样的反应；因此，那些就此认定鲁提利乌斯是排犹主义者的以色列学者的观点是不妥的。鲁提利乌斯的所作所为只是一种出于“本能”的拒绝忍受对方的行为。
亚韦茨是犹太人，因此他有权替鲁提利乌斯开脱。我把鲁提利乌斯所写的哀歌又重新读了一遍（《归途记事》第一部，第三八一至第三八九页，我说“重新读一遍”并不是虚伪的卖弄，因为一九五一年我就曾在某场考试中引用过这一段，考官是奥古斯都·罗斯塔尼先生），坦白地说，鲁提利乌斯的行为的确不止“泄愤”这么简单；如果有人胆敢在现如今写下这些文字，那么那个犹太法学家托弗[218]博士一定会得理不饶人，没完没了地要追究到底。好了，鲁提利乌斯的事就谈到这里吧。
亚韦茨教授还谈到人类有一种生理倾向，总是在试图构建一些“自己人”和“其他人”的圈子。这所谓的“其他人”不必是吉卜赛人或塞内加尔人，那些出生在距离我们城市几十公里以外的人都会被我们看成是“其他人”。我时常把童年的朋友或小兄弟咒骂成“该死的阿斯蒂人”“该死的库内奥人”或“该死的热那亚人”，因为他们没有我这么好的运气，出生在亚历山德里亚省[219]。可是当我开着一辆挂有米兰牌照的汽车行驶在高速公路上时，如果有一辆同为米兰牌照的汽车以粗鲁的方式超了我的车，我也许不会骂：“看这个该死的米兰蠢货！”相反，如果那辆车挂的是亚历山德里亚省的牌照，我反而会骂：“看那个亚历山德里亚的蠢货！”事实上，在后一种情况下，作为一个司机，我会把自己划入同为米兰牌照的圈子里，而其他的人，包括我的老乡则都会被我认为是“其他人”。
我们所有人都会按照不同的环境感觉到自己属于某一个圈子（如爱书的人、出生于一九三二年的人、会吹奏奥卡利那埙的人，穿四十二码鞋的人），并从这种特殊的视角出发，感觉到其他人都与自己不同（不爱惜书的人、老气横秋或乳臭未干的人、弹吉他的人、大脚板的人）。只有当我们很开放地意识到吉他手也是人，吉他手也可能穿着四十二码的鞋子，可能出生在我们的城市，可能也叫金格·莱因哈特时，我们才能够做到包容。
所以说，博西在我国传播的言论是一种慢性毒药，它将归属感与狭隘主义混为一谈。这种言论旨在混淆视听，它强迫人们认为一个巴勒莫人和一个都灵人之间没有区别——然而事实上，他们之间存在相当多的差异；它强迫人们放下与生俱来的光荣的种族归属感，以便不成为种族主义者；它强迫我们唯心地把意大利定义为一个不存在民族差异的国家——然而实际情况自埃涅阿斯时代起就并非如此；它强迫我们无视差异的存在——然而差异（以及差异的共存）是件美好的事情，只有嫁接的苗木才能产出好果子。
由此看来，在今天这样一个弘扬多元文化（有时甚至多得有些过头了）共存的时代里，博西的思想居然比鲁提利乌斯·纳马提安努斯还要落后一大截呢（亲爱的博西，鲁提利乌斯至少还像我，是个非常开化的高卢人，而不像你，是个原始粗俗的伦巴第人）。
一九九六年
最新消息：布雷佐里尼逃亡国外
很抱歉这篇文章写得迟了。但我仍然觉得我有义务将一条特别的消息告诉读者。这条消息几乎占据了一月五日《日报》的整个第一版、第二版和第三版。在第一版的开篇语标题（占据了八栏位置）中赫然写着“普罗迪政府导致意大利知识分子外流”。
几十年来，我们一直在谈论知识分子外流，这已成为一个众所周知的现象。但要说这种现象在新政府就任的这十个月内有愈演愈烈之势，甚至成了报纸上的专版消息，这一点倒促使我开始“贪婪”地阅读起这些文章来。事实上，开篇语中讲述了大量历史学界、文学界、科学界和物理界的知识分子是如何像疯狂的老鼠或反向行进的阿尔巴尼亚人[220]一般搭乘快艇、摩托艇、滑翔机或把自己塞进远洋货轮里，从而逃离意大利去追寻自由的。
如许多严肃的报纸一样，该报在接下来的几版里列出了大量论据，包括许多外流知识分子的生平。比如，文章中提到一名女学者选择到爱尔兰去治疗马匹，因为那里的兽医科学要比我国先进二十年。可据说这名女学者还在那里安了家，并育有一女。从技术角度来说，在十个月内解决这一切是有可能的，但她分身无术，在这十个月内，她要么去照顾孩子，要么去给马匹治病。另外，文章还谈到了艾米里奥·斯贝恰莱，说他是被我“派遣”到了美国并在那里获得了“救赎”——先在耶鲁大学获得了博士学位，随后前往芝加哥当教授，目前在苏黎世定居。我可以证明，斯贝恰莱的确是一名非常优秀的学者，从这一点上说，报道是真实的，但他也不可能在最近这十个月里闪电般地取得了这些成就。事实上，他早在七十年代就已经跟随我完成本科学业了。
在新近外流的知识分子中，我发现了一名研究集成光学的学者。他本科毕业于巴勒莫大学，随后前往亚利桑那深造，如今在尼斯工作。如果这一切是他在十个月内“闪电”完成的话，我对他的敬意可真要超过对于莫扎特的景仰了。不仅如此，文章中还称普罗迪政府引起了演艺界人士的外流，其中提到的著名外流演员包括：马斯特罗亚尼、克劳迪娅·卡迪纳尔、索菲娅·罗兰和丽娜塔·苔巴尔迪。另外，还有一些放弃意大利的年轻人（我想他们可能是在被橄榄党的克格勃抓住以前，背着双肩旅行包逃离国界线的），如弗兰科·莫迪里亚尼[221]、乔·萨托利[222]、卡罗·卢比亚[223]，以及最年轻的朱丽亚·西萨[224]——然而就算是她，也已经旅居国外许多年了。我不确定报纸有没有把这些具体情况交代清楚，但这显然令那些对情况不甚了解的读者生疑。另外，在这些漂泊海外的著名人物中，也出现了布雷佐里尼的名字。
事实上，从某种程度上说，该报想表述的观点已经混乱了，或者说扩展了（三版的篇幅的确也很难填满）。这些文章谈论的不仅仅是由普罗迪政府引起的知识分子外流，还谈论到了其他类型的情况。其一，有人认为与国内大学的种种弊病（显然，这是一个值得深入思考的问题，而且近几十年来，人们已经在就此反省了）相比，国外的研究条件更加优越，因此选择出国发展；其二，有人认为受普罗迪政府控制的国内大学埋没人才，因此选择前往国外——彼得安杰罗·布达弗科那篇评论卡罗·金斯伯格的文章就属于此类。因为金斯伯格觉得自己在那所完全处于左派控制之下的大学里“没有用武之地”。
由此，我了解到金斯伯格是右派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他长期受到左派橄榄党的排挤，因而不得不逃往国外。因为他在意大利吃不开，如果不去国外，他或许连个勤杂工的差事也谋不到。然而，如果我放下《日报》，转而拿起《快报》周刊读一读，我又不得不想起金斯伯格曾在意大利（伊诺弟出版社）出版过不少真正的畅销作品，一直以来都享有很高的评价。他毕业后很快就凭自己的才华当上了教授（至今，博洛尼亚大学还为他保留该职位）。至于他几年前决定在美国度过大部分时光则是另外一回事了。就算我们想上纲上线地说点什么，也顶多只能说他想逃离贝卢斯科尼领导下的政府，跟橄榄党扯不上任何关系。
综上所述，该报整整三页文章虽然从内容上说是真实的，但由于作了不当解读，所以变成了虚假消息。知识分子外流是一个严肃的话题。要知道，除了外流，还存在着另一种现象（一种既存在于我国也存在于其他国家的积极现象），即常规性的人才“输出”。至于外流，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这种现象应该始于费密及其同事，也就是说其源头要上溯到《日报》编辑十分怀念的久远时代了。
一九九七年
忆金吉·罗杰斯[225]
金吉·罗杰斯走了。我想这个消息会让与我同时代的朋友以及各个年龄阶段的电影爱好者都黯然神伤，因为我们一次又一次地看着她与令人无法忘怀的弗莱德·阿斯泰尔[226]在荧幕上翩然起舞。我们凭着理智（或者目光）就能发觉阿斯泰尔曾经还有过一些更具天赋的舞伴；另外，当金吉不在舞台上跳舞时，他的步伐是那样沉重，略似德·西卡的电影《面包、爱情和梦想》中那位患前列腺病的宪兵队长。
可这又有何妨呢？他们是如此经典的一对儿，是他们那轻柔的华尔兹和无忧无虑的踢踏舞步创造了这样一个神话，几十年后，他们仍让影片《金吉与弗莱德》的导演费里尼痴迷不已。
我如此评价并非出于对逝者的追忆，而是因为金吉和弗莱德本人创造了一种人生如戏、戏如人生的生活模式，而这种模式已成为当今社会的主流。尽管他们只是在表演音乐剧，从未意识到会带来如此这般的影响。
众所周知，音乐剧起初是舞台表演，后来又搬上了银幕。其中的人物既要念白，又要歌唱。单这一点就已经充分说明音乐剧不是现实生活，但它也不是歌剧或轻歌剧。
美国式的音乐剧还有另一大特点：由于歌剧中的人物以唱代说，因此允许一位身患肺结核的少女凭借其孱弱的肺部发出尖利的歌声；但音乐剧中则不允许这样的怪事出现。因此，音乐剧所讲述的故事通常就是舞台上的演员自己的故事。
因此，音乐剧总是在着重讲述自身的故事，这是一种被文学评论家称为后现代现象的“元小说”模式。在这种模式下，讲述者往往会安排一个正在写故事的人物，他写的故事也就是作者本人要讲述的情节。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音乐剧已经具备了人生如戏的特点，因为演员之所以要经历各种波折，就是为了完成要上演一出戏剧这一伟大而光荣的任务。对于金吉和弗莱德来说，成功地完成首场演出就好像阿喀琉斯要打败赫克托耳、奥德修斯要征服特洛伊一样理所当然。演员不自觉地长期生活在戏剧与人生之间，他们从来不知道自己何时在生活，又是何时在念白。
金吉与弗莱德的伟大与优雅之处就在于他们一方面微笑着向观众讲述人生如戏的道理，另一方面却始终保持在演戏的状态中，从未越过雷池，踏入真实的生活。我的意思是，弗莱德·阿斯泰尔从来都没有因为自己的踢踏舞步无人能及而动过竞选美国总统的念头。
然而，金吉和弗莱德的这种典范却被利用到了其他方面，当然，这可不是这对明星的本意。比如今天被我们称为“政治戏剧”的现象无非就是一种对音乐剧基本原则的缓慢改造。我们只要稍微想一想，就会发现如今即使是在最激烈的电视政治论坛节目上，讨论的主题也不再是“如何治理国家”，而是“如何上演一出优秀的政治论坛节目”。于是，上节目的人物讨论的是“讨论”本身的规则以及双方的平衡。
以前，人们正常地生活，上班搞政治，下班去剧场、电影院看舞台、银幕上的演员互相扇耳光。而如今，搞政治的人自己在扇耳光，从而希望获取观众的支持，而观众则通过观看他们在电视屏幕上互扇耳光来参与政治。
由此，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如今政客的“表演剧目”只剩下寥寥几句简单的台词和那些一成不变的指导思想，因为游戏和误会是音乐剧的主导模式。金吉一直认为弗莱德是另一个人，而弗莱德则认为金吉爱着另一个男人；双方都极尽制造误会之能事，直到演出结束时才把误会化解。这一点似乎与当今的政治游戏别无两样。
最后，还有一种令人始料未及的现象：观众也决定参与到表演中来。正因为如此，他们才会在所谓的“投票后民意调查”中谎话连篇。就这样，那个自以为是的胜出者才会迈着踢踢踏踏的舞步，倾倒在另有所爱的“金吉”的怀中。
一九九七年
归来吧，萨伏依家族！
当民众仍在讨论是不是应该让萨伏依王室家族回归意大利时，议会已经作出了自己的选择。此时此刻，我们需要的不是抱怨，而是冷静的思考。人们常说，父辈的过错不应牵连到子孙身上。二战结束时，对王室家族的流放是不得已而为之（包括翁贝托[227]本人也表示理解），五十年过去了，共和国已经稳固下来（即使还不算稳固，那显然也不是萨伏依家族的过错）。如果说所有不支持共和制度的人都应该被流放的话，那么博西也应该去葡萄牙待上好一阵子。
我们必须学会区分对整个历史的评判与对单个事件的理解。事实上，我们对萨洛共和国就是这样处理的：一方面，我们可以认为大部分“萨洛”的追随者都是纯粹为忠实地追寻某种“理想”而加入社会共和国的，但另一方面，这并不能否定我们对社会共和国所作出的历史评价。这就好比我们可以根据某条特殊的法律规定，对某个因毁坏玻璃橱窗而入狱的罪犯宽大处理，但却不能因此免除对某个杀人犯的刑罚。
人们对于萨伏依王室的历史评价是清晰无疑的。在这里，我们并不是要再次审视萨伏依家族从翁贝托一世[228]开始至今的是非功过，否则任何一个王室家族都无法在这世界上生存——但有一点很明显，如果说亨利八世[229]滥杀自己的妻子，谁都不会认为那是伊丽莎白二世的过错。同样毋庸置疑的是，当年是维多里奥·埃玛努埃尔三世[230]在担任军队最高指挥官的情况下严重背叛了自己的部队，将他们抛弃，使其落入敌人手中。我本是个坚定的反对死刑者，但当国家处于战争时期，严重叛国的人是断然应该被枪毙的。再说萨伏依家族对待拉莫里诺将军[231]（其罪行要轻得多）的态度也相当冷酷无情。
维多里奥·埃玛努埃尔已经摆脱了困境，算是独善其身。但如果萨伏依家族重归意大利后提出要埋葬在万神庙的话，我会请缨当某个爱国主义委员会的宣传员，要求把所有长眠在那里的意大利名人的骨灰都迁走，以免他们和一个被当年的报纸称为“飞毛腿”[232]（并配以一个脚底生风，引得烟尘飞扬的形象——这是我在萨洛共和国的报刊中所保存下来的唯一有趣的记忆）的家伙待在一起。
如果萨伏依家族回国，我们应该明白他们是可以表达政治观点，甚至与某些支持君主专制的组织联合的，因为这一点受我国宪法保护，他们应该享有这样的权利；我们可以解除他们的某些义务，如免除年轻的家族成员（如果还存在的话）服兵役的义务；我们应该确保他们所有人透明化纳税，包括申报合法的国外存款。另外，他们不能从自己游艇的甲板上射击，在离开迪厅的时候不能把车速开到每小时两百公里，不能在观看尤文图斯队比赛时朝赛场里扔酒瓶子，仅此而已。
当某位萨伏依家族的成员遇见意大利总理时，他最好称呼“总理先生”，而不要像翁贝托当年那样叫“佩尔蒂尼参议员”——对于他这样一位讲究的人来说，那一刻里所表现出的低下品位着实让人吃惊，不过人们经常会成为自身过去行为的受害者。他如果不这样称呼，那么他就会被看成是没有教养的联盟主义者——一类比乡巴佬儿更难以容忍的人。
还有关于宣誓的问题。似乎没有理由要求他们宣誓忠诚于共和国，因为政府也并没有如此要求其他公民。但萨伏依家族至今还不是意大利公民——为了让他们回国，还必须要取消《宪法》中的一条过渡性法规。目前，他们之所以仍然流亡国外正是因为他们不是普通的意大利公民，这一点他们自己也非常清楚。或许，正是为了抹去这种区别、摘掉这个不正常的标签，他们应该为议会的通过票而表示点什么。我认为他们不必举行某种宣誓仪式，但我想至少可以这样操作：当他们踏上意大利的领土时，将由一位海关官员授予他们意大利护照（别忘了他们现在还是非欧盟成员国居民），他们在接受护照时应表示他们将尊重意大利共和国的《宪法》。这并不会妨碍他们（就像不会妨碍任何一个公民一样）继续认为和宣扬君主制是比共和制更加合理的制度。事实上，议会里不乏持这种观点的议员，他们并不会因此而被认为是颠覆分子。
出于良好的教养，我们最好不要再向维多里奥·埃玛努埃尔询问他对于祖父的看法，就好比不要去问“盐之路杀人狂”的后代（如果有的话）同样的问题。关于他爷爷的作为，史书自会作出评价。倘若担心孙子没有把那些历史书都读全的话，任何一位公民都可以免费给他寄去几本，并对他重归故土表示欢迎。
一九九七年
伟大的八十年代
这些日子，人们没有一天不会在报纸上读到批判八十年代的文章，说那是一个愚蠢且令人无法忍受的年代。似乎我们今天所有的不幸都是当年造成的恶果，又似乎如果我们直接从七十年代跳到九十年代，就会变聪明许多。
事实上，把历史机械地划分为年代、世纪，或者以更加不可理喻的方式划分为千年是不合理的，至少是一种粗糙的划分方式。但这种方式却具有一定的标志意义，能够引起民众的联想，因此我们必须接受它。学校的教材内容也是以世纪为单位划分的，因此，师生们不得不去面对诸如“拿破仑到底属于十八世纪还是十九世纪”这一类令人头疼的问题。这似乎与服兵役有点类似，如果你出生于十二月三十一日，那么你将“必死无疑”，而如果你出生于一月一日，则可以“幸免于难”。另外，针对某个年代作出带有感情色彩的评价也决非易事，对于那些在一九四三年找到自己伟大初恋的人来说，即使那个血肉横飞的年代也是无比辉煌，令人激动的。
但我们还是得按照固定的年代区间规则来划分。对于现代意大利甚至整个世界来说，最重要的年代应该是五十年代（当然，许多现象早在四十年代末期就已初露端倪）。那是一个在各方面都迈出崭新步伐的历史时期。意大利开始向世界开放，并取得了骄人的科技成果。欧洲一分为二，冷战亦拉开帷幕。当人们走入六十年代时，新的一代开始漂洋过海，就如同以前人们坐着慢车四处旅行；经济迅速发展；文学艺术欣欣向荣；约翰二十三世担任教皇并召开了第二次梵蒂冈会议；发生在世界其他地区的战争也成为了一个唤醒民众政治意识的契机；最后，肯尼迪发出了“征服宇宙”的号召，为整个六十年代定下了光辉的色彩基调，尽管他本人不久后就遇刺身亡，但在六十年代末，人们终于实现了登月梦想；在世界范围内，六八年是有着非凡意义的一年，它孕育了下一个十年中所有正面和负面的后果，给整个社会（从工作领域到文化领域，从政治领域到生活领域）带来了极大的震撼。总之，六十年代绝不是乏味的十年。
七十年代（如今的电视节目都在像回顾不可思议的二十年代一样来回顾这十年）是极其黑暗的十年——至少对于我们来说是如此。它以六九年的“喷泉广场惨案”为开端，以莫洛[233]遇害结束。整个社会都笼罩在恐怖主义的阴霾之下，人们甚至不敢在晚上出门去餐厅吃饭。连那些头脑最精明的人也像弄丢了指南针一样辨不清方向，既不愿意支持政府也不愿意支持“红色旅”。那么应该站在哪个阵营里呢？为了抵抗大众传媒这一新生事物的恐怖能量，麦克卢汉——这个“地球村”的使徒——建议实行“漆黑”政策，即严格的审查制度。
继续按照年代划分，我们来到了八十年代。如今，我们眼中的八十年代似乎仅仅充斥着雄心勃勃的雅痞主义、政治腐败以及思想倒退。然而，五十年之后，我们将会把这十年看成二十世纪最重要的十年。在这十年中，无论是乌托邦式的集权大国还是冷战，所有二战后期那些曾压迫或吸引我们的情结都（痛苦地，却也是无法挽回地）逐一消解。超级大国开始解体，欧洲的政治版图发生变化。尽管矛盾重重，但许多少数民族得到了正式承认；那些统治政局多年的大型党派开始审视自身；左派与右派的界限被重新划定（不光马克思主义陷入危机，连那些极右党派也在那十年里自我反省，另外，左右两派的极端党派又组建了新的激进团体）；诞生了许多跨界团体（从生态领域到志愿者活动）。从八十年代开始，第三世界国家的居民开始大规模朝富裕国家迁徙，导致欧洲的人种出现变化的征兆（当然，这并非一个平静的过程）。柏林墙的倒塌成为极具象征意义的事件，代表了这十年转变的高潮。最后，还有一种让人欢喜让人忧的现象，自八十年代初起，爆发了一场让我们隐约看到未来的巨大革命——个人电脑登上历史舞台。
或许八十年代恰恰就是从二十世纪过渡到二十一世纪的关键十年，我们难道可以仅用一个无奈的微笑就把如此重要的年代彻底否定吗？难道我们可以只看到那个年代的表面现象及短暂潮流，而对其他一切都视而不见吗？这就好比我们无视五十年代的甜蜜生活，只看见六十年代里女人穿着“睡衣晚礼服”[234]无休止地疯狂舞蹈，而对于恐怖的七十年代，我们也只记得那是第一批“红灯区”开张的年代了。
一九九七年
读懂历史年表
在过去的几个星期里，那场我认为已经告一段落的争论再度成为公众谈论的议题，即许多战后的著名左派人物是否都曾经是法西斯主义者。这个问题就其本身来说已经没有什么可挖掘的，因为答案十分清楚：是的，他们中很多人都曾是法西斯主义者，这一点不值得多费唇舌。这就好比许多共产主义者后来放弃了自己的立场，变成了反共产主义者，同样，许多法西斯主义者后来成为反法西斯主义者，这也不值得大惊小怪。
然而，人们在讨论的过程中却忽略了历史的距离，即历史事件的年代，也就是那个只要翻翻《加尔赞蒂百科全书》就能明白的东西。
我还是说得更明白些吧。最近人们再次提起发生在一九三一年的那件事情，当年的法西斯政府要求所有大学教授都宣誓效忠法西斯政权，只有十二名教授（我印象中是十一名，但具体数字无关紧要）拒绝宣誓，另谋出路。毫无疑问，无论从任何角度去评价，这都是一桩不光彩的事情。但人们还从这个痛苦的话题中得出了许多别的结论（有的相当明确，有的则站不住脚，或很武断），说许多知名人士，如维多里尼[235]、帕韦泽[236]、甚至是博比奥[237]都曾取悦过法西斯政权。人们正是在这些问题上忘记了历史事件的年代问题。
如果说当年的政府是于一九三一年要求教授们宣誓，而在那个年代通常只有四五十岁的老师才能当上教授，且由于法西斯政府的统治，抵制宣誓者也无法获得教授职位，那么我们应该考虑到无论是那些拒绝还是接受宣誓的教授，当时的年龄都应在五十岁上下，甚至更大一些。因此，他们都曾生活在法西斯统治之前的意大利，应该了解翁贝托在任以及下台后的国情，尽管那时的意大利存在各种弊病，但至少是处于一个议会制政权的统治之下。这些人都应该能够明白民主政权和独裁政权的区别。
可现在让我们来看一看另外一些数据，维多里尼和帕韦泽出生于一九〇八年，皮奥维内[238]、布兰卡蒂[239]和莫拉维亚出生于一九〇七年，博比奥出生于一九〇九年，而乔万尼·斯帕多利尼[240]出生于一九二五年（他曾因为青年时代一些较为尴尬的文章而遭到指责）。这么说来，这些人在法西斯势力当政时的年龄还在十三到十五岁之间。至于斯帕多利尼，他甚至还没有出生呢。可能有人会说，一个十五到十七岁（马泰奥蒂是于一九二四年遇害的）的年轻人已经能够对周围发生的一切有清醒的意识，但这种说法针对的是如今的青年——他们可以通过电台、数十个电视频道以及互联网获取多种信息。可大家不妨尝试一下生活在一九二四年的西西里。在正常情况下，人们只能看到一份经过严格审查的报纸，整日笼罩在一战后的激昂氛围和二战前甚嚣尘上的纳粹主义言论中。那时的学校只谈法西斯主义，孩子们在那里上学，在一种日渐与当时的欧洲文化隔绝的环境中成长（尽管对法西斯上台前的情况还略有记忆）。久而久之，他们就等于生活在一个绝对与世隔绝，只拥护唯一的政权，只提倡唯一的文化的国家里了。
事实上，后来某些人逐渐向博塔伊[241]靠拢，而远离了法里纳奇[242]，开始在大学法西斯青年团内部组织反对派——我们注意了，是在法西斯内部，而不是在外部（还有一些人，他们甚至与那些为反法西斯流亡者说话的地下组织有过接触）——这已经是他们所能做到的一切了。他们能有如此行动，已然值得嘉奖。至于一部分人能在二战前、二战期间甚至是二战结束以后弃暗投明，那简直就是批判主义的奇迹。后来，有的人坚决地改变了自己的理念，有的人痛苦地反思内心的愧疚，有的人则致力于讲述自己在法西斯的茫茫大海中漫长的旅程。
因此，我们不能把他们笼统地称为“在法西斯政权面前屈膝投降的意大利知识分子”，仿佛这些知识分子从不曾有过自己的身份。意大利人啊，别出洋相了，即使我们不学历史，也要读懂历史年表啊！
一九九七年
迪·贝拉[243]、科学与多数派
鉴于我并不是一位癌症治疗专家，我无法判定迪·贝拉的治疗法究竟是否可行。但我认为，面对舆论及众多病患所带来的压力，有关部门完全可以邀请业内专家对此进行一次严肃的实验，以解决大家的疑问。因为一件有分量的事情是完全值得让我们再次反思以前所作出的结论的。所有人都有可能犯错，反复多思量几次并没有坏处。我们之所以相信科学，原因之一就在于科学家对于科学问题的思考绝不仅仅是一两次，而是无数次。一位严谨的科学家始终会开放性地认为自己的观点有对和错两种可能。
如果发现迪·贝拉的理论至少有一部分是正确的，那么科学界就应承认之前没有对这一理论给予足够的重视，并就其轻率而认错。如果发现迪·贝拉的理论是完全错误的，那么这个结果虽然会给那些对该理论寄予厚望的人带来巨大的痛苦和失望，但对于整个人类群体来说，绝不是浪费时间。也许人们并没有想过这一点，但是科学工作的意义并不仅仅在于开辟一条崭新的道路。有时，科学家研究了好几年，却只是为了证明某条道路其实是死路一条。
这么说，这只是一种常规现象啰？非也。目前发生的一切正体现了当今这个“新新时代”的一种典型趋势——对于某些神秘的现象进行探究。因此，即使迪·贝拉最终能证明自己是正确的，同样的问题也将依然存在。
事实上，一方面，人们心急如焚地把迪·贝拉的家门口围个水泄不通，他们翻山越岭，不惜一切代价就是为了找到这位神奇的药师。这些人之所以这么做并不是因为他们“肯定”迪·贝拉的疗法有效，他们只是相信自己听到的消息，并希望事实的确如此。另一方面，媒体的报道中弥漫着一股激动人心的味道，似乎认为大众舆论的压力可以战胜某些学术流氓。然而，所谓的学术流氓是否存在是一个问题，而认为科学是民主的——一个健康的多数派团体能打败一个流氓团体，就像打败“大腐败”或“黑手党”那样，这又是另一个问题。
科学并不是民主的，至少不是政治意义上的民主。科学研究并不看重大多数人的意见。当年，所有人都反对伽利略的观点，然而他却是正确的。塞麦尔维斯[244]医生提倡助产士在术前洗手，以避免产妇因感染死亡，大部分医生都把他当成疯子，然而犯错的也正是这大多数人。民众随时可以改变主意，第二天就把迪·贝拉医生的家包围起来，用火刑将他烧死，但这样的举动并不能说明迪·贝拉医生的疗法是错误的。
只有从长期的角度来看，科学才是民主的，即经过许多年，甚至许多个世纪的验证，最终胜出的一定是整个科学界的判断，也就是那些写在可靠的教材中的结论。这些结论之所以可靠，是因为它们经过了反复验证，是群体作出的结论。
在地球上生活的五十亿居民中，很可能有三十亿人（在那些遥远的人口大国里）仍然坚信太阳绕着地球转。然而在那些国家的小学课本里却写着伽利略的“日心说”。在此种情况下，“日心说”倒是以一种完全不同的方式站稳了脚跟，且没有受到多数人意见的影响（尽管这是一个人人都该相信的真理，除非发现了反面证据）。
或许人们会觉得这个比方有些奇怪，但我觉得迪·贝拉的遭遇在某种程度上与当年关于“商店自由化”的争论颇有些相似。大家还记得当年要开辟第一批步行商业街区时商家声嘶力竭的呐喊吗？当时，商家认为如果汽车不能开进街区，商店就会无人问津。但现在我们看到了，步行商业街区是商业最为繁华的区域。也许，因为市中心步行商业区的开辟，轮胎商不得不搬迁到一个允许汽车通行的地方，但步行区在给某些行业带来不便的同时却给其他行业带来了便利。从统计数据来看（即从经过长时间验证的科学角度来看），我们发现当年大多数商人的意见是没有道理的。当然，这个结论也很有可能被颠覆，因为过多的商户有可能会破坏老城区的秀美风光。
我明白，这两件事情并不具备可比性，但这两个例子都告诉我们，在面对需要进行假设的长时期性事件时，公众的意见并不一定可靠，因为他们的结论往往都下得过于匆忙。
一九九八年
注意：本文纯属无稽之谈
面对任何恐怖主义活动的迹象，舆论的反应总显得过于紧张，甚至有些神经质。这也难怪，恐怖主义是潜藏在暗处的敌人，人们永远弄不明白谁将会是他们的下一个目标，而恐怖分子则很有可能就坐在隔壁的餐馆里。因此，这种局面促使人们产生了不安及动荡的感觉，恐怖分子也就达到了他们的目的——让整个社会惶惶不安。
那些曾经历过“铅年代”[245]的人都明白“惶恐”会导致一些奇特的禁忌和言语上的忌讳。首先，人们不愿意承认四个狂热的毛头小伙子会酝酿出如“法尼路惨案”[246]般完美的恐怖计划，否则人们的恐惧感将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人们认为，在那些“红色旅”成员的背后一定还有幕后黑手（追根溯源，链条的另一端就是幕后老大）。第二，如果人们认为恐怖主义是一种与吸毒或杀人狂类似的社会畸形现象，那么最终将会接受它，从而禁止去追查恐怖事件发生的缘由；同时，但凡提到恐怖分子的声明，人们就必须在前头加上“疯狂”这个形容词。
对于第一点，谁也没有考虑到如果说那些与“法尼路惨案”的四个制造者同龄的年轻人都已从博可尼大学毕业，并在华尔街赚钱、在波利尼西亚开发旅游度假村，或成为“狂风战斗机”的飞行员的话，那么那些三十岁上下的人——只要他们毕业于函授学校——有能力绑架莫洛也就不足为奇了。
至于第二点，事实上，“红色旅”成员的声明中对政治局势的分析有相当一部分并非胡言乱语（比如他们对成立国际政府对跨国公司进行管理的分析）；或许其中有些观点值得商榷，但也应该在图书馆里那些极为严肃的书籍中加以评论。倒是他们从这些分析中所得到的结论的确有些疯狂（或者说幼稚），即认为通过刺杀一个早晨从家里出门的倒霉蛋就可以摧毁跨国公司的权力；而更幼稚的则是他们居然认为由此可以击中一个国家的要害。那些年轻人应该读过巴兰[247]和斯威齐[248]的作品，但他们却没有读过福柯的书，不明白权力是没有中心的，因此也就没有一个类似于心脏的“要害”。
二十年后，我们再次遭遇了类似的情形。“红色旅”的声明是无稽之谈，贝尔蒂诺蒂说这声明不完全是荒谬之言，于是差点儿被人指为幕后老大——然而他只是个什么都做不好的家伙，他甚至都不明白良好的政治素养要求他必须首先认定该声明的“荒谬性”，否则一切都无法继续讨论下去。好在所有的报纸都说那二十八页内容全都是些只有专家、部长及工会领导人才能看明白的东西，因此不能完全算是胡言乱语。事实上，我猜想那份文件（看起来具有精确而疯狂的科学性）应该与以前的声明是类似的：从尚可商榷的分析出发，得出一个极为幼稚的政治结论。正如他们的前辈一样，新一代的“红色旅”成员并不疯癫，而只是表现出他们在政治上及文化上的不成熟。
这一次，人们还是在寻找外部原因，因为大家都认为恐怖分子不可能再次突然诞生。大家清醒清醒吧，这二十年来，我们在报纸上读到过多少小伙子在邪教仪式上杀人的恶性事件；有多少人为了财产继承问题朝父母的头部开枪；多少人站在立交桥上扔石块，却只是为了消磨夜晚时光；这一切都说明了现代生活之空虚，难道我们就无法想象一些人为了给自己空虚的生活寻找些许意义而凑成一个恐怖团伙吗？如果年轻人认为可以号召组织一个恶魔兵团，为什么就不能够组织世界无产阶级起来反抗呢？
或许有人会说，如果政治恐怖主义是社会暴力的发泄渠道之一，那么它应该是长时间和平时期的产物，不应该出现在战争年代，因为战争已经为暴力提供了合法的发泄渠道。我们如何能把恐怖主义与巴尔干战争联系起来呢？别忘了，曾经的“铅年代”正是在越南战争的恐怖氛围中开始的。恐怖主义并不会在一个处于战争中的国家里产生，但如果在某个遥远的地方正在发生一场说不清道不明的战争，那么那场战争所带来的压力会让一个处于和平状态的社会产生恐怖主义。正如巴尔干战争一样，地理上很近，心理上却十分遥远。新的恐怖主义浪潮就是这种反常现象所体现的征兆或带来的副产品之一。
一九九九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