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漂浮的逻辑：在商品生产之外重建资本主义批判
作为一种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重构，西方马克思主义逻辑是在两个基本维度上深入的：其一是ontologizing Marx，即在本体论上重新定义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基础，为激进理论探寻新的前提；其二是performing Marx[14]，即在政治理论上重新定义马克思主义实践策略。前者推动了历史认识论或社会理论元理论的一系列关键性变化，包括从主客体辩证法中演化出来的社会进化理论、结构主义、历史地理学唯物主义等，这些理论改变了传统马克思主义对客观性、时间、历时性、实在的偏好，转而诉诸主观性、空间、共时性和话语。在此，我们首先关注后者，即西方马克思主义在《资本论》之外开辟的新的分析主题。这些主题，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解放实践的落脚点，它们与马克思的《资本论》逻辑有着明显的不同，因此构成西方马克思主义社会批判逻辑转向的显著方面。这一方面的转向，与历史认识论层次上的转向在逻辑上是相互支持的，它们更清晰地反映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逻辑转向的现实指向，即资本主义在20世纪的经验变迁。那些经验给马克思主义提出了政治难题，并使得西方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的转向更容易被接受。在某种意义上，正是因为这一点，今天的学院派马克思主义在文化研究、意识形态批判、符号和话语分析上异常地活跃，而在元理论和政治学上则相对沉默。本节的基本目标便是鉴别和诊断，一方面为理解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繁荣现象中包含的那种异常张力提供一种解读，例如德里达式的幽灵化策略与反对这种幽灵化的“后解构的存在本体论”重建之间的奇异并置，另一方面亦为穿越这种张力而实现马克思主义的再政治化提供一种合理的思考。
一、新的起点：《资本论》之后
为了实现“在马克思主义内部的历史中”无法认识的超越，打破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地区的发展僵局，拉克劳和墨菲等人公开打出“后马克思主义”旗帜，试图通过解构马克思的基本范畴来重新激活它们。尽管这种既试图在马克思主义旨趣之中又试图跳出其传统的“后马克思主义”思潮不仅在政治上是令人不舒服的而且在理论上也是难以消化的，但必须承认，它是马克思主义在西方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的某种自然后果，是全部西方马克思主义逻辑发展的现实效应。因此，如果承认思想史的发展逻辑与社会史具有类似的从低级到高级的结构，那么我们可以按照马克思的基本方法将“后马克思主义”作为观察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史的“人体”参照。[15]
以后马克思主义作为“人体”参照来追溯西方马克思主义“猴体”的发展历程，并不意味着假设其在起点之上就已经形成了必然的归宿，而是为了揭示共同的社会历史背景在全部西方马克思主义之中凝聚的某种同质性：反教条主义和反资本主义双重立场造成了其典型的路径依赖，即追随时代问题过程中的理论突围和自我反驳。正是从这一点看，西方马克思主义具有“马克思之后”的情结。例如，按照利奥塔的后现代定义，即对元叙事的质疑，卢卡奇无疑是属于现代性思想家之列的。因为，卢卡奇的“总体性”主张正是后现代思潮普遍质疑的宏大叙事。不过，情况并不如此简单。如果追溯多数与马克思思想资源具有千丝万缕联系的后现代激进思潮，我们亦可清晰地判定，卢卡奇之开辟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事件仍然构成后现代之“后”的起点。这是因为，后现代所质疑的元叙事，在抽象意义上是一种本质主义的必然性历史视角，但在现代性条件下，恰恰又是经济决定论逻辑。对经济决定论逻辑的批判，无疑是卢卡奇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鼻祖的最重要贡献之一。正是在这种决定论逻辑之外，他试图为主体的优越性开辟一种本质主义的历史哲学论证。
不能否认，各种以后现代名义批评、告别或拒斥马克思《资本论》逻辑的激进理论，包括各种版本的后现代马克思主义或后马克思主义思潮，质疑的正是马克思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叙事，这种叙事被理解为对作为一个历史必然阶段的资本主义的本质分析。也因此，与马克思相反，新的激进理论则试图在商品生产之外重建资本主义批判理论，从而为各种主体性声称打开空间。[16]这正是20世纪资本主义变迁所造成的基本历史势态，或按马克思的说法，意识形态语境。卢卡奇虽然并没有直接描绘这种语境，但通过对第二国际甚至恩格斯的含蓄批评在逻辑上为在这种语境下寻求多样性历史叙事奠定了基础。[17]
现在，让我们来重温这一起点。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之科学性质乃在于其对历史发展之客观过程的分析。正是基于这种分析，马克思在做出政治决断的时候要求工人阶级的斗争能够超越眼前的利益和直接的环境，从而为最终可能的解放创造条件。例如，针对早期无产阶级的斗争，马克思曾经评论道：工人要学会把机器和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区别开来，从而学会把自己的攻击从物质生产资料转向物质生产资料的社会使用形式。马克思同时承认，对于无产阶级来说，这是需要时间和经验的。[18]
第二国际付出了时间成本，学会了把物质生产资料及其社会使用形式区分开来，不过，他们面临着马克思未曾言明的一个难题：如何把作为历史变迁必然阶段的资本主义形式与全球资本主义的实际发展道路区分开来，从而基于后者创造解放的条件。这个问题在19世纪90年代之后随着资本主义全球转型而日益突显出来。这是因为，殖民制度所造成的政治形势、在工业革命之后围绕机器大工业而发生的现代企业治理制度的变革（即管理革命）、资本主义普遍化而造成的生活方式转型（即文化变迁）等至关重大的方面改变着革命的形势，这不仅使马克思恩格斯所呼唤的国际工人团结成为迫切的需要，而且使得以街垒之火为主要手段的武装斗争失去可能。折磨后来全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合法性”问题就此被推到第二国际的面前。伯恩斯坦的修正主义路线亦由此获得其存在的合理性。尽管希法亭、列宁等人试图在马克思主义前提下拓宽分析主题（例如帝国主义问题），但他们在总体上都没有超越独特的语境限制，从而在主张历史必然性（更具体地说，资本主义必然崩溃论）时没有指明新的历史条件所造成的资本主义界限变化。因此，也没有直接从界限的角度充分证明主体性逻辑的哲学基础。
卢卡奇在理论上的崛起，正是承袭了上述问题。他通过正统马克思主义的定义争论巧妙地把问题转移到对历史客观规律的讨论上，并借由卢森堡把经济决定论从历史客观规律中排除出去，从而把资本主义的界限从生产关系领域转到意识形态领域。[19]卢卡奇这种排除，在十月革命背景下显得更为合理。因为，在许多重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例如葛兰西）看来，十月革命是反对《资本论》（即经济必然性）逻辑的。不过，卢卡奇的这种排除，对后来全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批判实践的影响并没有得到充分揭示。原因在于，在十月革命背景下，重新定义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的做法，一方面受到了共产国际的压制，另一方面又被关于无产阶级斗争策略的争论所掩盖。因此，卢卡奇等人试图从阶级意识角度为列宁策略所做的哲学论证被压抑了，该问题直到阿尔都塞才以新的方式呈现出来。
不能说是列宁把意识形态问题置于工人运动的策略议程中的，不过，在考茨基之后，他的“灌输”确实在政治上回答了上述问题之中隐含的“为什么”问题，即工人阶级何以不能正确地认识和评估眼前与长远利益以及现象与本质的差异。对于列宁来说，问题是这样的：
工人本来也不可能有社会民主主义的意识。这种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进去，各国的历史都证明：工人阶级单靠自己本身的力量，只能形成工联主义的意识，即确信必须结成工会，必须同厂主斗争，必须向政府争取颁布对工人是必要的某些法律，如此等等。而社会主义学说则是从有产阶级的有教养的人即知识分子创造的哲学理论、历史理论和经济理论中发展起来的。现代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按他们的社会地位来说，也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俄国的情况也是一样，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学说也是完全不依赖于工人运动的自发增长而产生的，它的产生是革命的社会主义知识分子的思想发展的自然和必然的结果。[20]
这一认识，在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中明确地得到体现，又在后来阿尔都塞的《保卫马克思》序言中得到重申。[21]不过，在发挥列宁观点时，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实际上都采取了精英主义的知识批判路线，而在理论与实践关系上背离了列宁的如下要求：
阶级政治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给工人，即只能从经济斗争外面，从工人同厂主的关系范围外面灌输给工人。只有从一切阶级和阶层同国家和政府的关系方面，只有从一切阶级的相互关系方面，才能汲取到这种知识……为了向工人灌输政治知识，社会民主党人应当到居民的一切阶级中去，应当派出自己的队伍分赴各个方面。[22]
在总体上，第一代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普遍地提出阶级意识、社会领导权和霸权问题，这是切中时代主题的，但他们又没有实现列宁所阐明的实践方面，因此，他们虽然从理论与实践关系方面开辟了一种新的论证，但自身的理论发展却开始了一种脱离实践的道路。这正是后来全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特点。姑且不论来自马克思主义阵营的批评，实际上，后来反马克思主义的雷蒙·阿隆亦围绕该问题用马克思式反讽来批判萨特的存在主义和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嘲弄他们背叛了马克思主义基本精神，仅仅是为了“使哲学教师资格获得者能在这种学说中同时找到一种革命憧憬的实现和一种纯属精神上的满足”。[23]无论如何，卢卡奇把社会意识视为“唯一起决定作用”的要素[24]，柯尔施强调“夺取政权的社会—心理前提”的关键作用[25]，其哲学和历史论证可能并没有错误，却不能实现自己的下述目标：“理论和实践的统一不仅在理论之中，而且也是为了实践。”[26]
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起点上，存在着哲学与政治学的脱节。这种脱节为重新开辟新的政治学战场（意味着摆脱传统的工人阶级政治学）提供了某种开端，新的哲学便是为之服务的。在这一逻辑中，深化资本主义批判与发展马克思主义实际上不再是两个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过程，它们都服从于新的政治战场的开辟。无论法兰克福学派，还是阿尔都塞及其弟子们的各种努力，都是如此。正是从这一点出发，我们能够理解，为什么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批判必然会走出马克思的逻辑，并且从后《资本论》逻辑走向后马克思主义立场。
以卢卡奇为起点来叙述今天资本主义批判理论的故事，并非试图把故事的终点视为一种在起点上就形成的宿命，而是追溯在那个偶然性开端上马克思主义所面临的难题与新道路所开辟的空间。西方马克思主义起源，作为一个事件记录了上述结构，而它确实是理解理论与实践之间裂隙所推动的理论运动的钥匙，在直接的意义上，整个西方马克思主义曲折道路的展开正是围绕这一中轴进行的。当然，我们必须注意到，卢卡奇等第一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并没有明确提出一种与马克思有异的资本主义批判理论，他们独特的马克思主义表述主要是第二国际时代的一种反动，而后来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更加鲜明地强调了自身时代与马克思时代的语境差异[27]，把它们通过哲学（主客体辩证法）撕开的理论裂口编织成多样性的碎片。种种马克思主义版本，诸如德里达的幽灵版，齐泽克的精神分析版，拉克劳的大众版，奈格里和哈特的帝国版等，都呈现出纯姿态的理论特点；这种纯姿态本身作为一种哲学，都是对我们所称的资本主义现实的一种拒斥。
二、路径依赖：主体之多方向扩散
《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历史与阶级意识》《霸权与社会主义战略》这三本书之间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它们都试图重新定义革命的理论依据和策略。实际上，它们可以被视为革命政治学在20世纪西方三次重大转向的标志。通过它们，我们可以看到，在终点上，革命已经从追求集体权利的工人阶级运动变成少数知识分子表述彻底民主可能性的事业。在伯恩斯坦那里，抽掉的是革命的理论，策略的转型只是后果。卢卡奇把阶级意识提到战略高度，尽管他的主观意图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却无意地在理论上清晰地表明，主体是困扰欧洲革命的首要问题之一。在拉克劳和墨菲那里，主体的缺失是激进政治理论的前提[28]，这个前提早就在法兰克福学派那里公开地描述出来了。因此，我们无法直接从目标和策略方面来判断其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联系。当然，亦因此，所谓“后马克思主义”理论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究竟有多大距离，对于马克思主义来说，这个问题只具有限的意义。
这并不是说，研究诸如拉克劳等人的“后马克思主义”理论意义不大。相反，认真分析从第二国际到今天的后马克思主义所发生的理论转向，对于重新审视马克思主义理论和解放政治实践始终具有基础性意义。主体的流失，恰恰是革命政治学的根本。追问“为什么”或“如何”这个问题，将会打开对西方马克思主义认知的视野。对照一下没有出场而构成上述三次转向真实参照的《国家与革命》是有趣的。在那个文本中，列宁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而他之所以如此自信，原因正在于广大的被压迫的人民群众或无产阶级的革命热情。为了向列宁和十月革命致敬，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在某种意义上试图以西欧的经验回应成于十月革命前夕的《国家与革命》。因为这一点，他正确地表述了欧洲革命在20世纪面临的基本困境：主体的减弱。当然，卢卡奇本人将这一困境乐观地估计为意识形态危机，并将原因归于资产阶级社会的物化及其相应的物化意识。[29]然而，不可低估问题本身，因为它不是理论而是现实。高兹在20世纪70年代从反面提出“告别工人阶级”口号，拉克劳和墨菲从正面以大众联盟为基础提出“彻底民主”构想，在直接的意义上都不过是公开回应了早已构成法兰克福学派实践之前提的“无产阶级革命主体消失”这个问题。我们无须从事实角度追溯工联主义、福利国家等复杂原因，在本项研究中，我们只强调这一现象的政治意蕴：在主体问题上，西方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长期在本质化的精英与非本质化的大众之间摇摆。70年代之前，法兰克福学派和萨特的存在主义，实际上都坚持了传统精英立场；而之后，包括各种后现代版本的激进主义理论，都崇拜大众。艾伦·伍德对拉克劳等人的批判，她对阶级政治学的重申，在某种意义上，只是再次确证了左派政治学“从阶级的退却”。[30]哈维、德里克等人虽然坚持了马克思的阶级分析视角，但他们对非还原论的强调也直接表明，阶级不再构成当代激进政治的主体。
从林林总总的当代激进行话来看，阶级是一个被悬置的问题，我们在分析这些行话的时候却将之作为入口，这似乎是外在批评。然而，必须强调的是，这是一个不可回避的关键：从阶级的撤退是20世纪资本主义发展之不可避免的政治后果，正是其支撑起试图补充、发展和替代马克思的全部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逻辑。由于从阶级的撤退，资本主义批判与马克思所预期的无产阶级解放政治之间的本质联系亦被切断，这不仅使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卸下了正统马克思主义者的党性包袱（这种包袱构成教条主义的心理基础），而且直接推动着他们灵活地在教条主义视角之外寻求批判的资源。由此产生的多元视角，既造成马克思主义形象的丰富化，又使得马克思主义成为具有内在张力的批判传统，成为与资本主义创造性破坏过程保持切线关系的反叛力量。正是在这一过程中，从商品出发的《资本论》逻辑演化成以资本关系再生产为中心的多种异质性反权力话语。
下文中，我们选择几种代表性话语来讨论。这些话语不是对全部资本主义批判话语的归纳，而是具有典型意义的代表，它们共同表明：资本主义批判理论已经决定性地转向主体及其位置。为了清晰地勾勒它们与马克思主义原初理论之间的关系，我们以转向的形式来描述它们。
（一）从生产关系批判到意识形态批判再到文化（理性）批判
这是一种具有基础意义的转向，它构成全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共同背景。如安德森曾经指出的那样，西方马克思主义在形式上完成了从经济或政治向哲学的转向。意识形态问题正是这种转向的支撑。这一理论道路把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物化结构批判转换成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二律背反以及整个西方理性主义文化内在矛盾（启蒙辩证法）的批判。
这种批判思路的开辟者当然是卢卡奇，尽管其开辟这条道路的《历史与阶级意识》基本目标并不在于此。在纠正第二国际时代“经济决定论”之错误的过程中，卢卡奇一方面基于马克思《资本论》之拜物教批判将物化视为资本主义社会的结构本质，另一方面又基于主客体辩证法把阶级意识作为革命的入口，由此为意识形态批判打开了阀门。[31]整个西方马克思主义人本主义思潮无不与卢卡奇有关，但最重要的则是以霍克海默和阿多诺为代表的法兰克福学派，他们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和心理批判入手最终提出了对整个西方文化之理性主义逻辑的批判，形成了对20世纪西方思想有着巨大影响的启蒙辩证法和工具理性批判。
由于这个问题已经构成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焦点之一，研究成果可谓汗牛充栋，故本书不展开讨论。需要指出的是其整体结构及其演变。一般来说，借由物化问题，由马克思从生产（结构）出发对资本主义客观（经济—政治）危机分析过渡到从对象性形式（商品关系结构）出发对资本主义主体异化的揭示，结果是以意识形态为核心的文化便成为批判的重心。不过，这种批判蕴含着自身独特的问题，这便是贯穿其中的价值诉求。对于卢卡奇来说，这似乎不是问题。因为，他直接介入的是无产阶级的革命实践。然而，在其后，问题却越来越明显。后来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在缺乏阶级依赖背景下发展的，这使得卢卡奇的下列论断成问题：“马克思把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的问题看成是构成它的诸阶级，即作为整体的资本家阶级和无产阶级的问题。”[32]也由此，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批判，必然需要把马克思的这一逻辑进行置换才能有效地提出一种解放立场。我们看到，这种置换，在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那里，就是具体的工人阶级重新被抽象的历史主体替代，而社会关系的再生产则变成一般的社会（或文化）再生产，甚至话语的再生产。这也是今天诸多国外马克思主义者醉心于社会本质与主体属性问题的基本原因。
（二）从劳动（物质生产）转向交往（个体身份和类主体的再生产）
这种转向是卢卡奇—法兰克福学派之理性批判思路的深化或反动，哈贝马斯是这一思路的开创者和主要代表。这一思路本身受到社会学传统的极大影响，意向性、社会行动和结构、危机和合法性（合理性）、自我学习机制、社会进化等概念构成的理论框架替代了马克思的生产理论。从哈贝马斯个人理论发展看，始终困扰他早期知识实践的，仍然是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问题。在战后欧洲重建背景中，他试图沿着法兰克福学派早期代表们开辟的批判理论路线在经验上为马克思主义的新生寻求一种可靠的理性图式，并最终形成一种社会进化理论。当然，这是一种既与历史唯物主义原初理论，又与卢卡奇、阿多诺、霍克海默等先驱不同的操作：在肯定现实异化的前提下，他试图通过韦伯的合理化图式为社会的重建提供一种理性前提，而不是如阿多诺那样把批判的矛头指向理性自身。结果是，他开辟了一种以理想的语言交往为前提的规范性社会进化理论。[33]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看，这是在战后相对稳定条件下试图重建类主体的一种努力：通过劳动与交往的结构二分，把问题转移到生产意义的交往领域，通过规范重建来完成社会的进化。这实际上是通过改善认同来克服社会发展内在危机的主体性思路。从这一点看，哈贝马斯在20世纪70年代后大谈商谈伦理学和现代性“未竟之志”等并不难以理解，这只是其对古典社会学、主流分析哲学不同理论资源的挪用。在不同领域中穿梭，少有比肩者，这使其整体理论思路几乎没有直接的追随者。在全部的左派理论中，除了提供诸如主体间性等能够与建构主义思路接轨而对主体重建有所裨益的术语，他实际上并没有形成实质性的新理论。当然，从整个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转向来看，如果考虑到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在今天的强大合法性基础，其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理论实践尽管告别了马克思主义，却也蕴含着巨大的启示意义。如果以其作为参照，我们亦不难发现，下述话语转向是在同一背景和同一水平上发生的，尽管后者明确采取了反主体和反本质主义之后现代立场。从这一角度来看，哈贝马斯所引领的这一转向本身确实是一种未完成的具有独特政治潜力的思路。
（三）从实在（商品）经由景观（影像）转向符号
从实在到符号的转向，是20世纪70年代最为典型和影响最为深远的左派理论转向之一。这一思路仍然是从物化理论出发的，但其集中于日常生活表象，而非意识形态实质。在集大成者鲍德里亚那里，它最终形成一种以象征交换为基础的颠覆性理论。这与马克思的生产分析思路正好相反，因此在这里形成了对马克思的另一次重要反动。
这种转向的深层基础是消费社会的形成，因此法兰克福学派文化工业或大众文化研究、列斐伏尔的现代性与日常生活研究等都为转向提供了强大的理论动力。不过，转向的实现，与多种新型的以景观和符号为对象的研究有关，亦与语言学的泛滥有关。在其中，德波的《景观社会》及他领导的情境主义国际具有特殊的地位，尽管“景观社会”理论并没有直接演化成一种独立话语，而被淹没在更宏大和庞杂的符号批判洪流之中。[34]德波清晰地强调，推崇客观历史规律的正统或主流马克思主义，作为其基础的政治经济学是资产阶级科学，因此是革命意识形态的“败坏”。这进一步为法国“后马克思”思潮打开了阀门。[35]我们可以在鲍德里亚的《生产之镜》（1973年）中清晰地识别出来。我们说“进一步”，仅仅是就其话题的冲击力而言的。实际上，在理论上，真正开启道路的是列维—斯特劳斯、巴特、拉康等人在20世纪50年代就开始的反主体主义的结构主义思路，阿尔都塞在60年代的理论工作为结构主义与马克思主义联姻的可能性提供了一种示范，并通过自己的讨论班在法国播下了左派理论全面后马克思化的种子。鲍德里亚借由结构主义理论升华了其导师列斐伏尔在上面两个方面的探索，与利奥塔一致，在西方哲学整体的语言学转向和左派理论结构主义转向的背景下，他拓展了结构人类学的象征理论，提出了洋洋洒洒的后马克思的符号学批判。这种批判，把全部的力量倾注到景观、文本和记号的密码分析上。这在今日大众文化或消费文化分析中十分流行，并且替代了阿多诺的文化工业分析，如詹姆逊对后现代文化的分析。[36]
值得注意的是，在多数时候，符号分析都表现为一种技巧或方法，但蕴含着一种独特的本体论转向。在这一层面，萨林斯更清晰地阐明了这种转向的实质：在人类学意义上对文化或社会的重新定义。并且，正是从象征交换这个前提出发，人们提出了对马克思主义人类学基础的挑战，即以象征交换来替代劳动。这一与《资本论》完全相反的人类学逻辑，与哈贝马斯的社会进化论不无沟通之处。
（四）从生产方式转向话语
这一转向与上述几种并不处于同一逻辑层次，它在历史认识论层次上直接宣布了马克思主义的过时。一般说来，无论在哪个领域，把话语分析作为重点的研究都明确地显现出后现代的立场——批判现代之本质主义、同质性逻辑，而主张话语和文本的作用。马克思主义思潮亦不例外，多数话语批判思路都将马克思的生产方式理论视为一种需要抛弃的本质主义理论，而主张在霸权斗争中以其他视角打开新的政治地平。从整个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变迁历程看，新思路的合理性及其实质并不难以理解。困难在于，话语转向与整个西方哲学的语言学转向内在地关联在一起，因此是一种总体性的历史认识论转向。这种转向，在左派理论中，又直接表现为通过霸权问题再政治化和再激进化的努力。拉克劳、墨菲的“后马克思主义”，吉布森—格雷汉姆的女性主义理论是典型的代表。同时，这种转向又深刻地蕴含在包括詹姆逊等重要理论家在内的意识形态批评以及许多活跃的文化研究学者的探索中。其重要特征在于把社会视为一种非本质的构造，其中霸权话语构成其现实支撑，也因此，对既定权力话语的解构便成为斗争的基本策略。
话语问题成为左派理论的中心问题，有着独特的历史。在此，简要叙述其成因。话语，最初是语言学提出来的分析单位，它表明与其产生的历史条件相关的所有的文本整体。通过话语分析，人们能够揭示特定文本建构意义的方式。结构主义理论对语言学的挪用为话语分析打开了空间，列维—斯特劳斯、巴特、拉康、福柯从象征结构、符号形式、无意识结构和知识型等不同角度发展出独特理论，而阿尔都塞则通过拉康的精神分析深化了意识形态批判，从而成为左派社会理论霸权转向的直接旗手。这种转向在其后的泛滥，具有多重原因。其中重要的是苏联社会主义和西方左派政治的困境，前者使正统马克思主义在西方声名狼藉，后者使马克思主义成为对资本主义的人道主义控诉。这种困境在战后法国表现得特别突出，由此引出结构主义对存在主义的反动。除了拉康，结构主义诸旗手的理论发展都与马克思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且都是在反驳萨特的过程中突显出来的。这种反驳本身，又是围绕从第二国际就开始突出的历史哲学基本问题——历史规律的客观性——进行的。结构主义诸大师不仅公开否定了再现历史的可能性，而且更重要地剔除了历史之主体设想。这便彻底终结了卢卡奇对马克思主义之黑格尔式理解，也堵死了萨特的存在主义道路。例如，巴特《历史的话语》一文，列维—斯特劳斯的《野性的思维》一书，虽然分析路径有差异，但都强调了历史的话语本质。特别是巴特关于历史话语的类型分析，直接开辟了意识形态批判与文学批评之叙事模式分析沟通的可能性，后来，海登·怀特的《元史学》实现了这种沟通并把叙事问题置于历史哲学的中心，并以史学重大例证说明了历史话语的意识形态性质。至此，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建，除了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分析，在历史叙事和资本主义叙事上全面走向散裂。
在话语问题上，影响更广泛的是福柯，其知识考古学理论本身就是话语理论，而其《词与物》更是通过西方近代思想史分析揭示了知识的权力建构和主体的意识形态本质。在其影响下产生的萨义德的“东方学”研究以及其他关于西方中心主义、殖民主义、民族主义、资本主义等权力话语的批判，尽管都不是直接的马克思主义言说，但也都以某种方式与马克思主义暗中“调情”。这使得马克思主义亦产生话语偏好，生出许多后殖民主义、女性主义、生态主义等怪胎。在表面上，话语理论打开了一个新的政治地形，但不能否认这个基本事实：话语斗争试图改变的是描写和叙述历史的方式而不是历史变迁的方向。改变前者就能改变后者，这个假设是不能成立的。历史经验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因此，马克思主义尽管一直强调世界观、理论或科学的重要意义，但从来都不把未来赌在信念和思想的变化上。我们也看到，虽然话语理论因为定义了诸多（理论上的）新的主体位置和政治地形而受到知识界的普遍欢迎，但它越来越倾向于在圈子中自说自话。
在20世纪全部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值得关注的转向还有不少，所有转向，提出的问题五花八门，最终的结论也大相径庭。在基本旨趣上，在试图解开主体束缚（其结果便是称为“自由”的东西）的过程中，激进理论家们不再把束缚本身理解为塑造主体的客观历史力量——这种力量在马克思看来，是物质生产过程的物化——而是通过某种方式回到康德的启蒙立场，在取消大写主体的基础上，把历史软化为个体主体在超越生存斗争过程中凝结的主体间性（交往、象征、话语等，都是主体间性的具体表现形式），因此，最终都试图通过纯粹的主体间性来完成现代性之“未竟之志”。例如，齐泽克认为，拉克劳和墨菲的《霸权与社会主义战略》是对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的唯一回应。这个观念值得商榷，但它透露了一个流行研究不曾注意的重要信息：表面上不相干的两者却是围绕同一中轴运作的，哈贝马斯重提的“现代性之未竟之志”与拉克劳和墨菲的“彻底民主”，不都是同一种现代性政治规划吗？
当然，这种转向本身，不是不可以理解的纯粹逻辑问题，而是资本主义在20世纪的变化的必然要求。许多理论家都清晰地指明了这一点。例如哈贝马斯，尽管其理论逻辑的深化与其早期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进化论理解视角直接相关，但作为其后来理论建构基础的交往行为理论却并不只是逻辑深入的结果，而是依赖于资本主义特点的历史区分。鲍德里亚通过深化马克思关于商品交换的三阶段区分而强调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代表着第三阶段的“真理”[37]；拉克劳也非常明确地指出，资本主义的历史发展使得话语成为纯存在形式[38]。因此，关于这些转向与资本主义变迁的关系，需要进一步研究。
在此，我们首先注意的是这种转向的后果：正如意识形态批判的最新发展、鲍德里亚的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以及话语理论都提出了自己对马克思主义的挑战，总体上的主体转向必然从历史认识论上向马克思主义提出问题。通过话语来分析欧洲古典知识模式的福柯非常清晰地阐明了问题的实质，他指出：
在西方知识的深层面上，马克思主义并没有引入真实的断裂；它像一个充分的、确信无疑的、令人安慰的和肯定能满足一个时代（它的时代）的形象那样，毫不费力地处于一个已欢心接受它的认识排列的内部（因为恰恰是这个排列让位给它了），并且反过来，马克思主义既没有意图去打乱这个排列，又更没有能力去改变它，哪怕只是悄悄地改变，因为马克思主义是完全建立在这个排列的基础之上的。马克思主义处在19世纪思想中，犹如鱼得水，即是说它在其他任何地方都会停止呼吸。[39]
对于福柯来说，他是倾向于反主体主义思路的。不过，无论强调“历史是一个无主体的过程”的阿尔都塞，还是他的全部以反主体中心起家的弟子们，这种对主体的批判仅仅限于对西方历史叙事的大写主体假设的质疑，他们并不是试图就此抹杀作为历史当事人的个体的意义，相反，正是通过取消烙刻在个体身上的大写主体印迹（神的意志、阶级的使命等），历史成为芸芸众生斗争的场所。现代激进政治就此成为定义新的地形和主体的斗争。作为社会革命理论的马克思主义因此就被替换成呼唤新主体的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