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　遗址史料

城市、居住地文化遗址是人类文明的重要物质形态。遗址一般是指人类文明的洞窟、居住地、部落、墓葬群、村落、城市、祭祀地、神坛等遗址。1949年以后，随着大规模的建设工程与考古发掘，出土了大量文物史料，在相当的程度上弥补了过去历史学研究物证不足的遗憾。英国考古学家柴尔德（V．G．Chide）提出，城市的出现是文明时代开始的标志，并且指出城市活动包括：高效的食物生产，具有较多的人口，有职业和阶级的分化，出现冶金术，发明了文字与记述系统，修建有神庙等公共建筑，产生早期的科学和艺术等。中国学术界将此概括为文字、铜器、城市、祭祀礼仪中心四项内容，称其为“文明要素”。

从广义文献学的角度说，史前记录人类文化的遗存如灰坑、石器、骨器、岩画、陶器、编织物均具有史料的价值。考古学家夏鼐先生在《中国文明的起源》中认为，商代殷墟文化具有都市、文字、青铜器文化三要素，是一个灿烂的文明。文明的起源有三个标志：城市、文字、复杂的礼仪中心。张光直先生认为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文明是通过人与神的沟通，达到人与自然和谐的连续文明。经过巫术进行天地人神的沟通是中国古代文明的重要特征。所以不能忽视那些与中国艺术起源关系密切的史前文化，史前祭祀与艺术的起源有密切有关。内蒙古红山文化研究院首席专家于建设认为：

中华文明的起源，从发展机制上看，是由巫术通神灵，由祖神通天神的机制；从结果上看，是由神权诞生王权，由祭祀制度而发育成礼乐制度的成长道路。

“由巫而王，由祭而礼，礼乐一体”，是研究中国古代艺术起源的脉络之一。在上古时期，巫术与巫师代表了上天与神灵的意志，巫师是上天神灵在人间的代表，天子与君权神授，祭祀是通灵的法器仪式，而祭祀是通过具有艺术形式的歌舞、诗文、绘画来表现，祭祀礼仪与音乐不可分离，巫师掌握文化与文字，巫师具有艺术的才能，由此推断巫术文化的礼仪与艺术的诞生有密切的联系。在巫术、祭祀、礼仪的凝聚力作用下，氏族公社部落不断壮大，形成了奴隶制国家形态。从史前人类的生活遗址、遗物、遗迹中发现文化信息，阅读史前遗址的埋藏，破译史前文化的内涵，需要对史前文化遗址文物进行断代研究、民族研究、艺术描叙，进行人类学、民族学、历史学、艺术学、史前考古埋藏学等多学科的综合考察。史前文化遗址出土的文物非常丰富，有史前旧石器时代的洞穴遗址、小型线雕艺术品、岩画、新石器时代的彩陶艺术等。北京山顶洞人遗址出土有骨器、石器和装饰品等，装饰品有石珠、穿孔砾石和兽牙等，工艺制作已经相当进步，据碳14测定，是距今18000年以前的文化遗址，史前文化是构成中国艺术遗存的重要部分。

旧石器时代没有文字文献，新石器时代出现了陶器刻画符号，缺少系统成熟的文字史料。史前人类文化遗存与艺术的起源有关，格罗塞《艺术的起源》说：“艺术的起源，就在文化起源的地方。”史前艺术文献不是以书籍文字的形式得以留存，而是以出土文物的实物形式得以留存。发掘、研究史前人类遗存可以具有获得原始文物资料。史前艺术遗存与艺术的起源有关，是艺术学研究的重要课题。由于考古发掘的新材料在不断发现，大量的史前艺术品有待于各学科（包括艺术学学科）的解读与破译。

史前艺术研究具有综合学科研究性质，与人类学、民族学、考古学等学科关系密切。人类史前活动的时间跨度是公元前300万年到公元前4000年左右，约有26000年的漫长时期，为了研究人类的起源与艺术起源问题，史前人类活动的遗址考古发掘，打开了埋藏地下的“无字地书”，以史前遗址与文物提供了文献学与史料学意义。史前人类文化遗存物有化石、骨器、人工力量打击形成的石器、磨制石器。化石是自然力量形成或者有人工的刻画痕迹。有人工取火的火坑火烧土，有人类生活垃圾的灰坑堆积层，埋葬地的堆积层，形成土壤干扰层的变化，还有动物的骨骼，蚌壳，易于腐烂的木器、竹器、漆器、编织物遗存痕迹，这些都是史前人类活动的物质证据。

遗址是史前人类生活和居住过的地方，我国已经发现数以百计的旧石器时代遗址，有居住遗址和非居住遗址两种类型。居住遗址有穴居址（cave home）与露天居址（openair camp-site）。非居住遗址有屠宰场（kill-site）、埋藏地（burial-site）、储存窖（caches-site）、垃圾堆（dump-site）、掩蔽体（screen-site）、制造场和加工场（workshop-site）。洞穴是石器时代人类最理想的居所，冬暖夏凉，避风挡雨，避免野兽侵害。

我国境内发现的十处含有早期人类化石的遗址中，有六处是出自洞穴之中。在北京西南五十公里的周口店龙骨山，在不到一平方公里的范围内，从20世纪20年代以来，就发现五个洞穴中有丰富的人类化石、文化遗物、动物化石。北京周口店猿人洞作为猿人的栖身之所，留下了10万件石制品，灰烬厚达6米。安徽和县龙潭洞是我国长江中下游的一处洞穴遗址。北方有辽宁本溪县庙后山洞穴遗址、辽宁营口金牛山遗址、辽宁海城的小孤山、辽宁丹东市东沟前阳、河南安阳小南海、陕西韩城禹门口遗址；南方有云南西畴仙人洞，湖北大冶石龙头遗址，贵州黔西观音洞、硝灰洞、猫猫洞遗址和普定县后寨公社穿洞遗址，等等。江苏溧水回峰山是晚期智人洞穴遗址，发现颞骨1块，化石22种。史前人类的骨骼含有丰富的史前文化信息，西安出土的一具新石器时代的女性骨骼，据碳14测定距今7500年，在骨骼上发现36处伤痕，采集到十多件骨制武器，留下了史前暴力伤亡的物证，引起考古、刑法、民俗等多学科的高度重视，引发了巫术、祭祀、原始宗教、部落、婚姻、战争原因的多种猜测，其史前史料信息价值含量极其丰富。

史前艺术分旧石器时代文化与新石器时代文化两大部分，主要是打击石器、居住遗址、葬地等。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如墓葬、祭祀遗址、生活遗址、陶器、岩画、骨器、玉器等，从人类文明进化史考察，图形先于文字。史前文化的洞窟壁画、岩画都证明了图形早于文字。中国与古埃及文字都是象形文字。关于史前历史的分期问题，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就史前文化阶段说：

摩尔根是第一个具有专门知识而想给人类的史前史建立一个确定的系统的人；他所提出的分期法，在没有大量增加的资料认为需要改变以前，无疑依旧是有效的。在三个主要时代——蒙昧时代、野蛮时代和文明时代中，不消说，他所研究的只是前两个时代以及向第三个时代的过度。他根据生活资料生产的进步，又把这两个时代中的每一个时代分为低级阶段、中级阶段和高级阶段。一、蒙昧时代。1．低级阶段。这是人类的童年。……2．中级阶段。从采用鱼类、贝壳类及其他水栖动物都包括在内作为食物和使用火开始。这两者是互相联系着的，因为鱼类食物，只有用火才能做成完全可以吃的东西。而自从有了这种新的食物以后，人们便不受气候和地域的限制了；他们沿着河流和海岸，甚至在蒙昧状态中也可以散布在大部分地面上了。石器时代早期的粗制的、未加磨制的石器，即所谓旧石器时代的石器（这些石器属于或大部分属于这一阶段）遍布于一切大陆上，就是这一移居的证据。⁽²⁾

中国艺术学文献研究，要重视史前遗址的物质遗存。史前艺术的遗存的特征是实物，其特点是物质遗存而不是文字记录。史前艺术以打制石器、骨器、岩画、陶器、洞窟遗址、灰坑等实物遗存作为材料，依据文物文献的概念，史前文物即广义的艺术文献。如果这种观点成立，艺术学研究就可以拥有丰富的史前文物史料。艺术学的研究从人类文明的旧石器时代开始。大约在300万年前，人类从有生命的生物上升到有思维的生物——智人。

打击石器工具的诞生是史前艺术的开始。在古人类生活过的洞穴里，发现了石制工具，或者说是石制武器。人类用木棒、石块、骨头、贝壳为工具，在艰难的自然环境中求生存，劳动创造了人，劳动创造了艺术。世界最古老的石器大部分发现在非洲。在肯尼亚发现的旧石器文化遗存时间距今约300万年。在南非发现的石器文化遗存距今大约200万至150万年。在东非发现的石器文化遗址距今大约100万年，人类学家认为人类的祖先来自非洲。在中国发现了距今180万年前更新世早期的山西省西侯度旧石器文化遗址，这是目前国内发现的最早的文化遗址；发现了距今170万年前云南省元谋人的旧石器文化遗址；距今100万至180万年前的山西省蓝田人的旧石器文化遗址；100万年前河北省阳原县小长梁和泥河湾村的旧石器文化遗址等；还有北京周口店、山西芮城、河南三门峡、湖北郧县、贵州黔西、广东马坝、湖北长阳等地发现的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址。

从人类制造工具开始到大约四万年前，是中国古代传说中的“有巢氏”、“燧人氏”和“伏羲氏”时代。从“穴居野处，茹毛饮血”到巢居以避洪水与野兽的侵害，从蛮荒到文明经历了数百万年时间的劳动进化。中国先民“有巢氏”，是一个巢居氏族，他们在树上和地面上两栖居住，其活动与生活方式与在树木上面筑巢居有关。这样可以避免野兽的攻击和侵害。巢居建筑在中国南方发展成为干栏式建筑，是中国南方古民居的原始形态。“燧人氏”是学会了钻木取火的氏族，用石头相互撞击打出火星，取得火种，并且保留火种。取火技术的发明非常重要，火可以驱除野兽的攻击，烧煮食品，改善人体营养，促进人类进化。在山西省西侯度文化遗址发现火烧骨骼遗存，在陕西省蓝田遗址发现用火遗留的炭渣，这些遗物证明在180万年以前我国先民就开始用火。这为远古传说“燧人氏”“钻燧取火，以化腥臊”提供了依据，烧火可以取暖、照明、驱赶野兽、熟食，提高了先民的生存能力。水与泥土在火的烧烤之下，创造了陶器的发明的条件，火的使用对于陶器、青铜器的发明有直接的重大意义。旧石器时代遗留的文物是粗糙的石器，有砍折器、刮削器、尖状器、雕刻器、石锥等，还有略经加工的骨、角器、灰坑、遗址、骨骸等文化堆积层。

从两万多年前起，许多地区出现了“细石器”。旧石器到新石器的过渡期绝对年限大约一万到七千年前。主要遗址有北京周口店山顶洞、黑龙江哈尔滨顾乡屯、广西来宾、青海霍霍西里、西藏定日、河南新乡裴李岗、河北武安磁山、浙江余姚河姆渡、江苏常州圩墩、陕西沙苑、黑龙江昂昂溪与海拉尔、广东南海西樵山等地。细石器质地硬，有的经过二次加工，有的制作出锋刃，有的镶嵌在骨柄上制成刀或短剑。

石器由打制向磨制过渡。生活方式从渔猎、采集向农耕、畜牧演进。在广西柳江、宁夏水洞沟、河南安阳小南海等地均有遗址发现。这时期的石器、骨、角器趋于小巧精致，山西省阳高县许家窑遗址出土的小石器，最大的重6克，最小的只有1克重。这时期的大型石器逐渐减少，小型石器明显增多。在北京山顶洞遗址出现了82毫米长的骨针，有针尖和针孔，骨针呈弯形，说明了当时的缝纫技术水平已有提高。在山西省许家窑遗址发现的成堆石球，制作得很圆，重量在20克到90克之间。在古代狩猎中，先民将石块用绳索、藤条捆绑起来，可以抛掷捕获野生动物，飞石索在抛掷以后，会绊倒野生动物，缠住动物的双腿使其倒地就擒。

旧石器时代的晚期时间大约是三四万年以前，处在萨拉乌苏文化、峙峪文化、下川文化、北京山顶洞文化时期。史前艺术依据史前考古的文化遗址发掘和出土文物进行研究，探源人类文化与艺术的起源。史前艺术研究以石器、骨器、蚌器、岩画等史前艺术为研究对象，考古发掘的文物是第一手文献资料，然后进行图谱、断代、考证，从田野发掘考古到书斋文献资料整理，是史前艺术学研究的基本途径。

中国具有史前艺术文献意义的遗址埋藏异常丰富，其发掘、发现与研究则是近百年的事情。1914年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受中国政府的聘请任矿业顾问，安特生在中国居住工作了十年，集采矿专家、化石采集专家、考古学家于一身。1918年3月23日安特生骑着毛驴考察北京周口店鸡骨山，考古学家的职业敏感，使他预感到此地可能有人类远古祖先的遗骸。1921年安特生在河南从事考古发掘，获得了新石器时代彩陶艺术品。在采集史料的基础上，他于1923年出版《中国远古之文化》，1934年出版《中国史前史研究》，将田野考古取得的收获，整理成为史前研究著作。

1925年，在美国哈佛大学学习人类学和考古学的李济，回国后在清华大学研究院任讲师。1926年，李济到山西省夏县进行考古发掘，这是中国人自己首次独立从事的考古发掘，标志着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建立。1935年，日本人滨田耕作发掘内蒙古赤峰新石器时代遗址，获得大量彩陶碎片。20世纪上半叶，在中国史前考古发现的基础上，形成了考古学。考古学与艺术史著作有：李济《殷墟陶器图录》、《记小屯出土之青铜器》，吴金鼎《中国史前陶器》、《城子崖》，裴文中《旧石器时代之艺术》，李则纲《始祖的诞生与图腾》，岑家悟《图腾艺术史》、《史前艺术史》。

1933年至1934年之间，在北京周口店山顶洞人遗址，发现人类头骨化石，还有打制的石器、骨制与牙制的装饰品。山顶洞发现的中国新人化石是蒙古人种的祖先，据碳14测定，山顶洞人距今18000年，总计发现人体骨骼八具，其中较为完整的三具遗骨为一男二女。动物化石54种，出土装饰品有石珠、穿孔砾石和兽牙等，工艺制作已经相当进步。山顶洞旧石器时代装饰艺术品的发现，对研究中国旧石器时代的艺术有重要意义。发现山顶洞石珠装饰品一共有八件，包括山顶洞发现的遗物石珠和钻孔砾石。发掘时在一个女性的头骨周围土层中发现了七件石珠，距离头骨很近，可能是头饰或项饰。石珠大小相差无几，白色石灰石制成，形制不够规则，经过打磨和钻孔，一面平滑，无疑是磨平的。至少有两件其他一面也经过摩擦钻孔，一面没有钻透，然后从另一面磨穿，孔洞整齐，工艺程序相同，体积不大，表面有涂过赤铁矿红色的痕迹。钻孔的砾石发现于山顶洞第四文化层，类似现代妇女鸡心形状项链的链坠，是一件经过水磨的疍圆形砾石，有39.6毫米长，中间部分有28.3毫米宽，11.8毫米厚。砾石中间钻有一个粗孔，刮制针眼的针与火石，石器修制不整齐，砾石打击的斧状器物很粗糙，石珠研磨和石珠钻孔技术比较进步。这表现出劳动工具与装饰品加工的工艺已有区别。山顶洞遗址没有发现陶器，属于旧石器时代的晚期。

1961年，在河北省兴隆县发现刻有纹饰的鹿角化石。其纹饰复杂，图形美观，是我国首次发现旧石器时代线刻艺术品，经碳14测定，距今13000年。这件艺术品表面已经被侵蚀，呈灰白色，部分有一层鲜亮的朱红色沉积物，刻画痕迹保留至今。峙峪遗址是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位于山西省朔县城西北峙峪河北岸第二级阶地下部。峙峪遗址当年活跃的是一群主要以狩猎野马为生的猎人，有时他们也会捕获羚羊、大角鹿、牛和鸵鸟。遗址含有丰富的哺乳动物化石和两万余件修制精致的石器以及废弃的石片。1963年尤玉柱、王择义在发掘时，发现一些骨片，在光亮的骨面上有人工刻画的简单图案。这些骨片相对于峙峪遗址中那些骨质坚硬器而言，形状较小，硬度较软。在一件28100年前的马类肱骨碎片上，刻有简单的图案，骨片长8厘米，宽31厘米，是由左右两组图形组成。左边图形主要刻画一只刚被击毙的羚羊和两侧包抄过来的猎人；右边的图形表现一只奔跑的鸵鸟以及从三个方向包抄的猎人。图形刻画简单，可以有不同的解读，是否为人工刻画也有疑义，因为骨片上有物种痕迹，如植物根须侵蚀、细菌腐蚀、动物啃咬，等等。峙峪遗址上层还发现了一件钻孔的石头盘片，是人工制造的装饰工艺品，可惜已经断成了两半。

旧石器时代的考古发现还有河北迁安爪村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曾经出土一件骨锥，是用利器从四个面刮削而成，通长161毫米、柄宽28毫米、厚12毫米。在贵州桐县马鞍山旧石器时代遗址也出土了刻划纹的骨棒。史前人类在捕获动物后，以动物的骨、牙、角、蚌壳制作的劳动工具与日用品、装饰品。骨器有骨器、角器两大类。常见的骨器劳动工具如骨针、骨锥、骨钩、骨刀、骨管、骨簇等，角器有以鹿角制作成为角锥、角凿、角饰、牙饰等物品，还有以河蚌壳制作的蚌镰、蚌刀、蚌锯等。磨制石器，又称细石器，是新石器时代的标志，并且有了钻孔技术。器型对称，比例协调的石斧、石镰已经出现。

史前遗址有旧石器时代与新石器时代遗址。而神话传说时代的遗址发掘，可以发现具体的史料甚至是文字。1978年至1983年，为了寻找早期夏文化遗址，开展了山西临汾陶寺遗址的大规模发掘，清理墓葬1100余座，出土陶器、石器、骨器、玉器、工具、礼仪乐器、装饰品等大量珍贵文物。在大墓中出土象征王权的龙盘、陶鼓、亀鼓、彩绘木器、彩绘陶器、玉石钺等礼仪艺术品，发现了朱书文字与红铜铸造的铜铃。专家推测，四千年前的陶寺遗址是史书中的尧都平阳。

1976年，中国科学院在上部西藏发现几处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距今3万至5万年。1992年至2002年，据弗吉尼亚大学东亚研究中心、意大利莫利伽象雄研究中心约翰·文森特·贝勒沙《西部西藏前佛教时期重要考古遗迹调查报告》，发现了400多个前佛教时期考古遗址。⁽³⁾

遗址考古发掘会发现前所未知的文化。在长江流域上游，1995年发现了宝墩文化遗址，绝对年代距今4500—3700年。新石器时代晚期修建的城垣、长方形城址和大型礼仪性建筑，如成都平原宝墩文化古城遗址群，专家认为是聚落文化的遗存。1986年，先后发现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一号祭祀坑、二号祭祀坑，出土了通高3.96米的青铜神树；2.6米的青铜大立人；各类青铜面具；长1.42米的金杖；太阳形器直径84厘米，圆形，内部圆形突起如太阳，外部为圆环，五道太阳光芒的芒条呈放射状排列。这些出土文物向学界提出了无数的历史与考古问题，文物史料传达了丰富的历史信息。2001年，四川成都发现了金沙遗址，出土了四鸟绕日装饰金器、金面具。

目前，我国古文化遗址已经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的仅有河南安阳殷墟一处。已经列入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的有三处：浙江良渚遗址；古蜀文明遗址，包括金沙遗址、古蜀船棺合葬墓、三星堆遗址；辽宁与内蒙古、河北交界的牛河梁大型史前祭祀遗址群，即红山文化遗址，包括辽宁朝阳市牛河梁遗址、红山后遗址、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魏家窝铺遗址，以确凿而丰富的史料为中华五千年文明提供了有力的证据。良渚遗址出土的陶猪刻画图形与玉圭，三星堆出土的金面具与青铜人像，红山文化出土的猪龙玉器和女神像，都是艺术研究的重要史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