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国内外研究述评

美日同盟是国际关系学界经久不衰、历久弥新的话题，围绕这方面的著作、论文、报告等层出不穷、异彩纷呈，特别是关于冷战后美日同盟转型的问题或与转型相关的问题，不少专家、学者提出了新观点、新论断或分析研究的新视角、新方法，为我们继续探讨和深化研究提供了参考借鉴，现将其梳理归纳如下:

（一）国外研究现状

国外关于美日同盟的研究成果，相当大一部分直接进入了官方决策，其他一些也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政府看待同盟的视角或解决同盟问题的方式。这是因为许多智库就是为政府服务的，不少学者还曾有在政府任职的经历，其所拥有的资源和与政府建立的互动关系是其他研究机构或个人所无法比拟的。因此，研究著名智库或重量级学者的报告或著作具有重要意义。

1．智库研究报告。排在首位的要算三份“阿米蒂奇报告”：第一份报告《美国和日本：迈向成熟的伙伴关系》（2000.10）⁽⁵⁾强调，日本是美国参与并主导亚洲事务的基石，美日同盟是美国全球战略的关键支撑，呼吁从政治、安全、情报、冲绳、经济、外交等六个领域做出重大调整，创造一种成熟持久的伙伴关系，如日本应解除集体自卫权禁令，消除限制同盟合作的障碍，方能获得更加平等的地位；美国应基于美英特殊关系的模式提升美日双边关系；双方应推进军事训练一体化，加强情报合作，促进技术双向交流，扩大导弹防御合作范围；鼓励日本承担更多的国际使命，等等。第二份报告《美日同盟：引领亚洲沿着正确道路走向2020年》（2007.2）⁽⁶⁾指出，美日同盟面临的最大变化因素是中国和印度的崛起。美日应加强对华政策协调，注重对话接触而不是一味围堵，促使中国成为“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和美国主导下的开放性地区架构中的积极力量。印度的崛起将与中国相抗衡，美日应提升与印度的战略关系，影响其不结盟政策。在区域一体化问题上，美日应倡导民主法治和跨太平洋合作机制议程，把对美日的不利影响降至最低。美国应支持日本承担更多的防务责任，对日本修宪、扩大军费开支、提高海外派兵灵活性、入常等持积极态度。美日应共同参与反恐、能源问题、气候变暖等全球事务。第三份报告《美日同盟：亚洲稳定之锚》（2012. 8）⁽⁷⁾指出，面对中国崛起、朝核问题及其带来的不确定性，美日要重塑同盟关系,使之更加强大和平等；美日应扩大防务合作范围，共同应对地区突发状况；必须发展能力、协调政策牵制中国崛起。在钓鱼岛问题上，美国视情决定如何回应；在南海问题上，日本应与美国合作加强海域侦察，确保航行自由。美日应联合研制未来武器系统，筹建联合网络安全中心，并强化“延伸核威慑力”对话。美国应尽力化解日韩历史分歧和民族情绪，推进三边军事合作。日本应尽快完成战略与政策调整，包括增加军费、加强军备、解禁集体自卫权、有效配合美军实施“空海一体战”等等。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研究报告《美日同盟: 加强全球安全的新框架》（2008.10）⁽⁸⁾指出，随着安全内涵的不断拓展，美日同盟理当担负起维护世界和平繁荣、应对全球性威胁与挑战的责任，通过设定双边合作新议程、建立全球安全新框架来强化同盟关系。在新框架下，美日应承担起塑造亚太地区经济架构的领导角色，而美日自贸协定是整合地区经济的第一步。新框架还包含环境和能源、发展和非洲、核不扩散这三大支柱，也涉及解决粮食危机、人道主义救援和重建、反恐、打击国际犯罪等其他领域。美日应将软硬实力整合起来，找到合适的平衡点，创立良好的全球安全环境，那样同盟关系将更加强大，并被国际社会视作“公共产品”。美国传统基金会（THF）研究报告《美国应该利用日本的政治变化来加强同盟》（2012.11）⁽⁹⁾认为，安倍保守的外交政策、日本国民对地区“威胁”（中国崛起、朝核挑衅等）和国家脆弱性的担忧，以及日本所有主要政党支持与美形成强大同盟，为美国实现同盟政策目标提供了良好机遇。美国应加强日本的国家安全“实用主义”，让日本清楚认识到不能再依靠别国维护海外利益，要承担起更大的、与大国地位相称的国际安全责任，增加防卫开支以满足安全需求，对“集体自卫”进行限制性较小的解释以应对危机事态等；另外，要推动日韩军事和外交合作以及美日韩三边合作，保持在西太平洋强大的前沿部署，对太平洋盟国表示明确支持等。美国2049计划研究所（Project 2049 Institute）研究报告《中国的军事发展与美日同盟》（2015.4）⁽¹⁰⁾指出，亚太正在经历政治、经济和安全力量上的结构性变动，尤其是中国军力快速增长、海上领土主张明显趋强、空中和海上力量机动日益频繁和战略意图的不透明，对亚太地区和平稳定构成了“严重威胁”。美日已采取具体步骤密切协调，为各种可能打破地区军事平衡的紧急事态做好准备，比如修订1997年版《防卫合作指针》，打造从平时到灰色地带再到紧急事态的无缝同盟结构，引进网络、太空、导弹防御和反“反介入/区域拒止”等合作领域，此外还将推进美日韩三边合作。日本国际关系论坛（JFIR）研究报告《新时期美日同盟的宏伟构想：“巧实力时代”自由、开放、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的保护者》（2015.6）⁽¹¹⁾阐明，同盟最初建立是为了对抗苏联威胁，冷战结束后同盟得到重新定义，转化为稳定亚太地区的手段，21世纪初，日美安全合作的范围进一步扩展为承担全球角色。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国家的崛起，使得国际力量平衡发生变动，给国际秩序带来动荡，美日同盟迫切需要转型，继续为亚太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贡献。要增强美日同盟行动的有效性和活跃度，利用同盟工具保护既有的自由、开放、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要维持必需的软硬实力，即以无比强大的集体硬实力应对新兴国家崛起带来的潜在挑战，以足够的吸引力获得其他国家的合作以及对同盟存在价值的认可。该报告还客观分析了日本和美国各自需要什么、共同需求是什么，对我们探寻美日利益关系很有启发。另外，日本全球和平国际研究所（IIGP）《在快速变化的世界维持日美同盟》（1991.11）⁽¹²⁾、《超越行动计划：一个新的美日同盟》（1992.2）⁽¹³⁾，日本国际交流中心（JCIE）《美日关系：过去、现在和将来》（2011.2）⁽¹⁴⁾，美国国防大学国家战略研究所（INSS）《重新定义美日同盟：东京的国家防卫计划》（1994.11）⁽¹⁵⁾,美国国会研究服务（CRS）《美日同盟》（2011.1）⁽¹⁶⁾、《美日同盟》（2013.12）⁽¹⁷⁾，美国新美国安全中心（CNAS）《来自中国的挑战：面对美日同盟在军事、经济和能源领域做出的选择》（2012.4）⁽¹⁸⁾，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转型中的美日同盟：美国海军陆战队普天间机场替代设施的处理》（2015.2）⁽¹⁹⁾等研究报告，对地区安全环境或国际形势、同盟重要性或目标任务、加强同盟的总体设想或具体措施、深化同盟关系受到的限制或挑战等方面进行了阐述，为我们提供了翔实资料。

2. 学者论文、专著。戴维·阿拉斯和赤羽恒雄主编的《美日同盟：平衡在东亚的软硬实力》⁽²⁰⁾指出，中国快速崛起、朝鲜半岛和台湾海峡等热点问题使东亚权力平衡发生变化。美国虽然拥有空前的军事优势，但其软实力因为两场战争的繁重负担正在走向衰竭。相比之下不太引人注意的是美日同盟“转型”，尤其是日本正由依靠美国承诺的被动的免费搭车者，转变为维持东亚稳定的、作用愈发明显的同盟伙伴，它在发挥软实力的潜力以支持其外交和战略利益，不但要建设强大军力，而且要具备领导者应有的吸引力。日本打破海外部署的禁忌、与美国构建导弹防御系统等，预示着自卫队与美军正加速推进一体化。除了应对中国和朝鲜“威胁”，还要强化多边安全合作进程，共同解决地区和全球性难题。总之，美日必须在软硬实力之间找到一种有效的平衡。肯特·考尔德《太平洋同盟：复兴美日关系》⁽²¹⁾一书认为，在冷战后的全球化时代，需要重新评估美日同盟的传统观念。其在“已经转型的同盟：2001年以来的美日关系”一章中特别强调，美日同盟正在进行的深刻军事转型、建立强大“新同盟”及其不断拓展的全球化合作维度所需要的社会政治基础，对两国人民及未来具有实质性含义。通过几年的全球反恐合作，美日同盟强化了协同军事行动能力和危机反应机制，行动范围超越东北亚延伸到全球甚至外空。如果把日本的战略位置和雄厚的经济科技能力与美国强大的军事实力绑定在一起，“新同盟”将从根本上改变亚洲和全球的地缘战略平衡。迈克尔·格林、帕特里克·克罗宁等主编的《美日联盟：过去、现在与将来》⁽²²⁾，阐述了冷战结束给美国亚太战略和外交政策带来的机遇与挑战，在回顾美日联盟军事合作历程的基础上，探讨了如何适应冷战结束后的需求，及调整结构、完善机制，打造新安全联盟的问题，尤其是面对中国崛起对冷战后国际关系体系构成的最严重挑战，美日联盟如何定位与中国的关系以及如何应对其带来的不确定性，同时也对美日通向多边安全的途径、导弹防御、经济贸易、军备与技术合作等方面进行了具体分析。迈克尔·阿马科斯特《朋友还是对手——前美驻日大使说日本》⁽²³⁾一书，阐述了冷战结束对美日关系的深远影响，由于经济、政治现实的剧烈调整以及美日两国政权国内基础的相应变化，美日同盟可能会演进为一种更加平衡和持久的伙伴关系，但同时相互之间也存在着矛盾、面临着风险，美日需要更加密切政治、经济、安全关系，以应付各种地区性和全球性挑战。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在《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²⁴⁾一书中指出，美日同盟是美国最重要的双边关系，日本依然依赖美国的军事庇护和国际支持，它需要利用与美国的特殊关系去争取全球对自己的承认，美国必须给予其有意义的鼓励和某种特殊地位，更加明确地阐述两国的共同战略目标，密切同盟关系以制约中国的地区抱负，并考虑缔结美日自贸协定。在建立全球合作体制和处理世界事务新议程中，日本应当成为美国最重要的伙伴。罗伯特·阿特在《美国大战略》⁽²⁵⁾一书中指出，盟国将美国的军事存在视作地区稳定的重要保险政策，这为美国谋取自身利益和平衡同盟利益创造了基础，而这些利益又保证了同盟和前沿军事存在的政治合理性。北约多边合作与日美安全同盟双边合作几十年的实践，已经形成了坚实的社会化、制度化纽带，要继续保持这些同盟，除了共同利益需求，还要提高美国领导权的质量。为建立地区安全管理结构，应把美日、美韩、美菲、美澳四个双边同盟塑造为多边机制，并将这一“东亚北约”扩展到中国。阿伦·弗里德伯格《中美亚洲大博弈》⁽²⁶⁾一书指出，美日强化双边同盟关系，除了使参与何种范围冲突的选择面变宽了，还采取一系列措施提高共同战斗能力。美国与日本等盟友应该消除分歧、整合资源、协调政策，加强对华威慑，恢复地区平衡。美国要抵制仅有东亚国家参与的组织，尤其要削弱中国将自身置于地区经济集团核心位置的努力。而把俄罗斯拉出中国的轨道对亚洲实力均衡具有积极意义。艾琳娜·阿塔纳索瓦·科内利斯等撰写的论文《美日同盟与中国崛起：对东亚安全秩序和欧盟地区角色的含义》⁽²⁷⁾认为，21世纪的东亚安全秩序，通过双边主义而不是多边主义得到了加强，受权力平衡而不是地区一体化逻辑的指引。美日同盟一直是地区安全秩序的提供者。日本强化地区角色的意愿，加强了美国在东亚前沿部署的威慑效果，确保了美国在该地区的首要地位，但同时也加剧了双边同盟与中国之间的安全困境。冷战后美日同盟与中国之间的动态关系，基本上决定了东亚安全秩序的发展特点。大国竞争的任何变动都可能引起地区的强烈反响，而经济相互依赖和合作应对地区或全球挑战的需要又预示着缓解安全困境的积极趋势。非传统安全领域地区多边合作的发展为欧盟加强对该地区介入提供了潜在可能性。武田康裕和神谷万丈主编的《日本安全保障学概论》⁽²⁸⁾认为，日美同盟的转机来自冷战终结，同盟目标从对抗苏联转向应对亚太地区不稳定因素，而“9·11”事件是对同盟实际功效的重大“测试”，不但加深了信赖程度，而且促使同盟迈向“世界范围”。在“共同战略目标”指引下，日美同盟在提升协同作战能力、加强作战计划、促进情报共享等方面加强合作，但同时也存在无法行使“集体自卫权”导致日本在国际合作中存在感较弱、普天间机场搬迁或归还协调未果等问题。五百旗头真《日美关系史》⁽²⁹⁾一书，把日美关系视为亚太地区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反思了历史上日美关系的成绩与挫折，考察了冷战后日美关系的结构、动态及存在的危险，分析了同盟关系强化过程中日本方面的主观意愿和客观需求，为本课题提供了历史研究资料。孙崎享《日美同盟真相》⁽³⁰⁾一书，分析了战后在美国压力下日本“自主”与“追随”路线的纷争，再现了“美国决定、日本同意”这一美日同盟的实质，并论及冷战后美日同盟通过一系列事件得到强化，合作对象从远东拓展到全球，正在推进“面向未来的变革与重组”。土山实男在《从平衡到网络：亚洲地区安全模式》⁽³¹⁾中提到，在快速变革的国际环境下，美日同盟需要在亚洲地区安全领域增加多边的特征，从而形成一个更为灵活、能够处理各类纷争的机制。田中均撰写的论文《美日同盟的下一步》⁽³²⁾指出，面对地区权力平衡的变动，特别是中国、印度、东盟国家等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崛起，美日同盟下一步必须转变为多方面的伙伴关系，加强在外交和安全领域的多边合作，沿着积极、包容的方向，塑造并主导地区秩序。美国要作为常驻力量，更多地参与地区论坛，日本要超越历史问题，消除中韩误解，美日要进一步加强多边安全合作，建立地区战略互信，并在互利互惠领域寻求与中国合作，具体包括国际金融制度、超地区贸易协定以及能源和环境合作等等。另外，迈克尔·格林和迈克·望月《21世纪的美日安全同盟》⁽³³⁾，托马斯·克里斯滕森《中国、美日同盟和东亚安全困境》⁽³⁴⁾，威廉姆·拉普《黄金时代过去了？美日同盟的未来》⁽³⁵⁾，布鲁斯·赖特和马克·黑格《美日同盟：维持转型》⁽³⁶⁾，詹姆斯·普利兹斯塔普《美日同盟：防卫合作指针的修订》⁽³⁷⁾，田中均《美日同盟的新愿景》⁽³⁸⁾、《美日同盟在变化的东亚遇到的挑战》⁽³⁹⁾和《特朗普执政时期加强美日同盟》⁽⁴⁰⁾等论文，对美日同盟面临的挑战、存在的问题、应当采取的措施等进行了分析，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素材。

3. 官方政策文件。有关美日同盟的官方文件浩如烟海，这里只择取一些“2+2”会议重要文件，说明“转型”相关政策、措施等问题。2005年10月美日“2+2”会议联合声明《美日同盟:面向未来的转型与整编》⁽⁴¹⁾，强调安全合作是美日同盟的核心，美日同盟要在确保日本安全、亚太地区和平稳定的同时紧密合作，有效应对全球性挑战。为实现2005年2月“2+2”会议确定的地区和全球共同战略目标⁽⁴²⁾，声明对美军和日本自卫队的角色、任务和能力提出了初步构想，对驻日美军和相关自卫队的力量结构整编形成了基本共识。声明突出强调“努力改善国际安全环境”，这将促使日本防卫政策越来越具有外向性。2007年5月美日“2+2”会议联合声明《同盟转型：推动美日安全与防务合作》⁽⁴³⁾强调，为确保在不断变化的安全环境中的有效性，实施转型是美日同盟的首要任务。美日将共同战略目标由2005年2月确定的18项调整为11项。按照转型构想进一步阐明了各自角色、任务和能力，包括制定详细的应对地区危机和进行联合作战的计划方案、达成签署《军事情报保护协定》的协议、建立灵活的部门协调机制、举行联合训练演习、加强作战互通性等，并就推进驻日美军整编计划、提高弹道导弹防御能力等达成一致。2011年6月美日“2+2”会议联合声明《面向更加深化和拓展的美日同盟：建立在50年伙伴关系基础上》⁽⁴⁴⁾，将2007年的共同战略目标又更新充实为24项，进一步增强双边安全和防卫合作，重点领域包括强化威慑和应急反应能力、在地区与全球范围展开合作、巩固同盟的基础等。2013年10月美日“2+2”会议联合声明《迈向更强的同盟和分担更大的责任》⁽⁴⁵⁾，将日本安全防卫政策调整本身作为重要话题，探讨了日本推行“积极和平主义”、制定国家安全保障战略、解禁集体自卫权、在同盟框架内发挥更大作用等问题。以修订防卫合作指针为抓手，制定未来15至20年美日同盟转型“路线图”。拓展安全合作，共同应对全球性问题，尤其是全球公域（网络、太空等）的规则制定和管理，进一步推进联合作战、防空反导、情报共享、基地共用、技术交流等方面的合作，联手加强第三方能力建设和多边安全合作，等等。2015年4月美日“2+2”会议联合声明《动态安全环境下更为强大的同盟：新的日美防卫合作指针》⁽⁴⁶⁾，将日美同盟合作推向新的高度，取消1997 年确定的“日本周边”这一地理限制，突出防卫合作的“全球性质”;强调建立同盟协调机制，加快美日军事一体化，实现跨领域合作和“无缝”合作；放宽日本使用武力的条件，重新定位日本的角色作用；把应对所谓“中国威胁”作为核心要素，强化威慑与牵制能力。其他一些“2+2”会议文件也涉及同盟转型问题，不再一一列举。

从国外研究情况看，美日同盟确实在发生多领域全方位的转型，它不单是范围的拓展，更是层次的深化；不单是功能的加强，也是性质的转变；不单是政策层面的调整，还是行动层面的落实。我们所需要做的是对所有与转型相关的问题进行吸纳、归并、总结、提炼，运用理论工具、结合客观实际，去粗取精、去伪存真，使之进一步系统化具体化。

（二）国内研究现状

国内专门研究“转型”问题的文献资料并不多见，比较常见的是从侧面或某一角度研究“转型”相关问题，有些即使没有提炼出“转型”的实质特征，没有呈现出“转型”的整体面貌，但也阐述概括了同盟“强化”、“调整”的一些表现、影响和发展趋向，有些虽然没有深透抓住“转型”问题的原因和性质，但也对“转型”涉及的区域或内容进行了大致区分，为我们继续探索归纳奠定了良好基础。另外，还有一些是专门研究美日同盟关系面临困难挑战和与此相关的地区热点问题的，也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很好的研究思路。国内学术成果从研究视角、研究方向、研究内容、研究方法上看，大致可分为6类：

1. 专门研究美日同盟“转型”问题。杨扬、王文余撰写的《美日同盟的转型与东亚安全秩序的建构》⁽⁴⁷⁾认为，冷战后美日同盟转型特征有三：其一，由冷战时期的政治军事同盟转向军事政治同盟，政治色彩更为浓厚。其二，由非对称性的主仆关系转向对称性的伙伴关系。其三，同盟法制框架健全化、同盟磋商与协调机制细密化、同盟合作领域多元化、合作区域全球化。美日两国均倚重同盟在东亚安全秩序建构中发挥领导作用。赵明昊《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视野下的美日同盟转型》⁽⁴⁸⁾一文也认为，美日同盟调整的主要动向，包括从“分工”走向“一体”、从“双边”走向“多边”、从“地区”走向“全球”、从“应对”走向“塑造”四个方面。笔者认为，上述两篇论文较好地探讨了“转型”的表现特征，但在有些表述上还值得商榷。左希迎《承诺难题与美国亚太联盟转型》⁽⁴⁹⁾一文认为，21世纪美日同盟转型步入快车道，美国鼓励日本承担更多责任，日本希望借此实现国家正常化、更好地应对地区安全议题和消除对美国战略承诺的疑虑。同盟转型主要包含增大日本在地区和全球事务中发挥作用的空间、加深同盟制度化程度两方面内容。为解决国家实力相对下降情况下可能没有能力兑现盟友日益增长的战略承诺这一难题，美国采取了美日同盟再平衡、亚太联盟网络化和制度化等措施。所谓美日同盟再平衡，是指美日在同盟内地位更加均衡、日本战略自主性上升、两国的战略承诺由单向变为双向。这篇论文很有启发意义，尤其是在同盟内部关系问题的研究上较为深入。刘江永《日美同盟转型及其对中国的影响》⁽⁵⁰⁾一文，着重从军事同盟的性质探讨同盟转型问题，指出日本在摆脱宪法等各种束缚后，将重新回归历史上那种可以对外联合作战的结盟模式，日美同盟针对中国的一面在上升、军事一体化在加强、军事冒险的可能性在增大。该文对于把握转型主线很有借鉴价值。张玉国《日美同盟关系转型研究》⁽⁵¹⁾一书，提出日美同盟正由“冷战同盟”向“冷战后同盟”转型，但是并没有归纳出“转型”的内涵实质，虽然勾勒了“转向—转轨—转型”的进程，但思维局限于日美安保联合宣言、防卫合作指针、驻日美军重组本身，并没有清晰阐述什么叫转型、如何转型等问题。其他一些，如学术论文《日美“2+2”会议文件与日美同盟转型》⁽⁵²⁾、《战后日美同盟关系的转型与日本角色的嬗变》⁽⁵³⁾，硕士论文《论日美同盟转型对日本“正常国家化”的影响》⁽⁵⁴⁾等，虽提出了转型概念，但是浅尝辄止，未做深入探讨和系统归纳。

2. 运用同盟理论观点分析美日同盟。于铁军的博士论文《权力、制度与观念：国际格局转换时期的美日同盟》⁽⁵⁵⁾，运用国际政治三大理论在同盟关系变化问题上关注的重点，探讨了美日同盟由“漂流”转向强化的原因，具体包括：国际环境和美日力量对比的变化、共同的战略利益、同盟作为一种制度所具有的生命力、认同和规范等观念因素的作用等等。汪伟民《联盟理论与美国的联盟战略》⁽⁵⁶⁾一书，运用“威权式联盟”理论，以“利益平衡”和“安全平衡”为逻辑基点，探讨了美国单极霸权体系下美日强化双边、地区和全球层面合作的形式及受到的制约，得出美日战略利益具有相当的兼容性同时也存在联盟困境问题的结论。李格琴《关于日本安全政策变化的再认知——冷战后美国学界对日研究的厘析》⁽⁵⁷⁾一文指出，自由制度主义一直都强烈建议让日本在传统和非传统安全领域发挥更大作用，建构主义或新现实主义给出的建议，同样也是主张加强美日同盟，促使日本承担更多的安全责任，参与多边安全体系，在更加广泛的国际框架中为美国所用。庞强、杨泽斐《非对称性联盟：东亚双边联盟的起源——以日美同盟为例》⁽⁵⁸⁾一文，探讨了美国为何在亚太采取离散的双边联盟而不是像北约一样的多边联盟体系，其原因在于美国的战略偏好和东亚的特殊政治生态。双边联盟有助于美国达到双重功效：遏制战略对手和控制亚太盟国，既避免“多米诺骨牌”效应危及美国利益，又防止权力优势被多边主义削减。这在美日同盟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黄刚《冷战后美日同盟：建构主义的解释》⁽⁵⁹⁾一文认为，冷战后美日同盟的加强不仅仅是军事上的考虑，而且反映了美日之间分享冷战后对亚太安全环境的看法，包括在地缘安全威胁新来源方面达成共识，在政治安全和地区利益上的积极认同，以及在意识形态方面分享价值观念，对推行“全球民主化”有着共同期待。上述资料充分说明，国际政治三大理论并非完全互斥，许多情况下可以相互补充，这为我们运用理论工具分析研究冷战后美日同盟转型问题提供了良好范式。

3. 论述美日同盟演进历程、影响因素及未来走向。王帆《美国的亚太联盟》⁽⁶⁰⁾一书，分析了美日同盟形成原因和发展进程，探讨了冷战后美日同盟转型调整的重点问题，如针对目标、职能范围、合作模式等，考察了未来发展的几种可能趋势，如渐进主义、制度化与合法化、空心化。聂宏毅、肖铁峰《日美同盟的历史演变及其对亚太安全的影响》⁽⁶¹⁾一文，把日美同盟分为美主日从的威权同盟、互有倚重的互助同盟、基本一致的伙伴同盟三个发展阶段，分析了双方在亚太区域乃至全球范围内的共同战略利益，阐述了日美同盟对亚太格局形成、大国关系塑造、中国安全发展所产生的重要影响。李飞的博士论文《冷战后美日同盟关系研究》⁽⁶²⁾，在回顾美日同盟关系发展进程的基础上，阐述了战略意图、军事合作、经济联系、价值与心理认同等四个同盟要素的内涵和特征，评估了美日同盟对美日国家战略和亚太地区安全合作等层面的效能，分析了同盟的内在矛盾及对中国的深刻影响。此外，学术论文《战后日美军事同盟的历史考察》⁽⁶³⁾、《美日同盟的发展轨迹》⁽⁶⁴⁾，硕士论文《日美同盟的历史进程、发展趋势及其对东亚安全的影响》⁽⁶⁵⁾、《日美同盟的演变及走向分析》⁽⁶⁶⁾等，梳理了日美同盟冷战时期形成发展和冷战后调整变迁的历程，阐述了其对地缘政治格局、地区安全合作和个体国家的影响，并在分析其内在联系和矛盾的基础上，对同盟强化或弱化趋势进行了预测。我们知道，冷战后同盟与冷战同盟并不是割裂的，冷战终结却无法切断历史所铸就的千丝万缕的联系。在学习借鉴上述资料的基础上，把美日同盟放在较长的历史延长线上来考察，向前延伸回溯美日同盟如何脱胎于冷战，有助于我们面向未来更好地认识美日同盟关系实质、研判美日同盟转型趋向。

4. 阐释美日同盟调整或强化的表现、原因及影响。刘艳《冷战后的日美同盟解读：兼论其对中关系的影响》⁽⁶⁷⁾一书，考察了冷战后美日同盟在困境中“漂流”、在调整中“重新定义”、在走向世界中强化的具体表现及原因，并基于分析美日同盟内在联系和内在矛盾，预测发展前景、提出应对之策，为我们进一步挖掘“转型”问题梳理了脉络，提供了蓝本。另外，李秀石《论日美同盟战略对接——从双向安保合作到“全球伙伴关系”》⁽⁶⁸⁾一文认为，2015年4月日美“2+2”会议及首脑峰会发表的《日美防卫合作指针》等四个政府文件，标志着日美同盟已基本实现战略对接，具体包括同盟内部的战略对接和同盟在亚太及全球的战略对接两个层级，把美日同盟的协调度和密切度提升到空前水平，为两国在亚太乃至全球范围内加强军事、经济、外交等领域的合作铺平了道路。曹筱阳《美日同盟面向21世纪的全面调整》⁽⁶⁹⁾一文，论述了“9·11”事件后美日同盟调整的三个方面特点（提高效率、扩大安全合作范围、增强外向性进攻性），并运用沃尔特提出的同盟存续和消亡的若干内外因素分析了美日同盟，指出其还将继续存在和不断强化。李家成《冷战后美国强化美日同盟的动因解析》⁽⁷⁰⁾一文指出，遏制朝鲜“威胁”和制衡中国“崛起”的战略诉求，构成了美日同盟不断强化的外部推力；控制日本“异动”的战略需要，形成了美日同盟日益巩固的内部动力。在这三重同盟战略目标的导引下，美日同盟的角色定位和功能指向发生了深刻调整。信强《“次轴心”:日本在美国亚太安全布局中的角色转换》⁽⁷¹⁾一文指出，近年来日本通过强化日美同盟关系，壮大自身军事力量，提升了在同盟中的功能和地位，增强了战略自主性；通过加强与美国其他盟国和伙伴的双边或三边互动，在亚太传统“轴辐安全结构”中发挥了日益重要的连接、补充和协调作用。日本已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亚太安全“次轴心”。郭锐《美日同盟强化的战略指向及地缘影响》⁽⁷²⁾一文认为，美国的相对衰落并未导致其全球战略大幅收缩，相反它改变了直接干涉手法，由运用硬实力转向发挥软硬兼施的巧实力。美日同盟强化就是运用巧实力的具体表现。而国家利益诉求的差异性与战略目标的偏差，使美日同盟关系未来发展存在一定的不稳定性。张景全、程鹏翔《美日同盟新空域：网络及太空合作》⁽⁷³⁾一文指出，目前美日同盟正在网络与太空等新领域展开频繁互动，意图打造美日“网络同盟”、“太空同盟”，制定网络与太空安全的议题与规范，形成强势技术、强势集团、强势话语，对中国国家安全将构成深远影响。翟新、王琪《日本新安保法对日美同盟的双重影响》⁽⁷⁴⁾一文认为，新安保法对日美同盟走向产生了双重影响，一是为解禁集体自卫权、扩充同盟行动范围和功能提供法律支撑，二是由于日美各自战略利益及对干预国际事务的成本承受能力不同，可能导致两国在同盟框架内出现错位和互不协调。这些高质量的学术论文如同拼图一样（个别表述需要推敲），假如能通过有效的裁剪和黏合，再贯穿以政策机制进行装裱与抛光，便能呈现出“转型”的大致景象。

5. 剖析美日同盟管理面临的矛盾难题。刘卫东《“可控性解禁”：美国在日本解禁集体自卫权问题上的政策评析》⁽⁷⁵⁾一文指出，美国在支持“解禁”对其全球利益促进的同时，为降低可能的风险，对解禁的进程和方向进行适当管控，保证日本战略追求与动向始终处于可控范围内。其原则是解禁必须在同盟框架下进行，并以同盟利益为导向，其核心是提升日本的协助能力而非自主能力。杨伯江《美国对日政策内在矛盾及地区战略影响分析》⁽⁷⁶⁾一文认为，美国在安全上“纵日”与对日总体政策（包括政治影响、经济控制）缺乏整合性，美国奉行的以“同盟战略”与“美中合作”为支点的“双轴战略”之间存在结构性矛盾，美国“纵日”带来战略外溢后果，在激化地缘政治矛盾的同时，重新唤醒了东亚的历史恩怨，在现实中日本自身成了问题的一部分，在某些方面可能成为阻挠美国亚太战略目标实现的障碍，如日本的历史观影响美国整合美日、美韩同盟以主导东北亚安全的构想。焦世新《美日同盟的不稳定性及美国的应对》⁽⁷⁷⁾一文指出，冷战后美日同盟的不稳定性凸显，主要体现为军事同盟的性质无法满足当前多元化的安全需求、同盟内在的不平等性根深蒂固和“欠制度化”使美日同盟应对危机效能不足。同时，日本政党选举体制的变动、美军驻冲绳基地等历史遗留问题也在影响着同盟的稳固。沈强《美日关系的结构性矛盾》⁽⁷⁸⁾一文认为，随着同盟关系强化，美日结构性矛盾也在同步发展和深化，主要表现在主从关系的矛盾、利用与反利用关系的矛盾、控制与反控制关系的矛盾三个层面上。双方存在着现实与长远战略利益的契合与冲突，当前契合度大于冲突度，同盟的强化对于结构性矛盾具有缓和与掩饰作用。笔者认为，这三个层面虽有一定交叉，但总体上较好地反映了结构性矛盾的本质。尚书《美日同盟关系走向》⁽⁷⁹⁾一书，将美日同盟面临的结构性矛盾区分为历史文化价值观差异、利益碰撞、战略错位等，这当中有不少内容说得过于绝对化甚至不准确，比如为了说明矛盾分歧，而刻意抹杀了美日在战略和利益上协调的一面，由于没有客观分析历史事实，可能会不小心走向极端。

6. 解读美日同盟与亚太地区热点问题。徐万胜等《冷战后的日美同盟与中国周边安全》⁽⁸⁰⁾一书认为，冷战后的日美同盟具有全球性、对称性、冲突性三大发展趋势，三者同时存在、并行发展，导致日美同盟日趋强化，并将主要目标转为通过整合同盟力量，整体性应对“中国崛起”，其基本策略是从影响、介入乃至试图主导中国周边环境入手。梁栋的硕士论文《冷战后的日美同盟与朝鲜半岛局势》⁽⁸¹⁾指出，朝鲜半岛安全问题是日美同盟迅速发展的重要推动因素，特别是冷战后朝核问题的出现缩短了日美同盟的“漂流期”，加速了其“再定义”进程。通过分析日美同盟介入朝核问题的方式、手段及影响，为更好地认识冷战后日美同盟的调整，提供了有价值的案例。刘世龙《日美安全体系与台湾问题》⁽⁸²⁾一文指出，当今世界只有美国和日本既有能力又有意图武装干预台湾问题。日美涉台安全机制将持续发展，进一步细化、明确化，日本在台湾问题上的主动性在增强，“台湾海峡有事”时美日将增大相互合作的力度、深度、广度。陈志《日美同盟与东南亚地区安全问题研究》⁽⁸³⁾一文指出，东南亚是牵涉日美同盟重大利益的地区之一。冷战后日美联合防卫范围向东南亚地区扩张，并加紧构建东南亚地区安全网络。日美同盟介入南海、东南亚海上通道和地区反恐等热点问题，对整个东南亚地区的和平发展构成了潜在威胁。高兰《美国对中日钓鱼岛争端的介入浅析》⁽⁸⁴⁾一文认为，随着美国重返亚太政策的推进，美国改变以往的模糊政策，在同盟框架下高调介入中日钓鱼岛争端，牵制中国海上力量发展，主导东亚安全事务。黄凤志、郭玉强《升级与扩展：日美同盟与日本介入南海问题的战略透视》⁽⁸⁵⁾一文认为，日本介入南海问题是日美同盟战略升级背景下的必然选择，它将更加积极地发挥对地区热点问题的干预作用，以日美同盟为依托建立起新的地区安全机制，防范遏制中国崛起。

有关美日同盟的研究成果可谓汗牛充栋，上述整理的是一些比较有代表性的成果。这其中，有些成果研究角度比较独特、观点比较新颖，这是我们继续深入研究和挖掘所不可或缺的重要基础，尤其是所涉及的某些理论、假设和方法特别值得我们吸收和借鉴。但同时也可以感受到，国内对美日同盟“转型”问题的研究还是缺乏系统的梳理，泛泛研究的多，深入研究的少，大量集中在介绍事件、追溯过程上，从事件到事件、就现象论现象，而由浅入深、由表及里研究美日同盟转型理念、利益需求、框架设计、协调机制和矛盾冲突的文献并不多见。我们需要做的是从整体与局部、宏观与微观、一般与特殊两方面辩证分析、统筹把握，对美日同盟转型给出完整清晰的描述。个人期望通过一番努力，得出合理性结论，提出针对性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