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先秦：文学思想萌芽与学术文化的共生期

先秦《韩非子》《墨子》《荀子》《吕氏春秋》等著作中虽然有“文学”的概念，但其内涵与今天学术的涵义比较接近。诚如郭绍虞先生所说：“当时所谓‘文学’，是和学术分不开的，文即是学，学不离文，所以兼有‘文章’‘博学’两重意义。”⁽¹⁾因此，用今天的学科分类标准来看，先秦文献多是综合性的文献。当然，这也是一个历时的动态过程，在战国中后期，学科分类的意识逐渐增强，如《荀子·儒效》篇中就曾对儒家的主要著作功能进行了分别说明：“圣人也者，道之管也。天下之道管是矣，百王之道一是矣，故《诗》《书》《礼》《乐》之归是矣。（刘台拱曰：“之”下当有“道”字，与上两“之道”对文。）《诗》言是，其志也；《书》言是，其事也；《礼》言是，其行也；《乐》言是，其和也；《春秋》言是，其微也。”⁽²⁾当然，这样的分类还是初步的，诸种经典文献之间的共通性才是他们论述的重点。荀子在上述言论之后，还有这样的陈述：“故《风》之所以为不逐者，取是以节之也；《小雅》之所以为《小雅》者，取是而文之也；《大雅》之所以为《大雅》者，取是而光之也；《颂》之所以为至者，取是而通之也：天下之道毕是矣。”⁽³⁾诸经典共通于圣人管领的大道。因此，王先谦在注解“《诗》言是，其志也”时曰：“是儒之志。”⁽⁴⁾这种共通性的特点，是先民受到历史条件（诸如物质的书写、精神的认知等）影响而产生的，虽然对早期文学思想的产生具有一定的消极影响，但同时也赋予了中国古代文学思想“先天”所禀赋的强烈的文以明道的基因，文道关系也成为中国文学思想史上的核心课题。这也决定了研究中国文学思想史，必须在特定的学术文化背景之中进行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