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诗大序》

据《汉书·儒林传》记载：“汉兴……言《诗》，于鲁则申培公，于齐则辕固生，燕则韩太傅。”⁽²⁾《鲁诗》《韩诗》在文帝时立于学宫，《齐诗》在景帝时立于学宫。武帝时河间献王刘德聘毛亨的传人毛苌为博士设馆传授《毛诗》，但此时三家诗已处于垄断地位，《毛诗》只能以私学在民间流传。三家诗亡佚后，宋末王应麟作《诗考》，开始了《三家诗》的辑佚工作。其后，清人的辑佚成就尤大，王先谦的《诗三家义集疏》是集大成之作。从中可见三家诗乃今文经学，多有附会政教之说，解《诗》渐离《诗》之本义。如，《鲁诗》对《关雎》有这样的解释：

周渐将衰，康王晏起，毕公喟然，深思古道，感彼关雎，性不双侣，愿得周公，配以窈窕，防微消渐，讽谕君父。孔氏大之，列冠篇首。⁽³⁾

为一首质朴的民间情歌赋予了特定的寄托，难以令人信服，也就丧失了解诗的价值。古文《毛诗》则经过学者的努力，逐渐取代了三家诗而独传于后世。

《毛诗》和三家诗都有《序》以点明诗旨，《序》亦即题解。现存的《毛诗》在三百篇前均有序，其中在《周南·关雎》小序后面有一段较长的文字，总论《诗经》一书，六朝时学者将其称为《大序》，其余各篇的题解称为《小序》。《诗大序》的作者，有孔子、卜商（子夏）、毛亨等多种说法，南朝宋人范晔提出为汉儒卫宏所作。《后汉书·卫宏传》云：“九江谢曼卿善《毛诗》，乃为其训，宏从曼卿受学，因作《毛诗序》，善得《风》《雅》之旨，于今传于世。”⁽⁴⁾此说虽得到了不少学者的认同，但也有学者认为卫宏之《序》并不是今传的大、小《序》。今传的大、小《序》并非出于一时一人之手，其中可能保留了一些先秦的材料，毛亨等人可能具有整理之功。《毛诗》得以取代三家诗的地位，郑玄作笺至为重要，郑玄的《诗谱序》与《毛诗序》具有相似的诗学价值。

现存的《毛诗序》中的小《序》多较为简括，而大《序》堪称是我国第一篇诗歌专论，殊为重要。兹将《诗大序》与郑玄的《诗谱序》结合在一起，概括一下这两篇重要诗学文献的核心思想：

首先，关于诗歌的产生与特点。《诗谱序》对诗歌的起源有这样的论述：

诗之兴也，谅不于上皇之世。大庭、轩辕逮于高辛，其时有亡载籍，亦蔑云焉。《虞书》曰：“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然则诗之道放于此乎！⁽⁵⁾

郑玄堪称是第一位对诗歌起源时间进行系统分析的学者。他认为，上皇之世（伏羲）还没有诗歌，大庭（神农）、轩辕、少昊、高阳、高辛之时，可能有诗，但尚不见载于文献。至陶唐、有虞氏之时，诗歌确已产生。《虞书》所载，对《诗大序》具有启示之功。

《诗大序》承祧了《虞书》的论述，云：

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⁶⁾

当然，这其中可能还有《乐记》的氤氲激荡作用。《礼记·乐记》云：“诗，言其志也；歌，咏其声也；舞，动其容也。三者本于心，然后乐器从之。”又云：“故歌之为言也，长言之也。说之，故言之；言之不足，故长言之；长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⁷⁾《诗大序》和《乐记》都对《虞书》进行了新的阐释与发展。两者都揭示了诗、歌、舞蹈之间的密切关系。当然，重点略有不同。《乐记》侧重说明了乐因诗、歌、舞而生，目的是追寻乐之本源。《诗大序》则在论及诗、歌、舞之间的一体与互补关系的同时，着重讨论了诗抒情言志的特点，侧重于主体的因素。《乐记》对乐的论述则更加具体全面，云：“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乐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于物也。”⁽⁸⁾认为乐之所生，既“本于人心”，又是“感于物”；既本于主观情感，又因物而起，是客观现实的反映。由于诗乐之间密切的关系，《诗大序》与《乐记》产生的年代应大致相似，《乐记》中表现出的较完整的艺术观也透露出了汉代的诗学讯息，这也是《诗大序》讨论诗与政教关系的逻辑起点。

其次，诗与政教的关系。《诗》被奉为儒家经典，被赋予了政治伦理色彩。这在《诗大序》中得到了体现：

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⁹⁾

这与《礼记·乐记》的记载完全相同。但《诗大序》用之于言诗。既然诗、乐的风格与世运相关，那么诗歌便具有观世、淑世，辅助教化，乃至救治衰敝世风的作用。《诗大序》接着说：

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至于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家异俗，而《变风》《变雅》作矣。国史明乎得失之迹，伤人伦之废，哀刑政之苛，吟咏情性，以风其上，达于事变而怀其旧俗者也。故变风发乎情，止乎礼义。发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礼义，先王之泽也。⁽¹⁰⁾

从治世而言，先王借诗以成就道德教化之业；就衰世而言，诗同样具有风上救弊之功，这就是《变风》《风雅》产生的缘起。但“变”并不离儒家诗教，“变”而有止，即“止乎礼义”。在儒家看来，礼义乃政教之本，是先王留存的精神遗产，诗歌也依循于此。“变”，在百姓自然情感与先王礼义之间得到了统一。诗歌或规箴，或讽喻，或叹怀，以达到归慕圣王旧俗，救衰拯弊的目的。

最后，诗之六义与正变。《诗大序》云：“故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¹¹⁾此之六“义”，并不是《诗大序》首倡。《周礼·春官·大师》即已提出“六诗”之说，与“六义”同。《周礼》显然成书于《诗大序》之前。可见，《诗》具“六义”古已有之。但《周礼》语焉不详，《诗大序》则对其中的《风》《雅》《颂》作了阐释：

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故曰风。……是以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谓之风。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风，谓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废兴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是谓四始，《诗》之至也。⁽¹²⁾

《诗大序》从两方面阐释了“风”“雅”的含义。一是就功能与特征言，风或化下，或刺上。郑玄笺：“风化、风刺，皆谓譬喻，不斥言也。”雅则被训为正。但雅并非都是述天子政事之美，不仅述其“兴”，还有刺其恶，以状其“废”的作用。孔颖达正义曰：“若王之齐正天下失其理，则刺其恶，幽、厉小雅是也。”⁽¹³⁾二是就所记之事地域广狭而言：风表现诸侯一国之事，雅表现天下之事，而颂则是祭祀时赞美祖先的诗歌。

《诗大序》特别阐述了诗歌作者的个体性问题，谓其“系一人之本”。显然，《诗大序》的作者视《诗》为文人创作。比较而言，“六义”中的“赋”“比”“兴”更具文学思想意义。虽然《诗大序》中并未论及，但郑玄在《周礼·春宫·大师》注中说：“赋之言铺，直铺陈今之政教善恶。比，见今之失，不敢斥言，取比类以言之；兴，见今之美，嫌于媚谀，取善事以喻劝之。”又引先郑（郑众）之说：“比者，比方于物也；兴者，托事于物。”⁽¹⁴⁾他们通过对赋、比、兴的阐释，探讨了《诗经》的基本表现方法，深化了对早期诗歌艺术特征的认识，对后代诗学理论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当然，由于他们将《诗经》主要视为教化的工具，对《诗经》的解释往往也借助“兴”的手段而赋予了过多的教化内容，牵合穿凿的现象颇为经见。

关于《诗》之正变，《诗大序》中已有论及，即所谓：“至于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而变风变雅作矣。”亦即《风》、《雅》中有王朝兴盛时的作品，是为“正”；王朝衰落时的作品，是为“变”。《诗大序》对于正、变分别是哪些作品未做说明，郑玄的《诗谱序》则详细论述了《诗》的演变历史，考述了正变的具体时限：

周自后稷播种百谷，黎民阻饥，兹时乃粒，自传于此名也。陶唐之末，中叶公刘亦世修其业，以明民共财。至于大王、王季，克堪顾天。文、武之德，光熙前绪，以集大命于厥身，遂为天下父母，使民有政有居。其时《诗》，风有《周南》《召南》，雅有《鹿鸣》《文王》之属。及成王，周公致大平，制礼作乐，而有颂声兴焉，盛之至也。本之由此风、雅而来，故皆录之，谓之《诗》之正经。后王稍更陵迟，懿王始受谮亨齐哀公。夷身失礼之后，邶不尊贤。自是而下，厉也幽也，政教尤衰，周室大坏，《十月之交》《民劳》《板》《荡》勃尔俱作。众国纷然，刺怨相寻。五霸之末，上无天子，下无方伯，善者谁赏，恶者谁罚？纪纲绝矣。故孔子录懿王、夷王时诗，讫于陈灵公淫乱之事，谓之变风、变雅。以为勤民恤功，昭事上帝，则受颂声，弘福如彼；若违而弗用，则被劫杀，大祸如此。吉凶之所由，忧娱之萌渐，昭昭在斯，足作后王之鉴，于是止矣。⁽¹⁵⁾

郑玄认为，成王、周公之前的诗作，乃为正。周室衰落则自懿王始，《周本纪》云：“懿王立，王室遂衰，诗人作刺。”孔颖达《正义》曰：“大率变风之作，多在夷厉之后。”⁽¹⁶⁾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郑玄在历述了正、变之《诗》的具体时限之后，实际还总结了正变的标准：“勤民恤功，昭事上帝”则为正；“违而弗用”则为变。郑玄《诗谱序》更注重《诗》的历时变化，与《诗大序》具有互文之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