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城乡二分的视角：城市景观与乡村景观

在当前的景观研究中，城市景观和乡村景观在中国的景观研究中占据着重要的位置，除了它们较为受人关注外，还有一些重要的原因值得关注。首先，随着工业化和信息化的发展，乡村已经不再能够适应工业生产和信息生产的需要，而传统的城市随着工业生产和信息生产而发展改变，由此会加剧乡村人口和资源向城市集中；其次，随着这种集中，原本生活在乡村中的人们把自己的生活方式带进了城市，尽管在一定时间内会面临着诸多冲突，但是这在客观上促进了城市和乡村两种生活方式的碰撞和交融，这也可以视为城市文化和乡村文化的碰撞和交融；再次，随着这种碰撞和交融，城市和乡村的发展被紧密联系在一起，那些叹息乡村衰落的人，多少与乡村有着某种联系，而那些厌倦了城市生活、企图回归田园的人，则从另一个途径加深了城市与乡村的联系；最后，随着“美丽中国”的建设，城市和乡村在某种程度上作为一个共同体而存在和发展，尤其是人们对于审美和休闲的追求，使得城市和乡村的发展出现了新的特征和趋势。

总的来说，城市景观和乡村景观是对景观的一种划分，与其他划分标准不同的是，这种划分是以城市和乡村这两个场域为界的。换句话说，城市景观中包含了很多人文景观，而乡村景观中则同时包含了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但是，这种划分也存在着不足，比如对于那些远离城市和乡村的大海与大山之类的景观（可能同时包含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就难以确切地归入城市景观或者乡村景观；而对于存在于城市和乡村之间的“城乡结合部”究竟是划入城市景观还是乡村景观，也存在着一定的争议。但是，这种划分以人类生产和生活的不同形态的聚落为载体，有助于从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以及由此产生的文化等角度进行较为全面、深刻的研究；同时，这种划分也与目前所倡导的“城乡一体发展”等相吻合，从而有助于从更多的角度来研究二者及其关系；此外，文化研究（包括威廉斯关于城市与乡村的研究）、城市文化研究、城市美学、生态美学和景观美学等与城市景观及乡村景观的划分都有着不同程度的交集，从而有利于借鉴这些领域的研究成果，进一步丰富二者及其关系的研究。

一、融合视域中的城市景观和乡村景观

在西方的发展进程中，城市曾经作为进步和文明的象征而出现在乡村面前，在使得乡村变得“落后”的同时，吸收乡村的土地来扩张发展的范围，吸收乡村的资源来使农民成为“自由人”，吸收乡村的人口来实现工业生产对劳动力的需求，进而使得乡村更加“落后”——由于资源和人口被城市所吸收，乡村缺乏必要的发展动力，似乎只能一点一点“落后”下去。但是，这种方式并没有完全带来城市的全面发展和繁荣，除了出现城市环境恶化之外，还出了一系列的“城市病”。由此，导致了对于城市景观和乡村景观的发展和破坏，并出现了许多反思和批判的声音。在中国，由于某些历史原因，导致现在的城乡发展之间存在着某种不平衡，这种不平衡也可以理解为十九大报告中所说的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一部分。对于城市和乡村而言，“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不是针对某一方的，而是对于二者同时存在的。一味追求GDP的城市发展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城市和乡村之间的发展不平衡，不但造成了资源浪费，也破坏了生态环境，同时还带来人口拥挤、交通拥堵等“城市病”。对于生活在城市中的人而言，这些问题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了日常生活，也影响了对于审美和休闲的需求；当他们企图到乡村中寻找审美和休闲的时候，乡村在不平衡的发展中或许并不能够完全满足这种需求。对于生活在乡村中的人而言，城市具有某种吸引力，他们对于乡村的景观早已司空见惯，或许并没有觉得在乡村能实现审美和休闲的需求，反而觉得城市充满了吸引力；当他们走进城市的时候，或许才发现融入城市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

面对这一情况，通过宏观政策的调整，通过经济发展的引导，通过对于“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的坚持，通过“美丽中国”的建设，无疑会在一段时间后取得较为理想的结果。与此同时，通过对西方一些有借鉴意义的理论和案例进行分析，也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当前需要解决的问题，并且就这些问题提出有针对性的建议。相比较而言，刘易斯·芒福德对于城市和田园城市的理解和思考具有较为典型的意义，值得关注和讨论。

刘易斯·芒福德认为，城市起源于人的社会需求，各种文化在这里融合发展，理想的城市文化是现代技术与人本主义目标的和谐一致。他曾经宣称，田园城市和飞机是20世纪初最伟大的两项发明，飞机让人展翅高飞，田园城市则为人们返回地面提供了良好的住所。他的区域规划理论将城市、村庄和农业地区纳入视野，与其批判性地推崇田园城市理论不无关系。他在《城市文化》中对城市发展的前景做出乐观展望的时候，田园城市也是其愿景中的重要内容。他认为田园城市的原则是普遍适用的，田园城市是城市发展的新途径。当他从生物有机的观念出发，研究、建构城市文化时，也没有离开田园城市的理论进行。因此，从田园城市的理论出发，能够更加准确、全面地认识城市和城市景观。

田园城市（garden cities）理论是埃比尼泽·霍华德在《明日的田园城市》中提出的。为了解决当时人口继续向过分拥挤的城市集中、农村地区进一步衰竭的问题，霍华德通过借鉴韦克菲尔德和马歇尔提出的有组织的人口迁移运动、斯彭斯和斯宾塞提出并修改的土地使用体制以及白金汉的模范城市三个理论提出了自己的解决方案：人们随着自己的生活环境一起迁移到了这样的地方——整体规划所有的土地，为人们提供一个健康、自由的环境，将城市和乡村的优点集中于此以增加吸引力，形成一种新的社会结构形态，由此使生活变得愉快幸福。这个过程中最突出的一点是，霍华德试图将城市和乡村的优点综合在一起，“把一切最生动活泼的城市生活的优点和美丽，愉快的乡村生活和谐地组合在一起”，“把城市和乡村生活的健康、自然、经济因素组合在一起，并在……土地上体现出来”。因此，城市和乡村的生活集中到了一起，不同人群的生活也集中到了一起，它们在新社会结构形态形成的过程中逐步达到和谐组合（图1-1）。这个过程是不同生活碰撞融合的过程，人们在相同的生活目的（使生活变得幸福愉快）之下，碰撞融合了具有相同生活目的的不同的生活方式。人们在这些不同的生活方式中展现着不同的传统、习俗、宗教、思维方式、实现理想的过程等内容，当这些内容被文字记录、加工之后，就形成了不同的文本，后人正是通过这些文本来了解和研究过去的人和社会，并将之视为文化遗产。

芒福德吸收和发展了这种观点，他将城市和乡村和谐、共生地安排在城市中，认为城市的基本功能之一就是传承、创新文化，教育、塑造人，不同的城市（文化）会塑造出不同类型和风格的人。他在对西方历史上不同时期的城市进行深入探析之后，将田园城市作为城市发展新途径的一条重要理由就是：在城市中融入乡村特点，承认城市（文化）的多元内容。具有代表性的就是居住在城市里的人们对于花园的喜爱，意味着人们对于乡村生活方式的留恋，这是乡村生活方式在城市的延续。从这个角度可以说，城市是不同生活方式的有机融合，是一种包含着不同生活方式的多元文化形态。那么，城市景观就可能来源于不同的人群，也可能来源于城市或乡村。从这个角度可以说，城市景观是一种复合式的景观。

这里就面临一个问题，既然说城市景观是复合式的，那么，是否意味着城市景观对于所有的问题也只能是一味地“包容”？按照霍华德的理解，田园城市的包容性并非体现在它对于所有理论和现实问题的不加选择，而在于它在“一个有价值的目标和实现它的机会；工作和值得为之工作的成果”⁽¹³⁾这个人类和社会的最大需要的基础上进行的选择。面对拥挤的城市和衰竭的乡村，合理、有效地分布人口是必不可少的选择；当人口重新分布到城市和乡村的时候，如何使用和分配土地就成了必须面对的问题；在这些过程中，个人的权利、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与土地之间的关系等都是需要明确的事情。对于这些问题包容性地综合，就意味着对于城市和乡村的选择和包容：将城市和乡村中的人口和土地进行重新分配；确定一种土地社区所有制来塑造人和土地之间的关系，并构造一种新的社会结构形态。最终，人们的才智被唤醒，心中会充满一种自由、愉快感，从而在既可以圆满地从事集体活动、又可以充分享有个人自由的社会中，找到长期追求的自由和秩序相统一、个人福祉和社会福利相统一所采取的手段。在这种情况下，不但城市景观得以建构，人们也能在城市景观中获得审美和休闲的满足。

芒福德借鉴了这种观点，他从生物有机的观点出发，把城市看成一个生物有机体，其健康发展依赖于内在各部分向着同一目标的协调发展。因此，他理解的城市中的城市和乡村诸因素是和谐共处的关系，城市对于城市和乡村也是包容的，城市景观和乡村景观之间也是一种包容的关系。当暴虐都市导致城市和城市文化衰落的时候，“城市可以通过从其他地区或者文明的健康的社会中移植组织以获得新生”。⁽¹⁴⁾不难理解，这里的“其他地区或者文明的健康的社会”既可以指其他城市，也可以指乡村；既可以指这个时代的地区或者文明，也可以指另一个时代的地区或者文明。因此，在芒福德的认识中，对于城市和乡村的包容共同指向着亚里士多德曾经宣称的那个人们到城市是为了生活得更好的目标。在这个共同的目标之下，城市和乡村两个因素可以按照自己的方式发展，形成一种新的城市文化和景观，进而教育、塑造出具有自由精神和自由权利的人，这既是让人们过得更好的原因，也是人们过得更好的标志。

城市文化和景观的包容性让人们有了更多的选择和可能来实现人类和社会的最大需要或者共同的目标，人们的不同选择也促进了不同文化和景观的发展变化，从而进一步丰富了城市文化和景观，使其具有旺健的生命力。不同文化和景观在这种旺健的生命力之下既会得到进一步发展，又可能会诞生新的形式，在丰富城市文化和景观的同时，更加突显其包容性。田园城市的出现就是对当时的城市、乡村进行包容而选择性地吸收了二者的优势部分所发展出的一种新的形式，是立足于当时的社会状况而提出的一种解决方案。到了芒福德那里，田园城市的使用已经有所不同：他将生物有机的观念加入其中，让曾经步履艰难的田园城市发展成为一种与区域规划、区域复兴紧密联系的新的城市形态和景观。需要注意的是，城市文化和景观的发展首先受到当时社会状况的影响，这就决定了城市文化和景观的历史性、地域性和民族性等，也意味着城市文化和景观的发展始终与社会的发展保持一种对应的关系，社会发展的可能也为城市文化和景观的发展提供了可能。

值得注意的是，霍华德和芒福德的理论都有着明确的现实指向性，它们聚焦于现实和基于现实发展的未来的人，而非仅仅在抽象意义上探讨人。这一点既使其具有了积极的现实意义，也使其与现实社会的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霍华德依据田园城市的理论对伦敦的改造提出了构想，他从1903年开始就把主要精力放在建设哈德夫郡北部的莱契沃尔思田园城市，并住在那里进行指导工作；芒福德在20世纪四五十年代对美国城市更新、高速公路建设和高层建筑破坏城市的中心区和城市的生活进行批判和争论，甚至因此起诉联邦政府的建设计划。尽管他们的尝试和努力在当时没有取得完全的胜利，但他们对于人的重视、对于城市文化和景观发展与社会发展之间关系的探讨却深深影响了后世的理论和实践，至少也让人们不再忽视这个问题。

在21世纪的今天，中国社会的发展进入了新时代，城市化进程、美丽乡村建设、城市与乡村的关系等问题也出现了新的变化；同时，中国还要面临着对于丰厚的传统文化的吸收和利用、对于西方文化的辨别和借鉴等问题，这就使得城市景观和乡村景观的问题变得更为复杂。面对这些新的形势，还是应当吸收城市景观和乡村景观的融合观点，借鉴景观研究中的整体综合的方法，坚持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在建构新时代城市景观和乡村景观的同时，从一个超越二元对立的视角来看待二者。或许，二者的融合就是中国社会发展的整体景观。

二、对立视域中的城市景观和乡村景观

在当前关于城市和乡村的研究中，存在着一种对立的、非此即彼的倾向。这种倾向认为，城市的发展并没有全面实现社会的发展，反而伴随着乡村的没落和衰败。至于城市景观和乡村景观，前者充斥着商业元素和拜金氛围，似乎只是一个物欲横流的场域；后者则是民间文化的“坚守者”，是一个充满着所谓原生态文化的场域。这种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城市和乡村之间的密切关系，尤其是在“美丽中国”建设下所形成的和谐、共生的关系；同时，片面夸大了城市和乡村中存在的问题，以至于没有能够全面、客观地看待和评价城市与乡村本身。另外，这种倾向中还具有一定的批判意味，就其对社会现实的关切而言，是值得肯定的；就其批判的片面性而言，又是值得警醒的。

在一些呈现中国乡村景观的著作中，或许是由于“爱之深，责之切”，作者对于乡村的衰落有着看起来痛心疾首的感触，并由此展开笔端。“一个稀松平常的年份，村庄的所有人都是吃饱穿暖的，但村庄的每个家庭都是残缺不全的。因为家庭离散导致的村庄有生力量缺乏，在厉敬明眼中，无异于……灾难年份。作为土生土长的崖边人，我亲身参与并见证了崖边人因城市化而背井离乡并导致村庄日渐凋敝的过程。”亲历者的言说总是有着强烈的现场感，并且对于乡村所出现的问题有着深切的体会。在亲历者的眼中，乡村景观是破败的，是充满忧虑和迷惘的，“陇中黄土高原，没有草，没有树。光秃秃的山峦，风起尘扬。这景致看久了眼睛也会生疼，让人感到莫名其妙的焦虑和迷惘。连绵起伏的山丘受雨水切割，沟壑纵横，每一座山包都有无数的山湾，每个山湾里都养育着一个村庄”，“整个村庄死一般沉寂。夏天，绿意盎然的村庄缺少了人的踪迹而显得阴沉；冬天，肃杀的村庄因缺少了人而更显孤寂。”基于此，作者做出了这样的判断：在城镇化加快推进的过程中，中国的乡土社会正在被遗弃和荒芜。⁽¹⁵⁾

客观地说，中国的部分乡村由于诸多复杂的历史和现实原因，经济发展受到很大限制，空巢老人的养老和医疗、留守儿童的教育、残障人士的生活保障等方面都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和问题。当那些在城市里学习、工作的人在节假日或闲暇时间回到乡村的时候，所看到的的确是与城市景观有着很大差异的乡村景观，进而产生感叹甚至批判，都是可以理解的，在一定程度上，这种感叹和批判有其自身的合理性。但是，由于中国目前发展的不平衡性，对于江南或者东部沿海地区的乡村而言，则未必存在衰败甚至荒芜的问题，很大可能呈现的是较为繁荣的景象。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仅仅把个案或者某一个特定区域的情况作为中国乡村的普遍情况，恐怕就是不合理的。换句话说，不能因为看到了某地的问题就认为所有的乡村都有这样的问题，甚至别的地方更为严重。相反，是否能够因为看到了某地的繁荣，就认为中国所有的乡村都是这样繁荣呢？这里还存在着一种不同于城市和乡村之间的不平衡，那就是乡村与乡村之间也存在着不平衡，这种不平衡与城市和城市之间的不平衡有着相似的地方。忽略了这种不平衡，就难以形成一种相对合理的认识和判断，而由此展开的批判又有多少合理性呢？

由此而产生的问题是，当我们面对一种城市景观或者乡村景观的时候，如何才能更好地摆脱这种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这一点可以从文化研究中探寻可资借鉴的经验。

在当前诸多研究文化的著作中，主要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对文化进行人类学或者类人类学的研究，从而将文化分为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或者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和制度文化，或者物态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和心态文化等。⁽¹⁶⁾这种研究方法的好处在于能够清晰地表述出文化发展的脉络，让人对文化有一个相对完整的了解。通过对文化内容和结构的分解，几个部分在各自的领地上完整地组成了文化的图景。但是，这种研究方法的批判性，尤其是自我批判性略显不足，从而容易导致对于当下热点、焦点社会问题的失语，或者容易对问题进行“A或者非A”式的判断后而决定将其纳入麾下或者扫地出门。另一种研究方法是来源于法兰克福学派和伯明翰学派的文化研究，它在不断发展中逐渐将整个社会生活纳入视野，形成了围绕着文化这一主题的不同学科的整合，从而构成了文化研究的内容，也构成了它的方法⁽¹⁷⁾。在这个基础上，文化研究立足于时代发展的现实状况，形成了性别、后殖民主义、文化身份、身体、视觉文化、亚文化和全球化等核心问题。值得注意的是，文化研究理论在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被陆续介绍到中国，同时也被不同程度地运用于当代中国文化和现实研究，成为90年代文化批判的主要话语资源之一（尤其是在大众文化研究与后殖民主义批判中）。但是，西方的文化研究理论与方法在进入中国以后，不少中国的文化研究者由于对不同的语境缺乏应有的反思与警醒，致使西方理论在中国本土产生了极大的错位与变形。⁽¹⁸⁾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学者慢慢认识到中国社会有着不同于文化研究诞生和发展地的社会环境，以至于文化研究当初对于资本主义文化的批判矛头也在中国社会变得水土不服。但是，“今天中国也非常需要文化研究学者当年的批判锋芒和创新精神，针对中国当代社会转型和知识生产状况，提出中国问题，提出自己的文化创新、知识创新的方案”⁽¹⁹⁾。

换句话说，文化研究的本土化视角已经成了一种“自觉”，因此，在对本文内容的研究过程中，自然不能忽视本土理论和西方理论对于现实问题的交织共存。从法兰克福学派和伯明翰学派开始，对资本主义文化的反思批判一直是文化研究的主阵地，很明显，这一点不能直接复制到当今中国，也不适应当今中国。一方面，积淀在炎黄子孙灵魂深处的中国传统文化至今还在深深影响着人们的精神心理和言行举止，并且得到了重视和推广，形成了“文化强国”战略，得到了强有力的保障；另一方面，从鸦片战争的警醒和“开眼看世界”“师夷长技以制夷”等的努力开始，到改革开放中西方思潮的大量涌入，中国社会经历了一个全盘接受到反思批判的过程。因此，对于当今社会而言，这些历史中形成的文本自然就成为文化研究的主要对象之一。根据“效果历史”的原则，那些曾经产生过重大影响和实际作用的文本，更应当是研究的重点对象。除了具有“效果历史”的文本以外，当今的一些热点社会现象和社会问题也应当进入文化研究的视野。由于当今中国社会的文化传统、政治体制和经济制度与西方社会不完全相同，一些在表面上看起来相似的社会现象和社会问题，背后可能有着不同的原因。因此，一旦对经典的文化研究理论进行原教旨主义式的解读和使用后，将会导致张冠李戴或者隔靴搔痒，从而难以把握问题的关键所在，更不要说对之进行合理的反思批判了。

对于城市景观和乡村景观研究而言，如果从费孝通以社会人类学的方法进行调查研究并写出博士论文《中国农民生活》（中译名为《江村经济》）算起，借用西方人类学等学科的方法和成果来对中国乡村（包括乡村景观）进行研究一直在乡村（景观）的研究中占据着重要的位置；一直到20世纪90年代，“华中乡土派”的研究者也多是从社会学、人类学和政治学等学科出发，进行乡村（景观）的研究。这就与文化研究有着相近的地方，从而使得文化研究的经验具有了相当的借鉴价值。

结合文化研究经验和当前的学术研究来看，打破二元对立的城市景观与乡村景观研究需要注意以下几个问题：一是关注宏观层面对于城市和乡村以及景观建设的政策，这对于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乃至消除城市和乡村、城市和城市、乡村和乡村之间的发展不平衡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这也是研究二者及其关系的大背景；二是结合当前城市景观和乡村景观发展的实际情况和发展趋势，进行合理的分析和判断，既要避免情感宣泄式的研究，也要避免用空头理论来“强制阐释”当前的城市景观和乡村景观；三是合理借鉴其他学科和国外研究的成果，同时要考虑其适用性和有效性的问题，尤其要注意那些个案研究的成果是否具有普遍有效性，或者注意有条件地借鉴这些成果；四是综合处理中国传统文化、西方文化和近代以来的中国社会发展经验等思想资源，尤其要注意中国传统文化中涉及城市景观和乡村景观的内容、注意近代以来在西方文化冲击下数代国人对于城市景观和乡村景观的探索和成就，以便在当今的城市景观和乡村景观研究中凸显中华文化的特点和主体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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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参见普雷斯顿·詹姆斯：《地理学思想史》，李旭旦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

(2) 盛叙功：《西洋地理学史》，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8-43页。

(3) 保罗·佩迪什：《古代希腊人的地理学——古希腊地理学史》，蔡宗夏译，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5-13页。

(4) 参见阿兰·R.H.贝克：《地理学与历史学——跨越楚河汉界》，阙维民译，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第四章。

(5) 葛荣玲、彭兆荣：《景观》，载《民族艺术》，2014年第4期。

(6) 《辞海》第六版彩图本，上海辞书出版社，2009年版，第1158页。

(7) 埃比尼泽·霍华德：《明日的田园城市》，金经元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6、12-13页。

(8) 刘易斯·芒福德：《城市文化》，宋俊岭等译，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9年版，第333页。

(9) 参见毛崇杰、李静：《自然景观美的本质与地质成因论》，中国地质学会旅游地学与地质公园研究分会第23届年会暨二连恐龙地质公园建设与旅游发展战略研讨会，2008年9月。

(10) 梁娟娟、油伏霞：《天人感应的灾异谴告说与谏议——以顺治朝为例》，载《唐都学刊》，2009年第1期。

(11) 武惠庭、何万之：《人文景观三议题》，载《合肥教育学院学报》，2002年第1期。

(12) 彭春生：《盆景的定义及其特点》，载《花木盆景》，2001年第1期。按照这个定义，盆景虽然是为了表现自然景观，但是其制作和成品似乎也可以视为人文景观。

(13) 埃比尼泽·霍华德：《明日的田园城市》，金经元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98页。

(14) 刘易斯·芒福德：《城市文化》，宋俊岭等译，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9年版，第333页。

(15) 参见阎海军：《崖边报告：乡土中国的裂变记录》，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

(16) 张岱年、方克立主编：《中国文化概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5-6页。

(17) 阿雷恩·鲍尔德温等：《文化研究导论（修订版）》，陶东风等译，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43页。

(18) 陶东风：《文化研究：西方与中国》，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0页。

(19) 陆扬主编：《文化研究概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5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