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古典學”

Robert L. Chard　著　李卿蔚　整理　劉玉才　審定

作者單位：牛津大學聖安學院

編者按：牛津大學聖安學院副學長、東亞文化研究中心主任羅伯特·恰德（Robert L. Chard）教授專業從事古代漢語和古典學方面教學研究，在傳統禮學、中國宗教史及政治、軍事歷史等領域，頗多建樹。2017年11月18日至24日，應北京大學高端學術講學計劃之邀，舉辦系列學術講座，並出席“北京大學第一届古典學國際研討會”，發表了主題報告。羅伯特教授的中國古典研究能够結合中國和東亞的歷史文化背景，參考西方現代學術理論進行綜合分析，對於探討中國古典學學科建設和研究方法富有啓示意義。在此謹摘編其系列講座和會議主題報告與“古典學”相關的文字，以饗讀者。

我此次所討論的重點主要集中在中國“古典學”和研究西方古典學的異同方面。中國和西方在古代階段有很多相同之處，可以互通有無的領域也遠比我們現在所探討的範圍要大。中國建立“中國古典學”這一新學科的學術價值將會遠遠超過現有學科，它可以擴展學術研究的方法和思路，並且促使學者將中國古代文化和遺産方面的研究與當代教育相結合。而中國和西方的“古典學”專業有很多相似之處，其中有很多觀點值得互相借鑒。

西方“古典學”作爲一門獨立學科在很多國家有很悠久的教學歷史，廣義上基本可以理解爲對於古希臘古羅馬時期的通識教育。學科强調學習拉丁文和古希臘文，研習文獻經典。這是一種很典型的跨學科研究，横跨了哲學、歷史學、文學、文獻學、藝術、考古等多個領域。而秦漢時期文明在一定程度上很接近古羅馬帝國時期，從歷代所宗的傳世文獻中可以看出兩個地區的人口規模基本相似，因此這一研究方法可與早期中國的研究互相比較。但與此同時，兩種文明在研究方面的差異性也必須計入考量範圍，例如古希臘古羅馬文明消亡之後，其語言也變爲“死語言”。而秦漢文明以來，中國漢語的源流始終延續至今。這種語言文字上的延續在學術領域不可小覷，它也正是我們研究中國上古文明的基礎。除此之外，中國典籍中“經”的概念也和西方“Classics”有一定區别。

西方古典學教育地位在如今已經不如往昔時候，特别是在英語國家。但西方古典學家仍然堅持拉丁文教育對於學習能力和記憶力訓練的巨大作用，並且認爲借此可以掌握比英文更加複雜高深的語言系統。他們更堅信現代社會很多領域，諸如藝術、文學、歷史等很難在不瞭解拉丁文的前提下做出很好的研究。一方面，中國現在同樣面臨在當代研習早期文明是否有價值的争議，而西方古典學家在這方面或許可以提供很多有用的見地。另一方面，西方學者大多不瞭解中國古代文明及其研究思路，而學習另一種重要的古典文明恰恰可以豐富他們的學科知識，也幫助大家更加透徹地瞭解古代世界的全貌。

此外，有關西方經典歷史和古典學的定義也與中國不同。在西方，這一學術領域致力於研究古代世界，特别是古希臘、古羅馬時期的全貌。因此這是一門多領域的跨學科研究，涉及哲學、文獻學、歷史、文學、考古等多方面内容。西方古典學中所指的“Classics”與中國傳統文獻學中的“經”也不是同一概念，前者指優秀學者所著的最頂級文本，後者代表的是規範、權威的文本和文稿。自古希臘時期，古典學者研習希臘語及其文法成爲慣例，古羅馬時期維吉爾、霍拉斯、奥維德等詩人創造了諸多拉丁文經典。至中世紀時期，異教徒經典與基督教經典一同被納入教育系統，對後世教育領域影響重大。傳統拉丁文至今仍作爲教堂所使用的語言在宗教界佔據重要位置，並且始終被用作全歐洲地區普遍通行的學術語言。拉丁文由於其語言特點而顯得比較艱澀難懂，要求必須遵循嚴苛的語法，記憶大量詞形和動詞變位。至意大利文藝復興時期，古代社會風俗開始得到重塑，“拉丁帝國”的輝煌階段由此一直持續至十八世紀。

除上述基本定義的區别之外，“儒學”的定義對於西方漢學家而言，始終是一個難以解決的問題。有些學者堅信“儒家”是一種宗教，而有些人則認爲它只是一種哲學思想體系。多年以來，西方漢學家一直以Confucianism來表示“儒學、儒家”的概念似乎並不貼切，因其本義是指“孔夫子”本人的學説，範圍稍窄。新興的Ruism一詞則相對更加適合作爲整個學科的名稱使用，並且也與漢語中的表達更爲貼切，只是現階段該詞使用頻率仍然有限。有些西方漢學家認爲“儒學”應是整個東亞地區傳統文明的定義，因爲歷史上整個區域的文明都是由“儒學”塑造而來的。而對於“儒學”究竟是一個哲學範疇還是宗教範疇的概念，西方學界一直有争議，我本人更傾向於將其歸爲一種文化。

在西方學者探究出儒學在中國文化領域所佔據的重要地位之後，大多數人將其理解爲一種類似於基督教的宗教。但早在十六世紀至十七世紀，一些早期西方耶穌會學者如利瑪竇，希望證明儒學並不是一種宗教。利瑪竇認爲儒家只是借用一些崇拜、祭祀祖先的儀式，但主體思想與宗教並無關聯。至二十世紀，西方漢學家開始將儒學視爲一種哲學系統。中國學者對於儒學大致有兩種觀點，一種認爲其是一種理智的哲學體系，對中華文明具有積極作用。第二種主張儒學是舊社會的源頭，它的一切主張皆是錯誤的，其理論充斥着不平等和壓迫。時至當代，另有一類“新儒家”興起，一批學者堅信儒家文化的思想存在永恒的價值，並試圖將其應用到中國社會發展的各个方面中。

而對於研究本身，西方學者通常會針對四個不同時期，對儒學進行相關哲學領域研究。其研究時段分别是：早期儒學（前六世紀至前三世紀）、宋代新儒學（十二世紀至十三世紀）、明代王陽明心學（十六世紀），以及清代考據學。从一部分歷史學家的角度來看，儒學始終是主流、正統的學術流派，因此他們更看重儒家以外的其他流派的文化和歷史。對此我認爲，儒學作爲正統流派而流傳至今正是中華文明區别於世界其他民族的最大特點，是不應該被忽略的。

此外，西方及中國歷史上對於“儒學”和“儒”的稱謂區别甚大。“Confucianism”是一個外來詞，在中文裏没有與之相稱的概念。現代漢語中用“儒”來指稱，古時“儒”主要指研究《詩》《書》《禮》等經籍的學者。但如果查閲晚明時期的文獻，會發現“儒”的出現頻率並不高，彼時習慣用一系列與“聖賢”相關的詞彙代指“儒”，例如“聖學”“聖人之學”“聖賢之學”“聖教”“聖賢之道”等。西方學界認爲，中國研究儒學的學者至今仍可分爲兩類：一類可從學術研究角度客觀進行研究，另一類帶有明顯的“信徒式”主觀情感。孔子本人是一位人文學者，希望建立一種理想化的人類社會秩序，在他的學説和經典中並不强調對於“神”的崇拜。是以孔子對其“門徒”注重知識教育及文化熏陶，而西方宗教傾向於“信仰”本身。此外，儒家的“經”作爲文本資料，是其學説的重要組成部分，儒家看重門下學者對於經籍的研讀和傳授情況。歷代經學家的註疏、解經類文獻都在尊重原典的基礎上説解聖賢思想、傳播自身理念，但每個時期的不同經學家都可能對經典有不同見解。《論語》雖爲儒家經典的基礎，但“三禮”（《周禮》《儀禮》《禮記》）作爲禮制所宗的範本，在古時候有更重要的作用。

以日本爲例，日本在古時候與中國的交流最爲緊密，其受到的儒家影響也最深。孔廟作爲一種重要的傳播媒介，將儒家文化傳播至日本，影響深遠。孔廟的起源有二，一是曲阜孔氏後人對其祖先祭祀的廟宇，二是用於古時三禮中的“釋奠禮”“釋菜禮”。而後，孔廟作爲儒家文化的一部分傳播至日本，影響持續至今。通過這一事例我們不難看出，孔廟雖然只是一種用於祭祀的建築，但是它背後藴含了深遠的文化意義。這些意義在初始階段可能難以被其他文化、民族的人理解和認同，但是通過孔廟、祭祀禮器等物質外殼，人們可以慢慢接受這種文化。繼而再通過閲讀文獻、講授思想等途徑傳授儒家文化，就有可能獲得事半功倍的效果。這種“由外向内”的文化傳播方式古已有之，且不僅僅局限於儒家的孔廟，上古、中古時期的陸上絲綢之路和海上絲綢之路，以及明清時期遠銷各國的瓷器、茶葉等在文化傳播上的作用與方式，與之相較，其實有着異曲同工之處。時至今日，這種文化傳播方式仍然在發揮着十分重大的作用。由此可知，儒學並不是一種思想系統，而是一種文化。“服飾”“廟宇”及各種儀禮所用的“禮器”都可以作爲傳播媒介幫助不同文化圈的人理解儒家文化的意義。而儒家經典以及傳授經典的人，同樣也是一種傳播媒介。

西方漢學界對於中國古典學專業的研究通常會體現出不同文化背景下，完全不同的思考方式和研究思路。但這些不同角度的觀點，有時候恰恰可以爲相關領域的研究指明盲區。古典學同樣是文化的一個分支，而涉及文化層面的研究大都離不開互相交流和促進。在西方，古典學專業的學科建設、教學研究已經歷時數百年，仍然在不斷發展和改進。中國研究典籍文獻、語言文字的學科歷史悠久，且涉及專業衆多。如何能將“中國古典學”發展成人文學科中舉足輕重的專業，是一個值得長久思考和研究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