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唐代省试落第者数量
唐朝常举开科取士始于高祖武德五年（622），终于昭宗天祐四年（904），前后凡283年，共开科270次，这二百多年的省试产生了多少落第者呢？
一、贡举人数
唐朝科举分为两级，即地方州府、中央官学的解试和中央礼部的省试，参加州府解试的人数不限，但录取名额，即解额是有限的。唐朝中央官学包括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广文馆、书学、算学、律学等。国子监所辖各学都有身份资格和数量限定。国子学生徒名额300人，入学者为文武官三品以上子孙，或从二品以上曾孙，以及勋官二品、县公、京官四品带三品勋封之子；太学生徒名额500人，入学者为文武官五品以上子孙，职事官五品期亲即侄、嫡孙，或三品曾孙，以及勋官三品以上有封爵者之子；四门学生徒名额1300人，入学者中，500人为勋官三品以上无爵者之子、勋官四品有封爵者之子以及文武官七品以上之子；800人为庶人之俊异者。贞观年间，中央官学发达，国子监各类学生最多时达8000余人，“国学之盛，近古未有”。[1]国子监生徒开元以前在科举中占有优势，国子监每年的解额也比地方州府多。武宗会昌五年（845）曾下一道敕令：“其国子监明经，旧格每年送三百五十人，今请送三百人。进士，依旧格送三十人。”[2]说明在此敕令之前，国子监明经科的解额为350人，即使是后期的300人，也远远高于地方州郡的解额数。开元以前，国子监生徒被录取比例也高，但由于中央官学对生徒身份和数量的限制，决定了他们参加科举和落第者数量都不会太多。
天宝以后，由于中央官学的教学内容与进士科考试内容不太相符及中央实力衰弱等诸多因素，导致中央官学在科举考试中的优势不再，乡贡成为科举的主要路径。唐朝参加乡贡的士人只要符合朝廷关于举子的资格规定，就可以“怀牒自列于州县”，人数不限，所以这一级别的落第士人数量无法考量。我们能够考察的是已经获得贡举资格的落第士人规模。
唐朝地方贡举数额：“大唐贡士之法，多循隋制，上郡岁三人，中郡二人，下郡一人，有才能者无常数。……其不在馆学而举者谓之乡贡。旧令诸郡虽一二三人之限，而实无常数。”[3]这是总体规定，各个时期贡举人数是有变化的。唐初贡举人数：“进士科始于隋大业中，盛于贞观、永徽之际；缙绅虽位极人臣，不由进士者，终不为美，以至岁贡常不减八九百人。”[4]这是贞元、永徽时期贡举人数，八九百人，没有标明是否包括国子监贡举人数，大约是总数，但没有包括明经。
玄宗时期：“开元二十五年二月敕应诸州贡士：上州岁贡三人，中州二人，下州一人；必有才行，不限其数。”[5]与《通典》记载相同。开元、天宝之际为唐代疆域的极盛时期，据开元二十八年（740）户部账，当时凡郡（即州）府328，如大致按开元二十八年所定郡府计算，据《通典》《唐摭言》所记上中下州郡贡士的规定，再加上一些不定名额，每年的贡举人数最多不超过1000人。这是乡贡数，不包括中央官学部分。若加上国子监380名解额，贡举人数在1300人左右。这一数字基本准确，也可以通过一些其他资料加以旁证，如《封氏闻见记校注》卷3《贡举》：“玄宗时，士子殷盛，每岁进士到省者常不减千余人。”[6]与上述记载基本吻合。这是玄宗时期贡举情况，与唐初相比，略有增加。
德宗时期，德宗贞元十九年（803）：“都计举者，不过五七千人。”[7]这个数字有问题，一次贡举数五七千人在唐朝几乎不可能。同一时期的柳宗元在《送辛殆庶下第游南郑序》中说：“朝廷用文字求士，每岁布衣束带，偕计吏而造有司者，仅半孔徒之数。”[8]这是一个比较模糊的数字，1500左右应该比较符合实际情况。
武宗时期，贡举人数有比较明确的数字记载。武宗会昌五年（845）朝廷有一道关于贡举的敕文：
公卿百僚子弟及京畿内士人寄客外州府举士人等修明经、进士业者，并隶名所在监及官学，仍精加考试。所送人数：其国子监明经，旧格每年送三百五十人，今请送三百人；进士，依旧格送三十人；其隶名明经，亦请送二百人；其宗正寺进士，送二十人；其东监同华、河中所送进士，不得过三十人，明经不得过五十人。其凤翔、山南西道东道、荆南、鄂岳、湖南、郑滑、浙西、浙东、鄜坊、宣商、泾邠、江南、江西、淮南、西川、东川、陕虢等道，所送进士不得过一十五人，明经不得过二十人。其河东、陈许、汴、徐泗、易定、齐德、魏博、泽潞、幽、孟、灵夏、淄青、郓曹、兖海、镇冀、麟胜等道，所送进士不得过一十人，明经不得过十五人。金汝、盐丰、福建、黔府、桂府、岭南、安南、邕、容等道，所送进士不得过七人，明经不得过十人。其诸支郡所送人数，请申观察使为解都送，不得诸州各自申解。[9]
为了使会昌五年解额表达更清晰，将其制成表格，见附录表一。按这段文字的记载，含中央各级学校及各地州郡所送，凡明经1390人，进士663人，总计为2053人。会昌五年举格所说的数字是极限，最多不得超过这些数字。
与唐玄宗时期相比，贡举人数每榜增加近一倍，比德宗时增加近500名，增长速度较快。
这是可以估计的唐玄宗至武宗时参加礼部考试举子的大致数量，此外还有一些描绘性的资料。如五代时的牛希济《荐士论》说：“郡国所送，群众千万，孟冬之月，集于京师，麻衣如雪，纷然满于九衢。”[10]这是对唐朝后期贡举情况的模糊性记载，所谓“群众千万”，不单指贡举的举子，还包括他们的家人、仆人等。“麻衣”是举子的代名词，“麻衣如雪，纷然满于九衢”是对唐末举子数量之多的夸张性形容。结合前面比较精确的数字，可以看出唐朝贡举的人数在不断增加，从初期的八九百人增至两千人左右，尤其是玄宗之后增加幅度较大。
二、录取数量
省试落第数量是参加考试举子的人数与录取人数之差，仅凭贡举人数增加一个数字还不能断定落第者人数增加，还要看录取名额的变化。
据《文献通考》卷29《选举二·唐登科记总目》载，唐朝开科270次，共取秀才29人，进士6636人，诸科1581人，其他55人，总计8272人。平均每榜进士24.6人，诸科等其他5.9人。[11]这是整体情况，各个时期录取情况不同。高祖时期，政权草创，科举尚未走向正规，9年开科5榜，共录取进士26人，秀才6人，制举1人，平均每榜进士5.2人；太宗朝29年，开科21榜，录取进士205人，秀才22人，平均每榜进士9.8人。高宗时期，开科26榜，录取进士511人，诸科8人，秀才1人，制举19人，平均每榜进士19.7人；武后时期，开科21榜，录取进士525人，诸科77人，制举5人，平均每榜进士25人，诸科其他3.7人；中宗时期开科4榜，录取进士193人，诸科85人，平均每榜进士48.3人，诸科21.3人；睿宗时期开科3榜，录取进士89人，诸科56人，平均每榜进士29.7人，诸科18.7人。这是唐朝前期科举录取情况，每榜录取人数较多的是中宗（平均每榜69.5）、睿宗时期（平均每榜48.3），远远高于唐朝整体每榜平均数，但时间很短，两个时期共开榜7次，于大局无碍。其他时期均低于平均数，说明唐朝前期科举还没有引起朝野的足够重视，参加者不多，此时的士人们并不热心此道，落第者数量也不多。
经过长达近百年的实践和完善，到玄宗时期，科举逐步走向成熟，士人对科举的追求开始强烈，热情增加。陈寅恪先生认为：“科举之盛，肇于高宗之时，成于玄宗之代，而极于德宗之世。”[12]前文谈到贡举数增加较快时期是从玄宗开始的，录取名额在玄宗时期也有变化。从玄宗时期录取情况看，共开榜44次，录取进士1171人，明经117人，制举1人，平均每榜进士26.6人，明经2.7人，接近唐朝整体录取的平均数。但这个数字存在问题，开榜44次，而录取的明经只有117人，不可信。这一点可以用其他文献佐证。“开元初，（王丘）迁考功员外郎。考功异时多请托，进者滥冒，岁数百人。丘务核实材，登科才满百，议者谓自武后至是数十年，采录精明无丘比。其后席豫、严挺之亦有称。”[13]开元初，录取滥冒，每次录取达数百人，这有些夸张，但应该超过百人。王丘任考功员外郎时，登科者满百，应该包括明经和进士，被人们所称道，说明之前录取应该超过这个数字。即使是百人，也超过《文献通考》中所记录的数字。从现存的文献资料上看，关于进士录取名额大致可信，而诸科录取名额记录则存在严重问题。
科举最盛的德宗时期，《文献通考》所记载的录取情况是：开科24榜，录取进士594人，明经216人，平均每榜进士24.8，明经9人，这也低于实际情况。《册府元龟》卷640《贡举部·条制二》：“（德宗贞元）十八年五月敕：明经进士自今以后每年考试所收人，明经不得过一百人，进士不得过二十人。如无其人，不必要满此数。”[14]从这条敕令看，在贞元之前，明经录取应该超过100人，进士超过20人。《文献通考》所记载的进士登科数与此基本相符，而明经则不符，远远低于这个数字。
宪宗时录取情况：开科15次，录取进士418人，明经219人，平均每榜进士27.9人，明经14.6人。舒元舆曾上书反对科举取士的数量限制，说：“取士不宜限数，今有司多者三十，少止二十，假令岁有百元凯，而曰吾格取二十，谓求贤可乎？岁有才德才数人，而曰必取二十，谬进者乃过半，谓合令格可乎？”[15]这明显是针对进士录取而言。
文宗时录取情况：开科14次，录取进士425人，明经155人，平均每榜进士30.4人，明经11.1人。《册府元龟》卷641《贡举部·条制三》：“（大和）九年十二月，中书门下奏：‘……进士元格不得过二十五人，今请加至四十人，明经元格不得过一百一十人，今请减十人。’可之。”录取人数进士从原来的25人增加到40人，明经从原来的110人减少到100人，这是临时性的奏议，从中看出，文宗时期进士录取名额基本是在25人左右，与文宗时期整体平均数基本相符，而明经差别甚大，再次印证上述关于明经录取数额不实的问题。
武宗时录取情况：开科6榜，录取进士143人，明经60人，平均每榜进士23.8人，明经10人。《唐会要》卷76《进士》载：“会昌三年正月敕：礼部所放进士及第人数，自今后，但据才堪即与，不要限人数每年止于二十五人。”与进士录取情况基本相符。有个别榜录取的稍多一些，如“会昌五年……谏议大夫、权知礼部贡举陈商选士三十七人中第”[16]。但整体差异不大。
懿宗时科举录取情况：开科13榜，录取进士390人，明经160人，平均每榜进士30人，明经12.3人。咸通十一年（870）敕令：“去年属以用军之际，权停贡举一年，今既偃戈，却宜仍旧，来年宜别许三十人及第，进士十人，明经二十人，已后不得援例。”[17]这是临时性增加进士和明经的名额，增加明经数量是进士的二倍，说明平时明经录取数量应该在进士名额的二倍以上。
为便于了解唐朝各个时期录取情况，将具体录取情况制成表格，见附录表二。
从上述数字看，唐朝进士科录取数量自玄宗之后变化不大，基本在25—30人之间，个别时期有多的情况，但非常态。而明经录取的数量，《文献通考》和《登科记考》所记非常不准。按《文献通考》《登科记考》所记数量统计，平均每榜所录取的明经等诸科数量只为6人左右，与事实出入甚大。上述有关明经录取资料足以说明。此外还有一些资料也可以证明，如开元十七年（729）三月，国子祭酒杨玚在《谏限约明经进士疏》中说：“自数年以来，省司定限，天下明经、进士及第，每年不过百人。”[18]百人是进士和明经共同数，除去进士及第者每年为二三十人，明经当为七八十人。知贡举的权德舆曾说：“吾三年第经明者三百余士，而知类通达者往往有焉。”[19]从上述各种资料记载显示，每榜明经录取应该在100人左右。若以此来统计，唐朝明经录取总数为27000人。张希清认为唐代明经诸科取士约为进士的一倍。若照此推算，唐代当共取明经诸科13272人左右，平均每年49.2人[20]。这是按明经进士录取总数的二倍来计算的，是比较保守的估计。
三、省试落第人次
唐朝省试究竟能有多少落第者？我们无法统计准确数据，但可以根据上述贡举名额和录取名额及录取比例推算出省试阶段落第者大约数量。
按照《文献通考》卷29《选举二·唐登科记总目》记载数字推算：唐朝共取进士6636人，明经诸科1581人，及第与落第者之间有一定比例。《通典》卷15《选举》载：“其进士大抵千人，得第者百一二，明经倍之，得第者十一二。”若按此比例中最大比例2%和20%计算，则唐朝进士省试贡举人次总数是331800，明经总数是7905，共计339705人次。贡举人数减去及第人数为落第人数，落第总人数为331488人。若按榜平均计算，则每榜为1227.7人次。若以会昌五年为例计算，当年的贡举人数2053人，除去录取的进士37人，诸科10人，落第人数应是2006人，与上述统计差异较大。
这里进士录取名额基本可信，而明经录取名额有出入，若以前文所推断的录取诸科明经数量2700人，按20%取录比例计算，落第明经为108000人，加上落第进士325164人，共落第439800人，平均每年1554.1人，平均每榜1628.9人。这与会昌五年（845）的数字比较接近。
上述计算落第人次的最大值是433164人，中间值是378252人，最小值是331488人，均值为380968人。若平均至每榜，则最多为1604.3人，中间为1400.9人，最少为1227.7人，均值为1411人。
需要说明的是，这些数字是落第者人次而非实际人数，因为这里还包括一人多举的情况。举子参加科举一次就中第者甚少，大部分都多次科举，这就要重复计算，所以，这些数字只是落第人次，而不是具体落第者人数。但我们可以通过这些数字看到唐朝落第士人的总体规模，即省试阶段大约有38万多人次落第，每年大约有1411人次，可见，落第士人群体也已初具规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