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历史是切实存在的，不仅仅是一种“描述”。笔者愿意当一个“前”后现代主义的历史学研究者，并不认为历史书写完全是互为文本的语言学上的建构，而是认为任何建构必然有书写者真实而且无法自我把控的因素渗透其中，揣摩字里行间的“真实”仍然是史学的重要任务，这里当然包括医疗社会史的研究。

不过，后现代主义史学的某些主张笔者是完全赞成的，比如他们对以欧洲为中心的“宏大叙述”的反对，映射到医疗社会史的领域内，应该就是对以维萨里以后近现代医学为中心的叙事的反对。这句话并不是反对“科学”，笔者所反对的是围绕传统医学是不是科学而展开的研究，这样的研究，无论正方、反方，内心里衡量传统医学样貌的标准都是近现代医学，或者对镜贴花黄，或者顾其一点不及其余，并且直接影响了医疗社会史研究领域内问题的建构和研究旨趣（例如本书第一章所展现的诸多“被塑造”的命题，第五章所展现的学界对古代卫生问题的叙述）。医疗社会史研究应该反对的是进步主义史观，尤其是线性发展的进步史观，更多注重非中心、非精英和非理性的要素。学者的研究更多的应该是一种展示，即对史料话语权外医者、病者生存状态、思维模式的展示，围绕医学所产生的文化形态的展示。不应该过早地做价值判断。

本书从导论开始，一直贯彻的就是这样的思想和方法。在进步主义史观的拉扯之下，传统医学的样貌已经扭曲，本书的宗旨之一就是把它从“科学还是迷信”的窠臼中拉回来。在中国特有的史官体系和学术价值评判体系下，中古时代观察医学的视角更多的是“他视角”，本书要展现的是史料话语权之下“他视角”是如何塑造传统医学的，以及“我视角”下医者对社会的抗争、服从和模塑。这里面不做现代价值观下的定论，更多的是一种解剖与展示。但所展示的不是静态，而是与医学有关的各种社会因素分层、纠缠、融合的过程。

史学研究是波浪形前进的。自司马迁以来，宏大叙事与微观研究一直在交替出现；即便是近代以来，这样的现象依旧存在。这不以意识形态为转移，而是人类思维的普遍规律。摆脱史料话语权的中心主义，揣摩史料中“主观意识表达”之外的无意识心态才是目下当务之急。在这个过程中，微观研究不可或缺，甚至是目前的主要任务之一。在此笔者与诸位读者分享几幅图画，1900年德国巧克力公司Hildebrands绘制的“畅想21世纪”明信片，这里直观、生动地展示了什么是“主观意识表达”之外的无意识心态：

在这组明信片里，1900年的画家预测了21世纪个人飞行器、水上行走、远程直播、私人飞艇等“高科技”产品的诞生。虚构与遐想是主题，而服装、器具依旧离不开1900年的基本样貌。如果将这些这组图片视为史料，那么“高科技产品”可以被视为史料书写者刻意表达的显性要素，那些依旧离不开1900年时代特色的服装、器具就是书写者无法脱离的隐性要素，甚至可以称为无意识的表达。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史料如何被建构，哪些是主观的显性因素，哪些是书写者无法掌控而造成无意识表达的客观隐性因素，摆脱以某种医学为中心的中心化、理想化和普遍化，这是现代版的微观史学应该做的。尤其是中古时期的医疗社会史，在这个写本依旧占据绝对主流的时期，非医者的“他视角”是研究所依据的主要史料角度，对于这种史料的批判剖析依然任重道远。

医疗与社会，从史学视角来看是相辅相成、互为表里的。从来没有一门自然学科像医学这样与普罗大众的生活息息相关，也从来没有一门自然学科像医学这样受到人的主观因素的影响。尤其在只有经验医学、实践医学的古代更是如此。五代冯道以前的时代，是一个有印刷术而尚未进入印刷时代的时期，什么样的史料容易留存，什么样的史料会被淘汰，淘汰它们的主观和客观因素是什么，而这种筛选如何模塑我们的历史观？这样的研究不是大鱼大肉，但是如同咂弄鱼头一般有滋有味。本书对于目前医疗社会史研究中问题建构的研究、对于南方风土研究的期待、对于民间医学与官方医学分野的研究、对于唐宋壁画中医学的缺位和进入的研究都试图展现这一点。分层，展现的是秦汉以来的医学和影响医学、疾病观、医患关系的社会固有面貌；融合，展现的是中古社会各种阶级升降、士大夫价值观变化、主流文化圈拓展、政治力量介入在医疗领域内引发的变化。这种变化的背后本身就孕育着近世化的色彩。而这种变化客观存在，需要的是我们的解读。

在这种解读中，对思维模式的把握毫无疑问是一种重要的手段。本书第七章对“气”概念泛化和普适化的研究、第八章对于性病对青楼文化的影响都试图展现这一点。在近代科学进入之前，中国传统的思维模式正如冯友兰《中国哲学中之神秘主义》所说：“个人与‘全’合而为一；所谓主观客观、人我内外之分，俱已不存。”这种非理性直觉并不注重凝成概念和观念，而是把握变动不居的、不着形象的整体真实，打破了概念的限制和语言的固定。^[1]主客一体相通，构成了一种动态整体框架。所以气和五行就成为传统医学的理论载体。当然，放眼全球史，这种形而上学的思维不是一个地区、一种文化所独有，但是中国传统思维自有其特点与持久力，至今影响尚存。并且这种思维模式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帮助国人潜移默化地吸纳和解释外来事物，包括疾病与医疗行为。这也就从侧面解释了为什么中国传统文化包括涉医文化很少出现断层式发展的“扬弃”，而更多的是进两步退一步的渐变。

医疗社会史的研究，一方面要顺应史学发展的大趋势，一方面又有着自己的发展规律和节奏。由医到社会，由社会到医，由疾病到人心，由人心到疾病的被表述，这个动态的过程值得深入探讨，值得努力。

[1] 张岱年、成中英等：《中国思维偏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第19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