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 欧洲的匈人：阿提拉
从公元前35年起我们就不再见到西匈奴的踪迹。持异议的郅支单于带着外蒙古的一些匈奴部落来到咸海和巴尔喀什湖以北草原后，就是在此时被一支中国远征军打败和杀死的。他带到这一地区来的匈奴部落的后裔们在此停留几个世纪。但是，由于他们周围没有文化较高的邻邦把他们的活动和冒险记录下来，我们对他们的历史一无所知。直到公元4世纪，当他们进入欧洲，与罗马世界发生联系时，我们才又听人说起他们。 [179]
自公元前第3世纪起，黑海北岸的俄罗斯草原一直由萨尔马特人占据，萨尔马特人取代了斯基泰人，他们与斯基泰人一样属北伊朗种人。他们的主体是游牧民，活动于伏尔加河下游和德涅斯特河之间。一些萨尔马特部落已经开始过一种独立的生活。在它们之中有在捷列克草原上游牧的阿兰人 [180] ，其游牧范围一直远到库班；有自62年以后就在顿河下游西岸居住的罗克索兰人；还有雅齐基人，他们从50年起就占据着蒂萨河和多瑙河之间的平原，也就是在达西亚人与罗马帝国班诺尼亚行省之间，在今匈牙利中部。一支东日耳曼人巴斯塔尔尼，把萨尔马特人与罗马帝国分开——甚至在图拉真吞并达西亚（106年）后也如此，巴斯塔尔尼人从公元200年起就顺着喀尔巴阡山北坡之路来到德涅斯特河，一直抵达该河河口：这次迁移代表了已知的日耳曼人第一次“向东方的压迫”。大约公元200年，来自维斯杜拉河下游的新的日耳曼入侵（即哥特人的入侵，他们起源于瑞典）威胁着萨尔马特人在南俄草原的权力。230年，哥特人到达了他们迁徙的极限，进攻黑海边的罗马帝国的奥尔比亚城。
当时南俄罗斯在第聂伯河下游西部的哥特人和该河东方的萨尔马特各族（阿兰人等）中被瓜分了。另一方面，克里米亚仍是臣属于罗马皇帝们的希腊-罗马国。哥特人内部分为东哥特人（在顿河下游和德涅斯特河下游之间）和西哥特人（在德涅斯特河下游到多瑙河之间）。第三支哥特部落吉别达伊人，自罗马皇帝奥列里安于270年撤出达西亚后，他们就占有其地。这是基辅南部的切尔尼亚霍夫哥特墓地时期，也是第聂伯河下游刻松城附近的尼古拉耶夫卡墓地时期（3世纪）。在萨尔马特人一边库班的古冢群时期（第比利斯卡亚、沃兹德维任斯科耶、阿尔马维尔和雅罗斯拉夫斯卡亚），其中发现了表现萨尔马特艺术特征的饰片和饰针。向北，在俄罗斯东部和中部的大森林里——当时该地区无疑地是由芬兰-乌戈尔种各民族居住着——在喀山附近的皮亚诺波尔文化（约100-300年，或400年）中，萨尔马特人的影响仍很明显，皮亚诺波尔文化是继承安纳尼诺文化的地区性文化。再往西，卡卢加文化群发现了受日耳曼-罗马影响的（3和4世纪）饰针。以上是在匈奴到达时南俄草原上种族和文化的情况。
至于是什么原因使这些历史上的匈人——西匈奴的后裔——离开咸海北部草原进入欧洲的呢？我们还不知道。大约374年，他们渡过伏尔加河下游以后，在约丹勒斯称之为巴拉米尔，或者是巴拉贝尔的首领的率领下奋力向前，渡过顿河，打败并臣服了库班河和捷列克河畔的阿兰人，进攻第聂伯河以西的东哥特人，打败东哥特人年迈的国王亥耳曼纳奇，亥耳曼纳奇在失望中自杀。其继承人威塞米尔也被匈人打败和杀死。大多数东哥特人屈服于匈人的统治，而西哥特人逃避了匈人的入侵，渡过多瑙河进入罗马帝国（376年）。库班河和捷列克河畔的大多数阿兰人被迫暂时屈从于匈人的统治而继续留在其地，大约10世纪，他们在该地皈依了东正教。他们是今奥塞梯人的祖先。另一些阿兰人开始向西迁徙，加入了西日耳曼人的大入侵。其中一些部落后来在卢瓦尔河下游的高卢定居 [181] ，另一些进入西班牙，与在西班牙加利西亚的苏尔维人混合，或者与西哥特人混合，形成了混合种族的人，可以想象这种混合种的人有了加太罗尼亚（Catalonia，即哥特-阿兰人）一名。
匈人对罗马和日耳曼世界的入侵所产生的恐惧已经由阿米安努斯·马塞尼努斯和约丹勒斯充分地表达出来。阿米安努斯写道，“匈奴人的凶猛和野蛮是难以想象的。他们划破他们的孩子们的面颊，使他们以后长不出胡子。他们身体粗壮、手臂巨长，不合比例的大头，形成了畸形的外表。他们像野兽般地生活，食生食，不调味，吃树根和放在他们马鞍下压碎的嫩肉。不知道犁的使用，不知道固定住处，无论是房屋，还是棚子。常年游牧。他们从小习惯了忍受寒冷、饥饿和干渴。其牧群随着他们迁徙，其中一些牲畜用来拉篷车，车内有其妻室儿女。妇女在车中纺线做衣，生儿育女，直到把他们抚养成人。如果你问他们来自何方，出生于何地，他们不可能告诉你。他们的服装是缝在一起的一件麻织内衣和一件鼠皮外套。内衣是深色，穿上后不再换下，直到在身上穿坏。头盔或帽子朝后戴在头上，多毛的腿部用羊皮裹住，是他们十足的盛装。他们的鞋子，无形状和尺码，使他们不宜行走，因此他们作为步兵是相当不适合的，但骑在马上，他们几乎像铆在他们的丑陋的小马上一样，这些马不知疲乏，并且奔驰时像闪电一样迅速。他们在马背上度过一生，有时跨在马上，有时像妇女一样侧坐在马上。他们在马背上开会、 做买卖、吃喝——甚至躺在马脖子上睡觉。在战斗中，他们扑向敌人，发出可怕的呐喊声。当他们受到阻挡时，他们分散，又以同样的速度返回，砸碎和推翻沿路所见到的一切。他们不知道如何攻下一个要塞或一个周围挖有壕沟的营帐。但是，他们的射箭技术是无与伦比的，他们能从惊人的距离射出他们的箭，其箭头上装有像铁一样硬的可以杀死人的骨头”。 [182]
西多尼斯·阿波林纳里斯把匈人的体形归结于孩提时代慢慢形成的畸形。他不无一种厌恶地谈起这些短头型的人们，他们有扁平鼻子（毫无轮廓），高颧骨，眼睛陷在洞似的眼眶中（锐利的目光时刻警觉地注视着远方），游牧民鹰一般的眼睛习惯于环视广阔的草原，能够分辨出现在远处地平线上的鹿群或野马群。该作者还吟诗歌颂这些草原上永恒的牧人：“当他们站在地上时，他们确实矮于一般人，当他们跨上骏马，他们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人。”
把这些人的外貌与中国编年史家们留下来的、对匈奴的描述比较一下是很有趣的，匈奴在形体和生活方式上都与他们一致，也与中国和基督教世界两地所留传下来的13世纪蒙古人的肖像相同。草原上的这些短头型人，无论是匈人、突厥人或蒙古人——他们头大，身壮，腿短，是常年骑马的游牧民，这些来自亚洲高原上的“马背上的弓箭手”们沿耕地边缘徘徊——在15个世纪中几乎没有变化地袭击定居文明社会。
阿兰人与东哥特人的臣服和西哥特人的离去，把乌拉尔山和喀尔巴阡山之间的整个草原留给了匈奴主人们。接着他们经喀尔巴阡山豁口或瓦拉几亚平原占据了匈牙利平原，匈牙利平原上的吉别达伊人成了他们的臣民，他们由此扩张到多瑙河右岸（405—406年）。此时他们似乎已经分裂成由三个首领统治下的三支部落，大约在425年，卢噶斯、蒙杜克和鄂克塔三兄弟同时掌权。434年，这些部落由蒙杜克的两个儿子布勒达和阿提拉统治，前者很快被后者除掉。
阿提拉就是在这时开始了他的征服。他于441年向东罗马宣战。他渡过多瑙河，沿今塞尔维亚境内的摩拉瓦河逆流而上，占领了尼什，掠夺菲利普波利斯（即普罗夫迪夫），然后劫掠色雷斯，直抵卢累布尔加兹（阿卡迪奥波利斯），洗劫了该城。在448年的和约中，东罗马帝国只好割让多瑙河以南地带给他，其长度从今贝尔格莱德到今斯维什托夫，其宽度从多瑙河一直到尼什。
451年1至2月，阿提拉把军队集中在匈牙利草原之后向高卢进军，聚集在他一边的有莱茵河右岸的日耳曼各族。渡过莱茵河后，他攻击仍属罗马帝国的高卢的部分地区，该地区由罗马行政长官埃提乌斯统治。4月7日，阿提拉火烧梅斯，接着围困奥尔良 [183] 。7月14日，埃提乌斯的罗马军和狄奥多里克王率领的西哥特军赶来解除了对奥尔良的围困。阿提拉朝特鲁瓦撤退。正是在特鲁瓦以西的“莫里亚库斯驻地” [184] ，他在一次激战中受到罗马人和西哥特人阻截，这一仗几乎算不上一次决定性的战役，然而它拯救了西方（451年6月底）。
经过这次较量之后，阿提拉退回到多瑙河畔，在那儿度过了冬天。他于452年春入侵意大利，但在围攻阿奎莱亚时拖延了很长时间，最后他终于攻陷并摧毁该城。他还占领了米兰和帕维亚，并声称他的目标是向罗马进军，罗马皇帝瓦伦丁三世刚从罗马逃走。然而，阿提拉没有向世界之都罗马挺进，而是听从罗马主教利奥一世的劝阻（452年7月6日），利奥一世答应交纳贡赋，并把罗马皇族公主荷罗丽娅嫁给他。他再次退回班诺尼亚，并于453年死于该地。
哥特人的历史学家约丹勒斯给我们留下了一幅使人印象很深的阿提拉画像。他是位典型的匈人：矮个子、宽胸部、大头颅、小而深的眼睛、扁鼻梁。皮肤黝黑，几乎近于全黑，留着稀疏的胡须。他发怒时令人害怕，他用他给别人产生的这种恐惧作为政治武器。确实在他的身上有着与中国史学家们所描述的六朝时期的匈奴征服者一样的自私和狡猾。他说话时，故意带着重音或者含混不清的威胁性语调，是他战略的第一步；他所进行的系统征服（阿奎莱亚被夷为平地，在阿提拉通过之后再没有恢复过来）和大屠杀的最初目的是想教训一下他的对手们。约丹勒斯和普里斯卡斯描述了他的另一方面，在他的人民中，他是公正和廉洁的法官，对其臣民慷慨大度，对那些真正臣服于他的人很和气。在他那些过奢侈生活的蛮族同伴中，他仍过着简朴的生活，用木制的浅盘子，而其余的同伴们使用金碟子的食具。除了这些特征外，同一史料对他的其他方面作了补充：他很迷信，并对他的萨满们是盲目的轻信，他对烈酒的喜爱使典礼在酩酊大醉中结束。但是，对他身边的大臣和书吏们，像奥尼吉斯这样的希腊人和象奥里斯特斯这样的罗马人，以及像埃德科这样的日耳曼人，他则是十分谨慎的。最令人惊奇的，这位游牧部落领袖的特征是常常选用灵活多变的政治策略，而不使用战争。就是在战争中，他首先是一位指挥官而不是一员大将。所有这些品质加上他那奇特的、墨守法规的特点（这一特点使他为他的行为去寻找外交借口）与符合习俗的举止，以至于似乎在任何时候正义都在他一边。这些品质使人不由自主地想起游牧帝国的另一位建立者，草原的又一个儿子：成吉思汗 [185] 。
成吉思汗的帝国，虽然代表着蒙古人，但在其旗帜之下不仅吸引了蒙古游牧民，也吸引了来自亚洲高原的突厥人和通古斯人；阿提拉的帝国也像成吉思汗帝国一样，以匈奴——即可以假设是突厥族——为核心，吸收了和纳入了萨尔马特人、阿兰人、东哥特人、吉别达伊人和分布在乌拉尔山和莱茵河之间的其他各族。这里面本身就存在着衰亡的因素。当阿提拉于453年过早地去世时，他那个由各族组成的帝国瓦解了。东哥特人和吉别达伊人立刻反叛，在班诺尼亚的一次大战中打垮了匈人，在这次战争中，阿提拉的长子埃拉克被杀（454年）。
后来，匈人在阿提拉之子、名叫顿吉兹奇或丁兹吉克者的率领下朝南俄撤退。阿提拉的其余的几个儿子向罗马人要求土地，罗马人把其中之一的埃尔纳克安置在多布罗加，其余的两个儿子恩勒德扎尔和乌金杜尔安置在麦西亚。顿吉兹奇又率领匈人在多瑙河下游附近进攻东罗马帝国，但是兵败被杀。其头颅——阿提拉之子的头颅——于468年在君士坦丁堡的一次马戏表演中示众。
残留在黑海北岸的另一些匈人部落分成了两大部分：库特利格尔匈人，在亚速海西北过着游牧生活；乌特格尔匈人常在顿河河口放牧。两支部落不久成为敌人，他们的争吵是由拜占庭外交政策暗中挑拨引起的。大约在545年，查士丁尼皇帝煽动乌特格尔人的首领桑第克进攻敌对部落。库特利格尔人遭到桑第克十人抽一地杀害（548年）。库特利格尔人在其首领扎伯干的率领下起来对支持他们敌人的拜占庭进行报复。扎伯干于558—559年冬天率其部落越过结冰的多瑙河突然出现在君士坦丁堡城下。但是伯里沙留斯拯救了该城，扎伯干返回顿河草原，在那儿他对桑第克采取敌对行动。两个部落之间的自相残杀又重新开始，并一直持续下去，直到第三者，即来自亚洲的阿瓦尔部落打败双方并占据了俄罗斯草原。这一新的入侵是由于突厥（或历史上的突厥人）的出现而引起的亚洲大陆发生的一系列革命的反响。
[1] 参看泰亚尔·夏尔丹的《中国史前史速写》（载《辅仁大学学刊》第9册，1934年）。参看《北京史前期的发掘》（载《科学问题杂志》，1934年3月刊，第181—193页）。参看托尔马切夫的文章（Sur le paléolithique de la Mandchourie） （载《欧亚大陆北部古迹》第4期，1929年）。参看M.C.伯基特，《旧石器时代文化的反映及其女性小雕像》（载《欧亚大陆北部古迹》第9期，1934年，113）。参看J.G.安德森的《远东古物博物馆手册》1929年。
[2] 参看L.巴赫霍夫的文章（Sinica，〔1935〕，pp.101—128），Der Zug nach dem Osten，einige Bemerkungen zur prähistorischen keramik Chinas； M. 劳尔（《东亚杂志》I〔1936〕，3—41），Beiträge Zur Chronologie der älteren chinesischen Bronzen；L.巴赫霍夫，Zur Frühgeschichte Chinas，Die Welt als Geschichte，III〔1937〕，4。
[3] 参看A.V.施密特推测的迈科普比较年表图（载《欧亚大陆北部古迹》第4期〔1929〕，18）。关于各种年代的不确定性和它们之间的不一致，参看塔尔格伦《高加索古迹》（载上引杂志第5期〔1930年〕，189和《北高加索青铜器》，第6期〔1931〕，144）。
[4] 又译作西密利安人。——译者
[5] 色雷斯一名保留在希罗多德记载的关于斯基泰人的某些传说中（E.邦弗尼斯特：《对亚洲社会的陈述》，1938年4月7日）。甚至保留希腊-罗马时期的辛梅里安人的博斯普鲁斯国时（M.I.罗斯托夫采夫《在南俄的伊朗人与希腊人》，牛津，1922年第39页）。
[6] 参看塔尔格伦的文章《欧亚大陆北部古迹》第2期，1926年，220页上。
[7] 弗朗兹·汉卡把甘扎-卡拉巴克赫、勒尔瓦尔和塔里锡文化的外高加索文化群定在公元前14至8世纪之间。他记道，这些文化都是源于同时代的西亚文化。在斧子的造型上、在带状的饰片上和在陶瓷品上都可以看到（《高加索-卢里斯坦》，载《欧亚大陆北部古迹》第9期，〔1934年〕，107）。
[8] 又译西徐亚人。——译者
[9] 此处简要摘录了塔尔格伦关于辛梅里安文化的小结（《欧亚大陆北部古迹》第2期，1926年）。关于辛梅里安人的迁徙，参看汉卡《高加索-卢里斯坦》第47页。在这篇文章中作者企图把高加索以北的科本的动物艺术与随公元前7世纪的辛梅里安人和斯基泰人的迁徙而产生的卢里斯坦青铜器联系起来。汉卡对该课题另有一研究文章（“Problem des Kaukasischen Tierstils”，Mitteilungen der Anthropologischen Gesellschaft in Wien，LXV，〔1935〕，276）。
[10] 参看N.马卡连科：《斯基泰与哈尔希塔特文化》（载《欧亚大陆北部古迹》第5期〔1930年〕，22）。
[11] 波斯阿赫门尼德王朝在名称上区别了两种萨迦人：（a）豪马瓦尔喀萨迦（Saka Haumavarka），在严格意义上说相当于我们所说的萨迦人，他们必定是分布在费尔干纳和喀什噶尔附近地区。 （b） 提格拉豪达萨迦（Saka Tigrakhauda）分布于锡尔河下游的咸海地区。 （c） 达拉塔喀萨迦（Saka Taradraca），意为来自海那边的萨迦人，分布在南俄罗斯，他们构成了历史上的斯基泰人。
[12] 参看米勒的文章（Die Sprache der Osseten） （载Grundriss der iranischen Philologie I）。在南俄罗斯发现的斯基泰人的碑文的分类上，米勒发现了随地区而变化的、程度不一的（从10%到60%）伊朗成分。据希罗多德的记载（IV.5），贝文利斯特也发现，与阿维斯塔的阿赫门尼德的伊朗人一样，在斯基泰人中也存在着同样的阶级——武士、牧师和农人（参看《亚洲社会的陈述》1938年4月7日）。
[13] 参看明斯的《斯基泰人与希腊人》剑桥，1913年，第48—49页。罗斯托兹夫的《南俄的伊朗人与希腊人》插图XXI和XXII。关于斯基泰-匈奴草原上马的喂养和它们在艺术上的代表物，参看安德森《兽纹中的狩猎魅力》（载《远东古物博物馆手册》第4期，1932年，第259页）。
[14] 迦儿宾和卢布鲁克的威廉是访问过蒙古汗国的两位欧洲人，后面有专门叙述。——译者
[15] 马镫问题是很重要的。马镫的发明使北方游牧民在很长时期内对定居人民的骑兵保持一种绝对优势。我们在切尔托姆雷克出土的著名的希腊-斯基泰式花瓶上似乎可以看到“一个从马肚带下引出来的、扣紧的带子做成的马镫。”（W.W.阿伦特：《欧亚大陆北部古迹》第9期，1934年，208）。阿伦特补充说，这是从研究美利托波尔地区的新亚力山德罗夫卡附近的科泽尔古坟遗物中得到证实的。科泽尔古坟遗物现存莫斯科历史博物馆。据说从公元前3世纪起匈奴人已大量使用马镫。然而，在汉朝的遗物中几乎看不到马镫。在公元前1世纪，Oirotin （即阿尔泰）的马鞍上发现了马镫。在欧洲，希腊人和罗马人都不知道马镫，似乎只是公元6世纪的阿瓦尔人才使马镫在欧洲普遍使用起来。
[16] 关于斯基泰人的葬俗，参看希罗多德的《历史》（IV，71）。为纪念死者，在自己的臂部、前额和鼻子上划一些伤痕，在死人的周围埋葬其奴仆和马匹。关于匈奴（或者说蒙古的匈奴）的葬礼，参看《前汉书》，在首领墓前的牺牲者，其数目达到100或1000名妇女和奴仆。最后，关于6世纪的突厥人（或者说蒙古的突厥人），即匈奴后裔，参看儒连的《突厥史料》（载《亚洲杂志》1864年，第332页），“他们用刀划破面颊，以致人们可以看见血与泪一起流下来。”
[17] 据希罗多德（IV，13），斯基泰人朝欧洲迁徙是来自东方（或东北方）迁徙浪潮的反响，斯基泰人受到伊赛多涅斯人的驱逐，而后者又是受到阿里玛斯波伊人的驱逐。从希罗多德的描述来看，伊赛多涅斯人可能是芬兰-乌戈尔种人。贝文尼斯特企图在乌拉尔山附近，例如在叶卡捷林贝格山峡寻找他们古典时期的遗迹。阿里玛斯波伊人很可能住在更远的东方，在额尔齐斯河和叶尼塞河附近，似乎与斯基泰人一样属于伊朗种人，这一点已由他们的名字得到证实。贝文尼斯特认为其名来自Ariamaspa，即“马的朋友”（《对亚洲社会的陈述》1938年4月7日）。关于咸海东南岸的马萨革泰人，希罗多德称他们为斯基泰人（I，201）。况且他们的伊朗名字（Massyagata）是“捕鱼者”的意思（马迦特《夏德纪念文集》柏林，1927年，第292页）。一些古代作家如狄奥卡修斯和阿里安认为，马萨革泰人是萨尔马特人中的阿兰人的祖先。“关于农业斯基泰人”无疑是切尔诺柔姆的居民，游牧的（或真正的）斯基泰人向该地征税。参看舍尔巴基夫斯基（Zur Agathyrsenfrage）（载《欧亚大陆北部古迹》第9期，1934年，208）。
[18] 关于以后斯基泰人的历史，主要是它与希腊世界的关系，参看马克思·埃伯特的著作（Süd-Russland im Alterthum）（莱比锡，1921年）。
[19] 塔尔格伦（《欧亚北部古迹》第11期，1937年，123）。参看K.舍福尔德（同前，第12期，1938年）。
[20] 参看邦弗尼斯特的《对亚洲社会的陈述》，1938年，4月7日。
[21] 塔尔格伦：《欧亚大陆北部古迹》（第11期，〔1937年〕，128）。
[22] 塔尔格伦：《欧亚大陆北部古迹》（第11期，〔1937年〕，128），第127页。
[23] 参看N.马卡连科的《斯基泰与哈尔希塔特文化》（载《欧亚大陆北部古迹》第5期，〔1930年〕，22）。
[24] 汉卡（《欧亚大陆北部古迹》第7期，1931年，146）。汉卡《高加索-卢里斯坦》（上引书，第9期，1934年，47）。
[25] 在罗斯托兹夫的《南俄和中国的兽纹》（普林斯顿，1929年）和《中亚、俄国、中国与动物风格》（布拉格，1929年）中可以看到具有代表性的复制品。参看G.I.波罗夫卡的《斯基泰艺术》（纽约，1928年）。
[26] 安德森的《兽纹中的狩猎魅力》（载《远东古物博物馆手册》第4期〔1932年〕），第259页及以下。有一篇论述草原上马、鹿及其他动物的分类，以及这些动物与鄂尔多斯青铜器上表现的各类进行比较的文章。关于草原艺术中具有魔力的装饰图案的起源，参看让斯的《史前期及人种学艺术年鉴》第1期〔1935年〕，66。参看波塔波夫的文章（Conceptions totémiques des Altaiens）（载《亚洲艺术评论》〔1937年〕，第208页）。
[27] 参看J.齐坎（Der Tierzauber）（Artibus Asiae，v，〔1935〕，202）。
[28] 格立芬（griffin），是一种鹰头狮身带翅的怪兽。在兽纹图中常见。——译者
[29] 参见塔尔格伦的文章（Sur l'origine des antiquités dites mordviennes）（载《欧亚大陆北部古迹》第11期〔1937年〕，第133页）。
[30] 然而，希罗多德（IV，116）提到“公元前5世纪在顿河河口以东的撒乌罗玛泰伊（Sauromatians），把他们看作是斯基泰人和亚马逊人的混合种人，说斯基泰语。他们跟在斯基泰人之后、是当时仍在里海北岸游牧的萨尔马特人的先锋吗？”（参看M.埃伯特的著作〔Süd-Russland im Alterthum，PP.339—340〕）。罗斯托兹夫指出，这种母权制的基本特征（希腊人断定在撒乌罗玛泰伊人中盛行母权制）在萨尔马特人中的任何地方都没有发现过。他认为这两种人没有共同之处（《伊朗人与希腊人》，第113页）。
[31] 在这个时期，斯基泰人发现他们正处于两个民族之间，即来自亚洲的萨尔马特人和正在扩张势力的、属色雷斯-弗里吉亚人种的盖特人（未来的达西亚人），盖特人在匈牙利和罗马尼亚割地为王。
[32] 斯特拉波，XI，2。
[33] 关于其他一些具有特征的青铜器，虽然无疑是在芬兰-乌戈尔人的地区内而不是在萨尔马特人的地区内发现的，但读者可以参看南乌拉尔河以西乌发古墓中的遗物和乌发与帕姆之间的埃卡特罗夫卡珍品中的遗物，塔尔格伦将它们的年代都定在公元前300-100年间（塔尔格伦的文章〔Etudes sur la Russic orientale durant l’ancien age du fer〕，载《欧亚大陆北部古迹》第7期，1932年，7）。具有卷曲动物纹的饰片在帕姆东北的格里亚德罗夫发现，似乎也是受萨尔马特的影响，塔尔格伦把它们的年代定在公元初年。彼得一世珍品中，在西西伯利亚发现的大量饰片似乎可以看到从斯基泰人（或者说是未来得及走的斯基泰人）向萨尔马特人的过渡。然而，它们是属于斯基泰时期的，与内罗和加尔巴钱币有联系。参看J.维尔纳的文章（Zur stellung der Ordosbronzen）（载《欧亚大陆北部古迹》第9期〔1934年〕，第260页）。
[34] 参看罗斯托兹夫的《伊朗人和希腊人》图25。波罗夫卡的《斯基泰艺术》第46-48页，第7和8图
[35] 塔尔格伦的《俄格拉克提村》（载《欧亚大陆北部古迹》第11期〔1937年〕，第71页）。
[36] 参看塔尔格伦的《吐沃斯丁收藏》（赫尔辛基，1917年）。J.梅哈特的著作（Bronzezeit am Ieuissei）（维也纳，1926年）。捷普卢可夫的文章（Essai de classification des anciennes civilisations métalliques de la région de minoussinsk）（Materialy po Etnographii）（列宁格勒，1929年 IV）。
[37] 这种锅的锅身呈圆柱体，带有笔直的、呈直角状的耳，在切尔努施博物馆（巴耶使团在米努辛斯克发现的）和布达佩斯博物馆都可以看到。参看Z.塔卡奇的文章“弗朗西斯·霍普纪念展览”（《大亚洲艺术》布达佩斯〔1933年〕，第17和68页）。
[38] 关于斯基泰墓中首领尸体旁边的殉葬马，参看希罗多德《历史》（IV，72）。关于驯鹿，参看Acad. Cult. Matér，（1931年2月）。
[39] 关于包括帕兹雷克、希柏、卡坦塔等在内的文化群，参看M.P.格里亚兹诺夫的文章（载《美国考古学杂志》1933年，第32页）。S.谢列夫的文章（《亚洲艺术评论》X，4，1937年，206）。L.莫根施特恩的文章（上引书，第199页）和著作（Esthétiques d'Orient et d'Occident）（巴黎，1937年）。J.维尔纳（《欧亚大陆北部古迹》IX，1934年，265）。关于帕兹雷克面具，参看扎尔莫尼（Chinesésche Schmuckform in Eurasien）（上引书，第329页）。关于博斯普鲁斯的钱币，在准噶尔地区发现的，属公元前3世纪的，参看上引书第249页。
[40] 参看格里亚兹诺夫（载《美国考古杂志》〔1933年〕，第32页）；塔尔格伦的“俄格拉克提”（载《欧亚北部古迹》 XI 〔1937年〕，69）。
[41] 当时这些人种可能已经混合。迦尔迪齐记述，在他那个时代黠戛斯人仍然是白皮肤和红头发。然而叶尼塞河畔的这些黠戛斯人最初并不是一个说突厥语的民族（拉德洛夫《蒙古古代碑文》圣·彼得堡〔1895-1899年〕，第425页）。
[42] 有可能把在西伯利亚，甚至在蒙古的俄格拉克提村（即克孜勒卡亚，“红岩”之意）、在米努辛斯克附近的苏拉克、在叶尼塞河上游乌梁海地区的摩罗索瓦，最后在鄂尔浑河畔的杜尔伯斤和伊勒克-埃里克所发现的奇特岩画中的一部分归属于萨尔马特人的艺术。在乌梁海（唐努乌拉）壁画中发现了明显是用现实主义手法表现的鹿和熊的速写，作品以其线条的运动使人想起了最优秀的希腊-斯基泰人的作品（布鲁克、卡德拉拉、柴汗沟）。另一方面，以画有头戴无檐圆锥形帽子和手持弓与长矛的骑士为代表的一些苏拉克（米努辛斯克附近）岩画，也并非完全不像克里米亚地区刻赤的罗马-萨尔马特人的壁画，事实是，在苏拉克已经发现了“鲁尼”文碑，它使某些人将这些岩画定在晚至7世纪。例如塔尔格伦的《内亚和西伯利亚岩画》（载《欧亚大陆北部古迹》VIII〔1933年〕，175—197页）。在其他书中，弗蒂奇指出了7世纪的后期米努辛斯克文化与列维底亚时代的前匈奴文化之间的关系。参看N.费蒂奇的文章（Die Reiternomadenkutur von Minussinsk）（ Metallkunst der Landnehmenden llngarn，载《匈牙利考古》〔1937年〕，第202页）。
[43] “Hsiung-nu，Hans和Huna这些名字互相之间能够没有联系吗？这不可能”。伯希和（《亚洲杂志》，1920年，第141页）。
[44] 据司马迁记，这次服装改革的官方促进者是赵武灵王，时间是公元前307年。参看《史记》43《赵世家》。
[45] 白鸟库吉用中文词源解释“单于”一词，意思是“广大”（《可汗和可敦称号考》载《东洋文化研究所纪要》I，II。《论匈奴的疆域》载《东洋文化研究所纪要》V.71）。
[46] 阿尔伯特·赫尔曼（《地理学年鉴》1935年第131页）。
[47] 《史记》卷110《匈奴传》。
[48] 白鸟库吉记，匈奴留发辫，这一习俗由他们传给以后的突厥-蒙古各族，拓跋、柔然、突厥、契丹和蒙古人。看《北亚各族中的辫子》（《东洋文库研究系专刊》，IV，1929年）。
[49] 儒连，《突厥史料》（《亚洲杂志》1864年，第332页）。
[50] 希罗多德（IV，62，64）。
[51] 《前汉书》。
[52] 参看J.J.M.德格罗特的著作（Die Hunnen der vorchristlichen Zeiten）第2页及其下。
[53] 在公元前7世纪大入侵之后，斯基泰人不再像匈奴那样在掠夺上名声显赫，无疑是因为他们的地区较富裕，还因为他们在黑海边游牧的骑兵靠在乌克兰黑土地上耕耘的“农业斯基泰人”为生。
[54] 白鸟库吉，《匈奴的起源》（《亚洲杂志》I，1923年，71）。但是该作者在另一次语言学的争论中也谈到匈奴的突厥族性，参看《匈奴及东胡诸族语言考》（《学士院杂志》，第17期，1902年，2）。
[55] 阿恩，《滦平和宣化的文物》（《远东古物博物馆馆刊》第5期，V，1933年，166）。
[56] 梅原末治的著作（Shina kodo seikica）（日本，山中版，1935年）III。
[57] 卡尔格林《中国青铜器初探》（《远东古物博物馆馆刊》IX，1937年，97）。
[58] 参看O.让斯（《亚洲艺术评论》VIII，1934年，159）。至于从年代学的观点出发所建立起来的全面评述，参看J.维尔纳（《欧亚大陆北部古迹》IX，1934年259）和H.屈恩《中国-西伯利亚青铜器编年史》（《史前期及人种学艺术年鉴》1934年）。
[59] 与鄂尔多斯风格有密切联系的、同类的另一些文物已由塔科-林塞维奇在赤塔下游河岸的吐尔吐附近和色楞格流域希洛克的比楚尔斯科雅附近发现。参看维尔纳（《欧亚大陆北部古迹》第9期，1934年，261）。
[60] 波罗夫卡的《科兹洛夫蒙藏探险队之外蒙探险报告书》（列宁格勒，1925年）。特雷弗的《1924—1925年北蒙古利亚的发掘物》（列宁格勒，1932年）。维尔纳（《欧亚大陆北部古迹》第9期，1934年，264）。
[61] 参看安德森的《兽纹中狩猎场面的魅力》（《远东古物博物馆馆刊》第4期，页308）。塔尔格伦的《内亚与西伯利亚岩画》（《欧亚大陆北部古迹》第8期，1933年，175）。
[62] 参看《远东古物博物馆展品指南》（斯德哥尔摩，1933年9月10日）第40页。
[63] 参看S.勒梅特尔的文章（les agrafes chinoises）（《亚洲艺术评论》第11期。1938年）。
[64] 阿恩（Västsibirisk kultur för 1000 àr sedan）（Etuder archéologiques dédiées au prince Héritier Gustace Adolphe，斯德哥尔摩〔1932年〕，第351页至367页）。
[65] 伯希和的文章（sceaux-amulettes de bronze avec croix et colombes）（载《亚洲艺术评论》第7期，1931年）。
[66] 沙尔莫尼《卢芹斋收藏的中国—西伯利亚艺术品》（巴黎，1933年）第93—94页。关于鄂尔多斯艺术，有一本V.格里斯迈尔的书和一篇文章（Sammlung Baron von der Heydt，Ordos Bronzen）（维也纳，1936年）和（Entwicklungfragen der Ordos-kunst）《亚洲艺术》〔1937年〕，122）。
[67] 关于这一时期，参看J.J.M.德格罗特（Die Hunnen der corchristlichen Zeiten）和O.弗朗克（《东方杂志》1920-1921年）。参看G.哈隆（《大亚细亚》1926年）。
[68] 指汉高祖。——译者
[69] 关于“月氏”参看《史记》卷123《月氏》：“始月氏居敦煌、祁连间，以为匈奴所败，乃远去，过宛，西击大夏而臣之。”
[70] G.哈隆企图从通用的Yüeh-chih一名中发现其古音读Zgudja，与亚述语中的斯基泰人（即Ashkuzai）一名等同。参看哈隆《论月氏》（《德国东方学会杂志》Vol.91，2，1937年，316）。在该文中（第258页）有早期月氏在甘肃北部和西部活动的大概位置图。
[71] 托勒密（VI，16）。9世纪的粟特语写本仍把别失八里、吐鲁番、焉耆等标明为“四塔沟里”，参看W.B.亨利《焉耆与吐火罗人》（《亚洲研究院院刊》，1938年，第560页）。
[72] 斯特拉波（XI，8，2）。《前汉书》羽田亨译本（载《日法会馆公报》，IV I，东京，1933年，7-8）。
[73] 关于吐火罗问题最清楚的评论和各种推测，及有关它的参考书目，参看S.法伊斯特的文章 （Der gegenwärtige stand des Tocharerproblems）（《夏德纪念文集》第74—84页）。关于以后对此观点的纠正，参看格鲁塞（《历史学杂志》《评论手册》CLXXXI，fase，I，1937年 1—3月）。该文涉及到贝利的《吐火罗》（《亚洲研究院院刊》第8期，1936年）和伯希和的《谈吐火罗》（《通报》）。参看塔恩的《巴克特里亚和印度的希腊人》（剑桥，1938年）。
[74] 法文本是从甘肃到库车。——译者
[75] 希罗多德在谈到斯基泰人时，也报道了同样的习俗（IV，65）。
[76] 参看司马迁《史记》卷123《月氏》。
[77] 伯希和（《亚洲杂志》I，1934年 37）。
[78] 乌孙人似乎也像月氏人一样，是被匈奴从中国西北部边境逐出，迁往伊犁地区的。阿尔伯特·赫尔曼的《中国地图集》第17图认为他们可能是在肃州北部的索波湖和索戈克湖被赶走。参看白鸟库吉《匈奴休屠王的领域及其祭天金人》。关于月氏西迁是否引起萨尔马特人西侵浪潮的问题已经有人提了出来，这些萨尔马特人从斯基泰人手中夺取南俄罗斯。编年史几乎与此说法不一致。参看罗斯托夫兹夫（Recueil Kondakov）（布拉格，1926年）第239页。N.费蒂奇《匈牙利考古》1937年，第142页。
[79] J.查尔彭蒂尔的文章《吐火罗人种问题》（载《德国东方学会杂志》第71期，1917年）。
[80] 汉代的于阗，清朝为和阗，今名和田。——译者
[81] 由于Asioi一名与突厥-蒙古名Alans有某种关系（在蒙古语中，As词根的复数形式是Asod），查尔彭蒂尔推断乌孙人是阿兰人的祖先，阿兰人是萨尔马特人的一支（即北伊朗人）。参看《吐火罗人种问题》（《德国东方学会杂志》第71期，1917，357-361）。
[82] 贝利的《吐火罗》，载《亚洲研究院院刊》VIII，4，1936年，916。塔恩的《巴克特里亚和印度的希腊人》第290页。
[83] 羽田亨的《谈大月氏与贵霜》，《日法会馆公报》TV，I（东京，1933年）13。
[84] O.弗朗克的文章（Das alte Ta-hia der chinesen，ein Beitrag zur Tocharer Frage）（《夏德纪念文集》第117页）。
[85] 《汉书》卷96上《西域传》。
[86] 沙畹的文章（Les pays d'occident d'aprés le Heu-Han chou）（载《通报》，1906年，第230页）。
[87] 塔恩的《巴克特里亚和印度的希腊人》第283页。在斯特拉波书（XI，8，4）中只提到塞人对巴克特里亚的征服，说的是第7世纪，而不是第2世纪。参看J.普尔济卢斯基的文章（Nouveaux aspects de I'histoires des Scythes） （Recue de L'llnicersites de Bruxelles，2—4，1937，P.3）。
[88] 《后汉书》卷88《西域传》记：“月氏自此之后，最为富盛，诸国称之皆曰贵霜王。汉本其故号，言大月氏云。”
[89] 伯希和的《吐火罗语与库车语》（《亚洲杂志》1934年，I，30）中有订正。
[90] 卡德菲斯二世，汉译NCA71膏珍。——译者
[91] 胡韦斯迦，汉译名伊存；韦苏特婆，汉译名波调，亦译作世天。——译者
[92] 由R.吉尔施曼提出了新的编年（《亚洲杂志》1943-1944年 页70—71）。参看L.拉瓦莱-普森的著作（L'Inde aux temps des Mauryas et des Barbares）（巴黎，1930年）343页。在S.科诺的文章（Beitrag zur kenntniss der Indosky then）（《夏德纪念文集》220页）中进行了大量的语言学上的比较和种族学上的推测。摘录了拉瓦莱-普森的怀疑论和贝利（《亚洲研究院院刊》VIII，4，1936年）的批判性文章，特别（912页）对 Arshi一名进行了争论，认为与 Asioi 等同，被用来指吐火罗人。参看亨利《焉耆和吐火罗人》（《亚洲研究院院刊》1938年，页545）。
[93] 即孔雀城。——译者
[94] 赫尔曼（《地理学年鉴》1935年 第130页）。
[95] 应是彭阳城的回中宫。——译者
[96] 关于汉武帝的战争，参看司马迁的《史记》和阿凡提的《前汉史》（1938年）。《史记》卷110《匈奴传》记：“汉孝文帝十四年，匈奴单于十四万骑入朝那、萧关……遂至彭阳。使奇兵入烧回中宫。”
[97] 军臣单于是于公元前161年继其父、著名的老上单于为匈奴单于。
[98] 《史记》卷123《大宛列传》。
[99] 《史记》，白鸟库吉《匈奴休屠王的领域及其祭天金人》（《东洋文化研究所纪要》I，5，页7-21）。
[100] 《史记》。赫尔曼《中国地图集》图17，2。拉蒂格的《在中国的考古使团》（巴黎，1923-1924，I，P1.1）和《汉朝的葬仪艺术》（巴黎，1935年，页33）。Z.塔卡奇的《霍去病墓碑》（布达佩斯，马赫尔版，1937年）。
[101] 《史记·西域传》。
[102] 《史记》卷111《赵破奴传》。
[103] 《史记》。耶茨已经论述，中国在费尔干纳的战役并非只是炫耀示威，中国在处理与难以对付的匈奴牧马人中碰到了很大的麻烦，这些可怕的马上弓箭手，骑着蒙古小马，定期袭击中国边境。中国人骑着同种的马，但是射骑技术较差，处于不利地位，费尔干纳像其毗邻的粟特地区一样，拥有优质战马，河中地区的骏马；也许像米底亚的希腊人所称的尼沙马一样。中国人打算获取这种外国良马以补充他们的骑兵，他们认为这种良马必定优于匈奴人的长满粗毛的矮种马。因此，对费尔干纳进行了远征，以获得对游牧民的军事优势（确实，在后汉时期的浮雕中，例如在小汤山的浮雕，人们可以看到在小动物旁边，有河中地区的大马）。对费尔干纳是否已经不属于后期的希腊-巴克特里亚国的疑问已经有人提出来了，因为费尔干纳的汉文名“大宛”被认为与希腊人的印伊名（Yacana，即 Ionians）有关。参看耶茨的著名文章《马，早期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因素》（《欧亚大陆北部古迹》第9期，1934年，231）。
[104] 瓦鲁斯（？—公元9年），古罗马将军。得奥古斯都宠幸，取其甥女为妻。公元前7-6年，任阿非利加总督，后出使叙利亚，曾南下镇压犹太起义，以残忍和贪婪闻名。后统率莱茵河地方军队。公元9年，日耳曼人在阿尔米亚的率领下反罗马，瓦鲁斯率三个军团和若干辅助军前往镇压，被诱入莱茵河以东的条托堡森林，全军覆没，本人自杀。——译者
[105] 《史记》卷109《李将军列传》记此事：“……天汉二年秋，贰师将军李广利将三万骑击匈奴右贤王於祈连天山，而使陵将其射士步兵五千人出居延北可千余里，欲以分匈奴兵，毋令专走贰师也。陵既至期还，而单于以兵八万围击陵军。陵军五千人，兵矢既尽，士死者过半，而所杀伤匈奴亦万余人。且引且战，连斗八日，还未到居延百余里，匈奴遮狭绝道，陵食乏而救兵不到，虏急击招降陵。陵曰：‘无面目报陛下。’遂降匈奴。其兵尽没，余亡散得归汉者四百余人。”《史记》卷10《匈奴传》记载与《李将军列传》大致相同。——译者
[106] 引文与英译文略有出入，英原文是：“汉朝有它自己的法典，那是一部征服者的法典。”——译者
[107] 参看科兹洛夫等著《蒙藏探险队之外蒙探险报告书》（列宁格勒，1925年）。
[108] 应该记住来自潘蒂卡派（刻赤）的属公元前3世纪的希腊钱币是1918年在准噶尔地区的博罗塔拉河口发现的。参看维尔纳（《欧亚大陆北部古迹》第8期，1933年，249）。
[109] 后汉时期的诸国志已由沙畹从《后汉书》译成法文（《通报》1907年，168—221）。
[110] 西格和西格林的著作（Tocharische Grammatik） （Göttingen，1931）；S.莱维的报告（《库车语写本残卷》）（巴黎，1933年）。关于库车语与其他印欧方言的有关位置，参看H.佩德森的文章（Le groupement des dialectes indo-européens，载Kgl.danske Vid.sel.hist.fil.meddelelser，XI，3，1925）。
[111] A.赫尔曼《中国和叙利亚之间的古代丝绸之路》，Quell. u. Vorsch. Z. alten Gesch.u.Geoz（1910）；“Die Seidenstrassen Von China nach dem Römischen Reich”，（Mitt. der Geogr. Ges〔1915〕，472）和“Die altesten chinesischen karten von Zentralund. Westasien”（《夏德纪念文集》页185）。
[112] 赫卡托姆皮洛斯（Hecatompylos），希腊语，意为“百门之城”，其遗址在今伊朗东北呼罗珊达姆甘西南，地处厄尔布尔士山脉东段南坡，处于古道中心，应是中国史料中的和椟城。——译者
[113] 米兰在今罗布泊西南。——译者
[114] 《后汉书·耿秉传》。
[115] 《后汉书·班超传》。
[116] 《后汉书》。韩儒林在《汉代西域屯田与车师伊吾的争夺》一文的注释中说赫尔曼的观点是不可信的。详见该文注释。——译者
[117] 《后汉书·耿秉传》。
[118] 《后汉书》。
[119] 《后汉书·班超传》，原文是：“班超怒曰：‘吉凶决于今日。从事文俗吏，闻此必恐而谋泄，死无所名，非壮士也’。众曰：‘善’。初夜，遂将吏士往奔虏营。会天大风，超令十人持鼓藏虏舍后，约曰：‘见火燃，皆当鸣鼓大呼。’余人悉持兵弩夹门而伏。超乃顺风纵火，前后鼓噪。虏众惊乱，超手格杀三人，吏兵斩其使及从士三十余级，余众百许人悉烧死。……班超于是召鄯善王广，以虏使首示之，一国震怖。”——译者
[120] 《后汉书》。
[121] 《后汉书》。
[122] 该名可能是还不清楚的和田语的汉译名。
[123] 《后汉书》。
[124] 《后汉书·班超传》。
[125] 《后汉书·班超传》。
[126] 《后汉书·班超传》。
[127] 《后汉书·班超传》。
[128] 《后汉书·班超传》。
[129] 《后汉书·班超传》。
[130] 《后汉书·班超传》。
[131] 《后汉书·班超传》。
[132] 《后汉书·班超传》。
[133] 《后汉书·班超传》。
[134] 《后汉书·班超传》。
[135] 参看P.布德伯格：《中国边疆史两则》（《哈佛大学亚洲研究杂志》3—4，1936年9月，286）。
[136] 《后汉书》卷155下记有在龟兹（称库车）进行军屯。布德伯格认为这不是中亚穆扎尔特河岸边的库车，而是由库车的流放者们或是陕西东北的，很可能是榆林北部的移民们所建的库车。参看《哈佛大学亚洲研究杂志》3—4，1936年9月，286。
[137] Titus，提多，使徒保罗的门徒。——译者
[138] 参看斯坦因的《古于阗》（牛津，1907年）II中的复制品，图第14页以下，XLIX和LXXI；《西域艺术》（牛津，1921年）IV，图XL-XLII和134、136以下，517、520以下。《论古代中亚遗迹》（伦敦，1933年）图54、57。参看安德鲁斯的《中亚壁画》（《印度艺术与字母》VIII，1，1934年）。
[139] 他的传记已由列维从《三藏》中译成法文，参看《库车的吐火罗语》（《亚洲杂志》II，1913年355）。
[140] 参看赫兹菲德的《贵霜萨珊钱币》（《印度考古记》No.38，1930年）。哈辛的《阿富汗古钱币分类》（《亚洲杂志》1935年4—6月刊，页287）。
[141] 参看哥达德和哈辛的《巴米安古代佛教》（巴黎、1928年）。哈辛和卡尔的《巴米安考古新探》（巴黎、1933年）。哈辛和卡尔的《凯尔哈奈峡地的考古发现》（巴黎，1936年）。
[142] 参看哈辛《中亚印度和伊朗艺术》（《艺术史》IV、253）和《中亚的佛教艺术》（《中国艺术及其印度影响的研究》，伦敦，1928年，第12页）。
[143] 参看《亚洲艺术评论》第12期，1936年。
[144] 勒柯的《中亚文化史美术图录》（柏林，1925年）图32、33、50。罗斯托夫兹夫的《南俄的伊朗人与希腊人》（牛津，1922年）图29。
[145] 我认为很可能库车壁画的影响一直传播到北部很远的地方，进入了西伯利亚。应该指出在“克孜尔骑士”画中的人物形象可以在米努辛斯克附近的卡拉攸斯（即皮沙那亚戈拉）谷地的苏拉克岩画中看到。该地区发现了身着盔甲、头戴圆锥形头盔、手持长矛的牧马人，与克孜尔“瓜分圣物”中的牧马人类似（勒柯《中亚文化史美术图录》页54、图50）。塔尔格伦认为苏拉克牧马人的“飞马”可以看成萨珊和唐朝时期的飞马，属于公元7世纪。甚至在额尔齐斯河上游（卡曼纳帕·巴巴）巴尔喀什湖的谢米巴拉金斯克的石柱上，那些粗糙的、拟人的图案，以其所描绘人物的上衣的大翻领也令人想起库车是萨珊化影响的中心。参看塔尔格伦的《内亚和西伯利亚岩画》（《欧亚大陆北部古迹》第8期，193）。
[146] 斯坦因的大量著作，如《古代于阗》（1907年）、《沙漠契丹废址记》（伦敦，1912年）、《西域考古记》（1921年）、《亚洲腹地考古记》（牛津，1928年），都摘录在他编的、有插图的著作《古代中国遗迹》（1933年）中。勒柯的图册《中亚晚古佛教》（柏林，1922年—1923年，7卷本）中的一些摘录在以后他的两书中，即《中亚文化史美术图录》和《中国突厥斯坦遗迹》（伦敦，1928年）。还可参看瓦尔德施米特的《犍陀罗、库车和吐鲁番》（莱比锡、1925年）和哈辛《中亚考古研究》（《亚洲艺术评论》，1936和1938，1）。
[147] 参看托利（《日本帝国大学、科学院杂志》东京，XXXVI，9和19）。据他认为，鲜卑人仍处于极落后的阶段，使用新石器和青铜工具。直到公元后2世纪，中国难民才把铁器引入他们中（页70和96）。伯希和认为汉译名“鲜卑”一定是源于Särbi，sirbi或sirvi（《吐火罗语与库车语》载《亚洲杂志》I，1934年，35）。
[148] 《三国志》，布德伯格摘录在他的《中国边疆史两则》中（《哈佛亚洲研究杂志》3—4，1936年9月，292）。
[149] 这一时期与欧洲5世纪一样混乱，关于这一时期，参看《十六国疆域志》（米切尔斯译本，页304—407）。P.布德伯格已试图清理和重编3和4世纪的匈奴单于的编年和世系（《哈佛亚洲研究杂志》3—4，1936年9月，298）。
[150] 今中文拓跋一词的发音可能是古汉语音“Tak_b'uat”，参看伯希和（《通报》1912年，第732页）。
[151] 关于拓跋的起源，参看伯希和（《通报》1915年，第689页）《亚洲杂志》1925年第254—255页注4和《通报》1925—1926年，第79和93页。还可参看布德伯格的《拓跋魏的语言》（《哈佛亚洲研究杂志》2，1936年7月，167—185），文中对以中文名流传下来的少数拓跋词汇，用突厥语词根作了推测性的解释。
[152] L.维格（Textes historiques，II，943）。
[153] 燕王之地，或者说慕容氏之地，被拓跋魏的突然扩张分成两部分，由该家族的两支分占：（1）北燕，在今热河，以在热河边境地，一度是满洲国的朝阳附近的龙城为中心，北燕持续到436年。（2）南燕，在山东，其中心在青州附近的广固，其国存在时间是398至410年。
[154] 马迦特（Historische Glossen），196页和《伊兰考》（柏林，1910年）53页以下。沙畹《西突厥史料》（圣彼得堡，1903年）221页和229页。伯希和（《亚洲杂志》1920年，第144页和《通报》1915年，第688页，1920年，第328页）。白鸟库吉，《汗与可汗》（《日本学院会刊》，1926年6月）。
[155] 山东的南燕国除外，南燕是慕容氏的残存国，它于410年被东晋灭亡。
[156] 伯希和（《通报》1912年，第792页）。
[157] 托尔比阿克城为古代高卢的城市，在今西德的科隆附近。公元496年，克洛维为了援助里普埃尔法兰克人，在此赶走了阿拉曼人，此次大捷之后，他改信基督教。——译者
[158] 参看P.德米埃维尔的《云岗石刻》（《法国远东学院学报》3—4，1925年，449）。
[159] 在拜占庭和叙利亚书上，洛阳有时是与 Taugast 有关，Taugast 一名来自 Tabgatch 或 Toba。
[160] 沙畹：《宋云对乌阇衍那和犍陀罗游记》（《法国远东学院学报》，1903年，第379页）。
[161] 参看塔尔格伦《吐沃斯丁收藏》（赫尔辛基，1917年）。这一时期米努辛斯克艺术的典型遗址有阿纳什、阿约什卡、奥伊什卡亚、拜什卡尔、哥罗切斯卡亚、卢戈伊什科耶、马尔义特列克、普罗托什洛沃、阿什克什河岸、克孜尔河右岸的秋兹塔村和阿巴坎草原各处。同样风格的兵器在俄国的东蒙古利亚、贝加尔湖以东，在上乌金斯克附近的比丘拉，在色棱金斯克和特洛伊茨克都有发现。参看费蒂奇《米努辛斯克的游牧艺术的复制品》（《匈牙利考古》1937，第202页）。
[162] 《匈牙利考古》，第205页。
[163] 马迦特的《关于库蛮的民族性》（《东突厥语方言研究》，柏林，1914年）。伯希和的《库蛮》（《亚洲杂志》1920年，第140页）。
[164] 沙畹：《西突厥史料》第223页。阿尔伯特·赫尔曼（《大亚细亚》II，3—4，1925年，564-580页）。
[165] 诺尔德克的《波斯古代史》第161、163页。马迦特的《伊兰考》第57页。A.克里斯唐桑的《萨珊王朝时期的伊朗》（巴黎，1936年，第284页）。
[166] F.W.K.穆勒的《粟特语写本》I，108页。
[167] 马迦特的《伊兰考》，第60—63页；克里斯唐桑的《萨珊王朝时期的伊朗》（巴黎，1936年，第289页）。
[168] 这是克里斯唐桑确定的位置，得到了马迦特的赞同。参看《萨珊王朝时期的伊朗》第287—288页。
[169] 马迦特的《伊兰考》第55-57页。克里斯唐桑的《萨珊王朝时期的伊朗》287—288页。
[170] 伯希和的《吐火罗语与库车语》（《亚洲杂志》I，1934年，42）。沙畹（《通报》1907年，第188页）。（《魏书·大月氏传》：“其王寄多罗勇武，遂兴师越大山，南侵北天竺”。——译者）
[171] 该史料有些不清楚，普森提出了争论，参看《印度的王朝和历史》第52-54页。
[172] 指朱纳格尔石刻铭文。——译者
[173] 塔巴里的《编写史》，措滕伯格译本（巴黎，1867-1874年）II，131。
[174] 宋云行纪，沙畹译本（《法国远东学院学报》1903年，第402，417页）。（文中“头戴一角，长八尺”在《洛阳伽蓝记》中记：“……头戴一角。长八尺，奇长三尺。”张星烺编注的《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四册（1978年版）第70页中记道：“头戴一角。长八尺”，可见指衣长八尺。——译者）。
[175] 参看富歇的《犍陀罗的希腊-佛教艺术》（巴黎，1905—1951年）II，第589页。
[176] 关于哒的钱币学，参看容克尔的《门茨的哒文书》（《普鲁士科学院会议录》1930年，柏林，641页）。摩根（Num.Or.）（1936年），第446—457页。
[177] 该课题在普桑的《印度的王朝和历史》一书中有讨论，参看第62-68页。
[178] 塔内瑟尔国在德里西北。其兴起应归于它在使恒河流域免遭匈奴入侵中所发挥的前哨作用。
[179] 对于亚洲的匈人与欧洲匈人之间的早期分裂，突厥语学可以提供一些证据。据N.波佩，占据着伏尔加河岸、萨迈拉和喀山之间地区的今天的楚瓦什人是西匈奴的后裔。楚瓦什语与其他突厥语有区别。波佩和巴托尔德认为这一区别产生于公元初期。参看波佩的《大亚细亚》I，775和《匈牙利年报》VII，151和巴托尔德在《伊斯兰百科全书》中的“突厥”条目，第948页。
[180] 阿兰人是具有特殊意义的，他们将以“阿速”一名重现于成吉思汗蒙古史上。关于他们，参看托马施克的《阿兰尼》（波利-维索瓦编Real Encyclopädie）。巴托尔德，《伊斯兰百科全书》“阿兰”条目，第315页。米诺尔斯基《世界境域志》中的阿兰，第444页。马克思·埃伯特写道：“近公元前2世纪末，阿兰人仍在咸海-里海之间的草原上过着游牧生活。他们由此向顿河迁徙。在斯特拉波时代，他们在里海和顿河之间扎营，并由此开始对帕提亚的阿塞拜疆省发动掠夺性袭击”。（sūd_Russland im Alterthum，第375页）。参看马迦特的《东欧东亚之间的往来交涉》（莱比锡，1903年）第164页以下。
[181] 参看L.弗朗歇的文章 （Une colonie scytho-alaine en Orléanais au Ve siècle. Les bronzes caucasiens du Vendmois）（《科学评论》，1930年2月8-22日）。
[182] 阿米亚努斯·马尔克利努斯，XXXI，2。西多尼斯·阿波林纳里斯补充说：“匈奴人用巨大的弓和长箭武装起来，总是可以达到目标。他的目标对准谁就打败谁，因为他的箭带去了死亡！”
[183] 451年4月7日的这次著名战役，以往历史学家们认为在法国东北部马恩河北的沙龙郊区故称沙龙战役。近年来的研究表明，这次战役是发生在远离沙龙城南的特洛伊（塞纳河北），已成定论（参看吉本《罗马帝国衰亡史》伯利本，第三册，附录28，第507-508页）。——译者
[184] 指今法国香槟。——译者
[185] 伊斯坦布尔大学教授、突厥学家R.萨费博士概括了对阿提拉的有趣的颂词（Contribution à une histoire sincére d'Attila）（巴黎和伊斯坦布尔，1934年）。关于中亚和匈牙利的匈奴艺术，参看A.阿尔弗迪（《匈牙利考古》1932年），Z.塔卡奇的《欧亚大迁徙时期艺术之间的一致性》（载Artibus Asiae V，第2，3，4部分，1935年第177页）。在该书中，作者完成了他以往的著作（Chinesische Kunst bei den Hunnen）（《东亚杂志》1916年，第174—186页），（Chinesisch-hunnische Kunstformen） （Bulletin de L'Institut Archéologique Bulgare1925年，第194—229页），（Sino-Hunnica）（Alexis Petrouics Annicersary Volume，1934年），（L'art des grandes migrations en Hongrie et en Extreme-Orient）（《亚洲艺术评论》1931年，第32页）。关于同一时期的俄罗斯东部的艺术，参看施米特（《亚洲大陆北部古迹》I，1927年，18）。关于匈牙利的萨尔马特、匈奴和阿瓦尔问题的概述，参看费蒂奇（Metalikunst）（《匈牙利考古》1937年，附有一卷插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