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恶之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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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论<恶之花>》:引言

波德莱尔的《恶之花》,是一卷奇诗、一部心史、一本血泪之书。

恶之为花,其色艳而冷,其香浓而远,其态俏而诡,其格高而幽。它绽开在地狱的边缘。

1857年6月25日,《恶之花》经过多年的蓄积、磨砺,终于出现在巴黎的书店里。它仿佛一声霹雳,刹那间震动了法国诗坛,引起了沸沸扬扬的议论;它又像是一只无情的铁手,狠狠地拨动着人们的心弦,令其发出“新的震颤”[1]。

它不是诺瓦利斯的“蓝色花”[2],虽然神奇诡异却并不虚幻缥缈,因为它就扎根在具体的时空里。它有着不可抗拒的诱惑力,却令怯懦者畏葸不前,因为它揭开了人心最隐秘的角落。它又蕴藏着地火一样潜在的威力,使秩序的维护者胆寒,因为它是一颗不安的灵魂的抗议。

果然,《恶之花》遭到了“普遍的猛烈抨击,引起了人们的好奇”[3]。“好奇”,正是作者的追求;“抨击”,也不能使他退缩。然而,跟在“抨击”之后的却是法律的追究,这是他万万没有想到的。第二帝国的法庭自然不配做诗国的裁判官,可就在文学界,这本不厚的小书也引起了唇枪舌战,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毁誉参半,相持不下。而且,毁中有誉,誉中有毁,迷离惝恍,莫衷一是,竟使得波德莱尔在法国文学史上的地位久久不能排定。

儒勒·瓦莱斯问道:“他的‘不朽’能维持十年吗?勉强!”[4]

青年时代的艾米尔·法盖心中常想:“《恶之花》不是传世之作……”[5]

1884年,莫里斯·巴莱斯认为,有朝一日,《恶之花》“将被人遗忘”[6]。

1917年,纪尤姆·阿波利奈尔断言:“他的影响现在终止了,这不是一件坏事。”[7]

然而,1978年11月1日,法国《快报》周刊(第1426期)公布了一份《法国在读书》的调查报告,报告表明:百分之四十六的读者喜欢阅读波德莱尔的作品,而所谓“波德莱尔的作品”,只能是《恶之花》和他的散文诗集《巴黎的忧郁》,而后者可以说是前者形式上的对应物,在精神上“仍然是《恶之花》”[8]。此类调查报告几乎年年都有,而波德莱尔和他的《恶之花》也几乎总是名列前茅。

单靠统计数字,自然不足以说明一部作品的兴衰,一部作品的兴衰也不能完全说明它在文学上的价值。但是,在浩如烟海的历代文学作品中,《恶之花》至今仍拥有如此数量的读者,这至少可以告诉人们:《恶之花》历经一百三十年的风雨而不凋,依然盛开在法兰西乃至世界诗国的原野上,它的作者经受一百二十年的评说而未朽,依然像高山一样耸立在法兰西乃至世界诗国的土地上。

此中的奥秘,正如路易·阿拉贡所说:“没有一个诗人能比波德莱尔引起人们更多的热烈情绪。”[9]热烈者,极端之谓也。

关于诗,维克多·雨果说它“灼热闪烁,犹如众星”[10],阿尔弗莱德·德·维尼看到的分明是“善之花”[11],埃德蒙·谢雷却只闻到了令读者掩鼻的“臭气”[12]……

关于诗人,阿尔杜尔·兰波呼为“真正的上帝”[13],T.S.艾略特奉为“现代所有国家中诗人的最高楷模”[14],费迪南·布吕纳吉埃却称之为“旅馆中的撒旦”[15]……

针锋相对,各趋一端,毁誉双方的“情绪”果然“热烈”。于是,人们自然要问:

毒草乎,香花乎,《恶之花》?

鬼耶,神耶,人耶,波德莱尔?

在一个分裂为阶级,阶级中又分裂为阶层,彼此间进行着长期的或暂时的、公开的或隐蔽的、激烈的或平和的斗争的社会中,一位引起了人们如此极端、如此敌对情绪的诗人必定是一位伟大的诗人。他的诗激发了人们刻骨镂心的爱和恨,这正是他的诗的力量、深度和美的表现。

多少年来,《恶之花》被包裹在一片神秘、危险,甚至邪恶的气氛中,诱惑着各个时代、各个国度、各个年龄的读者。马克斯—波尔·福歇曾经这样描述过他最初阅读《恶之花》的情景:“《恶之花》被我的父母藏在柜顶……那口普通的柜子,在我看来,就是一株知善恶树[16]。四十年过去了,我觉得还能感到当时的心跳,害怕楼梯上的脚步声,因不能完全读懂而痛苦,还有那看到愚蠢的图画时肚子里的骚乱……波德莱尔比其他人更使我体验到反抗和美妙的苦恼。他使多少人走出了童年时代啊!”[17]

童年,既是指生理上的童年,更是指精神上的童年。那些敢于正视社会和人生的读者,通过《恶之花》,看到了一个满目疮痍的社会,体验到一个备受摧残的人生,听见了一阵阵从地狱中传来的呼声,他们的心中或许会生出一股怜悯的暖流,或许会腾起一团反抗的怒火,或许会敲响一阵自警的暮鼓晨钟……总之,他们会获得更冷静、更勇敢、更深邃的目光,从而不再为虚伪的纱幕所蒙蔽,不再为盲目的乐观所陶醉,也不再为世间的丑恶所吓倒。

《恶之花》是伊甸园中的一枚禁果,只有勇敢而正直的人才能够摘食,并且消化。他们无须等待蛇的诱惑。

曲高和寡。《恶之花》从书店到马克斯—波尔·福歇的父母的柜顶,再到广大读者的书架上,这中间经过了多么漫长的岁月啊!波德莱尔曾经不止一次地表示:“这本书只是为少数人而写的……”[18]因此,《恶之花》的深刻和新颖没有被当代人理解,是一代一代的精英,甚至是其中最高层的那一部分迫使公众接受了波德莱尔。然而,《恶之花》真正的朋友是时间。资本主义的法国经过了一百多年的发展和演变,较高的物质文明和空虚的精神世界所形成的矛盾,给人们带来了极为深重的焦虑、不安和惶惑,使得更多的人理解了当年波德莱尔发出的呻吟、抗议和警告。时至今日,人们说过的关于波德莱尔的话几乎可以和关于拿破仑的一样多,这说明,伊甸园中的这枚禁果正在向越来越多的人显示出鲜丽的颜色、散发出浓郁的芬芳和传送出神秘的暗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