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言

随着以机器大生产为基础的商品经济登上社会经济的历史舞台，周期性的经济波动就成为社会经济运动的一个重要形式。早在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就系统考察了资本主义的周期性经济波动，分析了危机、萧条、复苏、高涨到新的危机的经济周期的阶段，论证了经济周期性运动的物质基础。140多年来世界经济有了很大发展，经济运动的周期性具有了新的特点，关于经济周期的理论探索也获得了丰硕的成果，如熊彼特的《商业周期》等都是有名的著作。但遗憾的是，我国经济学界一直认为只有资本主义经济才有经济周期，马克思的周期理论未能得到发展。近年来才有人对我国社会主义经济中的周期进行探讨，但还只限于总量上的一般分析，而且即便是这样，一些探索性的研究也遭到某些人的非难。

经济运动不仅有周期波动，而且有结构变动。结构变动同周期波动是经济运动的两种基本形式。对经济结构的理论研究，就某些方面和某些方法而言，在国外有了很大进展，如里昂惕夫的投入产出理论和巴森内蒂的动态结构增长理论、钱纳里的结构发展理论和库兹涅茨对经济发展中结构变动的研究，但从整体上看尚未形成完整的经济结构理论。我国的经济结构研究基本上是从20世纪80年代初的经济调整时起步的。近年来，我国经济（尤其是产业）结构理论有了长足进步，但总的来看往往偏重于30年来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总结，研究的空间也多少有点狭窄。

更为重要的是，周期波动理论与结构变动理论，无论在国外还是国内，基本上是分别独立地进行的。但在实际生活中，周期波动不仅有其相应的结构原因，它也会带来相应的结构变动。因而，在周期波动与结构变动这两种经济运动形式之间存在着有机的联系。把握住这一中介联系机制，对于宏观理论的中观化，或者说对于把总量理论与结构理论结合起来，具有重要的意义。

从我国这些年的实践来看，因追求过高的经济增长速度而导致的总量膨胀，往往是和结构失衡并存的，这使得短缺资源愈加短缺，短缺资源约束的加剧正是经济发展不能不出现周期性波动的一个重要原因。因而，在调整经济时不仅需要控制需求总量，还需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然后才能缩短调整过程，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并且随着结构的进步，把我国经济发展水平推上一个新的台阶。正因为这样，从经济理论上研究周期波动对经济结构的影响，研究总量变动与结构变动的关系，研究周期波动与结构变动的内在机制，研究如何利用这一内在机制在我国实现经济的稳定增长，并且在稳定增长过程中不断推进结构的优化，便成为丰富和深化我国的周期理论研究与经济结构理论研究的重大课题。

令人高兴的是，马建堂同志选择了这一难度很大的课题，对周期波动与结构变动进行了开拓性的研究，有很高的理论价值和实用价值。

全书是以对以下几个问题的回答安排其逻辑结构的：

1．各类经济周期中是否存在着有规律的结构变动？2．如果存在的话，这些有规律的变动是什么？3.是什么因素使得经济周期中出现有规律的结构变动？4．周期的类型和长度对经济结构的影响是什么？5．这些有规律的结构变动在我国有无特殊性？6．如有特殊性的话，其原因是什么？通读全文并参加了马建堂同志的博士论文答辩后，我感到这些问题基本上都得到了深刻的和科学的说明，故值得向读者推荐并为之作序。

还有一点需要提及，我很欣赏作者艰辛研读国外经济文献、大量掌握统计资料和史料的求实学风和精确引证他人观点的科研道德。近年来，经济研究中有一种不太健康的风气，有的喜好追求时尚，不愿下力气钻研学问，有的借用他人观点，却不尊重人家的劳动，甚至通篇公开剽窃。这都需要经济学界同人从自己做起，以正学风。

需要指出，由于作者把重心放在研究周期波动对结构变动的影响方面，从而诸如结构高度化对经济周期的影响就没有充分展开；另外，体制问题对经济运行影响很大，作者虽然对经济体制对于我国产业结构周期性变动的影响做了说明，但总的来看，体制问题涉猎尚嫌少了一点。这些都可作为进一步研究的内容。

早在1983年马建堂同志还在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攻读硕士研究生时，我们就彼此结识了。那时候我觉得马建堂同志勤奋好学，对于经济生活中的一些疑难问题有着一股“打破砂锅问到底”的执着的钻研劲头；南开的崇尚朴实、力戒浮夸也培养了他扎实的基本功与良好的学风。如今他刚满30岁，便已写出这样高质量的专著，真是可喜可贺。我们有理由期待作者在深入钻研的基础上有更好的著作问世，方不愧对我国知识界和学术界未来的如锦盛世。

戴园晨

戊辰岁暮于北京拾弥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