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市民文学

一、小故事诗

小故事诗（Fabliaux）近似笑话，流行于1170～1340年，现存150篇左右，短的50多行，长的1000余行（八音节诗），大部分产生于法国北部，作者多半佚名。小故事诗以日常生活为描写对象，篇末往往有道德教训，总结全诗的意义，这是古希腊罗马寓言带来的影响。

抨击教士 小故事诗常以教士为嘲讽对象，暴露教士的贪婪、狡诈、勾引妇女等恶行劣迹。吕特伯夫所作的《驴的遗嘱》（Le Testament de l’âne）写一个主教听说某教士将驴子埋入墓地，召之责问，斥责教士对神圣的教会犯下大罪，要将他下狱，让他下去三思。教士有的是钱，他准备了20利弗尔，说是驴子从20年的辛劳中节省下来，为免下地狱，在遗嘱中留给主教。主教回答：“愿上帝宠爱它，饶恕它做过的坏事和一切罪孽。”作者满含讥讽地说：“将钱和需要结合起来的人，不愁会有坏结果。”老奸巨猾的主教诈取钱财的方法在教会里司空见惯，连一般教士也有“很多衣服金钱，小麦装满谷仓”，为所欲为，法律和教规约束不了他们。他们从上到下都是一丘之貉。《教士的母牛布吕南》（De Brunain，la vache au prêtre）也以捐赠为主题，但机智的农民让教士吃了亏。有个农民在教堂听到教士布道：“天主会双倍还给诚心捐赠的人。”他便把自己的母牛捐给了教士，教士把这头母牛和自己的母牛拴在一起，不料农民的母牛思念老家，将教士的母牛拖回农民家里。捐赠乃是教会筹集资金的主要方法，历来被认为神圣合理，这篇小故事诗却认为布道者自己并不实行，因此这不过是骗人的手段而已，教士理应受到惩罚。《圣彼得和行吟诗人》（Saint Pierre et le jongleur）写一个行吟诗人在地狱看守在沸水桶里受煎熬的灵魂，他用灵魂与圣彼得赌博，他赌输后指责圣彼得作弊，竟大胆地揪圣彼得的髭须。这是对教会骗人们信教的抨击。小故事诗常常描写教士勾引妇女。吕特伯夫的《修士德尼丝》（Frère Denise）描写西蒙修士勾引骑士之女德尼丝，怂恿她离家出走，扮成修士，直到有一天被一贵妇识破：“这些人外表美好，但内里已经腐烂，污染这个世界。”她叫人将德尼丝的母亲叫来，并做媒将德尼丝嫁给一个骑士。中世纪的教士过着十分奢侈腐化的生活，但他们披着宗教外衣，有恃无恐。他们的败德污行引起农民和市民的强烈不满，这种不满在小故事诗中得到充分反映。

赞扬农民 在中世纪文学中，小故事诗较多描写到农民的种种美德和反抗精神。《农民医生》（Le Vilain Mire）描写一个富裕农民一再殴打妻子，其妻趁国王求医为公主治病，说她的丈夫精通医术，但需痛打他，他才肯给人看病。农民挨打，只得进宫治病。他做出各种滑稽动作，公主大笑，鱼骨吐了出来。国王不让他走，要他医治前来求医的病人。农民哆嗦之余，吩咐准备木柴，要将病势最重的人烧成灰作药，治愈众人。病人于是改口，病痛全消。这个诙谐的故事表明了智慧来自民间，莫里哀曾将其改写为《屈打成医》。《农民巧辩入天堂》（De Vilain qui conquit Paradis par plaid）写一个农民死后，跟随天使来到天堂门口，圣彼得、圣多玛和圣保罗挡住他，声称农民不得入天堂，农民反驳说，他正直高尚，入天堂有何不可。几个圣徒理屈词穷，请来天主，农民指出圣徒不仅否认过天主，而且陷害过别人，相反，他过的是清清白白、乐善好施的生活，因此更应入天堂。这首诗将农民置于圣徒之上，赞扬农民具有高尚的美德。所谓农民不能入天堂，乃是指卑贱者永远不能改变自己的命运，农民的反驳是对传统的阶级观念和社会偏见的大胆否定。《贡斯当·杜阿梅尔》（Constant du Hamel）描写农村的三个小暴君——司法吏、领主的森林管理人和教士觊觎农民贡斯当·杜阿梅尔的妻子，遭到她的坚拒。这三个家伙合谋用“需要、穷困和饥饿”迫使她就范。教士将农民革出教门，司法吏让他下狱，领主的森林管理人占有了耕牛。破了产的农民终于寻机报了仇：他把这三个人装在盛满羽毛的大桶里，放火焚烧，又挥舞大棒沿街追逐他们，叫出村里的狗扑向他们。诗歌最后写道：“愿天主使我们不再受辱！”这首诗反映了农村中的阶级对抗：三个反面人物是农村的统治势力——教会、封建贵族和法官的代表，农民不甘他们的欺凌和压迫，忍无可忍，狠狠地惩罚了他们。从这首诗可以看到中世纪雅克团（农民起义）仇恨和反抗统治者的情绪和行动。

鞭挞丑恶思想 有的小故事诗对丑恶思想加以尖锐抨击。《鞍褥一分为二》（La Housse partie）描写一个富有的市民为儿子讨了一个大贵族的女儿，宁愿放弃自己的一切财产，跟儿子一起过。到他年老，媳妇实在容不了他，要丈夫赶公公出门。老人听了儿子无情的话后，痛哭自己的不幸，只求儿子给他一条鞍褥御寒。他儿子让自己的小孩去拿一条。老人的孙子常常听说祖父倾其所有，才让父亲娶上母亲的故事。他将鞍褥一分为二，父亲责问他，他于是说出一番道理来：“我为你留下一半。你从我那里得不到更多的东西。如果我有一天成了主人，我会同你平分这半条鞍褥，就像你同祖父那样平分。正像祖父将他的财产给了你，我也会要下这份财产。你从我那里得到的，不会比你给祖父的更多。要是你让他悲惨地死去，我也会同样对待你，只要我活着。”做父亲的羞愧交加，终于回心转意。诗歌作者感叹“孩子们无情无义”的现象屡见不鲜，规劝做家长的不要给予孩子过多的财产。可见在13世纪金钱关系已经渗透到人们的思想中，父子之间往往以金钱为纽带，家庭关系冷酷无情。《救人的好汉》（Le Prud’homme qui sauva son compère）写一个渔夫去救一个落水者，不慎一桨打瞎了这个人的一只眼。渔夫把他救上船以后，送到自己家里护理。此人不知感恩，告到法院。法官难以断案，有人站出来说，可将此人投入海中，如果他能幸免于难，渔夫便赔给他一只眼睛。告状者哪敢照此办理，便收回申诉，他的行动不齿于人。“恶人从来不知感恩”，这就是诗歌得出的结论。

其他题材 小故事诗还以偷情的妇女为题材，甚至玩弄文字游戏，有的则叙述恶作剧，如《康边的三盲人》（Les Trois aveugles de Compiègne）叙述一个神职人员欺负三个瞎子看不见，说是已经施舍给他们一个金币，其实未给。瞎子们以为三人中有一个拿到了钱，到了旅店便要吃的要喝的，走时却付不出钱。这时神职人员又出面给瞎子们解围，表示由自己付钞。弥撒时间已到，神职人员给了本堂神父一把钱，说是老板发了疯，要为他念经。他又让老板向神父要钱，自己则上马溜掉。老板成了冤大头。这篇故事写得很是滑稽，在逗笑的小故事诗中有代表性。

二、列那狐故事诗

中世纪市民文学最繁荣的形式之一是列那狐故事诗，从12世纪下半叶至14世纪初，列那狐故事诗竟出现了10万行之多。

中世纪，费德尔和伊索的寓言已在法国流行；从10世纪至12世纪，有些用拉丁文写成的诗歌已叙述到狐狸同狼的斗争，如《伊桑格兰》（Ysengrimus，1152）。列那狐故事诗的作者接受了这些寓言诗的影响，又吸收了《伊索寓言》、费德尔寓言等的精华，并在民歌故事中汲取养料，经过市民意识的熏陶，以幽默和嘲讽的手法去反映现实。

《列那狐传奇》 《列那狐传奇》（Le Roman de Renart，约1174～1250）是最重要的列那狐故事诗，作者不止一人，包括皮埃尔·德·圣克卢（Pierre de Saint-Cloud）、里沙·德·利宗（Richard de Lison），共分26个组诗，分两个时期写成：1174～1205年为第一时期，1205～1250年为第二时期。故事诗短的不到100行，长的达到3000多行。

第一个时期的故事诗描写列那狐和伊桑格兰狼的斗争。先是列那狐力图欺骗公鸡、山雀、猫、乌鸦。它来到狼窝，谄媚母狼，欺凌小狼；伊桑格兰要报仇，紧追列那，列那却当着狼的面奸污了母狼。狼向狮王告状。教皇特使、骆驼缪查用法语、拉丁语和意大利语发表意见。鹿和野猪站在狐狸一边，而熊布仑支持狼。鹿提出让狐狸到庭。狗是法官，狼让狗装死，逮住狐狸。但诡计失败，狐狸逃走，受到群狗的追逐。狐狸去觅食，骗取了农民的一块火腿，却被狼抢走。狐狸遇到猫蒂贝尔，猫从两个教士那里叼到一根香肠。狐狸装死，想叼到三条鳗鱼。狼闻到炸鱼香味，倏然而至。狐狸哄骗狼削发，将开水浇到狼的头上。狐狸又让狼到池塘钓鱼，将尾巴浸到水里，却被冻住，狼受到农民的殴打。狐狸偷走一座修道院的母鸡，却落到井里，它让狼相信井底是天堂，骗狼下来，自己却逃走了，狼又被修士痛打一顿。狼和猫来到一个农民的地窖，猫喝到奶，却丢掉了尾巴。它向狐狸报复，从狐狸嘴里救走了公鸡。狮王要审判狐狸吞吃母鸡，熊和猫去传达圣旨。路上，熊贪吃蜂蜜，嘴卡在树干上拔不出来。猫太爱吃老鼠，掉到陷阱里。狐狸被獾判处绞刑，但又改判去朝圣，狐狸逃走了，途中遇到兔子，兔子设法逃走。

第二个时期的故事诗描写狮王生病，医生束手无策，请来狐狸。列那偷来草药，却说药来自海外，要就着狼皮、鹿角、猫皮吃下，猫及时逃脱。狐狸受到各方面的指控，同伊桑格兰决斗，失败后被判绞刑，被修士救下。它却偷走修士的四只阉鸡。狐狸忏悔，隐修士劝它到罗马朝圣。它与绵羊和驴子同行，在狼的宅第里大吃大喝。狐狸用计缚住狮子的尾巴，强奸了母狮。它被蜗牛抓住，判处死刑。列那的妻儿向狮王献上金银，把狐狸救出。它落入一只颜料桶里，被当成行吟诗人，报复了狼。它在河边的草堆上遇到一只鹅，向鹅忏悔，却把鹅吃掉了。狮王出发去十字军东征，狐狸制造假消息，夺取王位，娶了皇后。它与狮王之间的战争涂炭生灵。狮王最后原谅了反叛者。农民利埃塔得到狐狸的帮助，要置熊于死地，但狐狸偷了他的车带，他不肯酬谢它。贝尔托为了效忠狐狸，给它一只公鸡，公鸡让狐狸开口唱歌，从狐狸口中逃走。狐狸同狼赌博，输个精光。它装死逃走。它让人相信，它住在坟中的山楂树下，坟里埋着一个名叫列那的农民。

有的故事诗具有民间故事的特点。如列那狐为了逃脱判决，答应狮王，将伊沃里王的公主嫁给它。为了骗取猫嘴里的鳗鱼，它喊道：“这儿有一只老鼠！”

故事诗的中心角色是列那狐，同时描绘了各种飞禽走兽，故有“禽兽史诗”之称。诗中的动物既有各自的生物属性，又赋予了人的社会属性：凶猛的大动物相当于贵族统治阶级，而弱小的动物则是下层阶级。

从表面看，《列那狐传奇》多少含有对英雄史诗和骑士诗歌的戏仿，但明显具有不同的内容。最突出的是，这部故事诗集中描写“以狡猾取胜”这一主题。在动物中，狐狸素以狡猾著称，以狐狸作为狡猾的化身是最恰当不过了。故事诗最脍炙人口的篇章都是描写列那狐智斗伊桑格兰狼和其他动物的故事：狼贪吃鳗鱼，宁愿削发为僧，被狐狸用滚水浇头；狐狸又骗它将尾巴绑在水桶上，放入冰窟中钓鱼，冻住它的尾巴，狼差点丧命。狗熊布仑奉命要领回狐狸去受审，因它贪吃蜂蜜，狐狸设计夹住它的嘴巴，它遍体鳞伤地逃回宫廷。狼和熊是以贪婪无能的面目出现的。狐狸对狼说：“谁贪图一切就会丧失一切。”狐狸的狡猾有着以弱胜强，蔑视封建权贵的意味。故事诗还描写了狐狸的狡猾有欺骗诈取的一面：它装死躺下，使农民上当，狐狸在车里饱吃一顿，临走还挖苦一番；它以谄媚作为手段，骗取乌鸦开口，奶酪从乌鸦嘴里掉下来；它装死躺着，趁小鸟不备扑而食之；它还假装给小麻雀治病，将其一一吞食。它报复的手段也是残酷无情的：硬要狮王剥下狼皮，割下鹿角来治病。它欺骗的手段灵巧，是个顶呱呱的演员，能演出各种各样的场面。它这样做是为了谋生、报复、自卫。狡猾和诡诈乃是商人特有的品性，随着城市的发展，这种意识的影响日益增强，它是市民中的有产阶级向封建贵族斗争的思想武器，既显示出新兴阶级机智的一面，也表现其凶残的另一面。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狐狸在同比它强大的动物的较量中往往取胜，却经常败在弱小动物手下。公鸡几次让狐狸叼在口中，它急中生智，让狐狸松口，它展翅飞走，“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欺骗大家的狐狸这回也受了骗。”公鸡最后说：“应该惊醒的时候反倒打瞌睡，那真是得了眼疾，瞎了眼啦！”山雀不肯相信狐狸的“普天下和平”的鬼话，不同狐狸亲吻，识破了狐狸的诡计。同大动物的愚蠢相比，小动物的聪明显得更为突出，从中也反映了故事诗作者的爱憎态度。拉封丹曾改写过狐狸与公鸡的故事，最后得出结论：“欺骗了欺骗者，令人加倍愉快。”

《列那狐传奇》与英雄史诗和骑士诗歌的不同之处还在于它的讽刺意义。这部诗集主要对司法制度和教会进行了抨击。故事诗多次写到狮王开庭审判列那狐。狮王偏听偏信，法庭程序拖沓冗长，做出的决定往往无力或无法执行。这是当时封建法庭的写照。列那狐表示对此不屑一顾，不到庭听审。故事诗对教会的嘲讽较为尖锐：乡村教士不仅有妻室儿女，还拥有牲畜和土地，有的花天酒地甚至嫖妓，而修女们“给土地生产的财富养肥了”，列那狐宁愿忍受世俗生活的危险，也不愿意进修道院。列那狐深谙教士的虚伪，明白忏悔是自欺欺人，它挖苦说：“由于我被革出教门，我的灵魂永远不会被打入地狱。”它为了避免上绞刑架，表示要朝圣赎罪，可是一遇挫折，这支朝圣队伍便风流云散，列那狐道出了众人的心里话：

这次旅行艰难困苦，

世上有很多正直人

从来没在罗马驻足。

而朝拜过七次的人，

回来后变得更刻毒。

在故事诗中，参加“十字军东征”是为了逃脱惩罚，不仅不能使人改邪归正，反而使人进一步堕落，连狮王也不相信列那狐会改好：“它回来时会比以前更坏。往往就是这样：去时好好的，回来变坏了。”这两首诗不是出自一人之手，而思想却不谋而合，可见市民阶级对“十字军东征”十分不满，原因在于这种所谓“朝圣”和“保卫圣地”的行动，只是带走了大批劳动力，对生产发展非常不利，因而市民阶级的代言人——《列那狐传奇》的作者们提出了反对的呼声。

艺术魅力 《列那狐传奇》的魅力来自动物拟人化而又保留动物特性，即将动物属性和人的社会属性巧妙地结合起来，带上一种幽默的意趣。狮子取名“高贵”“贵族”，公鸡取名“亮嗓子”，蜗牛取名“慢吞吞”，野兔取名“胆小鬼”。狐狸是“恶作剧的爱好者和诡计专家”，狼既愚蠢又贪婪和强壮，公鸡骄傲，却颇为灵活，狮子庄严轻信，牝狮爱卖弄风情，山雀喜欢冒险。这些描写显示出诗人观察细腻，熟悉农村生活，描绘准确生动。尤其是《列那狐传奇》善于将形象的刻画和讽刺紧密结合在一起。如第五篇，狐狸不慎落入井中，它骗狼说，井里是天堂，应有尽有：“你别存奢望，你进不了这地方，天堂是仙境乐园，不为所有人开放。”又说：“善的分量很重时，便会降到下面，而一切恶留在上边。”狼终于受骗，跳入另一只桶中。狼比狐狸重，便沉落下去，半路上与狐狸相遇，狼奇怪狐狸怎么反而离开，狐狸回答：

你不用装扮鬼脸。

我给你解释结局：

有走自然就有来。

这是一个老规矩。

我到上面的天堂，

你到下面的地狱。

我可逃脱了魔鬼，

而轮到你见鬼去。

你陷入绝望之中，

我却摆脱了忧虑。

在这个场面中，狐狸和狼的形象活灵活现，尤其是狐狸，它引诱的话切中狼的心理，在捉弄了对方的同时，也揶揄了宗教。由于列那狐的刻画极为成功，在法语中，列那这个专有名词代替了狐狸古法语的普通名词。歌德据此改写的《列那狐》使列那的故事流传更广。

故事诗的演变 13世纪下半叶，有的诗人写出了新的列那狐故事诗，他们利用这个受欢迎的题材，加进了政治内容，可是动物失去了生物特点，几乎像人一样，《列那狐传奇》的喜剧意味也大为减色，艺术上显得较为粗糙。

《假冒为善的列那狐》（Renart le contrefait）有两部，吕特伯夫的一部《列那狐的变形》（Renard le Bétourne，写于1260～1270年），抨击圣路易、他的顾问和托钵僧；另一部的作者是个当过杂货商人的教士，约写于1328年左右。

《新列那狐》（Renart le nouvel，1288）的作者是雅克马尔·吉莱（Jacquemart Gielée），描写列那狐与狮王大战，狐狸最后戴上了王冠，统治天下。

《列那狐加冕》（Couronnement de Renart，约1295）的作者不详，描写列那狐继承了王位，赶走为它效过力的刺猬和绵羊；它拒绝礼物，它的亲属却收下。它对富人宽厚，对穷人严厉。教皇请它到罗马传授成功秘诀。穷人哀叹死神夺走了一个好国王，却给了他们一个坏国王。

在《列那狐传奇》中，列那狐还受制于狮王，有时处于劣势，而在这几部故事诗里，列那狐志得意满，直至坐上国王的宝座。如果说，列那狐代表了商人阶层的意识，那么，在13世纪末、14世纪初，这种意识在城市已占据了统治地位，列那狐故事诗的演变透露了此中消息。

列那狐的故事传到了荷兰、德国和英国。19世纪和20世纪，不少法国作家改编了列那狐故事，甚至将故事人物放到巴黎第五区。

三、《玫瑰传奇》

《玫瑰传奇》（Le Roman de la Rose）是中世纪文学的一部重要作品，由截然不同的两部分构成，第一部分的作者是纪尧姆·德·洛里斯（Guillaume de Lorris，生平不详），约写于1225～1230年，共4028行；第二部分的作者是让·德·默恩［Jean de Meung，又名让·肖皮纳尔（Jean Chopinal，约1240～1305）］，写于1268～1282年，不到18000行（全诗共21750行）。均为八音节诗。第二部分是《玫瑰传奇》的主体，意义也更为突出，后世的手抄本也多达300部，1500年以后传至英国、荷兰、意大利。

第一部分 这是一个长梦，做了五年之久。作者梦见自己在五月的清晨走进“爱情”果园，爱情的敌对力量化为十个意象。诗人由“怠惰女”带到典雅的“德行”那里，然后发现了水仙喷泉。诗人看到玫瑰蓓蕾。爱神一箭射中了他，他爱上了“玫瑰”，受到“热烈欢迎”的安慰。在“希望”“温情”“蜜语”“媚眼”的帮助下，情人去寻找“玫瑰”。尽管“危险”“恐惧”“羞耻”“坏嘴”和“嫉妒”百般阻拦，情人还是终于吻到“玫瑰”。但“嫉妒”将“玫瑰”关在塔楼中，诗人痛苦不堪……

纪尧姆·德·洛里斯根据典雅诗歌提出一套“爱的艺术”，所不同的是，他将人的各种感情拟人化（甚至扩大为河流象征生命，果园象征社会），力求产生细腻而具体的效果。值得注意的是，他把梦引入文学：“梦不是谎言。”做梦的人物是我，我经历了梦预言的“现实”。洛里斯的诗句较为轻巧，尤其他描写春天来临的一段诗句情调欢快：

青春应当过得

快活而多情：

这时节如花似锦。

听到绿叶间

鸟儿动听的啼鸣，

不爱五月心多硬。

他对春天的歌唱为后世诗人夏尔·德·奥尔良、龙沙、戈蒂埃所继承。

第二部分 情人不听“理性”的长篇劝说，“朋友”则劝他要有诱惑的本事，说到爱情的黄金时代和如何对待妇女。情人受到“财富”的拒绝，又得到爱神的帮助。爱神决定进攻由“嫉妒”建造的塔楼。它得到母亲维纳斯和“伪装”的帮助。“伪装”穿着教士服装，猛烈抨击假虔诚和托钵僧的伪善。爱神的队伍发动进攻，“伪装”扼住“坏嘴”的喉咙。大家说服“老女人”指点“热烈欢迎”，教会后者爱的艺术（要摆脱束缚，利用青春和魅力）。正当情人认为可以摘取玫瑰时，“危险”出现了。在爱神和维纳斯的帮助下，大家冲进塔楼，摧毁男女心中的“贞洁”。“自然”出现了，它创造的人与“死亡”和“腐化”做斗争。“艺术”徒劳地窃取“自然”的创造力，于是投身于炼金术。“自然”向神灵忏悔，谈到世界、自然法则和出身问题，以及科学、彗星、陨星。神灵谈到天堂、不朽、生命的神泉。维纳斯射出一支燃烧的箭，塔楼的守卫者纷纷逃遁。情人不顾“嫉妒”“理性”“财富”的阻拦，采摘玫瑰蓓蕾。诗人醒来。

让·德·默恩增加了一些隐喻，但他彻底改变了前一部分的构思。他笔下的人物爱作长篇议论，“理性”和“朋友”的一番话各占3000行，而“自然”和“才能”的话有4500行，加在一起占了大半篇幅。这些议论涉及面广，谈到社会、哲学和科学，表明诗人学识渊博。这面“情人之镜”实是世界之镜，容纳了中世纪的知识。默恩出身平民，后为神职人员，1260年来到巴黎钻研学问，参加大学里的讨论，赞同采纳亚里士多德的学说，建立重理性的自然哲学。他认为自然是至高无上的，人类理性应热情地询问自然，了解它的秘密，因此他被视为一个反宗教的理性主义者。他的思想在《玫瑰传奇》第二部分中得到充分反映。

让·德·默恩站在市民阶级的立场上，猛烈抨击了贵族门第观念。“自然”这样宣称：

王公并非那么尊贵，

要让星辰为其报丧，

不同于别人的死亡：

比起赶大车的身价，

或教士和骑士侍从，

他们没有什么不同。

尽管强弱胖瘦不等，

出生时可赤裸不分。

而从人的状况来看，

毫无例外一律平等。

“自然”指出：“家世的显贵算不了什么。”贵族最好模仿他们的先辈，用武功和勇敢获得他们的贵族身份，因为他们的祖先“一离开人世，也带走了他们的一切品德”。“自然”理直气壮地说：

许多例子都将证明：

出身低微但有作为；

比起多少王子伯爵，

他们更加勇敢尊贵。

在封建门第观念盛行的时代，提出这样的观点是非常大胆的。让·德·默恩比后来的资产阶级作家早了几百年，首先举起了“天赋人权”的旗帜，他的思想反映了市民阶级取消贵族特权的强烈要求。诗人还借“伪装”之口，抨击了教士巧取豪夺：“我的金库未空之前，金钱便源源流入。”教士的本质虚伪狡诈：他们“穿上神圣的衣服，生活在假冒为善之中；外表像羔羊一样柔顺，内心却像狼那么凶残”。诗人还反对苦行主义和教士的独身，预示了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的反禁欲主义。

隐喻手法 《玫瑰传奇》的艺术特点在于大量采用隐喻，将人的思想感情和自然界的事物拟人化。在古代早就存在描写恶习与德行发生冲突，以及罗列七艺的作品。12世纪出现了一些用隐喻来叙述哲学、天文学的著作。隐喻在13世纪流行起来，《玫瑰传奇》则将其运用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13世纪为隐喻的流行提供了合适的土壤。隐喻的出现同当时研究神学和哲学的方法有密切关系。从奥古斯丁起，《圣经》被看作一个象征的集合体，用人们能理解的词汇的意象来表达神秘的信仰；神学家竭力寻找词句中的含义，发现其中的隐喻。12、13世纪，亚里士多德等古希腊罗马作家的修辞学传入法国，所谓修辞学，不外乎研究如何运用“意义的形象”，“说出此一事物，让人意会另一事物”，或将一系列比喻串联起来。神学和修辞学在13世纪几乎统治了人们的头脑，人们越来越习惯用隐喻的方式表达思想，爱看用拟人化手法描写的文学作品。拟人化手法既有字面的意义，又有隐喻意义；既有形象，又有抽象概念的通俗演绎。抽象概念由于有了可供想象的形式而变得具体了。《玫瑰传奇》出现以后，英雄史诗、骑士故事诗、列那狐故事诗、抒情诗、戏剧等等，无不竞相效尤，这种现象说明了隐喻手法符合当时人们的思维方式。

四、市民戏剧

中世纪的戏剧包括宗教剧和滑稽剧，即市民戏剧。市民戏剧的产生同宗教剧多少有关，虽然它接受了古罗马喜剧（普劳图斯和泰伦斯）的影响，也汲取了行吟诗人的创造。早在10世纪，每逢重大宗教节日，教士往往用对答的形式描述圣迹，至12世纪演变成半瞻礼剧。流传至今最古老的宗教剧是用拉丁文写的《亚当剧》（Jeu d’Aden，12世纪末）和让·博德尔（Jean Bodel，约1165～1210）的《圣尼古拉剧》（Jeu de saint Nicolas，约1200）。

奇迹剧 13世纪兴起了奇迹剧，市民抒情诗人吕特伯夫（参阅本节第五部分“市民抒情诗和维庸”）的《泰奥菲尔的奇迹》（Le Miracle de Théophile，约1260年）取材于希腊和拉丁的故事以及民间传说，描写见习生泰奥菲尔忏悔的故事：他向魔鬼出卖自己，后来圣母挽救了他。吕特伯夫对这个在中世纪十分流行的故事加以改编，从戈蒂埃·德·库安西（Gautier de Coinci，1178～1236）2029行的长诗中取材，写成一部663行的诗剧，加进了许多现实的内容：在一个濒于毁灭的世界中，恶不断向善发动战争，手段狡猾，常常是致命的。魔鬼不断纠缠泰奥菲尔，主教也仇视他。穷人不管有罪没罪，都受到众人的抛弃。人们不仅避开他，连他剩下的一点点东西也要剥夺，以致他完全要依附别人。在这个颠倒的世界中，善要替恶服务。一切由命运决定。人们无法离开这个地狱，黑暗战胜了光明，光芒熄灭了。这个诗剧颂扬了圣母的力量和仁慈，以至给圣母奇迹剧开辟了道路，使之在15世纪获得发展。在现存的40部奇迹剧集子《圣母的奇迹》（Miracles de Notre-Dame）中，世俗的成分大大加强，日常生活的描写占很大比重。尤其重要的是，奇迹剧在幕间穿插了一些滑稽场面，以吸引观众。这种形式同样存在于14世纪出现的神秘剧中。神秘剧搬演圣经传说。阿尔努·格雷邦（Arnoul Gréban，1420～1485）的《受难神秘剧》（Mystère de la Passion，约1450）长达35000行，上演四天，有224个人物。让·米歇尔（Jean Michel，约1435～1501）的同名剧（15世纪80年代）更膨胀为65000行，上演十天，内中也有喜剧性场面。宗教剧发展到极盛时，也预示了末路的到来，最终宗教剧让位于世俗戏剧。

各类市民剧 市民戏剧以独立的形式出现于13世纪中叶，带有喜剧色彩，属于早期的喜剧。最早的有亚当·德·拉阿尔（Adam de la Halle，1220或1222～约1288）的《“叶丛”酒店剧》（Le Jeu de la Feuillée，1276）、《罗班和玛丽蓉剧》（Le Jeu de Robin et Marion，约1285）。前者描写亚当离开阿拉斯和妻子，到巴黎求学。他的朋友们怀疑他能否实现自己的计划，他的父亲拒绝帮助他。一个修士带着圣徒遗物，表示能治百病。国王使者到来，说是有三个仙女要降临。晚上，这三个仙女果然来了，参加大家为她们准备的宴会。人们捉弄修士，有人为他掷骰子算命，他输掉了，要交出所有的圣徒遗物，为大家付账。一个疯子逼大家离开酒店。这个剧抨击了自私、吝啬、放荡的社会现象，认为圣徒遗物没有什么效果，根本不能医治疯狂。在这个不讲道德的世界中，恶、暴力、疯狂、绝望最终取胜。疯狂是狂欢节的特点，它充满了全剧，剧本结尾是对宗教仪式和宗教歌曲的模仿，酒店起着教堂的作用，酒店老板等于教士，酒是圣水，放声歌唱等于唱圣歌，人人开怀大笑。这是狂欢节留下的印记。今日人们逐渐发现此剧含有丰富的意义。《罗班和玛丽蓉剧》描写牧羊女拒绝骑士的调情，骑士将她劫走，她机智地自卫，骑士只得让她逃走，众人以歌舞迎接她归来。这个剧写得比较轻松，带有嘲弄的口吻。此外，吕特伯夫的《草药故事》（Le Dit de l’herberie）揶揄江湖郎中，无名氏的《童子和瞎子》（Le Garçon et l’aveugle）描写有钱的瞎子受仆人欺骗。

市民戏剧直到15世纪中叶，尤其在百年战争之后才获得繁荣，当时，许多城市建立了戏剧团体，如巴黎的“无忧少年”“法院书记生”，里昂的“疯大妈的打杂”，鲁昂的“戴绿帽子丈夫”，奥尔良的“盖斯潘”，这些团体每逢节日进行演出。从形式和内容来看，市民戏剧有下列几种：

傻子剧（soties）。由傻子或愚人身穿奇装异服，扮演滑稽场面，多半由“无忧少年”剧团演出。傻子剧有政治讽刺倾向，以皮埃尔·格兰戈尔（Pierre Gringore，1475～1539）的《傻子王》（Le Prince des sots，1512）最为有名。格兰戈尔是“无忧少年”的第二号人物，他按路易十二的吩咐写作此剧，以反对教皇朱尔乌斯二世。朱尔乌斯二世于1503年即位，1511年组织神圣同盟，矛头指向法国。剧中，象征教会和教皇的傻子大妈这样说：“我想征服俗人，扬名于世。”她野心勃勃。象征人民的傻子“公社”则说：“我有什么必要打仗？……我不在乎教会犯不犯错误，只要我的国家保持和平就行。”他表示了人民反对战争的愿望。

戏剧独白（monologues）。这是独角戏，以《巴纽莱的自由射手》（Le Franc-Archer de Bagnolet，1468）最为有名。所谓自由射手，是查理七世于1448年建立的一种户警，50户选出一名，和平时期待在家里，不领薪金，但可免税，战时每月领薪金。随着百年战争结束，维持自由射手的费用增加了乡村负担，越来越受到反对，因为他们骚扰村庄。16世纪作家布兰多姆称自由射手为“恶棍、废物，他们装备恶劣，身体羸弱，游手好闲，抢掠和鱼肉人民”。由于1479年自由射手在同奥地利军队作战时落荒而逃，路易十一终于在1480年取消了这种准军事组织。《巴纽莱的自由射手》描绘了这样一个可恶而又可笑的形象。这个自由射手上场先吹嘘：“有没有四个人敢跟我对打？你们赶快凑到一起！”当他遇上一个大麻扎成的假人时，吓了一跳：“啊，老爷，看在天主分上，可怜可怜我吧！高抬贵手！留我一条活命！”他见到对方胸前有白十字徽号，又说：“看到您的白十字徽号，我明白我们俩属于同一方。”但他见到对方背后有黑十字徽号，马上又说，是法国人的主保圣人万岁，还是布列塔尼人的主保圣人万岁，“这关系不大，只要我活着就行！”看看难逃活命，他便口念墓志铭：“这里安息着自由射手佩尔尼，他毫不退缩，在此就义，因为要逃跑已来不及。”他承认自己胆小如鼠：“我从来只宰杀家禽；有命令不许我们劫掠，我从来不遵守，因为不管何时何地，我有的是时间去抢掠；像我这样的人可有的是。”这时假人倒地，他才恍然大悟，把假人当作战利品带走。此剧写得十分生动风趣，没有赘言。自由射手时而自我表白，时而对观众说话，时而向假人陈词，戏剧效果强烈。拉伯雷的《巨人传》中，巴汝奇就引用过此剧的话：“我什么也不怕，除了危险以外，我一向这样说。就像巴纽莱的自由射手说过的那样。”巴纽莱的自由射手的感叹——“原来不过是麻扎的假人”，已成为一个谚语，意谓表面比实际更令人可怕的人或事物。此剧演出后，自由射手变得更加声名狼藉，成了过街老鼠。

道德剧（moralités）。现存60多部。《正道与歪道》（Bien avisé，mal avisé，1439）受宗教剧影响：走正道者升天堂，走歪道者下地狱。但也有政治题材的道德剧，如《职业和商品，流逝的时间》（Métier et marchandise，le temps qui court，1440），剧中城市和农村的商人、工匠、牧童抱怨战争使百业凋敝，民不聊生。

闹剧（farce）。在市民戏剧中，闹剧最为重要。现存150部左右，写于1440～1560年之间。闹剧一般很短，情节简单，人物不多，不用寓意手法，直接描写农民、小市民、士兵、教士和日常生活，忠实地描写了中世纪的世态人情，笑料百出，不过也有的流于粗鄙。最有名的是《巴特兰律师》（La farce du maître pierre pathelin，约1456～1469之间）和《洗衣桶闹剧》（La farce du cuvier）。后者写受气丈夫恰逢妻子跌入很深的洗衣桶中，找到机会报复。他假作天真，不断查看他的家务单子，一面说：“这不在我的单子内。”直到妻子同意撕毁这份“劳役契约”，他才帮助她爬出桶外。

《巴特兰律师》 诗体的《巴特兰律师》不仅是最出色的闹剧，而且是中世纪最出色的戏剧作品，不少评论家认为它应算作法国第一部喜剧。

律师巴特兰既无主顾又缺金钱，但他想出一计，高价买下布商吉约姆的布料，让吉约姆到他家取钱。待吉约姆来到巴特兰家，这个律师陪同妻子装作久得重病，不可能买布，吉约姆两手空空而归。祸不单行，他的牧童打死绵羊，他告到法院。牧童请巴特兰辩护，巴特兰让牧童学羊叫，作为对提问的回答。在法庭上，布商认出巴特兰，又气又急，语无伦次。法官急于赴宴，认为牧童头脑简单，免于判决。可是当巴特兰向牧童索取酬金时，牧童继续学羊叫，骗人者反而受骗。

剧本嘲弄的主要对象是布商。商人往往狡猾诡诈，惯于欺骗顾客，哄抬物价，为普通市民所憎恶。巴特兰捉弄他，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剧作者开始便点明巴特兰家境拮据，寄同情于律师，继之又交代布商吉约姆以高出原价五分之一的价钱欺弄对方，他为了贪吃一顿鹅肉而不坚持收取现钱，是个既刁又馋的家伙。吉约姆不仅经营布店，还从事畜牧业。他榨取牧童血汗，只付很少的工钱，牧童拿羊出气，把羊鞭打至死，又拿来充饥。吉约姆不仅要他赔偿这头羊，而且想把自己在巴特兰那儿损失的布料钱也捞回来。他告到法院，想以法律制裁他的帮工，真是心狠手辣。对这样一个唯利是图的商人加以嘲讽鞭挞，是大快人心的。剧作者的抨击到此并没有结束，他又让骗人的巴特兰受到牧童的捉弄，牧童用的是巴特兰教唆他对付布商的办法。这个结局用意在于点明剧本主旨：欺骗者到头来也会受到惩罚。作者肯定以欺骗取胜的态度，反映了市民意识。他让社会最底层的人——牧童成为胜利者，则反映他的思想具有民主倾向。

剧本对法庭的劣迹和法官的昏庸也有所触及。剧本描写法官同巴特兰律师关系友好，处处偏向律师。他急于草草收场，前去赴宴，对案情不感兴趣，也不想彻底弄清，糊里糊涂地宣判牧童不用赔偿，让布商败诉。这些场面是中世纪法庭的真实写照。

在艺术上，剧本的成就也很突出。人物各有特点：布商口齿伶俐，善于取得顾客的信任，但在狡黠的外表下显出愚蠢；巴特兰多的是鬼主意，会说多种语言，口若悬河是他的职业特点，此人常在社会上寻找主顾和受害者，像个低级律师，拉伯雷笔下的巴汝奇有他的影子；他的妻子完全是个小市民，懂得持家和保护家庭；牧童外貌粗俗，但包不住敏感的内心。《巴特兰律师》虽是最长的一部闹剧（篇幅为一般闹剧的三倍），但只有1400多行诗，写得比较紧凑。从结构上说，剧本已具备序幕、发展、高潮、结局四大部分：巴特兰和牧童的事由构成两条线索，汇聚到法庭一场，形成高潮，而结尾出人意料，全剧脉络清楚。剧本特别在制造喜剧效果方面有独到之处，采用了各种各样的手段。巴特兰装病时，口中胡言乱语，却又能押上韵。最精彩的是审判场面：布商又气又急，不知所云；牧童总是以羊叫来回答问话，插入滑稽的对话之中；巴特兰不断搅混案情，时而滔滔不绝，时而暗中向牧童发话，指挥审判的进行；法官貌似威严，高声呵斥，由于另有所想，不耐烦之状呼之欲出。这个场面确实达到了闹的气氛，笑料纷呈。该剧语言的运用也是前所未有的纯熟：巴特兰的妻子重复“小声一点”，自己却大声说话，重复滑稽的一两个词，这为后来的喜剧广泛采用；巴特兰的呓语插入各种方言，他的话是地道的口语，既夹带谚语，又伴随咒语；巴特兰的辩护词则符合空泛的修辞要求。总之，人物语言喜剧色彩强烈。剧本不使用乔装打扮、棒打、做鬼脸、粗言秽语等闹剧常用的手法，而是注重场面的滑稽、情节的重复、倒转等，这些是柏格森所重视的笑的手段。由于此剧十分成功，从15世纪末开始，人们把它称为喜剧。

《巴特兰律师》至16世纪末印了25版之多，巴特兰一词具有以甜言蜜语骗取别人信任的含义；法官的话“回到绵羊上来吧”则成为谚语，意即“言归正传”。

五、市民抒情诗和维庸

市民抒情诗产生于13世纪，它们的作者也是行吟诗人。市民抒情诗和骑士抒情诗的不同之处在于它直接描绘现实生活及其个人感受，并对风俗进行嘲讽，而很少涉及爱情。13世纪初，让·博代尔（Jean Bodel，约1165～约1210）的《辞别》（Congé）写诗人得麻风病以后与友人告别。科兰·米泽（Colin Muset，生卒年不详）生活在路易十一时期，他抒写自己的流浪生活、寻求保护人和艰辛的谋生经历，最后归来仍然两手空空。

吕特伯夫 13世纪最重要的市民抒情诗人是吕特伯夫（Rutebeuf，约1230～约1285年）。他来到巴黎，在1250年以后从事创作，现存50多篇作品。他有多方面的才能，既写作小故事诗和列那狐故事诗，又写作戏剧：《泰奥菲尔的奇迹》，而以抒情诗成就最高。

吕特伯夫的抒情诗写于1260～1270年间，已具有现代抒情诗的特点：他咏唱个人的内心感受，袒露自己的心灵和生活。《吕特伯夫的穷困》 （La Pauvreté Rutebeuf）、《吕特伯夫的婚姻》（Le Mariage Rutebeuf）、《吕特伯夫的怨诉》 （La Complainte Rutebeuf）、《冬天的困苦》（La Griesche d’hiver）和《夏天的困苦》（La Griesche d’été）都以自身为对象，描写自己以麦草为床，没有面包，四壁空空，生活在最艰苦的境况中，穷得连朋友都吓走了。但他爱赌博，因赌而穷，因穷而赌。他是个行吟诗人，到处流浪，生活不安定。他结婚后，妻子同他一起忍饥挨饿，没有柴烧，没有衣物，没有家具，没有面包，生活在赤贫中。他越加贫穷和不幸，没有什么可以典当。他失去了右眼，受到失明的威胁；他的马跌断了一条腿。奶妈因为得不到工钱，威胁说要离孩子而去。他没有钱付房租。他病了三个月，而妻子临产。朋友们把他抛弃了，“我相信是风把他们吹得四散。”他断绝了一切收入来源，只能依靠德·普瓦蒂埃伯爵。他向菲利普三世祈求恩典，并希望天主发慈悲。尤其不可忍受的是，他生活在富人之中。他的名字因与“艰辛的牛”（rude bœuf）谐音，又与他的身世相符而获得这个绰号。他感叹道，殉难者虽然经受了各种酷刑，

但我深信

他们的痛苦很快结束，

而我的痛苦像我的生活一样延续，

没有希望减轻。

吕特伯夫如实地表述自己的贫困，感情十分真挚；诗人不仅在自我申诉，同时也写出了贫苦大众的心声，展现了中世纪法国下层人民的生活。吕特伯夫对下层人民是抱着满腔同情的。短诗《沙滩广场的流浪汉》（Le Dit des Ribauds de Grève）描写严冬季节在巴黎沙滩广场踯躅的无家可归的人：

流浪汉，你们多舒坦；

树木都剥光了树枝，

而你们也没有衣衫；

你们的腰冻得战栗。

吕特伯夫的抒情诗往往带有一种亲切的幽默感。上述这首诗用“多舒坦”来反讽流浪汉的生活，他们缺衣少穿，挨饿受冻，诗人以俏皮的话来形容。吕特伯夫用“我相信是风把他们吹得四散”来写朋友的远离，用戏谑的口吻来叙述自己的婚姻和贫困，“我写诗和歌唱，／抨击一些人，取悦另一些人……我相信自己比列那狐更灵活。”这种幽默手法使他的诗别有韵味。

吕特伯夫还写过一些指责托钵僧的诗歌，维护巴黎大学的世俗教师，他还支持国王发动“十字军东征”。

维庸 弗朗索瓦·维庸（François Villon，1431～1463以后）是中世纪最后一位大诗人，也是第一个现代诗人。可是，他的生平就像伦勃朗的油画一样，绝大部分隐没在黑暗中，只有少数地方显现出来：人们只能根据他的诗歌和司法档案，推测出他身世的一个概貌。他出身贫寒，自幼丧父，由教士抚养长大，取了这个教士的姓。他本名为蒙柯比埃（或洛日）的弗朗索瓦（François de Montcorbier ou des Loges）。他在索邦学院艺术系攻读过，1452年获艺术学士学位。但他沾染了当时的大学生的不良习气：偷盗甚至杀人。1456年圣诞节之夜因纳瓦尔学院的盗窃案而受牵连，他在逃离巴黎之前写下《遗赠集》（Lais，1456），或称《小遗言集》，由40首十音节诗组成。诗人在失恋时想到死，他要把自己的财物遗赠给别人，既有诗人的亲属，又有巴黎市民、警察、小孩、教士、理发师、鞋匠、托钵僧、修女、高利贷者、杂货商、肉店老板、骑士、弓箭手。所赠物品有招牌、绵羊、头盔、提灯、金臼，等等。《遗赠集》属于短篇故事诗。

1456～1461年他在外省流浪，曾寄居于诗人夏尔·德·奥尔良的宫堡。1461年被奥尔良主教监禁，刚登位的路易十一路过此地，赦免了他，于是他隐居巴黎附近，1461～1462年写出《遗言集》（Testament），或称《大遗言集》。维庸表示要写遗嘱。他承认自己犯过错误，寻欢作乐过，是个罪人，但自己献身于爱情，痛苦把他改变了，他犯罪是由于没有好好思考，而不是本质坏。他忏悔了，天主不要他死，宽恕了他。他恨自己没有遇到一个保护者，帮他走上正路。他受到命运的捉弄，没有青春和快乐。他的家人不理他，情人欺骗他。他不想报复，而是相信天主，要感谢帮过他的波旁公爵、路易十一和养父。他怀念早年生活的无忧无虑，回想起伙伴的命运：他们有的死了，有的成了乞丐，但有的是大贵族或教士，什么也不缺。他受到贫穷的困扰，想到死亡的痛苦和不可避免，也想到人生的变幻无常。他思索爱情的本质和自己的失恋。他向“三位一体”寻求思想寄托。他把自己的作品遗赠给亲人、情人和朋友。

1462年11月他被判死刑，他在狱中写出《维庸的墓志铭，或名绞刑犯谣曲》（L’Épitaphe de Villon ou la ballade des pendus），收入《杂诗》（Poésies diverses）中。1463年1月5日他被改判成逐出巴黎十年，自此维庸杳无音信。1489年他的作品第一次印行。

作为中世纪最后一个诗人，维庸已经预示着文艺复兴精神的诞生。首先，维庸的个人剖白已预示着资产阶级的个性解放。吕特伯夫的抒情诗基本上用的是白描手法，个人的内心思绪流露较少。维庸则深入而真切地描绘了自己复杂的内心感情。《遗赠集》细腻地表白了维庸面对渺茫前途的态度。《遗言集》写的是另一种心情，他在六年的流浪生活中备尝艰辛，于是更清醒地去看待现实。他审视自己的身世，看到“我从年轻时起就很贫穷，出身低微贫寒，我的父亲从来没有大量财产”，但他并不耻于贫贱：

你不必那么自怨自艾，

也不必大声叫苦，

如果你不像雅克·格尔那么豪富；

还不如穿着粗布衣服，

穷虽穷，却胜过生前是老爷，

如今腐烂于奢华的坟墓。

回顾自己走过的道路，他不禁悔恨交加：

天啊，如果我在狂热青春

曾经潜心学习，

而且修身养性，

我就有软床和房子，

可是呀！我逃学不止一次，

像坏孩子所作所为；

写下这几句话时，

我几乎要心碎。

维庸留恋人世间的生活，感到自己虽然只有30岁，却好像已到了暮年，因而慨叹自己的一生过于短促。他思索人生的意义，看到历史上的名媛贵胄无不灰飞烟灭，便发出深沉的感叹：“英勇的查理大帝如今安在？”“昔日白雪（指名媛贵妇）如今安在？”（《往日贵妇谣曲》，Ballade des dames du temps jadis）《遗言集》进而抒发了诗人内心的痛苦：他眼前的处境是命运对他早年生活的惩罚，但他认为自己本性不坏，希望天主原谅自己的罪孽。他的心灵和肉体做着斗争，既有悔恨，又留恋荒唐的生活。他说：“我在哭泣中嬉笑”，就是这种矛盾心态的反映。在《维庸的墓志铭，或名绞刑犯谣曲》中，他的内心情感表现得更加曲折细腻：既有直露的表白，希望世人不要铁石心肠，而要表现出怜悯之心，并祈求天主和耶稣开恩，不要让罪人们忍受酷刑；他又通过展示绞刑犯的惨状，以博得世人的同情，将自己微妙的心理巧妙地表现出来；他为自己的过错辩白，认为凡是人都可能狂热，因而这类过错也应得到谅解；最后，他在生前想到死后的惨状，不免发怵、恐惧、忏悔、辩解、要人原谅的心情一齐涌现，一个有文化、走上邪路的绞刑犯死前的思绪生动地勾画出来，这是前人没有写过的。作为人的这种复杂心理，只有到18世纪卢梭写出《忏悔录》以后才更鲜明地得到描绘。至于诗歌，则要到19世纪才有诗人这样剖析自己的复杂情感。

第二，维庸以死亡题材入诗，这是一种近代意识。维庸一生有过几次面对死亡的来临，正是在这样的时刻，他写下了《小遗言集》《大遗言集》《维庸的墓志铭，或名绞刑犯谣曲》。他对死亡的感受比一般人来得丰富。在《死亡的幽灵》（Le Spectre de la mort）中，维庸回顾了自己低贱的身世和贫穷的遭遇，他无法与豪富的王亲国戚相比。维庸得出的结论依然是追求生的欢乐，而且是贫穷生活的欢乐。追求生的欢乐是文艺复兴时期高扬的人文主义精神之一，而维庸已经敏锐地抓住这种精神意识了。维庸描写死亡的困扰时，既憎恨死神，又被死亡所吸引，因为他看到死神的强大，它对帝王和小人物一视同仁：

我知道，穷人和富人，

圣者和愚人，教士和在俗教徒，

贵族和平民，大方和吝啬的人，

瘦小和高大，漂亮和丑恶，

穿翻领外衣的贵妇，

不管什么社会地位，

穿着贵族或平民的衣服，

死神都毫无例外抓住不放。

但死亡的平等并不减少垂危的可怕痛苦和肉体的变形。在《绞刑犯谣曲》中，维庸刻画了死者的种种惨状。对绞刑犯来说，死亡不是一种解脱，而是另一种苦难，并且千百倍地超过人间的苦难。人生的意义和变化无常，命运的不合理安排，死亡对人的威胁，这些是维庸诗中不断思索的问题。维庸描绘的虽是个人感受，却表达了英法百年战争结束后混乱的社会状况和人们无所适从的心理。当时，社会上笼罩着虚幻和希望相混合的情绪，人们一方面对满目疮痍感到泄气，另一方面又对新生活怀着希冀。维庸表达了中世纪末期人们精神的危机感，而这种危机感又透露出文艺复兴的曙光。

第三，维庸化丑为美，丑中见美的描绘和艺术观，最早体现了近代资产阶级文学揭示的一条艺术准则。《维庸的墓志铭，或名绞刑犯谣曲》描绘了一幅陈尸旷野的丑陋不堪的画面，绞刑架上吊着几个绞刑犯：

你们看到我们五六个紧依傍：

我们的皮肉，曾保养得多鲜活，

早就被吃光和烂掉剥落，

我们的骨头成了灰烬和齑粉。

……

雨水将我们淋得湿透和冲洗，

晒干和晒黑我们的是太阳；

喜鹊、乌鸦啄去我们的眼珠子，

把胡须和眉毛也都拔光。

但是，艺术美的规律却起着相反的作用，在生活中显得丑的东西，在文学作品中却改变了性质。对于生活中丑陋的事物，维庸的艺术观与同时代人的审美观显然不同。无独有偶，维庸另有一首名作《美丽的制盔女》（La Belle heaumière），这首诗叙述一个昔日佳人到了暮年顾影自怜，回忆起当年的风韵：金发白肤，黛眉弯弯，面露酒窝，嘴唇艳红，双乳娇小，腰股丰满；如今呢，额头起皱，头发灰白，眉毛脱尽，眼睛昏花，面如死灰，唇如皮革：

人的美就这样终止！

背已驼，双肩已佝偻，

玉臂僵缩，手成爪子，

双乳瘪到一无所有，

臀部也像乳房干瘦，

迷人的宝藏全凋残！

玉腿萎缩得多丑陋，

就像腊肠污迹斑斑。

19世纪的大雕塑家罗丹从中得到启发，塑造了一尊同名塑像《欧米哀尔》（即制盔女的译音），脍炙人口。这尊塑像把维庸笔下的形象具体化了，但更突出了丑。关于丑的艺术美要到19世纪才被文学家所认识，维庸的领悟早了300年。他对丑的形象的发现同他的经历有关。他一生接触的几乎都是下层社会人物，他不断目睹社会底层的生活，对人世沧桑深有体会。无疑，绞刑犯和憔悴的制盔女他见过不少，他在生活中见到的丑和丑恶的事物远比美和美好事物多得多，悟到了丑更能表现社会生活的本质。

第四，维庸诗作中谑而不虐，亦庄亦谐的风格表明他的艺术和技巧比前人跨进了一大步，向着近代所重视的幽默感靠近。他将严肃的情调与讽刺相结合，以细腻的感情与粗鲁的用词或粗俗画面相调和，而不是唯有哀怨而无调侃，唯有悲惨而无戏谑，唯有绝望而无希望，唯有叹息而无隽语。例如诗人在《遗赠集》中以戏谑的态度对待茫然的前途：把自己的名声遗赠给继父，把受创伤的心遗赠给不再爱他的女人，把空蛋壳遗赠给三个赤裸的小孩——高利贷者，以玩世不恭的态度对待严肃的行为——遗赠。他在《微言谣曲》（Ballade des menus propos）中写道：“我深谙奶中的苍蝇，／我深谙看人看袍子，／我深谙天气晴和阴……”将严肃的事物与荒诞相混同，将令人腻心的东西当作正常事物来叙述，将相反的东西并列，从而产生诙谐的效果。这种写法被称为“令人毛骨悚然的幽默”，反映了维庸没有被不幸压垮的精神状态。在艺术上则表现出他敏锐的感受力，喜爱多样化而不是单一化，把谣曲这种民歌体改造成较为高雅的艺术形式。

维庸的突出成就使他成为一流的抒情诗人，叩开了近代诗歌之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