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 一
第一章 中世纪文学
第一节 概 述
一、历史与文化背景
法国的中世纪文学在欧洲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诞生了数量庞大的作品,一度十分繁荣。可是,在法国,中世纪文学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却被轻视、被埋没了几世纪之久。始作俑者是16世纪七星诗社的人文主义者,他们认为应从古希腊罗马文学中寻找文学范例;古代文化在漫长的中世纪泯灭了,这一时期没有多少文化,仅仅是一个过渡阶段。及至17世纪,古典主义理论权威布瓦洛更是全盘否定中世纪的文化,斥之为“粗野不文”。18世纪的启蒙作家则进一步加码,认为这是一个黑暗的时代,充满政治压迫和宗教狂热。这三个世纪的作家提出这样的主张都有各自的目的,但他们以中世纪为靶子大张挞伐,未必失之于公允。中世纪的法国,曾经产生了欧洲最为丰富多彩的文学,许多作品至今仍未失去艺术魅力和认识价值。中世纪文学是法国文学的开端,这是19世纪以来人们得出的正确结论。所以,贬低甚至抹杀中世纪文学是一种偏颇的观点,不足为训。
中世纪在法国一般指西罗马帝国的崩溃(476年)至15世纪末,这是西欧封建社会的形成和确立阶段。古代生活在法国这片土地上的民族是凯尔特人,后来被称为高卢人。公元前1世纪中叶,恺撒征服了高卢全境,当时的高卢还处于氏族社会。3~5世纪,高卢经历了罗马帝国的奴隶制危机。5世纪末,法兰克部落的克洛维(约466~511)征服了高卢,建立了法兰克王国,开始了墨洛温王朝的统治(481~751)。随后,法兰克人的另一分支取而代之,建立了加洛林王朝。公元9世纪中叶,查理大帝(768~814年在位)建立的庞大帝国一分为二,最西面的王国就是后来法国的基本疆域。从这时起到15世纪末,对法国而言,是从分封制到中央集权制的过渡。封建等级制按公、侯、伯、子、男的爵位排列,最下层是骑士。与此同时,从中世纪的农奴中产生了初期城市的市民,并从中产生出最初的资产者阶层。
法国中世纪文学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中产生的,它是多种文明与文化相融合的产物。首先,这种融合体现在各蛮族文化的融合上。法兰克人与日耳曼人、东哥特人、西哥特人、汪达尔人、盎格鲁—撒克逊人有着文化交往,受到他们的文化影响。查理大帝曾派人搜集和抄写古代抄本,包括古希腊罗马的典籍。异族和古代文化给予法国中世纪文学以不可否认的影响。其次,法国中世纪文学也受到东方文化的熏陶。“十字军东征”带回了繁荣的东方文化:希伯来人的神话传说、历史故事、诗歌小说、预言、箴言,拜占庭的诗歌和散文作品,都给法国中世纪文学以启迪。最后,基督教文化与法国中世纪世俗文化的融合也是一个明显的事实。当时,《圣经》的词句在法庭上具有法律效力,一切学术成了神学的奴婢,一切文化都染上了宗教色彩。从基督教文化产生了基督教文学,基督教文学中的英雄是神化了的人,但缺少人的灵性与生机。基督教文学表现的人对上帝的崇拜,一方面表现出人们对人性本质的追寻趋向于理性的和精神的境界,这是人对自身理解的一种进步与升华;另一方面又表现了人们对人的原始生命力和个体生命价值的一种压制,是人的主体性的一种萎缩。
从严格的意义上说,法国的中世纪文学只限于11世纪至15世纪末之间,因为在这之前,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文学存在。文学是语言艺术,先有语言,才有文学,特别是用文字记录的文学。在法国,文学的工具——法语经历了漫长的形成过程。公元4世纪末,法国人的祖先高卢人使用的是通俗的拉丁语。在墨洛温王朝时期,这种拉丁语已演化成罗曼语(即古法语,但分两种方言:北方使用乌伊语,南方使用奥克语)。813年的图尔主教会议要求教士使用通俗的罗曼语宣教,标志着罗曼语已成为人们广泛使用的日常语言。842年查理大帝的两个孙子秃头查理和日耳曼人路易结盟反对他们的哥哥罗退尔,发表了《斯特拉斯堡誓词》(Le Serment de Strasbourg),其中的法语文本是古法语最古老的文献。日耳曼人路易的誓言5~13行的译文如下:
出于对天主的爱和出于共同拯救基督教人民和我们自身的拯救,从今往后,在天主给我知识和能力的范围内,我要保卫在场的我的兄弟查理,给予帮助,每件事都要通过(自然的)权力,就像应做的那样,保卫兄弟;要在他对我同样做的条件下;我和罗退尔绝对不会签订任何协议,通过我的意愿,损害在场的我的兄弟查理。
这段文字思路清晰。9~13世纪,由于封建割据,各种方言产生了。最后,法兰西岛的方言占据了主导地位,但这种方言还要经过14~16世纪的演变,至17世纪才发展为现代法语。
在法国,口头文学——最早的民歌和传说几乎一无所存,只能从文人加工过的其他文学样式中窥见它们存在的痕迹。11世纪以前,连古法语文献也很少见。《圣女厄拉莉赞歌》(La Séquence de sainte Eulalie,881)、《圣莱杰传》(La Vie de saint Léger,10世纪)和《圣阿莱克西斯传》(La Vie de saint Alexis,11世纪)等,是现存最早的圣徒传,多少带有文学意味,尤其是最后一部。而直到英雄史诗出现,法语文学才算真正开始。
二、各种文学样式的形成与发展
英雄史诗 英雄史诗产生于11世纪,12世纪为兴盛期,随后便衰落下去。英雄史诗的出现是社会发展的产物。11世纪的法国虽然处于极端的封建割据局面,但是农业却获得了发展:垦殖森林、开荒、排干沼泽河谷,徭役由实物代替(12世纪初改为货币地租)。农业发展使饥馑缓和、人口增加。封建领主有能力远征西班牙和发动“十字军东征”。这些征战直接促使英雄史诗兴起。为了鼓舞士气,鬻歌诗人在营幕演唱历史上的武功伟绩。“十字军东征”以后,教堂为了吸引朝圣者,将一些被奉为圣徒的大贵族的事迹写成了诗句。英雄史诗由此产生了。可见,英雄史诗先经过民间传诵阶段,12世纪才有文字记录——手抄本出现,这些手抄本都在民间创作的基础上加工写成。现存最早的手抄本《罗兰之歌》《纪尧姆之歌》等就是根据12世纪前后的作品改写而成的。
从形式上看,英雄史诗与叙事抒情诗有很多联系,叙事抒情诗是民间自发产生咏唱武功的诗歌。从内容上看,英雄史诗多半描绘8~10世纪的帝王和诸侯的事迹,但这些事迹虚构成分居多,明显具有借古喻今的作用:反对封建割据,赞颂忠臣精神,主张王国统一。这正是当时历史发展所提出的要求。分封制的结果是封建诸侯各霸一方,国王只是名义上的君主,王国处于四分五裂之中。1180年以前,国王只控制了法兰西岛,王家领地约占当时全境的二十分之一,大于王家领地或能与之比肩的诸侯领地不下十个。布戈涅公爵等不仅不听命于国王,还一直觊觎王位,甚至不惜与英军勾结;西南部等地则被长期控制在英王手中(1154年成为英王的亨利二世原为安茹伯爵,他是法王名义上的封臣)。然而,封建割据的局面不利于商业发展,市民阶层迫切希望结束封建混战,开辟安全的商路,所以支持国王统一全境。从13世纪起,国王在同诸侯的斗争中开始起用市民的力量,1302年召开了第一次三级会议就是一个标志。封建割据也为僧侣所反对,因为内部纷争影响了农业收成,对拥有广大农田的僧侣十分不利,因此僧侣阶层大多数支持国王,甚至在国王与教皇的斗争中站在国王一边。中央集权制的王权是封建王国统一的象征,它对发展生产力有促进作用,在当时是进步的力量。但统一过程经历了十分艰难曲折的斗争,直到中世纪末期才基本结束。毫不奇怪,最鲜明地反映了这种统一愿望的《罗兰之歌》也就成为英雄史诗中最重要的作品,并成为中世纪文学的杰作之一,因为它反映了时代精神,具有深刻的社会意义。其他较著名的英雄史诗也从不同的侧面反映了这一历史时期最具有本质意义的变化。英雄史诗是长篇叙事诗,平均达到4000行左右,现今找到的手抄本有100部之多,在书写工具十分昂贵的当时,英雄史诗达到这样的繁荣,显然是由于它描写了人们关注的问题,受到了普遍的欢迎,得到了王权、大贵族和教会的鼓励、支持,才得以广泛流传。
骑士文学 12世纪和13世纪是中世纪文学的繁荣时期,继英雄史诗之后,11世纪下半叶,骑士文学兴起。骑士文学以及后来的市民文学迅速发展,影响及至全欧。这种蓬勃发展的兴盛局面与当时封建社会的相对繁荣不无关系。12世纪初,由于采用了货币地租,农业进一步增长。农奴逐渐转为自由农民以后,生产力获得了解放。而封建领主从农奴的赎买中也得到了利益。11世纪下半叶,领主宫廷——封建城堡成为各地文化中心,鬻歌诗人或行吟诗人都在大贵族的庇护下从事创作,娱乐宫廷。骑士诗歌就是在大大小小的宫廷影响下产生的。法国的骑士制度在11世纪开始形成。所谓骑士,就是武装起来的封建领主,通常他们的武器是佩剑、长矛、斧或大棒,他们身穿锁片甲、锁子甲或胸甲,戴头盔,手持盾牌,坐在战车之上,活像一座活动的堡垒,在战斗中很难伤害和杀死全副武装的骑士。可是,骑士一旦跌落下马,便笨重无比,很容易被俘虏。胜者于是索取可观的赎金,这往往成为封建混战的目标。但封建混战不是常年进行的,骑士大部分时间都在城堡里消遣娱乐,由此,骑士的精神生活便成为文学作品的描绘对象。骑士抒情诗先在南方的普罗旺斯兴起,12世纪中叶流行到北方,并产生了骑士故事诗。
从内容看,骑士文学与英雄史诗截然相反,宣扬的已不是尚武精神,而是性爱。早期的英雄史诗几乎不写爱情,《罗兰之歌》中有一处写到罗兰的未婚妻,她得知罗兰战死后也倒地而毙,这一段只用了33行。骑士文学虽分抒情诗和故事诗,但主题毫无例外都是歌颂骑士之爱;尤其是骑士故事诗,将爱情置于骑士的冒险和尚武精神之上。骑士故事诗的代表作家克雷蒂安·德·特罗亚的作品《朗塞洛或囚车骑士》和《伊万或狮骑士》塑造了在爱情的驱使下做出奇迹的骑士。无名氏的《特里斯坦和伊瑟》则描写爱情的力量大于法律和宗教义务,连死亡也不能斩断一对情人的思念。这种骑士之爱被称为典雅爱情,“典雅”(élégant)一词从宫廷一词派生而来,因此,骑士之爱实际上是对骑士在宫廷中理想化的两性关系的描写:在骑士文学中,骑士追求的总是身份高于自己的贵妇人,这种爱情被渲染得极端纯洁和崇高。重要的是,骑士之爱是“第一个出现在历史上的性爱形式”1。对性爱的形式和对性爱本身的讴歌具有积极意义,它表现了对尘世生活的向往和对人的情感欲望的热烈追求,与宗教所主张的禁欲主义和来世思想是不相容的。在中世纪,世俗世界观代表了新兴贵族(包括市民)的思想,具有进步意义。教会力图“用《圣经》的诗来抵抗世俗的(普罗旺斯的)诗人的诗”2,反映了教会对骑士文学的恐惧和仇视。值得指出的是,骑士故事诗所赞美的骑士精神,包括了对弱小者和被压迫者的同情,骑士在追求贵妇人的垂爱的同时,也为解决社会的困境、谋求社会幸福而出力。有的故事诗还描写到劳动者的困苦和反抗斗争,富有社会意义。
从艺术上看,骑士文学较之英雄史诗前进了一步。普罗旺斯“在近代一切民族中第一个创造了标准语言。它的诗当时对拉丁语系各民族,甚至对德国人和英国人都是望尘莫及的范例”3。骑士抒情诗受到民间抒情诗的影响,吸取了民间诗歌的形式,较为工整简洁,并善于把内心感情的抒发同自然景色的描绘融合起来,注意锤字炼句,其中优秀的诗篇写得清新隽永。更为重要的是,骑士文学开始对人的内心进行开掘,丰富了文学的表现方法。《特里斯坦和伊瑟》描写这对情人死前相互的思念,文辞热烈奔放,有一种动人的力量。这些艺术魅力是英雄史诗还不具备的。
市民文学 在中世纪文学中,市民文学最为丰富,成就也最为突出。市民文学的产生同城市的兴起密切相关。12世纪初,南方有不少城市已相当繁荣,城市有很大的独立性。随着城市的兴盛,市民意识也日益在各个领域表现出来,市民文学应运而生。阿尔比异端的出现就是在宗教领域对正统神学提出的挑战,导致了北方对南方的讨伐。13世纪初,城市兴办起大学(最著名的索邦学院,即巴黎大学的前身,于1254年创立),除了教授神学,还教授文学、科学(算术、几何、天文)、语法修辞、辩证法、医学和法律等,这就扩大了人们的眼界。在哲学这个领域中,最早教授奥古斯丁(Augustin,354~430)的理论,但从13世纪起,人们开始了解希腊哲学家的著作。13世纪中叶,托马斯·阿奎那(Thomas d’Aquin,1227~1274)力图将亚里士多德的理论同《圣经》糅合起来,遭到了教会的反对。市民意识随之进入文学领域。在北方的阿拉斯城等地,市政长官鼓励职业文人为市民创作,并组织团体,进行戏剧演出和诗歌比赛,市民文学由此获得了发展的有利条件。
市民文学富于写实精神,它抑或对现实加以抨击,抑或对个人经历加以剖析,同英雄史诗和骑士文学相比,扩大了描写的生活面。12世纪中叶产生的小故事诗嘲讽了教士的贪婪和劣迹,赞扬了农民的机智,鞭挞了无情无义的丑恶思想。同时期的《列那狐传奇》赞扬市民意识——以智谋取胜,封建权贵在以往的文学中是高贵者,在这里则成了愚蠢、昏庸、强暴、可恶而可笑的形象。在英雄史诗和骑士文学中,“十字军东征”被写成“圣战”,而《列那狐传奇》却流露了市民阶级的社会政治观点,对这场“圣战”颇有微词;这部作品还尖锐地抨击了贵族门第观念和教士的虚伪。市民戏剧的代表作《巴特兰律师》反映了市民对上层人物的否定态度。市民抒情诗与骑士抒情诗不同,很少涉及爱情,而是直接描绘现实生活和抒发个人感受。尤其是维庸的诗歌表达了百年战争结束后人们无所适从的心理状态和精神危机感。市民文学是后世资产阶级文学的前身,它的讽刺和批判精神最为可贵,展示了广阔的前景,特别是小故事诗和《列那狐传奇》中的幽默感和乐观情绪,历来被誉为高卢精神,为后世文学家所继承和发扬。
市民文学不仅内容丰富,而且形式多种多样,既有故事诗,又有抒情诗,既有寓言,又有戏剧,既以动物来谱写人生,又以隐喻来象征人的思想感情。就故事诗而论,已经较接近小说的体裁。维庸是中世纪最重要的抒情诗人,他的思想具有现代意识,与文艺复兴相通。他善于利用民歌的形式,围绕一个主题反复咏唱,成就超过了前人。《巴特兰律师》无论在制造喜剧效果方面,还是在语言的运用方面,都相当娴熟,为后来的喜剧树立了良好的范例。
共同特征 综观中世纪文学,可以看到如下的共同特征:
英雄史诗、骑士文学和市民文学与民间文学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英雄史诗是在民间的叙事抒情诗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骑士文学与纺织歌、破晓歌、牧歌、伴舞歌、情歌、挽歌、夜歌等民歌有直接的渊源关系。市民文学中有很多本身就是民间的佚名作品。因此中世纪文学具有粗犷、纯朴、率真、较少造作的特点,带有一种古朴的魅力。
中世纪文学的基本形式是诗,除了记事散文和15世纪出现的小说以外,传奇、小故事、戏剧等都用诗句写成。雨果说过,中世纪文学是“诗的海洋”。现今搜集到的作品有几十万行诗,多半是十音节诗和八音节诗,押谐音或两行一韵。鬻歌诗人和行吟诗人是诗歌的传播者或创作者。中世纪文学最早是适合于吟唱的,对象是民众。这就决定了它以叙事体裁为主,因为听众喜欢听取有故事内容的诗歌。因此,叙事文学一开始就十分发达,英雄史诗、骑士传奇、小故事诗都是叙事诗,它们构成了中世纪文学的主体。
宗教对中世纪文学具有深刻影响,除了从《圣经》取材或以圣徒生平为题材的作品以外,其他作品往往也打上了宗教烙印。即使对教会有所批判的市民文学,每种体裁都有宣扬宗教观点的作品存在。中世纪文学的文字记录者或创作者大半是神职人员(clerc),他们接受宗教教育,拥有较丰富的文化知识,熟悉圣事,他们的思想必然在作品中留下痕迹。宗教在中世纪统治了人们的头脑,今日的城市里仍然可以看到,大教堂毫无例外都建在城市中心,在当时无疑是最豪华、最雄伟的建筑,这说明了教会举足轻重的地位。12世纪兴建的哥特式大教堂(巴黎圣母院从1163年开始兴建)虽是人们礼拜天主的地方,但这些建筑体现了中世纪高度发达的工程技术,教堂的塑像、浮雕、彩绘玻璃又提供了丰富而宝贵的风俗和服装的资料。宣扬宗教的作品与此有类似之处,一方面,这些作品确实有利于封建统治阶级的精神奴役,但一些圣徒行传及宗教戏剧对文学样式的发展也起了推动作用,因此不可一笔抹杀。
中世纪文学,特别是市民文学,已经孕育了文艺复兴的某些因素,如托马斯·阿奎那重视理性,让·德·默恩通晓科学、伦理、政治,维庸怀有人道思想等都预示了人文主义的萌芽。况且,中世纪文学积累了经验,它既是法国文学的开端,也为下一阶段文学的产生准备了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