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古典主义文学

第一节 概 述

一、历史文化背景和古典主义文学思潮

古典主义是法国文学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这是由于古典主义文学第一次真正越过国界，对全欧产生了重大影响。这一时期的法国文学成为欧洲各国文学的楷模，而它自身也达到了第一个发展高峰。

历史背景 17世纪是法国古典主义文学的存在和发展时期，严格说来，应从亨利四利逝世的1610年开始，至路易十四逝世的1715年为止，约有100年时间。这一阶段，是法国实施绝对君权，最终消灭封建割据，实现中央集权，达到封建社会巩固和繁荣的阶段，开始盛极而衰。这100年，法国只有两个国王在位：路易十三和路易十四。前者是个软弱无能的国王，先是由母后玛丽·德·梅迪奇摄政，至1614年路易十三成年时为止。红衣主教黎世留于1624年掌权，这是个铁腕人物。他开始推行中央集权制：削弱大贵族权力；1627～1628年荡平新教徒的据点拉罗歇尔，进一步树立了天主教为国教的地位；1632年处决蒙莫朗西公爵，镇压了地方割据势力。他于1635年公开参与三十年战争（1618～1648），摧毁奥地利和西班牙在欧洲大陆的霸权。黎世留的未竟之业由马扎兰继续下去。1648～1653年的“投石党运动”是针对马扎兰和绝对君权而发动的，最后被镇压下去，自此以后，绝对君权最终确立。1661年马扎兰去世，23岁的路易十四亲自掌权，他不要首相，大权独揽，“朕即国家”，开始了“太阳王”的统治，绝对君权也达到了盛期。17世纪上半叶，法国实行财政总监苏利的重商和重农政策，减低人头税，引入种桑养蚕，扩大耕种面积。农业、工业和商业都有了长足发展。逐渐强盛的法国开始注意殖民地的开拓：加拿大成了“新法兰西”。为了发展海外贸易，法国建立了东方公司，与荷兰竞争；建立了美洲公司，推进马提尼克和瓜德罗普的殖民化；建立了诺曼底公司，控制塞内加尔；建立东印度公司，尤其关注马达加斯加。路易十四时期，法国政府实行柯尔贝的重商主义政策，发展手工场，并建立国家工场。路易十四凭着雄厚的经济实力和稳定的政治局面，开疆辟土，夺得阿尔萨斯等东面、北面和南面的领土。他的凡尔赛宫修建得富丽堂皇，成为万众瞩目的中心，贵族做梦也想跻身其中。但是，由于路易十四好大喜功，穷兵黩武，保持一支30万人的常规军，以致到18世纪初，法国便民穷财尽；路易十四在军事上也遭到严重挫折，如在西班牙继承战争（1701～1714）中败北。封建王朝已在走下坡路。

黎世留在推行中央集权制的同时，也力图控制文人，要文人为封建王权服务。1634年2月，他获悉巴黎有些文人在瓦朗丹·孔拉尔家里聚会，共有12名参加者，讨论文学、哲学和音乐问题，其中不乏有影响的人物，如让·夏普兰、让·德马雷·德·圣索尔兰、布瓦罗贝等。黎世留想到可以利用这些文人。同年3月13日，在他授意下法兰西学士院成立了，开始只有27名院士，后来增至40名，他们具有不朽的声誉。学士院的任务是利用其权威性，对语言和文学的规范化产生影响，并制定一部词典、一部语法著作、一部修辞学著作和一部诗学著作。17世纪40 ～70年代法国政府又相继成立了绘画与雕刻、舞蹈、铭文与奖章、科学、音乐、建筑等学士院，加强对各种艺术和科学的控制。法兰西学士院对高乃依的《熙德》不符合三一律的干预，就是一个最突出的例子。由夏普兰执笔的《法兰西学士院关于〈熙德〉的感想》（Sentiments de l’Académie sur le Cid，1638），指责此剧违反三一律，不符合礼仪的要求，迫使高乃依就范。克洛德·德·沃日拉（Claude de Vaugelas，1585～1650）是语言方面的权威，著有《关于法语的见解》（Remarques sur la langue française，1647）。他认为约定俗成是“活的语言的主人和君主”，但这是指精华人物的约定俗成。法兰西学士院的另一个重要人物是夏普兰（Jean Chapelain，1595～1674）。他主张“不变的准则”和“永恒真理的信条”。王权另一个控制文人的办法是发放津贴，让文人俯首帖耳地为王权效劳和歌功颂德。1663～1669年，政府每年的津贴从80000利弗尔增至110000利弗尔，但17世纪70年代有所降低，1672年为86000利弗尔，1676年为49000利弗尔，随着财政收支不平衡，1690年甚至取消了对文人的津贴。总的看来，从17世纪30年代开始，在封建王权的支持和鼓励下，古典主义文学思潮逐步发展起来。

古典主义文学思潮的理论基础 16世纪下半叶，由于新兴资产阶级和封建贵族的冲突而爆发了长达36年的宗教战争，最后亨利四世成为国王，就是这两大阶级在政治上妥协的结果。亨利四世为了安定局面，改奉了天主教，1598年颁布的《南特赦令》规定天主教是国教。新建立的波旁王朝因实行重商主义政策而获得资产阶级的支持，使中央政府得以加强抑制贵族割据和分立的行动。路易十四让柯尔贝和勒泰利耶管理财政，又只让大贵族担任最高军职，以取得政策上的平衡。“君主专制是作为文明中心，社会统一的基础出现的。”1古典主义的繁荣同路易十四的爱好和政策也存在密切关系。他爱好宫廷喜庆和热闹场面，鼓励戏剧创作。虽然他喜欢崇高的风格，但同样欣赏莫里哀的滑稽讽刺，莫里哀由于得到他的保护而坚持自己的创作方向，取得《伪君子》上演的胜利。他使布瓦洛、拉辛、博须埃等在文坛获得声誉。他尽管一言九鼎，却不愿给文学强加一行文字。他深知天才与顺从不相调和，甚至容许作家有某种抨击社会的独立性；他并不喜欢拉封丹，但他的报复只限于推迟这位寓言家入选学士院。这个热衷于荣耀的君主明白，后世会赞赏他是文学艺术的明智保护人。

勒内·笛卡尔（René Descartes，1596～1650）的唯理主义是古典主义的哲学基础。他曾在波瓦蒂埃大学攻读法律和医学。1619年，他随荷兰军队来到德国的一个村庄时，决定用数学推理方法来从事研究。他参加过三十年战争，丰富了他的阅历。1628年他来到荷兰潜心著述，在那里生活了20多年。晚年他受到瑞典王后的邀请，来到斯德哥尔摩，一年后死在那里。他的《方法论》（Le Discours de la méthode，1637）是法国第一部重要的哲学和科学著作，也是欧洲哲学史上的重要著述。《方法论》有六个部分。第一部分论述“理性是世界上最普遍为人接受的东西”。第二部分论述拥有理性所必不可少的方法。第三部分叙述他研究这门学问的经过。第四部分叙述他的方法是从怀疑开始，逐步使思想明确起来。第五部分认为人的身体像一部机器，人与动物的不同在于人拥有理性的心灵。第六部分解释他早在伽利略受审判之前，就产生了让人主宰自然的想法，因怕引起纷争，只想让人摆脱目前的局限。

笛卡尔在前言中表示要提出“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计划，这个计划能使我们的本性提高到最完美的程度”。他主张要运用“纯粹的自然而然的理性”。他将人的思维分为四个阶段：通过直觉和推理揭示真理；运用分析，透过复杂的事物找到普遍的真理；从孤立的因素出发，重新构造出复杂的事物；运用验证以弥补可能遗忘的东西。他是这样具体阐述的：“第一个原则是绝对只接受我明显地认为如此这般的事物是真实的；也就是说，要小心避免仓促从事和既定的想法，不多不少只理解如下的判断：那些非常明晰、非常清楚地呈现在我的脑际，以致我没有任何时间怀疑的事物。第二个原则是把困难一个个区分开来，尽可能细致地审察每一部分，以便能最好地加以解决。第三个原则是从最简单和最容易认识的事物开始，井井有条地引导我的思想，逐渐地、循序渐进地上升到最复杂的认识，甚至设想出那些本来彼此不分先后的事物的次序。最后一个原则是在各方面都进行完整的计算和普遍的查阅，以致我自信毫无遗漏。”他在1645年8月4日的一封信中则说，他在《方法论》中运用了三个原则，第一个是“尽可能运用自己的智力，了解应该做的事，或者了解在生活的各种情况下不该做的事”。第二个原则是“坚决实施理性所建议做的事，不让情感或欲望改变它，而这种决心的坚定性，我相信是符合美德的”。第三个原则是“如果我们总是做了理性让我们做的事，我们就永远不会有任何要后悔的事”。笛卡尔的名言是“我思故我在”，他认为感觉是不可靠的，理性是一种先天的认识能力，是一切认识的根源，人凭理性认识万物的真伪，判明是非。他还认为万物之美全在于真，真存在于条理、秩序、统一、均匀、平衡、对称、明晰、简洁，人凭理性才能认识这种真。笛卡尔早在1628年就提出与绝对君权相一致的思想，他说：“一切方法的秘密在这里：任何事都要发现最绝对的东西。”他在《方法论》中强调了绝对推理的头等重要性，他指出，偏向绝对应成为思想和行动的法则、自由的保证、意志的动力和决定崇高与卑劣的分辨原则。此外，他的《心灵情感论》（1649）主张意志可以直接改变人的情感。他在1645年5月18日的信中指出，高尚与低劣的情感之分，在于低劣的心灵任凭情感肆虐，高尚情感受到理性的强有力支配。笛卡尔的理论直接指导了古典主义作家的创作，大约在1670年，他的理论家地位得到确立。

与笛卡尔相对立的哲学家是皮埃尔·伽桑狄（Pierre Gassendi，1592～1655）。他出身农民，在埃克斯研究神学和哲学，1614年成为迪涅的议事司铎，并教授哲学。他用拉丁文写作，被看作自由思想者的导师。他继承了伊壁鸠鲁和卢克莱修的观点，以原子论来解释物质，主张自然神论。1641～1642年，他同笛卡尔发生争论。伽桑狄不承认理性放之四海而皆准，不承认明显的事实总能导致真理。他反对教条，批判一切惟亚里士多德为准则，否认形而上的建构。其次，他反对固定不变，认为人们看来是真理的东西，只不过是习惯或舆论造成的。第三，他对科学很感兴趣，赞赏哥白尼和伽利略的成果，《为伊壁鸠鲁辩护》 （Apologie d’Epicure，1634）和《哲学体系》（Syntagma philosophicum，1658）反映了他的感觉主义。但他的唯物主义与他的宗教信仰存在矛盾，他想使两者调和的努力是成问题的。他的思想对莫里哀、西哈诺和圣埃佛尔蒙等产生了影响。

二、古典主义文学的发展和特征

发展过程与文学样式 从古典主义的发展轨迹来看，路易十三时期是古典主义文学的形成阶段，路易十四当政的17世纪60～80年代中期，是古典主义文学的成熟和繁荣时期，此后是古典主义文学的后期，以“古今之争”为其标志。马莱布是个过渡人物，他早期是个巴洛克诗人，他是人文主义过渡到古典主义的桥梁。古典主义前期的代表人物是高乃依、帕斯卡尔；中期的代表是莫里哀、拉辛、拉封丹、布瓦洛（他给古典主义文学取得的成就做出总结），后期的代表是博须埃、拉布吕耶尔、费纳龙。

古典主义文学的主要艺术形式是戏剧。17世纪初，戏剧演员都是流浪的，他们在定期集市上演出，如每年2月的耶稣受难周在圣日耳曼市集上、7～9月的圣洛朗市集上的集中演出。复活节后的演出淡季，演员们在巴黎往往组成一些十来个人的小剧团，到外省去巡回演出，他们在客店或网球场上演出田园剧或悲喜剧。当时的剧场有布戈涅剧场（1599～1680）和玛雷剧场（1600～1673）。16世纪末，巴黎只有一个剧场，在布戈涅府内，为宗教团体所拥有，他们垄断了首都的演出，但他们没有取得成功，只能在1599年将剧场租给瓦勒朗—勒贡特剧团，1628年这个剧团终于在布戈涅府站稳脚跟。路易十三允许它取名为“王家剧团”。布戈涅剧场先是上演闹剧，后来专门上演悲剧。与王家剧团竞争的是一个新剧团，在玛雷的网球场安置下来，由悲剧演员蒙多里领导，开始也上演闹剧，后来上演机关布景剧。蒙多里中风瘫痪后，剧场关门。莫里哀的剧团（1658～1680）先在小波旁剧场演出，1660年剧场被拆毁，改在豪华的王宫剧场（黎世留所建）演出。这个剧团阵营强大，但在莫里哀死后改在格内戈剧团演出，终于瓦解。1680年布戈涅府和格内戈府的两个剧团合并，由此产生法兰西喜剧院。当时的剧场呈狭长形，包厢和楼座呈椭圆形，包厢是保留给上层妇女的。楼下的正厅与舞台有时用栅栏隔开，1782年之前观众都是站立的，没有座位，票价低廉。1656年，在英国的影响下，舞台两侧开始设有一些座位，保留给有地位的观众。舞台很小，成漏斗形，由插在后墙的蜡烛照明，当时还没有舞台前的脚灯。由于剧情发生的地点一致，背景也不需要更换，只要说明在宫中发生就可以了。随后，在意大利人的影响下，豪华布景的趣味发展起来，并采用了机关布景，日月星辰和云彩都能移动，并利用滚筒在幕布后面滚动，制造波浪起伏的视觉效果。喜剧的服装是城里人打扮，而悲剧服装是罗马式的：羽毛装饰的帽子或头盔、胸甲、半筒靴，不是西班牙式的就是土耳其式的。观众对于奥古斯都戴着两排红羽毛的帽子，波利厄克特戴着假发，手里拿着毡帽和手套，向天主祈祷，并不感到奇怪。

在高乃依之前，较有名的戏剧家是亚历山大·阿尔迪（Alexandre Hardy，1570 ～1631），他写作悲剧、田园剧和悲喜剧。比高乃依稍早的是梅雷（Jean Mairet，1604～1686），他的《西尔薇》（Sylvie，1628）是一出悲喜剧和田园剧，《索福尼斯布》（Sophonisbe，1634）是第一出遵守三一律的悲剧。其他剧作家还有罗特鲁（Rotrou，1609～1650）、托马·高乃依（Thomas Corneille，1625～1709）和吉诺（Quinault，1635～1688）。罗特鲁的剧作有《圣日内斯特》（Saint Genest，1646）和《旺塞思拉斯》（Venceslas，1647），他的创作倾向与高乃依相同。高乃依的《熙德》获得的成功及其引起的争论，扩大了悲剧的影响，古典主义悲剧由此确立地位。悲剧至17世纪60、70年代在拉辛手里达到高峰。他的悲剧以心理描绘细腻为特点，对三一律的运用到了得心应手的地步。从17世纪50年代开始，喜剧逐渐受到观众欢迎，例如，1652～1659年，共有39出喜剧、28出悲喜剧、27出悲剧上演。莫里哀的喜剧正是在这种社会氛围中应运而生的。他彻底改造了旧喜剧，直接反映当时的现实生活，特别注重喜剧的讽刺功能，富于战斗精神。他的后继者有杜弗雷斯尼（Dufresny，1648～1724）、勒尼亚尔（Regnard，1655～1709）、当库尔（Dancourt，1661～1725）。其中勒尼亚尔写有闹剧《概括遗赠财产承受人》（Le Légataire universel，1708）。悲剧和喜剧虽然受到平民和贵族的欢迎，但当时的演员地位低微，且受到歧视，他们要被逐出教门，死后不能葬入教堂墓地。

诗歌在17世纪也获得发展。马莱布讲究诗歌语言、格律和音韵，对古典主义的语言风格的形成起到重要作用。但同属于巴洛克诗人的维奥、圣阿芒等却是与他对立的，他们的语言驳杂，反映的生活面较广。值得注意的是诗剧，高乃依的诗剧的阳刚之美，拉辛的诗剧的雅致之美和莫里哀的诗剧的平易之美，体现了不同的风格，也是古典主义诗剧达到高峰的明显标志。拉封丹的寓言诗扩大了寓言反映社会生活的功能，在形式上也富有创造性，如对话的运用、诗行的变化、语言的丰富多彩、对大自然的出色描绘等，使寓言这种小体裁达到了能与大体裁并列的水平，独树一帜。在寓言诗这个领域，没有人能与他媲美。

古典主义散文也朝精致这方面发展。无论回忆录、随感、箴言，都注意短小精悍，文字简练。散文家密切注意当时的重大政治事件，他们的散文也就具有文献价值，如雷兹和塞维涅夫人的散文。同时他们也注意对人情风俗的描绘，擅长人物的肖像画，如拉布吕耶尔就是这样。他们对人生和哲学问题进行深入思索，如帕斯卡尔和拉罗什富科的散文。古典主义后期散文加强了对社会黑暗面的抨击。从形式上说，箴言、书信、布道、诔词则是新的体裁，尤其书信，在后世影响较大。

小说在17世纪相当流行，特别是田园小说和冒险小说，盛极一时。这类小说受到贵族沙龙倡导的矫饰文学的影响是毫无疑义的，但它们内容贫乏，拖沓冗长，绝大部分今天已被淘汰。与这种小说相对立的是世态写实小说。虽然这类小说在形式技巧上并不成熟，却是后来的现实主义小说的先导，特别是人物的肖像描绘相当生动，因而至今仍有价值。至于拉法耶特夫人的心理小说，被认为是欧洲最早的心理小说，以对爱情心态的刻画精细入微而著称。

古典主义发展到17世纪80年代，似乎已到强弩之末。以贝洛为首的一批作家，对古典主义的清规戒律发起了攻击，由此爆发了“古今之争”。这是资产阶级要求表现自身而发起的第一次攻击，符合时代和文学发展的要求。在这场论争中，古典主义理论权威布瓦洛扮演了保守派的角色。

思想特征 古典主义文学的思想特征表现为：第一，受到王权的直接干预，在政治思想上主张国家统一，反对封建割据，歌颂英明君主，把文学和现实政治结合得非常紧密。古典主义作品大多描写主人公的感情与家族责任或国家义务的冲突，表现情感服从责任，个人服从义务的主题。不少作品直接歌颂国王贤明，或者由国王充当矛盾的裁决人和调停人。对于不利于社会稳定的非法活动则加以犀利抨击，表现了拥护中央王权的强烈政治倾向性。第二，宣扬理性，要求克制个人情欲。布瓦洛指出：“首先必须爱理性：愿你的文章永远只凭理性才获得价值和光芒。”古典主义主张要以理性去处理个人与国家利益、家庭义务和荣誉观念的矛盾，因而爱情或情欲只能放在第二位，甚至为了城邦的利益而与情人的兄弟格斗致死；有的情欲则被认为是邪恶的，受到了贬斥。有的作家将吝啬、伪善、淫邪，等等，也看作不符合理性的情欲横流，加以讽刺和抨击。理性被置于一切之上，它被看成永恒的、不变的美和准则。掌握理性的人是“有教养的人”，他们懂得跳舞、谈话，风雅、机智、头脑明晰、不会轻易自鸣得意、悠然自得、举止有分寸、性格随和、自然大方，这自然是上层阶级的人物。第三，尖锐地抨击贵族的奢侈淫逸、腐化堕落，同时也批判资产阶级的愚顽、附庸风雅和想成为贵族的心理。古典主义作家敢于揭露社会上的恶习和弊端，对披着宗教外衣进行罪恶活动的不法分子和团体给予毫不留情的打击。尤其是喜剧，主张在笑中移风易俗。第四，古典主义悲剧多以帝王将相、宫闱秘事为题材，继承了古希腊悲剧的传统。这是宫廷和贵族上层生活的折射。其中，高乃依的悲剧排除了古代悲剧的灵魂——命运观念。他笔下的英雄是自己命运的缔造者，不再屈服于超人的力量。这种人物虽然不由自主地投入意料不到的事件中，但能从自身吸取必要的力量，战胜巨大的困难。古典主义喜剧、寓言和散文反映的生活面要广阔得多。喜剧描写到资产阶级、贵族、平民、学者、医生、戏子、仆人、厨师，等等。寓言既写动物也写人。散文除了记录重大的历史事件以外，还有人物特写，更有哲理沉思，思索人生的重大问题。

艺术特征 古典主义文学的艺术特征是：第一，从古希腊罗马文学中汲取艺术形式和题材。这一点似乎同文艺复兴时期的作家一样，实际上存在不同之处。人文主义者所做的工作是将被湮没1000多年的古籍发掘出来；人文主义作家仅在诗歌和散文方面从古代作家那里学到东西，至于戏剧形式则可以说还没有得到充分利用，寓言就更不用说了。古典主义悲剧和喜剧与古希腊罗马悲剧和喜剧已有很大不同，它们已具备现代戏剧的基本形式，有一定的幕数，适宜于在一定的时间内演出。戏剧冲突十分尖锐，心理刻画非常细腻，达到了悲剧和喜剧的新高峰。从世界范围来看，戏剧也处于一个发展的重要阶段。第二，有一套严格的规范和标准。戏剧创作要遵守“三一律”，即情节、时间、地点必须保持“整一”。这个主张在16世纪已有人提出。古典主义的理论家发展得更为明确：须围绕单一的剧情进行，排除一切次要的插曲（如《熙德》中公主对罗德里格的爱情就不符合情节一致的原则）；在一天中进行；在一个地点进行。三一律的提出者断言，亚里士多德的《诗艺》中谈到这些规则，其实，《诗艺》中根本没有提地点一致。三一律只不过是对古希腊戏剧的一种曲解。古典主义者“正是依照他们自己艺术的需要来理解希腊人的，因而在达西埃和其他人向他们正确解释了亚里士多德以后，他们还是长时期地坚持这种所谓‘古典’戏剧”。2三一律虽有使剧情集中，冲突尖锐的作用，但更多的是束缚了作家。规范还包括美学方面的（不能混合严肃与可笑，不能杂乱无章），道德方面的（排除有碍廉耻、同情心的东西，不能自我吹嘘）和其他方面（要考虑风俗和人物的地位，要安排好情节的发展）。此外，古典主义对文学体裁做出高低之分，推崇悲剧，贬低喜剧、寓言和民间文学，反映了贵族观念。第三，主张语言准确、精练、华丽、典雅，表现出较多的宫廷趣味。高乃依和拉辛的悲剧最具有代表性，它们都具有庄重、典雅的风格，高乃依的悲剧多一点雄健，而拉辛的悲剧多一点柔情，但同样都有雅致的特点。尤其是拉辛的悲剧，善于以最克制的表达形式、婉转的暗示、表面看来无力的词汇去反映强烈的激情。他的诗剧被人称之为“曲言艺术”，具有“弱音器效果”。古典主义诗剧往往是完美的艺术品，它们不仅达到2000行左右这一精练的标准，而且诗句优美。古典主义戏剧这种集中精练，反对芜杂和不受约束的情感，目的在于达到规范与和谐。此外，古典主义文学对民族语言的规范化起到良好的作用。第四，人物塑造类型化。布瓦洛要求“凡是英雄都应该保持其本性”。古典主义作家往往只追求“普遍人性”，性格单一。他们把人的本质看作每个人生来就有的抽象属性，而不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忽略环境对人物产生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