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译本代序

朱维铮

题为“文化与历史——文明比较研究导论”的这部著作，如作者巴格比在导言内所申说的，写作意向在于依靠文化人类学的成果，改进对历史的理解，“即以精确的定义和合乎逻辑的论证，建构出关于文化形态和文化演变的普遍性理论的概念背景，并表明历史规则（或者历史的‘因果关系’）的问题，可以用这些术语系统地阐明，也可能这样被解决”。

通观全书以后，我却感到，作者未免赋予自己一个过大的任务。问题不在于篇幅。在中外学术史上，一本小书，一篇论文，容纳的信息量和产生的学术影响，可能远胜于洋洋数十万言的所谓“大部头书”，这类例证并不罕见。何况本书篇幅不算太小，中译文便有16万字。问题在于作者涉足的领域虽广，考察的问题虽多，对于若干基本概念或常用术语的分析尤其用力，但读后却没有感到对历史的理解有突破性的改进，如作者许诺的那样。

本书包括导言在内，共有九章。导言从历史哲学的含义写起，回顾了历史哲学在西方的演化过程，着重陈述作者的努力方向和写作意向。二、三章分别讨论“历史”一词的含义发展，史学著作的编纂思想。四至六章分析了西方学者关于“文化”的概念、类型和各种具体解释等方面的不同见解。七至九章讨论“文明”，包括西方学者关于异型文明特性的争论，关于古老的和近代的九种文明相互关系的见解，以及作者关于西方文明的看法。

可以看到，全书的结构，在西方史学理论著作中间，属于习见的一类。例如，劈头便讨论历史哲学，而后转向讨论历史学的性质、对象和编纂方法诸问题，就使人想到科林伍德的名著《历史的观念》也正是从这里开始的。当然，平凡的结构可以包含不平凡的内容。但从全书的内容来看，固然不乏作者个人的特见，却以介绍西方学者过去和现在的有关文化的各种见解为主。即使作者个人的特见，倘若联系到他的前人的看法，也就显得未必独特。例如，作者自述他的一般哲学观念大致接受发端于洛克、休谟的英国经验主义，但除此而外，他反对史学家把目光集中于少数的个人身上，他批评以往的历史哲学总是好作道德判断，他强调客观性应是文化与文明研究的追求目标，都令人想起黑格尔《历史哲学》中早有此等见解。同时，当他用指责的口气偶或提到马克思学说的时候，只会说这是专讲“阶级斗争”或者假定经济决定历史，正好表明他对马克思学说非但少知，而且心怀偏见。偏见固然也可以是特见，却如斯宾诺莎所说，“偏见比无知离开真理更远”。

那么，巴格比的这部著作，为什么又值得一读呢？理由不是别的，就是因为它比较平凡。难道平凡能够成为向读者推荐的理由吗？正是如此。

就像读者有层次一样，书籍也有层次。区别层次，无论对于读者或作者，都绝无褒贬抑扬的意思。比如说，专家或教授的知识层次可谓高矣，但鲁迅就批评过，“专门家的话多悖，博识家的话多浅”。这一批评，听起来怪不舒服，却道出了事实。历史学家想了解相对论，往往得求助于写给中学生看的普及读物。而物理学家也往往会把《三国演义》当作真实历史。这无损于他们的专家声誉，却说明知识层次的分野是相对的，只在有限的范围内才是正确的。恩格斯对于自然科学各个领域的哲学问题都有研究，却自称对于自然科学不过是“半通”，这绝非寻常所说的“谦虚”，而是实事求是。爱因斯坦绝非不关心政治的物理学家，特别是在他受纳粹迫害而流亡美国之后，但他在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后拒绝出任总统一类公职，这也无非由于他有自知之明，懂得政治非己所长的缘故。所以，假如我们老老实实地承认，自己除了分工所在和研究有素的专门领域之外，对世界上的众多事物大多处于半通乃至无知的状态，那就大可不必拒绝读一点平凡的论著。

《文化与历史——文明比较研究导论》，从学术上看固然比较平凡，却很值得一读。为什么呢？就内容看作者，他显然属于那种博识家，对于文化和文化史研究的各个领域，都做过巡礼，学问的广度有余，深度似嫌不足，也就是令专门家感到他比较“浅”。然而，恰好是广博而浅显，使本书成为读者了解西方文化学概况的一部中介性读物。

中介性读物不等于通俗性读物。本书的内容，对于因语言隔阂等问题而对西方文化学的历史与现状都感到陌生的读者，包括出于关注和专事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各个层次的读者来说，都不算通俗。怎么见得呢？因为作者的学问深度不如广度，所以他以为自己涉足的领域，在别人也都是未开垦的或半开垦的处女地，于是每个问题都不辞辛苦地从头说起。但本书又是写给美国大学生这一层次的读者看的，因而作者尽管事事都从头说起，但说时都简单明白，决不冗烦地从人到书到论点逐一罗列，如我们常见的那种“外行不要看，内行不想看”的所谓启蒙读物具有的通病。这当然给非西方文化背景的读者带来困难。但对于有比较文化兴趣而又受文化背景制约的一般学者来说，这部广博而浅显、简约而系统的著作，不正是可由以了解西方学者关于文化与文明的主要看法的媒介么？

文化学也不等于文化史。如前所说，本书属于西方文化学概况的中介性读物。关于文化史，无论是中国的、世界的，或者异型文化比较的，在我国学术界都已开展研究。中国文化史研究且已取得引人注目的若干成果。但关于文化学，即理论地研究文化的历史与现状的学科，在我国虽然很早已有学者涉猎，却中断已久，它的恢复也较文化史研究的恢复慢了两拍，还处在重新起步阶段。比如说，什么是文化？什么是文明？怎样看待文化与文明的相互关系？诸如此类的基本问题，多年来我国学术界一直存在歧见，也有过争论，但倘说都把没有清晰定义当作都能接受的暂时解决方案，也许离事实不远。问题是随着文化史研究趋向深化，文化学研究的迫切性也日渐明显。就以习见的状况来说，文化与观念形态常被认作同义语，这符合客观实际么？假定这一看法可以成立，那么怎样解释以物化形态流传的文化遗存呢？怎样考察没有文字记载或者文字记载所不及的种种邃古文化形态呢？这都是文化学问题，却都缺乏令人满意的理论研究。既然如此，异域学者的研究，无论见解正确与否，便都可供我们参考，至少可使我们了解他们的文化学研究的取向、方法、成就与不足，拿来作为自己开展研究的借鉴。巴格比的《文化与历史》，比较系统地介绍了20世纪70年代以前西方文化学研究的概貌，比较细致地分析了各种基本概念的矛盾见解，无疑可以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探索。

本书作者特别注重术语分析。为了界定那些常用术语的内涵和外延，作者纵引历史，横比异说，运用形式逻辑的方法论证得如此详尽，以致给人以反复申说的感觉。但我感到，不管作者界定的结果如何可议，他那种追求精确的定义的态度却值得赞赏。对照我们有些论著，说到“文化”，定义式的断语不少，却习惯于采取“就是”式，例如“文化就是观念形态”、“文明史就是阶级斗争史”之类。然而，下定义，做结论，应该顾及历史和逻辑的一致性，这是马克思主义方法的起码要求。假如连形式逻辑也不讲，在两个概念之间来个“就是”，便算完事，怎能令人接受这样的定义或结论呢？在这一点上，我以为本书的术语分析部分，也值得一看。

关于异型文明的比较部分，也许更值得一看。这倒不是因为作者进行比较的文明类型有九种之多，而是因为作者注意不同类型的可比性。我一直以为，所谓“跨文化研究”，倘若不注意可比性，就是说不注意用一种事实对照另一种事实，不注意用作比较的事实属于何种发展形态，各种形态有无内在联系，而只是拿某种观念作为不变尺度去裁量变化着的历史，那么所谓比较必定不可信。在这方面，我认为本书也有一种启迪作用。

本书译者夏克、李天纲、陈江岚同志，都是研究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的青年学者。他们还在攻读硕士学位的时候，便重视比较文化问题。有感于一般文化学著作的缺乏，他们选择了美国加州大学出版的这部著作，合作译出，供国内学者和读者讨论文化或文化史作为参考。作为中译本的第一个读者，我感到三位译者做了一件切实而有益的工作。承译者好意，命我为中译本写篇卷首语，于是便写下初读一遍后的几点简单想法。

1986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