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难题的认定

《建筑师还是蜜蜂？》当时并不是真正当作一本书来撰写的。它更像是一幅拼图，由若干因素拼成，包括轮廓和观点、经验和分析。它产生于实践，其内容贯穿了机器制造业、工会、学界和政治活动。显然，那种带有恰如其分的参考文献且论证严密的会议论文是一回事，在特拉法加广场的一个纪念柱的柱基旁作的讲演则完全是另一回事。但二者对形成本书的思想都有重要作用，因此它们都包含在本书中。这就不可避免地意味着本书的内容有些参差不齐，但它是基于实际经验的，还有什么东西比真实的世界更参差不齐呢？

尽管有这种参差不齐的情况，但我还是相信，本书贯穿着几条前后一致的脉络。首先，本书主张我们必须总是把人置于机器之前，尽管机器可以既复杂又精美；第二，本书认为人类的能力以及足智多谋是不可思议的，是令人欣喜的。同时我希望，关于我们的工作方式，关于在工作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及我们同自然界的关系，我希望本书能给出一些真知灼见。

明确彻底地认清难题并且在口头上说清楚还是不够的。我们还肩负着重大的责任，争取在这些方面有所作为。我谋求的是建设性的意见。

《建筑师还是蜜蜂？》一开始是批判20世纪60年代出现的各种技术，接下去就是说明这些批判所关切的内容在1976年的“卢卡斯职工计划”中有所表达。这种情况又奠定了进一步发展的基础，这些发展包括在伦敦大区企业董事会的技术工作、从1983年到1986年伦敦大区市议会的大众计划，还有以人为中心的技术，如欧洲经济共同体（欧盟的前身——译者）的欧洲信息技术战略研究计划，这个计划始于1986年5月。同时，我也要思考，在描述这些计划的同时，本书重点突出了某些与我们这个顶部沉重的政治结构相关的难题，这种沉重的顶部完全没有能力应对来自下层的创造力。

首先，要面对的问题是我们过分而自负地信仰科学和技术的变革。科学是一片肤浅和干旱的土壤，上面移植了我们人类敏感和宝贵的根。在这个语境中使用信仰这个词肯定是正确的。科学和技术现在处于社会的前沿，就像中世纪的宗教一样。此外，科学技术的狂热的信仰者们在很大程度上表现出殖民时代传教士的狂热。那些不理解或者更具体地说是不接受科学技术权威性的人，他们几乎被视为丧失了灵魂，他们必须从可怕的无知中被拯救出来。如果不能被拯救，就会被牺牲，原因是他们没有就业的可能性。

国家如果表现出不愿意接受由大型跨国公司发展的各种技术，则被认为是显示出某种“严重的无知”，也被视为拒绝进入先进的技术提供给他们的人间天堂。

没有处在科学技术中心位置的各种文化被认为是异端邪说，为了防止它们瓦解人们对真理的信仰，因此必须把它们驱除。由于新技术官僚的宗教把自身定义为“善”，因此就得出这样的结论，我们必须全盘接受它。如果我们不愿意接受，就要强加给我们，理由是为了我们自身的利益。

第三世界国家不想要或者支付不起这些技术，它们就被认为是“欠发达国家”。这不仅是因为物质原因，更是因为在文化和意识形态的意义上，它们对跨国公司的价值缺乏理解和接纳，对于被称之为“先进”国家中发展出的技术也是如此。

接下来要给出的不是针对这些技术形式的攻击性长篇大论，而是一个建议。建议我们应该认真地观察那些适合我们文化、历史和社会要求的科学和技术形式，并且把它们发展成为更为适当的技术形式，以满足我们长期的需要。

技术的变革

现在仍然有很多人相信，自动化、计算机化和机器人的使用将把人类从摧毁灵魂的、乏味又繁重的任务中解放出来，让人类获得自由，以从事更具创造性的工作。进一步的建议是，这种情况将自动地使得一周的工作时间缩短，使得假期和休闲时间延长，其结果是“生活质量的改善”。通常还要补充的是，作为一种额外的职业奖赏，我们可以从计算机里得到的大量数据将使得我们的决策更具创造性、科学性和逻辑性，其结果是我们将拥有一个更加理性的社会。（1）

我想对这些设想提出质疑，并且争取说明，在脑力劳动的领域，我们正在开始重复一些我们已经在技能性体力劳动中犯过的错误，那是在较早的历史阶段，它产生于高资本设备的使用。我刻意强调体力和脑力劳动之间的相似性是因为我对二者之间的分割感到厌恶，因此我将展现二者之间的相似性。然后，我将在总体上批判地考察技术的变革，旨在提供一个框架来质疑当今使用计算机的方式。

我认为，把计算机视为一种孤立的现象是错误的。我们有必要把计算机视为一个技术发展连续过程的组成部分。在大约400年前，人们就看到了这个过程。由于我们把计算机视为一种生产资料，因此应该在推动计算机兴起的社会中，在设定的政治、意识形态和文化的语境中考察这种现象。

在我看来，有了我们对科学和技术的质疑，有了我们利用科学技术来解决的那些“难题”，我们对自己在周围看到的那种系统给予定论就丝毫不奇怪了。我认为，我们一直在问一些错误的问题，因此我们得出的答案也是错误的。而对于广大公众来说，参与到这个过程中是极其困难的，因为这门新的宗教尽管没有用拉丁文来迷惑大众，但却用数学和科学的术语把他们阻挡在外。

他们受到诱导而相信，某种伟大和深刻的事物在起作用，他们不能理解这种事物是他们自己的错。只要他们有计算机科学或理论物理学的博士学位，他们就能领会这门新神学。科学的语言中包含着符号、数学以及明显的合理性，这些东西不断威胁着普通民众的常识。有人认为，情况不应该是这样，能够而且应该是另一种样子，但他们被压制而噤若寒蝉。

然而，那些拥有适当资格的人，他们的情况也越来越不确定，越来越迷惑和丧失判断力。物理学家之间讨论的问题是，他们现有的“具有客观性”的技术是有局限性的，计算机科学家们关心的问题是人工智能的意义。这些情况全都显示出，科学技术这座坚固的堡垒开始出现了巨大的裂痕。

但首当其冲的是，在体力和脑力劳动者中间，都存在着强烈的不满情绪。因为这些系统的联合作用是汲取他们的知识，却拒绝他们使用自己的技能和判断的权力，使其不幸地沦为附属品，附属于人们开发出的机器和系统。那些不直接参与使用设备的人们仅仅是困惑的旁观者。我发现人们深深地关注的是个人的挫折感，因为不论是技术工人、设计者，是母亲还是父亲，或是教师和护士，他们的常识和知识、他们的实际经验越来越边缘化，几乎都成为“进步”的障碍。（2）

我们还有的希望是，我们能够考察这种“进步”的本质，争取找到由真正的进步构成的替代方案，并且让普通大众的大量参与到进步的定义和构成。

常识与意会知识

纵观本书，我将频繁地涉及“常识”这个概念。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严重的用词不当。实际上，它可以被认为并非具有 “常识性”。它所指的是一种感觉，即感觉要做什么和怎样去做，这种感觉仅为某些工匠共有，他们都曾经当过学徒，并且在某个领域中有实际经验。

工匠的常识是一种至关重要的知识形式，是在“干中学”的复杂情况下习得的。我们通常认为，“干中学”就是体力劳动者通过学徒学习，或许还包括法律或医学的实践。

我也将频繁地涉及意会知识，这种知识的习得也是通过干，或者是通过 “做具体事”。

我们能接受什么样的计算机化系统？这个问题极其重要。

有人说，我们现在正在进入信息社会，或者说，我们实际上已经在其中了。人们之所以这么认为，是因为都说我们被“信息系统”包围了。我们接触到的这种系统，其大多数最好都称之为数据系统。的确，经过适当组织和运行的数据可以成为信息。被人们吸纳、理解和应用的信息就可以成为知识了。在某一领域被频繁使用的知识就可以成为智慧，而智慧就是积极行动的基础。

所有这些都可以被概念化为信噪比的形式，如图1所示。社会中有大量噪声，而信号则通常是模糊的。

另一个观察的方式可以是客观性与主观性之比。

可以说，在数据端，我们有计算；在智慧端，我们有判断。在整体上，我要质疑的是，我们希望以数据/信息部分为我们设计哲学的基础，而不是以知识/智能为其基础。正是在控制回路的知识/智能部分，我们遇到了这种我将频繁涉及的意会知识。

图2所示的是主观性和客观性之间的互动。在我们考虑专家系统的设计时，这种互动尤为重要。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有技能的工匠就是专家，就像我们认为医疗从业人员和律师是专家一样。

图2　基于规则的系统之局限

如果我们认为知识的整体区域必须成为一个专家，如A所示的那样，我们将发现，其中有一个知识的核心（B）。我们可以认为它是事实的领域，即有待于在文本中被发现的翔实的信息形式。

被B覆盖的区域能够轻易地被还原为一个基于规则的系统。圆环区域AB可以认为是代表具有探索性的、模糊推理的、意会的知识和想象。我认为，设计良好的系统承认意会知识的重要性，并且能加强和提高意会知识。我拒绝的观念是，一个专家系统的终极目标概念也应该是如此，从而使B扩展，以囊括A。正是这种主观性与客观性之间的互动才是重要的，而且正是这种以主观性为代价的对所谓的客观性的集中，才是现存系统设计中所表现出的关注之基础。

技能的习得

在下面描述的过程和系统中，我关注的不仅是知识的生产，我还关注知识的再生产。我频繁地涉及在“干中学”，因为其结果是人们习得了“直觉”和“专门技能”，在这里使用的这两个概念的意义与德雷福斯使用它们的意义是相同的。这并不相左于波兰尼的意会知识的概念。它描述的是一个动态的情况，其中人们通过技能的习得，就能够整合分析和直觉。德雷福斯和德雷福斯（互联网显示他们是兄弟二人，但原文无“兄弟”二字——译者） （3）对技能习得的五个阶段做了区分：①纯粹的初学者；②熟练的初学者；③胜任者；④精通者；⑤专家。

我觉得学习发展的过程是绝对重要的，当人们达到了控制论转型的知识/智慧端（图1）时，当人们已经成为德雷福斯意指的“专家”时，他们就能够认识全部情况，而不必把情况分解成为若干狭窄的特征。因此，我没有把意会知识、知觉和专门知识与分析的思维对立起来，相反，我认为总体的工作情境给出的是分析思维和知觉之间的正确平衡。

从广义上说，德雷福斯认为技能的习得有如下几种情况。

第一阶段是纯粹的初学者。在此阶段，情境中的各种相关因素都受到限定。这样，在不参照这些因素发生在其中的总体情境的情况下，使得初学者能够认知这些因素。也就是说，初学者遵循的是“情境无涉的规则”。

初学者缺乏对总体任务前后连贯的感觉，他们判断自己的表现主要凭借他们遵循规则的优劣。初学者按照这些规则，以纯粹分析的方法解决难题，他们对情境中的活动和总体任务的结果的任何理解都不是来自亲身体验。

第二阶段是熟练的初学者。通过在具体情境中获得的实际经验，个体的人逐渐学会认知具有“情境”性质的各种因素。这种因素不能根据在客观上可以认知的情境无涉的特性来规定。熟练的初学者是通过感知与先前例证的相似性来认知具有“情境”性质的各种因素的。对情境中各种因素的认知能力的增长，把熟练的初学者与纯粹的初学者区别来了。

第三阶段是胜任者。有了更多的经验后，熟练的初学者就可以达到胜任的程度。对胜任者的要求是，能够选择一种构思良好的计划或者见解。胜任者的理解和决策方法比起纯粹的初学者和熟练的初学者都要复杂，但仍然是分析的，并非来自亲身体验。

胜任者选择的计划对行为的影响大大地强于熟练的初学者对具体情境因素的认知，而且胜任者对于可能出现的结果有更强的责任感和参与感。纯粹的初学者和熟练的初学者可以认为不成功的结果出自于不适当的规定或因素，而胜任者则认为出自于对视角的错误选择。

第四阶段是精通者。随着经验的进一步增加，胜任者就到达了的精通阶段。在此阶段，他们已经习得了一种直觉能力，来使用各种模式，而不必把它们拆分成各种零散的特征来认识。德雷福斯称其为“整体相似性认知”“直觉”或者“专门知识”。他把这些词当作同义词来使用，而且把它们定义为“由于有先前的可参照的相似经验因此而做出的毫不费力的理解……直觉产生于对情境的深入参与和对相似性的认知”。

尽管精通者们是用直觉组织和理解一项任务，但它们仍然用分析的思维方式来考虑怎样完成该任务。胜任者和精通者之间的差别就在于，精通者以直觉的方式理解问题，这种方式基于丰富的经验，而胜任者仍然必须依靠无亲身体验的分析方式理解难题。

第五阶段是专家。有了足够的经验，精通者就可以达到专家的水平。在这个层面上，不仅是情境，还有连带的决策都是以直觉的方式理解的。专家仍然使用直觉的技能就能够应对不确定性的和不可预见的或者是成败攸关的情境。

德雷福斯兄弟二人的基本点是要断言，在做出理解和决策时，分析的思维和直觉并不是两种相互矛盾的方法。相反，它们被认为是在互补中一起发挥作用，但随着有技能的执行者的经验不断地增长，他们的方法也越来越趋向于直觉。经验丰富的人们似乎能够以整体的方式理解各种情况，而不必把它们拆分成各种分离的因素或特征。

对于盛行的系统设计方法和哲学，我持批判态度；而在第四章中，我对“训练”也做了严苛的批评，因为它们都否认我们有“深入的情境参与”。在技能习得的谱系中，我们的发展往往都被局限在纯粹的初学者一端。

下面，我要描述这些经验、系统和机器，把被颠倒的过程再颠倒过来，并且提供另一种发展的情境，以促进获得那些在技能习得的谱系中，处于专家端的那些属性。

许多设计者害怕讨论这些关注，原因是他们可能因此而被指责为“不科学”。然而，在我的这条论证思路中，并没有显示出人们应该放弃“科学方法”。相反，我们应该理解，科学方法仅仅是对经验的补充，而不应该推翻经验。这些经验也包括“自我的经验，它是现存宇宙中客观实在的组成部分，每个人的经验在其中都是具体的和独特的”。（4）这种观点有助于我们避免科学主义的危险，就像我曾经指出的那样，科学主义只不过是欧美的一种疾病。（5）

碎片化

我采纳黑格尔的观点，真理具有总体性。因此，在我考虑目前使用的某些设备之后，我将把其影响与劳动过程联系起来，争取对所发生的情况给出一个总体的观点。我所描述的设备和劳动过程在其领域中，并不一定是最先进的或者说不一定是最新的。我选择它们是因为在设计发生变革时，它们具有典型性。（6）我描述的出现在设计中的难题可以认为是具有普遍性的难题，这些难题适合于保险业、银行业、新闻印刷业或者其他领域中的计算机。

设备

我考虑的第一个系统是一种早期的先驱机型。20世纪80年代，在先进的计算机辅助设计和完整的计算机集成制造领域，它达到了顶峰。它很方便地用来说明用计算机化的设备拆分、最终取代绘图员的各种功能。在英国和欧洲大部分地区，到20世纪40年代，绘图员是设计工作的核心。绘图员能够设计出零部件，把它的形状画出来，标明它的受力情况、用于制造它的原材料和它需要的润滑。如今，这些过程都被拆分成各种孤立的功能。设计者做设计，绘图员做绘图，冶金专业人员标明材料，受力分析人员分析其零部件的结构，摩擦学家标明润滑系统。这些经过拆分的各个部分可以由设备接替，如自动绘图设备（图3） 。

图3　用于工程数据处理的自动绘图设备

有了这种设备，绘图员就不必再绘图了。因此，随着这种有用的东西被设计出来，并且与在车间工作的、有技能的工人直接联系起来，说明和修改的巧妙互动就被割裂了。现在，绘图员所做的就是使用数字转换器通过标线板或电传打字机输入材料。精确的读数是数据，包括线段的长度、公差和其他具体数据。

设计只是以一组指令的形式出现，这些指令在计算机里经过扩展之后，就用来控制机床，包括坐标镗床、车床和连续轨迹数控铣床。相同的指令也可以用于控制具有检验功能的设备。也许你偶然想要一张图来表明客户到底要购买什么，这也许是你费心要做此事的唯一原因，那你可以非常精确地用主绘图机做出一张图，你可以用微型绘图机得到一张不太精确的图，它还能做出一个穿孔卡片。

在这一切中，重要的不仅是把设计者的功能碎片化，然后输入到计算机里。还有，那些在车间里的高技能的工作以及使工人有成就感的工作被摧毁了。这不再是供求的问题，不再是萧条与繁荣的问题。这些工作职位在技术上消亡了。

第二个被考虑的是一个设计系统，被称为人控计算机绘图系统。过去的技能熟练的工人，他们凭借在工作中获得的对零部件尺寸和形状的分析能力，就拥有对数学的意会理解。（7）

后来，这门知识越来越多地从这种劳动过程中被抽取出来，并且被提炼为数学中的函数。该函数以示意图的形式在图4中展示。这是一个正弦函数，可以表示一个轴的震动情况。

图4　计算机生成的求解空间曲面，其相应的数学表达式为：SIN (8×(X-1)/XL＋1/4 (Y-1)＋1.0

人控计算机绘图在该领域中主要用于结构分析。结构分析所需要的方程是自动生成的，问题也是按照分析输出的要求自动解决的。位移、负荷、剪切力和力矩经过计算后，很方便地显示出来以供读取。改变输入条件很容易，而且相应的输出也可以根据要求显示出来。光笔可以用来定位约束力。图5是某结构在载荷中发生错位的夸张图。

这个设备表现出一个去技能化的过程，因为它使得设计者和力学分析所需的能力和经验比先前所要求的降低了。

图5　负荷下发生错位的夸张图

分析塔台的风力负荷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应力对结构产生的扭曲可在计算机程序包里获得，并展示在屏幕上（图6）。

图6　左为冷却塔剖面图有限因素的理想化，右表示在风的压力下被夸大的变形

这种情况的全部意义就在于，先前在受力分析者头脑中的知识本来是可以每晚都把它们带回家的，而且也是他们讨价还价的本钱，但现在已经从他们的头脑中抽取出来了。凭借计算机的干预，这门知识现在已经被物化从而进入了机器。现在已经是雇主的财产了。因此，雇主现在占有的剩余价值不仅仅来自产品，而且还来自职工。所以我们可以说，职工们给了机器生命，他们给予机器的越多，留给自己的就越少。

其他例证

计算机还有一种可能性，就是分析整个的变量群，使用这些变量并且求解。搞建筑的读者们能够理解这种情况。规划部门一直在使用这种功能。他们经常需要一幅某个岛屿上的别墅群的布局图。每个别墅的各个变量都是相同的，包括等量的日照、等量的花园面积和等量的海景以及其他许多变量。计算机处理这个问题的方法是，首先生成一幅布局图，然后反复地安排和修改，使得布局图适应那里的地形，最后结束于布局图的定稿，并十分吻合地贴附在该岛屿的地图上。它所产生的建筑分布是非常密集的，我认为这是在该岛上做了一件怪诞的事情。这也是非常早期的工作。如今，有了更为周密的软件包。

在医学领域里，计算机辅助设计有若干种用途。我认为，这些用途是积极的，尽管它们也会带来一系列的难题。对此我将在后面详述这些难题。

第一个例证是视频显示装置用于设计保护耳朵的设备。视频显示装置能显示出耳朵内部的声波形式，所以你的保护设备可以一直修改到某些特定的声波被显示出消失的时候。在理论上，你可以把耳朵保护设备设计成让人的讲话声音穿透，同时消灭其他杂音。你可以在事实上做到选择你想听的声音。

第二个例证是视频显示装置在假肢设计中的使用。图形处理系统可以探测膝盖关节区域的情况，专门为个人进行量身设计。整个假肢的结构在屏幕上活生生地显示出来。在假肢实际制作之前，使用假肢的人可以参与讨论。因此，可以为病人专门设计，不会出现假肢不适用的情况，不会迫使病人在与垂直方向有10度夹角上跛行，也就不会有维多利亚时代的慈善所产生的不适用假肢的恶劣情况。

第三个例证是使用计算机设计人工心脏瓣膜。这些技术的开发本来是为了显示飞机中液体循环状况的，现在也用来显示文氏效应和其他一些特性以及血液通过心脏瓣膜的情况。这种工作的方式是互动的，这样就有可能修改人工瓣膜的口径以及其他一些物理尺寸，并且把随之产生的流动状况显示在屏幕上，从而使得心脏瓣膜的设计最佳地满足病人的具体要求。

当人们考虑计算机化设备的各种用途时，他们得到的直接印象是，这种设备肯定会自动地加强使用其设计者的创造性。但是，其中也有大量的难题需要解决。在解决这些难题的过程中，人与人之间进行的复杂交流被计算机疏远了，也被人与计算机的互动疏远了，其结果是严重的，影响是深远的。让我们看一看建筑设计师的工作。过去，建筑师做设计时，要到工地现场查看进度，届时要与现场的工程师讨论，也许还可以修改设计。现在，视频显示装置使得到现场查看没有必要了，设计者和工程师可以通过计算机对话。设计者的图纸可以通过英国电信公司的电缆传送到工地的屏幕上。但是，设计者亲自置身工地的环节被砍掉后，除了对设计的影响外，系统还会把人与机器越来越牢固地捆绑在一起，并且取消了设计师离开绘图室前往工地现场的环节。这个环节曾是必须的，但现在它不再是必要的。

实际情况的模型

在绘图员或设计师的技能中，有一种技能是根据图纸想象出产品的实际模样，这是一种概念化的过程。这个过程现在也被计算机淘汰了。因为计算机系统可以跟踪常规图纸的轮廓线，包括俯视图和侧视图，然后做出一个精确的三维的立体图像展示在屏幕上。计算机接到指令时，还能旋转该图形，使你能够从任意角度观察。这种情况可以在建筑领域中推广。例如，视觉展示就像人们所描述的那样，能够给出一个市政大楼的建筑方案，当地的人们可以观察它，并且决定是否认可其设计和位置。过去只有俯视的平面图，那是为了让市政厅检验。但对大多数人来说，很少能看懂，因为它只为精英群体所理解。

这种使用计算机的方法是合理的，我们能够以此让社会大众参与到他们希望参与的对建筑的决策中。（8）

从理论上说，这种做法可以使决策民主化。然而，我想论证的是另外一种情况：计算机事实上加强了少数人对多数人的权力。在设计的全过程中，这是一种切实存在的危险。如果你从视频显示装置得到了一座建筑的某个视角，这个视角处于一个远去的汇聚点上，它会让你感到该建筑看起来高挑而又有魅力，并消失在地平线上。如果你把视角与建筑的距离拉近，你就使该建筑看上去像一座高楼大厦。因此，公众舆论很容易被视角操纵，我认为某些建筑师没有超出这种做法。

在一个较高的层次，你可以得到的似乎全都是回顾性逻辑的力量。任何人，只要他当过设计师，就知道最佳的理念是事后才获得的，也就是在你看到自己完成的设计中出现了错误之时。现在，旨在向设计者提供回顾性逻辑的系统已经被用于建筑领域，采用的是视觉模拟技术，这种技术应用于训练宇航员操作航天器的对接过程。其基本原理是，在彩色视觉显示装置上，图像每秒显示30次，纵深的标准提示是作为重叠的若干表面给出的，给出的物体的外观尺寸与观察者的距离成反比。这种视觉数据肯定是以典型的西方文化方式展示的。

在计算机辅助的建筑设计中，每栋建筑和物体在其自身的三维坐标系中被规定。因此，它们可以被表示为一个坐标系数据的等级结构。这就意味着，全部现有的建筑都能作为数据被输入到系统中，有待设计的新建筑也是在现存建筑安排的语境中表示的。视频显示装置可以给使用者以幻象，让他们感到朝着尚不存在的建筑走去。人们可以体验到的感觉还有，进入了这栋虚拟的建筑后朝外看，看到的是已经存在的建筑。人们可以把窗户摘下来四处移动，可以扩大整个建筑，并可以把它置于原计划的场地之外。这样做的目的是在施工前，把新建筑置于整个环境中获得它的总体效果。但人们有理由相信，以这种形式展示的图像与实际情况还是极不相同的。当该建筑被矗立起来时，你会感到有一种贫民窟或监狱的气氛，但这种气氛在屏幕上并不明显。

在上述那些情况中，人的创造性被摧毁了。因此，我们大家都必须关注的问题是，以后人们拿什么新技能输入需要升级的计算机系统中呢？我们对实体的物质世界的感觉将要丧失，原因是计算机设备的干预，工作将从物质世界中抽象出来。在我看来，在未来的若干年，我们面临的深层次难题就是源于这种情况。如果人类越来越多地凭借现实世界的模型来工作，而不是现实世界本身，如果人类因此而被隔绝于宝贵的、在现实世界中的学习过程，被隔绝于意会知识的积累，那么各种难题就很突出，而且就会被持多种政治立场的写作者所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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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Cooley M. I. E. ‘The Knowledge Worker in the 1980s’, Doc. EC35, Diebold Research Programme, Amsterdam, 1975.

（2） Braverman H. Labor and Monopoly Capital. The Degradation of Work in the 20th Century, Monthly Review Press, New York, 1974.

（3） Dreyfus and Dreyfus, Mind over Machine, Glasgow, 1986.

（4） Bodington S. Science and Social Action, Allison & Busby, London, 1979.

（5） Needham J. ‘History and Human Values’ in H. and S. Rose (eds), The Radicalisation of Science, Macmillan, London, 1976.

（6） Cooley M. J. E. ‘Computer Aided Design, Its Nature and Implications’, AUEW-TASS, 1972.

（7） Polanyi M. ‘Tacit Knowing: its bearing on some problems of philosophy’, Review of Modern Physics, Vol. 34, October 1962, pp. 601-605.

（8） Maver T. W. Democracy in Design Decision Making CAD, IPC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ress, Guildford, Surrey, 19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