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俄国革命
一
从历史关系方面说，俄国革命之于二十世纪，就好比法国革命之于十九世纪。两者都经历过长时期的思想分析准备，在那个准备过程中，拥护当权者的人总是抵挡不住那些否认当权合法性的人的挑战。两者都是长时期秕政的结果，在那个时期中，统治者的无能几乎比他们的暴虐更加令人吃惊。两者开始时都充满乐观和欢欣鼓舞的情绪，仿佛提供了广阔的自由天地的前景。但是，在所有权的处理问题上，两者都马上遭到了非常猛烈的反对，以致内部的倾轧引起了专政。同样地，在每一情况下，所有权方面的争执在国外造成了怕感染的心理；外国政府为了维护他们自己的社会制度，就横加干涉，以扼杀他们所惧怕的新事物。同样地，在每一情况下，革命性的变化产生了两个深刻的后果。非特权阶级的心理状态受到了永久性的影响；到处的特权阶级不得不承认那种新的心理状态，把他们的要求加以调整。不过，在1790年之后，这种调整遭到了强烈抵抗，直到经过一个世代的战争，它才基本上成了政府的日常习惯。这样以后，就可以明显地看出，尽管人们为这种调整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它却大大提高了满足的水平，并且在那个水平上对普通人的要求给予回答。
我们目前正处在俄国革命意识形态的反作用时期，因此我们那种公正地判断它的能力也就受到了它所引起的各种激烈情绪的影响。在某些人看来，它的好处那么明显，成就那么伟大，以致他们一点都不去考虑它们的代价；然而在另一些人看来，这种代价却是十二万分的丑恶和巨大，以致根本谈不上什么好处和成就。对于俄国革命的无论哪一种极端主义的看法，就好比对于法国革命，或者它那真正的前驱宗教改革的极端主义的看法一样，都是既愚蠢又危险的。我们研究俄国革命的性质，其任务就在于找出使它具有目前的面貌的各种原因。俄国革命所干出的笨事情和犯下的错误，甚至于罪恶，是极其严重的，关于这一点，它的最高缔造者列宁就曾经比谁都直率地承认过。在这些笨事情、错误和罪恶当中，有不少是俄国革命的内外敌人奉行的政策所造成的，这一点也是明显得叫人痛心的。我们要了解俄国革命，就一定要把它看作彻底改造西方文明的社会原则的最初阶段，否则就会把它的性质完全弄错。
当然，即使作为最初阶段，这个改造也不是一下子就完成的，或者单靠俄国人完成的。从某种意义上讲，我们称之为近代史的整个思想运动都有助于它的完成。没有十六和十七世纪的科学革命，就不可能有今天的它；同样，没有十八世纪所谓的产业革命的影响，也不可能有今天的它。霍布斯和洛克、卢梭和黑格尔，还有以马克思为杰出代表的社会主义传统，逐渐肯定了各种观念和方法，而终于发展成了俄国革命。不过我们还要记住，那些播下布尔什维克种子的人是雅各宾代表的嫡系子孙，这些人通过美国革命中的通讯委员会同克伦威尔军队的鼓动员相提携，而当时的清教巡回传教士的习性又使这些鼓动员受惠无穷。俄国革命尽管发生于一个领土广及欧亚两洲的国家，主要却是一次欧洲的革命。它之所以首先发生在俄国，是因为俄国在战败的形势下对它的重要原则的抵抗太薄弱，无法组织力量来反对这些原则所提出的要求。但是，促使革命发生的各种原因却影响到了整个欧洲文明（尽管方式不同），而且在那些原因被同它们的深度相称的救治方法消除之前，它的锋芒将不会有所收敛。
长时期的秕政传统；由于那种传统而看不出大量不满情绪的正当性；统治者因而下定决心宁肯用镇压手段对付不满而不设法加以补救；镇压失败后又坚持加强镇压的严厉程度而不肯谋求宽大的妥协；人民由于统治者对内贪污纳贿，暴虐不仁，对外战争失败而不再信任他们的能力和善意；以上这些便是俄国革命产生的原因。政体的愚蠢使得稳健分子心灰意懒，极端分子不顾死活。受制度好处的人的数目比起吃制度苦头的人来是那么少，以致当他们的传统权威的魔力丧失以后，他们就再也没有办法把政权保牢了。让我们记住：在1917年的俄国，就像在1789年的法国一样，早在革命者接收国家政权之前，潜势力的道德基础就已经被暗中破坏了。当政权已不再有一项精神上的原则使它可以标榜尊严的时候，它就改组了。
这是因为，沙俄的统治者和人民脱离得那么久，以致不知道人民的需要是什么，尽管他们明明看到了这些需要的表现。俄国的贵族阶级，同法国的贵族阶级一样，也许是欧洲教养得最好的；可是，也正如法国的贵族一样，他们只是长年累月地纸上谈兵而不履行做出决定的义务，这就使他们变得麻木不仁，因此，一旦大难临头，就不知道怎样去制定政策，更别提怎样去执行政策啦。这样，他们自然就要让位给列宁这样的人，这些人既有订计划的智慧，又有行动的决心，而且，他们的计划是建立在对他们力求控制的文明社会的结构和功能的真知灼见之上的。布尔什维克党之所以在革命中获得胜利，是因为在十足的无政府状态时期里，只有它知道怎样去从中取得一个政府要成为政府所必不可少的坚定的方针和牢固的控制。他们的敌手们却什么办法都没有，除了乞灵于一种已经被打破的传统服从习惯，以及乞灵于一种被以前的暴虐行为瓦解了的历史爱国主义。布尔什维克却知道怎样去恢复这两样东西。他们提供秩序来代替混乱，提供希望来代替恐惧。对于那些被朝不保夕、土崩瓦解的形势吓破了胆的人，他们使之恢复了日常的生活习惯。他们用两个法宝把舆论吸引到自己方面来，其一是他们判断人民需要的本领，其二是他们行使权力时所发挥的精力。
布尔什维克当时无疑有着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政府机关已多半停止行使职权；虐待和战败已使国防军不再向合法的统治者效忠；革命性的不满遍布全俄国，似乎要把传统的服从习惯一举打破——虽然如1905年的事件所表明的，这种不满事实上早就一直准备着要这样去做。布尔什维克党是个具有铁的纪律的党，天才的列宁教导党员要密切注意舆论的最微小的变动。只有他们才知道人民群众需要些什么。只有他们有眼光，去向群众提供所需要的东西。他们获得了群众的爱戴，因为他们意味着和平和面包的前景，而任何其他政党都不。他们的敌手们彼此利害关系不同，方针也不明确。当这些人在争吵的时候，他们却可以放手去干。他们之所以夺取了政权，是因为在那些争夺政权的人当中，只有他们一贯懂得夺取政权的方法以及把政权用在什么目的上面。
当然，夺取政权是一回事，保持政权又是一回事，两者是颇不相同的。任何人阅读苏联内战以及外国武装干涉的严酷历史，一定会被布尔什维克当权后在各方面表现出来的成就深深感动。布尔什维克得临时成立一个政府，建立和组织一支军队，还得对付普遍的饥馑和疫疠。在他们领土的广大地区内，交通都告断绝；凡是受过大俄罗斯压迫的民族又都宣告有权独立。他们还得和德国周旋，而沙皇从前的盟国则占据了他们的领土，供给他们的内部敌人以武器和资金。国际贸易几乎全部停顿，各国还实行严密封锁来反对新政权。在新政权刚成立的最初几个月里，维持政权的能力一定是显得微乎其微的，尤其是在那些负责它的命运的人看来。
然而他们毕竟成功了，他们之所以成功，可以说主要是由于三个原因。第一个也是最主要的一个原因，是他们给了俄国人民以掌握自己命运的希望，而这在百年秕政中还是破天荒第一次。任何人研究了布尔什维克政府在其历史上第一个重要年头所颁布的各项法令，必然会对它的领袖们肃然起敬。不光是他们对人民的需要洞察入微，不光是他们的行为所根据的概念宏伟无比。更重要的是，他们为有才能的人开辟了一条广阔的道路——这一点和1789年像极了——而且也和1789年一样，天才地求助于他们所遇到的最强烈的创造性冲动。他们并不脱离他们统治下的人民，并不高高在上，而是和人民打成一片，是人民的一分子。他们目光远大地把他们的事业同那些新的社会阶层、即工农联合起来，这些人在田地里和工厂里，在军队里和苏维埃里，都学习到必须为行使权力负责，并且由于亲身参加国家管理工作而对政治发生了兴趣。还有，大地产的瓦解，资产阶级财产的大规模没收，使工农觉得以前从来没有掌握过自己的命运，现在却掌握了。在十月革命初期的内战和饥荒的废墟当中，观察家们不断报道人民情绪无比欢欣鼓舞，这是十分值得注意的。他们觉得自己生活在一个伟大的时代，渴望实现伟大的目标。甚至在行刺列宁不遂后跟着实行的专政，好像也没有使他们失去拥有新的和更广泛的自由的信心。
我认为，以上就是布尔什维克得以维持政权的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是外国干涉。事实上，值得怀疑的是，这种干涉到底有没有达到过足以推翻新政权的规模；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其所以不能达到，特别是在英国，无疑是因为有组织的工人们对它的反抗愈益加强，范围愈益扩大。他们满腹狐疑地眼看政客们向世界上第一次行之有效的社会主义革命进攻，而政客们的主要动机不外是保护私有财产。苏联政府迅速积累起工人们大量的好感（这种好感只有它自己犯下的错误才能打消），这个因素是每一个资产阶级政府，尤其是民主政府应该经常考虑到的；因为从来没有一个外国政府曾在其他国家的工人中间引起过同样的兴趣或热情。外国干涉反而对布尔什维克大大有利，因为它在俄国人民中间，甚至在许多有顾虑的或抱有敌意的人中间，激发了一种强烈的民族优越感，也就是爱国主义精神，只要一想到外国人一手制造的政府就几乎会本能地激起这种感情。即使没有外国干涉，布尔什维克也很可能会站稳脚跟的。如果这种干涉的规模徒然使人愤怒，而并没有决定性作用，那么它对于布尔什维克来说，倒反是帮助而不是障碍了。
布尔什维克成功的第三个原因，是俄国反革命代理人的特性。对于列宁和他的同事们的天才，垂死的社会只能用一帮可怜的冒险家来对抗，这些冒险家除了在某种形式上恢复被革命所坚决反对的旧制度之外，提不出任何纲领，而且除了兽性的屠杀和野蛮的流血之外，他们也根本没有办法来完成旧制度的恢复。他们无论到哪里，那里的人民就对他们所代表的东西充满仇恨；在全国广大地区内，他们的行径使人们坚信布尔什维克将替他们报仇雪耻。布尔什维克可能代表赤色恐怖，但这种恐怖是同人民大众的常识所能够理解的伟大创造性目标联系在一起的。白色恐怖却仿佛除了恐怖本身，什么目的都没有。如果白色恐怖竟能永久保持下去，那就很可能恢复以前的奴役状态，千百万人将为他们短暂的自由时刻付出昂贵的代价。哪怕在法国革命最坏的时刻，反动派也不若俄国内战期间的反动派那样野蛮或丑恶。冒险家们的活动，就同1871年巴黎公社失败后梯也尔[26]和加利菲[27]对巴黎人民实施的报复一样可怕，而且规模还要巨大得多。反革命以他们自己的政策使人相信革命确实是深得人心的。他们为革命贡献了一种精神上的力量，这种力量使革命得以克服在向胜利迈进道路中遇到的一切混乱、饥荒和疾病。
二
俄国革命的历史，在内战结束以后，自然而然可以划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迄1924年列宁逝世为止，在那个时期中，列宁主要是提供了巩固革命的方法。第二个时期是从1924年到1927年，在此期内，有效的进展停顿了，斯大林和托洛茨基争权的派系斗争震惊了布尔什维克党人。第三个时期是从1927年开始，此时，随着实权集中于斯大林一人之手，苏联开始实行集体化和工业化的宏伟纲领，其速度之快，规模之大，为任何其他社会所望尘莫及。的确，在那些年代中，除了北美大陆的广大资源被开发出来以外，再没有其他东西比它改变得更快了。
我们必须避免把这些阶段去同以前历次革命史上的那些阶段相比较的诱惑，因为俄国革命的条件使得它的性质独一无二。要对付众多的人口，其中绝大多数是文盲，不习惯于机器工艺；要把许多不同的民族团结成一个有效的整体，其中许多民族甚至不懂西方文明的意义；要建立一支能击退敌国利用社会弱点来实施的进攻的强大国防军；要迅速查勘和开发俄国的资源而避免依赖外国资本；要使人民群众对政权保持忠贞，却不让他们具有哪怕在沙皇时代也习惯有的消费水平；也就是说，要制造出对未来的巨大福利的坚强信心，借以说服人民，使人民把目前的享受放在次要地位；要打破（特别是在有严重个人主义的农业人口中）一个贪得无厌的社会的根深蒂固的习惯；要经常在很可能犯错误从而影响安全的规模上实行改革和试验；要随时从错综复杂的外交关系中找出路，这种关系轻则是不友好的，重则包含着敌对行动；由于那种危险，所以要使大半个世界上的工人阶级相信俄国革命的利益也是他们所必须保卫的；要为新国家建立一个能够信得过的行政机构；要按照事业的规模来挖掘人才和培养人才；在培养出人才以后，又要取得他们的忠诚，使他们能够建立布尔什维主义的原则所固有的新文明；以上一切，不论从哪个角度来看，都是极其艰巨的任务。只有像列宁那样敢想敢干、足智多谋、意志坚强的人，才能够设想出这些任务的基本结构。同样地，不论从哪方面来看，他毕生的成就此之任何一个革命的政治家所能够辛辛苦苦地实现的理想毫无逊色。它使得他无愧为近代史上最杰出的人物之一。
我认为，俄国革命的实验已确凿证明了某些事情。当然，其中有些事情是早在俄国革命之前就知道了的，革命的经验只不过使它们获得了证实；另外有些事情却是新的，可能这次革命的真正意义就在于这些事情的新奇。它再次肯定了一项老经验，即一次革命能挖掘出大量新人才，否则这些人才就会英雄无用武之地。正如没有十七世纪的英国内战，克伦威尔和艾尔顿[28]、李尔本和温斯坦莱甚至不会列入史册，因此没有俄国革命，列宁和托洛茨基就只能是凄凉的亡命者，在欧洲各国的首都流浪，斯大林也不过是个默默无闻的反叛者，报纸至多只会花半寸篇幅来刊登他大胆破坏所有权法纪的消息。
但是还不止这样。俄国革命不光显示了以前默默无闻的人当领导的巨大能力；那是每次革命的家常便饭。更重要的是，它显示了这样一个事实（这又是老经验的一个重要证实）：扩大社会上权力基础的改革一经实现，马上就可看到人民中有不少人能够从事创造性的活动，他们的数量要比旧的生产关系使人们猜想的多得多。自从1917年以来，可以明显地看到，苏联每一个民族都能在工作的机会中激起一种巨大的响应力，只要机会存在下去，这种力量分明是无穷尽的。在1917年以后的那一代中，苏联几乎每一个村庄都根据它的特殊需要造就了它自己的、能激发全村人埋头苦干的汉普登[29]，而这在过去是想也不敢想的。这种响应的能力并不局限于生活中某一个特殊行当。它激起得越广泛，也表现得越充分。
因为，说实话，一种从来没有发展机会的人民，一旦感到为他们开辟了无限广阔的天地，其精神中最好的东西就一定会被激发起来。这一点大规模发生在苏联，是不容否认的。无数事实证明，在激发人民精神的同时，还想出种种方法，使最卑微的人以及最最落后的地区都感到有了新的机会。例如，创办教育的规模不仅使千百万人感到他们继承了过去无从接近的文化遗产，而且还使他们能够表白自己的心愿，说明他们需要的是什么，那就是自由的本质。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教育上的努力已推广到高加索和北极圈各民族，它们原先甚至不懂得文字的好处哩。苏联在这方面的成就，是殖民地行政管理史上没有一件事能够比拟的；相形之下，英国在印度的努力简直微不足道，尽管那儿在一个多世纪中也有过同样的机会。只有下面这种论据才能说明差别，即布尔什维克的社会哲学使他们千方百计要提高他们统治下的落后人民的文化水平，而英帝国主义的社会哲学却促使它把印度文化上的每一个进步看作对它以外国身份在那儿作威作福的暗含的挑战。
现代没有一件事情能够稍稍接近苏联在教育方面的进展的规模或速度。英国花了一百多年工夫，才建立了教育制度的一套现代机构，而享受它的先进水平的仍旧只限于极小一部分人口。事实上，英国的例子清楚地说明，国内多得多的儿童能够从一个更先进的教育制度获得好处，唯一阻碍他们获得这种好处的，只是英国所有制的经济的和社会的复杂内容罢了。苏联的教育思想却完全没有那些复杂内容，而且我认为，可以正确地说，除了北美合众国的十来个州之外，目前俄国在教育方面的机会要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好得多。它们不仅意味着以一种更巨大的力量来培养人才，为社会建设事业服务，而且还意味着失意者的比例大大缩小。它们意味着苏联的统治者急于培养和利用人民的才能，这种才能远远超过现代任何一个国家所显示出来的。
教育上的成就是和其他社会领域内的重大成就并驾齐驱的。妇女被从下等地位解放了出来，规模之广着实惊人。工农的保健、卫生和安全，从质量上说，也许并不超过最先进的西方国家；可是，已有的成绩不但质量合乎要求，而且其速度之快，也是任何资本主义社会想象不到的。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也许每个发展阶段都得经过艰巨的斗争，例如英国曾为工厂条例斗争过，美国目前还在为废除童工斗争着；教授和其他学者们会绞尽脑汁来证明某种成就本身是不足取的，或者纵有可取之处，经济条件却使得大规模的试验成为不切实际。
为社会消费安排的生产计划也获得了杰出的效果。它是在既有利也不利的特殊情况下进行的。地主和资本家财产的没收，意味着资本主义世界所知道的既得利益并没有阻碍生产力的发展；这就意味着一种开发速度，除了美洲大陆的开发之外，什么东西也比不上它。此外，没收了地主和资本家的财产，就能使社会不再依赖赢利的动机，不再把它作为刺激生产力的手段。
这种摆脱赢利动机的结果，无疑具有莫大的社会利益。它意味着，在安排生产的时候，注意力可以不必集中在有效需求上，而可以集中在社会需要上。尽管在进行这样巨大的试验时要实施许多限制，但是说实话，在苏联的经济发展中，最重要的事情总是获得优先照顾的。生产不决定于能够吸引私人资本家的贪欲的超额利润。人不仅以他们所拥有的财产而显得重要。如果引用一句社会主义的名言，说对人的权力已被对事物的控制所代替，那当然是不确实的。但如果说，在狭隘的经济范围内，苏联人民群众比任何时候都更有真实的基础来享受经济上的自由，这却是千真万确的。
这方面的理由是双重的。第一个理由是，国家资源的开发速度已消除了人们生活中经常发生的失业的恐惧；当资本主义文明社会中简直有千百万人怀着这种普遍的恐惧的时候，苏联不但没有这种恐惧，而且根据理论，也没有理由假定它会重新成为一个必须加以考虑的因素。第二个理由我认为是，千百万工人农民都贡献力量来创造他们的生活条件；工业方面的民主管理已行之有效，这是资本主义国家所办不到的。一个企业的章程不是由拥有这个企业的雇主擅自制定的，他只要服从工会的某些规定，就可以独断独行，为所欲为。章程十足是由工人和行政双方协商出来的。由于没有普通所理解的那种赢利动机，协商无疑就真正是为了谋求共同的满意，这种和解使人们感到自由，因为他们发现自己的意志既体现在所获得的解决办法中，又贯彻在据以获得解决办法的程序中，这一点，哪怕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劳资谈判也是万万及不上的。苏联想解决争端的动机，要比英美想解决工农业中的争端、调停英国煤矿工业劳资纠纷或加利福尼亚州英佩里尔盆地工人纠纷的动机高尚得多。
在这方面，苏联政府还有一个了不起的地方。传统的赢利动机已经没有了；尽管工资相差悬殊，但这是对工作的酬报而不是对所有权的酬报。可以名正言顺地说，赢利动机的取消业已被那些代替它的东西补偿而绰绰有余。这一来是由于实行了一种完全同职务和产量相称的工资报酬制度，二来是由于前所未有的尊重劳工神圣，还有就是由于在工农业中立大功是政治上获得地位的重要手段。在资本主义经济下，财富是权力的占压倒优势的尺度，能够用其他机会获得权力的人，为数就不多了。在苏联，财富作为享受和权势的来源，至少得和其他五六种至少具有同样吸引力的获得权力的手段相抗衡，这样就可以很容易地激起维持社会宗旨所必不可少的努力，而不必像每个成熟的资本主义体系那样非把社会划分成许多等级不可。
制度的其他几个优点也必须着重指出。不论从哪方面来看，苏联没有科学的厄运这回事，而那正是资本主义经济在其紧缩时期的特征。苏维埃制度，不管它实行什么样的限制，总之能够为丰富产品而不是为限制产品而订出计划；它不必在每个生产阶段为个别资本家的利润操心，这些资本家的利益不仅和整个社会的利益不同，而且往往是敌对的。即使我们估计到这个事实，即公众对苏维埃制度的可能性的新的体验，使它可能具有在十七世纪的欧洲存在过的可能性所具有的那种令人敬畏的地位，我觉得仍旧可以正确地说，科学的社会功能以及科学为人类服务的使命，在苏联要比在资产阶级社会实现得充分得多，而且范围也比资本主义社会中已有的或甚至可能做到的广泛得多。由于工人不觉得工业技术的进步威胁到他们的安全，故而对新发明也就不敌视，而敌视新发明却是资本主义社会的通病。同样，在苏联对压制科学发明也不感兴趣，而靠利润为生的企业家却必然对此发生兴趣。鼓励科学家的例子俯拾皆是，而向科学家提供的发展机会，无论就其规模或重要意义来说，都是资本主义国家所难以望其项背的。
苏联情况的另外一个方面也值得一提。凡是亲自研究过苏联司法（政治犯罪除外）的人都会承认，无论在实验主义方面，或者人道主义的待遇方面，它都远胜绝大多数其他国家。如果法院和监狱的管理是一种文明的质量的重要标志，那么，上述情况是最最重要的。
苏联的做法，是把犯罪行为的各个方面同经济环境联系起来，因为犯罪行为十之八九是经济环境的表现。这就可以少把罪犯当作社会的敌人看待，多把他们当作社会的牺牲者看待，并且可以着手大规模改革监狱，从这些改革的社会效果来说，其重要性远远超过旧文明的一切作为。在苏联，一个普通刑事犯恢复过正常生活的机会，要比在任何其他国家多得多；在法律前人人平等的历史性要求（政治犯罪仍旧除外），在苏联实现得比我所知道的任何一个国家都更彻底。法官也好，律师也好，都关心改善诉讼程序，比西欧自从杰里米·边沁[30]以来随便哪一个人都积极主动得多。在这方面，说世界各国应当向苏联好好学习也不为过。
三
我认为，不论从哪个角度来看，这些都是了不起的成就，一笔抹煞对我们并没有什么好处。如果我们既要正确了解俄国革命，又要懂得它之所以获得各国工人阶级热烈拥护的道理，就非适当重视这些成就不可。无疑的，为了这些成就必须付出巨大的代价，我将考虑到那种代价的性质和后果。但即使必须把这一点作为成就的背景，我们仍然必须承认巨大成就的事实，不然的话，政权面临着国内外的无数困难，是肯定维持不下去的。
因为，千真万确的是，政权的许多最严重的错误和罪恶并没有使人民群众抛弃两个信念。第一，他们相信自己是生活在这样一种制度之下，其主要原则比旧文明的原则来得优越。第二，他们相信自己有资格对制度的前途抱乐观态度。这两个信念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决不仅仅因为它们和英法两国革命后曾经有过的类似的心情十分相像而已。我认为，这两个信念表明，不管苏联个别领导人的作风或命运如何，革命的最终目的已成为人民大众的愿望的一个永久不变的部分，不管谁来当苏联的领导，都非得充分考虑到那些愿望不可。同样的情况是，在查理二世复辟时，克伦威尔革命的政治制度尽管崩溃了，他的社会目标和经济目标却保存了下来。同样，在1794年以后，法国任何一种政体假使不大大地满足雅各宾传统的要求，就休想传诸永远。
要了解苏联必须为它的成就付出的代价，就得对苏联的缔造者们当时所处的形势有清楚的认识。他们那时所治理的，是一个只习惯于半拜占庭式、半东方式的专制政治而其人民几乎全是文盲的半欧化的国家。工业的中产阶级只占全国人口的极小部分；都市无产阶级同占压倒多数的农民比起来，只是一小部分。沙俄才刚开始实行它的产业革命；它的技术知识有不少是依靠外国指导和管理的。
那些制造革命的人决心应用马克思主义原则。他们认为必须有一个马克思主义式的铁的专政时期。不过他们认为那将是工人对有产阶级、特别是对资本家的专政，并深信专政的必要性只不过是暂时的；一旦社会所有制奠定了牢固基础，工人的民主政治自然就会实现。另外一个重要事实是，他们确信西欧各国即将发生跟他们的一模一样的革命。这些革命的发生由于它们包含着的安全不但能巩固苏联的基础，还能减轻新政权刚诞生下来时的阵痛，这是任何其他因素所减轻不了的。他们确定了一种能导致全世界工人统一行动的统一心理学。
同样，我们必须认识到，布尔什维克领导人的作风和习性跟西欧社会党领导人有多大的不同，他们怎样由于形势所迫而不得不致力于阴谋的传统。列宁和托洛茨基是第二国际执行委员会所熟悉的，但是他们在历次代表大会上都默默无闻，甚至从来没有获得过一点点控制多数票的权力。许多布尔什维克领袖们，特别是斯大林，根本不了解西欧的社会主义，不懂得一个建立在宪法传统内的运动意味着什么。他们当中很少有人了解民主政治的重要性，就因为民主政治的势力，无论在理论上或实践上，从来没有深刻影响到他们直接参与的经历。他们只不过看到它的表面，并且如列宁的情况所清楚表明的，他们是最透彻地按照马克思和恩格斯所体会的严重失望来看待它的，因为两人对迫在眉睫的革命的期望总是经常落空。最后但不是最不重要的一点是，他们跟马克思和恩格斯一样，一点不懂得自治习惯的生命力和重要性。他们自始至终倾向于根据大不相同的俄国经验来看待西欧的特别是英国的社会主义运动。
那项经验对于布尔什维克的策略来说，是极其重要的。它使得他们不去依靠党的民主组织方法，而是依靠一批恪守纪律、毕生从事密谋活动的职业革命党人来有效地领导他们的运动。他们难得抛头露面地活动，他们的一生就是同秘密警察进行长期斗争，他们对于夺取权力具有坚强的意志，任何见解只要和他们自己的有丝毫出入就会引起他们的极度怀疑。他们习惯于立即服从，把思想上的错误当作严重的罪行。他们的著作中表现得最普遍的一种决心，就是知道自己万万不能重蹈巴黎公社的覆辙，他们认为巴黎公社的失败主要是由于民主的弱点。他们是一支革命军的参谋本部；受他们指挥的队伍的任务是服从。
必须指出，在沙俄统治下，他们抱有这种见解是理所当然的。他们在对付一种没有自治习惯的人民。内战的历史表明，他们是在同那样的人作战，只要他们略一畏缩，就会被那些人残酷地清算掉。我认为，他们不得不要么放弃社会主义革命的理想，要么放弃专政。在1917年，他们的主要问题不是夺取政权，而是巩固政权。为此，他们（尤其是列宁）把希望寄托在一次没有实现的欧洲革命上。欧洲革命之未实现，具有莫大的后果。它鼓励了俄国国内一切反对他们的势力，从而大大加重了经济复兴的任务。欧洲革命之未实现，还造成了他们同西欧社会主义运动的决裂。它助长了他们的“分裂战术”；既然他们不能依靠社会党首领，就只好自己来搞一个运动。他们的学说和战略已经被他们获得的成功证明是正确的；社会民主党的首领们由于不肯采纳这些学说和战略，就背叛了马克思主义，结果在他们看来，就成了资本主义的客观拥护者。他们因此到处分家，另行成立共产党，同历史性的社会党对抗，甚至于（就像在希特勒上台前的德国）帮助了社会主义的敌人，相信自己将会继承后者的政权。共产国际成立后，他们强使他们创立的各国共产党接受同样精确的正统学说和严格纪律，这两者正是他们自己取得权力的特征。由于害怕资本主义国家干涉苏联，他们使得那些党成为资本主义国家最头痛的东西，特别是在其经济条件和心理条件有利于那些党发展的国家中。在十月革命的最初几个月里，布尔什维克很可能确实是准备实行民主政治的。很明显，在1918年谋刺列宁未遂后，也许除了在1936年新宪法颁布后那段极短暂的时期之外，就从未认真考虑过将苏联专政改为民主。布尔什维主义一向强调西方民主的虚伪性，从来不强调西方民主的优点。
为什么会这样呢？我认为答案是复杂的。第一，这是由于西欧国家尤其是德国的社会党首领们在1918年年末没有利用布尔什维克认为他们应该可以利用的机会。这就使得布尔什维克认为有必要使苏联孤立起来，不让它被另一个世界玷污，在那个世界里，连公然自认的马克思主义者也腐败透顶。第二，这是由于布尔什维克自命为他们有责任去创造的那种历史的先锋。第三，这是由于布尔什维克在较进步的社会主义者中间获得了威信，这种威信使他们相信：列宁对马克思主义的运用是社会主义获得成功的不二法门。当他们眼看法西斯主义在欧洲崛起，民主软弱无能的时候，这种见解自然分外有力了。
不过，我认为真正的理由还在于苏联内部的历史。它的孤立在很大程度上是资本主义国家造成的，这意味着苏联政府必须依靠自己的力量来发展经济；它要么继续奉行1921年的“新经济政策”，那多半意味着大规模恢复资本主义，要么放弃那种政策，而在现代基础上实行俄国的全盘工业化。但是，假使它走第二条路的话，那么，在一个绝大多数人都是不识字农民的大国里，就势必要对人民实施一种只有专政才办得到的纪律。由于工业化（如果不依靠外国资本来实现的话）的代价是严格限制消费品和实行农业集体化（因为没有农业集体化，就无法限制消费品），那么这种专政就更加不可避免了。一个强大的富农阶级将在十年内成为工业化政策的致命伤，因为富农阶级不会接受工业化带来的种种限制。这些需要还因必须大力加强国防力量防止外国的可能侵略而加重了。加强国防的需要又加快了工业化的速度，扩大了工业化的范围。它需要对消费品的生产力加以限制，那一直是每一个访问苏联的外国人印象最深的事情之一。
一句话，苏联是要努力在不到三十年时间内完成一个发展阶段，这个阶段连美国也花了一个半世纪，而且还是依靠大量外国资本的帮助才完成的。再说，这种努力又是通过对所定目标多半没有受过训练的人民进行的，他们非常可能（至少是在农民中）不懂目前吃苦为了将来享福的道理，如果听凭他们自由选择的话。我认为只有一个专政政府才敢这样去做，而且这个专政政府又必须对其信念的绝对正确性抱有强烈的宗教信仰，为这种信仰所驱使。谁要是记得西欧为产业革命所必不可少的纪律付出了多么巨大的代价，并且读过那种变革所引起的激烈的抗议文章，就能想象得出苏联领袖们要完成的尝试的规模。尽管有尝试的决心，我可并不以为它可以用民主的方法来实现。因为，随便哪一个政府如果在布尔什维克强迫人民作出的牺牲的基础上重新参加大选的话，管保会被撵下台来的。
因此，目标既经确定，仅仅为了内部的原因就非实行专政不可，更何况另外还有许多外部的原因，这点我下面就要谈到。专政是由共产党实行的（这又是出于不得已）；因为，既然目标已经确定，只有那些接受这个目标的人才有资格参与行使统治权。这就说明了为什么苏维埃在政权的早期是个半独立的权力来源，到后来却沦为共产党意志的注册机构。因为，如果允许苏维埃真正独立自主的话，基本目标遭到非议已经算是好的，最糟糕的是，苏维埃的意图很可能和共产党的意图闹对立，到头来可能会酿成内战，特别是在像清算富农那样的危机中。
事实上，无产阶级专政必然变成共产党专政；因为，实际上，党和国家机器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但是党的专政并不意味着普通党员的专政。在一切政治组织中，党的官方机构总是最重要的。但是在苏联共产党中，却是日益变本加厉地把寡头政治强加于党的民主。因为党员与那些不同意它的见解的人之间的争执，已代替了议会制民主国家中普通的党争。更重要的是，共产党各个派系之间对经济政策某一原则或细节的斗争有一个重要的结果，即那些得胜的人实际上总是代表国家的。
因此，意见的分歧必然是争夺国家领导权的斗争。如同斯大林和托洛茨基的斗争或者斯大林和布哈林的斗争所表明的，失败往往意味着为争取利用政权来实现一个根本不同的重要措施而斗争。斗败的派系必然被开除掉，因为它既然威胁党的团结，事实上也就威胁国家的团结；而一个国家由于它所固有的逻辑使然，绝对不会允许任何人来威胁它的团结。因此，一个领导人失败以后，要么必须退出政治舞台，要么就必须和独揽大权的党进行斗争。事实上，在民主国家只不过是违反纪律的事，在苏联却成了叛国行为。由党内斗争成败来决定的目标太重要了，非那样不可。
我认为，这就是苏联实行的那些使得它在民主国家中的朋友们大惑不解的清党和处决的根源。失败了的派系不屈服，就谋反；制度使他们没有第三条路好走。由于他们即使在屈服以后，仍旧是对胜利者掌权的一个公开的或潜在的威胁，因此胜利者总不免要千方百计不让他们有机会得势。一党专政哪怕在党内也不会发扬民主，因为这样就等于为反对派夺权大开方便之门。因此，多数派就利用他们所拥有的一切手段来加强对权力的把持。他们垄断了各种宣传工具。公民投票——从历史上说，它是独裁者们特有的武器——被定期用来证明他们深得人心。由于他们必须镇压异己，就一定要扩大利用秘密警察，而且如果发现不了什么，就往往无中生有，捏造事实。当权者必须设法使他们的对手受到憎恨或蔑视。由于利害关系重大，他们必须要么根本不举行选举，要么每选必胜。威望往往促使他们采取后一种做法。因此，他们必须设法使所有选中的候选人都是他们能够赞同的，这就意味着吸收那些肯支持他们的人入党。他们必须防止一切他们自己晓得吃不消的辩论。这样发展下去，国家大权必然落入一小撮既有权又有本领来操纵和控制党的机构的人之手。只要他们控制着全体党员，军队又拥护他们，那就只有人民群众大规模地有组织地起来反抗，才能够剥夺他们的权力。由于宣传的巨大影响（特别是在最近才有了文化的人民中间），更由于秘密警察的主要任务是防止有组织的反抗，因此就只有在像战争失败那样最极端的情况下，才能够把这一小撮意志坚强的人赶下台。
除这种内部的结果之外，还得加上国外形势的重要影响。自从1917年胜利以来，布尔什维党一直相信外国资本家执意要破坏革命的实验。武装干涉和内战使他们有充分理由抱这种看法；而且从那以后，他们经常有根据相信这种看法会获得证实。但是这也意味着对居住在苏联的外国人的怀疑，最明显的证明是苏联政府对外宾和所谓的侨民百般刁难，哪怕后者只不过是想来参加一个科学会议。苏联总是唯恐它的政策所引起的责难和外国有关，或者是外国干涉的先声。这是苏联人最害怕的，布尔什维克当权派就利用这种害怕的心理来达到两个目的。第一，利用它来激发人民群众的狭隘的和强烈的爱国心，使他们感到列强都眼红他们所取得的革命成果，所以他们必须不惜一切牺牲来加以保卫。第二，爱国心被激发之后，再蓄意利用这种害怕心理作为武器来攻击批评者；谁要是不遵循党的路线，就被断定私通外敌，甚至像托洛茨基那样，被咬定是外敌的真正代理人。
既然私通外敌就其性质来说近乎叛国，因此党的内讧，尤其是在1936年以后，就甚至比法国革命时的那些更加剧烈。反对派如果真想组织力量来搞一下子，那简直是拿脑袋来赌博。不仅如此。反对派的成员，就像托洛茨基，往往是革命的英雄，人民一直被教导来尊敬他们。直到失势之前，他们一直享有无上的威望。因此，任何一个控告他们叛国的政府，由于害怕公愤，非将他们定罪不可。结果不但是必须实行大规模的侦查，将人们的思想置于监视之下，同时秘密警察也发展成了一个独立王国。它保护当权派所制定的党的路线，不让它受到攻击，也就是防止政府被推翻。这样一来，秘密警察就成了当权派把持权力的一个重要工具。不用说，既然外国对苏联抱着敌意，那就总有足够的事实可以使秘密警察成为重要的工具。但是，把秘密警察的权力增强到简直惊人的地步的却是下面这个事实：它是单独一个党内的一帮人的工具，这帮人把自己和国家等同起来，任何反对党哪怕提出批评都在所不许。
从这个角度上，我认为就发生了三件事，它们很能够说明苏联的内部和甚至外部的作风。第一，以高速度实行工业化的决心意味着要人民做出巨大的牺牲；第二，它也意味着强迫农民实行集体化；第三，不允许正常的反对方法，因为它们会延迟从而危及工业化的过程。这三件事之外，再加上害怕外国侵略，因此必须从事巨大的扩军来击退可能的进犯，以及扩军所需要的更高的工业化速度，就清楚地表明：任何方法都不能挫折斯大林就社会主义可能在单独一个国家内胜利的问题达成协议后所下定的从事试验的决心。他必须使政策的每一细则适应那种试验。绝对不许同外国有任何往来，除非它们能加强这项政策。绝对不许有内部批评，除非它宣扬成功的希望。任何其他往来，任何其他批评，必然显得本质上是反革命的；因为听其自然的话，它们肯定会阻碍整个结构所依恃的中心思想的实现。此外，还永远有这么一个危险（它最突出地表现在斯大林和托洛茨基之间具有历史意义的斗争上）：如果批评一往直前，很可能会把当权派撵下台去。
根据这个假设，我们就可以了解苏联的政策为什么改变得那么快。政府脱离了党和群众，就因为它做出了一个最初的决定，这个决定阻止它去冒和党或群众自由讨论的危险。因此，它不得不越来越依靠掌握军队和利用秘密警察作为它的主要工具，虽然它时而向这部分人、时而向那部分人让步的能力也是十分重要的，因为这样就能保护自己，防止心怀不满的人联合起来打倒它。整个党，在列宁生前是真正民主的，现在等于是其内部官僚的意志的形式上的注册机构。再也没有那种导致《布列斯特和约》或者制定新经济政策的生动活泼的辩论局面，在那种局面下，胜利者和失败者都具有充分的相同意见来继续合作。他们的斗争是为了独揽政权。这个斗争必须适当地戏剧化，使得它强迫人作出的牺牲能为那些破天荒第一次既有了文化又关心政治的广大人民所理解。
我认为，向人民群众解释这些问题的努力说明了苏联政治的偏激程度。凡事都得过分简单化和过分戏剧化。每个领导人不是英雄便是坏蛋。既然工业化是政治的灵魂，每个经济问题便都是政治问题。一个无能的经理破坏了计划；他的无能是技术上的还是政治上的，是力不胜任还是故意捣蛋？一群发怒的农民可能影响到周围所有的人，他们的怒气是不是强烈到可以认为是反革命？一个兵士对扩军问题的看法可能提出抓住对外政策要点的工业机器问题，他的看法可能预示着内部主管人没有事先准备好的方针的转变。面对着诸如此类的问题，斯大林和他的同事不但只好使每一个问题成为政治问题，而且还必须把每个批评者当作敌人。从这个角度来看，那些大规模的审判和清洗等于向人民提供了许多次胜利，这种人民的政治修养仍旧很低，但他们能懂得和看重对“敌人”的“胜利”，因为敌人是反革命，而反革命就意味着1917年他们从其中解放出来的万恶的旧制度。
必须附带说一句，这样的策略需要有大批的牺牲者；军队和干部特别受害不浅。由于一支强大的军队和得力的干部是政权获得成功所必不可少的，因此每次清洗必然意味着经济上的动荡，从而影响到计划的顺利推行。在这方面，当局显然竭力鼓励人民抱正统的见解；怀疑政府的政策，极容易成为“反革命”。此外，一定要不断设法使怀疑不容易产生。于是就拼命宣传政府不会犯错误，对斯大林的颂扬与其说适合于一个人，倒不如说适合于一个神道。这种宣传和颂扬使得人们益发难以回过头来再作批评，特别是对于像拉狄克那样的曾经参与其事的人来说是这样，因为有把他原来的赞许当作蓄意欺骗而一股脑儿给他算在账上的危险。它们还使人民群众对统治者的关系平添了一种宗教感情的气氛。这种感情越深，统治者对人民的忠诚也掌握得越牢，而要客观地分析人民的要求也就越发难了。
我认为，即使苏联有着大量“自我批评”，甚至于有着大规模的从最低下的工人直至重大叛国案中大人物所作的关于消极怠工和积极破坏的坦白，也动摇不了这种见解。从小处讲，自我批评对于政权来说是非常宝贵的。它可以让统治者知道行政次要方面的一些缺点，这非但不会影响他们对政府的控制，反而能通过纠正缺点加强这种控制；而从大处讲，由于那些人承认背叛，这就能使人相信政权面临着广泛的危险，揭露敌人的狡诈和顽固，并且叫朋友们必须不断提高警惕。整个过程显示一个事实，增强一个信念：在仿佛最天真的怀疑中，可能隐藏着强烈的反革命情绪，必须时刻警惕，不让它抬头。这种情绪可能出现于乌克兰图画展览会，那些图画没有用恰当的欢乐气氛描绘出农民和他们的住宅。《真理报》写道：“全部展品只能被认为是乌克兰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的猖狂进攻。”同样，在1936年，著名作曲家肖斯塔科维奇的音乐也被指摘为“强调丑恶的一面”。韦伯夫妇[31]已证明这种“正统病”可以严重到什么程度。
这种情况，当然是和1936年苏联宪法所许给的关于民主的漂亮诺言不一致的。这部宪法具有这种特性的原委之一，是宪法颁布时苏联对外政策的重点。苏联政策的历史显然可以划分为四个时期，每个时期都有双重目的。从1917年到列宁领导结束为止，它的目的之一是煽动一次世界性的革命。从1924年到1934年，它的主要目标是阻止资本主义列强纠合起来反对它；由于这个缘故，它把重心放在像德国那样力量较弱的欧洲国家上。从1934年直到1939年《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缔结为止，它的目标是拉拢各民主国家以谋求安全，反对纳粹的威胁或日本的可能的侵略。自从《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缔结之后，苏联的对外政策主要是力求利用当时的战争来保卫它的战略上的利益，必要的话，就像在波兰和芬兰那样，不惜使用武力。
这就是说，在所有这些时期中，苏联跟任何关心本身领土完整和利益的大国一样，充分玩弄了实力政治。可是，每个时期也都有一个次要的目的（尽管趋势愈益减弱），它出自十月革命的原来的理想，而共产国际是实现这个目的的重要工具。俄国革命是一次社会主义的革命，原来以为世界各国的革命会接踵而至。那里的革命之所以迟迟没有发生，据信是由于社会民主党首领们的背叛，因此就建立共产国际来促成国外革命的爆发。共产国际通过建立和援助各国共产党，成了世界革命的总参谋部。它旨在削弱各国工人阶级的敌人的力量，助长列宁认为被社会民主党的首领们出卖了的群众的革命意志。
可是，在1924年前后，形势很明显，对世界范围内的革命的热情至少暂时是消耗完了。共产国际马上安心下来，成了苏联外交部的一个附属机构，而且地位越益重要。其所以重要，一来是因为它尽力宣告苏联的领袖们对世界范围内的革命始终抱有信心，二来是因为苏联的领袖们能通过这个机构对外国的工人阶级施加影响，有时甚至是相当大的影响。共产国际对于苏联的领袖们所以特别重要，就像1939年的战争所表明的，是因为它使他们能够控制各国共产党，为苏联的对外政策服务。唯有这种控制才能说明各国共产党人事的巨大更动，最显著是在德国；也唯有这种控制才能真正说明1939年9月3日后共产党对英法的政策以及共产党的对德政策。在那些国家里，就像在世界各地一样，苏联发展的性质，在斯大林独揽大权以后，需要有大批能毫不犹豫地遵循他所制订的政策路线的人。
把这一点表现得最清楚的时期是1934年到1939年。在此期间，苏联迫切需要防御希特勒的突然侵犯。就是这种需要使苏联参加了国际联盟，而在那以前，苏联却一直骂它是强盗的同盟。还有，也就是那种需要，使得苏联担负起指导世界反法西斯力量的责任，反对任何满足侵略者欲望的企图；因为它正确地看到，希特勒一和西方国家达成协议，就会向苏联进攻。它就是以反法西斯力量的盟主身份援助西班牙共和政府的，哪怕气派相当小。同样，也是由于需要防御法西斯主义，才使得共产国际不但强使各国共产党接受“人民阵线”政策，抨击社会党人的和平主义的历史性倾向；大家总还记得，1936年以后，苏联驻伦敦大使是怎样拼命进行“院外活动”，促使英国工党投票赞成扩军计划的。
这项政策的目的是联合一切进步舆论来反对威胁苏联安全的法西斯力量的任何增长。这种见解的真挚性是不容怀疑的。苏联最关切的是和平；如果和平是能够取得的话，那么强大而团结的、决心制止侵略的国联仿佛提供了最好的和平前景。但是英国，还有法国在大部分这个时期内，却宁愿尽可能讨好希特勒而不愿向他挑战，特别因为那种挑战可能包含着社会革命，至少在中欧和东南欧是如此。直到1939年3月以后，形势很明显，除了接受希特勒统治就无法讨好他，英法才急欲和苏联结成同盟；甚至迟到那年夏天，如果希特勒愿意把他的野心用在征服苏联领土方面，英法恐怕也不会反对哩。但是，英法一本正经想和苏联结盟，斯大林和他的同事反倒不那么欢迎了。因为，第一，英法对波兰的保证实际上是确定：假使战争爆发，其主要压力将落在西方国家身上，因此那就无疑是对苏联边境的间接保证。第二，英法的保证给了斯大林同希特勒谈判的本钱，即他可以使希特勒避免像1914年那样在两条战线上作战的危险；他清楚地知道他将为此获得巨大的报酬。斯大林对集体安全的原则没有责任感，他像张伯伦先生和达拉第先生那样有资格任意利用它。有充分的证据使他相信英法对他都不怀好意；即使开头不相信，1939年夏天英苏谈判的傲慢性质也会使他相信的。此外，和希特勒缔结条约给了他两大便利，这是他和英法结成联盟所享受不到的。第一，和希特勒缔结条约使他——这是苏联的重大需要——至少在短时期内能避免一次大战，从而使他的国内政策能按部就班地进展。第二，和希特勒缔结条约使他能够为他的中立勒索到一笔报酬，这是无论法国或英国都无法提供的。
因此，他同希特勒妥协了。希特勒奉行这样一种政策，战争是其必然结果；在波兰和波罗的海沿岸各国，而后在东南欧，斯大林都获得或取得了报酬。他的态度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是由于他确信英法企图搞一个超慕尼黑阴谋以牺牲苏联，这就难说了；他的行动严守秘密（比方说，就连苏联驻伦敦大使也肯定是直到行动的结果公布后才知道的），就使得对他内心的看法的估计只能纯粹是猜测罢了。这种“变卦”对各国共产党的影响是明显的，并表明共产国际已在多大程度上成为仅仅是苏联外交部的一个附属机构而已。因为，各国共产党在过去五年中已经那样习惯于把希特勒当作工人阶级的头号敌人（这种看法是正确的），以致它们的领袖在解释对英法资产阶级政府的敌意时，还热烈保证对击败希特勒给予支援。
但斯大林并不需要一次大战。没有人能说明战争会在什么地方发生和怎样发生，没有人能估计战争可能给与苏联的负担。避免大战危机自然是他的当务之急。因此，在1939年9月这一个月内，各国共产党都完全改变了他们的见解。战争成了“帝国主义”的战争；希特勒胜也好，他的敌手胜也好，对工人来说都没有什么两样。工人唯一关切的是和平。甚至对芬兰的进攻，尽管性质上和希特勒的侵略毫无二致，共产党人也拼命为它辩护，说什么它对苏联的安全是必不可少的，故而显然是正当的。
这就是说，客观上斯大林使各国共产党变为希特勒的辩护士，理由只有两个：斯大林自己需要和平，需要战略上的防御。他使各国共产党宣布：国际行为的一项标准适用于苏联，另一项标准适用于其他各国。由于顺应斯大林的需要，各国共产党从大声疾呼要求不惜一切牺牲抵抗法西斯侵略的党，一变而为坚持非姑息法西斯侵略不可的党。我们的确没有合情合理的办法来解释这种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除非是说它和苏联的需要有关。各国共产党把下面这个教条当作宗教原则加以接受，即苏联的一切作为都是为社会主义的需要服务。这样，它们就相信布尔什维主义的头号敌人与苏联讲和是莫名其妙地对全世界的工人有利的，哪怕这有导致世界大战以及西欧各国遭受希特勒奴役的危险。
下文我还要讨论这种见解的惊人的错综复杂关系，这里只要说明一下，这种不问后果如何而一味利用共产国际为苏联效劳的做法，乃是苏联决心不顾其他国家的经济发展条件而单独建设社会主义的必然结果。因为，如果苏联卷入一次大战，对它经济的压力当然是严重的，可能是灾难性的。不光是它的工业生产的重点必须改弦易辙，从而影响到农业，因为供应农民以消费品的能力在战争的重荷下将会被削弱；而且战争失败还会使目前的执政者垮台。因此，斯大林不得不在1939年制造他自己的慕尼黑阴谋，尽管他能为它勒索到一笔报酬。因为他不能冒那在与法西斯主义进行的世界性斗争中把持领导权所包含的经济上或心理上的危险。
四
我认为，只有根据这些事实，才能很好地理解俄国革命的意义。不论从哪个角度来看，俄国革命代表着重要的收获；但无可否认，这些巨大的收获是用巨大的代价换来的。当然，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之后，显然不能马上就实行民主政体；布尔什维克的目标以及他们继承来的遗产的性质使这一点成为不可能。容许那些准备发动内战来反对那些目标的分子享有传统的反对权，给与他们言论自由和结社自由，就等于把革命断送给它的敌人；魏玛政权的历史便是最好的证明。专政是布尔什维克当时所面临的形势的必然结果。没有专政，就肯定会走回到资本主义的老路去。
我认为，真正的问题还在于另一方面。有些人认为布尔什维克一恢复法律和秩序就必须建立传统的民主程序，我不同意这种看法。我认为，这是把这些程序绝对化了，没有把它们的可能性同特殊的历史条件联系起来。俄国历史条件的特殊性当然是不容争辩的。俄国是一个经济落后的国家，都市无产阶级只占人口的极少数；农民数目众多，而且绝大多数是文盲，具有强烈的个人主义人生观；许多民族是半开化的，极端迷信，根本没有政治修养；总之是一个毫无民主经验、被蓄意想颠覆它的政府的敌人团团包围着的国家；认为应该让这样一个国家的人民自由决定其生活方式，像具有高度政治修养的英法人民一样，那简直是拿历史传统和经验的意义开玩笑。每次深刻的革命都证明，一国的人民一定要逐渐学会享有政治上的自由，决不能在过惯了半野蛮的和反动透顶的专制政治生活，受尽苦难之后，马上就充分享受自由。
然而，那并不是说继续不断地加强民主经验是不重要的；列宁曾一再强调指出使越来越多的人行使实际责任的重要性，就说明他看到了这一点。两件事妨害了脱离专政的发展。第一是苏联的孤立——资本主义国家对此负有严重责任，第二是布尔什维克党的专政发展为它的官僚机构的专政，这是从列宁晚年开始，而在他死后迅速发展起来的。1924年之后，尤其是1927年之后，斯大林和他的同事，但主要是斯大林，在权力方面取得了一定的利益，怎么也不肯放弃。由于那种既得利益，党内民主以及这种民主会逐渐导致的更大的党外民主，就都被牺牲掉了。同样，由于那种利益，德国、中国和西班牙也都被牺牲掉了，而这些国家本来可以对俄国革命的迅速成功所依靠的世界范围内的革命作出很大贡献。
我们只消把列宁领导下的共产党的情况和斯大林领导下的共产党的情况比较一下，就可以知道事实的确是这样。列宁并不最喜欢人家反对他，但在他生时，他的意见却经常受到热烈的讨论，党内批评他的人并没有因为反对他而被放逐或处决。但是，自从斯大林从他的对手那里夺得领导权以后，党的性质却完全改变了。反对斯大林的意见等于提出反革命主张。实行了大批清洗、大批放逐和大批处决。尽管1936年的宪法提供了保证，实际上除了斯大林的追随者之外，根本谁也没有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或集会自由。尽人皆知，选举只不过是出滑稽剧；反对党的路线的人根本没有候选资格，甚至连选票读起来也像一支对斯大林的颂歌。迁移自由是受到严格限制的。和外国人的来往受到莫大嫌疑。任意抓人，不经过审讯就判处长期徒刑甚至死刑。非经官方批准，就难以弄到外国文学著作，报纸尤其难上加难。在苏联的外国新闻记者的报道受到严格检查，尽管1939年的某几个月内曾一度撤销检查，但却以报道有损苏联令誉的消息的人将被驱逐出境为条件。人民没有政府许可就不能出国旅行；谁要是看见过出席科学会议的苏联代表团，必然觉得自己在注视着一个团的分遣队参加“资产阶级”科学的葬礼。尽管宪法规定由于为工人阶级服务而被通缉的外国人在苏联有居留权，但绝少由于法西斯恐怖而逃亡国外的共产党人被允许享有这种权利；仅有的一些享受到这种权利的人，多半也后悔莫及。绝大多数政治犯罪——它们的可能范围极其广泛——都是秘密审讯的；在所谓的政治犯罪中，没有人身保障法，没有传讯证人的权利，没有职业律师为之辩护的权利，也没有充分的时间来反驳罪状。损坏或盗窃公共财产可能被判处死刑；甚至连“取笑、挖苦和虐待”一名突击工人，根据《刑法》第58条，也可能是“破坏性的”，故而应处以死刑。1938年审讯雅果达（他在被捕前是秘密警察头子）时，可看出秘密警察的权力有多么大，多么可怕。人质制一直被利用着；相当年幼的儿童因告发他们的父母而受到鼓励和称赞。
我认为，所有这些事情，没有一件是说得通的。只有那些认为苏联的统治者绝对不会错的人才以为它们是正当的。他们要采取这种看法，就只能对苏联应用一种评价标准，而对于存在着同样的镇压的其他国家，例如希特勒德国或墨索里尼意大利，却拒绝应用这种标准。一个社会主义者尽可以率直承认，在某些时期中停止法治是不可避免的；他要正当地为斯大林所建立的官僚独裁制度的广度和强度辩护，就只能一口咬定说，只要目的好，手段再狠也无妨。但如果他当真这样主张，就会碰到一个问题：那些使用这种手段的人会不会因此而忘记了目的。当然，我们不能不感觉到，苏联专政的广度和强度，较少是为了社会主义的目的，更多是为了使斯大林和他的亲信不顾一切地把持权力。否则就难以解释为什么要把反对他的意见的人横加镇压，其次也难以解释为什么要把大量东方式的颂扬集中于他一身。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的确已成了一种名副其实的宗教，政治局是布尔什维克教皇的大主教团，秘密警察则是宗教法庭法官。脱离正统派就像一个好战的宗教派系所做的那样，要处以徒刑或死刑。
这种作风主要产生于1924年到1927年托洛茨基失败的时候；通常把那次失败比作俄国革命的“热月”[32]。其实所有这些比拟都挺勉强。所谓专政，是一小撮人维持个人的权力。但我认为没有真凭实据能证明他们维持个人的权力仅仅是为了自己，尽管他们犯了许多严重的错误。革命的伟大目标始终存在着，对它的控制的丑恶转变是由各种必须分别加以探讨的原因造成的。值得注意的是，专政的作风在千百万苏联公民看来，好像远远没有局外人看来那么可恶。这一来是由于俄国人民从来不懂得民主立宪政体的心理含义；二来是由于，如我已经指出过，专政在某些重要领域的成就是非常巨大的，而且是为人民大众所公认的；第三，若是不实行专政，就很可能造成旧制度复辟，旧制度的罪恶已经由将近二十五年连续不断的宣传深深印入目前一代苏联人的脑海。全体人民对苏联政府的成就感到自豪，这种自豪心理只有巨大的灾难，也许只有外来的灾难才能摧毁，至少在人民普遍相信政权已无受到进攻的危险之前是这样。我可不认为他们目前已相信政权已经没有这种危险。
因为苏联人民已经受过经验和宣传的教导，相信苏联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国家，被内外敌人团团包围。他们对它的成就和前途抱有坚定的信心，就好比早期的基督徒相信基督再临是一定的一样。对于人民大众来说，拥护政权是个神圣义务，而背叛政权之难，犹如叫一个早期的基督徒向异教的神烧香顶礼。信仰政权不光是他们本身获得拯救的保证，而且还为全世界尚未获得解放的人类高高举起旗帜。在他们看来，对政权的责难绝大多数来自那些公然对政权不怀好意的人，其余则来自这样一些人，他们的反叛将被诸如集体审讯之类的有组织的戏剧所证明，因而也同样是无足轻重的。当老百姓发现自己能相当自由地批评有关他们的日常生活（例如工作条件）的事情时，当他们发现自己拥有改善处境的无穷可能性时，他们就会相信十月革命有足够具体的东西来证明他们对革命最终必将实现的信心是正确的。生活是艰苦的，但什么时候曾经是不艰苦的呢？专政是残酷无情和百折不挠的，但假使放松了专政，资本家和地主会不会卷土重来呢？宽大、宪政、言论自由，这些东西是最容易在动乱时代被忘掉的；而在一个从来不知它们为何物的社会里，就更加不容易实现了。我们必须记住，英国花了一百五十年工夫才适应了信教自由观念，而且那还是长期艰苦斗争的结果。我们万万不可只按照我们自己政治上成熟的标准来评价苏联的历史。
我并不打算为苏联专政的广度或强度辩护，因为我相信这两者是跟产生它们的问题完全不相称的。我认为，斯大林和他的同事也好，任何其他专政者也好，都是由于行使极权而堕落得不可救药的。但我认为必须把那种广度和强度解释清楚，而个中原因又比一般想象的要复杂得多。第一，就像我已经论证过的，它是那种不顾别国的经济发展而单独在苏联建成社会主义的决心所造成的。那种决心意味着党内一切意见分歧都必然是夺取国家政权的斗争，所以非加强专政不可。第二是苏联在国际上不安全的结果；那意味着必须大大加快苏联工业化的速度，而这反过来又增强了党争的重要意义，因而也增强了夺权的斗争。第三是由于工业化是一下子强加于一种不习惯于机器操作的人民的。除非能强使人民对机器工艺作出响应，斯大林及其同事就休想在他们自知能保有的时候里获得机器工艺的好处。我们能通过阅读了解我们自己的产业革命的黑暗时代的人，要在这里做出判断，必须特别审慎；而一个美国评论家如果记得赫伦[33]和加斯托尼亚[34]，记得拉弗勒特委员会[35]对公民自由的可怕揭露，记得斯坦贝克先生对裘德[36]一家人的令人难忘的描绘，至少就不会那么心安理得地痛加谴责了。
凡此一切，无疑都要根据斯大林及其同事的个人心理来加以认识，而要了解斯大林及其同事的心理，首先又必须认识布尔什维克的哲学。我们是在对付这样一些人，他们对也好，错也好，反正是抱定一种强烈得像宗教一样的信念，即他们正在促使那不可避免的未来早日到临。他们对未来的性质有先见之明，深信那是无限宝贵的。他们相信，只要达到那个目的，任何牺牲都值得。很明显，他们是在以使这一代人吃苦为代价，求得他们自信正在争取的下一代的彻底解放。他们相信唯一的罪恶是软弱，错误则是对胜利的严重威胁，犹如异端之对于早期的基督教那样。他们的努力具有发动一次十字军远征的一切因素。要了解他们的品质，就必须了解使得历史上一切伟大的革命者，例如穆罕默德、路德、加尔文和克伦威尔在具备了行动的必要条件之后勇往直前的内心冲动。对他们来说，任何危及他们的革命思想的东西，就好比罗马之对于英国和苏格兰的清教徒以及对于美国移民中的清教徒一样，是既可恶又不道德的。叫他们宽大，无异叫清教徒同罗马妥协。他们持有真理，宁死也不愿放弃宣扬真理。
我想，任何一个英美人，如果没有潜心研究过十七世纪清教主义较有战斗性的一面的文献，就断难充分理解布尔什维主义的精神实质。同样具有上帝选民的意识，同样认识到恩德的无限价值，同样蔑视人性的正常习惯，同样具有清教徒的信念：任何否定其重要真理的东西都是魔鬼的谬见，它的影响必须尽早肃清才好。布尔什维克和清教徒一样，是由他的内心思想所支配的，这种思想促使他非达到目的不可，哪怕他一路上刺痛了世界上半数人的心。布尔什维克具有光辉的信念；一种切身的体会使他摆脱了传统错误的压力而热衷于个人忏悔；他快活地知道最后胜利必属于他；他能为了理想而忍受一切尘世的痛苦；深信凡是不出于他自己的思想范畴的见解都一无价值；最突出的也许是，他相信自己是那注定了的东西的先驱；从这一切方面来看，他和十七世纪的清教徒简直像极了。谁要是参加过布尔什维克代表大会，就会从中看出早期运动的历史性希望；莫斯科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会议的心理条件，必然近似克伦威尔的铁骑兵的“浦特尼讨论报告”[37]，这些报告多亏《克拉克档案文件》为我们保存了下来。连布尔什维克对“资产阶级”学问的蔑视，也和“机械传教士”对俗世学问充满怀疑如出一辙。布尔什维克倚赖马克思、列宁和斯大林的原著，也和清教徒仰仗引证圣经一模一样。
给布尔什维克造像，如果不着重指出他热衷于迫害和密谋的传统，并从中学会蔑视个人危险和以殉节自傲，那么这个形象就不是完整的。比方说，谁要是读到季米特洛夫1934年在国会纵火案上的口供，就不难设想自己是在听取约翰·班扬[38]不得不提供的证据。两种典型都受过严酷的经验教训，惯于服从铁的纪律，这种纪律的教诲是：福音的胜利最重要，个人只有忠实于它的各项要求才能得救。同样值得注意的是，清教徒对待一个敌对政府的策略，和布尔什维克的策略有异曲同工之妙。他带头骂人家对他不宽容，可是一旦他自己掌了权，却照样坚决拒绝对别人宽容。他们确信自己掌握着真理，认为有责任使它划一不二。他们把主义的变异看作精神上犯错误的必然原因，故而也是行为混乱的原因，因为人们如果拒绝接受一定的真理，便是对秩序和社会的威胁。清教徒狂信者力图使个人蒙神恩，布尔什维克却仿佛要强使集体得救。但两者都有三种重要的品质：谦让、忏悔和坚信荣耀将归于他们，这三种品质造成了一个信念，即信仰者的使命是改变人类行为的性质，使它对宇宙中一种更高的地位准备有素。清教徒相信他的使命来自神宠，而布尔什维克则坚称他的使命来自他对历史规律的掌握，这种情况并不能改变灵感所产生的效果是相同的这一事实。
我认为，领会下述见解也是十分重要的，即布尔什维克和清教徒一样，对主张采取姑息手段的人深恶痛绝。就像在具有冉森教派[39]的无限堕落感的巴斯卡[40]看来，蒙田[41]的那种鲜明的温和危及人类的得救；就像普林[42]能够发现“爱发[43]之不可爱”是人类沉沦的道路；同样地，布尔什维克也从对党的学说的最细微的偏离中看出反革命的苗头，而反革命之对于布尔什维克，犹如沉沦之对于清教徒。两者都抱定宗旨，要么什么都有，要么什么都没有。两者除了对其最高目的范围之内的东西而外，对生活的其他方面都熟视无睹。两者都觉得，宽恕一个酒肉朋友，要比宽恕一个公开的敌人难得多。两者都把他们的敌手骂得狗血喷头，这在信徒们看来，是绝对有效地代替了对学说的客观分析。两者都立志要彻底改造社会；很容易看到，对这个目的稍有动榣，就会被当作缺少恩德。布尔什维克对待敌手，就和清教徒一样，用他们的圣经和下流的詈骂当武器；一个恨罗马教会，一个恨资产阶级社会。总之，普林对付劳德大主教[44]，犹如列宁对付考茨基；清教徒引证圣经，就和布尔什维克引证马克思一模一样。同样，就像班扬会议的记事录和共产党小组的坦白经验所表明了的，两者都过着这样一种生活，其行为的每一细则都对和他们合作以谋求得救的伙伴负责，并且大家也是据此判断其正确与否。就像清教主义成了一种运动，给无权者带来希望和鼓舞，答应他们将来分享生活的真正财富，布尔什维主义的吸引力也在于保证使无产阶级当选。由于它有权不让胸怀大志者获得好处，从而引起了那些渴望分享财富的人的恐惧，所以，正如从前的清教主义一样，它既造成了许多英雄和圣人，也养成了许多谄媚者和伪君子。恐惧是布尔什维主义用来达到目的的重要工具，但单单恐惧还不能说明它的威权。弥尔顿和克伦威尔、李尔本和班扬对清教主义的忠顺并不出于恐惧，犹如列宁和托洛茨基、斯大林和伏罗希洛夫为布尔什维克事业服务决不由于恐惧一样。
因此，我并不以为苏联的专政是轻易取消得了的，当然不能单靠斯大林及其同僚的愿望来取消。其所以不能，就因为这种突如其来的变化不但会影响到斯大林的政权的整个基础，而且甚至会影响到苏联的整个基础。取消专政，就意味着把目前用在苏联经济建设上的精力和决心集中到争夺权力的斗争上去，而不可能顺利地用在其他方面。那是从承认党内民主的党的专政变为压制一切不被它认为正统的主动精神的狭隘官僚专政而付出的部分代价。举个例子，假使工业化过程受到斯大林和托洛茨基争夺领导权所发生的争执的阻碍，那么重要商品和消费品的生产显然就会大受影响。因为那种斗争意味着对信仰起疑心；而只有保持信仰才能不断执行命令。除非专政能提供内部和外部安全的远景，谋求自由并且给与自由，那么继之而来的很可能是混乱而不是自由。
因此，我认为苏联专政的削弱，主要取决于对苏联安全的普遍信心的增强。这一点决定于苏联国外的情况，至少和决定于苏联国内的情况相等。人民普遍相信资本主义列强打算进攻苏联多久，专政就会存在多久，因为这样它就能利用人民的民族情绪来为自己辩护。同样，只要进攻的可能性存在一日，苏联的一切持反对意见的人都会指望外国援助，而我们有充分理由可以同意苏联的见解，即这种指望难得会落空。苏联人民除非看到一个强国的侵略力量遭到了集体力量的制止，才会感到安全。他们一有了那种信心，马上就会要求专政向民主让步。但我深信国际安全的气氛是这种信心的必要前奏。
因为，事实证明，没有一种专政能长时期地强制实行为维持专政所必不可少的控制。即使有了外部的安全，在现代的交通条件下，也不可能在整个文明周围筑起一条万里长城。教育的发展，甚至于工业化本身的影响，必然会提出非专政所能安然拒绝的要求。如果一意孤行，就会招致内部的分裂。因为这会使人们心怀不满，越来越感到自己丧失权力，越来越怀疑那些使他们失意的人的动机。目前，斯大林及其同僚对任何这种愤懑有一个极有力的答辩。他们可以说，假使接受民主的传统原则，就会给苏联的敌人提供求之不得的机会和手段，就像当年给魏玛共和国的敌人提供过的一样。他们可以坚持说，每一种濒于危险的政体都不得不把大权集结在自己手里，防止它们受到滥用。如果一个像英国那样，其议会制度两个半世纪以来从未受到过挑战的民主国家尚且如此，那么，一个企图建立新的文明生活的政权经过不到三十年的以国内外战争为特色的体验而感到不安全，就更加没有什么好奇怪的了。
我认为，这种论调不论从哪方面来看，都是非常有力的。不可忘记，工人阶级姑置不论，我们绝大多数人都仇恨俄国革命，甚至比我们的祖先仇恨法国革命更加厉害。我们也不可忘记，在从1933年到1939年那些紧急的年头中，欧洲各民主国家的政治家们曾想尽一切办法避免和苏联结成它所提议的同盟，甚至在战争前夕，英国驻柏林大使还看不出有什么理由来反对英德同盟，只要波兰问题能够和平解决。同样非常重要的是，在斯大林犯了进攻芬兰的严重错误以后，广大舆论都赞成同德国妥协，以便以“基督教”文明的名义发动从心理上看来要令人满意得多的对苏联的共同进攻。一句话，我们得经常记住，苏联进行的试验获得成功，就会威胁到现行资本主义制度的整个社会和经济结构。巴望苏联垮台，担心它成功，这种心理一直是当代社会思想中最最得势的；经济学家们甚至断言，根据先天的理由，苏联非垮台不可，甚至不屑装模作样来研究一下苏联已有了哪些成就，而他们的这种主张居然还大受欢迎呢。
俄国革命的丑恶，它的残酷（这两者都是十分严重的），还有它的错误，万万不可蒙蔽我们的眼睛，使我们看不到这样一个事实，即迄今为止，它仍然是宗教改革以后历史上最伟大的事件。因为它和宗教改革一样，正赶上文明的总危机。如果它在其发展过程中能证明生产资料私有制对于有效地组织经济生活是不必要的；如果它能证明有一样东西能恰当地代替赢利动机并最终消灭失业现象；如果它能证明文化遗产能为一国的人民群众接近，科学对工业技术的影响不至于经常威胁到工人的经济安全；如果它能做到这一切，那么很明显，俄国革命将会在人类经验中开辟一个无比重要的创造性新时代。当然，以上所说的一切分明都只是可能发生的事情。但是，谁要是忽视这种可能的前景的存在，就不能恰当地判断俄国革命的复杂内容。
但是，十分肯定，它们目前还只不过是可能的前景而已。它们可能被战争毁掉；因为把任何相当大的力量转移到战争的代价上去可能轻易地破坏人民对革命目标的信心，更何况战争还可能败北。同样十分明显的是，实现革命目标所要求做出的牺牲，在苏联这样一个工业落后的国家，要比在像美国这样的先进国家中期限长得多；生产量增加的巨大数字并不能掩盖这样一个事实：苏联每个工人的产量仍然远比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为低，最终的考验在于苏联的工人能否远远超过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如果这些事情能够实现，俄国革命的影响就显然会迫使资本主义迅速改造。无论哪里的资本主义必须适应新的生活方式，就像十六世纪后封建主义不得不适应个人主义的资本主义那种巨大得多的潜力一样。
无论如何，法国革命的历史就是这样的；它在世界范围内强使各种观念和制度适应于它所体现的目的。它尽管犯了不少错误和罪行，可还是起了这样的作用；尽管向它发动了战争，它还是起了这样的作用，尽管在当时的大财主看来，它的观念仿佛是毒蛇猛兽，它还是起了这样的作用。法国革命的影响，在它发生后的半个世纪内，决定了欧洲历史的明确内容。它使千千万万卑贱的人有了前所未有的希望和抱负，这就形成了一种新的社会评价标准，统治阶级不得不日益迁就这种标准。它把“新的社会阶层”的要求捧上了天，而十九世纪的欧洲政治家们不得不估计到它的影响。
我认为俄国革命的影响在性质上也是相同的。它主要是对中产阶级文明基础的挑战，主张一个人不能仅仅因为没有生产资料就被剥夺掉享受文明的主要成果的权利。这种主张已经获得了全世界普遍的欢迎，不光是在直接提出这种主张的选区。的确，这种主张之被接受，乃是任何一种以普遍平等的公民权为基础的代议政体的必然结果。
因为，在一个以贫富悬殊为特征的不平等社会里，人们必然会力图利用他们的政权来恢复那种悬殊中所包含着的平衡。他们一旦相信仅仅由富人向穷人让步的政策并不能满足他们那根深蒂固的愿望，就会力图这样去做。而他们一着手这样做，就必须实行一系列重大的社会改革和经济改革以证明正在有意识地不断恢复平衡，否则国家的性质就会被强迫改变。换言之，各阶级必须通力合作来改变基础，否则它们之间的鸿沟就会扩大到使冲突成为不可避免。
正因为这种概念在俄国革命中表现得无比鲜明，才使得革命具有生气勃勃的甚至爆炸的性质。它如此突然和尖锐地加强了对现制度的挑战，以致既引起了极端的希望，也引起了极端的恐惧。其所以引起极端的希望，是因为布尔什维克相当容易地夺得了政权，使得世界各国的极端分子低估了他们会遭到的抵抗的力量以及一旦取得政权后巩固政权问题的复杂性；同时也是因为革命的乐观主义总是夸言根深蒂固的习惯可以轻易改变。其所以引起极端的恐惧，是因为一切本身利益受到俄国革命威胁的人不但没有得出必须抓紧时机从事改革的教训，反而认为必须保护自己，防止传染的危险。处理不当的话，其结果便是扩大各阶级之间的鸿沟；革命引起的信心愈深刻，人们对鸿沟的宽度也愈敏感。这就使得可能的妥协的情绪更难产生，同时又使斗争双方的极端主义的意见过分有力。
事实上，俄国革命和它的法国先驱一样，已成为这样一个主题，绝少有人能头脑冷静地加以研究，因为对它的结果抱有的希望和恐惧实在太强烈了。希望使那些抱有它的人断言苏联的领袖们不管做什么事绝对错不了；恐惧使苏联的敌人断言即使它那最明显的成就也是虚假的。希望如果不听理智的忠告，漠视旧习惯的力量，就总是使社会上各种思想的斗争分外激烈；就好比在同样情况下，恐惧使人对最明显的必要改革的呼声充耳不闻。俄国革命最迫切的问题不是它应得的赞美或责难，而是必须了解它；而这是最难得的。因为，如果对这样一个重大的事件缺乏了解，就容易使双方的领袖们把自己武装起来，以保证自己的见解获得胜利。
正就是俄国革命所引起的希望和恐惧的这种可能结果，使得莫斯科在1917年之后所做出的两个决定成为灾难性的决定。第一是列宁决定分裂世界工人阶级的力量，建立共产国际，同时建立各国共产党；第二是苏联决定强使各国共产党对1939年的战争抱一种看法，这种看法使他们成为反对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那些国家的革命失败主义的代表者。第一个决定之所以是灾难性的，有几个原因。它使各国共产党一心一意去搞阴谋。它使一种革命策略具有唯我独尊的正统地位，这种革命策略的效力几乎完全基于这样一个假定，即俄国的独一无二的经验是千百年来历史条件完全不同的一切国家的典范。它使得苏联之外的一切共产党成为狭隘的宗派，其活动的速度不决定于它们所面临的形势，而决定于苏联在国际方面的需要。它还使得各法西斯党趁机自封为爱国主义和秩序的代表，尽管这事实上并不存在，却使它们得到了本来得不到的同盟者。由于各国共产党的组织仿效俄国，实行严格的中央集权制，而且日益变本加厉，这就使他们看不起普通人。他们无疑是在为一个抽象的无产者的未来工作，但对于人性的现实却几乎一无所知。
在俄国革命当时所面临的历史条件下，中央集权是理所当然的；不实行中央集权，就不会有布尔什维克的纪律和锐气。但是，这首先就需要列宁的天才来使中央集权具有在战场上作战所必不可少的机动性；其次，中央集权和那些长期以来在政治方面熟悉于议会民主的国家的习惯是不一致的。的确，中央集权的起源远比列宁为早。我认为，它的一部分可直接追溯到卢梭关于立法者强使还没有下决心接受他的主张的人民接受主张以实现理想国的观念。那种见解（对于加尔文的日内瓦子孙来说是十分自然的），连同他那关于人们被社会制度败坏的深刻信念，一股脑儿传给了巴贝夫[45]及其密谋的参加者们。他们眼看自己对法国的希望被坏人毁掉了，就想把密谋的专政当作强制实行美德的方法。这个观念又从巴贝夫通过邦纳罗蒂[46]以及十九世纪最初四十年欧洲各新兴民主国家的秘密社团，传给了马克思和社会主义运动；不难看出，马克思怎样在痛苦的流放中把它变成了无产阶级专政，其目的和卢梭的立法者相仿，在于“强迫人们变为自由”。这个观念和黑格尔辩证法的那种暧昧的形而上学相结合，就使得党的官僚机构比整个党更加能够（如他们所断言的）以历史的真实声音说话。他们断言：只要无产阶级知道什么东西对它自己最有利，它的“真正意志”就会要求什么；它使得党能够压倒那些暂时的和眼前的甚至于不合理的利益，这种利益向群众蒙蔽了党所掌握的真理。的确，它还含有这样一个意思，即无产阶级仿佛需要的东西并不就是它真正需要的，如果它仿佛需要的东西跟党认为对它有利的东西背道而驰的话。如果其他无产阶级性质的政党拒绝接受共产党的卓越见解，那就必须痛骂它们，说它们客观上是工人阶级的敌人。
的确，对于一个深信拥有永恒的真理，确信它的一切敌人或批评者永远错误的极端分子集团来说，辩证法是种理想的哲学。它给了他们一种不可摧毁的信念，使他们疯狂地蔑视一切不了解（而他们了解）目标的无比重要性的人。但是，它也促使他们运用一种战术，在那些不完全相信目标像他们所说的那么肯定的人看来，这种战术是荒谬绝伦的。它使得他们轻视任何一个拿不定主意和他们始终一起走的人；由于轻视，就容易相信：消灭他们所控制不了的一切社会主义势力是获胜的先决条件。为此，他们甚至准备和他们那些公然自认的敌人合作，相信自己到头来一定能从敌人手里接管权力。事实上，他们的策略的真正结果当然是在世界无产阶级中制造出极度的混乱，受惠的不是工人而是工人的敌人。只有热衷于一种漠视现实的学说的人才会偏爱希特勒统治下的工人的前景，胜于魏玛共和国统治下的工人的前景。我想，如果列宁没有建立共产国际，致使工人阶级的力量陷于致命的分裂，希特勒就绝对不会取得政权，墨索里尼恐怕也不会。他们获得成功的先决条件是：由于共产党执迷不悟，工人阶级有组织的力量涣散了，退缩了，而事实上它们是应该可以团结一致，强大无比的。
第二个灾难性的决定在1939年10月之后造成了各民主国家共产党内革命失败主义的发展。我已经解释过，为什么苏联由于充分的理由而在这次战争中采取了中立政策。无疑地，这项政策使共产国际各成员党万分震惊。一定要把这种大转变交代清楚，而且一定要这样交代，使各民主国家的共产党似乎并不巴望法西斯分子获得胜利，或者为法西斯胜利效劳。要达到这个目的，唯一的办法就在于硬说这次战争是“帝国主义”战争，是1914年战争的翻版，其结果同工人的真正利益无关；并进一步主张（像列宁在1914年所主张的那样）：有阶级觉悟的无产者会尽力推翻“资产阶级”政府，并成立人民政府来代替它。为这种见解辩护的精心制作的诡辩休想骗得了克里姆林宫的现实主义者，无论它在国外多么吃香。它是苏联惧怕德国的结果，而且除非是根据惧怕的观点来看，客观上是令人难以理解的。我认为，也有一部分必须归因于斯大林及其同僚中了无限制的权力的毒。
因为他们已经肃清了他们自己的集团之外任何一个能够以同等地位和他们说话的人。他们不再把重要的决定让大家提意见。他们已经那么习惯于不管发表什么声明，都获得由衷的热烈赞许，以致把对他们的决定所提的批评当作反革命情绪看待。人们如果只需看重自己的意见而不必考虑别人的意见，就肯定会犯严重的错误，不管这种情况发生在什么样的国家中。这种情况使他们产生一种关于不谬性的致命错觉，再没有比这种错觉更危险的神话了，而更可怕的是，那种神话导致对那些不以为然的人的迫害。到了那种地步，一切有利于人与人之间的和平关系的东西就都受到了威胁，就因为那些具有不谬性错觉的人不再把自己当作凡人，更糟的是，不再把他们的人民当作目的而当作了工具。
在这方面，我认为，苏联之外的各国共产党把斯大林惯坏了。当然，他们可以分辩说，他们对苏联的每个发展阶段都毫不知情，事后才晓得，也可以说他们不可能奉行一种可能意味着进攻苏联的方针。但回答肯定是：一个追求世界性影响的世界性运动决不可容许它的一个成员党处于其决定不受批评的地位；其次，要不是各国共产党过去的因循苟安使得苏联政府有权认为不管它制定什么政策都会获得拥护，它就绝对不会硬性规定一个方针出来叫各国共产党遵循勿误。
这种放弃批评的责任是一切专政对其人民犯下的真正的罪恶；它也是不论左派或右派的一切专政必然要冒的巨大危险的来源。因为专政之下的人民，特别是它的信徒放弃批评的责任，必然意味着它很快脱离它统治下的群众的心理。因此，它必须千方百计维持它的威信；而维持威信就在于要么使每一项政策都获得成功，要么在政策失败后找一个煞有介事的替身。因此，斯大林不但必须放弃李维诺夫[47]从1934年以来一直奉行着的政策及其复杂内容，而且还必须收回1936年以来对芬兰民主进展所作出的大量赞美。这种态度的突然大转变必须被当作天才的远见加以接受。但是，我认为，这种转变的真正结果是：那些不相信布尔什维克不谬性神话的人从1917年以来第一次深刻怀疑到苏联的利益是否和全世界无产阶级的利益相一致。假定英国获得胜利，那种怀疑的结果一定是斯大林必须和胜利者缔结某种暂时性的条约，而那将是对他自己的不谬性神话的致命伤。
这样的突然转变是一个专政无论如何非避免不可的。列宁由于两件事而避免了这种情况。第一，他总是虚心接受重要的批评；第二，他总是竭力不让那些他有理由指望获得他们支持的人有机会向他群起而攻之。唯其如此，他才能接受《布列斯特和约》那样的失败而不丢脸，也唯其如此，他才能实行像新经济政策那样巨大的退却，并且相信自己能卷土重来。斯大林的手法的严重缺点，就在于把他的专政建立在排除这些可能性的基础上。他总是非胜利不可；他总是非对不可；他总是非成功不可。他总是要有一批人挨骂，而且非要骂得使人信服不可。但是，这就意味着，即使他最亲密的同事的地位也不是永远稳固的；反过来说，他所依恃的忠诚，即使在重要的事务方面，也绝少是出于合理信念的自发的忠诚。谁要是了解苏维埃政权的内幕，或者观察到政权内部拜占庭式的谄媚风气盛极一时，就知道这种忠诚是多么缺少。
苏联的制度将来一定会受到这些情况的牵累。因为这些情况既威胁了制度在国内的成就，又损害了它在国外的威信。在国外，它需要有一种权威，这种权威不光出于深信它是全世界社会主义力量的领袖，而且还出于深信能依靠它来坚决反对像希特勒那样从根本上威胁着工人阶级前进力量的政体。从这个角度来看，《德苏互不侵犯条约》是个可耻的策略，尽管共产国际千方百计为它辩护，却赤裸裸暴露了斯大林完全不把苏联以外的各国工人阶级的命运放在心上；而对芬兰的进攻，就像吞并波罗的海沿岸各共和国一样，则是先发制人战争的直接传统中帝国主义战略的实例。两项政策对苏联的内部形势都有不利影响。
因为这些政策的结果必然是延长专制政体的权力，而过去就揭露专制政体是工人死敌这一点来说，再没有比斯大林和他的同僚更卖力的了。因此，由于延长了那种权力，尤其是因为斯大林一定知道希特勒只会在他认为有利的时期内遵守条约，他就有陷于孤立的危险，而这种危险正是他的战略首先应当避免的。过去，他主要是想使苏联成为国际事务中的一个因素，他对和平的热心和对侵略的仇恨连他最不共戴天的敌人也是否认不了的。那是他在实力政治的恶劣气氛（这种气氛被希特勒的政策弄得分外恶劣）中的重要心理防御武器。但当他决心和纳粹主义妥协，并且按照纳粹方式从妥协获得好处时，他就不可避免地严重损害了俄国革命的声誉，哪怕对于革命的最亲密的朋友来说也是这样。
事实上，依我看，1917年的目标能不能保牢，目前取决于苏联内部的因素少些，取决于外部的因素多些。首先要看纳粹政府是不是很快就垮台。因为只要纳粹政府一垮台，就有机会重新组织反侵略的集体安全，从而获得对于文明无比重要的喘息时间。这种喘息时间使苏联不用害怕外来进攻，而战后的欧洲将遇到的经济问题的性质又会使西方国家加速向社会主义发展。真要是这样，这种情况必然会大大促进苏联的内部民主，因为在我们这一代人必须考虑的时期内，再没有其他东西能使苏联人民感到安全，而安全感的结果一定就是恢复自由。
我疑心自由未必很快就能恢复，除非俄国共产党的结构和习惯发生若干剧烈的变化；因为，像斯大林那样已习惯于独断独行的人，除非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是不会轻易改掉这些习惯的。再说，要打破一个官僚机器（其中许多人由于奉承而获得了特权地位）的权力，也总是很难的：外加斯大林那样的专政者对和他意见不合的人一直实施最残酷的刑罚，这就益发难上加难了。这里有报复的危险，担心新的恐怖会代替旧的。在政治的动力学里，正如在自然界的动力学里一样，作用与反作用是相等的。苏联必须为它的试验的规模付出的部分代价，以及在困难条件下进行试验的速度，使它发觉从集体经济过渡到民主政治的道路要比它的缔造者们当初设想的险峻和艰难得多。但是，这个代价却是那些一味追求目标而不择手段的人必须付出的，哪怕他们追求的是最伟大的目标。
最后对俄国革命还有一个意见，也值得一提。毫无疑问，它的专政的强度，甚至它的残酷，对于那些切身经受到的人们的影响，要比对于像我们这样具有根深蒂固的民主政治传统的人小一些。归根到底，俄国历史上没有一样东西能够和英国的工会、独立教会、消费合作社以及地方政府中的自治经验相提并论，这种经验使得英国的工人日益迫切要求掌握自己的命运。苏联的专政，掌握在斯大林手里，继续奉行着沙皇制度的拜占庭传统；在某种意义上说，它的结果之近似彼得大帝，更甚于近似西欧的解放者。我们不能不认识到，除了军事失败以外，那些结果到头来必然成为专政者的权力的致命伤；单单教育方面的错综复杂关系，过了一个时期后，保证会起这样的作用。凡是了解苏联的人都相信，那些结果必然会激起某些行动方式，在没有外患的条件下，这些行动会提出质难，并且会要求一种自下而上的团结而不是一种从上面布置下来的团结。那些行动方式什么时候才能发展起来，这点我以为谁都回答不出；但是，说它们发生的时期十之八九决定于国际形势，这却是从我们的经验得出的合理结论。危机总是使一个处于高压下的民族团结一致，而俄国革命面临着的危机毫无疑问是实在的。它给了斯大林一件心理上的武器，而过去十年中，英美若是采取一种比较明智的政策的话，就能从斯大林手中夺下这件武器。如果英美的统治者，特别是，如果英美的人民从这次战争中吸取一个重要的教训，那么我认为，他们就能够使俄国革命恢复那种使个人自由和社会安全获得平衡的能力，而那正是一切政治努力的目的。恢复那种能力的第一个条件是战胜法西斯主义，第二个条件是创造性地利用胜利。但是，要懂得这些条件的含义，首先必须了解法西斯冒险的性质。下面我就来把它分析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