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篇　男性性心理学

性医学是研究人类的性生物学、性心理学及性临床学的一门新兴学科，它既是医学科学的分支，又与其他许多学科有着广泛的联系。“性医学所提供的医疗保健有利于解除人们性的疾患和忧虑，有益于人们的身心健康，有助于提高生活质量，使人们精力充沛地去工作、学习和生活。有关性医学的研究也能促进计划生育学、精神卫生学等学科的发展”（摘自1982年吴阶平等编译的《性医学》一书）。人们普遍认为，性医学研究的范畴至少应包括以下内容：

1.性器官的解剖与生理（含性化学：神经、激素及神经递质）；

2.性发育生物学与遗传和优生；

3.性心理发育与性健康教育（含儿童期及青春期与性）；

4.人类性行为及其年龄变化；

5.人类性反应及其年龄变化（含老年与性）；

6.性卫生与性保健；

7.性取向与相关问题；

8.性心理障碍；

9.性功能障碍；

10.性传播疾病与艾滋病；

11.疾病与性（精神疾病与人格障碍、躯体疾病）；

12.生育与性（含不育、避孕与性）；

13.药物与性（含性药学）；

14.社会及环境与性（含性犯罪中的医学问题）；

15.性治疗的理论与实践；

16.传统性医学。

英文中的性（sex）来源于拉丁文切断、分割（secus）的意思，古罗马人认为天地之初存在一个雌雄同体的神，后来割裂开来才有了性别之分，苍天为父，大地为母。性包含了天性、性质、性别等多种含义，不过谈到性，更主要的还是指性行为和性活动。性科学即研究与性相关问题的科学，它是人类知识的一个不容置疑的分支，是涉及众多学科的科学。性科学一词是德国性学家布洛赫在1906年首先使用的，德文即“sexuel wissenschaft”，当时译为英文时变成“sexology”，国内学者多根据英文翻译为性科学，简称性学。从严肃、严谨、不致遭人非议的角度看，不少人主观上更愿意译成性科学，但考虑到词尾带“-ology”的词译为某某学而不是某某科学时，故直截了当地译为“性学”更为恰当。如何翻译这样的词，实际上考虑更多的不是学术意义，而是如何使人们更易接受它。例如andrology，先是翻译为男子学，后来改译为男科学，一是为了和妇科学对应，二是为了避免让人误以为andrology只研究男子性问题；当然至今也有人坚持把andrology称为男子学。目前，人们一般能接受性学即是性科学。

美国性心理学与性别研究的鼻祖约翰·莫尼也是一位性学术语的杜撰者，他总在提出新的术语和概念。他认为性学（sexology）是研究性分化与性二态（即两性差异）的科学和研究伴侣之间情爱与性爱相结合的科学。他把性学研究主要分为遗传、形态、激素、神经激素、神经解剖、神经化学、药理学、行为学、社会文化、受孕与避孕、妊娠与分娩、父母身份等问题。他还提出性哲学（sexosophy）的概念，其内容主要是人们根据自己个人对性的体验和他们各自或共同对性的体验而产生的禁忌、观念和信念；个人的和众人共享的性价值，以及文化所传播的性价值体系。与性哲学相关的学科主要包括历史学、人类学、民族学、宗教学、伦理学、法学、文学、艺术和哲学等。因此，约翰·莫尼在1986年曾提出性学处理的是科学证据，而性哲学处理的是信念和教义。

广义的性学中，可以划分为两部分：一是人类社会所共有的，可以通过科学实验来验证，如解剖学、生理学、遗传学、生物分化、心理发育、心理与功能障碍、疾病等；二是受文化、宗教、民族、地域、信仰等诸多人文因素所影响的，不能以科学实验来验证，如大多数文化都可以接受的以表达友情、情感和爱情的亲吻行为，到了某些文化或地域就可能被看作是传播疾病的根源而加以禁忌。如今更能为人们所接受的学术观点是把性学划分为性生物学、性心理学、性社会学和性伦理学四大部分。前两门属于性科学，同为性医学范畴；后两门属于性哲学，统称则是性学。应该强调的是，上述四个方面并非各占25%，而且也不是泾渭分明的四个板块，在四个部分之间及各自的小分科之间仍有许多学术上的交叉和相互影响。从另一个角度讲，性学的研究对象主要有两个：一是性别，二是性功能。所以，性学主要以生物学为基础。性生物学问题主要有性别问题（如性的分化与发育）、性器官的解剖与生理、性器官的反应与能力、性行为的障碍与治疗、生育与生育控制、性传播疾病与艾滋病等，在人类，它主要是性医学问题。性心理学的问题主要有性别认同或性身份（即心理性别）、性取向、性偏好、性欲、性感受、性心理障碍等。性社会学的问题主要有性角色（社会性别）、性行为、性关系、约会、恋爱、婚姻、性文艺、性法学等。性伦理学的问题主要有性态度、性信念、性价值观念或性道德准则、性教育、性禁忌等。

由于性学是这样一个多学科、涉及面极广的知识体系，因此客观现实要求每个从事性学研究或工作的人都要高屋建瓴地看待性问题，比如性治疗医师不仅要懂医学，还要懂心理学、社会学、伦理学等多方面的知识，如此才能处理好患者或咨询者的诸多问题，但他无论如何也成不了性心理学家或性社会学家。在我们强调性学是一个整体概念的同时，若片面认为把性学进一步划分为性医学、性社会学等分支便是荒谬可笑的观点是错误的，因为任何从事性学研究的人只能在自身熟悉的某一分支学科里深入探索并触类旁通，但绝不可能成为门门精通的广义的性学家。我们可以把性医学家、性心理学家、性社会学家、性伦理学家等统统称为性学家，但他们的专长却往往局限于自己的专业范畴之内。就知识而言，不同学科之间要互相交流、借鉴、融会贯通，这样才能促进各学科的发展和提高。就操作而言，各学科之间也有制约的问题，比如性医学与性伦理学之间就存在既交叉又制约的问题。一方面性医学的发展需要性伦理学价值观念的更新，如性功能障碍的治疗就需要夫妻双方共同就诊，共同参与性治疗过程，但若伴侣中的一方仍持消极、保守的性观念，羞于或拒绝参与，性治疗自然不能取得应有效果。另一方面，性医学的发展也必须符合性伦理学的基本原则，如目前通过克隆复制哺乳动物的研究就引发了伦理学界的极大争议，有些国家已明令禁止把这样的研究扩大到人类；又如性治疗中“代配偶”的使用，即使在西方也是为大多数性治疗学家所抵制的办法，当然更不能在中国这样的文化背景下实施和运作。值得警惕的是，目前国内已有人偷梁换柱地在性治疗中搞色情活动，让患者辗转奔波经过几次“转诊”后只是嫖娼数日而已，根本不是西方经过严格训练后使用的代配偶行为疗法，所以这种变相的拉皮条、嫖娼的色情活动必须严加禁止；此外，出于非医疗原因的性别选择也是违背社会公德和伦理的，必将造成性别比严重失调，为今后的社会安定埋下潜在的危险因素。至于性医学与性心理学、性医学与性社会学、性心理学与性社会学等相互之间的交叉更是显得复杂。尽管上述学科之间彼此存在类似的交叉，但各自学科仍然在借助其他学科的理论和方法的情况下发展着自身学科体系。例如，研究男女在性角色中的心态、权利与义务，对理解和处理性功能障碍问题就很有帮助，有些性功能障碍的发生恰恰是在性人际关系上出了问题，这往往是因为患者可能在夫妻性角色上发生错位、混淆和争执；研究人们的性价值观念的形成和发展过程，可以帮助我们认清有些人之所以出现性心理障碍或性功能障碍的根本原因或促成因素，从而加深我们对这些性障碍的理解和认识。在上述四个学科中，性生物学和性心理学是更重要的学科，它们都归属性医学范畴，因为人们研究性科学的根本目的是解决长期困扰人类的与性有关的疾病；为人类提供与性有关的一切科学知识，其中也包括行为的和观念方面的。而性生物学和性心理学恰恰为研究者提供了最基础的科学知识和实验证据。若否定性生物学和性心理学在性学体系中的主导作用，也就否定了我们人类的生物属性与社会属性的二重性，而人类的存在与发展恰恰是由这两部分内容所组成。另外，尽管性欲和性行为也受到社会和伦理因素的很大影响，但性行为毕竟是发生在两个生物体之间的活动，它涉及解剖、生理、心理等过程的功能活动，性反应和性和谐的最终实现毕竟要依赖于生物学基础。而且，从人们所普遍关心的主要是自身的性发育和性功能是否正常、如何改善与提高自身的性能力、如何克服性不和谐和性心理或性功能障碍等问题也可以看出，绝大多数的性问题是医学问题、心理问题或由社会学等原因所造成的医学、心理问题。

研究性医学的发展过程和医学模式的转变，将有助于我们对性医学的理解和认识。下面我们将简要地回顾一下性医学的发展与医学模式转变之间的关系，至于有关现代性医学发展概况的阐释，则在有关性心理障碍和性功能障碍的具体章节中介绍。

对于大多数人的性行为来说，性交不仅是为了生殖，而主要是为了肉体亲昵关系的享受和彼此爱情的最深切的表达。据统计，每人一生性交数千次左右，而与生育有关的仅少数几次，甚至一次而已。而性障碍是一类病因复杂的性疾病，它包括性焦虑、性心理障碍和性生理障碍。人们究竟应该如何认识这些问题，即指导性障碍问题治疗的理论基础是什么？这是十分重要的前提。它将决定医师对患者及患者所存在的疾患的态度，也决定医师的临床思维过程。它无疑将关系到治疗的效果，这就是近来人们所说的医学模式，实际上就是人们的疾病观。在医学发展的历史中，人们对疾病的发生规律与治疗方法的理解和认识随时代不同而不断变化和进步，于是形成不同的医学模式。无论我国还是外国，最早的医学模式是从古代的自然哲学模式中分化出来的，如“天神合一”“天人合一”“阴阳五行”的思想构成了中医的精髓；西方医学家希波克拉底和亚里士多德等则主张人与自然不可分离，精神与躯体关系密切。在这一阶段，东西方的观念不谋而合。近几个世纪以来，随着西方医学的进步，人们往往把医学看成是一种纯属自然科学的生物科学，似乎仅靠理化、生物学方法就可以最终治愈任何疾病，这种生物医学模式往往见病不见人，忽视了人的整体性，把人看成由不同部件组合而成的机器，特别是忽视了人的社会性和心理因素对疾病的影响。

随着科学技术的飞跃发展，社会的政治及经济状况也不断发生急剧变化，人们的心理负担日益加重，心身疾病在人类疾病中的比重不断上升，于是一门崭新的医学科学——心身医学应运而生。心身医学的概念打破了传统的生物医学模式的观念，不再简单地运用纯生物科学的观念认识健康问题，从此加强了医学和相关学科特别是心理学和社会学的交叉渗透，形成崭新的“生理-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现代医学认为，健康可分为身体健康、心理健康和社会适应健康三大部分。人们特别注意研究心理、社会因素导致的心身疾病。由此，人们注意到大部分性功能障碍都属于心身疾病的范畴，即使是属于器质性疾病，也仍存在广泛和严重的心理和社会因素影响。

国际上性研究、性治疗领域出现的重大进展是发生在近三四十年间。由于与性科学相关的学科的飞速发展与交叉渗透，性学研究由原来的纯性学的“一条腿走路”变成性学与相关学科共同进步的“两条腿走路”，它的发展步伐大大加快。性医学作为性学的核心，在近几十年间更是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进步。性科学的建立和发展解除了许多人性疾患和忧虑，人们能以更加充沛的精力工作、学习和生活，极大改善生活质量；反过来，性学的发展也促进了性医学、计划生育学、优生学、老年病学、精神卫生学等学科的发展，具有重大的社会效益和积极的意义。因此，决不能忽视和无视性研究、性治疗的建立与发展，更不能忽视广大群众对积极宣传、普及科学的性知识和他们所关心的性技巧的需求。回避性问题或对性问题视而不见、听而不闻的态度是不现实和不科学的。科学的性教育必然会从千呼万唤始出来的忸怩姿态，转变为昂首阔步、勇敢地登上历史舞台的崭新形象。

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性医学在中国悄然兴起，其中吴阶平教授等编译的《性医学》一书的出版可谓打破了几十年的坚冰，随后便有大量性医学类书籍问世，其中以《现代性医学》一书最为壮观，字数达170万，尽述了当时国内外性医学的最新发展。

人类的性心理是在性生理的基础上，随着性生理的逐渐成熟，在特定的社会环境、文化背景影响下而形成的对性及性活动的认识、体验、观念、情感等心理活动。

一个新生命的诞生，人们所关心的第一件事情往往是“生的是男孩还是女孩？”。人们可以依据婴儿外生殖器形状的不同而分辨出是男性还是女性，即从这一时刻起，外生殖器解剖结构上的不同，使得这个新的生命有了性别的区分，被赋予了男性或者女性的身份。

婴儿这种性别上的差异，是由父母精卵细胞结合时的性染色体所造成的。性染色体的不同决定了男、女在生理构造的不同，尤其是生殖系统的不同。但是，尽管在出生时男、女在身体上已经有了这些不同的构造，并不意味着一个男婴必定会长成为一个真正的男人，或者一个女婴必定会长成为一个真正的女人。一个男婴或一个女婴要长大成为符合他（她）所处社会文化体系中真正的男人或女人的标准，还需要经过一段漫长而复杂的路程，这段路程就是“性角色的发展”。

什么叫性角色呢？性角色指的是人们所处的社会文化体系对男性或者女性所约定俗成的社会行为模式。

这里所说的“性角色的发展”，实际上是指在生物学的性别基础上，逐步成长为具有社会认可的行为方式的男人或者女人的过程。它是一个人心理上成熟与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并受到许多因素的影响，主要有以下三方面的因素同时起作用：①生物学的因素，包括激素、解剖结构、生理功能、身体成长速度和发育早晚等；②文化的因素，包括家庭的传统观念、在家庭中男女的地位、社会对男女两种性别的态度等；③心理内部的因素，包括人格类型、内心冲突、早年经验、生活事件等。上述中，早年的经验相当重要，往往能决定一个人对待及处理生物、文化和心理事件的方式。

众所周知，性别的生理基础是由性染色体的组合方式所决定的，男性为XY，女性为XX。这些细胞内的遗传物质既决定了生殖系统的构造，也决定了性激素产生的种类以及量。如果性染色体的组合发生了变异，如出现XO（缺一条性染色体）、XXY或XYY（多出一条性染色体）等现象时，人的生殖器构造、第二性征、生育能力、心理特征等就都将发生变化，这些变化都会影响性心理的发展。

胚胎的初期是属于中性的。此时，X染色体的存在与性完全没有关系。性的发育起始于胚胎第6周，取决于胚胎雄激素的存在与否。此时，在Y性染色体的作用之下，胚胎开始分泌雄激素，由于这种雄激素的作用，胚胎体内的男性内外性器官的前身中肾管发育，同时女性内外性器官的前身中肾旁管退化；当缺乏雄激素时，胚胎体内的中肾旁管发育形成女性性器官系统，而同时中肾管退化。所有这些发育均在胎儿第14周时完成。也就是说，此时男性或女性的生殖器官已经形成，男、女已成定局，而且是不可逆的。

从第6周起，胚胎的雄激素还参与中枢神经系统的发育，尤其是下丘脑和边缘系统，使得今后婴儿的行为及气质更多地趋于男性而不是女性，并决定在青春期时下丘脑将以男性的无周期形式来调节垂体促性腺激素（hypophyseal gonadotropins）的释放。这就是男性性心理发展的生理基础。

当胎儿缺乏雄激素时，胚胎会自然地朝向女性发展（与雌激素的存在没有关系），中枢神经系统则发育成为另一种情况，造成在青春期时垂体促性腺激素将以女性的周期性形式（与月经周期相联系）释放，并表现为女性的行为特征和女子的气质。

正常胎儿中枢神经系统发育的另一种作用，是使性欲在性腺成熟之后更容易被异性所唤起，而不是被同性所唤起，形成了先天性的异性恋倾向，有利于繁殖后代，在哺乳类动物和人类都可以见到这种情况。在人类，这种异性恋的倾向还会由于出生后的情绪体验及学习经验而不断增强，促进性心理向正常的方向发展。

在性心理发展上，此期间是婴儿对自身性别认识的关键时期。在该时期，有以下几个方面的活动直接与性心理的发展有关。

1.婴儿学习感受自己的身体以及别人的身体，这种感受主要由母亲抚育婴儿的态度和方式而决定，也就是由母亲对婴儿抚摸、搂抱等身体接触及体温传递的质和量决定的。由身体的接触方式，婴儿可以产生愉快、安全、可信赖的体验，也可能形成不愉快、不安全，甚至是危险的体验。这种在婴儿早期“母子共生”阶段，母子之间身体的互相接触会使婴儿产生信任感，进而影响到日后对别人的信任感，从而影响到一生与人能否和睦相处。

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称此期为“口欲期”（oral stage），因为此期间婴儿的需要及感觉主要集中在口部。通过吸吮母亲的乳头及被抚抱，婴儿不仅解决饥饿之欲，也由肉体的接触得到情感上的满足。母亲是婴儿的一切，在没有母亲的乳头时，他们会吮吸自己的手指、脚趾，甚至口唇，聊以暂时得到满足，即使在吃饱之后也会这样做。这种对自体性乐区进行刺激，称为自我性乐（autoerotic），故而此期可称为自我性乐阶段。如果婴儿的这些欲望均得以满足，就可以建立对世界的安全感，以及对人的基本信赖感；相反，假如此阶段的发展受到挫折，婴儿长大后在人格上将发生偏离，变成不信任别人，缺乏安全感，与人无法相处，话多、喋喋不休及贪嘴好吃。

据统计，1岁的婴儿36%有手淫行为，男孩为55%，女孩为16%。Spitz（1949年）研究母亲抚育态度与婴儿出现性行为的时间关系，发现母亲照顾得好的婴儿在1岁时出现手淫行为，而母亲照顾得差的婴儿此时则不出现手淫行为，也就是说性心理发育出现迟滞的表现。

2.婴儿学习感受不同性别的态度，从新生儿呱呱落地起在行为上就显出性别的差异，比如说男孩的肌肉较为发达且多动，而女孩则常“啊、啊”发声、微笑（自发地，甚至在睡眠时），其触觉也较男婴更为敏感。人们对待男婴及女婴的态度以及照顾方式往往不尽相同，比如人们对男婴会以举高的形式去逗弄，而对女婴逗弄的方式则轻柔得多。人们对婴儿不同的行为所表现的态度及耐心程度，会促使婴儿塑造不同的行为特点。

自出生起，男、女婴儿在称呼上也被授予不同的性别标志，如称男孩为“大儿子”，往往起“刚”“强”之类的名字；女孩则被称为“小丫头”，起的名字也往往是“花”“芳”之类。随后，他们又学到“爸”“妈”“叔”“姨”等具有性别标志的称呼，逐渐学会区分不同的性别，并体验到他（她）们不同性别的态度差异、爱抚方式不同等。

3.婴儿由自己的身体而领会男、女的不同，女性的性器官大多长在体内，从外表看无明显特征；男性的性器官大多长在体外，较直观，这就使得男婴和女婴形成性别上不同的自我概念、不同的体象，以及不同的性态度。

另外，从出生的第一天起，父母就用不同的态度来看待男婴和女婴。对男婴，盼望能长得虎头虎脑、壮实一些、个子大一些；对女婴，则盼望长得眉清目秀、容貌好看一些。父母亲的态度无意中在孩子身上建立起了一种对性角色规范的“条件反射”，加强了婴儿对自己身体的领会。

总之，在婴儿期婴儿喜欢身体上的接触，是形成信任及和睦相处的最佳时期。在婴儿期婴儿学习认识身体，也是获得自身性别身份的最佳时期。这种自身性别身份的认识过程，即认识自己是男孩还是女孩的过程，会一直延续到幼儿的早期，但通常在1至2岁之间幼儿已能认识到自己是个男孩或者是个女孩。如此，性别身份即告形成，而且深深印入脑海，终生不可逆转。

这是性心理发展十分关键的时期。由于此期间儿童能够自主身体的活动，并开始学习按照社会的要求来控制自己的行为，这些活动就成为促进幼儿性心理发展的主要内容。

1.大小便训练是这一个阶段带有性色彩的冲突之一。此时，儿童必须学会在适当的时间和合适的地点排尿和排便，而排便时的感受与性的感受有相似之处。如果父母处理这个问题不得当，就可能使儿童将排便的感受与性的感受不适当地联系在一起，使儿童认为性的感受也像排便一样是“脏”的事情。显然，这在情绪上对女孩所造成的不良影响远比男孩要大得多。在训练幼儿形成良好的大、小便习惯时，特别要注意不要让儿童形成这种错误的印象。

2.在此期间，大多数儿童会发现两性在解剖结构上的差异，激起他们极大的好奇；又由于周围环境不断地出现及谈论诸如“妊娠”“生孩子”之类的事情，就更加驱动了他们的好奇心。

幼儿对自己到底属于哪一个性别，业已明确。但是，这个性别到底意味着什么，他们并不清楚。与婴儿相比，幼儿的身体活动更加自如，活动量大大增加。由于活动范围扩大，与别人（主要在家庭里）的来往增多，他们获得信息的能力也随着增加，在好奇心的驱动下，他们对自己及对周围的探索明显增加。他们会互相窥视，探索两性外生殖器官的差异，他们会有目的地手淫；他们还会与小伙伴们一起模仿大人们的行为玩性游戏。

3.幼儿已开始与同性的父母认同，开始“学爸爸那样”或者“学妈妈那样”，模仿同性父母的言谈举止，与小伙伴们一起玩“过家家”。此期，虽然有时会出现跨性别认同，若为暂时性的，仍属于正常的范畴；若持续地表现为跨性别认同，则应考虑为异常情况，并加以矫正。

某些单亲家庭；或夫妻两地分居，儿童与母亲生活在一起；或父亲每天工作早出晚归，平时与子女待在一起的时间很短，孩子大部分时间与母亲在一起，这些情况都可能会造成男童与母亲的认同，影响男童的性心理发展。

我们说，婴儿在出生后的最初几个月，不论男女，均与母亲接触最多，由母亲那里得到赖以生存的乳汁、躯体上的温暖和抚爱，母亲就是他（她）们的一切。因此，这时不论男孩女孩都与母亲认同，这是正常的。嗣后，作为男孩，必须逐渐从与母亲的认同中解脱出来，与自己性别相同的成年人认同，以便形成男性的气质；女孩就不必费此一道过程，而继续保持与母亲的认同。这也就是为什么男人比女人更容易发生性身份障碍的原因之一。

4.幼儿期，父母还不断地把自己关于男性或女性品质特点的观念灌输给子女。比如教育男孩应该勇敢、刚强；教育女孩应当温柔、文静。这些观念还通过给孩子梳妆打扮（女孩子穿花衣、扎蝴蝶结、涂胭脂、抹口红）、赠送礼物（给男孩长枪、大刀，给女孩布娃娃等）、对孩子进行指教（如男孩摔破了皮流血、哭泣，大人会说：“男孩子要勇敢，疼了也不哭”；女孩子大声讲话时，大人会说：“女孩子家家的，不许大嗓门讲话”）或鼓励他们参加某些活动（男孩玩球，女孩做手工）等，对儿童产生潜移默化的作用。此时，如果儿童的行为符合他（她）的性别，父母就给予鼓励和奖赏；如果儿童的行为发生偏离，不符合他（她）的性别，父母就不予赞同或予以惩罚。儿童就是在父母及亲属的这种态度的影响下，按性角色的规范行事，不断地向某种性角色发展的。

5.幼儿期是语言能力发展的最佳时期。在这些年头里，儿童努力学习如何有效地用语言进行交流。

与语言发展的同时，幼儿对性的好奇不仅只表现在身体上和视觉上，也表现在语言上和认识上。他们会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询问大人，如“为什么要结婚？”“我是从哪儿生出来的？”。遗憾的是，对孩子提出的有关两性的问题，大人们往往不是不回答，就是胡说一通，甚至还有的人斥责孩子不该问这些问题，甚至说“大人的事，孩子不要问”，这无疑会给儿童幼小的心灵里注进了错误的性观念。

由以上这些方面可以看出，幼儿期是性心理发展的关键时期。如果能在此时期成功地进行引导，儿童将会愉快地接受自己生理上的性别，乐意接受社会上对自己这个性别的行为规范的要求，也就是将会遵循性角色的规范进行活动。同时，由于对性有了正确认识，他们往后还敢于坦率地与别人尤其是自己的父母谈论性的问题，以便获取更多的性知识。

弗洛伊德称此期为“肛欲期”（anal stage）。他认为，此期儿童爬上爬下、东摸西摸，同时也一天一天、一项一项地学习怎样做人。他们第一件需要学习的是控制自己的大、小便，要在一定的时间、一定的处所排尿、排便。也就是说，儿童开始学习如何控制自己的欲望，去接受外在的约束力，延迟满足自己欲望的时间，于是在情感上有了苦（禁制）和乐（释放）的体验。这时期，婴儿的口腔快感转移到幼儿排便引起的肛门快感上，由排便时肛门黏膜的兴奋而得到满足。这种苦乐的情感体验与排泄的关系是非常密切，使得此期的儿童对排泄物发生极大兴趣，产生了玩屎、玩尿的现象。弗洛伊德认为，这种兴趣是将来产生艺术创造的原动力，而顺利通过肛欲期的儿童会逐渐养成自治自立的能力，果断行事，并能与别人和睦相处、合作共事。如果成年后人格固结在肛欲期，对粪便的兴趣转化为对金钱的爱好，则会表现为吝啬、任性和固执。

此时期，神经生理学上发生重要的变化。其一，在3岁多时，通向阴茎和阴蒂的感觉神经的髓鞘完整地形成，使得这些部位有了更为分立、更为强烈的性感体验。其二，此期不论男童、女童，雄激素的产生均有轻度的增加。雄激素会使男、女两性的性欲增高，并使阴茎和阴蒂对触觉刺激敏感化。在以上两种因素的作用下，此时期儿童的性要求也相应地有所增高。其三，某些研究表明，大约在3岁多时，神经生理学上的成熟使脑的嗅区对人类性的信息素（外激素的一种）敏感化。假如确实如此，这就跟某些动物的中枢神经系统成熟过程有相似之处。比如，一只先前对信息素感觉迟钝的小公狗（犬），当中枢神经系统成熟之时，会对母狗（犬）发情时的气味做出反应。有证据表明，人类同样地也会对自己亲生父母身上所散发出来的气味有独特的感觉，并作出不同的情绪反应。

以上的这些变化，导致儿童性欲不断地增强。与幼儿期相比较，学前期儿童（尤其是男童）的手淫活动大大地增多。除了手淫在量上增多之外，最重要的变化还在于，此期的手淫往往伴有性的幻想，而且目标明确，直接指向异性。

对于处在此年龄阶段的儿童来说，这种愿望的满足不可避免地要指向异性中他（她）所最喜欢的那个人——通常是父亲或母亲。也许不少父母能回想起孩子曾天真地对他们说：“等我长大了，爸爸一死，我就跟妈妈结婚。”或“我跟妈妈一样也是女的，等我长大就跟爸爸结婚，生一个小弟弟。”这一类的话。这无疑反映了儿童恋父或恋母的情绪。这种现象也可出现于睡梦中及手淫时的幻想之中。

在此年龄阶段，多数儿童似乎知道了性交对生殖所起的作用。但是，在他们的想象之中，性交乃是一种痛苦的、令人害怕的事情，而不是一件愉快之事。如果在此期间他们亲眼见到成年人的性交活动，更会认为那一种野蛮粗暴的行为，毫无乐趣存在其中。加上成年人此时的反应又是那样尴尬窘迫、支支吾吾、含糊其辞，更会进一步地使得儿童认为那是一种见不得人的丢脸的事情。

在一般的家庭里，随着年龄的增长，儿童认识到自己与父母的悬殊太大，没有可能取代他们的父亲或母亲、于是放弃了那些不现实的愿望。他们开始面对现实地以同性家长作为认同对象，竭力地模仿同性家长，以达到“像爸爸一样”或“像妈妈一样”。至此，所谓“恋父”或“恋母”的过程就结束了。

在性心理的发展上应当看到，这个时期是儿童第一次体验到异性恋的滋味，这对日后形成异性恋倾向十分关键。因而适宜的父母反应，对成功地解决此时期的“恋父”或“恋母”过程，对健康的性心理发展至关重要。

什么才是适宜的态度呢？应该坦率地欢迎和保护儿童此时期所萌发出来的异性恋嫩芽，进而还应该让儿童知道父母之间的亲密行为是正常的，父母之间的相亲相爱丝毫无碍于对子女的疼爱。这样一来，生活在这种家庭氛围中的儿童就不会再有妒忌，并且还会将所萌发的异性恋的感情保留下来。在他（她）们长大之后，将这一份性的要求指向异性伴侣。

弗洛伊德称此期为“阴茎欲期”（phalic stage）——有人译为“性蕾期”，意味着儿童的性兴趣开始萌芽。这意味着儿童开始注意到男、女两性的差别，并窥视异性儿童的性器官。男孩对母亲产生性爱，想占有母亲，把父亲看成是与他争夺性爱对象的对手而恨父亲，产生了恋母（oedipus）现象。但是，此时男孩还对父亲产生钦佩之情，想模仿父亲，即所谓矛盾（ambivalence）情感。由于恋母，男孩害怕惹怒比他们强大有力得多的父亲，惧怕被父亲发现自己的想法而将他的阴茎割掉。弗洛伊德认为，男孩的阴茎长在外面，而且又那么柔软细小，容易受到伤害，加上男孩所窥视到的女性生殖器的形状，更加“证明”了被割掉的可能性，从而使男孩产生了阉割焦虑（castration anxiety）。在这种强大的威胁之下，男孩只得放弃对母亲的性爱，加强对父亲的模仿，将父亲的形象内化（internaligation）成为他自己人格的一部分，那种恐惧性幻想也就逐渐地消失了。

女孩在口欲期及肛欲期的性爱对象也是母亲。在阴茎欲期，女孩发现男孩有阴茎而自己没有，产生了阴茎羡慕（penis envy）和自卑，并且怨恨母亲。以后，她们发现母亲也没有阴茎，而父亲长有此物，即转而与父亲亲近，产生了恋父（electra）现象。再后，当她们意识到这种乱伦的关系行不通时，就专心模仿母亲，将性力转向无乱伦关系的其他男性。

弗洛伊德认为，如果儿童此时对父母的这种乱伦性爱关系不能得到正常地解决，这种带有强烈感情的欲望和冲动被压抑到无意识之中，日后则会由此而产生精神上的障碍，特别是造成神经症。他还认为，如果男孩恋父恨母，女孩恋母恨父，日后则会发展成为性的变态。

以往，此期被称为“性的潜伏期”（latency stage）。因为弗洛伊德认为，在此年龄阶段，性的能力大大地减低了，儿童的性心理发展进入了一个安静的时期，性力升华为学习、体育和游戏等活动。儿童专心地模仿成年人的言谈举止、观点看法，主要在体力上与智力上成长与发展。

但是，许多跨文化的调查研究材料并不支持这种观点。事实上，在此年龄阶段，儿童的性活动仍然不断地稳步发展。从性活动的人数上看，有呈单人形式，有呈双人形式，有的则集体活动；从活动的性别上看，有的为同性，有的为异性。更为重要的是，儿童从家庭这个较为单纯的环境进入学校，学习如何在更大的范围里及更复杂的情况下完成他们的性角色。

应当看到，男孩这时所遇到的性别认同的困难要比女孩多。因为正当男孩努力摆脱与母亲的认同，转向与父亲的认同之时，又进入满是女教师的小学环境。老师们总是喜欢规规矩矩、文静听话的“好孩子”，而这种“好孩子”又以女孩子居多，于是老师们往往以这样的女孩作为“顽皮”多动的男孩学习的榜样。老师的这种要求与男孩内心的愿望是相违背的，因为此时的男孩已认识到自己的性身份和性角色，不愿再与女性认同了，并极力要摆脱强加给自己的与女性的认同。这种逆反心理使得他们之中有些人可能由于拒绝成为老师所要求的“女孩子气十足的听话的学生”而不愿去学校，甚至逃学，从而影响他们的智力发展和社会能力。

必须强调的是，虽然在日后的年龄阶段里，生活经验仍然会继续作用于个体的性角色倾向。儿童在此时期作为男性或女性的切身体验，对他们日后对自己性别的满意与否起着重要的作用。因此，必须认识到家庭及社会对不同性别所持的态度，对此期儿童的性心理发展影响极大。比如，生活在“重男轻女”“男尊女卑”的家庭或社会中，会形成男孩的优越感和女孩的自卑感造成男孩轻视女性的心理。

最后，谈谈有关儿童性游戏的问题。假如不是严厉地予以制止，性游戏会从幼儿期一直延续到学龄期。在我们的社会里，儿童个人或相互手淫、好奇地观看或触摸别人的身体，以及模仿成人的性活动，都是不允许的，并会遭到斥责和惩罚。可是，在某些社会里（并非所有未开化的社会），人们允许儿童有这些行为。其结果很有趣，这两种不同的文化背景下的成年人会表现出明显的差异。在开放的社会里，几乎不存在同性恋和性偏好障碍；而在严格限制的社会里，男女之间分界清楚，男孩只能跟男孩玩，女孩只能跟女孩玩，甚至男女分校，结果成年人中性偏好障碍、性冲突、对别人的性侵犯以及性功能障碍频频发生。由此可以看出，限制儿童期的性游戏和好奇心，只是基于某些社会的道德价值出发，而不是从儿童的利益着想。这种做法阻碍了儿童性心理的正常发展，并将对日后的成人造成不良的后果。

弗洛伊德称此期为“生殖期”（genital stage），即男女进入异性恋阶段（heterosexual stage）。

12岁左右，男孩的睾丸开始增大。约1年之后，睾酮的产生开始逐渐增多，使得阴茎增大，阴毛生长，前列腺增大，声音变粗，形成男性的肌肉和骨骼。通常在12～13岁时，就像女性月经初潮一样，少年男性开始射出带有活精子的精液。

男孩的第一次射精对性心理的发展相当重要，因为这种经历会伴有不同的情感反应。不少男孩由于缺乏应有的知识而表现紧张、羞涩、害怕、困惑，不知道自己的身体发生了什么事情。而这种初期的与射精伴随的情感体验，有时会长期地保存在一个人的性活动中。因此，在此之前对青少年进行性教育，让他们了解这方面的知识就显得十分必要。

情绪不稳定、易激惹、行为捉摸不定，往往是少男、少女的心理特点。这种所谓的“青春期躁动”是由性激素分泌的增加造成的。性激素的作用甚至可以发生在少男、少女身体外部明显变化之前，并影响其行为，以至于这些少年不知道为什么自己会变得那样躁动不安，控制不住自己。这些少男、少女除了表现得幼稚浮躁、情绪变化不定之外，他们还往往自以为是、与人顶撞以及与人格格不入等。

青春期，男、女少年开始有意识的手淫，尤其男孩更为多见。通过手淫，他们的性欲得以释放，并获得愉快的情感体验。根据学习理论，成熟的性行为是在逐渐强化的过程中获得的，而手淫中体验到的性快感将促进性活动的成熟。手淫时，通过手与生殖器的接触所引起的快感，还可以逐渐地改变人们对生殖器的态度，扭转那种认为生殖器肮脏的错误看法。

每个人对手淫的反应不尽相同，这是由对手淫的认识和态度所决定的。不少人或多或少会有些内疚、焦虑不安、恐惧、担心会损害自己的身体。尤其是那些听信精液的流失会伤害身体，手淫是肮脏下流的行为等不科学宣传的少年，思想上的负担更大。即便如此，不可否认，手淫仍不失是一种较好的性自慰行为，青春期到来之后，在未能找到性伴侣之时，这种行为无疑是一种解决性欲要求既安全又有效的途径。无论对于少男还是少女，这种自我刺激的方式都提供了一个积极地了解自己生殖器官感觉的途径。换而言之，手淫是一种促进性心理发展的积极因素。

青春期少年男女们之间的性活动方式，主要是同性之间的性游戏。根据金西（Kinsey）等人的调查，女孩同性之间的性游戏在9～12岁达到高峰，一直到13岁这种活动仍然多于异性之间的性游戏；男孩的顶峰在12岁，一直到15岁这种同性之间的性游戏仍然多于异性之间的性游戏。从性心理发展的角度来看，不可轻视这种同性之间的性活动，这是由于此时期的同性之间的活动会促进性心理的发展。因为此时期少男、少女的心理上尚不成熟，情绪亦不稳定，缺乏与异性来往的经验，不知如何处理与异性之间的关系，而与他们所熟悉的同性伙伴一起活动会容易且自然得多，由此逐渐地过渡到与异性伙伴来往。由此看来，这个时期同性之间的性活动实际上是为日后与异性之间进行性活动作了准备。

必须看到，在青春期的早期阶段，少男、少女对于性的注意力主要还是集中于自己。虽然他们也会想象得很浪漫，但在幻想的世界中，仍然是以自我为中心。他们考虑自身的感受要远远地多于顾及别人。比如，此时男孩想到的是“吻她，我会有什么感觉？”“接近她，我会有什么感觉？”，而不是“她会有什么感觉？”，女孩的想法也与此相似。

在此时期，男女集体交往的形式有时会被成双成对的活动所代替，少男少女们开始更加注意建立异性伙伴关系。

青春期的后期阶段，女孩大约于16岁，男孩在17～18岁时，也就是相当于上高中的时代。此期，个体的性发育日趋成熟，青年男女的接触从集体的形式渐渐地发展到只有两个人的活动。通常开始时是双方互相注意或是一方有意地寻找与对方增加接触的机会，然后便是早期的约会——虽然此时他们大多数的时间仍是参加集体活动。

通过约会，男女成双成对的活动，两个人频繁地接触、交谈，以及谈话的内容逐渐地扩延、深化，使青少年第一次有意识地去了解别人、理解别人、确认自己在他人内心世界中的位置；同时，他们开始努力地塑造自己，以博取对方的好感。因此，约会可以为人格的形成和性心理的发展提供一个新的途径和积极学习的机会。

必须看到，与青春期的早期不同，此时他们性的注意力大都不局限于自身而是转向异性伙伴。他们更多的是考虑对方的感情和利益，心甘情愿地照顾自己的异性伙伴，表现出对异性伙伴关怀备至，不少人还考虑到今后结婚的问题。但是，由于心理上的不成熟、情绪上的不稳定、行为上的冲动性，两个年轻人的关系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而分手的屡见不鲜。

虽然目前社会上有早恋的趋向，而且少男、少女之间发生性关系者亦非罕见，手淫仍然是这一时期解决性欲的主要手段，尤其是男孩。到底在青春期的哪个年龄两性开始相互之间的性活动，则由于地理位置、社会文化、风俗习惯等而大不相同。

离开父母的管束以及经济上的独立，使得青年人有更多的自由去谈情说爱。随着约会的发展，两性关系逐渐变得更为亲密和不拘形式。这时，双方都希望肉体上的进一步亲近，因而有了拥抱、接吻、抚摸等行为。

两性之间的爱抚对性心理的发展具有积极的作用。爱抚反映了一个人对性活动的态度。拒绝爱抚或者不能体验到由爱抚而带来的愉快感，是心理不正常的表现，这往往表明该人对性活动感到羞涩、自卑或是有罪恶感。只有消除个人在心理上和身体上的这种防线，才能真正地体验到爱抚所带来的愉快，重新认识自己和对方身体不同部位在性活动中的作用，进而增加双方的快感并增进双方的感情。

性交是两性关系中情爱的高级表现形式，也是男女双方精神融合的过程。性交的成功与否取决于两个人的感情、欲望、和谐程度以及身体状况等。如果双方都尊重对方的感情，在性交过程中经常交流自己的体验，互相配合，就能使得双方在性交时达到整体融合的完美程度。从心理的角度看，并非性交的频度越频、时间越长越好，而是以双方均得到满足为度。

而今，婚前性生活并不少见。例如1990年调查我国当代大学生的婚前性行为，发现样本总体中22.9%男生和11.7%女生报告自己有过性生活体验。需要指出的是，成人健康的性爱活动应该专一（并非指个体一生中只能有一个性伴侣），也就是说必须建立在感情的基础上。在这里面，青春期性心理的健康发展以及青年人最初性关系的体验，对个体与性伴侣成功的结合有着重要的作用。

结婚和生儿育女只是成年人解决性问题的许多方式中的一种。不能说，只有结婚才是解决成年人性欲的唯一适当、最健康的途径；也不能说，结了婚、当了父母就一定比不结婚的、无子女的人更健康些。只能说，结婚、为人父母有它的方便，也有它的问题；而不结婚、无子女有它的方便，又有另外的一些问题。到底两种生活方式孰优孰劣，恐怕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都难有定论。

但是，毫无疑问，结婚从法律上保证了夫妻在性生活上的合作关系，是取得性满足和生活幸福的有效途径。谁都知道，性活动在婚姻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脱离性活动的婚姻是难以想象的。研究表明，夫妻间对婚姻感到满足的水平与获得性满足的水平之间存在全面的相互作用。在婚姻中，性的不满足而不破坏婚姻幸福感的情况是极少的；而婚姻的不幸福却不破坏性满足的情况同样也极少。即使在良好的婚姻状态情况下，为了在漫长的共同生活中持续地取得性满足，夫妻双方也应该经常不断地对他们之间感情上的关系以及性活动的方式进行协调，以达到真正的情感交融，从而保持住夫妻之间的爱情关系，使之不至于枯萎。

在第一个孩子出生之后，夫妻又同时具有父母的角色，即“双亲身份”。他们会进一步地与自己的父亲或母亲认同，从家庭生活中的抚养孩子，获取经济收入和分摊家务劳动的安排里，共同完成自己所承担的“婚姻角色”。

我们的社会或是含蓄地或是明确地认为，只有生育年龄的人才应享有性活动，如果一个人年纪老了，就不应该再有什么性的活动了。从性心理的角度看，这种看法显然是不正确的。

女性的中年起始于丧失生殖能力之时，即所谓的更年期。月经紊乱及绝经使得有些妇女在心理状态发生了或轻或重的变化，有的人想到前半生大好时光已过，结果是碌碌无为，往后精力不足，更是黯淡无望；加之子女长大离家独立，一种无可名状的孤独感油然而生，甚至心灰意懒、情绪低沉、焦虑不安。

男性的生物学变化没有妇女绝经期那么明显，因而到底男性有无更年期的问题，至今似有不同的意见。至少我们可以说，男性不会因为年纪大而出现性功能和生育能力的急剧减退或丧失。老年人血液中的睾酮逐渐地下降是不可否认的，但这并不意味着生育能力就一定减退。有不少例子证明，八旬、九旬的老翁仍有生育能力。然而，还是有些男性在中年之后会无端地担心自己的性功能明显减退，以致影响到他的性生活，并造成情绪抑郁或紧张恐惧。因此，有必要及早地向他们解释，以打消这些没有必要的忧虑。

我们必须把中年时的生物学变化理解为日后性心理发展的动力，而不要因为少数人出现躯体和／或精神症状，就武断地认为这些生物学变化只能带来麻烦。比如说，妻子在绝经期之后再也不用担心妊娠、生育，可停止采取避孕措施，如此夫妻在性交时就可以无所顾虑，从而感身心放松，充分地享受性生活所带来的乐趣；又由于这时候子女们都成长自立，家务事大大地减少，生活压力减轻，生活节奏也放慢了，夫妻俩就有更多的闲暇时间在一起交谈、散步、欣赏生活。研究证明，此时期不少夫妻们感到他们的婚姻满足感并不是随年龄而下降，反而是呈上升趋势。

在性生活上，如果没有患什么严重躯体疾病的话，男性的勃起功能绝不会由于年纪大而丧失。60岁以上的男性所分泌的睾酮足够维持他们的性行为。随着年龄的变老，性生活时只不过是性唤起所需的时间、达到性高潮所需的时间，以及性高潮过后的不应期时间延长而已。此外，射精不如以前有劲，而且也不会每次性交都射精。不要误认为这种男性阳刚之气减退只能造成负面的作用，应当看到这些变化带来的某些积极的作用。

这些变化避免了性活动中激烈鲁莽的行为——这些行为对于老年夫妻来说已没有什么意思。这些变化的结果导致老年人以更长的时间进行爱抚活动，在这种较长时间的性爱活动中，男性更加注意女方的感受，并力图给女方更多的乐趣，因而显得体贴入微。有些女性爱上年纪比她们大得多的男性，恐怕也是这个缘故。

研究表明，能将性活动保持到晚年的夫妇，一般都是那些年轻时在性活动中即能共同体验到性快感的人。因此，除了老年夫妻身体健康状况的因素之外，他们在年轻时期的性快感对今后一生的性反应有着很大的影响。

年老、慢性病以及配偶的去世等情况，会影响老年人的性功能。65岁时，大约20%已婚男性和50%已婚女性丧偶（美国）。许多老人的配偶虽然还活着，却由于慢性病而损害了他们的性功能——男性多于女性。但是，大部分老年人的性功能依然存在，并能从中得到乐趣。许多研究证明，那些“老年人没有性要求”“老年人丧失性功能”“老年人不应过性生活”的观点都是不正确的。老年人有性生活的要求，老年人也有能力享受性生活。

从性心理的角度看，老年人应该有活跃的性生活，而活跃的性生活反过来又可增进老年人的健康长寿。即使由于躯体的情况而削弱了性功能，他们也可以用某些方法来弥补功能上的不足。如果阴茎不能勃起或勃起不坚而无法顺利地进行性交，男性可以采用其他身体接触的方式对妻子爱抚，使双方都得到快感，并保持自己的男性自尊。在没有配偶的情况下，不妨用手淫的方式来达到一定程度的性满足。不要认为这些举动是“可耻”的行为。也就是说，不要以年老和有病作为妨碍一个人完整而尊严的生活的理由。

总之，由于年龄会使性反应的性质发生变化，老年夫妇对此应有认识，从而重建他们的性生活方式，这种方式不应当只限于性交的形式。应当意识到生命是有限的，他们两个人不可能永远不分离，因而应当越加珍重相互之间的感情，越加柔情相待。实际上，在高龄者，期望每一次性交时都达到性高潮是不现实的。这样的要求反而会抑制双方在性活动中获得乐趣，老年人性活动中的乐趣更多地来自性活动的娱乐性质，而不是那种强烈的身体的发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老年人性活动的方式转向了另一类同样是丰富多彩、具有生气的形式。

众所周知，心理现象是脑的功能，是客观现实的反映。人类的认知、情感等心理活动不能脱离其物质基础——大脑而存在，也不能脱离社会的实践而发展。我们说，人类的心理现象与其他高等动物的心理现象有着本质的区别，一方面是由于人类的大脑高度发达，另一方面是因为人类的心理现象具有社会性。

由此我们知道，人类在性活动中所表现出来的心理现象，绝不仅仅只是一种生物的本能的行为。人类的性欲、性行为、性反应等生理活动，均与人类的认知、情感等心理活动密切相关。性生理活动必然伴随相应的性心理活动，而性心理活动又影响着性生理活动。同时，人类的性生理活动及性心理活动既产生明显的社会效果，又都受到社会文化背景、道德观念、制度法规的制约。

现代的性科学研究表明，性，特别是性行为，在本质上是一种生理-心理-社会现象。

无论是动物还是人类，在择偶过程以及激发性欲的过程中，视觉均起着重要的作用。在动物界，通过视觉形象，异性之间相互吸引的例子非常之多。比如，“孔雀开屏”就是雄孔雀展示自己色彩斑斓的尾羽以向雌性孔雀传递求爱的信息；雄刺鱼在交配季节胸部会变成红色，表示自己的性成熟与发情，以吸引雌刺鱼向它游近；发情期的雌性猴子、猩猩之类的阴部会发红、湿润、并且隆起，这对雄性猴子、猩猩无疑是一种性吸引的信号，而诱发强烈的性刺激。

人类在进化的过程中，视觉距离和范围无限地延伸，而终于成为接受外来信息最重要的途径。于是在性活动之时，视觉也就成了择偶的主要手段。人类的爱慕之心多半是建立在美的基础之上。也就是说，只有认为对方是美的，才能成为被选择的对象。

什么是“美”呢？这涉及审美的观点。

自古以来，审美的观点便含有性的成分。自然界里，为人们所认为美丽的花朵，就是五彩缤纷的植物的生殖器官；人们为之心醉的虫鸣鸟语，却是动物的求偶举动。而从原始的观点来看，一个“性感”的或具有性诱惑力的女性必然要具有明显的性特征。换言之，一个女性应当最适合于孕育后代——骨盆（臀部）宽大，最适合哺乳——乳房肥大。同样，从女性的角度看，一个美男子必须健壮魁梧，以保证在性的能力上能作为一个合格的配偶，而且能够在体力上作为女性的保护者。为此，在有些民族和地区，男女双方都尽情地显露自己具有性诱惑力的身体部分。而在带有原始性质的舞蹈中，他（她）们竭力地摆动自己的生殖器、臀部及乳房，用以煽动异性的情欲。不少人类原始时期的绘画、泥塑也极力夸大两性的性器官，以引人注意、让人羡慕。比如，青海省柳湾三坪台出土的属于马家窑文化陶罐上的裸体女，其双乳硕大、外阴突出而敞开；又如辽守喀左县东山嘴红山文化遗址发现的陶塑裸女像，均肥臀、大腹、阴部突出。

随着文明的进展，原先用性器官来引起异性注意的方法已不适合，于是人们在服装设计上都逐渐演变为“遮掩”性器官的服装。采取“既隐蔽，又暴露”的原则，即将自己身体上不美的部位掩盖起来，而将美的部位显露出来，为此而造成人类的第二性征在性诱惑上能起着更大的作用。于是，人们更加注意自己体态上的表现和毛发的修饰。从某些民族的文身、绘彩、鼻饰、耳饰、头饰、颈饰、脚饰，到现代人的紧身衣、短裙、美容化妆等，都是为了使身体和面貌增加性的色彩和性诱惑力。然而，即便人们花费高昂的代价“穿金戴银”、描眉画眼制造人工的美，也敌不过人类自然的美——健康的肤色、高耸的乳峰、浑圆的臀部，这些与生殖有关的特征在人们的眼里依然被公认为最美的表现。

尽管如此，人类视觉所接受的最强烈的性印象或性信息，还不仅限于上述的外表的“美”，而是从对方眼睛中所传达出来的情意，即传神之眼。从第一次羞涩的眼波，到含情脉脉地睨视，以至于性满足时的迷离，男女双方通过眼睛进行的感情交流，自始至终都贯穿于性活动的整个过程中，显示着各自内心的活动及对性活动的态度，为双方搭起心灵相通的桥梁。

应该指出的是，视觉对异性美与不美的判断不完全仅仅是视觉的直接反映，而是受更高一级的意识审美标准的制约，这就说明了为什么各个不同文化背景的民族和地区会有自己的审美观点。当然，这种观点往往与该民族、该地区人们的身体特点相一致。比如，高高隆起的乳房在世界大多数地区被认为是一种美，但非洲黑人妇女的乳房很早就垂下了，因此不少地方则以下垂的乳房为美。

各个时期人们的审美观点也不全一样。如将近一个世纪以前，许多中国人为妇女畸形的缠足所倾倒，称之为“三寸金莲”，而今恐怕再也没有人会持这种审美观点了。对于人体上的须、发、腋毛、阴毛，各民族、各时期的评价都不一样。譬如说胡子，有以蓄须为美，有认为应当刮得精光，其主要原因是它们不像乳房、骨盆一样具有生殖价值，有之不足为多，无之不足为少，于是也就造成各有所好了。

此外，审美观点个体差异极大，有时即使对方并不合乎公众标准的美，却因“情人眼里出西施”而变得美起来了。因此，虽然美的本身是有客观标准的，不能排除每一个人会有其偏好，这种“审美错觉”是将审美对象在内心深入体验后的意象形态的反映。

在性别区分上，男性有男性之美，女性有女性之美，但人类更注重于女性之美。男性往往以“美”而挑选配偶；即使是女性，所爱慕的也往往是女性的美姿。但在挑选配偶上，女性并不完全只注重于美貌，而是注重于男性的体力和智力。这种“力”的印象，也必须先假道于视觉而达到她们的意识之中。

视觉性心理变态的表现之一是“窥阴癖”（又称窥阴症），多为男性，他们以窥视异性裸体及性活动而获得性的快感。这些人与喜欢看色情画或裸体表演不同，他们多不参加这些公开的观赏娱乐活动，而偏好铤而走险的刺激。另一种视觉性心理变态表现为“露阴癖”，他们以在异性面前暴露外生殖器而获得性的快感，也是以男性为多。

听觉在动物求偶活动时的作用是呼唤、吸引异性。许多动物尤其是昆虫和鸟类，在发情期间或交尾季节，雌雄两性彼此间不断地互相呼唤。猫儿“叫春”是人们所熟悉的现象。其间，往往是雄性如雄蟋蟀、雄鸟、雄兽，用其独特的声音使雌性动物受到诱惑而产生性激动。某些动物在交配之时还发出特殊的声响，如象龟、狒狒交配时发出深沉的嗯嗯声，还可激发同类的性欲。人类在性交时不由自主发出的声音，无疑也起有这种作用，而在性活动时的“情话”则能提高性兴奋和性满足的感受。

听觉对人类心理活动影响更为复杂。悦耳动听的音乐使人陶醉，纷乱嘈杂的噪声使人心烦，催眠曲使人安详，进行曲使人振奋，而缠绵的情歌、情话使人心旌荡漾，说明人类对声音也会产生情欲方面的反应，而且人类是运用比动物的咆哮声或叽喳声更高级得多的方式——音乐、歌曲、语言来互相激发性欲。至于哪一种音乐节律能激发性欲，则需要依个体的喜好而定。一般来说，喜好粗犷剧烈性生活的人常选择重节拍的快音乐，喜好柔情蜜意性生活的人常选择轻节拍的慢音乐，也有选择两者之间的。通俗音乐往往具有较强的情欲作用，尤其歌词中的双关语、隐喻等极富有挑逗性，从而激发歌者及听者的性欲。也就是说，声音的性吸引力不仅在于音调、旋律、节拍等外在表现，而且也寓意于其中的内容。

对人类来说，男女两性声音的差异是性征的重要表现之一。青春发育期时，男性的喉头变大，喉结突出，声带变宽，噪声低沉浑厚，意味着性的成熟；女性的喉结不突出，噪声虽然细而尖，却与孩童时的差别不大。在实际生活中，女性爱的就是男性这种性成熟的噪声，甚至有时双方并未谋面，却一聆倾心。而女腔女调的男性，往往不为女性所喜欢。

实际上，女性对声音的接受能力较男性更为敏感。男性对声音上的偏好就不如女性，性感为声音所挑动者不如女性强烈。青春期的男女对音乐的爱好明显增加，有时会在传播媒介或其他人的影响下达到狂热的程度。社会上出现的少女“追星族”就说明了这种偏好。

有些性心理变态者必须依靠某种音乐或淫词才能激起性兴奋，没有这些声音的帮忙就不能性交。更有甚者，某些性施虐者必须听到对方的惨叫、呻吟方能激发起性欲。此外，电话秽语症者偏好于通过电话向异性讲淫秽语言以达到性的满足，也是性心理变态中的一种。

嗅觉对性心理的影响，是通过把某种气味传向异性，从而产生一种性的诱惑。

低等动物的嗅觉十分发达，除为了觅食之外，在寻找配偶上亦起重要作用。譬如，雌性毒蛾能分泌有气味的外激素吸引远处的雄体。即使在比较高等的动物中，气味对激发性欲的作用也不容忽视。某些雄性动物的身上有特殊的腺体，分泌一种芳香的物质，其气味可以兴奋发情期的雌性动物。譬如，雄山羊角后的腺体及雄麝的麝香，就是为了在求偶时吸引和激发异性而用的。发情期中的雌性动物身体也会散发出来一种气味。这对于雄性动物来说无疑也是一种强烈的诱惑和刺激。许多种类的雄性动物能够通过闻嗅雌性动物的汗液、尿液及阴道分泌物的气味，而辨别出它们是否处于发情期。

在人类对异性的选择上，嗅觉所起的作用不如其他哺乳动物重要。这并不是嗅觉所得到的印象不起作用的缘故，而是由于人体的气味不够强烈，加之人类的嗅觉退化迟钝的关系。因此，嗅觉在性兴奋上所起的作用排到视觉之后，必须细心体验、品味才能够发现。尽管如此，人身上某些部位所发出之味，仍有使异性感到愉快，甚至激发性欲的作用。

所有的男性和女性都有其各自不同的身体气味，而且各个种族的人气味差别也很大。人体的气味在性质与强弱程度上，随年龄、体质、气候、季节、食物、月经、疾病、药物、情绪等因素而改变。一般在青春期时，身体的气味特别浓烈。

身体的气味有香有臭，它对人的性心理可产生一定的影响。就男女双方的气味来说，女性的气味更招人喜欢，即文学作品所描述的“体香”。即使是儿童，也是女孩身体散发出来的气味比男孩的好闻。

人类对嗅觉的敏感程度差异变化非常之大。有的人嗅觉特别发达，能分辨出极其细微的气味差别，如从事酒、茶、香水等行业工作的专家；有的人（不包括嗅觉病变者）则十分迟钝。在性心理活动中，嗅觉“迟钝”的人之中，不排除有的人不了解气味所含有的性意义或者没有意识到自己对气味的特殊反应。由于他们在这方面缺乏美感和鉴赏力，他们也就失去了性爱活动中这种令人陶醉的乐趣。

一般认为，女性的嗅觉比男性灵敏。女性在性生活开始之时，对气味的感觉能力十分强。某些妇女可以由于嗅到某种气味而引起性兴奋。有时，他们还会由于幻想或回忆起所爱的人的身体气味而如痴如醉，得到性的满足。

在人类，不仅嗅觉对性的意义较之其他哺乳动物要小得多，而且所嗅的对象也发生了变迁，由性器官而向上移到了上半身。在这一点上，嗅觉对性的诱惑力与视觉很有相似之处。从视觉来看，不论男性还是女性，其生殖器官在对方看来并不美观，因此有必要将生殖器官掩盖隐蔽起来。嗅觉也一样。身体气味的性诱惑到了人类就不再是胯下，而是移到了腋下。

全身皮肤、头发、汗液、呼吸、月经、精液的气味对嗅觉也起着刺激作用。这些东西的气味既可能激发性欲、引起性快感，也可能引起反感和厌恶，因而有必要将它们遮掩。自古以来，掩盖身体气味最好的办法就是使用某些香料，这也就是制造和使用香水的由来。

以性活动为目的的香水有三方面的作用：①掩饰和减弱令人反感的身体气味；②增强或调和令人愉快的或可激发性欲的身体气味；③激起使用香水者的性欲。

香水还分为男性香水和女性香水。前者的作用是增强男性气味，以激起女性的性欲；后者的作用是调和女性的芳香，以吸引和刺激男性。另外，有些香水称为祛男性的和祛女性的，其目的是中和／或去除男性或女性身上令人不快的气味。麝香是公认的最具有性作用的香料，因为它提供了典型的男性香味；而薰衣草则是去除女性身上难闻气味的理想香料，因而它们均常出现在香水制作的配方之中。

性心理变态中的恋物癖（又称恋物症）者，可以从异性所用过的物品中的气味而激起性欲及达到性高潮，他们往往将所得到的异性贴身物品细细闻嗅、反复抚玩以获得性的满足；而嗜粪症者对异性粪便的偏爱，则达到了使正常人无法理解的地步。

触觉器官遍及整个体表皮肤以及黏膜邻近皮肤的部位，加之在所有的感觉中，触摸最易动情，与智力活动的关系也最小，因而触觉在性爱表现中占有最基本、最重要的地位；而性交本身就是以触觉为基础的性活动。

对于低等动物，触摸是求偶的主要手段。即使是高等动物，如马、牛、狗（犬）等也往往是如此。譬如，母兽舐幼兽属于爱抚的表现；雄兽与雌兽、公畜与母畜之间都以舐和挨擦为主要的求偶手段，并由互相接触而产生愉快感；猫、狗（犬）挨擦自己的主人以表示亲昵，而受到主人抚摸或轻拍时表现出温顺舒适之感觉。这些都是基于触觉的作用。

人类从降生开始就对抚摸、轻拍、搂抱、亲吻等抚爱举动有着特殊的感情。反过来，儿童也往往以拥抱和亲吻等行动来表示亲昵之情，这种行为一直保持到成人。通常我们见到所喜欢的人时，总会很自然地产生触摸一下的欲望和冲动，爱也就是靠这种方式表达出来的。日常生活中，人们往往以握手的轻重、时间的长短表示亲密的程度，再亲密一些则互相拥抱。可想而知，渴望将自己的恋人搂抱起来的欲望是多么的自然。

触觉可以分为主动触觉和被动触觉。主动触觉是指触摸者与被触摸物体接触的身体部分所感受到的感觉，其主要部位是手，特别是手指和指尖；舌尖也是个极为敏感的部位。被动触觉则是指被触摸者在被触摸时所感受到的感觉，其部位广泛，遍布于整个皮肤表面和皮肤黏膜衔接处。如果触摸得较有力而持续，皮肤以下的组织也可以得到相应的感觉。触觉分布面积如此之广，一经激发，就必然产生强烈的情绪反应。因此，触觉是导致情爱激动最方便、最有力的途径。

虽然，触摸的方式和技术对性激动的产生很是重要，而被触摸的部位则起着更为重要的作用。医学上，把人体上极易产生性兴奋的部位称为“性感区”。每一个人的性感区都不尽相同，甚至相差很大。即使性感区的分布相似，每一个人在性感的程度上也差别颇大。性感区主要分布于外生殖器及其周围、口唇及其周围、乳房（尤其是乳头）、肛门、大腿内侧、腋窝、颈部、耳朵、手指等部位。需要强调的是，无论是主动触觉还是被动触觉，都必须在愉快的情绪状态下才能导致性激动。也就是说，在性活动中，触觉与当时的心理条件有着密切的关系。很难想象，一个人在心情烦躁的情况下或被一个不喜欢的人所抚摸会动情。

在性别上，女性对触摸更为敏感，更容易动情，也更希望能经常享受到抚摸的欢愉。据调查，开始性觉醒时的少女对拥抱和接吻的欲望比性交更为强烈。在恋爱中，女性本能地懂得抚摸的重要，尤其在没有习惯性交之前，抚摸常使她们感到异常愉快舒适，得到感情上和身体上的满足，这就是有些女性抱怨男性们仅仅在性交之时为了激发性欲才抚摸她们的缘故。对男性的调查也显示了这一令人遗憾的现象，即只有1／3的男性仅仅在调情时才接吻和抚摸。

女性的乳头是一个极为敏感的性感中心。婴儿的吸吮可引起十分愉快的感觉，有的女性则可引起性兴奋。当然，从生物学的角度看，就是这种愉快的感觉，促使母亲主动地授乳，保证下一代的营养和生存。

接吻是触觉调情活动中的一个典型例子。嘴唇是皮肤与黏膜移行的一个最敏感部位，它在许多方面像阴唇那样的敏感。此外，在接吻时由于有极其敏感的舌尖相助，更使得两个嘴唇紧紧相贴并激起强烈的性兴奋。类似接吻的动作在动物界也已存在，如蜗牛及某些甲虫以触须相碰；鸟类以喙相厮磨；犬用舌舐或用牙轻咬。在人类，接吻时有两种感觉，一种是触觉，一种是嗅觉，以前者为主。

除接吻外，男女互相以嘴、舌接触对方生殖器，或舐或吮，都会引起性兴奋。以这种称为口交的方式达到性满足，不能认为是反自然的，因这种形式的性活动在许多动物中早已存在。它能帮助双方达到性兴奋，使双方都得到快感。

有些地区或民族，从习俗上用其他的方式来代替接吻，如互相碰、擦鼻子、挨擦或轻拍胸腹部等，均是建立在触觉的基础上的。

胳痒也是一种触觉性的性感觉。德文中阴蒂一词有“怕痒之物”的意思。这就将性快感与痒感联系到一起了。实际上，人类身体上所有的“性感区”多是怕痒之处，有些人就是用在这些部位触摸、搔抓而激起性的快感。有的女性说，当她们的性器官被触摸而不想性交时，就是一种痒的感觉，但如果她们的性欲冲动起来时，胳痒的感觉就消失了。因此，有人认为痒的感觉是性的感觉的一个替代，而性的感觉是痒的感觉的一个变相。

与触觉有关的性心理变态者，男、女皆有。女性多表现为对毛皮、天鹅绒、丝织品特殊的偏好，由抚摸摩擦这些物体而激发性欲，并达到性满足；男性则多表现为“挨擦癖”（又称挨擦症），在公共场合、公共交通工具上，触摸、挨擦陌生女性以满足性欲要求。他们之中，不乏受过很好的教育、有着较高的文化及社会地位者。

在性教育中，正确地引导人们在性活动中运用触觉，对和谐夫妻关系、增进心身健康的发展十分有益。通过触摸，不仅可以体验到皮肤的滑润、肌肉的柔软、形体的优美，更重要的是，通过触摸，触摸者与被触摸者进行了感情的交流。这是一种无声又无害的语言，可以避免人们在表达感情之时，由于用词不当而造成的误会。

20世纪50年代，德国生态学家们发现在动物行为发育的关键时期，可以由某些刺激物造成固定的行为模式。比如，刚刚出壳不久的野鸭幼雏（即处于关键期的野鸭幼雏）会追随所见到的第一个会移动的物体，不论这个物件是真正孵育该鸭雏的母鸭还是其他的东西。如果母鸭不在其侧，则一个假的模型或者饲养人都可能成为被雏鸭追随的对象。他们将这种现象称为铭印现象（imprinting）。

上述情况更准确地应称之为亲子铭印现象（filial imprinting），因为与之相类似的还有性铭印现象（sexual imprinting）。这是指将某一毛色、品种的鸡或鸭的幼雏交给另一毛色、品种的母禽喂养，当此被寄养的幼雏长大之后，将会更喜爱和另一毛色、品种的异性进行交配，而不是跟与其同一毛色、品种的异性进行交配。在人工实验的条件下，在比较接近的不同物种之间（例如在鸭与雁之间）也可建立起性铭印关系。

有人认为性铭印现象和亲子铭印现象是同一现象的两种表现，不同在于亲子铭印现象的追随反应及时出现，所追者往往仅集中于个别的对象，而性铭印现象则要到幼雏成熟之后方才充分地表现出来，其追随的对象也比较泛化，可包括整个品种或物种。

一般来说，铭印现象有下述两个特点：①只发生在个体发育早期中的一个短暂的时间里，此期间被称为敏感期（sensitive phase）或关键期（critical period）；②后效持久，尤其是性铭印现象，可以维持终生而不改变。例如，一只被异种母禽喂养大的鸟类，让它与同种鸟类连续交配数年之后，如果再允许它在同种和异种（即与喂养它的母禽同种）的异性之间进行选择配偶的话，它们会选择后者，并不因与同种鸟类交配的几年经历而抵消此前所建立起的性铭印关系。

正因为具有这种持久牢固的效应，人们才称此现象为铭印。这就如同盖下了图章一样，一旦盖上，便可造成持久而不可擦除的印记。但事实上铭印过程并不是这样的简单，并非一蹴而就。铭印过程如同绘画，第一次只是画了一个粗轮廓，以后还要在生长发育的过程中一道道地增添细节。

从生物行为学的角度看，所有使动物行为发生适应性改变的过程都应被视为是学习的过程。因此，建立铭印关系的过程也是一种学习的过程，可以把铭印现象看作是学习建立社会关系的过程，一个动物通过铭印过程同其他的个体建立亲子关系或者建立一个性偏好的关系。

在建立社会关系的过程中，铭印关系的作用在于缩小动物偏好的范围。如此，通过亲子铭印过程，使幼雏明确要追随的个别对象；而通过性铭印过程，有助于缩小交配对象的范围。由生物进化的角度分析，性铭印现象可助于鸟类选择适当的配偶。因为以性状过于相似者作为配偶，会产生“近缘交配”的衰退；而性状过远者之间的交配，又有可能双方在遗传上互不相容。性铭印现象则可能帮助动物选择与自己略有差别的同种动物，避免遗传上的衰退。

铭印现象是否会影响或决定人类的学习和行为模式，目前尚无定论。人们推测，某些形式的精神发育迟滞是由于儿童在关键时期缺乏适当刺激物或机会而造成的。狼孩回归人类社会时已基本丧失学习语言的能力，这表明人类确有学习敏感期。

有人用铭印现象解释精神分析学说的恋母情结。虽然对恋母情结本身目前似有争议，但弗洛伊德强调童年体验的重要性。强调童年经历（尤其是早期童年，即发育的敏感阶段或关键时期）对个体一生的影响，却符合现代科学的观察。有人认为，被一见钟情的恋人在相貌或气质上往往与其感情深厚的人（特别是自己的母亲）相似，这可能便是铭印现象的一种表现形式。

铭印现象的概念也被用于性心理障碍，如性偏好障碍及性身体障碍的成因，被认为是由于儿童性发育关键时期缺乏适当的客体进行认同所致。

求偶（courtship）行为即寻找配偶或性伴侣的行为，凡有两性区别的动物都需要有求偶行为，其最终目的是导致后代的产生。

动物寻求配偶的行为有的相当简单，只需要通过嗅觉、视觉、听觉的刺激即可完成；有的则相当复杂，需要通过若干形式的通讯交流方能实现。譬如，某些雌性昆虫（蝴蝶、毒蛾）以分泌有气味的物质来吸引远处的雄体；雄性锦龟用触碰的动作求偶；春夏之交蛙类求偶的鼓噪鸣叫，则在世界上大多数地区都可听到。这些均属于简单的求偶行为。

复杂的求偶方式见于某些鸟类。譬如，鲣鸟用其艳丽的双脚表演复杂的仪式化舞蹈动作以吸引异性。这种复杂的求偶形式有助于加强配偶之间的联系，使配偶关系能在整个养育幼体的过程中维持下来，甚至维持得更为长久。

人类的求偶行为尽管与动物是出于同一机制，也是通过视觉、听觉、嗅觉和触觉的作用而完成的，但在人类文明发展的过程中，已深受文化传统的影响，因而人类的求偶行为早已不仅是简单的生物学的本能动作，而需要从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的角度来认识。文化背景的不同会影响到求偶的方式，以至于产生各种各样不同的民俗、婚俗。但作为人类，在求偶行为上仍有其基本相似之处。

首先，形体的诱惑力在人类求偶活动中占重要的地位。无论男女，都把优美的体形、漂亮的容貌作为挑选性伴的重要条件，尤其是初次晤面又不能进行深入交谈、互相了解对方之时（如在晚会、舞会上），形体的吸引力就显得特别重要，这也就是人们所说的“第一印象”。

不同地区及个人对形体美的标准不尽相同。有以女性瘦削苗条为美，有以女性丰腴肥胖为美。至于认为身体的哪一部分的性欲激发力较大，每一个人的看法也有不同，有人注意肤色，有人注意大腿、头发、体毛、眼睛、鼻子、嘴、臀部、脚等，均可成为不同人在求偶过程中的注意部位。因此，在求偶活动中，男女均着意于自己的形象，在着装打扮上力求突出自己的长处，遮掩自己的短处，以便对异性更有吸引力。

改变身体的气味是求偶行为之一，包括清洁口腔、喷洒香水、使用带有香味的化妆品。其目的是为了掩盖身体上不好的气味，增加性的魅力。

求偶过程中的言谈举止也关系着求偶的成功与失败。一般女性以纯洁端庄为好，男性以慷慨大度更具吸引力。在这一方面，个体的差异也很大，有喜欢儒雅，有喜欢粗犷，有喜欢文静，有喜欢活泼。但可以看到，即使是个粗鲁的男性，也会在求偶之时表现出几分柔情蜜意。

眼能传情。通过传递眼神“暗送秋波”，男女双方互相交流感情；通过相对凝视，男女双方可以激发性欲。因此，目光的接触是求偶过程中十分重要的一环。

语言的发达使交谈在人类求偶活动中成为必不可少的一种行为。当一个人对另一个人产生倾慕之情时，往往会委婉地发出求偶的暗示，告知对方自己尚未婚配或与原配偶已分手。某些少数民族的对歌、西方的小夜曲，就是这种信号传递的最好的媒体。而挂在人们口头的“谈恋爱”一词，更说明了求偶过程中“谈”这种思想与感情交流的重要性。

求偶行为进一步的发展就是身体接触，如拉手、扶肩、搂腰等。有人称跳舞为“无声的求爱”；而舞曲的强烈节奏，无疑起着激发性欲的作用。

从时令季节来看，男性的求偶行为在一年有两个高峰即初春和秋季，而秋季的一次要比春初的来得活跃。女性的性欲在经期前后的几天最强烈，也是求偶行为最为活跃的时候。

有人认为，某些性心理变态是求偶过程的障碍，是由于性活动停留（或留滞）在求偶阶段的缘故。也就是说，性活动在身体接触之前的阶段就结束了，而不能进一步发展到身体接触，乃至性交的阶段。根据这种理论，窥阴癖属于过分唤起，将性活动的能量耗费在窥视异性上，并由此而得到性的满足；露阴癖和电话秽语症均在身体接触之前就完成了性活动，达到性快感；而摸触症及摩擦症者，也就只是刚刚身体接触就已将性的能量耗尽。这些表现均属于求偶过程的障碍。

又称挑情（flirtation）行为，指的是在求偶过程中，配偶选定之后所进行的旨在导致交配的行为，故有人亦将调情（flirtation）行为归属于求偶行为之中。

调情不是“调戏”，后者是一种不严肃的性行为。调情亦非指配偶之外的性关系，因为这种关系有时并不发展到性交的阶段。

性活动时，配偶之间通过调情，使双方的情感得到进一步的交流和发展，从生理及心理两个方面都为交配准备条件，因而是交配之前必不可少的过程。哺乳动物普遍存在调情行为，雌雄动物在交配之前的互相追逐、摩擦、轻咬、舐生殖器等均属此类行为。人类的调情行为基本上与哺乳动物相似，但是增加了语言形式的交流。

求偶过程中，情意绵绵的目光交流以及互倾衷肠，这些纯心理的刺激足以撩动男女双方产生明显的生理反应，譬如心率加速、瞳孔散大以及生殖器官分泌物的增多等，这反映了要求在身体上更加亲昵的接触，并为这种接触创造了必要的条件。紧接着便是调情行为的两种主要形式：接吻与抚摸。

接吻指嘴与嘴的接触。在配偶之间，那种长期时间热炽的吻是湿润而富有感情的，跟那种正规场合礼节的干涩的吻完全不同。接吻中混有三种感觉：触觉、味觉和嗅觉，可以同时嗅到皮肤和呼吸的气味。在这种接吻时，舌头的活动是不可缺少的，而且对接吻形式变化起首要作用。接吻时还有牙齿的参加。在一连串或轻柔或尖利的相互亲咬中，对于男、女，无论是主动的一方还是被动的一方，都会得到一种极为鲜明的性快感。即使有时会被“亲咬”造成轻度伤痛，仍不能认为这是残忍或变态，而是情爱的自然流露。

不仅嘴对嘴的性感接吻，亲吻身体的各个部位在此阶段也是适宜可行的。在嘴对嘴的接吻中，主动触觉和被动触觉往往相互交融在一起；而对身体的亲吻，会使亲吻者和被亲吻者得到两种不同的快感。这两种快感都可以导致性兴奋。

触摸和相互抚弄可以从使用指尖的轻轻抚摸、瘙痒到使用手指和手掌的揉捏和挤压，而以轻柔的触摸最具性感。在调情时，触摸者及被触摸者都应有心理准备，必须在意识中完全排除反感与抵触的情绪。除了一般的性感区之外，掌握对方所喜欢被抚弄的特殊部位也很重要。因为了解和感受到由自己抚摸给对方所提供的刺激和欢愉的本身，就是一种刺激和欢愉。在互相尊重、互相照顾的气氛中，逐渐触摸向性器官的部位。

调情行为对女性的作用尤为重要，以至于有人总结出：妇女不喜欢马拉松式的性交，而是喜欢马拉松式的调情。此外，在调情时，应当让女性也充当主动者，而不能永远是被动者的角色。只要女性克服自己心理上的阻碍，是不难做到这一点的。这样，男女双方都能达到满意的境界。

许多性心理变态者都很难达到调情的阶段或完成调情的动作，窥阴癖者、露阴症者、恋物症者、电话秽语症者、挨擦症者及触摸症者均在调情之前就结束了性活动；而性施、受虐者则在调情阶段以常人难以接受的方式唤起性欲获取性快感，谋求性的满足，因而应属于心理的变态。

即色欲的幻想，指有意识地想象性活动的场面，往往是参与性的，具有幻想者“自编自演”的特点。

事实上，人们从儿童期起即开始出现了性的幻想并持续终生，只不过在内容上随着年龄的增长与生活经验的丰富而有所不同、有所变化而已。有人调查，只有1%的男性、20%的女性否认自己有性幻想。

一般来说，青春期是性幻想的活跃时期。他（她）们情窦初开，对异性产生强烈的爱慕和渴望，却又没有勇气（也没有条件）向心目中的对象表露爱慕之情。于是，便把在文艺作品、影视节目中所见到的两性性爱情景重新组合，用自己的想象力编成由自己参与的性活动过程，以满足自己性欲的需求。此时，当事人是编导又是内容的主人公，想入非非、随心所欲地去编去演，编得不满意再重新编，演得不满意再重新演。这种幻想充满了虚构的特点，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既能与杨贵妃谈情，也可以与外国歌星、影星说爱。青少年时，性幻想的内容多为事业上的巨大成就，而在这个过程中，始终有一个心目中所爱慕的异性紧紧地伴随左右。在幻想内容之中，经过一番周折之后，随着事业的成功，与“心上人”终成眷属。

性幻想时，往往伴有相应的情绪活动，尤其在情绪十分投入（所谓“进入角色”）之时，可暗暗洋洋自得，也可偷偷伤心落泪。有时这种幻想可导致性兴奋及性器官充血，男性则可勃起及射精；有时性幻想时伴有手淫或由性幻想而引起手淫。

性幻想较多发生在入睡前及睡醒后卧床的那一段时间，以及在闲暇之时，如在旅途之中。

有人调查，26%的已婚男性和19%的已婚女性报告自己的性幻想足以扰乱他（她）们的工作。因此，有了规律的性生活之后（如结婚之后）性幻想可有所减少，但不会完全消失。年老之后，性幻想也相应地减少，但即使是老年人，也还会有性欲的幻想。

手淫时伴有性幻想十分普遍。可以说，青春期之后，很少有人仅仅进行手淫动作而不在脑子里出现性欲的幻想。性交时也常伴有性幻想，此时的幻想中对象往往并不是正在交合的性伴侣，而是一个现实生活中所爱慕的意中人或心中虚构的意中人。

性幻想的内容往往是违背社会的规范，如朝三暮四或与多人发生性关系，也可想象向对方施暴的情节。在女性，则可能幻想遭到强暴或强奸。有人认为，这种被强奸的幻想反映了女性在享受性生活上受到更多的社会制约，因而潜意识里产生了这种幻想，希望有一种从外部强加的条件，来满足她们的性需求。

应该如何看待性幻想呢？过去一直把性幻想看作是道德品质不健康的表现。其实，这也是人类性活动的一种形式，只不过表现在心理之中而已。几乎所有的人（男性和女性）都有程度不等、内容不同的性幻想，这些人绝大多数都正常地成长、正常地生活、正常地与人交往（包括与异性交往），只有极少数人在种种条件下走上性犯罪的道路。因此，多数学者认为，这种现象是人类性心理发展所不可避免的过程，绝大多数人仅仅把它作为性自慰的一种形式，补偿性生活中的不足，只是想想而已，不会付诸实施，不必大惊小怪，也没有必要背负上精神压力及负罪感。

性的幻想对心理的发育不会有伤害，但凡事都应有一个限度。如果一个人整天沉溺于性幻想之中，而妨碍了学习、工作、家庭生活和人际交往，则会产生负面的效果。对青少年，应善于将她（她）们的精力引导到学习和事业上去，这也就是升华的过程。

有人喜欢在性交时做种种的性幻想，这种性交时的性幻想（女性也有）可以增加性交的快感，补偿现实生活的不足，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内心的需求。但这终究仅仅是一种替代办法，久而久之则会影响双方性反应的和谐。因而，应该从根本上解决双方感情上和性生活上所存在的问题。

性幻想对作家和艺术家来说十分有用，因为这会有助于他们的创造。需要指出的是，不少性心理变态者的变态性行为如窥阴、露阴、恋物、性施虐、性受虐、挨擦等，往往伴有变态的性幻想，有些人还在没有实施变态的性行为之前，先有变态的性幻想。也就是说，在变态的性幻想支配下，做出变态的性行为。

即色情的梦，指在睡梦中与异性发生性行为的性活动。男性多起始于青春期，女生则多起于春春期的后期或成年期。有人调查，男性每年有12次左右的性梦；女性每年也有3～4次。性梦虽可持续终生，但在有规律的性生活（如结婚）之后会有所减少。

观察发现，睡梦中达到性高潮仅见于人类，其机制尚不清楚。有人认为是精液积蓄、附性腺胀满而致，这种观点不见得全对，因为有人在射精后的第二天又发生性梦，而且女性也有在睡梦中达到性高潮的。当然，这些性高潮的到来多伴有性梦。

男性伴随性梦的性高潮常有遗精（虽然不一定每次遗精均伴有性梦）。一般说来，梦境愈生动逼真，肉体的快感愈强烈，醒后愈感到轻松。有时，在性梦的当时并没射精，等到醒后方才射精；有时，在半醒的状态下，梦者用意志主动地抑制了射精。绝大多数健康独身男性发生过遗精，少则每月1～2次，多则每周1～2次。一般认为，每周1～2次不会影响身体健康。

梦遗可以发生于毫无性经验的男性。梦中的“情人”中，不认识的占23%，仅见过面而没有交谈过的女性占56%，很少梦见自己所爱慕的女性，即使是在睡前正在想念她。90%以上的性梦比其他内容的梦都来得生动。

女性的性梦与男性最大的不同点在于，醒后能回忆的起梦的内容，并影响其情绪及行为。这在具有癔症性格特点的女性更有其特点，因而她们可能会信以为真，控告被梦中的某个男性强奸。

1632—1639年，伦敦的Ursulin修道院的修女们控告当地神父Urbdin Grandier对她们施行巫术，晚上到修道院来对她们施行非礼。起初，只是修道院长（她是一个非常聪明、自傲且具有癔症性格的女性）有这种性的幻觉，她第一个觉得Urbdin Grandier夜间来到她的寝室做性的诱惑。不久，整个修道院的修女们都出现这种性梦，甚至附近的许多少女也都觉得受到该神父巫术作用而出现性的幻梦。于是，她们都纷纷证明Urbdin Grandier的“罪行”。结果，无辜的神父被活活地烧死。这是一个投射（推诿）机制的例子，由于修女们爱慕年轻英俊的神父而做了性梦以满足她们内心潜在的性需求，却在癔症的基础上信以为真，反而诬告神父非礼。

每个人每天晚上都必须做4～5次梦（快眼动相睡眠），加起来总共90～100分钟。做什么样的梦，也就是梦的内容的研究，在精神分析中占有特殊重要的地位。弗洛伊德在1899年发表的《释梦》一书对此做了探讨。

弗洛伊德认为，梦的成因有：

这些印象如饥、渴、尿意、便意、疼痛、身体某部位受压、过热、过冷、响动等，不断地侵扰睡眠者的感觉器官，加入到梦的起始过程。这可以解释一部分附性腺饱满、性欲积蓄而致的性梦。

这可以解释那些梦境中直接发生性关系的性色彩浓厚的性梦，也就是“做梦娶媳妇”之类的梦。

通常以化妆的形式出现于梦境之中。譬如，一个姑娘在夜里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在街上散步，地上有许多失落的煤块，她俯身拣了一块又一块，而后她“累”醒了。原来，她喜欢上了一个英俊的小伙子，可又羞于表达爱心，苦于没有人愿意从中帮忙，而梦中那么多“媒（煤）人”牵线，反映了她内心的愿望。

正像白天里有关性爱的事情最难向人表述一样，在梦中这方面的问题也往往表现得最为隐秘难认，必须经过仔细分析，方才能够辨认出来。需要指出的是，即使在梦中对他人有了“不轨行为”，甚至对亲人表现了“邪念”，也不要惊慌、自责、愧疚，不要恨自己“怎么会有那么下流的想法？”“怎么会做出那样无耻的事情来？”，从而认为自己“道德败坏”“灵魂肮脏”。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公元前437—公元前347）有一句名言，“君子之不端止于做梦，小人之不端见诸行动”，说明连“君子”也难免会有性梦。

我国目前广泛使用的诊断标准包括《国际疾病分类（第10版）》（ICD-10）、《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第5版）》（DSM-5）和《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第3版）》（CCMD-3），这三个诊断体系对性心理障碍的分类和诊断介绍如下。

性心理障碍包括性取向障碍（同性／双性恋）、性偏好障碍（性变态）、性身份障碍（性别认定障碍）。一个具有一种性心理障碍的人容易合并一种以上的性变态表现，而且绝大多数发生在男性，这里可能有大脑先天发育缺陷的问题。因为人的大脑和性器官的性分化都有自发向女性化发展的倾向，所以男性的性分化过程要比女性困难得多，发生问题的机会也大得多。

一个人的性成熟不仅意味着性生理上的发育成熟，而且还取决于性心理的成熟。而性心理成熟的关键是个人性心理定式的形成，也就是说性身份的认同、性取向的确定和性偏好的形成与发展。

有些学者认为，性心理障碍的发生具有生物学基础，是生来就有的本性，典型的说法是“解剖就是命运”，这里指遗传因素、激素因素、大脑性因素等。然而，至今还没有足够数量的证据证实性心理障碍的发生肯定就是生物学因素所致。有些学者则认为，性心理障碍完全是心理与社会因素造成的，或者说是后天因素造成的，是抚养过程中出现针锋相对的理论而提出另外一种观点，即生物学与抚养过程中的因素相辅相成、互相影响并共同起作用的。这种作用将在某些特定时期起作用，故称之为关键期，所谓“本性／关键期／教养”模式，或曰“先天／关键期／后天”模式。它强调在人们性心理成熟过程中的关键时期存在生物学因素（本性、先天）和文化环境因素（教养、后天）的共同作用与相互作用，以致对人的行为或性心理产生持久的记忆痕迹或印记作用，其关键期始自受精之日，一直持续到青春期之后。研究表明，出生前和刚刚出生的经历有可能助长某些行为趋势和性取向，而在成长和社会化过程中对这些趋势进行精雕细刻并使之固定下来，把出生前的因素都说成是生物学因素或把出生后的因素都说成是社会环境影响的作用同样是不可取的，因为在出生后的学习和社会化过程中输入大脑的信息是来自各种感觉的，是经由大脑的学习和记忆的生理功能予以加工的。据有些学者的观点，人类的大多数行为特别是性行为，就像在剧院上演的戏剧一样。一个剧本实际上是一个人在成长过程中把他或她认为适合的行为、态度、价值观和期望接受下来并予以内化，它将成为以后奉行的行为准则脚本，随性别的不同而有所不同，也随个体所处的文化环境而有所不同。

一个性脚本具有5个关键变量：即一个人应该与谁发生性关系，一个人应该从事哪些性活动，性在什么时候是适宜的，什么是合适的性环境，一个人为什么要有性活动。

性发育过程中要经历一系列的关键期，或者说要经历一系列的关口或岔路口。换句话说，在性分化与性成熟过程中具有一定的可变性。当一个人步入性分化的每道关口或岔路口时，他或她都具有双向选择。但是当一个人完全通过这个关口后，该关口就会关闭，于是其性分化或性成熟将固定于先前发展的方向。例如，一个人不断成长时，将日益按照社会根据其性别指定的“车道”行驶，最后固定于性别所限制的“车道”。这种选择具有永久性，不会轻易改变。如果想要跨越性别屏障，不论原来固定的“车道”是对还是错，都必然带来剧烈的心理冲突。

至于这些关口或岔路口，在出生前和出生后各有6个，共计12个。出生前有：①染色体性别；②性腺性别；③激素性别；④内生殖器形态性别；⑤外生殖器形态性别；⑥神经系统特别是大脑内编码。出生后有：①出生时的指定性别；②性脚本形成；③性角色学习；④性别同一性（即心理性别或性别认同）；⑤性取向；⑥青春期。

任何一个关口出现问题，都会造成严重的性心理问题。

《国际疾病分类（第10版）》（ICD-10）的“精神与行为障碍分类”中，将性心理障碍归属于“成人人格与行为障碍”并规定了诊断标准，附录如下：

F64　性身份障碍

F64.0　易性症

渴望像异性一样生活，被异性接受为其中一员，通常伴有对自己的解剖性别的苦恼感及不相称感，希望通过激素治疗和外科手术以使自己的身体尽可能地与所偏爱的性别一致。

诊断要点：转换性别身份至少应持续存在2年以上才能确立诊断，且不应是其他精神障碍如精神分裂症的症状，也不伴有雌雄同体、遗传或性染色体异常等情况。

F64.1　双重异装症

个体生活中某一时刻穿着异性服装，以暂时享受作为异性成员的体验，但并无永久改变性别的愿望，也不打算以外科手术改变性别。在穿着异性服装时并不伴有性兴奋，这一点可与恋物性异装症相鉴别（F65.1）。

包含：青春期或成年期性身份障碍，非易性型。

不含：恋物性异装症（F65.1）。

F64.2　童年性身份障碍

这一障碍通常最早发生于童年早期（一般在青春期前已充分表现），其特征为对本身性别有持续的、强烈的痛苦感，同时渴望成为异性（或坚持本人就是异性）。持续地专注于异性的服装和／或活动，而对患者本人的性别予以否认。通常认为这类障碍相对少见。较常见的是与程式化性角色行为不一致的状况，二者不应混淆。只有正常意义上的男性或女性概念出现全面紊乱时，才可考虑童年性身份障碍的诊断。仅有女孩子像“假小子”、男孩子“女孩子气”是不够的。若已进入青春期，此诊断便不能成立。

因童年性身份障碍与本章中其他身份障碍有许多共同特征，所以将它在F64中归类，而不在F90～F98中归类。

诊断要点：必要的诊断特征为儿童出现根深蒂固的、持续的成为异性的渴望，伴有对自身性别的行为、特性和／或衣着强烈的排斥。典型情况下，在入学前就首次出现；要想确立诊断，这一障碍必须在青春期前就已十分显著。在男、女两性中，都可能会出现对本身性别的解剖结构的否认，然而上述表现较少见，也许很罕见。患有性身份障碍的儿童有一个特点，即尽管他们因与家庭、好友的期望相冲突而苦恼，也因所受到的嘲笑和／或排斥所痛苦，但他们却否认因性身份障碍而苦恼。

对这种障碍的知识，男孩多于女孩。典型情况是：从上学前数年，男孩就开始沉湎于通常属于女性的游戏和活动，而且常常偏爱穿女孩的服装或妇女的衣着。然而，这种换穿异性服装的举动并不会引起性兴奋［并不像成年人恋物性异装症（F65.1）］，他们会有极强的欲望，想参加女孩子的游戏和消遣，洋娃娃常是他们钟爱的玩具，而女孩一般是他们偏爱的玩伴。上学的开始几年，这些孩子会越来越被人孤立，这种情况在童年中期达到顶峰，其他男孩会羞辱、嘲笑他们。明显的女性化举止在青春期早期会有所减轻，但随访研究显示在患有童年性身份障碍的男孩中，1／3～2／3在青春期及青春期后显露出同性恋倾向。然而，在成年后表现为易性症的却极少（尽管有报道说大多数成年易性症者在童年都有性身份问题）。

临床工作中所碰到的性身份障碍患者，女孩少于男孩，但这一性别比例在总人口中是否适用尚不可知。像男孩一样，女孩也通常较早表现出热衷于一般属于异性的一些行为。典型情况下，患有此障碍的女孩交结男伙伴，对体育运动和激烈争斗的游戏极为喜爱。她们对洋娃娃没兴趣，对在假装的游戏如“爸爸和妈妈”或“过家家”中扮演女性角色也不屑一顾。患有性身份障碍的女孩在学校中并不像男孩患者那样受到同等程度的孤立，然而她们在童年后期或青春期也会遭到嘲笑。大多数女孩在接近青春期时，会放弃对男性活动和服装过分张扬的追求，但是一些人会保留男性性别认同，并逐渐显露出同性恋的倾向。

性身份障碍伴有对本身性别的解剖结构的持续排斥的情况是罕见的。在女孩，会表现为反复声称她们有或将要长出阴茎来，拒绝以蹲位姿势排尿，或声称她们不愿乳房发育或来月经。在男孩，会表现为反复声称他们的身体将发育成为女性，阴茎和睾丸令人讨厌或将消失，最好没有阴茎或睾丸。

不含：自我不和谐的性取向（F66.1），性成熟障碍（F66.0）。

F64.8　其他性身份障碍

F64.9　性身份障碍，未特定

包含：性角色障碍NOS。

F65　性偏好障碍

包含：性欲倒错。

不含：伴有性取向的问题（F66.）。

F65.0　恋物症

以某些非生命物体作为性唤起及性满足的刺激物。恋物对象多为人体的延伸物，如衣物或鞋袜。其他常见的对象是具有某类特殊质地的物品，如橡胶、塑料或皮革。迷恋物的重要性因人而异，在某些病例中仅作为提高以正常方式获得的性兴奋的一种手段（如果伴侣穿上特殊的衣服）。

诊断要点：只有当迷恋物是性刺激的最重要的来源或达到满意的性反应的必备条件时，才能诊断为恋物症。

恋物性的幻想很常见，但除非它们引起了显著强制性、无法接受的仪式动作，以致干扰性交，造成个体的痛苦，否则不足以诊断为此种障碍。

恋物症几乎仅见于男性。

F65.1　恋物性异装症

穿着异性服装主要是为了获得性兴奋。

诊断要点：这一障碍与单纯的恋物症不同，他们所迷恋的衣物不仅是穿戴，而是打扮成异性的整个外表，而且通常不止穿戴一种物品，常为全套装备包括假发和化妆品等。恋物性异装症与异性装扮症不同，前者清楚地伴有性唤起，一旦达到性高潮，性唤起开始消退时，便强烈希望脱去异性服装。在易性症者中，早期阶段常有恋物性异装症的历史，这种病例可能为易性症的一个发展阶段。

包含：异装性恋物症。

F65.2　露阴症

向陌生人（通常为异性）或公共场合的人群暴露生殖器的一种反复发作或持续存在的倾向，但并无进一步勾引或接近的意图。在露阴时通常出现性兴奋并继以手淫，但也并非全部如此。这类行为也可在很长的间歇期不明显，只在情绪应激或危机时出现。

诊断要点：露阴症几乎仅见于异性恋的男性，将生殖器暴露给成年妇女或少女，通常在公共场合，并与对方保持安全的距离。对有些人来讲，露阴是其性欲的唯一出路，但其他人则同时在长期性关系中有活跃的性生活，尽管他们露阴的冲动在性关系发生冲突时会变得更加强烈。大多数露阴症者发现这一冲动难以控制，并且为自我所排斥。如果目击者表现出震惊、恐惧或深为所动时，露阴症者的兴奋常会增加。

F65.3　窥阴症

一种反复出现或持续存在的窥视他人性活动或亲昵行为如脱衣的倾向。通常引起性兴奋和手淫，这些活动是在被窥视者察觉不到时进行的。

F65.4　恋童症

性偏好针对儿童，通常为青春期前或青春初期的孩子。某些恋童症的迷恋对象仅为女孩，另一些则只为男孩，还有些人对两性儿童均有兴趣。

恋童症在妇女中很少见。成年人与性发育成熟的少年之间的接触为社会所不容，尤其双方为同性时更是如此，但这并不一定与恋童症有关。一次孤立的事件，特别是当事人本人是少年时，诊断不能成立，因为确诊所必需的持续性或突出性等倾向并不存在。在恋童症者中，也包括对成人性伴侣保留有性偏好的男性，但由于他们在获得恰当的性接触中长期受到挫折，便习惯地转向儿童作为替代物。有些男性对自己未成年子女进行性骚扰，偶尔也会接近其他儿童，但这两种行为都是恋童症的指征。

F65.5　施虐受虐症

将捆绑、施加痛苦或侮辱带入性活动的一种偏好。如果个体乐于承受这类刺激，便称为受虐症；如果是施予者，便为施虐症。个体常常从施虐和受虐两种活动中都可获得性兴奋。

在正常的性活动中，也常有轻度的施虐受虐刺激用来增强快感。只有以施虐受虐活动作为最重要的刺激来源或性满足的必备手段时，才可使用本类别。

性施虐症有时很难与性接触中的残暴行为或与色欲无关的愤怒相区别。只有当暴力是性欲唤起的必备条件时，诊断才可确立。

包含：受虐症、施虐症。

F65.6　性偏好多相障碍

有时在一个人身上可同时存在一种以上的性偏好障碍，其中无论哪种都不占优势，最常见的是恋物症、异装症和施虐受虐症的结合。

F65.8　其他性偏好障碍

其他各种类型的性偏好与活动也可发生，但每种相对少见，包括：以淫秽的语言打电话，在拥挤的公共场所挨擦别人的身体获得性刺激（摩擦症），与动物发生性活动，以勒颈或缺氧的方式增加性兴奋或偏爱那些解剖上异常的性伴侣如截肢者。

性欲活动变化万千，许多都很罕见或属个人癖性，以至于无法一一命名。喝尿、涂抹粪便或刺穿阴茎包皮或乳头都可为施虐受虐症中的行为模式。各种类型的手淫方式更为常见，但更极端的手段如将物体插入直肠、阴茎尿道或部分的自我窒息，一旦这类行为取代了正常的性接触，便达到了异常的程度。恋尸症也在此编码。

包含：挨擦症、恋尸症。

F65.9　性偏好障碍，未特定

包含：性偏离。

F66　与性发育和性取向有关的心理及行为障碍

注意：单纯的性取向问题不能被视为一种障碍。

下列五位编码用来指明在个体可能已成为问题的各种性发育或取向类型：

F66.X0　异性恋

F66.X1　同性恋

F66.X2　双性恋，只有当存在确凿证据表明对两性成员都有迷恋时才可使用

F66.X8　其他，包括青春期前

F66.0　性成熟障碍

个体为不能确定他／她的性身份或性取向而苦恼，从而产生焦虑或抑郁。最多见于少年，他们无法确定自己是同性恋、异性恋还是双性恋。有些个体常常已经有固定的性关系，却在一段时间的确定稳固的性取向之后，发现他们的性取向发生了改变。

F66.1　自我不和谐的性取向

性身份或性偏好是确定无疑的，但由于伴随有心理和行为障碍，个体希望它们并非如此，并可能寻求治疗试图加以改变。

F66.2　性关系障碍

由于性身份或性偏好的异常，导致与性伴侣建立或维持关系的困难。

F66.8　其他性心理发育障碍

F66.9　性心理发育障碍，未特定

美国精神病学会在2013年5月出版了《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第5版）》（DSM-5）。DSM-5在DSM-4-R的基础上，去除了“性别认同障碍”诊断名称，而改为“性别困扰”。在诊断中去掉“障碍”一词有助于减少患者的病耻感，更能为大家所接受，更重要的是“性别困扰”可以直接反映出问题的核心，一种“对既定性别的不适感”的情绪反应。DSM-5中将性心理障碍列在“性别困扰”和“性欲倒错障碍”两类。现摘录DSM-5中相关诊断标准如下：

（1）个体体验／表达的性别与生理性别之间显著地不一致，持续至少6个月，表现为下列至少6项（其中1项必须为诊断标准A1）症状：

1）有强烈的成为另一种性别的欲望或坚持他／她就是另一种性别（或与生理性别不同的某种替代的性别）。

2）男孩（生理性别）对变装的强烈偏好或模仿女性装扮；女孩（生理性别）对只穿典型的男性服装的偏好，以及对穿典型的女性服装的强烈抵抗。

3）对在假装游戏或幻想游戏中扮演相反性别角色的强烈偏好。

4）对被另一种性别通常使用或参与的玩具、游戏或活动的强烈偏好。

5）对另一种性别的玩伴的强烈偏好。

6）男孩（生理性别）强烈地排斥典型的男性化玩具、游戏和活动，以及强烈地回避打斗游戏；或女孩（生理性别）强烈地排斥典型的女性化玩具、游戏和活动。

7）对自己的性生理特征的强烈厌恶。

8）有希望第一和／或第二性特征与自己体验的性别相匹配的强烈欲望。

（2）该疾病与有临床意义的痛苦或社交、学校或其他重要功能方面的损害有关。

如果是伴某种性发育障碍，既编码性发育障碍，也编码性别困扰［例如，先天性肾上腺生殖器障碍，如255.2（E25.0）先天性肾上腺皮质增生症或259.50（E34.50）雄性激素不敏感综合征］。

（1）个体体验／表达的性别与生理性别之间显著地不一致，持续至少6个月，表现为下列至少2项症状：

1）体验／表达的性别与第一和／或第二性征之间显著地不一致（或在青少年早期，则为预期的第二性征）。

2）由于与体验／表达的性别显著地不一致，因而产生去除自己第一和／或第二性征的强烈欲望（或在青少年早期，防止预期的第二性征发育的欲望）。

3）对拥有的另一种性别的第一和／或第二性征的强烈欲望。

4）成为另一种性别的强烈欲望（或与生理性别不同的某种替代性别）。

5）希望被视为另一种性别的强烈欲望（或与生理性别不同的某种替代性别）。

6）深信自己拥有另一种性别的典型感觉和反应（或与生理性别不同的某种替代性别）。

（2）该疾病与有临床意义的痛苦或社交、职业或其他重要功能方面的损害有关。

如果是伴某种性发育障碍，既编码性发育障碍，也编码性别困扰［例如，先天性肾上腺生殖器障碍，如255.2（E25.0）先天性肾上腺皮质增生症或259.50（E34.50）雄性激素不敏感综合征］。

此类型适用于一些临床表现，它们具备性别困扰的典型症状，且引起有临床意义的痛苦，或导致社交、职业或其他重要功能方面的损害，但未能符合性别困扰的全部诊断标准。可在下列情况下使用其他特定的性别困扰这一诊断：临床工作者选择用它来交流未能符合性别困扰的诊断标准的特定原因。通过记录“其他特定的性别困扰”，接着记录其特定原因（如“短暂性别困扰”）来表示。

能够使用此“其他特定的”名称的一个示例如下：目前的障碍符合性别困扰的症状标准，但病程少于6个月。

此类型适用于一些临床表现，它们具备性别困扰的典型症状，且引起有临床意义的痛苦，或导致社交、职业或其他重要功能方面的损害，但未能符合性别困扰的全部诊断标准。此种未特定的性别困扰可在这种情况下使用：临床工作者对未能符合性别困扰的诊断标准的个体选择不给出特定的原因，包括因信息不足而无法做出更特定诊断的情况。

（1）至少6个月，通过窥视一个毫不知情的裸体者的脱衣过程或性活动，从而激起个体反复的强烈的性唤起，表现为性幻想、性冲动或性行为。

（2）个体将其性冲动实施在未征得同意的人身上，或其性冲动、性幻想引起有临床意义的痛苦，或导致社交、职业或其他重要功能方面的损害。

（3）个体体验性唤起和／或实施性冲动，至少已18岁。

如果是以下情况，应予以标注说明：

在受控制的环境下：此标注主要适用于生活在机构或其他场所的个体，在那里从事偷窥行为的机会受限。

完全缓解：在不受控制的环境中持续至少5年，个体没有将其性冲动实施在未征得同意的对象身上，也没有痛苦或社交、职业或其他功能的损害。

（1）至少6个月，通过暴露自己的生殖器给毫无预料的人从而激起个体反复的强烈的性唤起，表现为性幻想、性冲动或性行为。

（2）个体将其性冲动实施在未征得同意的对象身上，或其性冲动、性幻想引起有临床意义的痛苦，或导致社交、职业或其他重要功能方面的损害。

标注是否是：

通过暴露生殖器给青春期前的儿童达到性唤起。

通过暴露生殖器给躯体成熟的个体达到性唤起。

通过暴露生殖器给青春期前的儿童和躯体成熟的个体达到性唤起。

如果是以下情况，应予以标注说明：

在受控制的环境下：此标注主要适用于生活在机构或其他场所的个体，在那里暴露生殖器的机会受限。

完全缓解：在不受控制的环境下持续至少5年，个体没有将其性冲动实施在未征得同意的对象身上，也没有痛苦或社交、职业或其他功能的损害。

（1）至少6个月，通过碰触或摩擦未征得同意的人从而激起个体反复的强烈的性唤起，表现为性幻想、性冲动或性行为。

（2）个体将其性冲动实施在未征得同意的对象身上，或其性冲动、性幻想引起有临床意义的痛苦，或导致社交、职业或其他重要功能方面的损害。

如果是以下情况，应予以标注说明：

在受控制的环境下：此标注主要适用于生活在机构或其他场所的个体，在那里碰触或摩擦未征得同意的人的机会受限。

完全缓解：在不受控制的环境中持续至少5年，个体没有将其性冲动实施在未征得同意的对象身上，也没有痛苦或社交、职业或其他功能的损害。

（1）至少6个月，通过被羞辱、被殴打、被捆绑或其他受苦的方式从而激起个体反复的强烈的性唤起，表现为性幻想、性冲动或性行为。

（2）这种性幻想、性冲动或行为引起有临床意义的痛苦，或导致社交、职业或其他重要功能方面的损害。

如果是以下情况，应予以标注说明：

伴性窒息：如果个体从事与限制呼吸相关的获得性兴奋的活动。

在受控制的环境下：此标注主要适用于生活在机构或其他场所的个体，在那里从事性受虐行为的机会受限。

完全缓解：在不受控制的环境中持续至少5年，个体没有痛苦或社交、职业或其他功能的损害。

（1）至少6个月，通过使另一个人遭受心理或躯体的痛苦从而激起个体反复的强烈的性唤起，表现为性幻想、性冲动或性行为。

（2）个体将其性冲动实施在未征得同意的人身上，或其性冲动、性幻想引起有临床意义的痛苦，或导致社交、职业或其他重要功能方面的损害。

如果是以下情况，应予以标注说明：

在受控制的环境下：此标注主要适用于生活在机构或其他场所的个体，在那里从事性施虐行为的机会受限。

完全缓解：在不受控制的环境中持续至少5年，个体没有将其性冲动实施在未征得同意的对象身上，也没有痛苦或社交、职业或其他功能的损害。

（1）至少6个月，通过与青春期前的单个或多个儿童（通常年龄为13岁或更小）的性活动从而激起个体反复的、强烈的性唤起，表现为性幻想、性冲动或性行为。

（2）个体实施了这些性冲动，或这些性冲动、性幻想引起显著的痛苦或人际交往困难。

（3）个体至少16岁，且比诊断标准A中提及的儿童至少年长5岁。

注：不包括个体在青春期后期与12岁或13岁的人有持续的性关系的情况。

标注说明是以下何种情况：

专一型（仅仅被儿童吸引）。

非专一型。

标注说明是以下何种情况：

仅被男性吸引。

仅被女性吸引。

被两性吸引。

如果这种行为仅发生在“乱伦”的情形中，应标注是：限于乱伦。

（1）至少6个月，通过使用无生命物体或高度特定地聚焦于非生殖器的身体部位，从而激起个体反复的强烈的性唤起，表现为性幻想、性冲动或性行为。

（2）这种性幻想、性冲动或性行为引起有临床意义的痛苦，或导致社交、职业或其他重要功能方面的损害。

（3）恋物癖的对象不限于用于变装的衣物（如在异装癖中）或为达到生殖器触觉刺激而专门设计的器具（如振动器）。

标注说明是以下何种情况：

身体部位。

无生命物体。

其他。

如果是以下情况，应予以标注说明：

在受控制的环境下：此标注主要适用于生活在机构或其他场所的个体，在那里从事恋物行为的机会受限。

完全缓解：在不受控制的环境中持续至少5年，个体没有痛苦或社交、职业或其他功能的损害。

（1）至少6个月，通过异装从而激起个体反复的强烈的性唤起，表现为性幻想、性冲动或性行为。

（2）这种性幻想、性冲动或性行为引起有临床意义的痛苦，或导致社交、职业或其他重要功能方面的损害。

如果是以下情况，应予以标注说明：

伴恋物：如果通过纤维织物、材料或服装从而激起性唤起。

伴性别幻想：如果通过自己是女性的想法或想象从而激起性唤起。

在受控制的环境下：此标注主要适用于生活在机构或其他场所的个体，在那里异装的机会受限。

完全缓解：在不受控制的环境中持续至少5年，个体没有痛苦或社交、职业或其他功能的损害。

此类型适用于一些临床表现，它们具备性欲倒错的典型症状，且引起有临床意义的痛苦，或导致社交、职业或其他重要功能方面的损害，但未能符合性欲倒错障碍类别中任一种疾病的诊断标准。可在下列情况下使用其他特定的性欲倒错障碍这一类别：临床工作者选择用它来交流未能符合任一种特定的性欲倒错障碍的诊断标准的特定原因。通过记录“其他特定的性欲倒错障碍”，接着记录其特定原因（如“恋兽癖”）来表示。

可以使用“其他特定的”这一诊断的临床实例包括但不限于，反复和强烈的性唤起及猥亵电话（淫秽电话）、恋尸癖（尸体）、恋兽癖（动物）、嗜粪癖（粪便）、灌肠癖（灌肠）或恋尿癖（尿），存在至少6个月，且引起显著的痛苦，或导致社交、职业或其他重要功能方面的损害。其他特定的性欲倒错障碍可以被标注为缓解和／或出现在受控制的环境下。

此类型适用于一些临床表现，它们具备性欲倒错的典型症状，且引起有临床意义的痛苦，或导致社交、职业或其他重要功能方面的损害，但未能符合性欲倒错障碍类别中任一种疾病的诊断标准。此种未特定的性欲倒错障碍可在下列情况下使用：临床工作者对未能符合任何一种特定的性欲倒错障碍的诊断标准的个体选择不给出特定的原因，包括因信息不足而无法做出更特定诊断的情况。

《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第3版）》（CCMD-3）将“性心理障碍”称为“性变态”，并制订了诊断标准，包括性身份障碍、性偏好障碍和与性发育和性指向有关的心理和行为障碍3类。

有异常性行为的性心理障碍，特征是有变换自身性别的强烈欲望（性身份障碍）；采用与常人不同的异常性行为满足性欲（性偏好障碍）；不引起常人性兴奋的人物，对这些人有强烈的性兴奋作用（性指向障碍）。除此之外，与之无关的精神活动均无明显障碍。其中，不包括单纯性欲减退、性欲亢进及性生理功能障碍。

62.1　性身份障碍（F64）

【诊断标准】

女性：

（1）持久和强烈地因为自己是女生而感到痛苦，渴望自己是男性（并非因看到任何文化或社会方面的好处，而希望成为男性）或坚持自己是男性，并至少有下列1项：

1）固执地表明厌恶女装，并坚持穿男装。

2）固执地否定女性解剖结构，至少可由下列1项证实：明确表示已经有，或将长出阴茎；不愿取蹲位排尿；明确表示不愿意乳房发育或月经来潮。

（2）上述障碍至少已持续6个月。

男性：

（1）持久和强烈地为自己是男性而痛苦，渴望自己是女性（并非因看到任何文化或社会方面的好处，而希望成为女性）或坚持自己是女性，并至少有下列1项：

1）专注于女性常规活动，表现为偏爱女性着装或强烈渴望参加女性的游戏或娱乐活动，拒绝参加男性的常规活动。

2）固执地否定男性解剖结构，至少可由下列1项证实：断言将长成女性（不仅是角色方面）；明确表示阴茎或睾丸即将消失，或最好没有。

（2）上述障碍至少已持续6个月。

62.11　易性症（F64.0性别改变症）

对自身性别的认定与解剖生理上的性别特征呈逆反心理，持续存在厌恶和改变本身性别的解剖生理特征以达到转换性别的强烈愿望，并要求变换为异性的解剖生理特征（如使用手术或异性激素），其性爱倾向为纯粹同性恋。已排除其他精神疾病所致的类似表现，无生殖器解剖生理畸变与内分泌异常。

【诊断标准】

（1）期望成为异性并被别人接受，常希望通过外科手术或激素治疗而使自己的躯体尽可能与自己所偏爱的性别一致。

（2）转换性别的认同至少已持续2年。

（3）不是其他精神障碍（如精神分裂症）的症状，或与染色体异常有关的症状。

62.19　其他或待分类的性身份障碍（F64.8；F64.9）

62.2　性偏好障碍（F65）

62.21　恋物症（F65.0）

指在强烈的性欲望与性兴奋的驱使下，反复收集异性使用的物品。几乎仅见于男性。所恋物品均为直接与异性身体接触的东西，如乳罩、内裤等，抚摸、嗅闻这类物品伴以手淫或在性交时由自己或要求性对象持此物品，可获得性满足（即所恋物体成为性刺激的重要来源或获得性满足的基本条件）。对刺激生殖器官的性器具的爱好不属恋物症。

【诊断标准】

（1）在强烈的性欲望与性兴奋的驱使下，反复收集异性使用的物品。所恋之物是极重要的性刺激来源，或为达到满意的性反应所必需。

（2）至少已经几乎持续6个月。

62.211　异装癖（F65.1恋物性异装症）

是恋物症的一种特殊形式，表现对异性衣着特别喜爱，反复出现穿戴异性服饰的强烈欲望并付诸行动，由此可引起性兴奋。其穿戴异性服饰主要是为了获得性兴奋，当这种行为受抑制时可引起明显的不安情绪。患者并不要求改变自身性别的解剖生理特征。

【诊断标准】

（1）穿着异性服装以体验异性角色，满足自己的性兴奋。

（2）不期望永久变为异性。

（3）至少已持续6个月。

62.22　露阴症（F65.2）

反复在陌生异性面前暴露自己的生殖器，以满足引起性兴奋的强烈欲望，几乎仅见于男性。

【诊断标准】

（1）具有反复或持续地向陌生人（通常是异性）暴露自己生殖器的倾向，几乎总是伴有性唤起及手淫。

（2）没有与“暴露对象”性交的意愿或要求。

（3）此倾向至少已存在6个月。

62.23　窥阴症（F65.3）

反复窥视异性下身、裸体或他人性活动，以满足引起性兴奋的强烈欲望，可当场手淫或事后回忆窥视景象并手淫，以获得性满足。几乎仅见于男性。观看淫秽音像制品，并获得性的满足，不属于本诊断。

【诊断标准】

（1）反复窥视异性下身、裸体或他人性活动，伴有性兴奋或手淫。

（2）没有暴露自己的意向。

（3）没有同受窥视者发生性关系的愿望。

62.24　摩擦症（F65.8其他性偏好障碍）

男性患者在拥挤场合或乘对方不备之际，伺机以身体某一部分（常为阴茎）摩擦和触摸女性身体的某一部分，以达到性兴奋的目的。

【诊断标准】

（1）反复地通过靠拢陌生人（通常是异性），紧密接触和摩擦自己生殖器。

（2）没有与所摩擦对象性交的要求。

（3）没有暴露自己生殖器的愿望。

（4）这种行为至少已存在6个月。

62.25　性施虐与性受虐症（F65.5）

以向性爱对象施加虐待或接受对方虐待，作为性兴奋的主要手段。其手段为捆绑、引起疼痛和侮辱等，甚至可造成伤残或死亡。提供这种行为者为性施虐症。以接受虐待行为来达到性兴奋者为性受虐症。

【诊断标准】

（1）一种性活动偏爱，可为接受者（受虐狂）、提供者（施虐狂）或两者都有，并至少有下列1项：①疼痛；②侮辱；③捆绑。

（2）施虐、受虐行为是极为重要的刺激来源或为满足性欲所必需。

（3）至少已持续6个月。

62.26　混合型性偏好障碍（F65.6性偏好多相障碍）

最常见的组合是恋物症、异装症，以及施虐症、受虐症。对性偏好的不同类型，以及对个人的重要性应依次列出。

62.29　其他或待分类的性偏好障碍（F65.8；F65.9）

62.3　性指向障碍（F66与性发育和性指向有关的心理和行为障碍）

指起源于各种性发育和性定向的障碍，从性爱本身来说不一定异常。但某些人的性发育和性定向可伴发心理障碍，如个人不希望如此或犹豫不决，为此感到焦虑、抑郁及内心痛苦，有的试图寻求治疗加以改变。这是CCMD-3纳入同性恋和双性恋的主要原因。

62.31　同性恋（F66.X1）

【诊断标准】

（1）符合性指向障碍的定义。

（2）在正常生活条件下，从少年时期就开始对同性成员持续表现性爱倾向，包括思想、感情及性爱行为。

（3）对异性虽可有正常的性行为，但性爱倾向明显减弱或缺乏，因此难以建立和维持与异性成员的家庭关系。

62.32　双性恋（F66.x2）

【诊断标准】

（1）符合性指向障碍的定义。

（2）在正常生活条件下，从少年时期就开始对同性和异性两种成员均持续表现性爱的迷恋倾向，包括思想、感情及性爱行为。

（3）难以建立和维持与异性成员的家庭关系。

62.39　其他或待分类的性指向障碍（F66.8其他；F66.9待分类的与性发育和性指向有关的心理和行为障碍）

例如，患者对自己的性认同或性定向不确定，以致焦虑或抑郁。

《中国精神疾病分类（第3版）》（CCMD-3）于2001年4月正式公布，其中对性心理障碍的诊断已与国际疾病分类ICD-10接轨，把不伴有相应心理冲突的同性恋从性心理障碍中排除，不再作为疾病诊断。

性学研究用诊断标准、定式检查和评定量表的发展，是20世纪60～70年代以来性学研究方法中较为重大的进展。这些都属于研究工具的范围，应用这些研究工具，使研究结论更具有客观性、可比性和可重复性。

本节着重介绍性学研究量表的基本性质，以及其在性学临床和研究中的应用。

没有比较就没有研究，研究工作中最基本的一条就是进行比较。例如，把新药物和标准药物进行比较，把某一疾病和其他疾病或正常群体作比较，把一病种的各个类型作比较等。这类比较可以是绝对的，即谁高谁低、孰优孰劣，那是定性的比较；也可以是相对的，如几种疗法中，哪一种最优，哪一种次之，哪一种较逊，哪一种最差。这里便涉及一个概念，便是“等级”，这是量表中最基本的概念之一。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经常应用各种表示等级的词汇。例如，我们在评价一个人好坏时，我们会把这个具体的人与一般的人比较，并分成若干等级：最好、很好、较好、一般、较差、很差和最差等。这便是好～差系列的7级评定法。把这样的方法规范化，应用于性功能及影响性功能的心理社会因素的评定，便成为性学研究用的评定量表。

评定量表中量表一词的原文是“scale”，这个词表示为“尺度”“标度”“刻度”“等级”和“比例尺”等。换而言之，是表示数量的概念。如此便有一个十分基本的问题，人的正常或异常心理活动能否正确地测量或估计？开始时，人们对此是有怀疑的；然而近十几年来的实践证明，人的心理活动是可以评估的，它广泛地运用于精神科对智力、人格、心理状态的评价。

评定量表的分类，就其内容来分，可分为诊断量表、症状量表和其他量表；就其评定方式而言，可以分为大体评定量表和症状（分项）评定量表，或自评量表和他评量表，或观察量表和检查量表等。

量表的种类很多，它们有的较好，有的较差，如何来评定量表的质量呢？换言之，如何来为自己选择有效的量表呢？

又名可靠性，是指量表本身的稳定性及可重复性。常用的检验方法是应用联合检查法和检查-再检查法。

联合检查法：又名检查者-观察者法，即由2位或更多的评定员同时检查患者，其中1人作为检查者，其余为观察者；然后，分别独立评分，最后比较评分结果，统计分析各检查者间评分的一致性和相关性。如果量表评定的结果是可以重复的，那么，在同一场合观察到相同的情况，应该得到相同的评分。在症状量表中，联合检查法是最常用的检验信度的方法，这也是训练评定员的重要方法之一。

检查和再检查法：又名重测法，用于检查量表的稳定性，即在相隔不长的时间内，由同一评定员或2名评定员分别来做评定，然后比较评分结果的相关情况。这一方法具有其局限性，因为如果间隔时间太长，患者的症状已经起了变化；而假使时间过短，由同一评定者评定可能有意无意地受上一次评定的影响；若由不同的评定员评定，则又加上不同的评定员这样一个变因。

又名真实性，指量表的评定结果能否符合编制目的，以及符合的良好程度。就症状量表而言，主要是指评分结果能否反映病情的严重程度及其变化。

常用的效度检验有：内容效度和平行效度2种。

所谓内容效度，即从其内容来看，是否符合量表所试图检测的要求。例如，以焦虑量表而言，它是否包括了精神性、运动性及躯体性焦虑3个方面。在每一个方面，是否包括了常见的和重要的症状项目。内容效度通常无理想评估指标，主要通过专家对内容的评价和编制量表时严格按预定的定义、行为取样的范畴进行项目筛选来保证。每一项目的定义是否合理，应符合通行的学术观点。

平行效度有2种方法，一是和临床判断相比较，又名经验效度；另一是和公认的其他同类量表的评定结果相比。以某种性功能问卷为例，可比较性医学专家对性功能状况的评价和问卷评分的一致性；临床判断的疗效和治疗前后量表评分差值的相关性；也可以同时为患者作已知性功能量表的评定，比较两种量表得分的相关性。

如果是诊断量表，则以敏感性和特异性作为效度指标。若与所谓“金标准”相比，所得结果称为标准效度或校标效度。

反映编制的量表所依据理论的程度。如编制一个勃起障碍评定量表，必定依据有关勃起障碍的症状及理论。同时，所编制的量表是否符合原来预计的理论框架，也可用结构效度来检验。结构效度主要用于新编量表及量表本身的研究和分析。就临床应用而言，内容效度及校标效度就已经足够。

另外，评价量表的质量还应考虑到量表的可行性（practicality），量表中的每一个题项对于作答者来说都能容易理解，是否会因用词太专业化导致被试产生误解而影响作答及测试结果。在临床使用中，笔者发现一些问卷所使用的词汇超出了大多数被试所能理解的范围，一些用语使被试产生模棱两可的感觉。可比性（comparability）也是选择量表应考虑的一个指标。被试作答的数据应与标准化数据相比较才有意义。因此，必须考虑到标准化样本是否适合你的被试者。如果标准化样本是50～70岁的男性，而你的被试者是一个年轻的女性，则标准化数据对你的被试者来讲就失去了意义。同时，也应考虑到许多量表或问卷的常模来自大学生，而他们并不一定能代表你的被试。最后，应考虑到这次测试是否将花费您和您的被试的太多时间及费用。

性功能状况评定量表的研制始于20世纪60年代，20世纪70年代达高峰，20世纪80、90年代仍不断有新量表产生，量表在性学研究领域中能蓬勃发展，除了它自身的原因，如性交行为的道德属性从而决定了它不能在实验室或第三者（如医师）在场情况下对其功能进行“客观”评价；况且，作为心身疾病、性功能障碍与心理学因素关系密切，而这些因素无法用现有生物学指标去评价等因素外，与量表本身的价值也有极大的关系。

1.客观　一般每个评定量表都是一定的客观标准，作为客观标准，它并不是根据自己的意愿，随意把几个问题凑合在一起的问卷。性学研究所用的量表是经有关专业人员周密设计，对题项的反复斟酌，经临床验证及统计处理而成。其每一项目：①应具有被同一专业的多数权威所认可的内容效度。②在不同的样本中具有一定的通过率。比如，一份合格的性功能评定量表的项目通过率，患者组和正常组得分之差≥0.30。③项目与总分、因素分或量表分之间内部结构具有一致性，相关值≥0.30。达不到统计要求的项目，需修改或删除。然后对初步定型的量表进行信度和效度检验，以确定其稳定性和准确性。诊断量表还须报道其与临床诊断相比较而言的诊断“特异性”和“敏感性”。具有这种客观标准，不论是何人、在何时、何条件下来评定受评者，根据这个客观标准来收集资料，做出等级评定，因此所得结果比较客观，治疗评价更准确，并不容易发生与治疗医师相关的偏差。即使就他评量表而言，尽管评定者做出的评价是主观的，但其依据来源是真实的，从这种意义上讲，同样具有相当的客观性。

2.数量化　对影响人们性功能状况的心理和社会因素描述，如果没有一定的数量，而只有文字描述，那么在不同地点、不同时间、不同的观察结果便难以比较。评定量表使观察结果数量化，用数字语言代替文字描述，是研究样本较理想的入组指标和研究因素的变量形式，有助于分类研究，便于将观察结果作统计学处理，更有利于计算机分析，研究的结果表达更符合科学要求。

3.全面评定量表的内容全面而系统，等级清楚。用它来观察受评者，收集个体一般资料，评价心理状况各个方面，估计防治效果，一般不会遗漏重要内容。其功能相当于一份详尽的观察和晤谈大纲，并能协助评定者发现其他评估方法如观察、晤谈等所遗漏的内容，并弥补如心理测验等方法的不足之处。在性医学门诊中，不少医师只注意患者的主诉，往往遗漏患者未提及的其他症状。比如：忽略早泄患者的性高潮障碍；忽略ED患者的继发性性欲低下及心理社会文化因素；忽略患者妻子的性功能问题等。如使用性功能评价量表，就能容易地全面了解症状，获得在晤谈中被忽略或难以用语言表达而在评定量表中能暴露的一些信息。

4.经济方便评定量表能够广泛运用，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各类人员较易学会操作方法，不需要像心理测验那样的特殊器材和条件，一些测试工具（像MMPI）的题项太多以致作答者产生厌烦情绪而抱以不合作态度，部分量表价格昂贵而无法获得。一般来说，完成每一份量表评定通常只需10～30分钟，省时、省力、省钱，评定者和受评者都一致乐意接受。

评定量表具体的实施应按其使用手册规定的步骤严格进行。概括评定量表的实施过程，有准备阶段、量表的填写、评定结果换算及结果解释报告这4个步骤。

在采用量表对某一人群实施评定之前，通常需要对评定者进行系统训练，选择适合的评定工具及评定场地的准备。

评定者的训练就是组织量表的使用者（也称评定员）对有关所使用的量表理论基础、量表的内容进行全面的学习，并就量表的具体操作方法和结果解释进行反复练习，以达到熟练掌握所使用的量表评定方法，并能较准确地分析解释评定结果的目的。一般经过一定的训练后，正式使用量表前最好要求预试，进行一致性检验，一致性检验符合要求才能正式成为合格的评定者。训练方式有2种，一种为集中训练，这种方式受训者人数较多（一般每个组最好为5～10人），虽较经济，但受训者易相互干扰；另一种为个别指导，即一对一训练，虽效果较好，但不经济。因此，2种方式相互结合最为理想。

评定工具的准备就是要选择适合评定对象情况的评定量表，量表选择的正确与否直接影响评定的质量。评定量表一般为纸笔形式，即一些表格和填表用笔，但少量他评量表有时还要求准备一些评定用道具。

评定通常不需要特别的场地，一般在一安静的房间进行即可。有些特殊人群（如住院患者等）的评定量表尚需到受评者经常活动的地方（如病房）进行评定，以使评定结果更加准确。

性学研究用量表填表过程中，首先应特别强调对问卷的保密措施，并填写受评者的一般背景资料，如年龄、性别、职业等；如果说是临床用量表，尤其要注明病种，有的还要求对受评者申请评定的理由及健康或疾病史作一简要描述。量表的各项目记录或填写方法，自评量表与他评量表不同：①自评量表：各项目填写前就有一简短指导语，说明评定主要目的、评定内容的范围、评定的时间界定（如评定1周内出现的现象，还是几个月内出现的现象）、频度或程度标准，以及记录方法与其他要求等，这一指导语虽用文字写明，但评定者最好口头加以说明。量表的项目由受评者自己填写，独立完成填表过程。如果受评者文化教育程度低，对一些项目不理解，评定者可逐项念题，并以中性态度把项目本身意思告诉受评者。自评量表评价也称单盲式评价，当事患者可能因期望不同而对自身症状及疗效评价偏高或偏低。目前国际上流行的性学用量表大多是自评量表。②他评量表：评定者一般多为专业工作者。评定的依据来源，大多数通过知情者提供。所谓知情者是指最了解受评者日常生活及学习、工作情况的人，一般为受评者父母、兄弟姐妹或配偶等亲属；或是了解情况的邻里、同事、老师等。这种通过评定者自己的观察印象直接记录量表各项目的评分，这类评定者常对受评者进行过系统地观察，如病房医师、与受评者接触密切的心理学工作者等。他评量表评价也属双盲式评价，有研究表明第三者他评最接近实际情况。目前我国性功能障碍症状和疗效评价大多由当事医师直接参与，这种评价掺杂了当事医师的个人动机和期望，因而当事医师的疗效自评总是偏高于客观情况。

量表各项目评分需要累加为因子分（或分量表分）和总分，这些分数均为原始分，很多量表要求进一步转换成各种形式的标准分、百分位或者作加权处理，如Derogatis性功能问卷（DSFI）的结果，需将原始分转换为T分才具有比较意义。有些量表使用手册上提供了各种转算表，使用者只需查表即可。

为了达到评定量表的使用目的，需要对各种评定结果进行分析综合，提出结论，并对其意义进行解释。不同种类的量表，功能不同和评定的原因不同，其解释的深度各异。一般而言，如果只打算了解受评者某方面总的状况，总分即可。如果还想了解某方面内部成分特征，则需在因子分（分量表分）水平甚至项目水平进行分析。有些量表结果解释复杂如MMPI，应由专门心理测验工作者进行分析。

将评定主要结果、结论及解释用文字或口头形式表达即报告。对某一人群的评定结果报告类似于科研调查报告，比较复杂，需要进行大量的统计学处理，如果这类报告可靠，则对该项研究有指导性意义；对个体评定结果的报告，用语要精确明了，解释合理，才有科学性。一般提交报告的对象多为专业人员，报告中应采用专业性术语，如均数、标准分、百分位等，结论和解释要适度，因为任何评估方法都有一定局限性，结果有程度不一的误差，故不能绝对化。有时受评者个人或者家属（评定者认为有必要告知）需要了解评定结果，则多以口头形式报告，一般把专业性术语用较通俗化用语表达，但要注意其科学性。

性功能症状评定量表在国外的研制始于20世纪60年代，对于勃起障碍的病因，大多数学者认为一般为心因性的，因而量表内容庞杂，包括了过多的了解心因性病因的项目，如Derogatis等（1979年）编制的“性功能问卷”（Derogatis sexual function inventory，DSFI）。随着医学技术的不断发展，揭示了许多勃起障碍为器质性，因而病因的探讨主要靠实验室、流行病调查研究和临床试验性治疗。在20世纪80年代，性功能量表开始从综合量表走向评价目标单一，符合临床需要的小型量表，如Golombok&Rust（1986年）编制的“性满意量表”（the Golombok Rust inventory of sexual satisfaction）。性功能评定量表主要用于度量一种现时症状及受测者对性活动的满意程度。量表内容的单维性也使得编制者开始青睐项目反映理论在性功能量表编制的运用上，如Sills等（2005年）编制的女性性趣和性欲问卷（the sexual interest and desire inventory-female，SIDI-F）。我国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了在临床上对性功能量表编制的研究工作。

是我国性医学家马晓年和其学生刘明矾于1999年编制，是一个较适于我国文化背景的评定勃起障碍症状的性功能量表（表21-1）。EDRS为一现时症状及性关系满意程度的评定量表，项目设计基于国际公认的分类诊断标准，满足我国临床实际需要。量表能较好地反映勃起障碍患者临床症状的基本特点，有较强的鉴别效用和定量作用，满足临床及科研的需要。

量表由22道题目组成，计分共分5个等级，从毫无影响到影响严重分别记1、2、3、4、5分。因素分析后获得3个因子：性唤起因子、性活动因子和性满意因子。3个因子在结构上反映了勃起障碍患者的临床特征，具有可解释性。EDRS因子分析所得3个因子与总分相关系数分别为： r=0.925（性唤起因子）； r=0.950（性活动因子）； r=0.866（性满意因子）， P值均＜0.0001。该量表2周的重测信度为0.857，各因子重测相关系数为0.687～0.829，分半信度为0.973，其内部一致性α系数为0.96（ P＜0.01）。以上说明EDRS的条目同质性高，有较好的稳定性，符合心理测验的要求。

评分标准：对ED患者与正常被试以分界值54（20～49岁组）及59（≥50岁组）做诊断划界分，临床诊断试验结果表明总灵敏度为95.89%，总特异度为95.49%，总准确度为95.70%，实证效度较好。

下列哪些症状已经发生在您的身上？请将您的答案标示在相应栏位中。如果您并没有下列所描述的症状，请将答案标示在“无症状”的栏位中。

这类量表均为专项量表，可根据不同的临床和研究需要灵活选用。按这些量表的用途，大约可分类3种：①用以评价和性有关的单项能力或特质的量表；②用以评价婚姻关系的量表；③用以评价情绪的量表；④用以评价人格特征的量表。

以下介绍几个目前临床方便使用、易于操作的几个心理测查量表：

注意：下面有20条目，请仔细阅读每一条，然后根据自己最近1周的实际情况，在适当的方格画“√”作出选择。

注意：下面有20条目，请仔细阅读每一条，然后根据自己最近1周的实际情况，在适当的方格画“√”做出选择。

在引进量表时，应掌握足够的信息，找出同类量表中品质最优、最适合我们实际需要者。而且，最好是在国际上较有影响、应用得较广泛的那一种。量表不一定是最新者最好。新编量表的作者总对他的新产品情有独钟，总是说他的量表与其他量表相比有哪些优越性。然而，只有经得起实践考验，愈来愈多的人使用的量表才具有生命力。许多量表自编制以来，并未得到广泛的验证和认可，除作者本人使用外，很少有人问津。因此，在量表引进时不必赶时髦。

量表的版权在我国是新近才遇到的问题。大多数量表不涉及版权，作者将量表全文公布，希望他人应用。但有些量表则有版权，如DSFI（性功能问卷），其翻译及应用都有限制。使用者不了解这一点，草率从事，很可能卷入版权纠纷。量表翻译之前，最好是向量表作者发封信，征求意见，取得同意。

一般在书刊上发表的只是量表内容或项目，或者是附有一张简单的记分单。单纯将之译出是不够的，对于如何评分、有何注意事项、如何解释结果、有哪些统计指标、量表信、效度如何、样本的大小及源自于何处、结果解释是否适合于使用者的结果都应作全面的了解。

应将量表及其工作手册全文译出，应尽量译出原意。有时，量表的条文用词简练，又无上下文；有些词或短语是多义的，即使借助于词典也难以抉择。此时，应向精通外语的同行或专家请教，共同商榷。需要的时候也可向量表作者本人请教。量表是一种评定工具，在临床、科研具有一定的应用价值，翻译一定要严谨，以免以讹传讹。

要检验中译本是否与原文本相符。常用的检验方法有2种：一是回译法，即将量表的中译本，请精通该国文字者或以该种文字为母语的外国人，重新译成原文。译者应该是不知道量表原文者。比较量表原文及回译的文本，如果发现两文本中有些条目有出入，则应重译，重译部分再进行回译，直至回译文与原本意义相同为止。回译校对法，在跨国的合作研究中是必不可少的步骤。另一检验法是找几名精通两国语言者对检查对象，用原文本和中译本各检查一次，比较两次量表检查的结果，相当于量表信度检验中的常用的重测法，只是在译本检验时，一次用外文版，一次用中文版。

应用译成的并经过检验的中文版本，要推广应用之前，还需在小样本中进行预测。一方面，通过预测了解量表中译本实际应用中的问题，并向检查者和被检查者征集意见。另一方面，则通过预初研究，取得中译本的信度和效度的初步资料，特别是信度资料。有时，在预初试验以后，还需对译本的文字进行一定的修改。

即将量表的中译本在一定数量的目标人群中应用，以期得到有关量表品质和性能的全部有关指标。量表原文本的品质和性能指标，只适用于原文在该地区应用的情况，中译本则应建立自己的参数，真正反映它在我国应用的结果。

国外或现在在国内应用的量表并不尽善尽美。国内有学者曾参考诸多国外量表在临床小范围试用，感到它们存在某些不足之处。例如，性行为、性观念，甚至问卷的提问设计，存在明显西方文化色彩。一些综合量表内容庞杂，包括了过多的了解心因性病因的项目。国外性学理论发展活跃，根据各自理论设计的问卷和因子分并不能充分反映我国临床的需要。由于知识产权法的实施，量表的引进有了许多新的限制，这便涉及自己量表的编制。

性学量表的理论和方法，均借鉴心理测试。因此，新量表的编制也同心理测验的编制相仿。以下简述其基本原则。

应视量表编制为一项研究课题，研究目的必须明确。新编量表的目标应有针对性，宜小不宜大。

立题者要在开始工作之前针对研究课题进行详细的文献检索，了解国内外有关现状。既可避免“撞车”，又可吸取前人的经验和教训。

量表的编制不可能一蹴而就，在成为正式文本之前，应先有草案的形成，并经过反复讨论、实践和修改。草案的形成有2种方式，或者是两者结合。一是专家讨论，组织一批专家，根据他们的知识和经验，编出初稿；另一是借鉴法，利用若干现有量表重新确定设计原则，进行选择或组合。

量表应先在小样本中进行预初研究，仔细地分析具体项目及全文本的适用性，听取调查员和被试者两方面的反馈信息。通常最初的草案项目多一些，预初测试后，根据各项的适用率、通过率、阳性预测值、阴性预测值等指标和综合分析，去粗存精，综合平衡。然后，组成新的草案，再作测试。

经过多次的测试和修改，形成正式文本。正式文本应包括量表全文、评分指南、应用手册和记录单等有关文件。

新量表正式发表前，必须在较大的样本中进行考核。对新编量表的性能和品质考核，比对引进量表的要求高，除在量表的品质中所提到的信度、效度外，还须进行项目分析，包括项目的适合率、项目的通过率、项目的内部一致性检验、检查组成量表的各项目是否同源。有些量表目的是为了判别正常或异常或者是判断疾病的轻、中、重，则需要确定量表的分界值。分界值的确定有多种方法，可以以正常人的均值加上或减2个、1.5个或1个标准差，也可以取正常人的第90个或第95个百分位数。还有的则是根据敏感性和特异性确定。

在决定分界值时，还应考虑量表的用途。筛查量表要求高敏感度，以期尽量少遗漏可能的病例；诊断量表则要求高特异性，以免将正常误判为有病。

性医学是医学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就其研究内容，鉴于性事件与心理和社会的复杂交织而有其特殊性。从研究方法角度看，虽然所有的医学研究方法均可用于性医学研究，但要想对性医学问题进行深入的求知和探究则很可能要超越医学研究的范畴，需要借用或融合其他相关学科的方法学，这种涉及多学科方法学的特点便是性医学研究的特殊性。性医学研究之所以有其特殊性，是因为在人类的活动中，“性”问题非常敏感并占有重要的地位。性所引发的行为通常多具有个人化和隐秘性，而其影响则更具社会化和神秘性。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性作为一个充满活力的“神秘”因子，几乎渗透到人类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从一定意义上讲，凡是与性有关的事物都充满了神秘的色彩，而对性的认知与行为也都被一层一层的幔纱笼罩着。众所周知，在人类长达数千年有记载的历史进程中，社会、文化、宗教、种族、伦理的种种禁忌，几乎使人类对性知识的了解步入迷途。世世代代人们对性问题，为之、悦之、惧之，而勿谓言之。人们想要了解它，又怕去触及它。因此，性研究、包括性医学研究也就成为一个非常敏感的领域。时至今日，它仍然是一个充满风险的和困难程度极高的特殊研究领域，也正是由于这一特殊性，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社会体系、宗教体系和伦理体系对其漠然处之。

在性医学研究中，人们最感兴趣的内容不是社会性别或生物性别（gender or sex），而是人类的性素质或性特征（sexuality）、性行为、性功能障碍、性疾患诊治等。通常性别是生物学上对性的区分，而性素质或性特征、性行为等则要复杂得多，它涉及两性活动中的所有方面。性素质或性特性指性与个体性别认同和自我特有感受的统一，它包括性别、性别认同、性角色、性定向、性情感、性态度和性活动等。性医学研究是探究人类性素质或性特征等相关知识，促进人类性健康的一个广阔的领域。在这个领域进行深入的研究和获取新知识一定要采用正确的研究方法。方法学是开展人类性素质或性特征研究的途径和手段。人们正是通过合理的、恰当的、可利用的、可行的、可操作的和具有一定科学性的各种途径和手段，去获得有关人类性行为、性活动、性态度和性情感方面的最新信息。

性医学是性学与医学交叉形成的一门独立分支学科，它探索与性器官和性功能有关异常情况的发生、发展的转归规律及诊断和矫治的学问，其根本目的是提高人们的性健康水平，保障人们享有较高的性生活质量。诚如前述，性医学研究方法学除了医学研究方法学外，也涉及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

近代，性医学研究已经成为一个专门的领域。那么，当代性医学研究究竟有哪些方法？它有无本学科领域独特的研究方法？作为一门独立的分支学科，其研究方法是否与性学研究方法又有所不同呢？这些问题确实应从科学的认识上加以领悟。同时，性医学研究方法问题也确实令人关注。因此，有必要就性医学研究方法认识论上所涉及的一些重要问题加以论述。

近代科学的显著特点之一是学科之间相互渗透和相互交叉，在研究的方法学上也是相互借用和相互融合的。性医学研究也不例外，它也是借助其他学科的方法来开展研究的。人类性行为研究的焦点，由生物学的自我和社会学的自我交叉形成。当生物学决定人们的生殖器官和自然性别时，社会学则塑造着人们性角色、性态度和性行为。也正因为如此，人们对性行为的研究是从不同的角度和不同的学科领域着手的。因此，对性的研究有生物学研究、医学研究、心理学研究、社会学研究和人类学研究等。这种性研究的多学科并举和相互促动的历史和现实是性学发展的必然。一方面，它反映了多学科对性问题的关注；另一方面，也说明各个学科从各自的专业领域向性这一禁区的探究和延展。从研究方法学的角度看，各个学科也都把各相关学科的方法和研究工具借用过来，从而又丰富了性学研究的手段。性医学研究也正是在这一大趋势下，冲破禁忌的藩篱向着纵深发展的。现代性学的形成和建立时间则较短，但其意义重大，这表明性学是个关联到多学科研究的具有独特研究内容的专门领域，并显示出它在学术界确立了自己的专业学科地位。诚然现代性学的发展趋势至今仍在探究和进展中，有可能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专业学科，也有可能既是一门独立的学科，又是其他学科领域的一部分。无论性学研究向哪种趋势发展，也不管性学领域各学科间如何的交叉和渗透，就性研究的方法学而言，始终是上述各学科领域内有用研究方法和手段的恰当和综合的运用。

近代性医学的显著特点是性健康观的根本转变和对旧的、陈腐的性健康观的彻底抛弃，从而导致了多学科的参与和方法学对性医学研究的介入。这种性健康观的转变与整个近代医学的发展趋势和健康观的全新变革是完全一致的。在医学发展的漫长进程中，在健康观上一直是“生物医学模式”占统治地位。这一模式无疑给医学科学发展的早期带来了巨大的进步，且将继续发挥着促进作用，但也不能不看到这种健康观的局限性。众所周知，人作为医学研究和服务的对象，其自身是具有生物和社会两种特性的。因此，人类疾患除了生物因素作用外，也受到心理因素和社会因素的影响和作用。自20世纪70年代末，“生物医学模式”已经逐步演变为“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目前，这种现代医学思维模式已在医学领域占主导地位。世界卫生组织在其宪章中，将健康定义为“身体的、精神的、社会幸福的一种完满状态，而不仅仅是没有疾病或病症”。20世纪80年代末，又提出了生殖健康的全新概念。在上述世界卫生组织关于健康这一积极定义的基础上，生殖健康不仅指生殖过程没有疾病或病症，更确切地说生殖健康是一种状态，在这种状态下，生殖过程在身体的、精神的和社会幸福的一种完满状态中被完成，其中包括性健康。由此可见，性健康与生殖健康是密不可分的。人们尽管认识到给人类性素质或性特征下一个普遍被接受的定义是困难的，世界卫生组织建议使用如下阐述的较为清楚的概念。人类的性素质或性特征是人类经过生命每个阶段发展起来的人体本能的一部分，其包括躯体的、心理的、社会的和伦理的部分。

性健康意指完全接近人类的性素质或性特征。因此，性健康是生殖健康的基本组成部分。世界卫生组织目前使用的性健康工作定义是：“性健康的概念包括一个个体的身体的、感情的、理智的和社会方面的综合，在这些方面其积极地丰富和增进个性、沟通、情爱和人类相互关系”。性医学的根本目的在于改善和提高人类的性健康水平。随着生殖健康和性健康全新概念的提出，性医学作为医学科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学科，在认识论上也发生了根本的转变。性保健的目的不仅与人类的生育和性传播疾病的预防有关，而且也应当为了提高包括性生活质量在内的人类生活质量。因此，性生活质量应当是性保健的重要内容。

按近代观点性健康应包括下述3个主要因素：

（1）根据社会伦理和个人道德，享有性行为和调节生育行为的能力。

（2）消除恐惧、羞耻、罪恶感以及虚伪的信仰等对性反应的压抑及损害性关系的心理因素。

（3）免除器质性障碍、各种疾病以及妨碍性行为与生殖功能的躯体缺陷。

综上所述，性的健康观也基于“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因此，性医学研究的方法学也必然涉及生物医学、心理学和社会学的方法。也就是说，性医学的研究方法是上述各学科研究方法的联合和综合应用。近代科学的飞速发展，也在转变着人们的思维方式，冲击着传统的思想观念，更加全方位的、综合的和整体的探索和认识事物的本质已成为一种新的思维方法，近代性医学的发展也正是这种思维模式的表现。因此，从研究的方法学上讲，它就更具有共性和通用性，而非某一学科专有。

性研究包括性医学研究的方法学与其他相关联学科使用的方法学是完全相通的，其自身并无独特的研究方法。性研究包括性医学研究之所以困难重重，其原因非研究方法学所致，根本上则在于严酷的社会禁忌，以及由此造成的人们对性问题讳莫如深的社会心理状态。可以说，这种社会禁忌和社会心理是导致性研究落后和性愚昧的根源。现在人们认识到性文明是社会精神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摆脱性愚昧走向性文明的重要的举措是冲破社会禁忌的羁绊，转变人们的陈腐的社会意识，给性研究一定的社会地位，采用正确的方法学开展性研究，广泛地普及性知识，将性教育科学地纳入正规的教育体系。应当明确指出，性研究的社会地位是反映一个国家文明进步的试金石。如若一个国家、一个地区，性研究在社会中未被恰当地置于应有的地位，那么任何科学的、实用的性学研究方法学都将无用武之地而被束之高阁。

性学研究是涉及人类性素质或性特性的科学研究。总的来讲，研究人类性行为和研究人类其他行为所使用的方法学和理论是并非不同。但这两类研究之间确实存在明显的差别，这是由于研究性行为涉及的是一种社会普遍的忌讳和个人所拥有的隐秘行为。这一事实不仅制约着性研究本身，也影响着人们如何去看待性行为的研究者和被研究者。

通常社会舆论会认为，研究性行为的研究者“有别”于从事其他学科研究的人，甚至有的时候研究性行为的人常被怀疑另有隐蔽的缘由和不可告人的动机，他们的研究活动常常受到无端的攻击，他们的研究行为也不断地遭到指责。更有甚者认为，这些研究者是愚昧的、幼稚的、毫无经验的、不可思议的、不健康的、色迷心窍的或者心理病态的。一名从事多年性学研究的国外学者曾万分感慨和一针见血地指出：“这样的研究常与污名相关联，相对表明人类性行为的研究是一个尚属未被探究的领域。”

开展性行为研究往往障碍重重，从事性研究常常遇到种种麻烦。究其原因，不是研究方法学的特别，而在于它研究内容的特殊性。由于性的社会忌讳始终森严壁垒地禁锢着性行为，所以性研究者面临着其他学科专家从未面临过的窘境和困局。倘若大胆地设想，在我们的文化中饮食像性行为一样受到忌讳，一位想要研究美洲人饮食行为的研究者也将面临同样的境地，观看人们吃东西也就会像目前所面临观察人们参与性行为一样受到忌讳。在这种情景下，这位研究者的同事或朋友将会认为他或她是个“食物恋者”或者是位不幸的“烹饪迷”。若在快餐馆看别人吃东西会被认为是“窥淫症”，还会把这种行为看作十分丑恶的“好色”表现。从上面这个大胆的假设不难看出，人类性行为的禁忌是社会、种族、宗教、伦理和文化的认知和忌讳造成的。

性行为对于个人、家庭和社会都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性行为涉及个人幸福，家庭的和谐和稳定，影响着社会的安定和发展。诚然，性学研究也包括性医学研究的价值和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但性学研究者的学术地位常被矮化，其研究成果也被忽视和冷落。即使研究者身处西方，在大学和科研机构内从性行为研究的专业活动，但这些研究人员并没有很高的学术地位，也从未像研究其他问题的学者那样受到重视，甚至有时还会受到莫名其妙的歧视。从1920年到1945年之间，国外许多的研究人员都不大情愿从事性行为方面的研究。为了维护自己的专业形象，研究人员为此不得不辩解道：“尽管这个研究主题不太令人喜欢，但也必须像对待其他类型的病理学一样地去研究它。”从事性研究这类工作不仅声望低，而且也存在一定程度的政治风险。例如，在20世纪50年代，继金西有关美国性行为的开拓性研究之后，美国国会一个委员会曾着手调查他的经费来源，此后不久他便失去了财政资助。一位颇为著名的性研究学者约翰·加农（1977年）曾经指出，性研究仍未受到应有的尊重，性研究者也常受到热衷于传统领域研究项目同道们的怀疑。同时，从事性研究也难以得到经费支持，皆因拨款机构和基金会担心由于其支持性研究而受到非难。1976年这位杰出的性研究者根据新闻自由法曾向联邦调查局索要他的档案，他写道：“我震惊地发现，联邦调查局把我列为危险分子。从1965年至1972年联邦调查局每年或每两年对我的活动进行一次审查，我因在妓女方面的研究而被列入颠覆活动分子名单。被列入的还有我的言论以及有关性、同性恋、色情文学和人工流产等方面的学术论文。”他本人也曾被划为危险分子，并准备在国家进入紧急状态时拘留他。他尖锐地指出，他的案例并不罕见。这些事实只不过说明：“从事性研究的这些人始终受到许多人，包括身居高位的某些要人的怀疑。”这个案例也表明，在美国这样一个标榜自由的西方国家里从事性研究之人的处境尚且如此，那么在一个对性研究方面禁忌更严厉的国度里，其境遇将会如何之艰难。不言而喻，国家和社会观念决定着性研究的地位。直到近些年，性研究在西方国家才开始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尊重。可以毫无讳言地说，性研究在一个国家的社会地位与该领域的研究状况直接有关。

现代性学的开展仅有几十年的历史，学科相当年轻以至于许多方面还不健全和完美，学科领域尚充满了空白。我国在现代性学研究方面的探索则仅有十几年的历程，起初只有少数学者在艰辛和种种责难中缓慢地前行，但当艾滋病和性传播疾病在中国迅速蔓延、青少年性教育问题日益突出、国际上对生殖健康和性健康的关注日渐增温，以及其他各种性问题威胁到国家安全与社会安定时，社会性禁忌的大堤再也无法阻止人们谈性论性了。在这种态势下，我国性学研究的队伍开始壮大，他们积极地推动性知识普及，艰难地开展性研究以及在性治疗方面做了大量工作。这些讯息表明，性研究像孩童一样跌跌撞撞地走进了中国近代史。这是可喜的，其取得的最大成绩就是对千百年性禁锢的突破。我国性研究才刚刚起步，一定要清醒地认识到研究人员的专业能力还不成熟，参与热情有余而专业基础不足，缺少一批受过严格训练的专业人才。因此，研究水平有限，学术价值也不太高。这种状况如不扭转和改观，即使我国开放的社会环境为性学研究的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难得机会，但我们不能审时度势根据社会需求去开展和完成高水平的性学研究，就不会在国内外赢得应有的学科地位和尊重。

在性调查中，研究总体是指根据研究目的确定的研究对象的全体。换句话说，总体是由许多同质的个体所组成。总体所包括的个体数可以无穷大，理论上称之为无限总体；也可以含有有限个体，谓之有限总体。在性医学研究中，常常不可能也不需要去观察总体（无论哪一类总体）中的每个个体，而只能或只需对一部分个体进行观察。从总体中随机取出部分个体的过程称为抽样，从总体中随机抽取部分个体的方法就是抽样方法，被抽得的部分个体共同组成样本，样本中所包含的个体数目便是样本含量或称样本规模。

在性医学研究中，一项问卷调查的最终目的是期望了解总体的参数及其客观规律。事实上，研究者往往仅掌握样本的数据，其真正意图是试图通过该样本统计量去推断和估计总体。这一科研思维过程和统计推理过程极为重要，但应具有两方面的先决条件：其一，样本在质的方面足以代表总体；其二，样本在量的方面适当，即有足够的样本含量，也就是相对于总体而言，样本必须具有可靠性和代表性。样本的可靠性或信度系指在抽样研究中，一旦总体被确定之后，要使样本中的每个个体或观察单位确实归属于预先确定的同质总体。但是，在实际的研究中，常常存在或发生来自于受试者、观察者、仪器测量以及外环境等因素引起的误差或偏倚，从而影响样本的质量。样本代表性指样本在量的方面是总体的一部分，在质的方面具有总体的一切特征。欲得到有代表性的样本，抽样方法要合理并应严格遵守随机化的原则。值得指出的是，试验结论企图超出本样本所代表的总体，这在统计学上是不允许的，在性医学专业上也将会导致谬误。

1.在性医学采用问卷的现况调查中，无论应用何种抽样方法，最重要的一条就是抽样一定要遵守随机的原则。所谓随机就是使研究单元或受试对象具有同等的机会进入研究，它可以避免研究者主观意愿对在研究的干扰，只有随机样本才具有代表性。

2.在掌握各种抽样方法原理的基础上，在实际科研工作中要结合具体情况并根据需要和可能，灵活地运用这些方法。在一项范围涉及全国的大规模抽样调查中，如开展一项国家人口与生殖健康抽样调查则必须事先制定详细且切实可行的抽样计划，形成完整的抽样框，才能着手实施具体抽样步骤并完成抽样，也才有可能考虑到现场实施的具体问题。

3.在抽样方案和抽样方法正确的前提下，样本含量要适当。若样本含量过少，所得到的统计指标不稳定，研究结论也缺乏充分的依据；若样本含量过多，试验条件或现场因素难以得到严格的控制，不但增加调查工作中的困难，还会造成人力、物力、财力和时间的浪费。正确的估算样本含量，是保证研究结论具有一定可靠性的基础。

4.只要作抽样研究就存在抽样误差，这是由于抽样单元间存在个体差异，即使从同一总体中使用同样的抽样方法随机抽取含量相等的若干样本，最后求得的同一样本指标也往往不相等。何况样本只是总体中的一部分，且未能包含总体的全部信息。因此，从抽样研究中得到的样本指标（即统计量）与总体指标（即参数）必然存在差异，这种差异就是抽样误差，而且抽样误差是不可避免的。如果用不同的抽样方法从同一总体抽取样本含量相等的样本，其抽样误差各不相同。按抽样误差由小到大的顺序排列，依次为分层抽样、系统抽样、简单随机抽样、整群抽样。就某一种抽样方法而言，抽样误差的大小取决于研究单元个体间的变异程度和样本含量的大小。研究单元间变异程度小，样本含量大，抽样误差小；反之，抽样误差大。若单纯采用某一种抽样方法进行随机抽样，总的来讲对抽样误差的估算尚有计算公式可循。如若采用混合抽样的方法，估算抽样误差较为困难且需具备较丰富的抽样理论知识。

在性医学问卷调查中，抽样的目的就是要得到一个对所研究的地区或者人群有代表性的样本。尽管做到这一点是相当困难的，别无选择必须这样做而且必须做好。遗憾的是，在许多研究中有关抽样这一极为重要的关键步骤往往被忽视，如果研究者仅凭借主观选择样本，可以肯定地讲这种“样本”几乎不可能有代表性，研究结论也必然会被歪曲。值得指出的是，在性调查使用选择性样本的情况不乏其例。因此，在一项研究中获得有代表性的样本对研究结果的真实性具有决定性意义。采用正确的抽样方法是得到有代表性样本的保证，也是高质量性医学研究的基础。随机抽样方法虽有多种，但只要掌握如下几种常用的概率抽样方法的原理和原则，就足以解决性医学问卷调查中所遇到的大部分抽样问题。

在简单随机抽样中，每个个体（研究对象）必须具有完全相同的机会（概率）被抽样。进行这样的抽样，一般是无回置的，即被抽取了的个体不再放置回总体中去。因此，每一次抽样都是相互独立的。为了确保每个个体在总体中被抽中都有同等的机会，简单随机抽样一般要求一个完整的抽样名单。这个名单就是人们所称的“抽样范围”。为使抽样范围准确并保持抽样名单的完整性，在制定研究方案时一定要精确并保持抽样名单的完整性，在制定研究方案时一定要精确地描述研究对象，并给出研究对象的确切定义，以使每位参与调查的人员明白哪些人是研究对象，哪些人不是。这样才能编制出抽样名单，而且要求名单不能过时，必要时在名单使用前应当再全面核对一遍，对名单上的所有个人按顺序编号，直到编完为止。再采用抽签法、抓阄法或者应用随机数字表，从名单中抽取一定数量的个体组成样本，并对样本中的个体进行调查。例如，在街道、工厂、学校中进行问卷调查，简单随机抽样常是一种很有效的方法。这种抽样方法的优点是，计算抽样误差比较便利。缺点是，由于要求对抽样总体中的全部个体进行编号，当总体含量较大时，编号和抽样都较困难。此外，当不能事先获得抽样名单时，则无法采用简单随机抽样。

系统抽样又叫机械抽样或称等间距抽样。这种抽样方法不同于简单随机抽样，它是在抽样名单中每隔k个名字抽取一名个体进入样本。在选择第一个个体时，一定要保证是随机的。k称作抽样间隔，它是总体含量与样本含量之商的整数估计值。例如，总体为2000人，从中抽取200人作为本，则K=10。当抽样名单很长、样本含量较多时，采用系统抽样比简单随机抽样要容易得多。但是，要防止造成严重偏倚的可能如下2种情况：①抽样对象是有序排列的，因此抽样名单可能会出现某种倾向性。例如，在政府部门、研究单位各分支机构的人员名单，往往按职务、资历、职称或工资收入等排列，随机的始点会影响抽样结果和样本的代表性。遇到这种情况，要么调整名单，要么随机的始点从名单的中间开始。②抽样名单与抽样间隔相对应，出现某种周期或循环的特征。例如，部队基层连队或班的名单往往先排列干部，后再排列战士。如果抽取的随机始点号为第1号或第2号，则可能得到一个全由班长或副班长组成的样本。在学校按班级和小组进行系统抽样也会遇到类似的情况。应指出这种有严重偏倚样本的代表性将很差。为避免这种偏倚，最好重新随机化，另选其他始点。采用系统抽样时一定要牢记2条原则：第一，要确保随机性；第二，要保证抽样名单完整，并避免某种倾向性。

在临床医学研究中，常选择来医院或门诊就诊的患者作为样本。住院登记或门诊的就诊登记常是有用的，有了就诊者的名单就可应用前述的抽样方法进行简便地抽样。但有时不可能事先得到一份就诊者名单。例如，在繁忙的门诊，患者常不经预约随时就诊，甚至有时缺少患者既往的就诊记录，在不可能事先取得患者名单的情况下，也可采用系统抽样的方法。

分层抽样有别于前两种抽样方法。它的做法是，首先将所有个体按某种特征分组分类，统计学中称作分层。分层后，每个个体只能出现在某一层的类别中。然后在每一层中采用简单随机抽样或系统抽样方法独立地进行随机抽样。对每层被抽中的研究对象作同样的调查，即采用相同的问卷询问，使用同样的方法检查，即对每一独立的层进行同样的调查。

分层抽样的优点是，层内个体变异小，而层间的变异大。因此，作层间比较容易，这是由于对每层分别进行了同样的调查。层间以相同的比例抽样，这就是等比例分层抽样，它能够获得比简单随机抽样和系统抽样更具有代表性的样本；而且每层抽取的样本数尚可根据具体情况作适当调整，为了保证层间比较的可靠性，对重要的层或非常小的层可抽取相对多的样本数。这种抽样方法就是不等比例的分层抽样，分层抽样可以提高研究设计的有效性。同时，分层能够简化抽样，使每层样本的精密度得以提高。

分层取决于研究所提供的有关变量的信息，通常用性别、年龄、职业、文化程度或居住地区等简单变量来分层。有时还需要将这些简单变量组合后分层，但一般不超过2个或3个变量。

整群抽样是先将总体划分为许多群，然后分别从群中抽样。整群抽样的具体步骤如下：

（1）首先要确定群的界限和规模。例如，将调查地区的城镇和村庄分成若干群，最小的群可以是居民小组或村民小组。但分成的群要覆盖调查地区，不得出现重叠也不得遗漏。每个研究单元（如家庭或个人）只能属于一个群。群的界限一定要清楚，要使调查人员容易辨认和识别。一般地讲，群的规模应当小些。群中所包含的研究单元数应尽量地相仿，而且少些，这对组织调查和收集资料都有利。然后，将这些群编制成群的名单。

（2）从这些群中抽取样本。

（3）布置现场工作，组织医师、护士等调查员对被抽到的群中的每一个研究单元使用同样的问卷和同样的检查方法做同样的调查。

在许多研究中，组织者事先得不到一份适用的名单或者试图编制名单但极其困难，甚至有时根本办不到。当调查规模太大时，不可能采用系统抽样的方法。在这种情况下，整群抽样非常有用。整群抽样的优点是，易于组织节省人力和物力，效率高且便于实施。缺点是抽样误差大。

在整群抽样中，首先抽取群的样本，然后对抽中群的研究单元进行调查，故称作一阶段抽样。但在较大规模的调查中，常采用两阶段抽样或多阶段抽样。两阶段抽样的第一步是先从群中抽选群的样本（初级抽样单位），然后再从初级抽样单位中抽取小群（二级抽样单位）组成样本；并对二级抽样单位中的研究单元（如家庭或个人）进行调查。

样本含量也称样本规模、样本容量，即样本大小，它是性学问卷调查设计中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环节。样本太大，造成人力、物力和时间的浪费；样本太小，检验效能偏低，难以获得真实的结论。所谓样本含量估算，就是根据统计学原理，在保证研究结论有一定可靠性的条件下，所确定的研究所需的最小观测例数。

样本含量估算涉及概率统计的专门知识，具体估算方法有2种：其一，利用公式计算；其二，通过查表求得。查表法简便，医学统计专著中多附有一些常用的估算样本含量的附表可资查阅，在大多数情况下是适用的。但由于列表条件所限，不一定完全适用于所有的情况。利用公式计算样本含量较为复杂，但计算法适用范围较宽，这是一大优点，主要涉及2种情况：①仅考虑α，常用于估算总体均值或总体率；②同时考虑α和β，一般用于样本含量的估算。

无论采用哪种方法来估算样本含量，都有一些必要的先决条件。

（1）建立检验假设：如H0∶π1=π2，其H1∶π1≠π2。意指无效假设为两样本均值或两样本率相等，其备择假设为两样本均值或两样本率不等。

（2）确定检验水准：一般确定α=0.05为宜。意指在统计推断上允许犯假阳性错误或Ⅰ型错误的几率为5%。有时也取α=0.01。但确定的α越小则所需样本含量越大。

（3）规定把握度：一般1-β=0.90，有时为0.80。其中，β为犯假阴性错误或Ⅱ型错误的几率。β值越大，把握度越小，所需样本含量越小，检验效能越低。换言之，把握度（1-β）值越大，所需样本含量越大，检验效能越高。

（4）应知道由样本推论总体的一些信息。例如，比较两总体率的差异时，应知道两总体率的差值δ。研究者可通过查阅文献，借助前人经验，或者从预试验中找出所需的参考值。

（1）样本含量一般可作出几种估算，在权衡各方面的情况后再作出最适宜的选择。

（2）要根据研究目的选择适合的估算方法，首先要彻底弄清楚研究所提出的问题是什么，然后针对问题到医学统计学专著中去寻找所需的计算公式或者去查表。

（3）结合研究所提出的问题，要明确估算时的先决条件。

（4）在作组间比较时，一般要求各组样本含量相等。

（5）在随访期间，由于存在失访或因某种原因退出观察的情况，故需酌情适当增加一定数量的观察例数。

在性医学调查中，常使用率或发生率作为统计指标。因此，针对率作抽样调查时所需样本含量的估算，尚需注意如下几点：

（1）当总体率（π）接近50%时，随着观察数n增大，样本率趋于正态分布。当π接近于0或100%时，样本率的分布呈偏态分布。鉴于这种分布特点，在估算样本含量前一定要明确所研究的问题中，某被观察的事件发生率为0.2～0.8，还是＜0.2或＞0.8，这两种情况要分别用不同的公式估算样本含量。此点应予注意。

（2）常用的估算公式请参阅有关医学统计学专著。

（3）当样本率＜0.2或＞0.8时，应用查表法求得样本含量估计值，仅供参考。

指问卷调查中，从随机抽样得到的样本中收集到的原始数据与总体真实值之差。在医学，包括性医学研究中误差是客观存在的，甚至无法避免。研究者的任务就是尽量减少研究中的误差。误差有多种分类方法，概括地可分为随机误差和非随机误差。

在性医学研究中即使在同一条件下采用同样的方法对同一对象做重复测量也不可能得到完全相同的数据，这是由随机误差所致。随机误差也称偶然误差，尽管研究者不能控制它，但因收集到的数据遵从正态分布，故可用医学统计方法进行估算和推断。

在这类误差中，有一种是试验中偶然失误造成的，如读出结果或抄录过程中发生的误差。这种误差叫做过失误差。控制的办法是认真检查和核对数据。另一种是试验结果呈现较为恒定的倾向性偏差，或偏高或者偏低。这种误差称为系统误差。其产生的原因往往是可知的，也有可能掌握它。因此，在设计阶段应设法预见可能出现的各种系统误差，并竭力避免之。

偏倚也称偏差。就性医学研究而言，由于某些非试验性因素的干扰而歪曲了处理因素的真实效应，这就是偏倚。在研究设计和试验过程中，偏倚虽然可以设法防止但不可能完全排除。在性医学研究或性调查中偏倚的种类很多，概括地讲可以分为如下几类：

在性医学的临床试验中，由于接纳研究对象的方法不正确而产生的偏倚。例如，两组患者进行对比观察，但分配患者的方法不合理，组间不具可比性，致使研究结果产生偏倚。又如，当研究某一性功能障碍疾病的疗效和转归时，由于接纳患者的轻重程度不同而导致疗效和预后判定的失真，这种偏倚称作奈曼偏倚。此外，大多数性功能障碍的临床观察都以医院为基地，但各个医院的医疗水平和就诊条件不同，来院就医患者的病情和类型也可能不同，从而产生就诊机会的偏倚，也叫做伯克森偏倚。另一种选择性偏倚叫做无应答偏倚。尤其是从事性医学和生殖健康研究时，研究者提出的问题往往涉及性，由于问题很敏感有部分受试者可能因此而放弃回答。

在性医学临床试验中，由于观察和测量而造成的偏倚。这类偏倚较常见，其产生主要归因于研究者和受试对象两方面的主客观因素。常见的测量性偏倚，如在对某种特殊性行为的研究中，若研究者对具有这种性行为的人询问做得极为仔细，而对不具有这一特殊性行为的人询问便相当简单，则会诱导或加强研究者认为与之有关因素的联系，从而产生了疑因性偏倚。同时，在询问性行为史时，一方面研究对象因时间久远之故而对一些事件有可能记忆不准，另一方面研究人员带有很强的倾向性，致使资料偏实造成回忆性偏倚。在某种性功能障碍治疗措施的比较性研究中，若对照组患者接受了属于试验组的治疗措施，从而导致组间比较的信度大大降低，因为该试验产生了沾染性偏倚。此外，在治疗过程中受试者对医嘱和措施的接受和服从程度，如患者漏服或忘服药物或揣摩医师的心理来回答病情的改善，从而使疗效未能充分显示或者显示得不真实，这就是因依从性造成的偏倚。一般临床医学试验的失访率控制在10%之内为宜，但在临床性医学研究中，失访率控制在这样的水平之内是相当困难的。

临床研究某一暴露因素与某一性功能疾患的关系时，由于一个或多个既与该种疾患有联系，又与暴露因素有关的外来因素的影响，从而在某种程度上掩盖或夸大了所观察的暴露与该种疾患的联系。这种外来因素对结果的影响，谓之混杂偏倚（简称混杂）。这是临床研究经常出现的一类偏倚，在问卷调查中也存在混杂偏倚。因此，在资料分析时若不对引起混杂的因素做出恰当处理，则会导致错误结论或者做出错误判断。

在性医学研究中，研究对象常由志愿者充当，他们或者出于某种个人的理由或者对所研究的问题有兴趣而加入的。金西通过访谈进行的性行为调查，以及马斯特斯和约翰逊所做的性反应的实验观察都使用了志愿者。志愿者与一般人群不同，其在性学或性医学研究中具有好的依从性，因而产生了志愿者偏倚。志愿者偏倚是性学或性医学研究中最常见的偏倚之一。

在性医学临床试验和问卷调查的全过程中都有可能产生偏倚。研究者必须清醒地认识到，研究中偏倚一旦发生，事后往往难以纠正。因此，在研究过程的各个阶段必须有针对性防止各类偏倚的产生或降低其影响程度，力求研究结论更真实可靠。防止偏倚常采用如下方法：

研究者应弄清研究中各种可能的选择性偏倚的来源，设法在研究设计时加以防止。避免选择性偏倚的最有效的设计方案是选择随机化临床试验设计，以克服研究者的主观偏向。此外，在性学问卷调查中，在控制接纳标准严格的前提下，要认真遵照研究设计的基本原则，以使得歪曲研究结果的偏倚发生的可能性降低到最低限度。一般地讲，描述性研究存在的偏倚较大，其研究结果的真实性和可靠性无法与随机化临床试验研究和分析性研究相比，但若采取有力的措施尽量控制偏倚仍常采用。

在性医学临床试验和问卷调查中明确规定研究总体的范围，严格掌握接纳受试对象的人选或合格标准极为重要。为了保证进入研究的都是合格对象，要进一步将合格标准分为包含标准和除外标准，并将两类标准有关条文的明确规定写成书面形式，以便参加该项研究的医务人员接纳受试对象的标准统一，并便于执行。有时为了控制混杂偏倚，对受试对象的条件也加以某种限制。

盲法是防止研究者和受试对象主观因素引起偏倚的最有效的措施。在性医学临床试验中，研究项目主持人采用适当的措施，使参与试验的医务人员和受试对象在试验过程中谁也不知道谁接受了治疗或处理措施，谁接受了对照措施。直至观察结束后再作分析。这种方法叫做双盲法。倘若仅限于受试对象不知道上述情况，称为单盲法。合理地采用盲法观察可减低测量性偏倚和防止依从性偏倚。

在性医学临床试验中设置对照，是控制非处理影响因素和防止偏倚的重要手段。正确设置对照的要求是，各比较组之间除治疗或处理因素不同外，其他的有关条件和因素尽可能相同，以保证组间的可比性，并能真实地反映出治疗或处理因素产生的效应。临床试验设置对照主要有2种形式：①空白对照：对照组不施以任何处理因素。所谓安慰剂对照，即对照组给予的是不具有真正治疗效应的安慰剂。实质上也是一种空白对照。②标准对照：对照组采用疗效肯定的标准药物或标准处理作对照，以验证某新药或新处理的疗效。为了进一步阐明对比观察临床试验中设置对照的重要性，我国学者在20世纪70年代提出了临床试验效应可加性数据模型的概念。该模型把除处理作用以外的其他各种内外因素对某一疾病转归的影响，称作非处理效应，将处理因素对该疾病转归的作用，叫做处理效应。数理统计是以一定的数据模型为依据的。假定效应之间具有可加性。

（1）当试验采用空白对照时，该数据模型概括为：

试验组总效应=非处理效应+处理效应

对照组总效应=非处理效应

（2）当试验应用标准对照时，该数据模型概括为：

新药试验组总效应=非处理效应+新药的效应

标准对照组总效应=非处理效应+标准药效应

从临床试验效应数学模型可进一步认识到，当试验组和对照组的非处理效应相似时，才可能真正地显示出处理效应，并做出无偏的估计。

在性医学研究设计阶段，根据研究目的并结合受试对象的特征，选定某些可能影响结果的非试验因素进行分层，然后在每层中抽取受试对象，再按规定的样本含量随机分配到各试验组中去。这样能较好地控制非试验因素的干扰。在分析阶段，若发现资料尚存可疑混杂因素，则可采用分层分析法、校正分析法和logistic回归分析。

对于人类性行为的观察，尽管可以追溯到人类有文字记载的各个时期，这些珍贵的文献充其量也只能称之为对人类性问题所作观察的描述，还不能叫做研究。把人类性行为纳入科学的轨道并进行系统的研究则始于20世纪。正如伯恩（Byrne，1977年）在《社会心理学和性行为研究》一文中所指出的，人类性行为的研究主要是20世纪的产物。随着近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发展和进步，愈加强调应提出可由证据证明的理论和开展严格的试验研究。因此，对性学研究中的方法学进行探讨是极其必要的。一方面，人们应当看到在性学研究中存在的方法学问题与在其他学科领域遇到的方法学问题有许多相似之处；另一方面，也应注意到在性学研究中的许多方法学问题与其他学科又存在明显的差别，这是由于性学研究的特殊性所致。

人类的性行为极其复杂，它与人类本身的属性一样，既有生物属性，又有社会属性。因此，性学研究的领域必然跨越多种学科，其中包括生物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研究。诚如前述，即使在性医学研究也不仅把思维局限在“生物医学模式”的范围内，而应以崭新的观察扩展到“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近代科学发展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学科之间的相互渗透和相互交叉，在方法学方面也是相互借用的。首先，必须很好地理解这些学科的全部方法学原则和实践，才可能开展正确的、恰当的、有效的和有科学价值的研究。遗憾的是，并非各个学科的最好的方法学知识总能恰到好处地适合于应用到性学研究领域。事实上，把一个已知领域的方法学和认识“移植”到人类性行为研究中的程度，主要取决于研究问题的性质。例如，洛皮考罗（Lopiccolo，1981年）曾极其令人信服地证明，当遵循心理治疗研究中已经普遍建立的方法学原则时，有关性障碍的临床结局研究就能得到实质上的改进。施瓦茨（Schwartz，1981年）认为，对强奸问题的研究是一个既新又复杂的领域，不能简单地采用其他社会科学领域的已知的方法学。又如，在格林（Green，1981年）等主编的《性研究方法学》一书中，作者之一在对性与年龄之研究的一章中有力地证明，在年轻人口中建立起来的测量方法用于老年人口是经不住考验的。这些例子都给了我们一个重要的启示，也就是说研究者应当认真地评估自己的研究范畴，研究特定的问题、假说和理论，以便为达到预期的研究目的而确定最有关和最有用的一些特殊的方法学。

虽然性研究的主题多种多样，但的确也存在一些方法学问题。这些方法学问题在性学研究或在一般科学研究中都具有普遍性，这些方法学问题主要包括与所研究问题的理论有关的一些问题、研究设计问题、研究对象的选择问题、性行为的测量问题、数据处理和分析问题、以人为研究对象的保护问题。探讨这些问题的目的是从研究策略的角度试图提高人类性行为研究的质量，并为性学研究的严谨性和准确性提供基本的指导性原则。

在性学研究中，探讨与理论有关的原则非常重要。尽管性学研究可以以一种基本上属于实用主义和经验主义的方式开展，但是某些假说、模型和微型理论几乎总是和某一具体的研究原则有关，即使性学研究基本上是描述性的。例如，在一些墨守成规的人们当中研究性行为的情境压抑，由某些假说和理论来提供指导和弄清事情发生的来龙去脉是非常宝贵的。就方法学而言，至少理论提供了研究所关注的一个必不可少的焦点。在最理想的状况下，理论可使经验性数据得以为提高科学的判断力提供基础。下述问题是一些至关重要的与理论有关的问题，这些问题几乎与性学研究的全部领域都有关。主要包括如下几方面：

1.所选择的方法学、所研究的实质性问题与性学研究有关理论及假说之间是否存在适当的匹配？性学研究者在开展研究时，应当极其认真地思考与理论有关的一些问题。在性学研究中，方法学的正确选择非常重要。从一定意义上讲，方法学是为达到预期研究目的的手段。当然，在已知的性学研究领域内可能并没有既得到广泛公认又绝对完美的方法学。因此，方法学的选择必须考虑到性学研究领域的实际困难。前人的经验、性研究的特殊理论以及该研究范围内经验和理论方面所广泛关注的问题，并与之相协调。特别要指出的是，必须清楚地界定研究的范围，使研究的工作定义与前人研究、一般的研究领域和为实现研究目的所采用的方法学保持一致性。如果一项研究工作是属于探索性的，也就是说研究者试图对某一尚未进行过充分探索的现象做初步观察，则适于采用描述性调查方法。在探索性研究中，不必更多地考虑理论方面的作用。如果对于某一尚未得到充分测量、系统观察或被置于更广泛研究背景中的现象进行探索，则各种调查技术和方法学都可用于这类研究的起步。因此，探索性研究的设计可以更灵活；调查开始时方确定选择研究对象的步骤；调查期间测量工具可改进和选定；资料分析可以是非正式的；调查方法可以是定性的，也可以是定量的。另一方面，如果某一领域先前曾被研究过；或者社会学家、心理学家及生物学家所得出的结论对性研究是正确的；或者这些特殊的假说或理论已经被评价过。那么，这项调查则应采用能起证实作用的假设检验和具有可靠判别能力的统计方法。此时，研究设计必须就其内部有效性和外部有效性、研究对象必须就其选择的有关人群并允许适当地推论、测量仪器必须就其符合适当的标准，以及资料分析的方法必须就其正规地得到假设检验的统计学及评价学等方面认真评估。显然，并不存在一种能够足以检验性研究所有假说的单一方法学。事实上，一项研究技术或方法学无论怎样的高级，如果它并不适合于所要研究的问题，也就不可能在性学研究中得到推荐和应用。

2.从某一概念的观点来看，是否存在跨越分析水平、人群和研究背景的综合方法？性学或性医学研究就其性质而言，涉及生物学、心理学、人类学、社会学等多层次和多水平的研究。当然，一项适宜的研究也可单独在某一学科领域内开展，而不需要跨越多种学科。例如，仅为评价雄性激素对被阉割男性阴茎勃起能力影响这一问题时，研究工作局限在性医学这一学科范围内是适宜的，也是可行的。类似的情况是，人们可以通过跨文化方法学来调查乱伦禁忌的普遍性。但是应当特别强调的是，在性学研究中不仅需要而且必须由单一水平的分析跃入到多水平的分析。例如，在对性激素影响阴茎勃起的研究中，提出的基本的科学问题可能不是评价勃起本身，而是性唤起能力、性快感或者性满足。即使是这样一种情况的话，除了生物学领域之外，得到心理学领域的适当认识似乎也是必要的。换言之，两个领域缺少任何一个方面都是不够的。在很大程度上，理论和研究的偏好将决定多水平分析是否与当前着手研究的问题有关。当然，在论及研究的受试人群和调查的研究背景时也会出现类似的问题。完全存在这样的可能，即所要研究的现象特别限定在某些情境或某些类型的受试者中。在这种情况下，在非常窄的情境或受试对象中的所做的研究可能没有特别大的信息价值。在极个别的情况下，某些特殊人群的研究未设置对照组，这可能由于已经很好地了解了有关对比组的知识，即特殊人群中对某些不寻常的事件可能更容易观察和了解。但是在绝大多数的情况下，研究方案必须认真评价研究方法与多种潜在研究背景之间的统一。

3.理论构思是否以一般的行为理论为基础？虽然可以把性研究视作或定义为一个有自身疆界的领域，但是它不能从生物学和社会科学的背景中孤立起来，更不可能脱离所处时代的经济、社会和政治背景。显然，在生物学水平上弄清楚性功能，需要应用解剖学、生理学、生物化学和遗传学等有关学科的知识和理论。但在某些性学研究中，也可能仅与各学科领域中的某些有限的方面有关。然而，如果某一性学理论和与其密切相关领域的理论缺乏适当的比较，这对性行为的研究来说可能是一个致命的缺陷。显然，性行为不可能在真空里发生，目前现有的一些理论正试图去填补性研究领域这一空白。

4.所研究的这些变量与理论构思的指标是否有关？在某些情况下，即使被研究的性学理论与其他领域的相关理论是一致的，但是对所研究的变量而言尚有可能缺乏有关理论构思的指标。所以，必须清楚地详细界定工作定义，调查中的实际变量与理论构思之间的关系。此外，由于单指标很难获得对一个重要构思的本质认识，应认真地注意采用多指标的问题。在缺乏认真考虑的情况下，研究者可能采用高度复杂和给人印象深刻的研究手段，但与被评价的理论或假说之间的联系却可能十分微弱。必须指出，不应当使用几乎无法被证明的测量模型。

5.该理论实际应用时是否能够得到检验？也就是说是否应想象到，使用所提出的方法学有可能不能证实这些研究假说？任何经验主义的东西都不可能拒绝，即使是最复杂的理论。理论必须适当地通过构思的指标与数据联系起来，而且研究设计和数据分析方法也应当能够明确地检验这一理论。众所周知，弗洛伊德理论的许多方面（如性欲）最终很难以经验主义的方式去检验。由于这一理论本身可能相当笼统，很难得到方法学的支持，并对这一理论提供检验。一种理论越具特点、越具体、越容易实施，就越经得起经验的检验。例如，本特勒（Bentler，1976年）在《性别转换症类型：性别认同理论与数据》一文中，详细地提供了易装癖、性别转换症和具有女性倾向的男同性恋者的病因学理论。鉴于这一问题的特殊性，该理论在许多细节方面似乎并不完全正确。但是应当认为这一特点是一个长处，而不是一种局限。当然，应当强调理论应经得起检验，因为这些理论所代表所关注的实质领域和有能力按照多学科的新方法去解释这些行为。必须强调指出，不管其最终的准确性如何，真正有创建性的命题要有内在的启发性。例如，赫布（Hebb，1951年）在《精神病学观念在心理学中的作用》一文中所指出的：“只有在一些零碎的不成熟的理论之上才有可能建立更完好的理论，若没有那么一些理论的话，心理学的观察和描述充其量也只是杂乱无章的和毫无意义的”。

在性医学研究中，研究设计的原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其中，研究目的、研究领域的知识水平、所采用的研究步骤、测量方法以及预期资料的分析方法等不可避免地有机地交织在一起。就一定的性研究问题审慎地选择适宜的研究设计，必将在最终获取有价值的研究结果方面得到丰厚的回报。这是由于研究设计越周密，研究结论越具有说服力。在一已知的研究范围可资应用的研究类型，包括从一般的临床试验设计到系统的、复杂的方差分析设计。鉴于前文已就研究设计中的某些问题做过阐述，故在此仅选择性地就某些具有普遍意义和重要的设计问题加以讨论。主要涉及如下几方面的问题：

1.模拟研究、实验模型和动物模型是否适合于所研究的问题？上述这些与研究设计有关的问题是非常重要的，也就是说在研究目的确定之后，必须认真地考虑研究设计的适用性、正确性、可靠性、可行性等问题。同时也要认识到，性研究是一个极其敏感的领域，又是一个布满荆棘的研究范畴。虽然有人曾想在动物实验中开展人类性行为模拟实验，但是正如《性研究方法学》（1981年）一书中有关“性行为研究中精神生物学的概念的方法”的章节中所指出的，在其他领域找到适合于人类性行为的模型，例如用与人类近似的猿类进行研究至今仍是一件尚未得到圆满解决的极其困难的工作。因此，在与性行为生物学有关的领域内，应当认真地考虑对某一现象采用模拟研究或模型研究的可能性。但是模型的使用常常充满过于一般化的风险。例如，假设在低等动物中研究的发现能够直接地解释人类的性行为。在这种情况下，相对精确地对照变量和某些实验条件下用于详细分析的潜在变量所允许采用的假设检验在人类是绝对不可能的。例如，由于受试对象的保护问题，某些人类性行为的研究简直是不可能。尽管我们决不竭力鼓动模拟实验与性行为大多数方面有关，但与其他一些技术不同，至少有时使用模拟实验这样的方法学能明确地获得有价值的潜在收益。

2.如果一项真正的试验是可行的话，是否选择了最佳的研究设计？假如试验确实可行，则应考虑是否选择了最佳的研究设计。也就是说，自变量是否置于试验者的控制之下，受试对象是否随机地分配于试验条件，以及应变量与试验条件和受试对象变量间是否存在混杂。众所周知，一项真正理想的试验其外部有效性是非常重要的，即原因变量或自变量实际上得到控制，并能观察到研究结果。当然，在许多领域并不是都能进行真正理想试验的。一般地来讲，生物学变量的研究常在实验水平上进行，而社会观察在性质上必须保持非试验性或类试验性。例如，像分居和离婚这类自然发生的事件当然不能是试验性的。同时，涉及试验性和非试验性两类变量的研究可横跨生物学和心理学两个领域。例如，描记身体放松状态和与其主观相对应的α脑电波。当一项性研究课题能够用试验性方法完成时，采用非试验性的设计则难于合理和自圆其说。当然，使用试验性方法并不能保证在这些方法中采用了其中最有效的一种。必须注意，对适当地控制自变量、适时地采用双盲法和有效地控制试验等进行评估。洛皮考罗（Lopiccolo，1981年）对性功能障碍领域里有关真正试验和设置适当对照组的困难性作了很好的阐述。哈特尼特（Hartnett，1977年）在《步入歧途的配偶——个人观念的研究》一文中，就这一特别困难的领域举了探讨婚外性行为试验方法的案例。

3.研究步骤能否充分地贯彻这项研究设计？研究设计的正确选择非常重要，而在做出最佳选择后，研究步骤能否认真地实施设计方案同样也非常重要。像注意研究设计的理论特点一样，也需要注意与完成研究有关的世俗方面。例如，所观察的变量是性唤起，那么使用直接表露性的电影或故事的方法也许可能也许不可能完成该研究设计。如果这种电影或故事不是引起性唤起反而是令人生厌。或者电影确实能引起性唤起，但是该性唤起的时间过程与在实验期间所取的测量点不一致。因此，需要就适当的研究构思、试验条件的要求、试验操作的可靠性、适时取样（像测量激素水平那样）等，在常规上与社会试验中有关的困难问题进行认真的评价。

4.是否充分注意到研究设计的内部有效性？研究设计的内部有效性也是值得注意的问题。研究设计的内部有效性反映了试验操作导致的有关自变量的观察结果，与解释该结果的另一可供选择的来源不同。如果某些变量未得到控制则内部有效性降低，因为这些变量可以是引起该观察效果的原因。历史，系指除试验操作以外在第一次和第二次测量间可能发生的其他事件；时期，指时间推移的影响，例如变得更疲劳、更饥饿、更衰老等；检测，指采用记分法对后一测验机会产生影响；测试设备，指测试设备本身的变化，造成观测值的变化，而不是由本质的变化引起；统计回归，在选择受试者检测分数的极值后，其分数向均值靠拢；在各种不同的比较组内，选择的受试对象也不同；试验失访率，或各种比较组中受试对象的失访不同；选择一成熟过程的交互作用，各事件间存在相互作用而影响观察结果。当用于一项已知的研究问题时，内部有效性涉及多种形式。例如，在某些情况下，性研究中也需要双盲法、空白对照研究。若没有内部有效性，在一项研究中收集的数据可能完全无用，因为对研究结果存在许多竞争性的解释。

5.是否充分注意到研究设计的外部有效性？除了重视研究设计的内部有效性之外，也要充分地重视其外部有效性。外部有效性涉及试验结果对其他人群、背景和处理变量的普遍意义。由于试验的受试对象、步骤和变量等常难以评估，所以外部有效性也常难以评价。当然在某些情况下，研究结果适用于其他背景或情况。在考虑外部有效性时，应注意如下几点：检验试验变量的交互作用，如一项事先试验可能偏离在其他方面获得的试验结果；选择性偏倚和试验变量间可能的交互作用，从而使试验本身的主要目的受损；试验安排的反应性作用，人们确信在非试验环境中暴露于同样变量的人可能反应不同；多种处理的干扰，在某一时点某种处理的影响尚未消失，从而影响以后对其他处理的反应。例如，在与性功能障碍改善有关的某些逆向设计中可能观察到多种处理的干扰。

6.对照变量、对照组或比较组是否选择适当？恰当地选择对照变量和对照组也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在许多情况下，可以从一组变量或者从用于其他受试对象的同一变量了解其意义。如果对照变量或对照选择不当，一项研究结果的实际意义就会变得相当可疑。洛皮考罗（Lopiccolo，1989年）曾讨论过，在性功能障碍领域内难以找到一个合适对照组。其实，在性心理差异的研究中也存在类似的问题。

7.研究实施中的实际问题是否得以解决？研究设计再好也须认真地分析和考虑实施中的实际问题是否得到很好的解决。如果实施中的具体问题不能得以解决，研究设计只能是一纸空文。要充分地认识到，即使是最完美的研究设计，也可能由于下述原因而举步艰难。例如，缺乏关键人物或机构的合作；分配完成某一步骤的时间不充裕；无法招募到受试对象；无法实施对自变量的控制等。一个研究项目在起步之前，需要拟定具体且详细的试验计划书，并确立可行性的步骤。许多性研究项目正是在这一点上陷入了困境。

在性医学研究中，受试对象的选择中极其重要的原则主要涉及如下几个方面：

1.抽样单元的选择是否最适于所研究的问题？抽样单元，亦称试验单元。在生物学和心理学研究中，研究的试验单元典型地是个体。通常这是抽样单元的正确选择，尤其当总体定义已被明确，并且样本充分地取自该总体时，在总体水平上有时研究的问题更适于简短地描述。例如，调查单元的选择，在教育研究中应包括教室，在人类学研究中包括一个社会，在社会学研究中包括普查地区。在性学研究中，性伴侣是适合的抽样单元，不仅是男性或女性单独一方，对于异性性行为研究包括性伙伴双方是必要的。当人们试图对研究问题中的调查单元或对这些调查单元中的差别进行科学的陈述时，这样的抽样单元尤为适合。

2.研究总体的确定是否最适于所提出的研究？研究人群的选择也是一个重要的问题。遗憾的是，在一些研究中研究对象的选择常常根据便利而不是按照随机的原则。应当强调指出，某一已知的方便人群不能用于某一特殊问题的研究。显然，要得出特殊人群诸如老年人群性行为的结论，人们则必须从同样的老年人群中抽样。换言之，如果试图调查不同年龄男性的性能力，则必须选择适合年龄的样本。如果确信生物学、心理学或社会学的变量可能与这样一些被定义的变量，如与影响性能力方面的年龄存在交互作用，则抽取的样本不仅必须考虑年龄，而且也要考虑到那些交互作用变量。学院人群即典型的最容易得到变量的人群，确实是适合于许多研究目的的人群，在这样的人群中开展研究不需要气馁。但是，当确有更适宜的人群可供选择时，研究仍然依赖于最便利的人群则可能是对科学的一种误解。例如，大学生人群除了性态度和性行为部分地与其他人群不同外，他们性态度评分和性行为的分布也可能受局限，甚至失掉获得任何显著关系的机会，并且数据分析也需要特殊的方法。

3.从总体抽样的已知方法是否接近于最佳的和已知的限定条件？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实际上任何类型的抽样都易于产生某些偏倚。一种极为普遍的和几乎不可避免的偏倚就是志愿者偏倚。按照以人为受试对象保护措施的要求，对受试者进行研究时要充分地讲明他们所参与研究的性质，并有权在任何时候从研究中退出。因此，志愿者人群的结果与某些非选择性人群的结果难以取得一致的结论。在试验研究或类试验研究中，最重要的难题之一就是存在差别偏倚，即一种与试验条件有交互作用的偏倚。差别偏倚使得对任何结果的解释和推论都变得困难和几乎不可能。理想的是采用随机抽样或分层抽样的方法，但是提供这样理想的抽样方法不一定完全可能。例如，要想识别一个人群所有成员简直是不可能的，故无法进行系统抽样。在同性恋的研究中，获得该人群真正有代表性的样本是极其困难的，因为对该人群尚缺少了解。但是为了获得受试对象，人们不得不依赖说服工作，并与志愿者组织等合作等。来自一个理想抽样计划的每种类型的偏差都会给研究结果的解释上造成困难，但是在这样困难条件下完成的研究仍然可以证明在某些领域中的价值。这样的领域在抽样方面难以找到其他的选择，但研究的审慎实施有可能增加知识。显然，当某一研究领域很复杂时，则需要更加重视抽样问题。贝茨（Bates，1975年）等人的研究是一个缺乏有效抽样计划的实例，他们把因有严重女性化行为而到某一诊所就医所有男孩作为样本。由于这一人群数量相当有限，样本基本上根据对患者治疗的安排来考虑，故所有适合的研究对象都被接收到治疗研究中来。因此，也就没有必要再去实施一项真正的抽样计划。

4.样本含量是否充分满足所提出的研究问题？在抽样研究中，样本含量也是一个必须重视的问题。即使具有确切的总体和正确的抽样方法，由于样本含量太小以至于无法从任何结果中得到有充分统计学意义的结论。洛皮考罗（Lopiccolo，1981年）曾指出，进行性功能障碍研究所遇到的困难，要满足试验设计的各个方面是极为费时且艰难的。正如班克罗夫特（Bancroft，1978年）所证实的那样，小样本常常也能得出合理的结论，当然在纯探索性研究中适于采用非常小的样本。例如，在一个临床小样本研究中得出通过纠正与手淫有关的性幻想使性偏好重新定向的观点。在与之相反的另一极端例子中，在一项总计504例的大样本中对易装症的各个方面进行了研究。确定合理的样本含量，因不同的研究领域和研究问题而异。例如，在易装癖和性别倒错的研究中，通过几十例受试对象即可获得有价值的见解，当然受试对象人数若达到几百例就更加具有说服力。因此，适当的样本含量取决于研究目的、获取样本的难度、与试验实施有关的费用，以及许多理论和实际问题。然而，样本含量是个重要的问题，试验受挫和研究计划书被否决都与不能获得足够大的样本有关。

要对人类性行为进行严谨的研究，在启发式应用，得到良好发展的假说和理论，正确的研究设计以及用于适当选择研究对象的步骤相结合方面尚有漫长的道路要走。同时，也面临着许多测量问题，尤其关于所要测量变量的质量和相关。在变量的测量方面，特别应当考虑到如下几个问题：

1.应变量是否包括了预期效果的有关范围？在性研究中屡见不鲜的是，研究变量所代表的只是一些任意收集的变量，其相关性听起来似乎堂而皇之，甚至是在借助于名牌仪器。这些变量之所以被采用只是由于近期流行这种新技术。例如，可以假设，贝姆（Bem，1974年）关于雄激素标准适于性行为方面的研究，这是由于它的“行情”与性角色领域有关，在这种特殊测量与其在研究中应用之间的理论联系常常是脆弱的，并且研究者需要检验可供选择的性角色的测量。譬如，由埃利斯（Ellis，1973年）等发展的并由凯利（Kelley，1977年）等总结测量方法已特别地证明，他们仪器设备和操作变量的选择是合理的。因此，人们不能把假设性角色的态度与一般或特殊情况下妇女的态度视为同义语。当然，在以探索性和假说形成目的的研究中，包括某些变量是适宜的，毕竟不能完全预见到一项研究中的所有潜在的效果。因此，在选择应变量方面保持某些灵活性是完全适宜的。然而，在许多研究中仍存在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即有许多关键的变量被排除，而又将与性医学研究极其无关的一些变量包括进来。

2.选择的测量变量是否是最适当的变量？在许多研究领域，可以在更宽的范围内选择测量某种特殊效果的变量。虽然已有的一些名牌的标准仪器用于性医学研究，但这些仪器并不一定适合于某一特殊问题的研究。选择适当的变量是一件困难的工作。有人曾建议，建立一个与性行为和性医学研究有关测量的标准库，以便研究人员就已知的研究目的在技术上和理论上选择最尖端的手段方面得到适当指导。当然，也可利用心理学和社会学领域各种测量工具间进行比较的一些参考性工作。现有的一些测量确可用于包括性研究在内的诸多研究方面，而且很有可能更适合于性研究。通常可考虑到的普通技术是语义差异量表技术。在针对性行为的一些研究手段中，哪一种可能更适合呢？遗憾的是，到目前为止尚无一篇审慎的和系统适用于各种研究目的测量方法的综述，研究者只得针对特殊的研究项目自己去概括。显而易见的是，考虑的范围还应当包括统计学和定量方面，其他一些更实际的特征，诸如易于实施和相关也不容忽视。

3.构思的适当信息是否能得到可靠的测量？研究者最典型的一种不适当的做法就是根据表面有效性去争论测量方法的选择问题。可惜的是，一种测量与研究目的之间的匹配不可能仅根据一种手段的名称、项目“一目了然”的内容，以及项目与研究假设之间的关系来加以判断。当然，也必须对统计学信息、各种指标的相关、组间的均值差别等做出评估。必须在理论构思的背景下解释这样的有效性或效度信息，而且必须明确地使测量与潜在构思有关的测量操作分开。理论构思与其他的一些有关构思的关系是凭经验建立的。过分地依赖于某一特殊的测量方法，如自我报告、访谈方法或行为观察等测量是困难的。因为应答偏倚会限制任何一种单一方法进行测量的普遍性。由于性行为是一个多水平的现象，所以测量方法的选择应充分地体现分析的不同水平。生理学、心理学和社会学指标之间的匹配是令人满意的。例如，体积描记器能够测量阴茎的血容量，但是这样的血容量如果与心理体验缺乏适当的联系，它未必能作为性唤起的指示。测量方法需要论证趋同效度，即被假设的一些变量是近似高度相关的，并且也需要论证判别效度，即假定不同的测量显示相关性低。例如，性唤起的测量可能仅仅表示一般唤起的测量。判别效度应涉及一种论证，即性唤起并不简单地仅是一般唤起的同义语。

4.测量的有效性是否信得过？为了保证一定的可靠性或信度，人们可以应用内部一致性或检验-再检验测量去证实被评价的这些变量所表现出的随机干扰。当测量更可信时，变量就能反映试验效果，更容易进行组间比较，重复试验结果的几率也就增加。先前已假设过，多数生物学领域的性研究不受心理学测验的影响，应将信度问题引入到生理学测量。就测量手段而言，最严格和最有说服力的标准就是在各种情况下评价其实施，以便将任何记分带来的各种方差来源区分开。

5.测量的规范、有效性与真实性是否与在特定研究背景中的已知人群有关？证明研究手段的质量是头等重要的，然或许仅仅受到大学生或其他特殊人群的局限。类似地，放射免疫测定技术也可能检测像性唤起这样一些变化，但这些变化同样的由一些不相干的作用或不稳定的操作而造成混杂，如没有控制日期、采样地点、未检测药物的使用等。通常假设从某一特殊背景中得到的一种高质量方法能直接地应用到另一种背景，但这就不得不去进行确证研究。

处理数据时的注意力应主要集中于效果，以及建立在概率论基础上的假设分布来评价所观察到的结果，若统计方法使用不当，那么任何科学研究都不能得出结论。因此，在性医学研究中数据处理和统计分析也是必须重视的问题。主要应考虑如下几个方面：

1.统计学方法是否适合所提出的问题、测量的变量和研究的人群？统计分析的范围包括从简单的描述分析到推论性的单变量和多变量统计量，并由统计量推论总体的参数。数据变量类型和数据分析类型之间应适当的匹配。如果研究对象的应答是简单的频数，则假定测量水平（标定的、顺序的、区间的、比率的）适于非连续变量的统计分析方法。另一方面，如果变量明显是定量的，例如测量血浆中总睾酮浓度，则适于采用与连续变量有关的统计技术。正如前面所指出的，在特殊背景下的研究可以得到与典型观察截然不同的现象。在一个总体中变量近似于正态分布时，则可应用基于正态性的统计推断。在可供选择的另一总体中，分布可能是偏态的，则要求对变量作转换。例如，研究人员可能需要常规地就偏倚度和峭度方面检验性态度记分和性行为的分布。若得到偏态的或截尾的分布时，则需转换原始测量值（原始尺度的得分）。如果提出的问题是相关联的，即涉及个体变异或其他个体变异的关系，则适合采用相关技术；如果研究的问题涉及平均地表达一组数据，分析则需考虑均值显著性或均值差异的评价。众所周知，统计分析的适合性取决于对各种各样统计技术的知识，以及调整一种统计技术与一已知问题的关系。

2.数据分析是否采用了最有效的统计方法？大多数性学研究人员都面临众多来源的数据，因为这些数据是多变量的而不是单变量的。像在许多大学课程讲授的那样，经典统计学强调诸如t检验和方差分析等的单变量统计。然而，在应变量方面反复使用这样的检验不仅效率低，而且在自变量中也不能最大限度地应用交互作用。考虑到试验设计中的相关结构及应变量的多变量统计技术就更有能力获得有效控制和重要现象的推理。多变量技术包括自动交互作用检验、聚类分析、因子分析和多变量方差分析等。连续性数据的多变量模型和多维比例等许多不同类型的统计方法也适用于性医学研究。

3.数据分析方法是否适当地考虑了一些潜在的人为作用或竞争性的解释。无论在理论水平上，还是在试验设计和实施水平上，研究人员都需考虑研究结果另外解释的可能性。因此，研究人员必须努力寻找能够充分参照的数据分析方法，这种方法避免了人为的干扰，或得到无关来源方差的适当统计偏性之后来估价所观察的结果。在协方差分析技术中有一种控制无关来源方差的方法。然而，人们并未普遍认识到，当协方差测量伴有误差时（这是典型的），协方差分析本身可能并不是一种适合的工具。为了把试验或研究的效果与偏倚分离开，必须应用数据分析的新方法，例如具有定量和定性模型的因果模型方法。由于这是一些多变量模型，故这些统计技术具有有力的假设检验步骤。这就要求研究人员详细解释似乎合理的假设，该假设已考虑到所有的观察数据，并且要求研究人员检查这一因果结构与该数据、已知的样本含量和变量的测量水平的一致性。

4.探索性分析和假设检验分析之间是否存在适当的平衡？定量数据的因果模型方法与性医学研究的关系极为密切。下面的方法是由本特勒（Bentle，1981年）等发展的通用模型的特例，它涉及大多数领域的应用：①确证因子分析，它检验有关变量测量结构的假设；②高阶因子模型，它检验一阶以外的潜在因子；③具有结构均值的因子分析，它检验几组中潜在因子和因子均值的假设；④结构方程模型，它检验潜在变量中的因果关系和与显现变量关系的假设；⑤具有测量模型的协方差分析，它检验在共变方面存在测量误差时协方差分析的假设。

对定性数据而言，存在多种因果模型方法，包括潜在归因模型、预测模型和对数线性模型。这些模型包括：①特征组模型，它检验解释显现定性应答几率的潜在无序分类的假设；②可测量性模型，它检验潜在的有序格特曼（Guttman）尺度的假设；③潜在特征模型，它检验潜在的连续的一维尺度的假设；④因子分析模型，它检验连续的正态分布的潜在量纲的假设；⑤二元回归模型，它检验多元预测来源，包括各种水平的交互作用的假设；⑥结构方程模型，它检验关于定性因子分析模型，即潜在的连续变量回归到已知的显现变量的假设；⑦对数线性模型，它检验关于在多维列联表中交叉分类联系来源的假设。

每个研究项目都有一种推动力，它使研究项目分类为探索性研究或确证性研究。因此，数据分析要与该研究的基本推动力相一致。通常探索性分析包括大量的数据描述和极少假设检验和推理统计。另一方面，确证性研究则需要详细说明统计学的无效假设，以检验在规定的抽样条件下该数据与这一假设的关系。为了从任一研究项目中获得最有价值的东西，则需要将数据分析的探索性方法和确证性方法间相结合。即使在一项设计极为严密的研究中也可以观察到潜在的新的影响，而数据分析的探索性方法将用于揭示这种影响。此外，某些假设检验适用于许多的研究项目，即使分析方法的设计是基于未被充分证实的理论或简单的普通常识。

5.交叉印证的措施是否引入到分析中去？在探索性研究或在新现象被发现或被描述的研究领域中（如在有关强奸的研究中），提供确证对新受试对象样本的影响是有价值的。当使用强有力的多变量分析方法并从观察中得到尽可能多的有意义的认识时，这一点尤其重要。例如，当使用多元回归方法时，完全有可能多元相关特别大，因此可预测的规模完全取决于变量与受试对象的不恰当比率。在交叉确认中，也就是在一个新样本中重复预测的可能性，可以证实预测是相当低的。当交叉确认建筑在失败的潜在基础上时，或易于观察到一种似乎比最初想象的统计学把握度小的现象时，为唯实论提供了基础。在性功能障碍临床干预的领域内，如部分心理学研究的广阔领域内，强烈地感受同患者打交道的特殊类型的治疗学家和患者特征之间存在复杂的交互作用。遗憾的是，交互作用就像在方差分析中可能观察到的那样，其趋向是非常脆弱的。当观察时，可能由于机遇而不是真正的效应，很可能取决于变量测量的任意尺度，而难以交叉确证。证明复杂的交互作用是实际的现象，这需要由研究人员认真的测量和研究。

对受试者的保护问题始终是性医学研究中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则，也是研究人员必须认真地对待和提供必要文件证明的问题。在人类受试对象保护领域中，人们关注的主要问题集中在研究参加者的可能的负面作用；而来自受试对象保护措施本身引起的偏倚问题可惜却经常被忽视。

参与性研究会给受试对象带来什么潜在的正面的或负面的影响，则是进一步性研究最关键的问题之一。任何研究的努力都有可能在试验步骤偶然地产生对人类的后果。几乎所有人类受试对象保护委员会都证实这一问题的重要性。以美国的情况为例，在做出批准性研究课题的决定时，性研究道德委员会必须依据美国联邦或地方政府的指导方针。事实上，研究方法在本质上是否有害的问题将决定什么样的研究能获得资助，什么样的研究不能获准或遭到冷落。当然也有可能，在某一环境中可能有害或轻率的方法，但在另一环境中却是安全或适当的。从而提示我们应当避免对任何步骤的结果做出片面的决定。即使在一项单独的研究中，倘若对人类受试对象的保护关心不够的话，很有可能波及其他方面，甚至导致全部研究活动的终止。

马斯特斯等在《性治疗和研究的伦理学问题》（1977年）一书中证实，这些问题日益受到重视。至少到目前为止，已有一项研究试图试验性地评估参与性研究受试对象的反应，以便为决策和讨论研究步骤的后果提供经验。然而，在非经验性的人类保护步骤的限制得到完全认可之前，以及得到政府方面的财政支持之前，这一系列研究的意义仍不会受到特别的重视。理想的是，人类受试对象保护决议除了尊重专家的判断之外，还应基于可靠的经验积累。虽然多数科学方面关注的事都遵从经验的方法，但人类的保护问题仍然明显地缺乏这种考虑。也就是说，实际上几乎未曾试图去评价参与有关性研究的影响是什么。因此，应当设置专门的伦理学审查小组以检查课题设计，并就研究中所采用的步骤将有可能给受试对象带来的后果进行判断。虽然采用专家评价是合理的和必要的，但很可能在研究步骤对人类受试者并未构成实质性危险时，就致使研究遭到否定或需做出根本性的调整。

对性研究包括性医学研究的科学效益、社会效益与潜在的正面效应或负面效应和人类受试对象保护步骤的关系也是值得重视的一个问题。如在一项研究中把重点放在人类受试者的保护方面，然而这些保护步骤本身也有可能使研究的方法学面临种种偏倚，并使结果的解释遇到潜在的困难。目前，几乎涉及人类的性研究都必须遵从受试者知情自愿和同意的原则，事先要明确说明在研究中可能遇到的问题，并可在任何时间从研究项目中退出。由此则要考虑如下2个方面：①需要估价参与试验的受试对象与未参加者之间是否存在系统差异；②需要估价坚持试验并完成整个过程的受试对象与过早地终止试验步骤并退出研究的受试对象之间是否存在系统的差异。这完全有可能限制研究设计的外部有效性，而且限制研究结论的普遍性。例如，在一项涉及男孩中极度女性化的研究，其研究结果可能证实一个男孩表现出对自身有严重的和潜在的有害后果的行为。于是，确定一个有极度女性化倾向的男孩很可能在成年期成为性别倒错的高危者。虽然研究项目可能与直接地发现一个男孩早期女性化行为的可能的长期后果有关，就这个特殊男孩的健康的照顾和关心而言，在开始发现问题的那个时刻起可能就需要干预，但这与研究设计本身却是背道而驰的。

正如上面所指出的，由于人类受试对象保护的原因，某些研究本身是不能付诸实施的，某些知识也可能完全无法获得。同时，科学社团对这一重要问题理解的偏差，使得科学对社会效益的最佳贡献变成一种可能性。对于研究者和与人类受试对象保护有关的委员会来说，应当在通过研究获得潜在知识的重要性和受试对象承受的潜在风险之间正确地找到平衡。相信会迎来这样的时刻，即当一个研究步骤稍作修改时，就使其符合受试对象保护的观点而被接受，而又很少影响其研究结果的科学价值的社会效益。

在性学问卷调查中，首要步骤之一就是确定适当的研究总体。所有的成年男性、所有已婚育龄妇女的丈夫、所有男性青少年、所有男性都能作为被研究的总体吗？当然可以。但是医学专家通常不可能去调查某一总体并得到该总体中所有个人的资料，而是从总体中随机抽取一个样本并对该样本进行研究。

基于这一点，研究工作一开始就显得有些难度。如果该样本是研究总体的一个随机的或有代表性的部分，而且该样本又是一个合理的和规模适度的大样本，那么从该样本获得的研究结果就可以很有把握地概括和推论最初被确定的总体。这也就是说，如果一个样本确实是从每50名美国青少年随机地抽取而获得的，那么从这个样本中得到的研究结果就可能真正地代表美国所有的青少年。用于得到这样一个有代表性的样本的技术就是随机抽样技术。但是，如果这一样本仅由具有某些特征的青少年组成。例如，这些人都是经父母同意他们参加性研究的青少年，那么从该样本中得到的研究结果就不可能真正地代表所有的青少年。在性医学问卷调查中，抽样是至关重要的问题，而目前的性医学研究中存在的最大问题恰恰是抽样问题。如果抽样做得不好，其研究价值就极为有限。

典型的抽样通常分3个步骤进行：首先，确定研究总体、选择获得随机样本的方法、联系被抽中而加入该样本的所有人并请求他们参加。第二步骤即获得一个样本的抽样技术。目前，这些抽样技术已得到极好的发展。从理论上讲，在未来的性医学研究中抽样技术已不再是一个问题，并且这些公认的抽样方法完全可以提供给调查者使用。在实践中，研究人员有时不遵从抽样原则或不按正确的抽样方法去实践，从而使抽样完全流于形式，这是抽样调查中最常存在的问题，也是抽样调查失败的最主要原因。最后一个步骤出现的最棘手的问题，就是得到已确定加入该样本的人。如果这些人当中有任何人拒绝参加，那么这个完好的样本就遭到了破坏。通常在性医学研究中，可能有一些受试对象出于种种理由拒绝参加，这种情况被称作拒答或无应答。如果在一项研究中拒答者占的比例很高，则研究者主要研究的是志愿者，这也就是说这些人都是志愿加入该研究的人。因此，该研究随着志愿者的选择性加入也就产生了志愿者偏倚。即使在精心设计的著名的亨特性调查研究中，应答率也仅约为20%。在性医学研究中拒答是个最难以解决的问题，因为在伦理学上是不允许强迫人们参加研究的。如果拒绝参加的人在性行为方面与参加的人相当的话，志愿者偏倚就不会太大。但通常拒绝参加的人在某些方面似乎不同于同意参加的人，这就导致了一个有偏倚的样本。国外研究提供的证据表明，从倾向上看，参加性研究的志愿者比未参加的人在政治上更随便，并且更富有性经验。

大多数性医学研究者并不直接观察或者不可能直接观察研究对象的性行为，获取信息的途径主要根据应答者性经历的自我报告。问题在于：研究对象自己报告自己性行为的准确性如何？这是性医学研究者必须思索和考虑的问题，也是读者对性学报告和性医学研究报告所关心的问题。自我报告虽是获取性信息的重要途径，但我们必须认识到这种自我报告的方式在如下几方面完全可能出现误差。

在一项研究中，如果你是一位从事性学研究的访谈者，当一位九旬老人告诉你，他和他妻子每天做爱2次时，你应当相信他的话，还是怀疑他夸大了做爱次数呢？

在性医学研究中，应答者可能基于种种原因而做出歪曲事实的自我报告。有意歪曲可能有，2种倾向：①人们可能夸大他们的性行为（夸大倾向）；②人们可能有意缩小他们的性行为或隐瞒曾做过某些事情的事实（“隐瞒”倾向）。遗憾的是，我们确实无法知道大多数人们是倾向于夸大，还是倾向于隐瞒。

在性医学研究中，采用自我报告这种方法时，应答中出现的有意歪曲则是一个根本问题。为了减少应答中的有意歪曲，必须使研究对象深刻地认识到，这项研究主要用于科学目的，并不针对个人，因此自我报告提供的信息要尽可能的准确。同时，也必须使研究对象感到放心，他们的应答是完全匿名的，这一点也非常必要，以避免某些研究对象由于担心这些信息被无意泄露或者被图谋不轨之徒利用，不得不有意地隐瞒自己的同性恋史或婚外恋史。

即使所有的应答者都是诚实的，并且试图提供尽可能准确的信息，但是记忆误差和估计能力这两个因素仍可能引起自我报告的不准确。

在性医学调查中向研究对象询问一些问题，并要求应答者回忆许多年前他们的性行为是怎样的。例如，现有的有关儿童性行为的某些资料是来自金西的研究，但金西的研究是向成年人询问他们在儿童时期的性行为是何情况。这就可能涉及一名50岁的男性回忆其手淫是从什么年龄开始的，以及当他16岁时手淫的频率如何。不难想象，应答者要准确地回忆起这些既往的事实可能是相当困难的。在这种情况下，记忆误差是不可避免的，但应尽量设法减少它。一种可供选择减少记忆误差的办法是，询问人们目前的性行为。值得引起注意的是，试图直接从儿童得到有关性行为的资料可能引起严重的伦理学问题和在调查过程中遇到一些实际问题。

调查中所询问的一系列问题之一是，“就平均而言，你花在性交前爱抚的时间有多长”。如果让医师来回答这个问题，医师自己又能给出多么准确的一个答案呢？首先，估计性行为或性活动的时间是相当困难的，而且当人们全神贯注地参与一项纯属私人的、隐蔽的和极度兴奋的性行活动时就更加困难。这一点表明，在性学研究或性医学研究中人们要对被询问的事情做出估计，但往往对这些事情不可能估计得非常准确，这可能是自我报告资料不准确的另一个原因。

自我报告存在的最主要问题之一，是认为自我报告得到的信息有可能不准确。直接观察的优点是比自我报告得到的信息更准确。例如，马斯特斯和约翰逊所做的有关性反应的生理学研究工作。在直接观察中，不大可能受到有意歪曲和记忆力差的干扰。但直接观察法本身也存在一些问题，最主要问题是费用高、费时多，因而只能研究较小的受试者样本。进一步讲，与问卷调查相比，直接观察要想获得一个对总体来说随机的或有代表性的样本甚为困难，或者完全不可能。此外，许多研究对象宁愿严谨地填写和完成一项涉及他们性行为的问卷调查，而不情愿到一个实验室去，因为在那里他们的性行为将受到一名医师或科学家的观察或将他们所参与的性活动与一些记录装置连接在一起。因此，从情愿参与并做这样观察的志愿者小组获得的资料不可能对总体的其余部分做出概括。曾有一项研究结果表明，与非志愿者相比，一项男性性唤起实验室研究的志愿者的内疚感少、性怯懦感少，而且更富有性经验。

实验室内性行为的直接观察，例如马斯特斯和约翰逊所做的观察，还涉及另一个重要的问题，即在实验室内的性行为与独处在某人自己卧室内的性行为相同吗？例如，在实验室的性反应是否有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受到抑制呢？

性医学研究的结果也可能受到各种各样外来因素的影响。例如，人们向与自己同性别的访谈者报告自己的性感受要比向与自己不同性别的访谈者报告得要多。通常，应答者在与自己性别相同的访谈者交谈时思想更容易放得开。像访谈者的性别或年龄这样的外来因素，都可能影响性医学研究的结果。问卷调查同样也避免不了外来因素的干扰问题，因为在调查问题中像措辞这样简单的因素也可能影响研究结果。例如，如果调查问题这样提问，即“就平均而言，每月性交多少次？”由此，研究人员会得到一个性交频率估计值；但若将该问题设置为“就平均而言，每周性交多少次？”时，所得的估计值可能并不相同。因此，性医学研究者必须小心地控制这些外来因素，以便尽可能地减少这些因素对研究结果的影响。

在医学研究中，伦理学一直是个重要问题。近些年来，医师、科学家以及非专业人士都更加意识到进行性学或性医学研究过程中所涉及的伦理学问题更多和更复杂，因为在性调查中询问人们的性行为更可能使研究对象们感到他们的隐私受到了侵犯。由此可见，在性研究必须重视所涉及的伦理学问题。对此问题，大多数科学组织都非常重视，例如美国心理学会和美国社会学会制定的伦理学标准包括两项基本原则：即知情同意原则和避免伤害原则。

知情同意原则系指在受试对象参加研究之前，他们有权利被告知研究的目的以及要求他们做些什么，他们不必勉强参加或勉强继续参加某项研究。这是研究对象的基本权利，他们的意愿必须受到尊重。研究者不得强迫人们参加某项研究，并且科学家有责任设法使所有受试对象正确地理解什么是他们同意去做的。为做到真正的知情同意，由于儿童的年龄可能太小，在这种情况下通常应征得父母的同意。

知情同意原则是国外一些科学组织在20世纪70年代才正式采用的。因此，在此之前的某些性学研究中有可能存在违反这一原则的情况。就目前我国的性医学研究状况而言，仍有很多研究者忽视知情同意原则，即使觉得在研究中应遵照这一原则去做，而在实际实施时并非那么严肃认真，签署知情同意书也仅仅流于形式。出现这种情形的主要原因是研究人员仍忽视伦理原则，应通过努力尽早彻底改变这种情况。

调查者应当设法适量地减少对参加性学或性医学研究受试对象的生理压力和心理压力。例如，在一项性研究期间如果调查者不得不使受试对象引起情感的振动，那么这样做就应当具备某种充分的理由。通常询问人们的性行为可能在心理上对他们产生压力，也可能在某些方面伤害了他们。因此，性研究者必须小心地设法减少在研究步骤中所涉及的压力。为了确保受试对象在他们参加研究后不受累，匿名应答的原则是非常重要的。

考虑到性研究中可能涉及的风险，研究者首先就要回答从事这样的研究是否符合伦理学原则。在大学或政府部门资助性研究的行政官员，必须对每一项被建议的性研究就伦理学问题进行审查并做出评价。他们审评时典型地使用一种代价-效益分析方法，即一项研究应当尽可能地减少对受试对象的压力，但仍将保留某些压力，这些被保留的压力就是代价。而后，这一问题就变成了另一问题，即从该研究中得到的效益是否大于代价。如果他们做了代价-效益分析，并且认为该研究获取的效益是主要的。那么，这项研究就是无可非议的。否则，理由则被认为不充分和不正当。例如，马斯特斯和约翰逊在他们所从事的性反应的实验研究中曾仔细地考虑过这些问题，并且认为受试对象受益于他们所开展的研究，从先前受试对象收集到的资料确证了这种信息。因此，代价-效益分析表明他们的研究是符合伦理学原则的，尽管他们的受试对象会受到暂时性的压力。任何试图以牺牲受试对象权益和健康为代价、并无法获得良好社会效益和科学成果的研究都是不可取的，在严格的伦理学审查时也是通不过的。

从性医学研究的策略和保障试验结果的科学性和可靠性角度考虑，研究设计必须遵从以下原则：

缜密地考虑所提出或正在设计的性医学研究课题是否合理极其重要。在此无论如何过分地强调这一点一点都不过分。首先，应当对以往进行过的同类研究有较为全面和透彻地了解。研究所提出的问题是否是当前生殖健康或性健康领域所关注的重要问题；研究的立题有无新意或新的贡献；研究中所施加的处理是否可能导致严重后果。如果研究所要回答的问题或者所要验证的某些假设具有合理性，还需要进一步考虑研究执行和实施的可行性和可操作性。尽管研究项目的合理性与试验误差和偏倚的控制关系不大，但它是试验研究的首要前提，必须予以高度重视。

根据研究目的选择有代表性的样本非常重要和关键。它是以样本统计量推断总体参数的基础，获得有代表性的样本对研究结果的真实性和科学性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随机分配法是临床试验的重要方法之一，它能使每个受试对象具有同等的机会进入试验组和对照组。同时使两组中主要已知的和未知的因素，能被测量的和不能被测量的因素基本达到均衡相等。因此，随机化可以避免研究者和受试对象主观因素的干扰，以及试验措施以外的各种因素对研究结果的影响。随机化也可消除混杂因素。

重复性的含义有两层。其一，指样本含量大小，若观察的样本例数太少，则试验效应不能充分地得到显示，而且容易受到极端值的影响，使研究结果失去真实性。有足够的样本含量才易于取得较理想的研究结果。为此，必须在保证试验结果具有一定可靠性的前提下，研究所需较少的样本含量。通常足够的样本含量可以保证试验的重复性。其二，指重复试验，一般对于一个极重要和价值极高的试验才需要重复。但在生殖医学的新技术和新疗法的试验中，重复试验是必要的。一个高质量的试验研究应当具有可重复性。

性学研究方法的类型指研究性问题的路径和门道的不同分类。为了探讨性素质和性行为的客观性，性研究采用多种不同的研究方法。鉴于性研究是多学科研究的综合，其研究方法也是多学科研究方法的相互借鉴。因此，各性学专著中对性研究方法的分类并不完全统一，但大体的分类趋向是一致的。第一种分类方法是将性研究分作4类：临床研究、调查研究、实验研究和观察研究。这种分类方法可为一般的非性学专业的读者对性研究方法有个概貌性的了解。第二种分类的方法是将性研究方法分为：临床研究、调查研究、描述性观察研究、实验性观察研究、参与性观察研究、个案研究或案例研究。这种分类方法主要是从性学研究专业角度考虑，它可以更好地表达各种研究方法的属性和特点。综上所述，无论采用何种分类方法，性学研究和性医学研究在研究方法学上是相通的，不需要作明确的划分，目前的性医学研究类型多采用第二种分类方法。

临床研究指的是临床学家、精神病学家、心理学家对因心理问题或性功能失调而向他们寻求帮助的个人或一组人所进行的深入探究。这些人皆因一些特殊的性问题而接受访视和治疗，往往既作为患者接受治疗，又作为受试者参与研究。临床学家则试图去确定这些患者性失调的原因及如何对其进行治疗，并通过个体性功能紊乱的分析来推测健康将如何发展。

临床研究考虑问题的焦点常常被放到什么是偏高、不正常、不适当或不健康的性行为上，如易性症（“感觉”身体被置换了错误性别的个体）和性功能障碍（如性欲低下、早泄、阳痿或缺乏性高潮等）。在性学研究领域，国外最重要的临床研究者有马斯特斯和约翰逊，另一位治疗性功能紊乱的学者是海伦·卡普兰，这些临床学家所采用研究值得后人借鉴。

临床研究的主要局限在于它更加强调“不健康”或“病理”的性行为，这样的强调就使得临床研究主要依赖于什么是“不健康”的或“病理”的文化界定。然而事实表明，这些界定并非一成不变。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更迭以及社会的发展和进步，这些界定也在发生着变化。例如，在19世纪手淫被视为“病理”的，临床医师长期以来就想根治它。对于妇女，有时医师会以手术方法去掉阴蒂。更有甚者在女性性行为被更深入地了解之前，人们一直把男性性高潮过快的早泄看作是性功能障碍的表现。对于男性而言，持续地充分地长时间性交能使女性得到更多的快感，因而变得更为重要。

在临床研究的评价方面，尚且留有一些应当认真思考和需要回答的问题。其一，将一种情况定义为“健康”或者“不健康”的根据是什么？例如，什么是将同性恋和手淫作“健康”或“不健康”性行为分类的科学的、文化的或道德依据？其二，能否把获取和收集到的患者的行为信息进行推论而适用于其他个体？例如，当了解到男性想改换成女性的易性症在他们的孩童时代有扮女孩的趋向时，我们是否应当去劝阻？其三，怎么知道我们所研究的这些个人对这个人群有代表性？例如，我们所了解的有关强奸犯心理补偿的知识大多来自对狱中强奸犯的研究。但是，狱中的强奸犯能代表社会上所有的强奸犯吗？上述就临床研究局限性所提出的问题，无论在方法论方面还是在认识论方面都极富挑战性。

临床研究和临床实践之间有联系，但两者又存在很大的区别。临床研究包括经过严格设计的一系列活动，即验证假说、得出结论和归纳出对他人有用的普适化知识。而临床实际是对特定的罹患性疾病的个人进行诊断和治疗，以改善其健康状况的临床活动。由于涉及性的疾患很敏感，患者常羞于启口而放弃看病，就医者人数寥寥，还给临床研究带来了不确定性。而到各级医疗机构就医的患者，其罹患某特定性疾病的患者其患病的严重程度也不相同，这给临床研究也带来一定的难度。因此，医疗机构应加强学科建设，增强科研意识，促进性医学的临床研究，以改善我国居民的性健康状况。

性学研究的调查方法与两种方式，一种是结构式问卷调查，另一种是个人深入访谈调查。这两种调查方法在性质上和组织实施的特点上是大不相同的。结构式问卷调查在性质上属定量研究，或曰量的研究；个人深入访谈调查在性质上属定性研究，或曰质的研究，这两种方法是各自独立的，使用哪一种方法均可单独地开展和完成科研项目，重要的要与总的研究目的具体的研究目标紧密地相关联，调查方法选用一定要正确、合理和恰当。这两种调查方法也可以相互配合使用，以提升研究的质量。例如，在结构式问卷调查设计阶段可通过应用个人深入访谈技术在合适的人群中选择若干个体做一对一访谈，深入地获取人们对问卷初稿的意见和建议方面的信息，以有助于调查问卷的编制和完善。有时在某一重要的科研项目中，结构式问卷调查和个人深入访谈调查两种方法会同时使用。这是由于即使在通过概率抽样取得的有代表性的样本中进行结构式问卷调查，最终数据分析的结果也只能是对发生在样本人群中某一性心理活动或某一性事件发生频度的描述，而得不到对数据统计结果的合理解释，或者解释的勉强或肤浅。若要把研究进一步引向深入就要辅以个人深入访谈调查，在问卷调查的样本人群中选择少量和个体进行一对一的个人深入访谈，通过访谈获取更深入的信息和探究更深层的原因。两种调查方法的联合使用可以相得益彰，以增强研究的质量和提高研究的学术水平。往往两种方法结合的研究可能会得到更加全面和更加正确的结果。

这种调查的方法是采用结构式问卷或调查表通过高度标准化和规格化的方式，由经过严格培训的调查员与被调查对象一对一的询问和应答。问卷是结构式的，它已预先明确地规定了询问问题的提问顺序、问题的措辞以及记录答案的方法，要根据答者的确定圈划或标记出其本人的答案。这种高度标准化规格化的问卷调查试的总的目的就是要保证子样本人群在调查时的统一性和一致性，以便从每位应答者那里直接获得真实、可靠的数据，这就意味着结构式问卷调查在向每位应答者询问问题时要不折不扣地按同样的方式进行。在此强调这一点就是要保障调查数据的质量。因为高质量调查数据的收集是获得高质量研究成果的基础。

在性学或性医学研究中，问卷调查通常是在一个通过随机抽样方法在目标人群中获得一个规模较小的、具有有代表性的样本人群中客观地收集研究所关注的性信息，并由该样本人群中得出的结论对大的总体人群作推论。在此强调这一点十分重要和关键，因为只有采用严格、科学、合理的抽样框架和抽样技术获得的随机样本，并从该样本人群开展性医学的问卷调查才有科学价值。

问卷调查是按照研究目的有组织、有计划地从随机抽样的样本人群中收集调查对象有关性观念、性行为和性事件等有关数据的一种科学研究方法。为了更好地控制调查中出现的各种偏倚和误差，获得真实、准确、可靠的数据，在筹划和开展一项性医学调查之前都要进行严密的设计，调查设计的优劣是一项性医学调查成败的基础。调查设计应包括研究背景和研究目的、调查范围和调查对象、抽样框架和抽样方法、样本规模和样本含量、观察指标和调查内容、数据整理和统计处理、分析提纲和预期结果，以及问卷调查的组织实施和项目管理等，对调查中的伦理学问题也应给予足够的重视。调查设计一定要形成项目文本，该文本要经过反复修改和讨论再能确定，文中的术语和概念都要用文字界定清楚，才不会造成误解和形成歧见，这对于调查取得成功十分关键。

性医学调查的终极目标就是求真，关键点就是要在调查工作所涉及的各个阶段避免偏倚和减少误差，做得好则调查结果接近真实，否则调查结果会失真，以致严重影响调查质量。因此，对调查全过程各阶段的重要内容分述如下：

首要的问题就是要明确调查目的，也就是问卷调查要解决什么问题，最终要达到什么目标。整个的调查设计就是紧紧地围绕调查目的展开的，故调查目的一是要非常明确，二是调查的问题要集中。通常一次专题性医学调查只解决一、两个重点的性问题，切不可调查目标太多，甚至试图包罗万象。这样的性调查是不切实际的，也不能达到预期的研究目的。

性医学问卷调查是在一定时间、一定地点和一定人群范围内进行的，调查对象是根据调查目的确定的。例如，某地青少年性观念和性行为的抽样调查，谁是调查对象一定要界定的非常明确具体，如规定这些调查对象是未婚且包括男、女两性青少年，其年龄范围界定的也要十分清楚，即青少年的年龄范围是按照世界卫生组织规定的，还是我国有关部门确定的，调查项目组依照实际情况自行确定的。调查对象的定义在项目文本中阐述的非常清楚、准确，使之不能有第二种解释。同时，也要考虑到此定义与既往研究文献的比较。若按照此次调查确定的严格青少年定义，则调查地区的所有符合定义的全部青少年就是调查总体，然后通过随机抽样获得可靠的调查样本。

随机抽样方法中，有简单随机抽样、系统抽样、分层抽样、整群抽样等4种抽样方法，但在大规模人群随机抽样时则是这些抽样方法的恰当组合，如二阶抽样、三阶抽样或几率与规模成比例抽样方法（PPS）等。对多阶段抽样的选择，可参阅抽样方法专著或请教抽样专家。做好抽样才能得到有代表性的样本，如果在抽样方面做得不合理、不科学，自认为“随机样本”的调查数据去推论总体是枉然的。在一定意义上讲，高质量的抽样是问卷调查的基石。

观测指标选用不当或其定义模糊，均会对调查结果产生极大的影响。通常观测指标可分作两大类，一类是主观指标，另一类是客观指标。如青少年的性观念的指标就是主观指标，在问卷中要讲各种性观念加以举例，而在项目文本中对各性观念加以文字界定，以指导调查，避免概念上的混淆。对性行为指标的调查则是客观指标，如与异性接触的亲密程度、有无发生性交、性交次数、性交频率、有无造成女方妊娠、有无导致女方流产、有无避孕等都是客观指标。对性调查而言，主观指标是指调查对象的认识和判断，客观指标是调查对象已发生性事件的客观事实，故而更可靠。对任何一项性学调查来说，应当在性学调查设计阶段就选定好观察指标，同时也要与调查项目采用的统计指标联系起来一并考虑。

在性医学的研究设计阶段，最为重要和最为关键的工作是拟定调查项目和编制调查问卷。调查项目即调查内容和设置主要依据调查目的而定，研究设计者就是紧紧地围绕研究目的这一中心设置调查项目。调查项目或设计的调查问题表述要明确、用语要贴切并易于调查人群的理解。调查问题设置的数量要适当和合理，必要的调查项目在设计时一项也不能遗漏，不必要的项目一项也不能有。要使得调查项目的设计紧凑、严密和科学，同时也要注意和考虑到调查项目之间的内在联系和逻辑关系。为保证填写调查问卷的质量，研究设计者一定要编写由文字确定的详细的填表说明供调查员备查。

在正式的现场调查之前，一定要对调查员进行培训，其目的是为了保证调查质量和资料收集的正确和完整，并尽力减少调查环节中出现的差错。因此，必须对调查员进行严格的现场调查知识和调查技巧的培训。大量的调查实践经验证明，调查前调查员培训的质量是调查项目能否取得成功的关键步骤之一。性医学研究的项目负责人万万不可忽视调查员的正规培训，更不可对调查员完全不培训，否则将导致无法挽回的损失。调查员培训的任务：其一，使调查员充分地了解该调查研究的目的和意义，以及调查问卷各个调查项目的内容和确切含义，充分理解填表说明和正确掌握填表方法。其二，要培训调查技巧，首先要求调查员仪表庄重和态度诚恳。由于性医学调查问题敏感，因此应培训足够数量的男、女调查员，以备调查员在实际现场调查时对同一性别的被调查对象进行调查。要培训调查员从关心和爱护应答对象的性健康出发，除按规定进行的调查外，也要乐于回答被调查对象所提出的各种与性有关的问题以取得信任。因此，参与性医学调查的调查员应掌握一定的性知识。在培训时一定严格要求调查员遵照统一规定的填表要求填表，不得按个人理解自行处置。其三，正确掌握记录调查结果的方法。因此，要培训调查员应完全尊重调查对象的应答和陈述，禁止诱导性地引导调查对象应答问题，并不带任何偏见地对调查结果如实加以记录。其四，调查指导员也要和调查员一样接受培训。所谓调查指导员就是由项目研究小组的成员担当的，他们将同调查员一同参与现场调查，将指导调查员按统一要求进行调查并控制调查质量及解答调查员在实际调查中遇到的问题。

在正式的现场调查之前，一定要进行试点调查。对于大规模的性医学研究，这是必需的和不可或缺的。试点调查是在正式调查前完全按照正式现场调查的步骤和程序开展的小规模的预备性研究，其目的是用以判定该性学调查方案的科学性和可行性，现场调查组织工作的恰当性。同时，也可用以合适研究经费的预算及估计课题研究所需的恰当性。试点调查也是对调查员进行理论培训后的一次现场实践，使调查员更好地掌握现场调查的技能。同时，通过试点调查可以发现研究方案、调查问卷和调查表说明中存在的问题，以便修改、补充和完善。要把试点调查视为正式调查的预演，因此无论在调查的宣教上和组织上，还是在调查的步骤和方法上，以及填表要求和数据资料的现场核实方面都要按照正式调查的模式和程序来进行。通过试点调查取得经验以使正式调查时采集的资料更可靠，质量更高。在试点调查和正式调查之间要留有充裕的时间，以便对现场调查工作的方方面面进行必要的调整。在时间安排上让调查员完成再次培训，以及充分做好正式调查前的各项准备工作。在此强调的是，试点调查的地点是在正式调查的现场地点之外开展的，不要地点重叠，而且试点调查取得的数据不能并入到正式调查收集到数据中去使用。

在性医学的试点调查阶段，也要重点考察调查的环境是否安静、保密和不受外界因素的干扰，这一点对性医学调查至关重要，以提示正式调查时重视这一问题，并安排好个调查点的调查地点。

问卷调查的核心步骤就是正式现场调查，此阶段收集资料质量的优劣成为研究项目成败之关键。因此，研究项目组要下大力气搞好现场调查，主要抓住如下几点：其一，要做好现场调查的组织工作，这需要当地有关行政部门的支持和配合，安排好调查地点组织合格调查对象到调查点按时接受问卷调查。其二，现场调查所需的材料及有关物资要备齐，全体调查人员、调查指导员和相关工作人员要各就各位。其三，调查员要安全按照统一规定的要求去做，不能走样，对已经最终确定的调查问卷中的调查项目和填表说明不得做任意的更动。其四，现场调查获取可靠数据的关键就是要控制好调查质量，尽可能地减少填表的差错。调查员在完成一份问卷的应答后要请被调查者稍待片刻，以便从头至尾阅读核查所填写的问卷，如发现误填、错填和出现逻辑错误时，要在调查现场立即订正。这项工作也可由问卷调查的检查人员或调查指导员协助完成。采用这一步骤的目的就是为了保证调查数据正确、准确和完整。其五，在调查中如遇到事先无法预料的特殊问题，应详细记录并及时汇报项目研究小组或项目负责人，请他们统一处理并尽快予以解决，对统一的看法和认识应给水通知各调查点认真执行。调查员不得随心所欲的自行处置。其六，性医学调查项目负责人和项目组主要成员一定在身在现场并亲自参加现场调查实践，要分配人力到各个调查点巡视，以便随时了解调查的质量、调查的进度和解决调查中存在的问题。其七，正式现场调查期间，调查员应每日要书写统一制定的调查工作日志，记载应调人数、实调人数、未调查到的人数和原因，以及调查中遇到的特殊问题和处理情况。各调查点要及时汇总并报给项目负责人。其八，各调查点要对已完成的调查问卷进行清点，妥善保管并防止丢失。以便为调查资料的整理、数据录入和分析做好准备。

调查资料必须整理，在资料录入计算机之前，应当组织研究人员对已完成的调查问卷逐表审查。如发现可订正的错误应查阅已完成的调查问卷后加以修正，对完全无法修正的调查问卷应作废表处理。应当注意误差也可能来自录入，因此通常采用两遍录入，若出现两遍录入的数码代码不一致时，应查阅已完成的原始调查问卷核对并订正。在进入统计分析之前，一定使录入的数据正确和“清洁”。

处理数据过程中也可能发现数据的差错，研究人员应认真阅读计算机读出的各调查项目的频数分布和各调查项目的交叉表。若出现异常分布的数据以及各调查分项与总计不一致的情况，应检查是否由数据未“净化”所致。因此，要编制简单的程序对已录入的数据进行范围检查、一致性检查和逻辑检查，要保证进行分析的数据“清洁”，使最终统计分析结果的正确。

研究报告的撰写首先注重的是文章的科学性。在论文引言中，应扼要地表述研究背景、研究目的和概念框架。在研究方法学方面，应说明研究设计、抽样观察和抽样方法资料收集和数据质量，以及统计分析策略。在这些方面写得真实、具体，将体现研究的科学价值并取信于读者。撰写研究报告的重要原则就是实事求是，不能文过饰非。对于性医学研究领域的科研人员，一定本着对社会负责和对本人负责的精神，真正地做到认真求实。

鉴于结构式问卷调查在结构上属于定量研究，也就是科研成果是合于数据说话的。目前，在已公开发表的性医学研究论文中数据处理多采用单变量分析，这种分析看起来相对简单和直观，但事实上某一变量和其他都有关系，如年龄这一变量与受教育程度、职业、家庭年均收入等有关系。当以年龄这一变量与某性事件进行单因素分析时，其他诸多因素作为混杂因素（confounding factor）也存在其中。若性医学研究人员对混杂变量的存在缺乏认识或视而不见，仅凭某因素与某性事件的单因素分析就得出来结论，可能会缺乏说服力。因此，建议在性医学问卷调查的数据分析中要引入多变量分析，其中logistic回归分析就是一种。利用这一数学模型可以很方便地控制混杂因素的影响，得到校正后使统计分析结果更为客观，故单因素分析和多因素分析相结合则更恰当和合理，这也有助于提高论文的学术质量。

在调查方法的引言中曾简要谈到，个人深入访谈方法属于定性研究，它为获取人们想法和感受的深层反应提供了一种专门的调查技术。在性学和性医学研究中，这一技术可以使得研究项目的管理者通过组织项目组成员开展个人深入访谈调查，能够获得对目标人群的态度、信仰、动机、行为方面的透彻认识。由于性学和性医学研究多层高度敏感的主题内容，在这种特定的情况就非常适合采用个人深入访谈技术，这种访谈方法可使从事研究的访谈主持人通过探究性和开放性问题的交流，从而了解到与访谈对象的决定和行动有关的一连串行为，以及在个人水平上再清楚隐藏在言辞反应背后的动机和原因。因此，个人深入访谈研究是为了回答“为什么”，而结构式问卷调查则侧重于回答“多少”或“多么经常”。显而易见，访谈研究是解释性的，而问卷调查是描述性的。

个人深入访谈问卷调查的优越之处在于，它能深入地了解行为发生的背景和影响行为的较为广泛的决定因素。其他的优点有：其一，访谈中最重要的话题和交流主题是由访谈应答者确定的；其二，访谈获取的信息更加深入和更为详细；其三，在个人深入访谈中有更多的机会分享和了解应答对象的观点，以及这些应答者在更加广泛问题上的信念、经历和语汇；其四，在访谈中或有可能得到意想不到的发现。从一定意义上讲，上述诸点是高度结构式问卷调查方法做不到的。阐述这一段文字只是从研究方法学的角度做出的比较，阐明了个人深入访谈的特性。事实上，结构式问卷调查可以从目标人群中获得人们性行为和性事件的频率，以及其在不同时间、不同地域和不同亚人群中的分布，这样的研究可以使用量化的观测指标。结构式问卷调查这一特性也是个人深入访谈调查所不能企及的。由此可见，个人深入访谈和结构式问卷调查方法各具长处，真正好的性医学调查会同等地看待这两种方法并应用之。

个人深入访谈采用一种对话的方式，但不是访谈者和访谈对象之间一问一答的形式。这种访谈方法可以是很开放地引导与访谈对象进行交流，针对交流的即时情况发问。当然访谈者事先要根据研究目的拟订和准备了许多要调查的话题，但并不列出具体精细的问题。有时访谈者只是列出具有提示性的词语和主题词即可，可以将此视为“访谈提纲”，但提纲不是凝固不变的，而是在访谈过程中会不断发展，从而展现访谈调查的灵活性。从表面上看，访谈本身采取的是单向性对话形式，访谈者应鼓励访谈对象自由交谈，并把交谈引向深入，或不时地将谈论引向新的话题。通常访谈话题的先后顺序无关紧要，但要关注到所有感兴趣的话题。在访谈开始时，谈论一些不太敏感而访谈对象感兴趣的话题，这种访谈策略有助访谈者与访谈对象之间适应一种相互信任的友善关系，而这种和谐的关系是访谈取得成功的关键之一。

由于在性学研究中所涉及的性问题都相当敏感，因此个人访谈可在主要“知情者”和“个案当事者”中进行。主要知情者系指当地熟悉感兴趣研究话题和熟知当地文化信仰的人。研究人员应当与这些主要知情人建立格外良好的关系，因为他们能够提供感兴趣研究话题有关的广泛信息。与此不同的是，在个案调查中，往往需要鼓励访谈对象报告他们自身的行为。访谈者会让访谈对象一步一步地围绕某性事件或某性行为叙述其前后过程，及其想法、选择和决定的深层原因。

访谈研究并非易事，若涉性的访谈话题十分复杂和敏感，访谈者最明智的做法是与同一访谈对象进行互变访谈，对其给予极大的信任并与其发展友善的关系。这样做的目的是尽可能多地引出访谈对象的讲述，重点在于获取某性行为或性事件的发生背景和情境。由于反复接触访谈对象，访谈者就具有充分的机会去探索出的原因的解释。

鉴于对每一个访谈对象的深入访谈都会产生大量的信息，而且记录和分析信息的方法又非常耗时。因此，样本规模通常较小，典型的访谈对象的人数在数十人之间。

个人深入访谈调查对访谈对象的选择方法不是按随机抽样获得的，而是采用一种非概率抽样方法，通常称作滚雪球抽样（snow ball sampling）。近若干年，该抽样方法的应用日益增多。顾名思义，这种抽样方法就像滚雪球一样，开始时样本很小，然后在访谈调查的进程中越“滚”越大。具体做法是分阶段进行的：第一步，在调查当地先确定几个熟悉感兴趣话题的知情者和个案当事者进行访谈，再依靠这些访谈对象作为信息提供者去确定其他的适合的访谈对象；第二步，再访谈这些合格对象，并通过他们的引导去找到第三步中符合条件的访谈对象，“抽样”就这样如此类推下去，直至达到个人访谈所需样本规模为止，这种抽样方法的优点是简单和便捷，而且可以随时找到和利用的一些现成的访谈应答者，也许其中还包括了未曾料到的应答者。如果项目研究者的关注点除样本之外并不试图和打算把访谈发现和研究结果外延的话，一个非几率样本也就可以了，也是能够被人们所接受的。

个人深入访谈时，除访谈者主持访谈之外，尚配置一名经过严格培训的专职记录员协助收集资料。访谈者应熟知访谈内容和熟练地掌握访谈技巧，而且随和待人让访谈对象感到信任，彼此之间很快地能够沟通和交流。访谈者能全面驾驭访谈，并把访谈引向深入，这是资料收集取得成功的关键。记录员工作职责有二：一是做好笔录，二是使用录音机对访谈全过程进行录音。记录员的首要任务就是要做好笔录。记录的要诀是要记录重要信息，而非每一字句，尽量使用缩写词来加快笔录的速度，尤其要重点记录下访谈对象陈述的好的词语。除文字记录外，也应记录下访谈过程中的非语言交流的表达形式和含义。访谈者在访谈开始时应向访谈对象介绍记录员，同时要就访谈中使用录音笔一事征得访谈对象的同意，要告诉访谈对象使用录音机是为了更完整地记录访谈内容，同时向其郑重承诺对录音带的使用是严格保密的，录音资料只有研究人员才能接触，平时存放在保密室内；承诺访谈内容绝对不会外泄，而且保证在资料分析完成和研究工作结果后录音带会科研伦理委员会的监督下销毁，让访谈对象知情、理解和同意。在此强调一点的是，访谈者与记录员之间必须协调一致，互相沟通。更需要协作工作及相互提示，以保障访谈工作顺利完成。访谈者在访谈中在注意倾听的同时，也要重点做好笔录。

每次访谈结束后，访谈者和记录员要及时就此次访谈情况进行交流，并就访谈做出小结。之后要向研究小组负责人汇报访谈情况及听取反馈意见。录音带上要明确记载访谈的时间、地点、人物，并及时归档及请求组织人力对其进行文字转录，以备分析之用。对访谈资料要建立档案，按访谈对象分一人一档。档案袋内主要包括：访谈对象登记表、访谈录音磁带、录音文字转录资料、访谈结束后的评估与小结等。档案袋外封上标明访谈对象类型、访谈对象姓名、访谈时间和地点、访谈者和记录员姓名。档案袋要先按访谈对象分开，再分别编号，以利于查找。切实做好资料管理，才能为分析和总结打下基础。

个人访谈资料的分析是纯手工操作的，既费神又要细致。当访谈全部结束，应组织研究力量按照访谈对象类型将档案分开，并逐一阅读每个访谈对象的访谈录音文字转录资料，应逐行逐段找到访谈对象所持态度和态度的种种陈述。研究团队应根据研究目的和访谈提纲的要点，拟定个人访谈的访谈观点，归类提纲，并编制一览表式的个人访谈观点归类表。如此列出各类访谈对象的观点，以及谁持有这一观点者。需注意，各类访谈对象的“访谈观点归类提纲”是不完全相同的，在使用“观点记录表”时要标明访谈对象的类型。访谈资料全部处理完成之后，研究者就掌握了全面的访谈结果。如遇到需要核对的问题，则可重听录音带或参考访谈现场的笔录。

访谈结束后，加工访谈获取的信息并及时写出高质量的研究报告是非常重要的，它可把访谈中的主要表现展示出来，从而产生社会影响和取得社会效益，并有助于社会性健康的改善。因此，访谈研究报告应该是访谈所获得的资料经过去粗取精过程得到的精华，犹如用粮食酿造醇醇的美酒一样，它不是访谈资料流水账似的总结，也不是访谈记录的堆砌的综合，而应当是对访谈信息有逻辑性地组织和对深层原因的清晰透彻地解释。研究报告一定要精彩，而且必须具有可读性。

访谈研究报告的结构与格式主要包括报告摘要、研究背景、研究目的、研究方法、研究发现、研究结论和政策建议等部分，有必要时可增加附录部分。研究报告的撰写要做到文字通达语句精炼，重点在研究发现、研究结论和政策建议部分，这几部分是研究报告的精髓，也是研究报告质量最关键的部分。研究报告一定要经得起访谈资料的证实。

撰写访谈报告时要注意的关键点是：其一，报告撰稿者要对所做的研究要有全局性的考虑，学术认识要高。在写作过程中，始终要把研究目的牢记于心中，这样才能重点突出，不会走题。其二，撰稿时要自始至终把注意力放在重要的观点上，切不可不分主次。访谈对象观点的重要与否并不完全取决于持此观点的人数多寡，观点的重要性取决于其价值，有时“真理”就为少数人所持有。研究报告中若恰当地引用访谈对象的真话将为文章增色。其三，要提炼出访谈资料中有价值的“规律”，找出“规律”背后的深层原因，解释一定要合理。如果没有合理的理由，就不要勉强地去作解释。作解释要灵活，要留有余地。其四，推断要在认真调查的基础上，要依据访谈资料作推断。当然推断也取决于研究者及撰稿人的认识水平及专业水准。

撰写访谈研究报告时，切记不要违背的原则是：其一，切记不要将研究报告写得太琐碎、太死板，缺乏重点而且可读性差；其二，切记不要把曾定性研究的访谈资料做量化处理和进行统计分析；其三，访谈对象是通过非几率抽样获得，故它对一般人群不具有代表性，因而切记不要把访谈资料的研究结论普遍化和试图外延推而广之；其四，切记不要对不清楚的内容作推断。

撰写研究报告，什么样的词语最好：应当用中性的词语进行客观的描述，如撰写者采用“绝大部分人认为……”“某些人认为……”“有人认为……”，以及“基于上述原因，笔者建议……”等，这样表述会让人读者感到研究者的诚实和客观。

研究人员应当重视研究报告的发表和研究结果的传播：其一，高质量的性学和性医学的访读报告最好能在科技期刊上发表，有助于研究成果的传播，切不可论文一发表就一了了之，将其束之高阁。其二，应当充分认识到，向生殖保健部门的政策制定者和管理者散发研究结果是研究努力最重要的部分，要为他们编写简明、清晰、易于理解的小册子，内容主要包括访谈研究的重要发现和可行性的政策建议。若能够与政策制定者和管理者交流和沟通，将有助于研究结果取得更好的社会效益。其三，要向资助机构提供内容和信息更加翔实的最终报告。报告也应涉及研究结果的传播，及取得的社会影响和社会效益的内容。其四，最终报告完成之后应召开一次研讨会，邀请主管部门的决策者和管理者、生殖保健部门和生殖医学研究部门的专业人员，以及性社会学工作者和性心理学工作者等共同听取研究成果并看重于政策的讨论。其五，也应考察其他的传播方式，包括大众传媒、互联网等都是有益的手段。

人类性行为的实验室研究分为两类，即描述性观察研究和实验性观察研究。这两种研究方法的主要区别在于：描述性观察研究是指在男性或女性从事性行为如手淫或性交时，研究者按客观的方式根据生物学和心理学参数，简单地记录所观察到的内容；而在实验性观察研究中，研究者操纵或改变某些变量，并记录受试者对这些变量的生物学和心理学反应。

上述这段文字就是要告诉读者：人类性行为的“描述性观察研究”是在实验室内开展的。但就研究的本质而言，它是属于“非实验性观察”的。而“实验性观察研究”从研究的本质上讲，是属于真正的“实验性观察”。前段文字已经阐明了“描述性观察研究”和“实验性观察研究”二者在研究方法上的主要区别，详见下一节“实验性观察研究”中的阐述。万不可将两种研究方法混为一谈，引起两种研究方法概念上的混乱。

描述性观察研究的方法要求研究人员对人们的行为进行仔细地观察和系统地记录。观察者希望不要由于自己的在场影响人们的行为，因为性行为显著不同于人类的其他行为，所以如果未得到受试者的知情同意而对他们性行为进行观察则涉及严肃的伦理学问题。有时即使征得了他们的知情和同意，但这样的观察也可能被人们误认为是窥淫症，而且很容易被牵连而受到刑事诉讼。研究者不可能像他们在社交聚会、舞会和酒吧内观察调情行为那样去观察性行为，这样的观察通常是在实验室内进行的。实验室条件显然不是一般的自然环境，而且面试者也会意识到他们的行为是置于被观察之下的。实验室隔音是非常必要的，它可以防止医师和护士偷听。在这样的研究中，志愿者偏倚可能是个非常关键的问题。通过与志愿者的广泛访谈有助于消除偏倚，也应允许受试者在实验室内实习一段时间，以便使他们熟悉这一环境。描述性观察研究方法最著名的例子是马斯特斯和约翰逊于1966年完成的工作。该研究的受试人群有382名妇女，年龄在18～78岁区间，子女数在0～5人范围。在这些妇女中总共观察了7500次性反应周期。另有313名男性（21～89岁）参加者共经历了2500次性高潮（射精）。在这项研究中，男性和女性受试者包括276对夫妇、106名单身男性和36名单身女性。凡单身受试者，通常不涉及性交部分的研究。参加受试观察的所有志愿者通过性交或手淫都达到了性高潮。性交采用女性仰卧位、女上位和女性背躺膝胸位。当男性或女性手淫（手或机械操作）或当女性使用人工交媾装置时进行观察。所使用的人工阴茎是透明塑料的，配有照明和棱镜，从而便于观察和记录性兴奋时阴道内的变化。观察受试者的房间是无菌的，室内置有床和用于监测受试者性兴奋时发生变化的大量装置。在这项研究中，受试者的性生活处于光亮下，女性阴道内连接无数的记录装置，并受到医学研究人员的密切观察。可以说，不是所有的人在这样的环境下都能够或可以进行性交和手淫的。因此，许多研究者都认为，这些志愿者不能代表美国男性和女性的一般人群。马斯特斯和约翰逊也完全同意这一观点，并阐述道：“实验室研究的受试者和临床研究的受试者并不能代表一般人群。”他们指出，从这些受试者中引出的和他们所发表的专著中，报道的性行为资料也支持了这一明确的结论。

在性研究中，实验研究是一种有用的探索性行为的方法，但很可能也是使用频率最低的一种研究方法。实验研究需要对受试对象提供各种形式的，通常为视觉或听觉的刺激，并在实验条件被控制的情况下测量某种反应。研究人员可通过自变量和应变量来控制实验。实验者可控制和改变自变量；应变量则依赖于自变量的变化而变化。如描写不同性活动情景的杂志就是自变量；受试个体对这些印有不同性情景内容杂志的反应就是应变量。实验者通过对自变量的控制，以确定各种图像画面性刺激的影响或作用。在非实验性研究中，研究者则不做这种控制。因此，在研究中研究者是否通过对自变量加以控制来观察受试的性反应，是区分实验性研究和非实验性研究的关键点，此点请读者特别注意。通常实验性观察研究是通过阴茎体积描记计或者应变计来测量性生理和性生理反应，将其传感器环绕在阴茎上，实验者测量伴随着性唤起时阴茎周径、长度和硬度的变化。使用这类装置测量性唤起的局限性在于实验者测量的只是生殖器的反应，而总的性反应还包括心跳加快、肌肉紧张和脑电波类型变化等。一项好的实验是难以设计的，因此必须使得实验条件类似于真实的生活环境。对于实验研究来说，有两点是非常重要的：①实验复制实际性生活的复杂性和环境的程度；②用于测量性反应的装置是否影响受试者的性反应。例如，国外一项与1984年完成的实验性观察研究就是应用这一技术重复测试暴露于性刺激下的男性性唤起。参加该研究的受试者包括24名18～52岁的男性，其中位数年龄为26岁。参加这项研究的受试者是从澳大利亚大学生人群中“征募”来的。所有这些男性受试者均为异性恋者，并且每周平均有4次伴有性高潮的性活动。受试的这些男性暴露于各种类型的色情材料，包括电影、幻灯片、录音和文字材料。这些男性受试对象在24小时或更长一些时间分别暴露于性刺激5～45分钟。研究人员通过询问受试者在观察期间的兴奋性如何，并对该观察期末的性唤起进行客观的测量。研究者还询问受试者从第一个观察期开始前和第15个观察期末监测暴露于性刺激的影响或实验室之外的性活动。研究结果表明，心理性唤起（阴茎勃起）和客观性唤起两个方面：①在观察期间，性唤起均增加；②经过第5个观察期，保持高度性唤起（即重复地暴露于性刺激下，性唤起不减弱）。此外，参加本研究并未改变这些受试者试验室外的性行为（频度和类型）。在这项研究中，重复暴露于色情材料的频度（自变量）并不影响观察期间内和观察期之间性兴奋这两个应变量，也不影响实验室外性活动这个应变量。

参与性观察研究是为了避免志愿者偏倚的社会学研究方法之一。这种研究的关键点是研究者个人加入到被研究对象的群体中并扮演成其中一员，参与到所要研究的行为中去从头至尾地进行观察，以对研究对象进行深入的全面的观察。例如，研究者可以通过扮成一名主顾去研究妓女，但这样的参与观察也可能引出来一些潜在的偏倚问题。第一，观察者的参与将如何影响正在被观察的研究对象的性行为？当一名研究人员试图获取信息时，妓女是否对他的反应不同？第二，当观察者参与时，这对受试者的客观性有何影响？例如，研究人员涉及换偶活动中去，他们是否可能更加赞许地报告换偶活动？第三，关于研究者所从事的知情同意观察，他们的伦理学责任是什么？严格地讲，如果事先未征得所研究的被观察人群的同意，大多数专业组织是禁止从事参与观察的。

在性研究中，最著名的也是最有争议的一项有关参与性观察研究工作是由汉弗莱斯（Humphreys）于1970年完成的。该研究是在公厕里研究男同性恋者的活动。他充当“望风人”，以便当有闯入者或警察进入时发出警告。他还记录下这些男性的汽车牌照号，然后跟踪这些汽车，更晚些时候他会到家中去拜访这些男性。他告诉这些男性，他正在做一项一般性的调查研究，该研究涉及一些有关性活动和性态度方面的问题。照这样做，汉弗莱斯（Humphreys）便可以从这些已经相识的男同性恋者那里得到有关性问题的各种不同答案。该研究的做法引起很大的争议，主要是他违反了当今科学家们所必须遵守的许多伦理学条款和规则，他未承诺受试者知情同意的原则。当他到这些被观察者家中访谈时欺骗了他们，并在许多方面侵犯了这些被观察者的隐私。参与性观察研究的另一个例子是巴特尔于1977年所做的一项有关换偶活动的研究。换偶活动是西方社会出现的一种道德沉沦的性活动，由于道德观和价值观的不同，西方社会还将这种不堪入耳和不近社会伦理的活动美其名曰时髦娱乐。换偶活动，换而言之就是已婚夫妇间交换配偶的性乱活动。为了开展该项目研究，巴特尔和他的妻子加入到了一个换偶小组中，并说明了自己是研究人员，希望对换偶活动有更多的了解。他和他的妻子参加了换偶者的聚会和大规模的集体性活动。他们观察了这些性事件，并根据他们经历和观察发表了有关换偶行为的研究报道。

社会生活中有些问题涉及私人秘密，在一般的情况下，这些问题不愿被公开披露而称作隐私，并成为敏感问题。不同国家和不同民族对同一问题的敏感程度可能截然不同。例如，在中国已婚妇女实施人工流产不算敏感问题，但在某些将人流视为非法的国家里就是一个非常敏感的问题。对少女的婚前性行为，在西方社会就不是敏感问题，而在中国则是极为敏感的问题。在进行性医学的专题调查时，常会遇见一些敏感问题，对这类问题倘若采用直接询问的方式就会遭到拒绝或对真实情况有意隐瞒，从而导致调查质量降低无法达到预期的研究目的。为此，从20世纪60年代起逐渐完善了一套针对敏感问题的调查技术，被称作随机应答技术（randomized response techique），简称RRT。这种调查技术是巧妙地运用一个随机化装置，应答者回答问题属于什么情况调查员无法知道，从而消除了应答者的心理顾忌，有助于对问题做出真实的回答。最后，研究人员通过统计几率计算来估计出具有敏感问题特征的人所占的比例。

随机应答技术是1965年美国社会学家沃纳（S.L.Warner）提出来的，该模型后被称为两个相关问题的模型，其原理和步骤简述如下：

首先，根据调查目的就某一敏感问题提出两个相关联的陈述句，但该两句话的内容是截然相反的。例如，欲调查未婚妇女人工流产问题，则可提出如下陈述句。

（1）我做过人工流产（属于A组）。

（2）我没有做过人工流产（不属于A组）。

在调查时需要一个装有一定比例的红球和白球的随机化装置，两种颜色球的大小和形状要一模一样，并且容易被混匀，以保证每个球在随机装置中有相同的机会被抽取。调查时，让应答者从装置中随机摸出一个球，而且不让调查员知道该球的颜色。根据事先约定，若抽到红球则回答上述第一个问题。（敏感问题的肯定陈述句）。若确实曾做过人工流产则回答“是”；若未做过人工流产则回答“否”。而应答者抽到白球时则回答第二个问题（敏感问题的否定陈述句），答案恰恰与回答第一个陈述句相反，做过人工流产则回答“否”；未做过人工流产则回答“是”。鉴于应答者抽到球的颜色，即回答哪个问题调查员完全不知道，知道调查结束之后调查员也只知道有多少人回答“是”，有多少人回答“否”，却不了解这些“是”和“否”的答案到底有多少是针对第一个问题的，有多少是针对第二个问题的。更不清楚何人回答了哪个问题，从而消除了应答者怕泄露隐私的顾虑而能真实地回答调查者所提出的问题。由于红球和白球的比例事先是已知的，根据概率的知识即可计算出应答人群中人工流产的比例。

为表述方便起见，设 P为抽到第一个问题的几率（即装置内红球的比例），则1- P为抽到第二个问题的几率（即装置内白球的比例）。当抽取一个由n个应答者组成的随机样本时，π a为做过人流的人的几率；则1-π a为未做过人流的人的几率。因此，在应答人群中抽到第一个问题且回答“是”，即抽到红球又确实做过人流者几率为 Pπ a，而抽到第二个问题且回答“是”，即抽到白球又确实未做过人流的几率为（1- P）（1-π a）。又由被调查者回答“是”的几率为已知数λ，故：

在上式中， P为已知，λ为调查所知，则π a的估计量是：

这一估计量 a是无偏的，是 a的最大似然估计。沃纳提出 a的方差计算公式如下：

例1：某地采用随机应答技术的沃纳模型对784名未婚子女进行调查，欲了解其中做过人工流产的比例。设 P=0.7，如通过调查回答“是”的总人数为353人，则λ=0.45，因此：

从上述计算结果得知，在某地未婚女性中有37.5 %的人做过人工流产，其95 %可信限为 a±1.96× S.E.（ a），即0.375±1.96×0.044418，故在28.8%至46.2%的区间内。

西蒙斯（W.S.Simmons）1967年曾建议，保留沃纳模型中的第一个陈述，而将第二个陈述改为与第一个陈述毫无关联的非敏感问题，如“我是五月份出生的”。这样做可能使应答者的合作有所改进。倘若所有应答者对随机抽到的问题都做出真实的回答，则应答人群中做出“是”回答的比例是：

上式中， a是样本中未婚人流者占的比例；π u是样本中五月份出生的人所占的比例。 P是抽到第一个问题（敏感问题）的几率；1- P是抽到第二个问题（非敏感问题）的几率。其中， a是欲被研究的变量，当π u是已知时，则 a的估量是：

其方差

例2：某地采用两个无关问题模型Ⅰ的随机应答技术对784名未婚女性调查，欲了解其中做过人工人流的比例。如通过调查回答“是”的总人数为209人，已知人群中五月份出生的几率为0.0833，红球的几率仍为0.7，代入公式，则：

上述计算结果表明，其他未婚女性的人工流产的比例为34.52%，其95%可信限为0.3452±1.96×0.024257，故在29.76%至39.27%的区间内。

在两个无关联问题的模型中，当π u为已知时，计算较为简便，但要寻找或者确定一个较好的无关联非敏感问题，同时又已知其在人群的比例并非易事。

为了避免必须事先知道非敏感问题的几率的困难，可通过采用两套随即装置加以解决，其中红球所占的比例在两个装置中是各不相同的。调查技术与上述模型相似，唯不同之处要求应答者使用两套装置进行两次回答。第一次从装置1（假设抽中红球的几率 P ₁=0.8）中摸出一个球，球的颜色要保密，不能让调查员知道，然后依照规律据实回答“是”或者“否”。因此，从该模型的调查中可以得到两个随机样本，其含量分别为n ₁和n ₂，对敏感问题各有不同的比例 P ₁和 P ₂。令λ ₁和λ ₂表示按照选择 P ₁和 P ₂所定义的总体中作出“是”回答所占的比例时，则：

从上述联主方程中可得如下估计值π au：

格林伯格等人（1969年）证明，当 P ₁＞0.5，则 P ₂=0时其方差达最小值。但他们建议，假使 P ₂=可能会影响应答者的合作，因此，要把 P ₁+ P ₂=1作为一条原则，此点应予注意。例如， P ₁=0.8时，则向样本1中的80%和样本2中的20%提敏感性问题。

例3：某地采用两个无关联问题模型Ⅱ对784名未婚女性进行调查，设敏感问题为人工流产。调查结果，n ₁=782，λ ₁=0.3782， n ₂=779，λ ₂=4167。装置中 P ₁=0.8， P ₂=0.2，求π a及其方差。代入上述公式：

得出估计是：

因此，该未婚女性人群中做过人工流产的比例35.82%，95%可信限在31.2%至40.5%的区间内。

在采用随机应答技术的调查中常常为选择适合的非敏感问题带来麻烦，该模型根本不设立非敏感问题，而是利用三种颜色的随机装置。在该装置中放入红、蓝、白三种颜色的球，事先规定好各种颜色球所占的比例。具体的做法是，若抽到红球时，应答者应对敏感问题如实回答；若抽到蓝球，一律简单回答“是”；抽到白球时总是回答“否”。

例4：装置中红、蓝、白三种球的比例分别为5∶3∶2，共调查784名未婚女青年参加，其中373名回答“是”。敏感问题为做过人工流产，计算方法如下；

设λ=应答人群中回答“是”的比例

P _r=0.5，抽到敏感问题（红球）的几率

P _b=0.3，抽到蓝球的几率

π=未知，抽到敏感问题人中回答“是”的几率

因此，调查中应答者回答“是”的几率λ：

本例π=（375／784-0.3）／0.5=0.3515，即调查人群中占有35.15%做过人工流产。

计算π的方差公式与两个有关联问题的模型相同。

上述各种模型旨在了解应答人群中具有敏感问题特征的人所占的比例，但无法得知有关这些特征的频率或次数，如未婚子女婚前性接触次数、人工流产次数等。数量信息模型或称定量信息模型就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模型。

该模型使用的随机装置有红、白两种颜色的球。红球上未标任何数码，表示敏感问题，如摸到红球时则按实际情况回答敏感问题特征的次数。白球则标上0、1、2、3、4……K（K为某特征出现的最高次数）等字码，当摸到白球时则按球上标明的数字回答。在装置中红球和标有数码的白球有一确知的比例。调查开始前要把调查的方法讲清楚，应答者摸球的过程及颜色是秘而不宣，因此，调查员并不知道每一应答者所回答数字的具体含义。

假设：n=样本数

P _i=回答数码i的比例

π _i=回答敏感问题具有第i次特征的几率

R=红球占总球数的比例

W=白球占总球数的比例

W _i=有i数码的白球占总球数（红白球之和）的比例，故， P _i=π i× R+ W _i

π _i=（ P _i- W _i） ／R

方差为，

例5：某地应用随机抽取的数量信息模型对784名妇女进行有关已做过人工流产次数的调查，经过调查，回答数码为0、1、2、3和≥4的妇女人数分别为138、298、172、96和80人。而红、白球之比为6∶4，白球上各数码所占比例均为0.1。

依题意：

P ₀=138／784=0.18

P ₁=298／784=0.38

P ₂=172／784=0.22

P ₃=96／784=0.12

P ₄=80／784=0.10

由 P ₀- P ₄我们可得到敏感问题次数的几率π ₀-π ₄

方差：

敏感问题调查技术应当说是一种有用的方法，国外主要用于社会学的研究，国内曾未见到使用该法进行调查的实例，上述内容介绍期望有助于该法的应用，但应用时须格外仔细和谨慎，否则试验不易取得成功，为获得正确的数据，需注意如下数点：

（1）非敏感问题的选择应系某一社会中的非敏感问题，同时在用两个关联的模型Ⅰ时要知道在人群被选择的非敏感问题的确切几率。

（2）必须对调查员进行认真的调查技术培训，使调查者完全弄清楚调查方法，同时有能力去培训应答者，否则难以保证结果的正确性。

（3）对应答者的特征要有所了解，一般地说文化程度高的人相信这种调查技术是一种科学的研究方法，并能较好地配合；而文化程度低者，易误认为该法是诡计，因而配合较差。

（4）对应答者要进行培训，应当耐心地讲解该项调查技术的原理和步骤，使之完全理解并掌握应答的要求。必要时要让应答者先实践一下，确实都搞懂了才能开始正式试验。

（5）随即装置的设计要合理，易于操作并为应答者所理解和接受。该装置在调查过程中自始至终保证随机性并保证抽到各种颜色球的几率不变，因此，应告诉应答者每次抽球后应放回，完全混匀后再抽，否则会增大误差。

（6）对该项调查中的不合作者或在培训中完全不能掌握本法的人，其结果应在分析时删除，否则会影响研究质量。

金西及其同事共访谈了5300名男性，他们的应答及访谈结果在《人类男子性行为》一书中做了详尽的报道；对5940名女性的访谈结果发表在《人类女性性行为》一书中。虽然访谈对象也包括一些黑人，但书中仅报道了对白人的访谈结果。这些访谈工作是在1938年至1949年期间进行的，前后历时十余载。

金西及其同事最初的目的在于尽可能广泛地收集各种各样人的性生活史，开始先在大学中收集，而后又将收集资料的范围扩大到诸如芝加哥之类的大城市。坦诚地讲在研究初始阶段，他们对抽样问题重视并不够。

后来他们开始重视了抽样问题，并发展了一种称之为百分之百的抽样技术。这种抽样方法的特点是，先与某一团体取得联系，征得其合作，然后收集该团体全部成员的个人性生活史资料。也就是说，一旦某团体承诺合作，也就确保了该团体的所有成员都参与研究，这种抽样方法虽然能够获得一些团体的完整样本，但它本身也存在不可克服的缺陷。在本质上，这种所谓百分之百抽样方法不同于几率抽样中的整群抽样方法，因为进入研究的团体显然不是随机的。在做了百分之百抽样的团体中，包括2个女大学生联谊会、9个学生会和13个职业团体。大约金西研究中1／4的个人性史资料来自上述所谓的百分之百抽样。

金西在《女性性行为》一书中曾经指出过，由于考虑到在访谈中存在拒答问题，他和他的同事们经过审慎地考虑而没有选择使用几率抽样的方法。这一点是有道理的。但遗憾的是在该书中几乎未曾见到有关该样本是否适当的任何信息。

正如一位学者评论的那样，金西的抽样是任意的，而不是随机的。也正因为金西的样本不是一个随机样本，所以它的代表性是不充分的。总的来说，受试者当中印第安纳州人比其他州的人数要多。而且在这个样本中，大学生、年轻人、受过良好教育者、基督教徒、城市人、印第安纳州人和东北地区人所占的比例过大，而手工劳动者、受教育程度低者、老年人、天主教徒、犹太教徒、少数民族和乡村人所占的比例小。

尽管科学家们对金西的抽样方法普遍地感到有些沮丧，但对他倡导的访谈方法却给予了高度评价。正如金西研究所前任所长在追忆金西及其助手的艰辛研究历程时，写道：“最终，他（指金西）创造了一种直接面对面访谈的方式，可以揭示一个人性生活的实貌。”也正是这种面对面访谈的方式创立后，金西的性学研究工作才真正地开展起来。如今访谈已发展成为一种重要的调查方法。

在访谈中，访谈者与被访谈者之间要建立起良好的友善关系，要实事求是地对待访谈对象的所有应答。访谈者还要善于针对访谈对象使用明白易懂的语言提问，有时要使用婉转恰当的措辞鼓励访谈对象谈出自己过去的性经历。由此可见，访谈者一定要具有丰富的性研究经验并熟练地掌握访谈技巧，这是在收集资料方面取得成功的关键。

在金西的研究工作中，几乎一半以上的访谈工作都是由他本人亲自承担的，其余访谈由他的助手们承担，而这些助手也都是由金西本人精心培训出来的。也正是有了这样一批志同道合的研究者才使金西报道成为性研究的里程碑。金西及其助手对收集到的资料内容和存放采用匿名和保密的原则，同时还采取了严格的防范措施以确保资料的安全。

访谈的方法在最大限度地减少访谈对象故意歪曲方面可能是非常成功的。然而访谈却未能解决访谈对象自我报告中存在的其他问题，如回忆误差问题以及无法对某些所需数据做出估计。

金西及其同事发展了一些方法，以便对访谈对象自我报告的准确性进行核查。核查资料准确性的方法之一是采用重复访谈或重复调查的方法，这种方法是为了检验自我报告是否可靠或是否准确。具体做法是，访谈对象被访谈后（有时使用调查表亦然）经过一段时间再做第二次访谈，以便确定两次访谈的结果是否相同。从术语上讲，就是通过两次自我报告的相关来估计重测可靠性或重测信度。

金西及其同事曾对162名男女受试者的性生活史进行了重复访谈。两次访谈的时间间隔至少为18个月。2次自我报告结果之间的不符之处均被视为由于记忆误差、有意歪曲和各种偶然因素所致。经过检验表明，两次访谈结果呈现高度的一致性。受试者在2次访谈中所报告的手淫、婚外性交和同性恋行为发生率的相关系数均在0.95以上。因此，这些资料表明自我报告是完全可靠的。

检验访谈准确性的另一种方法是对夫妇双方分别进行访谈。从理论上讲，他们对许多项目中的问题所做的回答应当一致，故可用作访谈准确性的检验。金西严格地采用了这种方法，并对706对夫妇的应答做了检验。结果表明，夫妇双方对一些反映客观事实的项目，如结婚年数、订婚年数、初婚初育间隔等的回答完全或几乎完全一致。但对一些要求受试者做出带有主观性应答和一些可能难以做出估计项目的应答，夫妇间的一致性要少得多。例如，对结婚初期性交频度的估计，丈夫和妻子两者之间的相关系数仅约为0.50。这也是在该研究获得的最低的相关系数。然而，就这些带有主观性的应答而言，夫妇间达到这样程度的一致性也算是高的。根据这些资料来看，在回答带有主观性的问题时，金西研究中的自我报告看来尚准确。

金西报道的科学价值是巨大的，他不仅在研究人类性行为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首次揭示了美国人口中很大一部分人的性行为实况，并为以后的性学研究建立了一个标准的参照系。但是从科学的角度出发，对金西研究中使用的方法学也要审慎地做出评价。

美国统计学会曾委托一个权威小组对金西报道进行过评价。虽然这些学者对金西创立的访谈方法普遍加以赞赏，但对他在研究中未采用几率抽样的方法感到失望。他们指出：“在缺乏几率样本基准的情况下，由于选择性抽样（通过志愿者等）必然认为该结果受到数目不详的系统误差的影响。”似乎这一结论有点悲观。

然而，对性研究而言即使采用了几率样本，拒答仍会引起严重的偏倚问题。对此尚未找到有效的解决办法。他们指出：“按照我们的看法，一个广泛人群的性研究不可能指望提供报道人群性行为的发生率资料，且已知精确到几个百分点的范围内。如果拒答率为10%或以上，没有任何统计学原则可以保证该研究结果能精确到2至3个百分点的范围内。”从统计学的理论讲，这一观点是无可非议的。

当然也许金西研究的统计量是很精确的，可是没有方法能证明这一点，但评价金西研究的统计学家们认为，他的研究结果中有4个方面尤其可能存在误差：①性活动的水平普遍偏高，尤其同性恋的发生率偏高；②在老年和青年两代人之间差别很小；③在性活动和社会阶层之间存在高度相关；④在性活动和社会阶层变动间存在相关。所有这些结论可能受到报道的行为和准确的行为之间的不符，以及受到抽样问题的严重影响。

金西的助手们认为，最成问题的一个统计量是男同性恋的发生率。其中一位对此评论道：“真是不可思议，男性有过一次或多次同性恋经历者竟占37%，毫无疑问估计过高。”总之，难以断言金西报道的统计值准确性如何。同样，基于金西调查距今已有半个多世纪，所以需要更多地注意最近的研究。

20世纪70年代初期，美国花花公子基金会委托开展了一项大规模的性调查。其目的有三：①为获得有关性行为的最新资料；②收集与金西资料能够进行对比的现代资料，以了解在过去的30年里（指20世纪30年代末至70年代初）人们的性行为是否有了变化；③为了收集比金西资料更准确的数据，而使用了更好的抽样方法。这项调查由专门从事科普写作的职业记者莫顿·亨特编撰成书，冠以《70年代性行为》的书名出版。故这项研究被称作“亨特调查”；有时也被叫做“花花公子调查”，虽然这种叫法暗含一种偏见，或许这种偏见并未表现在其发表的资料中。从一定意义上讲，后一种叫法确有让人联想到某种贬义，而使这样的重要的性调查带上了色情味。因此，理应正规地称之为“亨特调查”更好。

一所名为“研究向导”的独立研究机构受基金会的委托，负责设计该调查的抽样方法、编制调查问卷和收集资料。为了获得该样本，在全美国选择了24座城市。在每座城市中，受试者的名单是从该市的电话簿随机抽取获得的。而后研究者打电话给这些人，并邀请他们匿名地参加一次小型的非公开的小组访谈。访谈问题就是调查时段时下美国的性行为趋势，目的在于使行为者从中受益；应当指出的是，研究者在联系时未曾提及要他们填写调查表。在联系过的人当中，20%前来参加小组访谈。访谈结束后才请求参加者填写调查表。在参加小组访谈的人中，100%的人给予合作。可是，在最初确定的样本中只有20%的人提供了资料，共有2026名。所有资料的收集于1972年完成。

根据亨特调查，这个样本与年龄18岁及以上的美国人口分布非常相似。它由982名男性和1044名女性组成；其中90%为白人，10%为黑人；已婚者占71%，未婚者占25%，以前结过婚在调查时尚未再婚者的为4%。根据其他的主要特征，诸如年龄、教育、职业和城乡背景，该样本与美国人口十分相似。这种相似并不能排除纯属偶然的可能性。

事实上，由于该样本是通过城市电话簿获得的，某些人群并未包括在样本内，如非常贫穷的人以及诸如囚徒和大学生等在公共机构内的人（与此恰恰相反，金西则特别坚持在这样的公共机构内收集资料）。特别要指出的是，原始样本中80%的人拒绝参加，因而拒答率非常高。遗憾的是，我们无法确定在20%同意参加的人和80%拒绝参加的人之间到底有何区别。尽管与伦理学问题较多的金西调查相比，亨特调查的抽样技术可能更为恰当，但是该调查仍然违背了知情同意的原则，因为在接纳研究对象的时候并未告诉受试者并要求他们填写关于他们自己性行为内容的调查问卷。遗憾的是，在性研究中伦理学和抽样的适当性之间常常是交替换位难以兼顾的。

亨特调查使用的调查问卷有4种类型，分别适用于未婚男性、未婚女性、已婚男性和已婚女性。该调查问卷共设置了1000至1200个调查项目，涉及个人背景、性教育、性生活史和性态度等信息。亨特的调查问卷包括了金西研究的绝大部分内容，并想在某些方面超过它。例如，包括肛门性交的态度等方面的问题。

通过与金西调查类似的200人的深入访谈，进一步补充了2000份调查问卷的应答。得自这些访谈的引文在亨特报道一书中随处可见；与所获得的统计量相比，或许这些引语对美国人的性行为提供了更加个人化的观点。

亨特调查的样本比金西调查的样本要小。然而，有的国外学者认为，在用以评估美国性行为方面，亨特研究可能至少与金西研究同样，准确（也可能更准确），因为亨特的样本在接近美国人口的一个随机样本的意义上可能比金西的样本更好。我们之所以说“可能”，是因为我们仍然对80%未参加研究的人之信息一无所知。

普遍认为，美国在最近20年或更长的时间内发生了一场“性革命”，或者也可称为“性交爆炸”。因此，比较亨特和金西的资料，可使我们了解从金西研究到亨特调查约30年的时间内美国人的性行为是否发生了变化。

根据亨特对这两套数据的比较，认为在20世纪30年代末至70年代初这30年间美国人的性行为确实起了重要变化，尤其是婚前性交更为普遍，性别差异变得更小，社会阶层的差别也明显缩小。

通过杂志刊载性调查问卷征集应答者来收集资料，这就是杂志调查。通过杂志来收集资料，看来比随机样本组织实地现场调查要容易得多，但它有很大的局限性。

美国性社会学家海特于1976年和1981年分别发表了对女性和男性性行为和性态度所做调查的研究结果。报道分为两卷，一卷是《女性性行为全国性研究》一书，此卷是叙述女性性行为的；另一卷是《男子性行为的海特报告》，该卷主要论及了男性的性态度和性行为。两卷书的中文版译名分别为：《海特性学报告·女人卷》《海特性学报告·男人卷》。海特的这两项研究工作始于1972年，她主要通过在不同杂志上刊登通知来征募应答者或者通过教会和妇女组织来征募。总而言之，海特调查的应答率很低。其中，有关女性调查的应答率为3%，有关男性调查的应答率为6%。鉴于海特调查所采用的征募应答者的办法，因而学者们认为她的两项研究中没有一项对一般人群具有代表性。此外，在该项研究中，要求应答者回答的内容又多又长，单就这一点就使得大量不可能或者不愿意花费太多时间的人放弃填写问卷。尽管如此，人们仍可从海特报道中洞察出参与到这两项调查中并做出应答的男女两性间的某些关系。

麦考尔（McCall）杂志于1979年8月上曾做了一次关于婚姻、爱情和性的调查，该研究结果发表于1980年1月。依据样本规模，应答者的数目是庞大的，约有2万名以上的妇女寄回了问卷。然而在性研究中，像在某些性行为的研究一样，样本大未必就好。一个精心设计的1000人规模的几率样本要比一个有20 000人规模的具有高度选择性的样本要好得多。有证据表明，麦考尔调查的样本正是这样一种选择性样本。首先，样本仅仅包括了该杂志的读者，要知道并不是每位妇女都读该杂志。它尤其忽略了不能阅读或不阅读该杂志的所有妇女。其次，只有那些自愿回答问卷的读者被包括在样本之中。推测起来，有些对性问题感到不自在的妇女、未婚妇女或在某些其他有持久关系的妇女可能很少回答这个问卷。由于该问卷的应答者有82%是已婚的，而全美国的已婚妇女仅占70%，从而也证实了这一理由。

作为与该选择性样本有关问题的一个例子。在该调查问卷中询问的问题之一是，目前对他们最重要的是什么，有61%占主导的应答是“与某人亲近的感觉”，仅有17%的人回答为“我的工作”。我们从这一数据能推测出，仅有17%的美国妇女觉得工作对她们最重要吗？当然不，比较可信的解释是幸福的家庭妇女读麦考尔杂志，而幸福的职业妇女不读这本杂志。

基于这些理由，从麦考尔调查得到的统计值仅仅表达了已应答问卷的20 000名妇女的特征；由此去推论一般美国妇女的特征是不合理的。虽然尚有其他杂志调查的更多实例，但总的结论目前已经很清楚。尽管杂志调查的应答者数量很大而可能给人以深刻的印象，但实际上由于样本本身是严重有偏倚的，调查质量很差。

诚如前述，在一些重要的性调查中存在的最大的一个缺憾就是难以做到随机抽样。学者们一直试图在性调查中获得一个真正具有代表性的几率样本，或许下述研究是个好的例子。

在美国国家生育率研究中，作为该研究的一部分，学者们研究了一个已婚育龄妇女的国家几率样本。他们于1965年曾面对面访谈了4603名妇女组成的几率样本。1970年他们又采用了一个由5432名妇女组成的几率样本，并在访谈中询问了相同的问题。

大多数问题并未直接询问性行为，通常更多谈论中性话题，如孩子数和生育间隔。由于大部分调查项目并未令人感到不安，所以与仅仅涉及性行为的调查相比，在这种调查中可能更容易得到一个好的几率样本。有关涉及性的一些项目，诸如每周平均的性交频率这样的问题，就有可能来确定拒答率。关于这个问题，1965年调查的拒答率为4.8%，1970年调查为7.8%。由于这两次调查的拒答率均低，说明在研究中所报道的统计值应当是高度准确的（假定这些妇女回答准确的话）。

在这两项研究中，妇女自我报告的性交频率的中位数，1965年的调查为每月7次，1970年的调查为每月8.2次。这两项研究对20世纪60年代后期美国已婚育妇女的某些性行为，如婚内性交频率的增加提供了某些最好的证据。这个证据是充分的，因为它是基于采集时间相隔5年的两个最好的和最具有可比性的样本。不过也应客观地指出，妇女自我报告中仍然存在一些其他的问题。

中国国家人口与生殖健康调查由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组织实施，调查全称为“1997年全国人口与生殖健康调查”。该调查在研究设计阶段就非常明确采用随机样本，调查结果要对全国有代表性。调查分两阶段进行，第一阶段调查采用几率比例抽样法，共抽取了分布在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337个县（市、区）的1041个样本点，共调查登记了186 089人，其中常住人口169 687人；第二阶段的调查对象为第一阶段调查人口中随机抽取的部分育龄妇女，共抽取了16 090人，调查15 213人。第二阶段的样本为自加权样本。两阶段调查之间相隔2个月。第一阶段调查重点在人口和生育问题；第二阶段调查重点在育龄妇女生殖健康，包括性健康方面的问题。

该调查为我国实施的首次国家生殖健康调查。鉴于我国从未开展过具有随机样本的国家级性调查，因此该调查在研究设计阶段就考虑到在调查项目中包括了有关性生活方面的问题。调查除询问最近一个月内的性生活次数和满意程度，同时也询问了一些更为深入的性问题，如“您认为女方可以主动提出性要求吗？如果可以，实际您能做到吗？”“您认为女方可以拒绝男方提出的性生活要求吗？如果可以，实际您能做到吗？”。该调查采用全国随机抽样的几率样本对中国已婚育龄妇女的性生活频度和满意程度进行了调查，填补了我国国家性调查的空白，并在我国性学研究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可以毫不夸张地讲，该调查是目前世界范围内在国家层面采用几率抽样进行全国性健康调查的最好的实例之一。

该调查结果显示，我国有配偶已婚育龄妇女（15～49岁）最近1个月内平均性生活次数为4.73次，城市为4.30次，农村为4.85次。其中，20～24岁年龄组已婚育龄妇女近1个月内的平均性生活次数为6.47次，城市为6.15次，农村为6.52次。该项调查的调查员都经过统一培训，有良好的调查技巧，从而能保证调查质量。同时，此次调查的应答率为89.2%。有理由相信，此次调查的结果可信，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本次调查主要对已婚育龄妇女进行了问卷调查，调查采用面对面的形式询问。关于性问题的调查结果是否存在低估的现象，仍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此外，该调查的遗憾之处在于未调查男性，也未调查未婚育龄人群。

1971年坎特纳（Kantner）和泽尔尼克（Zelnik）两位学者根据美国15～19岁女性人口的国家几率样本进行了一项研究，总共访谈了4611名年轻妇女。该研究提供了有关妇女婚前性行为和年轻未婚妇女中避孕使用方面有价值的信息。由于访谈对象中有1479名黑人，因此该调查提供了有关黑人和白人性行为方面差别的最好资料。同时，该研究也就各种社会因素，如社会阶层、宗教信仰与性行为变化类型的关系提供了有意义的分析。1976年他们又开展了一次平行性研究，两次研究结果的比较表明，在20世纪70年代美国的未婚性行为和避孕的使用呈增加趋势。

这项研究的主要优点是抽样极佳，然而也有某些局限。由于该调查仅仅访谈了15岁和19岁之间的年轻妇女，因此不可能就男女之间、老年人和年轻人之间得出任何结论。同时，就未婚性行为的资料而言这也是一个特殊的问题，因为某些年轻妇女在20岁之前未曾开始参与性行为。

另一个局限性是该研究依据自我报告。因此，在1976年的研究中，他们采用了一种称之为“随机应答技术”的新的研究技术。这项技术能使研究者对年轻妇女自我报告中的准确性做出估计。应答者是否曾经有过性交是最敏感的问题之一，因此人们最可能得不到准确的自我报告。根据自我报告，42%的妇女有过婚前性交，通过随机应答技术估计其真实发生率为44%。这一结果表明，该研究的自我报告是高度准确的。或许我们可以对自我报告方式的研究寄以更大的期待和信心。

除上述大规模的性调查之外，对一些特殊人群也曾做过研究，值得简要提及的有以下一些调查。其一，美国有学者在1973年曾对13岁至19岁的女性青少年进行了研究，调查使用的问卷长达38页；其二，1983年有人对15岁至19岁的女性青少年做了调查，使用的问卷则较短；其三，1976年有人调查了大学生的性态度和性经历，以及人类性行为课程对他们态度和行为的影响；其四，1982年及1984年有学者研究了大学中的性行为和避孕方法的使用。在学术界尚有其他研究，在此就不能一一列举，而上述研究突显了国外学者对特殊人群性问题的关注。

值得一提的是，在1978年还曾开展了一项性生活方式和同性恋行为的调查，在这项在学术界被广为引用的研究中，研究者与男性和女同性恋者进行了广泛的访谈。该样本是在旧金山地区从公共广告、同性恋酒吧、个人接触以及男性和女同性恋组织来征募的，包括了不同种族、不同年龄、不同文化程度和不同职业的979名男性和女性。如同其他的性调查研究一样，该研究受人诟病之处也正是它征募受试者的方法。批评者的理由是，到同性恋酒吧的占样本的30%，上述这些人可能不能代表所有的同性恋者。此外，生活在旧金山地区的同性恋者也不能代表美国其他地区的同性恋者。

近些年来我国学者也陆续开展了特殊人群的性调查，如大学生的性调查、中学生的性调查、路边店女服务员的性调查等。开展这些性调查的获益是了解了青少年性行为的状况及特点，加强了青少年的性教育和社会管理，推动了我国性研究的开展，尝试到了性研究的困难与艰辛，锻炼了多学科的研究队伍。实事求是地讲，这些性调查的价值有待商榷。在我国开展高质量的性调查一直是学者们共同追求的一个目标，为此必须要做出不懈的努力。

情感性精神障碍（affective disorder）又称心境障碍（mood disorder），是指情感或心境显著而持久的改变（高涨或低落）为基本特征并伴有相应认知和行为异常的一类精神障碍。此类精神障碍通常有反复发作的特点，缓解期精神活动基本正常。

情感性精神障碍的临床表现可简单地分为3类：抑郁症状、躁狂症状、精神病性症状。这3大类症状的不同程度、不同组合形式构成了情感性精神障碍的不同临床相或者临床亚型。根据ICD-10临床诊断与分类标准，情感性精神障碍包括以下发作亚型：躁狂发作（manic episode）、双相情感障碍（bipolar disorder）、抑郁发作（depressive episode）、复发性抑郁障碍、持续性心境（情感）障碍（persistent mood disorder）、其他心境（情感）障碍（other mood disorder）、未特定的心境（情感）障碍（unspecified mood disorder）。

抑郁发作需要满足情绪低落、兴趣减退或丧失、精力下降3个核心症状中至少2项，同时符合如下至少2个以上的附加症状：精神运动性迟滞或激越；自我评价过低、自责或有内疚感，可达妄想程度；联想困难或自觉思考能力显著下降；反复出现想死的念头或有自杀行为；失眠、早醒或睡眠过多；食欲缺乏或体重明显减轻；性欲明显减退。以上症状持续存在至少2周，并导致社会功能受损。

躁狂发作需要满足情绪高涨或易激惹，并至少有下列3项（如为易激惹，至少需4项）：注意力不集中或随境转移；语量增多；思维奔逸（语速增快、言语促迫等）、联想加快或意念飘忽的体验；自我评价过高或夸大；精力充沛、不感疲乏、活动增多、难以安静或不断改变计划和活动；鲁莽行为（如挥霍、不负责任或不计后果的行为等）；睡眠需要减少；性欲亢进。以上症状持续存在至少1周，并导致社会功能受损。

抑郁与躁狂发作时均有可能出现幻觉、妄想、木僵等精神病性症状，但这些精神病性症状一般只在情感症状的极端严重期出现，且持续时间较短（一般1个月以内），一般不会先于情感症状出现而后于情感症状消失，是情感症状的“伴随症状”。

情感障碍发病机制尚未完全明确，目前认为其发生是由个性素质基础、遗传、神经生化、神经影像、心理社会事件等多因素所致。研究最多、较成熟的领域是单胺类神经递质水平、神经传导通路和结构的异常。基本一致的观点是，单胺类神经递质包括去甲肾上腺素（NE）、5-羟色胺（5-HT）以及多巴胺（DA）功能低下与抑郁相关，而功能亢进则表现躁狂或轻躁狂发作。神经肽类如血管紧张素（vasopressin）和内源性阿片样物质在情感障碍的发病中也有一定作用，如抗抑郁药物和电抽搐（ECT）治疗可以改善GABA-β受体数目，起到抗抑郁效果。中枢谷氨酸（兴奋性氨基酸）受体5个亚型中的代谢性谷氨酸受体（mGluR2）与抑郁的发病有一定关联。下丘脑-垂体-肾上腺（HPA）轴和下丘脑-垂体-甲状腺（HPT）轴的神经内分泌激素水平、节律以及激素在突触前释放增加、突触后受体功能下调，与情感障碍相关。应激可以造成神经免疫学改变，如果趋炎细胞因子如白介素IL-2、IL-3、肿瘤坏死因子、干扰素-α／β等水平升高，临床表现出衰弱、疲乏、快乐缺失、厌食、注意力不集中，并可能导致5-HT水平下降和HPA轴功能亢进。此外，脑影像学显示，双相情感障碍（男性为甚）有脑室扩大；重性抑郁症尾状核体积缩小，额叶萎缩；双相Ⅰ型（既有躁狂发作又有抑郁发作）细胞膜磷脂代谢异常；部分抑郁症额叶皮层血流量减少。

遗传因素对双相情感障碍的影响比抑郁症大。调查发现，一级亲属双相情感障碍患者病率是普通人群的8～18倍，抑郁症患病率是普通人群的1.5～2.5倍；单卵孪生双相情感障碍同病率为33%～90%，双卵孪生双相障碍同病率为5%～25%，抑郁症同病率为10%～25%。总之，血缘关系越近遗传风险越大。

2005年底，世界卫生组织披露目前全球抑郁人口多达1.2亿人，中国心理卫生协会的有关统计显示，中国有超过2600万的人患有不同程度的抑郁症，其中90%抑郁症患者没有意识到自己可能患有抑郁症并及时就医。西方发达国家20世纪七八十年代流行病调查显示，双相障碍终生患病率为3.0%～3.4%，20世纪90年代上升为5.5%～7.8%；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香港地区及中国台湾地区的流行病学调查资料显示，双相障碍的终生患病率为1.6%，较同期（1982年）中国12个地区调查（0.042%）高出35倍。分析得出，这除了与经济社会状况差异有关外，更重要的是与当时中国流行病调查方法学的差异有关。

1.目前未经药物治疗的抑郁症患者的性功能障碍的流行病学、病理学以及自然病程知之甚少，抑郁发作与性功能障碍之间的关系以及其内在的联系机制尚未明确。研究的焦点主要从现象学的角度展开，以抑郁情绪伴发的性欲低下以及负性认知与性功能障碍的关系作为切入点。

大量文献显示，25%～75%抑郁症患者会出现性欲缺乏，其患病率与抑郁的严重程度有关。早在1967年，Beck报道61%严重抑郁患者性兴趣减退，而非抑郁对照组只有27%性兴趣减退；Beck还发现，性兴趣缺失与疲劳感、食欲下降、体重下降和失眠相关。由此认为，性兴趣减退是抑郁症生物学症状的一部分。Schreiner-Engel和Schiavi（1986年）在一项研究中发现，绝大多数在先前的抑郁发作中出现了性欲减退。抑郁缓解后，性欲减退仍持续存在。苏黎世一项纵向队列研究把“抑郁”的范围扩大至涵盖重性抑郁症（major depressive illness，即终生仅有各种程度的抑郁发作，从无躁狂或轻躁狂发作，等同于抑郁症）、恶劣心境（dysthymia）和反复发作的短暂性抑郁（recurrent brief depression）。结果发现，性欲减退与抑郁有关，在女性更明显。然而，并非所有的抑郁症患者均出现性欲减退，Mathewand Weinman（1982年）发现在57名抑郁症中，31%诉性欲减退，而22%诉性欲增加。Angst（1998年）发现抑郁对性欲的改变与性别有关，在男性抑郁症患者中有25.7%诉性欲减退，23.3%诉性欲增加（非抑郁对照组，该比例分别为11.1%和6.9%）。John Bancroft等进一步研究发现，在抑郁状态下性欲减退的患者，往往喜欢独处、想弄清是什么原因导致他（她）抑郁，而不是把性作为调节情绪的工具；而抑郁状态下性欲增强的患者，往往把性作为寻求亲密、自我证明、调节情绪的工具。最后作者认为，无论是性欲减退还是性欲增强，均说明负性情绪是性行为“失控”的高危因素。

虽然约70%抑郁患者有性欲减退，但其中仅有25%左右的患者存在勃起或润滑方面的问题。Woodruff等发现，原发性情感障碍的男性患者中约23%有阳痿。Tamburella及SeppecCr注意到，抑郁状态下的勃起能力与抑郁发生前相比仅稍有下降。Araujo等（1998年）在一项社区研究中在控制诸如年龄、生理健康状况等混杂因素后发现，勃起障碍与抑郁症状有关。

对躁狂发作的性功能状况研究不及对抑郁发作的研究丰富。田峰等对58名躁狂症患者进行调查研究，发现性欲亢进、生活频度增加者35例，占60.34%；早泄与性欲亢进并存者19例，占性欲亢进总数的54.28%；早泄者22例，占37.93%；性欲减退6例，占10.34%；另有24例表现为其他种种性行为的异常，如为追逐异性、赤身裸体、口出秽言等，占41.37%。有学者认为，躁狂性欲减退可能是性活动能力未能达到本人预想效果而“先扬后抑”所致；而早泄被视为对性冲动的控制能力降低或对性刺激的反应阈值下降所致。

从混合发作的形式看，患者的性功能状况要较单纯的抑郁或躁狂发作患者的性功能状况要复杂得多。一位混合状态的未婚男性，其情绪大部分时间处于抑郁状态，而其性欲则处于持续亢奋状态，一见到陌生异性即有性冲动，曾找过妓女泄欲，但性欲亢进的状况无明显改善，反而加重了自己的思想负担，常常为自己的性问题感到懊悔，因此情绪更加低落。另一位年轻的未婚女性系快速循环发作患者，当其处于躁狂状态的时候，性活动明显增强，衣着性感，当街勾引异性，并与之发生性行为，可一旦转到抑郁状态下，性欲明显减退，并对之前轻率的性行为十分后悔，觉得自己十分堕落。由此可见，混合发作或快速循环发作与性功能障碍之间的关系十分复杂，而且有时两者可互为因果，形成恶性循环。

2.情感障碍的患者往往需要系统的药物治疗，使用包括抗抑郁药物、抗躁狂药物（情感稳定剂和新型抗精神病药物）、抗焦虑药物、内分泌药物等一类或多类精神药物，治疗时长会根据病情的需要长达数月、数年甚至终生。

抗抑郁剂常常引起性功能障碍，其可能机制包括：①非特异性中枢神经作用，如镇静、影响性兴趣和性功能；②对中枢神经递质的特异性作用，如引起多巴胺（DA）降低或5-羟色胺（5-HT）增加；③通过神经递质对靶器官的外周作用，如抗胆碱能药物通过影响外周肾上腺素／胆碱能平衡或α1肾上腺素能拮抗剂而导致阴茎异常勃起；④通过激素起作用，如由于5-HT升高导致催乳素增加，从而引起性欲增强；⑤通过酶起作用，如抑制硝酸氧化合成酶，该酶能催化阴茎和阴蒂内硝酸氧化物的生成。

抗抑郁剂对性功能的影响非常复杂，随着药理作用机制的不同，对性功能的影响也不同，同一种抗抑郁剂可能因为作用于不同的受体或不同的受体亚型而同时对性功能产生有利和不利的影响。例如，SSRIs通过抑制突触前膜对5-HT的再摄取，提高5-HT能，其中激活5-HT1A受体，可促进性唤起、促进射精，同时可能激活5-HT2受体，可导致性功能障碍。同一种药物产生改善性唤起的积极作用，同时又可能促进射精，加重早泄症状。

抗精神病药物可能通过以下几个途径影响性功能：①通过对中枢多巴胺（D2）受体的阻滞，抑制多巴胺的释放，中枢多巴胺递质的减少使性欲降低、勃起功能减退。②多巴胺的阻滞导致血清催乳素水平提高，从而对体内激素水平产生影响，出现男性乳房发育、闭经、溢乳等。血清催乳素水平的提高，还能够抑制性活动的各个水平（如性欲望、勃起、性高潮等），导致性功能障碍的发生。另外，血清催乳素水平升高还能降低体内睾酮的水平，导致性行为的减少。③抗精神病药引起的镇静作用和体重增加，会降低性兴趣。④外周胆碱能受体拮抗、α-肾上腺素能受体阻滞，可以引起性高潮障碍、射精障碍。⑤5-羟色胺的作用机制也是产生性功能障碍的一个重要因素。⑥锥体外系不良反应和迟发性运动障碍可以降低性功能的灵活性。

其具体的治疗措施包括：

情感性精神障碍是一种高发病率、高致残率乃至高致死率的精神疾患，因而治疗原发疾病是治疗患者性功能障碍的基础，但单纯治疗原发疾病并不能完全有效解决患者的性功能障碍问题。Montejo-Gonzalez（1997年）对没有服用过抗抑郁药物的伴有性功能障碍的抑郁症患者进行抗抑郁药物治疗，治疗6个月后，性功能无改善者占81%，中度改善者占13%，完全改善者仅占6%。因此，有必要结合其他治疗措施对患者的性功能障碍进行有效处理。

由于抗抑郁剂、抗精神病药物发挥疗效的同时，部分患者可能会出现性功能方面的不良反应，所以需要精神科专科医师根据患者的病情和性功能方面的问题，仔细评估，权衡利弊，寻求疗效稳定、不良反应可控的最佳平衡治疗方案。

心理治疗的主要功效是改变患者对性认知的负性图式、消除疑虑、释放不良情绪、改善夫妻关系、提高性技巧等，对某些特定类型的性功能障碍有治疗价值。

观察并非消极等待，而是考虑性症状可能会随着药物或其他治疗的起效而改善。但研究显示，抗抑郁药引起的性功能障碍自发缓解率很低，在6个月随访中，仅有9.7%的患者完全缓解，另有11.2%部分缓解。因此，除非性功能障碍程度较轻或者患者目前暂时无性伴侣而对性功能障碍的治疗不迫切，一般不主张保守观察。

对可以确定药物是引起的性功能障碍的主要因素时，可首先通过调整药物来解决，可参考的方案如下。

即降低原药剂量以达到最佳的耐受水平。有报道，氟伏沙明减量可以成功改善药源性性功能障碍，但很多情况下患者出现性功能障碍与药物剂量关系并不大，而且减量可能会降低疗效。因此，该方法的有效性尚有待进一步考究。

即中断药物治疗36～72小时，使性功能障碍相对减轻。但此方案不但可能促使精神症状复发，而且可能出现撤药不良反应，舍曲林、帕罗西汀半衰期较短，假日疗法的效果优于氟西汀。有报道SSRI治疗30例抑郁伴有药源性性功能障碍患者，均在周四停药，周日恢复原剂量，4周后发现舍曲林、帕罗西汀组性功能有明显改善，而氟西汀组没有变化，抑郁评分无显著变化。

根据患者既往的用药情况、性功能障碍的类型以及抗抑郁药的药理特点，换用一些既能改善患者的精神症状又能降低性功能障碍发生率甚至能治疗性功能障碍的药物。例如，曲唑酮和米氮平的5-HT回收阻断效应较弱，安非他酮无5-HT回收阻断效应，故很少有射精和性高潮障碍。SSRIs抗抑郁药能延迟射精，如果性功能障碍以早泄为主要表现，而之前又没有使用过此类药物，可尝试换用帕罗西汀等对射精延迟程度较明显的药物。若患者的性功能障碍以性欲减退为主，可尝试换用舍曲林或安非他酮，它们都有中脑边缘系统的拟DA能效应，DA能增加性唤醒，故能改善性欲，提高性兴奋能力。同时，通过DA再摄取抑制作用，可以对抗5-HT引起的高催乳素效应，从而减少由催乳素升高引起的性功能障碍。

即增加能缓解性功能障碍的药物，在保持原药疗效的同时，尽可能缓解性功能障碍。增加辅助性药物，要根据性功能障碍的类型、产生原因以及内在的生理病理机制进行选择。若患者以勃起功能障碍为主，可选用西地那非（sildenafil）；若患者存在射精延迟或性高潮缺乏，可选用金刚烷胺（amantadine）或溴隐亭，因这两药能增加DA能活性、促进射精和性高潮的到来；若患者存在逆行射精，可选用拟去甲肾上腺素药丙米嗪（imipramine）、抗胆碱药溴苯吡啶（antial），分别通过激动α1受体和拮抗胆碱能受体而使膀胱颈关闭，从而治疗逆行射精；若患者的性功能障碍表现为阴茎痛性勃起，可选用抗胆碱／抗组胺药苯海拉明或β受体拮抗剂普萘洛尔；若存在高催乳素血症，可选用溴隐亭。

出现阴茎痛性勃起超过4小时，须急诊手术处理。

神经症（neurosis）旧称神经症，是一组轻型精神障碍的总称，主要表现为焦虑、抑郁、恐惧、强迫、疑病症状或神经衰弱症状的精神障碍。神经症患者常自觉其精神活动能力受损，产生焦虑和烦扰，或为各种躯体不适感所苦；体格检查不能发现脑器质性病变或躯体疾病作为其临床症状的基础；自知力大都良好，无持久的精神病性症状；通常不会把自己的病态体验与客观现实相混淆，患者现实检验能力未受损害；行为一般保持在社会规范容许的范围内，可为他人理解和接受；常迫切要求治疗。起病多与素质、人格特征或精神刺激有关；病程多迁延或呈发作性。临床症状至少有下列1项：①恐惧；②强迫症状；③惊恐发作；④焦虑；⑤躯体形式症状；⑥躯体化症状；⑦疑病症状；⑧神经衰弱症状。

应激相关障碍（stress related disorders）旧称反应性精神障碍或心因性精神障碍，指一组主要由心理、社会（环境）因素引起异常心理反应而导致的精神障碍。临床表现分为急性应激障碍、创伤后应激障碍、适应性障碍。急性应激障碍（acute stress disorder）是在急剧、严重的精神打击刺激后数分钟或数小时发病，主要表现为意识障碍，意识范围狭隘，定向障碍，言语缺乏条理，对周围事物感知迟钝，可出现人格解体，有强烈恐惧，精神运动性兴奋或精神运动性抑制。创伤后应激障碍（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PTSD）又称延迟性心因性反应，指在遭受强烈的或灾难性精神创伤事件后，数月至半年内出现的精神障碍，如创伤性体验反复出现、面临类似灾难境遇可感到痛苦或对创伤性经历的选择性遗忘。适应性障碍（adjustment disorders）指在易感个性的基础上，遇到了应激性生活事件，出现了反应性情绪障碍、适应不良性行为障碍和社会功能受损。通常在遭遇生活事件后1个月内起病，病程一般不超过6个月。

躯体形式障碍（somatoform disorders）是一种以持久的担心或相信各种躯体症状的优势观念为特征的神经症。因这些症状反复就医，各种医学检查正常和医师的合理解释均不能打消其疑虑。即使有时确实存在某种躯体障碍，但不能解释症状的性质、痛苦的程度与先占观念。这些躯体征状被认为是心理冲突和个性倾向所致，但对患者来说，即使症状与应激性生活事件或心理冲突密切相关，他们也拒绝探讨心理病因的可能，常伴有焦虑或抑郁情绪。

神经症、应激相关障碍、躯体形式障碍患者出现性功能障碍的临床表现，也包括从性欲到性高潮各个环节上的障碍，而且其性功能障碍有不同的表现形式。Angst（1998年）在一项横向研究中发现，性兴趣缺乏与广泛性焦虑有关，而与惊恐障碍、广场恐惧症、社交恐惧症无关。Figueira等（2001年）发现惊恐障碍患者较社交恐惧患者更可能出现性问题，尤其是性厌恶；而早泄在男性社交恐惧症患者中最为常见。Bodinger等进一步对社交恐惧症患者的性功能状况进行研究，发现社交恐惧症患者的性功能障碍问题涉及的范围广泛，男性患者主要在性生活的操作层面上出问题，而女性患者存在的问题更广泛、深入。无论男女患者，均在性互动、交流上存在困难。神经症性生活后感到紧张99例（99／124，79.8%），性生活后感到紧张的归因与病种有关。性生活时担心身体不能胜任，焦虑症为最高，躯体形式障碍为次，神经衰弱最少（ P＜0.01）；因配偶担心身体而拒绝性生活引起的紧张，以神经衰弱多见，焦虑症最少（ P＜0.01）。显示神经症性生活后感到紧张的原因虽然是多方面的，但关键仍是对自身过分关注及对性心理认知的偏差和配偶对疾病的偏见所造成的。神经症性生活意向中，被动者居多（90／124，72.6%）。对被动原因的分析，以性生活无愉快感及对性生活无兴趣为多。不过，3类神经症中的性生活被动原因又有不同，焦虑症在性生活中以无愉快感为多（97.7%），可能因为未解决的冲突引起的偏差心理发展，是攻击受到压抑而转向其对立面，引起对自己疾病过分的担心；神经衰弱在性生活被动的原因中以怕失眠伤身而禁欲为主（68.4%），可能由其紧张情绪引起躯体不适，加上传统观念（性生活伤身）所致；躯体形式障碍则在性生活被动原因中以配偶看电视过晚（92.9%）及担心性生活影响病情（85.7%）居多，多寻找外界因素，可能因为本能愿望没有得到满足和心理冲突没有得到解决，而被压抑到无意识中去通过症状的表现使被压抑的本能意愿得到一定的满足，并通过外界的关注、承认，满足自恋心理。神经症的婚姻质量、性生活质量较正常人低，虽然各类神经症在性生活问卷中无差异，但在性生活被动和性生活后感到紧张的归因与病种有关。因此在对神经症患者进行药物治疗时，应同时进行相关的性心理指导，而且对配偶的性心理指导同样不容忽视。

神经症、应激相关障碍、躯体形式障碍患者出现各种性心理障碍，通常有2种表现形式：①患者主诉的“性心理障碍症状”实际上是神经症相关障碍的临床表现，只不过以类似“性心理障碍症状”的描述表达出来，这类“性心理障碍症状”往往带有明显的神经症症状反复纠结的特点，带有显著的神经质素质特征的烙印；另外，随着神经症、应激相关障碍、躯体形式障碍的病情的好转，可以观察到其“性心理障碍症状”也随之改善。②神经症、应激相关障碍、躯体形式障碍与性心理障碍以共病的形式表现出复杂的临床相，这类患者往往临床预后更差，两者之间相互影响和制约。

当神经症、应激相关障碍、躯体形式障碍患者同时具有性功能障碍、性心理障碍症状时，需要考虑性症状是患者的症状之一还是共病，还需要排除是否跟治疗过程中的药物不良反应有关。如果是症状，则采用常规的治疗原则即可；如果是共病，就要在治疗神经症的同时，借助性医学的某些手段，达到共病共治的原则，互为促进；如果是治疗的不良反应，特别是由使用某些可能导致性功能障碍的药物所致，则需要在评估的基础上，酌情调整治疗手段、换用药物、增加拮抗药物或增加辅助治疗。

心理治疗神经症、应激相关障碍、躯体形式障碍患者伴发性功能障碍患者时，可单用也可与药物联合使用。心理治疗包括认知-行为治疗（cognitive-behavior therapy，CBT）、放松治疗、家庭社会治疗（包括问题解决技术）等。治疗的短期目标是缓解各类精神症状；长期目标在于改善应付方式，塑造健康人格，提高生活质量。因此，其治疗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对神经症的治疗能在多大程度上改善患者的性症状，目前尚无系统研究，但从神经症相关障碍与性功能障碍、性症状的关系来看，一方面，神经症相关障碍本身所带来的情绪问题、认知问题以及人格问题会影响到患者的性功能、性认知、性情绪及性行为；另一方面，长期的性心理冲突可以成为某些神经症相关障碍的病因或诱因，性症状长期得不到解决会加重患者的精神症状。因此有理由认为，对神经症相关障碍疾病本身的治疗，是治疗患者的性症状的一部分；反过来，对性症状进行积极治疗，也是对神经症相关障碍本身进行治疗的一部分，故两者是相辅相成不可或缺的。

精神分裂症（schizophrenia）是一组常见的尚未完全阐明病因的精神病，多起病于青壮年，常缓慢起病，具有思维、情感、行为等多方面障碍，以及精神活动与环境的不协调。通常意识清晰，智能尚好，有的在疾病过程中可出现认知功能损害。自然病程多迁延，呈反复加重或恶化，但部分可保持痊愈或基本痊愈状态。

精神分裂症患者性功能障碍非常多见。最近的一项研究发现，大约51%精神分裂症患者存在不同程度的性功能障碍，其中27%性功能存在“一定问题”，24%为“性无能”。不同地区的精神分裂症性功能障碍的患病率有所不同，其中欧洲的中东地区最高（60%），亚洲地区最低（32%）；但最严重的病例在欧洲的中东地区与拉丁美洲地区发生率基本持平。由于性观念的保守，性对许多人来说是一个令人难以启齿的话题。如果在临床过程中，精神分裂症患者及精神科医师均不愿意谈及此方面的话题，精神分裂症的性功能障碍就不可能得到应有的重视，并可能成为治疗中断和失败、病情反复、婚姻破裂和社会治安问题的主要成因之一。

其他的性症状在精神分裂症患者中也很常见。起病较早的青春型患者更往往以性色彩浓重为其特征。有人调查，精神分裂症所表现的症状中，与性内容有关者占25.8%。其中，钟情妄想（35%）、嫉妒妄想（26%）、性色彩幻听（22%）、性迫害妄想（14%）较为多见。精神分裂症涉及性内容的症状可见于以下情况：

精神分裂症患者的感觉障碍中，生殖器官的异常感觉并不少见。男性患者会感到生殖器发凉、发热、发痒、抽动等感觉，由此认为有人用某种物理仪器如超声波、激光、电磁波等照射他们。此期，患者若出现性功能障碍，则会认为是这些物理作用的结果。具有我国特色的是，某些患者感到“气功遥感”的“场作用”，从而坚信有人给他“发功”，削弱或剥夺了他的性功能。

在知觉障碍中，有些男性精神分裂症患者出现生殖器部位如同性交似的体验，感到夜间有人将他的精液吸空；有些患者感到自己生殖器变形，如阴茎变粗、变长或变短、变细；还有些患者感到身体的某一部分变成了生殖器，如有一精神分裂症患者见到自己的鼻子变成了阴茎，而整天用手捂着鼻子，躲在家里不敢见人。

在知觉障碍中，带有性内容的听幻觉（幻听）和视幻觉（幻视）更为多见，其内容多属于异性诱惑的声音及色情的图像，使患者整日沉迷于这种虚幻的视听幻境之中。旁人所能观察到的只是患者独处一隅，时而嗤嗤自笑。

精神分裂症患者的思维联想过程往往难以理喻。他们想入非非，会由于异性的一个无意的举动而认为是有意对他暗示。譬如，某异性无意中朝他的方向看了一眼（并不见得是为了看他），则认为是向他使媚眼、送秋波；某异性换穿一条裙子，则意味着要跟他发展关系。总而言之，异性的一举一动对他都有特殊的意思，为此而苦苦追逐。即使多次被拒绝、当众被羞辱，也被认为是女方对他进行的考验，依然纠缠不休。

临床上，精神分裂症患者在病态思想的支配下而自行切除阴茎、睾丸的自阉现象亦屡有发生。以下举出几例：

例1：男性，31岁，已婚，外科医师。起病后感到周围人们的表情和眼神里流露出对他极其厌恶，从而猜想自己身上一定散发出一股恶臭，进而推断一定是男性内分泌腺所起的作用。在自行切除一侧睾丸后仍有此种体验，于是又将另一侧睾丸切除。

例2：男性，24岁，未婚，医科大学毕业班学生。病后认为要献身于医学事业就不应有任何的性欲望，为此攒钱购置了一套手术器械，自行将阴茎齐根部并双侧睾丸一同切除。

例3：男性，28岁，已婚，农民。病中坚信自己是“仙女下凡”，认为自己身体内部还有一套女性生殖器官，因而用小刀将阴茎及阴囊（连同睾丸）切下，抛出窗外，被群鸡啄食。

精神分裂症患者常伴有本能活动的增强，尤其是性欲的亢进，表现为纠缠异性、手淫及性交频繁、言语下流、在异性面前及公开场合暴露生殖器、当众手淫等。有人调查，24%精神分裂症患者有性欲增强的表现，且常有乱伦冲动。临床上，精神分裂症患者父女、子母、兄妹之间的乱伦亦时有发现。

精神分裂症男性患者病后性欲亢进，却情感淡漠，缺乏温柔，行为粗暴，导致女方躲避与之过性生活。由此，患者会继发产生女方与他疏远、另有新欢的嫉妒妄想。

精神分裂症患者虽可有性倒错的表现，如窥阴、露阴、恋物、异性装扮等，但从整个行为来看，显得杂乱无章，缺乏目的性，也缺乏性欲倒错者那种特有的快感。若是在病态思维联想的支配下所为，其动机亦难为一般正常人所理解。

精神分裂症患者也有要求改变性别的，但往往不是源于性身份认同的障碍，而是源于自身形体感知的障碍和／或思维联想障碍。譬如，有一男性精神分裂症患者时常身穿女性服装，步态举止宛如女性，还不时地提出要求做性别改变手术（但不坚决）。因为他感到自己的身体可分为两半，左侧身体及大脑属于男性，右侧身体及大脑属于女性，自己兼有男性和女性的特征。

精神分裂症患者的治疗应以抗精神病药物为主。即使症状已经得到控制，病情已经缓解，亦需维持治疗相当长的一段时间（2～5年），以巩固疗效、预防复发。

缩阳症（koro）又称恐缩症，是以恐惧生殖器缩入体内而致死为特征的一种严重焦虑发作。

缩阳症是一种与文化密切相关的综合征，在我国广东、海南、中国台湾一带流行已有相当长的历史。清咸丰十一年（1861年），海南岛东方市的《东方修志通讯》和次年的《崖州志》均对此有详细记载。Legendre（1908年）描述中国台湾发生的“性器官缩入症”可集体或散在发生，并命名为亚洲精神病（asiatic psychosis）。20世纪40年代以来，海南岛曾先后6次缩阳症大流行，最后一次为1984年。

事实上，缩阳症并不限于我国，东南亚各国如马来西亚、泰国、新加坡、印度尼西亚、印度等屡有缩阳症发病的报道。而koro一词本身则是马来语“乌龟”的意思，形象地描述了男性阴茎像乌龟用它有皱纹的颈部将头缩进壳里，也就是身体里的表现。

西方医学文献中也早有缩阳症的报道。1885年，俄国医师Ivanov报道一名23岁的已婚俄国农民莫名其妙地阴茎缩入。1886年，Raven报道了另一例27岁男性“一天晚上，他上床后不久，感觉阴茎部发冷。他惊慌地发现，发育得很好的阴茎正在迅速缩入，而且他感到它最终会消失，于是他立即通知了我。我立即从床上起来，赶到他的住处。我发现他非常紧张、惊恐。他的阴茎几乎消失，在耻骨联合下只能看见阴茎头、阴茎的皮肤，而且阴茎的皮肤如同发生睾丸鞘膜积液时一样，甚至如同死后被拽出来的一样。我让他放心，并给他服用了一些药。第二天，发现他的阴茎已经复原。但此后几天内，他都感到虚弱，表现非常神经质”。此外，苏丹（Baasher，1963年）、法国（Buurgeois，1968年）、以色列（Hes和Nassi，1977年）、美国（Scher，1987年）均报道了本地区的缩阳症。

缩阳症有时是集体发病，即流行趋势。流行之前，当地均有令人紧张和恐惧的气氛。一旦首例发病，其余则接踵而来。1984年8月到1985年6月在海南岛和雷州半岛发生的缩阳症流行就波及16个县市，罹难者超过3000人。

本症似为男性所特有，实际上女性也可发生，男∶女为1∶0.19；以青少年居多，43岁以上则很少发生；文化程度以小学和初中教育者居多；职业则以农民占首位。

以恐怖性焦虑最为突出，严重者达到惊恐发作的程度。恐怖性焦虑多突然开始，患者突然体验到阴茎、阴囊、会阴部（女性为乳房、会阴部）收缩、缩小，缩入体内。局部除收缩感之外，还有抽动感、疼痛感及消失感。为此，患者极端恐惧，体验到“死亡降临”的濒死感，表现为全身颤抖、躁动不安，紧紧抓住阴茎及阴囊（女性则为乳房、乳头、阴唇）不放，以防止其缩入体内而致死。不少患者尚需他人帮忙，用手、用绳甚至用钳子紧紧抓住或套夹住缩入的部位往外拉拽。如此每次发作持续数分钟至数十分钟，然后缓解，但易于再发。

大腿麻木和疼痛感较为多见，有时为生殖器官收缩感的前奏，当这种感觉由大腿上升到阴部时，则出现明显的恐怖性焦虑。

在高度的紧张恐惧心情之下，患者可出现幻觉，如听到鬼怪嚎叫、进门的脚步声；看到狰狞可怕的妖怪；嗅到妖怪的气味等。幻觉往往反映患者的幻想内容。

约有半数患者在发作之时有意识障碍，表现为在众人面前暴露和紧握生殖器而不感羞惭，发作过后不能回忆病中的情况，以及对周围事物的感觉模糊不清等。

患者在发作时面色苍白或潮红、气促、心悸、出汗、颤抖、血压升高、尿急尿频、眩晕、视物不清等症状，反映出交感及副交感神经系统均处于过分活跃状态。

可有头痛、腹痛、腹泻、疲乏无力等症状。发作时由于外力紧夹阴茎及阴囊，可致局部外伤溃烂。

缩阳症多发生于信奉“阴阳观点”及怀有“精液忧虑”的地区。在中国文化中，传统的观念认为精液在保持身体健康中起有重要的作用，所谓的“十滴血一滴精”、阴茎是男人的“根”。与其极为相似的观点，也存在于东南亚及某些西方文化系统中。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中的“阉割焦虑”或“阉割恐惧”也为缩阳症的发生提供依据。

在东南亚一带，嫉妒的妻子阉割丈夫的事件时有发生。仅泰国一处，自1980年以来见诸报道的就有一百余起，而同期在美国只有两起。这提示，生殖器的不安全感可能是这一地区精神和文化生活的基本特点。

当然，近于迷信的文化信仰也起有相当大的作用。在印度尼西亚群岛和马来西亚，人们认为死于分娩过程或产后的妇女的灵魂会变成邪恶的精灵，专门找男人进行报复。当地人甚至相信，这种精灵的眼泪能割下男人的阴茎和／或睾丸。在我国广东、海南一带，盛传“鬼”没有生殖器。“鬼”要想投胎变成人，就先要找到一个替身，从那个人身上取来一条阴茎，而缩阳症正是这种“鬼”作祟的结果。具有这种民间信念，一旦出现了诱发事件，就很可能使易感者发病。

诱发缩阳症的事件往往是造成当地气氛紧张，人人自危，岌岌不可终日的威胁。譬如，而海南岛和雷州半岛的多次流行均与社会不安定、派系斗争、传染病流行，以及讹传“仙女下凡，搜集男人阴茎”等因素密切关联。

散发病例亦往往可以追溯到个人的心理刺激因素，如人际关系紧张、事业上受挫折、家庭不和睦、夫妻缺乏感情、患诊断不明的疾病等。国外报道的一例45岁男性患者，由于妻子发现他又找了一个外室而心情紧张。当天晚上疲惫不堪地回到家中，突然出现颤抖、出冷汗，并感到阴茎急剧缩小。

本症流行期间，并非所有的人都发病，因而个体素质亦起一定的作用。有人对缩阳症患者的人格特点进行研究，结果发现这类患者的暗示性较高、比较敏感、易焦虑且神经质，在智力上较一般人口略低。

本症的发作期一般在30分钟以内。多数患者只有一次发作，少数患者可在较长时期内反复发作。这种患者的病程为10～15天，长者可达月余。

本症预后良好。大多数患者均可完全恢复正常，不遗留症状。只有少数患者遗留失眠、多梦等睡眠障碍，以及头痛、头昏等症状。

缩阳症系一种焦虑惊恐发作，治疗的目标是减少焦虑、解除惊恐，镇静患者的紧张情绪。发作时不要围观，让周围的人离开现场，以保持环境的安静。进行心理治疗的主要内容是明确地告诉患者此症的本质，告诉他们生殖器并没有收缩，也不会缩入体内，让患者放开牵拉生殖器的手及绳索。

对于兴奋不安者，可以适当应用抗焦虑药物。在应用药物时，亦应施予言语暗示。传统的在局部涂抹辣椒水的做法不可取，可代之以局部温水擦洗。

预防工作的重点为去除迷信，提高人群的文化素质和心理承受能力。

性咨询与性治疗是在心理分析治疗和行为治疗的理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针对性功能障碍（包括部分性心理障碍）的咨询与治疗手段和方法的总称。通常不包括药物、手术和理疗等特定的医学治疗手段。随着现代社会经济、文化的巨变与发展，人们的心理负担加重，出现了一些心身疾病。于是心身医学和“生物-心理-社会适应医学模式”应运而生。新的医学模式打破了传统的生物医学模式，加强了医学和相关学科的交叉渗透。大部分性功能障碍属于心身疾病的范畴，它与身体健康息息相关。把性咨询与性治疗放在社会文化或社会生态的背景下来研究和探讨，不仅是患者躯体和生理的需要，也是患者的情感需要。在中国人们性信息一般来自医师，因而对医师的期望值总是很高，然而由于文化上和医疗制度上的原因，医师往往在心理和业务上没有准备来承担这一重任。因此，在中国需要建立一支专业的性咨询与性治疗队伍。

性咨询与性治疗是把医学和心理疗法同行为矫正技术有机结合起来形成的一种新方法。它的重点在性功能障碍症状的克服与消除上，而不在于改变不良心理和性领域之外的生活观对于各种心理性性功能障碍患者，应给予积极的性治疗；对于伴有心理因素的各种器质性性功能障碍者，在接受特殊对因治疗之前或之后也应接受性治疗，如此才能保证特殊治疗的成功。对于其器质性问题，应由医学模式加以处理，它不在性治疗的讨论范畴之内。

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之前，性功能障碍的治疗领域是以心理分析疗法为主，学派分支很多，其创始人是西格蒙德·弗洛伊德。他认为，首先性本能是人类一切本能中最基本的东西，是维持个体生存和种族繁衍所不可或缺的一种能量，而性功能障碍则是潜意识的内心与婚姻冲突所引起的一种心理病，可将这种障碍视为关系到性行为焦虑的防卫机制；其次，个人的性冲动在童年时代受到压抑与挫折，他成年的性行为与非道德联系起来，在青春期开始加速的社会化过程则会进一步促进这种联系；再者，一个成年人能否在没有“依恋焦虑”的状态下进入成人相互关系，它取决于本人早年相互关系的性质及其发展状况，尤其是与其父母中异性方之间的关系程度。弗洛伊德的另一个重要学说是关于人格发展的障碍理论，他认为在人类性驱力／性冲动的有意识或潜意识的关系中，如果性冲动被抑制，可以通过性功能障碍或其他症状表现出来，其心理治疗的目的就在于使这些冲动能够通过成年的性行为得以充分的表达出来。

在弗洛伊德之后，其追随者们发展了经典精神分析疗法，形成了精神分析文化学派（即社会学派），如沙利文、霍妮等。他们共同的性心理治疗观是：①强调社会文化因素对性心理与性行为障碍中的发病作用；②重视家庭环境及多年经验在性心理疾病乃至人格形成中的巨大作用；③强调性心理治疗过程中的自我整合与调节作用。

心理分析疗法对性问题的解决需要经过长期的、复杂的精神分析方法，暴露出无意识中的心理冲突，耗时过长，疗效不肯定，故逐渐退出性治疗的主流地位，而它的一些核心思想仍影响着众多性治疗学家。

美国性学家马斯特斯和约翰逊在1970年出版了他们的第二部专著《人类性功能障碍》，书中公布了他们自1959年以来长期临床研究的结果，包括对510对夫妻的5年治疗效果的分析，其治疗方法的主导思想是行为治疗。行为疗法与心理分析疗法截然不同，它的基础是行为学和学习理论。行为疗法认为性问题的形成是人在成长过程中在学习过程中条件反射的形成或习惯的建立受到不应有的干扰。例如，性无知和消极情绪、保守与落后的社会文化习俗等对人造成的性压抑，而不是所谓的根深蒂固的性心理冲突，而性压抑不断得到强化或严厉对待而得以维持。因此，性行为治疗同性心理分析治疗的根本不同在于，前者更加注重有问题的行为，而不考虑无意识的内心冲突。行为疗法的宗旨是改变患者过去形成的错误观念和错误行为方式，也就是对患者性科学知识和观点的再教育过程。行为矫正是建立在学习理论基础上的。

马斯特斯和约翰逊夫妇信奉的一个重要观点是将人类性行为视为一种自然的本能，故将其性治疗的重点置于使之适应这种自然性，了解人类性反应的特点与产生性问题的症结之所在，掌握针对自己性问题的特殊训练方法与性技巧，以消除过去所形成的错误信念，从而创造出足以使80%性功能障碍得以恢复的行为疗法“人类性感集中训练”，使数以万计的性障碍患者康复如初。

不过，行为主义性治疗抛开了对人内在心理（思维、情感、意志）的探索，只注意对症状的消除，不重视临床诊断与分类，对病因学的研究也显得十分有限，故远期疗效欠佳。

美国女精神病学家海伦·卡普兰在1974年出版《新性治疗》一书，在书中她把心理治疗和行为治疗有机地结合起来形成的新的性治疗方法，由此开创了性治疗的新局面。卡普兰将性反应定义为3组，即性欲期、兴奋期与高潮期，进一步区分了造成性障碍的近期或远期的心理原因。其近因学说是指新近发生的抑制性反应的事件，如性行为中的操作焦虑；远因学说是指幼童时代的潜意识冲突。性症状是抵制潜意识冲突的防卫机制，以其基本源自于焦虑，焦虑反应可以以不同的方式在性欲期、兴奋期和高潮期各个时期表现出来。卡普兰新性心理疗法的理论核心是心理动力学和行为理论。她将行为方法视为心理动力学技术的补充措施，并在纠正性障碍中应作为辅助工具而有针对性、折中性地运用。新性心理疗法十分重视心理动力技术和行为技术的平衡与协调，提出性治疗的目标应是有限的，其主要目的在于缓解患者的症状，尽可能不涉及患者的内心冲突与人际交往挫折，除非它们成为治疗过程中的明显障碍时才加以处理。

新性心理治疗方法对心理动力学理论和行为治疗理论的灵活运用，使之既避免了心理分析性治疗的冗长的疗程与高昂的诊费，又解决了行为主义性治疗所无法克服的内心冲突等问题，从而极大地提高了临床疗效。

到20世纪末，大量有关性治疗的文献不同程度地反映出人们对不同的治疗理论和技术的接受，但万变不离其宗，其基本理论仍是以上述3种模式为基础的。性治疗领域出现的这种多样化，、各自标新立异的局面，既反映了人们对性治疗的普遍需求，同时也反映出各种治疗理论或方法都有其自身的局限性，各有利弊，不可能以一概全。当然，诸多的性治疗理论与方法的出现，无疑预示着性治疗的不断进步和新的突破，并在未来有效地为人类服务。

性咨询是由从事这项工作的专业人员向来访者提供某种方式的服务，帮助他们应付在性方面遇到的种种困难。来访者将就自己或夫妻双方存在的性焦虑、性不和谐、性心理或性功能等性问题向专业人员倾诉、询问与商讨；在专业人员的支持和帮助下，获得充分的科学的性知识，尤其是平时不宜公开讨论的那些性技巧等问题；提高心理素质、改变认知结构，提高对所存在问题的有效认识和分析能力；进而寻求摆脱性困境、解决性问题的对策，以便恢复心理上的平衡，在遇到冲突时可以做出选择；提高对性关系的适应能力，建立和睦相处的人际关系，提高个人的成就感，发挥其自身和双方的创造性，增进性健康和整体身心健康。专业人员也将从中了解到来访者先前的性知识水平、性观念、性偏见、性焦虑等，最终帮助他们制定一个不断发展的自助计划，以达到逐步克服问题和不断进步。性咨询不是看病和治疗，专业人员与来访者的关系是平等的，这与医患关系中医师需要有一定的权威性有所不同。性咨询不是一般的谈话或聊天，需要来访者建立起对咨询医师的信任并形成一种特殊的人际关系，需要共情（empathy）以巩固这种关系。性咨询不是在大庭广众下进行的，宜在安全、安静、安宁的咨询室里进行，要严格保密。如能夫妻双方一起前来咨询更好，这样咨询医师还能在共同讨论过程中观察夫妻之间的心理动力学变化，判断他们的感情基础和交流能力，从而有利于认清他们的问题并更好地给予他们确实所需要的帮助，这也有利于双方能共同接受医师的建议。但是建议归建议，最终的决定必须是来访者自己做出，绝不是医师包办代替，替他们做决定。切忌偏袒其中的一方，失去其应有的公正性。

当然性咨询与性治疗也是不能严格分开的，因为来访者的问题不仅是观念、心理等非医学问题，也可能完全是一个医学问题，所以由医师从事性咨询和性治疗工作是最恰当不过的。

传统的性治疗在解决患者性问题时往往不考虑患者同伴侣的亲昵关系，而新的性治疗理论是把性功能障碍的原因定位于患者当前性际遇中所体验到的操作焦虑（performance anxiety）。操作焦虑是指患者由于在性活动中担心失败而产生的自我观察和监视的情绪反应，又称旁观者焦虑。临床证明，许多患者还会受到社会上普遍流传的性谬误和后天学到的性抑制的影响助长这种焦虑，起到“火上浇油”的作用。因此，现代性治疗的基本原则就包括：

（1）强调患者和伴侣双方同时参加性治疗的全过程：虽然患者有与医师单独谈话的机会，但更多的疗程中是双方同时与医师交谈或讨论。这是因为人在性活动中是双方身心的高层次交流，双方均应对性活动负责任，因此双方也都对性功能障碍的发生承担一定责任。

（2）性治疗者应该是训练有素的专业医师：医师通过与患者的讨论可向患者或伴侣推荐合适的阅读书籍或提供性治疗影片等，以向患者提供科学、准确、丰富的性信息。通过这些手段和方法消除患者或伴侣各种性愚昧及对性的消极态度，克服他们对性的不良心理，增强他们对性反应与性功能的认识。要让他们能接受自己的性行为，打消内疚感、肮脏感等不良和消极情绪。

（3）医师通过询问或检查能正确评价患者的性态度和特定的性行为，从中寻找出问题的症结和治疗的目标，尤其是发现患者具有对性和性乐趣的特殊消极态度时，要帮助患者早日认清自己所存在的问题的根源。

（4）医师应积极消除患者在治疗过程中的操作焦虑，因为许多患者在治疗中仍认可社会文化中普遍存在的迷信和陈腐观念，只强调最终的目标是勃起、高潮和射精，而完全忽视或否认与性伴侣间的动情和性享乐。所以在治疗初期阶段医师要禁忌患者性交，不为性治疗训练设置任何既定目标。

（5）医师为患者制定在家庭环境条件下实施针对性很强的性感集中治疗的训练作业，以改变患者既往的行为偏差和错误方式，并加强对性感受、性需求、性技巧的有效交流。然后在复诊时与医师讨论训练疗效，医师负责对患者完成作业的具体结果进行评价，然后推荐进一步的训练作业和交流技巧。要强调作业的个体化和灵活性，不能一成不变。

（6）性治疗医师要积极鼓励患者努力改变既往的具有破坏性的性生活方式和性角色，使患者在咨询或治疗中有足够的时间进行充分的提问和交流。

（7）医师对患者的性治疗作业和训练安排并非必须像菜谱那样一成不变。安排的原则是使要求患者在不断积累性科学知识的基础上，能够不断地认清自己性态度中的偏差和问题，以便医师采取下一步更好、更有针对性的治疗方法。

性治疗原则看上去很概括，但它实际上很复杂，有深刻而丰富的内涵，充满数不尽的变化。必须因人施教，掌握好性治疗的目的和细节，判断何时进行治疗，如何正确、有效地运用治疗技巧，在这方面医师要具有广博的专业知识，以及其他相关学科的知识才能胜任这一工作。

研究表明，1／3～1／2性治疗学家认定的性治疗实践是折中主义（eclecticism）的或综合主义（integrative system）的。他们不拘泥于学派之见，追求更高的疗效和更好的服务。这两种治疗实践的形成是因为治疗者在临床实践中发现与其寻求以一个整体的、纯正的认识论为基础的疗法，不如汲取各家理论之长。另外，这两种治疗实践理论的形成也说明了关于性治疗实践的复杂性和操作上的难度。不论是在西方还是在中国，性治疗医师的治疗实践仍然是以综合主义的治疗原则为主。

作为心理治疗的三大派别（心理动力学派、人本主义学派、行为主义学派）之一的行为学派认为，人的一切行为都是学习而来的。“疾病行为”在本质上是由于错误的学习而导致的失调行为和结果。行为治疗就是借助特定的方法和技术消除所学到的“疾病行为”方式，并通过重新学习，以较适当的方式取而代之。

行为治疗（behavior therapy）的基本理论建立于实验基础上，它包括经典条件反射原理、操作性条件反射原理、模仿学习原理三大学说，现分别介绍如下：

特定刺激因素会引起特定的身体反应，是一种人与动物都存在的自然反应，如嘴里的食物-分泌唾液，喉咙里的异物-干呕或咳嗽，性刺激-阴茎勃起或阴道湿润，突发的、强烈的刺激-惊吓反应（自主神经激动如心跳、呼吸加速，肌肉紧张等）。其中，引起特定反应的刺激称为非条件刺激，非条件刺激引起的身体反应称非条件反射。

巴甫洛夫通过对狗（犬）的实验发现，狗不仅是在食物（非条件刺激物）出现时流唾液（非条件反射），如果在给狗喂食的同时给予一个铃声（中性刺激物）刺激，经几次结合之后，狗一听到这种铃声（条件刺激物），即使未给食物也会流唾液，这种后天习得的反射，巴甫洛夫称之为“条件反射”。

1920年，行为主义之父华生（1920年）报道了对一个1岁的男孩阿尔伯特的实验。起初这个男孩并不惧怕白鼠，但每当这个男孩玩弄白鼠时，实验者就用一根小铁棒敲击他的后背，几次结合之后，这个男孩便对白鼠产生了恐惧反应，这种反应称之为恐惧的条件反应。此后又进一步发现，这个男孩的这种反应泛化到其他白色有毛的动物身上。那么，反应性条件是如何发展成恐惧的呢？我们再看这样一个例子，一个孩子被狗撞倒或咬伤，就可能发展成对狗的恐惧。摔倒或咬伤引起的疼痛刺激就是一种可引起自主神经兴奋的非条件反应。狗本身是一种中性刺激，由于狗的出现伴随着疼痛刺激，狗就成为一种条件刺激。因此，当一个被狗咬过的孩子看见一只狗时，便引起了一种相似于被狗咬导致的疼痛刺激所引发的自主神经兴奋，即恐惧。在大多数的情况下，伴有恐惧的患者并不能记住过去存在的、可能经历过的恐惧刺激的条件。尽管十分清楚这种恐惧刺激可作为一种条件反应引起焦虑，但这种恐惧刺激是如何成为条件刺激的尚不得而知。假如小阿尔伯特长大成人后因恐惧裘皮大衣而烦恼，有谁会想到他的病态恐惧只是起因于幼年时不断敲击他后背的那根小铁棒？然而，为了帮助患者克服恐惧，对于认识恐惧的条件这一点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识别那些现存的、具有条件刺激功能并引起恐惧反应的刺激。

是指一些相似的条件刺激引起相同的条件反应。如前述那个男孩不止对白鼠产生恐惧反应，而且对诸如兔子、狗或有毛的玩具也产生恐惧反应，则称为条件反射的泛化。

当条件刺激反复出现而非条件刺激不出现的情况下，条件反射作用会削弱并最终停止。如果巴甫洛夫只是不停地给予铃声刺激而不给狗喂食，那么狗听到铃声时所分泌的唾液会越来越少，直至停止分泌。在上述小阿尔伯特的案例中，如果实验者反复把白鼠展示给小阿尔伯特而没有敲击铁棒的声音刺激，那么这种恐惧反应就会逐渐减弱，并最终消失。

斯金纳把巴甫洛夫的条件反射理论向前推进了一步，在实验中把老鼠放进“斯金纳箱子”中，当它偶然碰了杠杆时，就吃到了食物（强化物），以后老鼠就学会了，一有饥饿感就来按杠杆。老鼠主动做出一定动作得到强化而建立起条件反射，被称为操作条件反射。这就是说，当一个行为对个体造成了有利的结果（对这种动物的生存或安全有好处的结果），这个行为更有可能在将来的相似环境中被重复，这就是行为强化原理。其中，通过行为强化过程得到增强的行为称操作性行为，这个增强操作性行为的结果就称强化刺激。

随着行为的发生，出现对该个体有利的结果，这个结果的增加导致该行为的增强，此称正性强化；随着行为的发生，移除或减轻对个体不利（或有害）的结果，导致该行为的增强，此称负性强化。这两者的本质区别在于，在正性强化中，反应产生出刺激（正性刺激）；而在负性强化中，反应移除或阻止了刺激（负性刺激）的发生。但是在正性强化和负性强化中，行为都更有可能在将来再次发生。这一点与惩罚的概念不同，惩罚是行为减少或减弱，减少该行为将来再次发生的可能。

是一个基本的行为学原理，它发生在一个先前被强化的行为不再得到强化的时候，行为消失的结果是行为的减少和停止。行为消失的特征之一是“消失暴发”，即指得不到原有强化的行为的频率、持续时间或强度暂时增加或暂时出现异常行为。

操作性行为是由行为的结果控制的，操作条件反射同时也包含了对结果的处理；而反应性行为是由前提因素控制（或引起）的，反应性条件反射中包含了对前提的处理。例如，当一只乌鸦向小孩俯冲时，小孩产生了两种反射行为，害怕反应（惊吓反应）是反应性行为，跑向他的父亲则是一种操作性行为。孩子跑向父亲可以获得父亲的安抚，使行为得到强化，其结果是当孩子再次遭遇乌鸦时，更有可能跑向父亲。

华生做了一个白鼠跑迷津的实验，这个迷津只有一个入口，须经七拐八弯、迂回曲折的狭窄通道才能到达预定的终端。终端放有白鼠喜欢吃的食物。白鼠在饥饿的状态下，经多次实验可以很快找到到达终端的捷径。华生通过大量的动物实验得出这样的结论，行为是学习的结果。他还认为，所有的行为都是通过条件反射的方式学习得来的。

他们认为，学习的产生是通过模仿过程而获得的，即一个人通过观察另一个人（模型）的行为反应而学习了某种特殊的反应方式。莫勒认为，观察者仅仅通过看到模型的奖励就可以学会这个模型的反应。而班都拉认为，模仿学习可以在既没有模型也没有奖励的情况下发生，个体仅仅通过观察其他人的行为反应就可以达到模仿学习的目的。虽然个体可通过简单的观察学会某些行为，但为使个体运用这些行为，就必须运用强化手段。

①示范：让模仿者看到正确的行为，被模仿者要进行生动的或象征性的示范，所谓象征性示范指通过录像、录音或电影的形式表现正确行为；②指导：被模仿者向模仿者描述行为重点；③演习：让模仿者在模拟的情境中演习经过示范和指导过的行为，模拟情境要与自然情境相似；④反馈：对正确的行为表现进行表扬，对不正确的行为表现进行进一步指导；⑤进一步演习并给予反馈，直到模仿者在各种相关情境中都能表现出正确的行为。

①被模仿者的特征与模仿者相似，则模仿学习其行为的可能性就大；模型的知名度高，模仿也就越可能发生。②模仿者的某些特征如依赖性强、缺乏安全感、易接受暗示等，模仿越有可能发生。③模仿者的参与程度，主动参与比被动观察更有利于行为改变（模仿）的发生。

行为疗法认为性问题的形成是人在成长过程中在学习过程中条件反射的形成或习惯的建立受到不应有的干扰（强化或惩罚），以及不恰当的学习、不良认知的建立等因素造成，是一种习得的行为，可以通过行为治疗方法重新学习。例如，一些“性厌恶”的形成与幼年时不良性经历有关，如遭遇强奸、无意中窥见性行为（或表示好奇）而遭斥责，使性行为与暴力及斥责结合形成条件反射，遂对性行为本身形成恐惧或厌恶等情绪反应，采取回避或抵抗行为，如果这种消极行为再得到不断强化（如对性的回避和保守被视为作风正派而得到肯定或赞扬，视为正强化；而回避行为及抵抗行为可以消除或减轻不良情绪反应，则视为负强化），这种行为就会不断被加强而得以延续，最终形成问题行为。此外，来自社会文化、不良的家庭教育等成为正常性观念、性行为形成的干扰因素，如认为性是不洁的、丑恶的，甚至把性与爱割裂开来，遂形成错误的性观念（对性的不良认知）及性压抑等问题行为。

1958年，沃尔帕创立了源于学习理论的行为治疗。其基本原则是所有的行为都是经过学习而获得的，他认为不恰当的行为可能是由于“未受过充分教育或受到不适当的错误的教育”；而适当的行为是由于“学习获得的或经重新学习获得的”。关于性功能，意味着“性反应是自然非条件性的反应，而功能障碍症状是学习获得的抑制”。行为主义的学习观认为，学习过程的发生是一个无意识的过程，并且一经建立了某种行为模式，即趋向于保持下去而不受其意识控制。

首先调查病情、病因、性心理发育、人格特征、婚姻状况、性态度、性行为方式等，进行必要的行为观测记录及行为分析；然后依据行为治疗的三大原理（经典条件反射、操作条件反射、模仿学习），对不同的问题性行为，设计出有针对性的、科学的、可操作的、可观察的行为治疗方法（行为处方），进行治疗。治疗开始阶段是缓解焦虑，随后是行为重建（其具体治疗技术与方法随后介绍），评估治疗过程及治疗效果，适时调整治疗方案。

20世纪40年代末，沃尔普通过对动物的实验性神经症的治疗发现了“交互抑制作用”，他认为恐惧刺激与抗焦虑的刺激同时发生便是消除恐惧的前提。如饥饿的猫进食后得到一种满足和快意，这种满足和快意可以抑制焦虑紧张反应，不过这种抑制能力非常有限。全身松弛可以代替食物对抗焦虑，据此沃尔普创建了系统脱敏疗法，即让一个原可引起微弱焦虑的刺激，在患者面前反复暴露，同时患者以全身放松予以对抗，从而使这一刺激逐渐失去了引起焦虑的作用，其程序包括松弛训练和用一种徐缓的方式给予想象的恐惧刺激。

现实脱敏类似于系统脱敏，只是患者是逐渐暴露在真实的而非想象的恐惧事件。在治疗恐惧或恐惧症上，现实脱敏要优于系统脱敏，因为现实生活中证实的成功行为要超过想象中的，而且成功行为会被强化，因此这种行为被真实的生活事件所加强。

患者通过放松行为产生一种对抗自律神经兴奋的躯体反应，这种反应包括肌肉紧张、心跳加快、手冷、呼吸加快等，而放松训练所产生的躯体反应，诸如减轻肌肉紧张、减慢呼吸节律和心率、使双手温暖等。一旦患者产生这些对抗性的躯体反应，就会报告他的焦虑减轻。通常有4种放松训练法，包括渐进性肌肉松弛法、腹式呼吸法、注意集中训练法和行为放松训练法。

把能引起患者极大恐惧的刺激暴露给患者，置他于极恐怖之情景，欲图物极必反的效果，从而消除其恐怖情绪。比起脱敏疗法，冲击疗法更简便、快捷，不需要设计焦虑等级逐级脱敏，它总是把危害最大的刺激放在第一位，迅猛地引起患者极强烈的焦虑或恐惧反应，不予任何强化，顺其自然，最后迫使导致强烈情绪反应的内部动因逐渐减弱乃至消失，情绪反应自行减轻乃至消除，即所谓消退性抑制。此法不宜滥用，要视患者的心理承受能力、生理健康状况、实施条件、确保安全；否则会有负面作用，使恐惧加剧甚至泛化。

通过附加某种刺激的方法，使患者在进行不适行为时，同时产生令人厌恶的心理或生理反应。如果反复实施这一治疗，便会使不适行为与厌恶反应建立了条件联系。以后尽管取消了附加刺激，但只要患者进行这种不适行为，厌恶体验照旧产生。为了避免厌恶体验，患者不得不终止或放弃原有的不适行为。常用的厌恶刺激包括电刺激，一些易引起恶心呕吐作用的药物，以及任何能带来不快情绪而又不给身体造成损害的刺激如憋气、羞辱、强烈的光线、尖锐的噪声、针刺等可致痛的方式等。

当患者欲实施或正在实施某种不良行为时，在想象中主动地呈现某种可怕或令人厌恶的形象，致使两者形成条件反射，达到控制行为的治疗目的。此法的疗效不如直接的厌恶刺激，因为想象的厌恶刺激难以生动或逼真，故而厌恶体验不深刻。

认知行为疗法是通过矫正患者的思想、信念和态度，改变患者的行为，达到治疗的目的。斯金纳认为人们的思考也是一种行为，即内部的言语行为，它与外部的言语行为—说话并无本质区别。认知行为疗法已经超越了经典行为疗法的定义，它通过解决内部的言语行为和想象活动，达到改变外部行为的目的，它依据的原理依然是条件反射学说。其中，比较著名的认知疗法有：①埃利斯的“合理情绪疗法”：埃利斯认为，情绪是对某种刺激的反应，在刺激和情绪反应之间有一个重要的中间过程—认知，认知在这一过程中的作用几乎是决定性的。治疗过程着重于发掘和了解认知，使患者学会观察自己的思维、情感和行为，最终通过改变原有的非理性信念，达到改变情绪和行为的目的。②贝克的认知疗法：贝克认为，情绪障碍的认知模型包含两个层次，即浅层的负性自动想法和深层的功能失调性假设或图式。这种潜在的功能失调性假设是人们评价生活事件、赋予经验事实以特殊意义，以及主宰人们处理事情方式的基础，是支配人们行为的规则。潜在功能失调性假设可为日后某种严峻的生活事件所激活。假设一旦激活，便有大量“负性自动想法”产生。治疗方法包括：识别并检验“负性自动想法”；识别并矫正潜在功能失调性假设；布置家庭作业，让患者自己练习察觉自动想法，自行验证“假设”。在性治疗中，认知疗法是向患者提供信息和教育策略的延伸，但它把注意力直接放在改正患者在认知过程中的消极态度目标上，改变患者内心世界早已生成的、根深蒂固的思维模式或消极观念。在对患者治疗过程中发现，患者在过去的认识模式对其性心理成长和性目标的确定是无理的、自拆台脚的和破坏性的，患者已接受了一定科学知识和性再教育后仍深信那些有关性的迷信和谬论，其中还包括患者对性问题的性质或性接触与性经历的其他认知方面的问题，如对婚姻以及伴侣关系的意义，把自己或伴侣看成是性健康的人、对自己和伴侣在性行动中的期待和评价等。

在对患者进行认知疗法时，对具体方法和时间的选择是十分关键的。临床治疗医师要斟酌患者的具体情况判断和定夺。对患者进行认知重建时，一般是在治疗医师同患者在初次见面时就已经开始了，在对接受治疗的患者进行具体指导和布置的家庭作业中也要不断强化患者的意识。但是，更直接、专业性更强的认知重建过程可能还需要对患者建立在不合理或错误逻辑基础上的信念进行分析和反驳，并以心理动力学方法打破患者的心理防御。不要错误地强调认知改变要先于行为训练，把认知重建和性治疗的其他方法结合起来会更加有效。

在性治疗领域中，认知重建理论和方法是性治疗医师的重要手段，也是使用最多的理论和方法。患者对此方法的接受程度也较其他方法要高。但是，对性治疗医师来讲，就要具备更高的有关心理学方面的知识。否则，很可能对患者做出错误的诊断和治疗。

通常自主神经的活动改变只能由巴甫洛夫的经典条件反射引起，而随意活动则由斯金纳的操作条件反射引起。1960年美国心理学家米勒致力于用主观意志控制自主神经的研究，利用操作条件反射方法引出自主神经活动，使之成为现实。现代科学提供了一种新的手段，通过现代电子仪器，将个体在通常情况下不能意识到的体内生理功能予以描记，受试者根据反馈信号的变化了解并学习调节自己体内不随意的内脏功能及其他躯体功能，促使相应的生理功能恢复。

行为理论认为，行为是通过学习获得的，一个学到的行为如果得以持续，那么一定是在被它的结果所强化。为建立并维持一种需要的行为（目标行为）设立相应的奖励手段，作为行为的结果对该行为的强化。其强化物可以用象征钱币、奖状、奖品、游戏等（代币疗法），也可以是关注、赞许、鼓励等精神满足。主要治疗步骤为：①确定目标行为，随时观察、记录这一行为发生的频度和程度；②观察并找出不良行为的直接后果；③设计一个新的结果取代原来的行为结果；④强化的实施，即出现期望行为时立即给予奖励。例如，马斯特和约翰逊创立的“双人快速疗法”中主要运用了阳性强化法的原理。

综合疗法实际上包含了三重含义：①医师首先要选择适合于患者的特定方法，挑选不同的治疗理论和技巧，把不同的理论和方法结合为一个整体；②理论和方法必须具有实用效果，能使临床医师在面临各种实际问题时能灵活、有效地加以运用；③理论和方法可帮助医师对患者的性问题的性质有一个全面的了解，包括其与社会、家庭、人际关系、个人心理动力学等各方面的相互关系和相互作用。在更深层次上综合不同的理论和策略时，必须注意到对上述问题有全面、深刻的理解，要在纵观全局的情况下做出合理的选择，而不是依次使用不同的治疗理论和方法，但许多治疗医师往往缺乏整体观念。

在理论上，虽然可以把人的性功能划分为行为、情感、认知、相互作用等诸多方面，但这并不意味着人们在进行性行为体验时就会因为一些各自的侧面问题发生性行为变化或出现性行为问题。同样，各种特定的治疗方法也不会仅针对某一侧面而发挥作用，如行为疗法是纠正患者过去学到的不良行为的，但它的治疗机制无疑不会局限到行为这一侧面。患者的行为改变很可能是通过更广泛的方法而取得的，例如在执行行为疗法过程中很可能促进患者的人际关系的改善或个人的认知重建。不同治疗理论模式中都有潜在的共性，并表现在不同类型的性治疗方法中。例如，医师向患者提供真诚的帮助和支持，进行性科学知识的再教育和改善双方的相互关系。另外，一种治疗方法往往有意或无意地促进其他治疗目标的实现，例如在行为治疗中可能出现“自发的领悟”（spontaneous insight）。当然，医师的询问、解释都可以促进患者的领悟，这对患者无疑是有益的治疗。从患者发生变化的性质看，也支持概念综合的论点。患者在治疗中出现有意义的变化依赖于学习、体验和相互作用的改善，如对性的耐受程序、求治愿望、自我完善等。性治疗中很重要的一点是动员起伴侣双方的积极性，因为他们过去往往从未寻求过外界的帮助，一直在黑暗中盲目摸索，性治疗常能使他们表现出暴发式的领悟或进步。有些患者能从单一的治疗方法中受益，如医师富于同情心的倾听、行为矫正、耐心的解释或认知重建等；而其他患者则属于更复杂的问题，可能需要全面的或综合措施的治疗，单一的方法往往不能奏效，治疗的成功可能得助于综合治疗或治疗中的某些成分。

医师在治疗过程中要特别注意自己的一言一行，除了他精心设计的方案或指导之外，他的一切言行都将对患者产生干预作用，如医师受社会文化禁忌和传统性模式的影响而流露出的对所有或某种性活动的鄙视和否定态度，必将给患者造成心理压力或内疚，从而构成对治疗的意外干预，干扰和妨碍性治疗顺利、有效的进行。医师不应总是试图以自己的性价值观念去左右和影响患者，尊重患者的选择和意愿是性治疗医师特别应该注意的。

总之，性问题与夫妻间的价值冲突、争吵、经济、子女或交流等问题的性质有所不同，因为性问题还有重要的生理成分在内，在双方的性活动目标里存在双方肉体的接触和交流，以体验富有快感的生理反应——性欲、唤起和高潮，同时还存在动情的或肉欲的感觉。当存在性功能障碍时，这些生理反应和感觉会或多或少地受到干扰和阻断；然而，生理反应和感觉的完善并不意味着必然给双方带来性满意，因为伴侣之一或双方可能对性活动或他们的整个关系的评价是消极的。当然，性功能障碍对夫妻双方的影响远远超过生理反应本身，涉及情绪、认知、行为、相互关系等各个方面。医师虽然无法直接观察患者存在的性问题，但可以透过对夫妻的争吵、交流等问题的观察，揣摩患者的性问题的实际表现，透视和识别夫妻的性相互作用模式，然后再采取相应的治疗手段来解决其性问题。

综合治疗面对的性问题非常广泛，包括性焦虑（如体谅感危机、性对象的选择、性发育正常与否、手淫“不良后果”等）、性心理障碍（如性偏好障碍或性认同障碍）和性功能障碍。其中，综合疗法更适合性欲低下这类性问题的治疗，但对乱伦这样的问题是不适宜的。对于不同的性问题，综合疗法具有灵活变通的调整余地。性问题可以是一种性症状，即伴侣一方的生理反应不尽如人意；也可以是一种伴侣症状，即出现使相互关系受挫折的局面；也可以二者兼而有之。所以，医师处理的既可能是一种性症状，也可能涉及患者的理解、认知，以及相互关系的调整。医师治疗过程中，要及时确定治疗的靶目标，以适应患者的其他性问题的出现。在对患者进行治疗过程中，医师应始终把治疗的总目标放在性内容上，特别是注意造成患者的性行为、感觉、幻想、情绪和认知等问题上。当然，也不应忽视对造成问题的性相互关系的追踪和解决，这一点同样关键。医师要善于捕捉一个微观的具体问题，而不是宏观的过于笼统的关系问题，如此才能突破。

在治疗过程中，医师随时都会遇到新的问题，必须特别注意在治疗中采取随机应变的灵活态度，否则会感到头绪很乱，可能把僵局看成是来自患者的阻抗。因此，要注意在治疗的不同阶段处理好来自不同理论模式的治疗措施，可能要在不同的阶段依靠不同的治疗技巧，而其他疗法和理论则作为医师临床思维的基础和随时可以提取治疗手段的信息库。

性治疗是一门新兴学科，尤其在中国更是刚刚起步，至今没有一家合格性治疗机构，希望在不久的将来能实现这一愿望，并不断总结和推广适应于中国国情的性治疗理论和体系，造福于众多的性功能障碍患者或有性不和谐问题的夫妇。

1974年，海伦·卡普兰率先把心理动力学与行为治疗结合起来。1983年，她再次试图把器质性问题与心理性问题结合起来处理。1990年，她把阴茎海绵体内药物注射作为整合性性治疗的一个组成部分，她认为注射治疗有助于克服以患者对性治疗的阻力；反过来，性治疗又可以克服对注射的阻力。

阴茎海绵体内活性药物注射治疗的意义主要有：

1.对于渴望治疗但又寻找各种借口破坏治疗的患者，其借口包括工作忙无时间安排家庭练习或就诊，而注射造成的化学勃起可以克服他们的阻力。

2.克服对治疗结果即勃起的畏惧，他们对勃起既渴望又畏惧。化学勃起将使患者面对所畏惧反应，并给医师机会来处理未曾发现的畏惧心理。

3.对畏惧注射、不能交流或太关心自己表现能力的人，可增强其自信心；对由于害怕不能勃起而不愿参加性感集中训练的人，可以通过化学勃起而消除疑虑。

4.对于伴侣也有帮助，因为对阳痿男性存在怨恨敌意的伴侣可能对性治疗存在阻力，有些女性会对不依赖她们努力而出现的勃起感到畏惧。许多对拒绝十分敏感的妇女会认为男性的自我注射就是一种拒绝她的信号，这是因为自己缺乏性吸引力或性失败的结果。有些总感到不安全的妇女会对男性注射后重新获得的勃起能力出现矛盾心理，害怕他们抛弃自己而去追求更年轻貌美的女性。化学勃起有助于克服这些阻抗，从而使夫妻积极投入性治疗。注射治疗也可增强患者对性治疗的接受性。通过性治疗，使他们认清注射是他们的器质性阳痿的唯一有效的治疗选择；使他们克服对注射的畏惧心理，这种畏惧往往反映出更深在的阻力，而性治疗是可以有所作为的；克服患者的顽固的抗拒心理，有些患者尽管取得进步却总想中断治疗。阴茎海绵体内注射血管活性药物的治疗方法无疑给阳痿的治疗带来革命性变化，然而它也像任何新技术一样，伴有一种过分的热情，往往使得人们忽视了它的并发症或远期效应。

运用心理暗示的方法使患者的心理意识活动的状态进入催眠状态，然后治疗者对患者进行治疗的方法。受术者在进入催眠状态后，将在催眠师的暗示下如实暴露出内心底层的奥秘、被压抑的情感、早已“遗忘”的经历，随后催眠师对受术者的心理障碍给予正确解释和诱导，利用暗示对其行为予以纠正。受术者醒后对所发生的一切一无所知，回忆不起催眠中的情景。催眠术不能从治疗计划中完全孤立出来，它只能是治疗计划的组成部分或方案之一。

自从1970年马斯特和约翰逊建立了性功能障碍的行为治疗的新模式之后，人在他们的启示下又发展了形形色色的性治疗方法，把催眠术和行为治疗结合起来应用就是其中一种尝试，它对阴道痉挛的治疗很有效。在性行为和性功能障碍的研究中，认知作为一个重要因素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采用催眠治疗（hypnotherapy）技术恰恰可以影响患者在性观念上的转变。更主要的是，对患者做催眠术治疗时，可帮助治疗者揭示出患者潜意识中可能存在的性问题，对患者而言可以起到积极的治疗作用。

从诊断学角度看，性功能障碍的行为和生物学问题要比患者主观上体验的症状更为重要。因此我们可以这样认为，催眠术只是一种诊断或治疗的手段，在对患者进行治疗时，治疗者应视具体情况调节治疗方法。到目前为止，可以说没有哪些特定的性功能障碍是催眠疗法的适应证，也没有针对不同性功能障碍的特殊催眠疗法。

催眠疗法在性治疗中的运用，无论是在西方还是中国，学术界尚有争论。因为这种方法的治疗效果，更多的是取决于患者的心理素质。在中国，尚无运用催眠疗法治疗性功能障碍的报道，在学术界和临床医学领域对此也持慎重态度。

亲昵疗法（intimacy therapy）是一种性治疗方法，以增强患者自尊的同时，增进患者与伴侣的亲昵关系，最终彼此达到满意和乐趣分享方法。20世纪70年代，国外的性治疗多把注意力集中于像勃起、射精控制、性高潮等生理功能，以及性表现能力等性功能障碍上。医学文献中充斥着来源于机械学词汇，如“功能”“功能障碍”“功能不全”“获得勃起”“达到高潮”等。因此，大多数性治疗学家强调的是个体的性问题，也就是说以个体的功能表现为目标，而不是以患者同伴侣双方的共同乐趣和满意为目标。由此，可以看出这种“操作—高潮—性”治疗模式虽然能够导致患者的性表现目标的实现，但它却很可能是以牺牲亲昵关系为代价的。例如，女性往往可以通过治疗学会自慰而达到性高潮，但夫妻间的性问题却依然存在。因为女方无法满意地在与伴侣的性体验中达到性高潮，于是丈夫便会因妻子的治疗“成功”而开始表现出操作焦虑，他们共同的性生活会出现令人不安的局面，彼此间的性行为对于他们来说不再是一种欢乐的体验，而成为生活中的负担，它不仅体现在了他们各自的体能上，而且更多地体现在他们心理上。20世纪80年代，由于性知识的普及，人们对基本的性知识有了更多的了解，随着性的生殖目的减弱，人们开始寻求解决性欲和性唤起问题的方法，这无疑反映出人们的富有活力的相互关系，以及在生活中对深层次的亲昵关系存在的不懈追求。

亲昵疗法的模式以患者和其伴侣为主，并认为一个人有四个尺度，即肉体、精神、情感和心灵。医学研究发现，人在诸如生气、压抑和焦虑（包括“操作焦虑”）等情绪状态下，夫妻间的信任、夫妻间对家庭及彼此间义务承担等都会造成心理上的压力，进而影响夫妻生活，出现性问题。亲昵疗法就是通过患者与伴侣分离和聚会来加强彼此间的在心理上和情感上的交流，以达到治疗目的的方法。一对夫妻是由两个各不相同的能量系统组成的，双方有各自的边界。在性活动中，他们必须寻求融合这些边界，以便进入一个共享的唤起的愉快境界。夫妻间的亲昵关系也有其自相矛盾之处，即一方对另一方的向往和希望与维护自己独立自主的性格之间的冲突，这就需要双方通过协商而保持一种微妙的平衡。在达到追求亲昵关系的最终目标之前，灵魂深处所向往和追求的仍然是按照自己的方式行事。由于亲昵关系需要婚姻中的各方保持和发展一个各自的自我，治疗在制订治疗方案时就要考虑以下问题：

1.患者与伴侣是否需要增加他们的亲昵活动？是否需要为了保持自尊而保留更多的自我活动？临床发现，有些伴侣能够立即在开始增加亲昵活动的同时，通过各自的活动满足更多的自我活动的需要；有些人则需要首先集中在更多的亲昵活动或更多的单独活动。

2.相互关系的加强往往使夫妇间能非性活动中加强亲昵的感受。治疗中，患者和伴侣可以共享某种乐趣，如音乐、滑冰，或高声为对方朗读，共同回忆已被淡忘了的昔日共渡过的良辰美景。

3.增加患者同伴侣共度的放松时间和性外的亲昵将有助于双方之间边界的开放，以此改善他们在性活动的心理状态。

4.亲昵疗法对夫妻情感关系尚好，但一方出现性问题的患者有较好的疗效。对夫妻情感关系已破裂的患者一般不运用这种疗法。在中国，性问题往往同复杂的家庭关系相联系，并相辅相成。因此，亲昵疗法不失为较适应中国国情的医疗手段。但是，由于文化背景的原因，亲昵疗法在中国尚处在探索阶段。

通过阅读有关领域的科普或其他体裁的书籍而获得对其心理或性问题治疗效果的一种行为治疗方法。在性治疗中对性欲低下、性生活不和谐、性高潮问题等有较好的疗效。治疗结果表明，书籍疗法（bibliotherapy）对患者的性观念、性态度、性行为和性技巧以及生活质量有明显改善和提高。

值得注意的是，在性治疗领域中也存在“hellogoodbye效应”，这是心理治疗效果评价中的一种现象。hello，意指患者来治疗时往往夸大自己的不幸、不适、痛苦和疼痛；goodbye，指患者在治疗结束与医师分手时往往夸大自己的康宁感，表明自己的时间和金钱没有浪费掉。这种主观的“好转”现象称为“hello-goodbye效应”。如果医师根据该现象整理统计资料时，会造成治疗率的提高。事实上，这种现象并不能真正客观地反唤出医师对患者的治疗效果。这种现象常见于心理治疗，在药物、手术、理疗和放射治疗过程中。所以在估价患者的治疗效果时必须排除这种因素，不能以患者的主观体验报告作为评价治疗效果唯一标准。

生殖健康的概念是世界卫生组织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提出的，在20世纪90年代生殖健康作为实现整体健康的战略之一，得到了世界各国专家学者的承认。1994年国际人口与发展大会行动纲领和1995年北京世界妇女大会宣言都对生殖健康概念作了定义：生殖健康是指有关生殖系统、生殖功能和生殖过程所涉及的一切事宜在躯体、精神和社会等方面的健康状态，而不仅仅指没有疾病或不虚弱。因此，生殖健康表示人们能够有满意而且安全的性生活，有生育能力，可以自由决定是否和何时生育及生育多少。

按照上述生殖健康的定义，行动纲领和宣言要求各国和各地区政府为各个年龄组的人群提供实际的、全面的生殖健康服务，以满足人们在一生中不断变化的生殖健康需求。因此，生殖保健的范畴包括了促进生殖健康和福祉、预防和解决生殖健康问题的各种方法、技术和服务，如计划生育咨询、信息、教育、交流和服务，男女均有权获知并能实际获取他们所选定的安全、有效、负担得起和可接受的计划生育方法，以及他们所选定的、不违反法律的调节生育的方法；使妇女能够安全地妊娠和生育，向夫妇提供生育健康婴儿的最佳机会，提供产前、安全分娩和产后保健的教育和服务，特别是母乳喂养、母婴保健；不孕症的预防和适当治疗；流产、预防流产及流产后的调理；生殖道感染及其他生殖健康方面的问题；关于人类性生活与性健康，其目的是增进生活和人际关系；做负责任父母的信息、教育和咨询意见；与性传播疾病有关的咨询和保健。生殖保健服务的对象包括女性（含更年期）、青少年和成年男性，让男性在计划生育、家务和育儿方面担负同等责任也是十分重要的事，特别是在性传播疾病的预防方面。生殖健康概念与理论的提出给我们带来了观念更新的机会，如果没有国际上的推动，国内有关工作的开展还会有各式各样的阻力。计划生育的工作任务不再是单纯的控制人口数量，这就对计划生育队伍提出一个更为严重和艰巨的任务。过去搞突击、搞运动、搞会战的做法已过时，现在需要各级技术人员脚踏实地、满腔热忱地为群众提供全方面的科学信息和技术服务。

正是因为以下原因的存在，影响了性和生殖健康最高标准的实现：

（1）很多人的性知识不足和生殖健康信息和服务不足或不当。

（2）高危险性的性行为盛行。

（3）带有歧视性的社会习俗，如溺女婴等。

（4）许多妇女的性生活和生育方面的权力有限。

（5）青少年因缺乏信息和有关服务容易受到伤害，使他们不能积极地、负责任地对待性问题。

（6）老年男、女独特的生殖健康问题往往没有受到适当注意。

中国实行计划生育30年来，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形成了中央、省、地、县、乡、村六级技术服务队伍。这支队伍立足社区和家庭，面向健康与亚健康人群，落实宣传教育、技术服务、人员培训、药具发放和信息咨询等职能，实施计划生育和生殖健康促进计划，每年实施长效避孕术1000多万例，发放避孕套、避孕药1000多万人份，避免了大量的意外妊娠及数以万计的手术并发症，为数以亿计的家庭提供进村入户的咨询指导和随访服务，取得了显著的社会效益。

生殖健康咨询服务人员分布在人口和计划生育系统、妇幼保健系统、民政部门和妇联、共青团、残联等社会团体，以及非政府组织、各类生殖健康医院、成人保健药房等机构。人口和计划生育系统有100万村级咨询服务人员，其中县乡以上咨询服务人员超过16万人，妇幼保健等系统从业人员3万人左右。

从总体情况看，从业人员素质参差不齐。人口和计划生育系统偏重计划生育、避孕节育、优生优育等方面的服务，对于出生缺陷和生殖道感染干预、性传播疾病及艾滋病预防、性心理和性保健等方面的工作相对滞后，提供咨询服务的能力相对有限；其他机构从业人员则缺乏人口和生殖健康咨询方面的系统培训，知识和技能水平难以满足咨询工作需要。

“十一五”期间是我国人口和计划生育队伍职业化建设的重要时期。设立生殖健康咨询师这一新职业，建立相应的职业资格证书制度，对于加强生殖健康咨询师队伍建设、提高中国的人口素质、落实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

生殖健康咨询师的培养对象：从事或准备从事本职业的人员（应具备的资格）

（1）在本职业或相关职业（计划生育、医疗保健）基层工作岗位连续见习2年以上。

（2）经专业培训（生殖健康助理咨询员正规培训）达到规定标准学时数，并取得结业证书。

（1）连续从事本职业工作4年以上。

（2）具有中等职业学校本专业（职业）或相关专业毕业证书。

（3）具有高中及以上学历，连续从事本职业工作1年以上。

（4）具有高中及以上学历，经生殖健康咨询员正规培训达规定标准学时，并取得结业证书。

（5）连续从事本职业工作3年以上，经生殖健康咨询员正规培训达规定标准学时，并取得结业证书。

（1）连续从事本职业工作9年以上。

（2）具有高中及以上学历，连续从事本职业工作6年以上。

（3）取得生殖健康咨询员职业资格证书后，连续从事本职业工作4年以上。

（4）取得生殖健康咨询员职业资格证书后，连续从事本职业工作3年以上，经生殖健康助理咨询师正规培训达规定标准学时数，并取得结业证书。

（5）具有本专业或相关专业大学专科及以上学历证书。

（6）具有其他专业大学专科及以上学历证书，连续从事本职业工作1年以上。

（7）具有其他专业大学专科及以上学历证书，经生殖健康助理咨询师正规培训达规定标准学时数，并取得结业证书。

（1）连续从事本职业工作16年以上。

（2）具有高中及以上学历，连续从事本职业工作13年以上。

（3）取得生殖健康咨询员职业资格证书后，连续从事本职业工作5年以上。

（4）取得生殖健康咨询师职业资格证书后，连续从事本职业工作4年以上，经生殖健康助理咨询师正规培训达规定标准学时数，并取得结业证书。

（5）取得本专业或相关专业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证书后，连续从事本职业工作5年以上。

（6）具有本专业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证书，取得生殖健康咨询师职业资格证书后，连续从事本职业工作4年以上。

（7）具有本专业大学专科及以上学历证书，取得生殖健康咨询师职业资格证书后，连续从事本职业工作3年以上，经生殖健康助理咨询师正规培训达规定标准学时数，并取得结业证书。

（8）具有本专业或相关专业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学历证书／学位证书后，连续从事本职业工作2年以上。

（1）连续从事本职业工作22年以上。

（2）具有高中及以上学历，连续从事本职业工作19年以上。

（3）取得生殖健康咨询师职业资格证书后，连续从事本职业工作4年以上。

（4）取得生殖健康咨询师职业资格证书后，连续从事本职业工作3年以上，经生殖健康助理咨询师正规培训达规定标准学时数，并取得结业证书。

（5）取得本专业或相关专业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证书后，连续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13年以上。

（6）具有本专业或相关专业硕士、博士、博士研究生学历证书／学位后，连续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10年以上。

在人出生之后的发育成长和社会化过程中，性健康始终占据一个重要的地位，这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事。严格地讲，性健康和生殖健康是一回事，是一个硬币的两面。虽然人们现在已能接受性健康这样的话题，但大多数人未必能明确回答以下相关的问题：什么是性？为什么要有性？什么才是健康的性？马克思曾说过，人和人之间的直接、自然、必然的关系是男女之间的关系。随着社会的飞速发展和物质文明的不断进步，人类生活水平和文化水平也不断提高，于是人类的性问题对个人健康的影响，远比人们以前所认识的更为深入和重要。对性的无知和错误观念无疑会影响人们的生活质量和性健康，所以性卫生保健的目的不仅与生育、生育控制、预防性传播疾病有关，也与提高人类生活质量、增进婚姻的和谐与美满、增进社会的安定与团结有关。

应该说，正是由于计划生育国策的存在，才使性教育获得缓慢发展的立锥之地。避孕有多重价值，尤其对女性来说，避孕把她们从无限制的生育任务中解放出来，使她们也有机会追求性的快感、乐趣和平等权利，从而提高她们的尊严和地位，带来生理与心理的解放；避孕有利于增进性感和情感，性享乐观念的改变有利于计划生育工作的实施和计划生育政策的落实，有利于实现自己的性价值和增强性活力。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70年代中期的定义：性健康是指具有性欲的人在躯体上、情感上、知识上和社会适应能力上均健康的总和，从而表现出积极完善的人格，美好的人际、爱情和夫妻关系。具体来讲，性健康指：

1.根据社会道德和个人道德准则享受性行为和控制生殖行为的能力。

2.消除能抑制性反应和损害性关系的恐惧、羞耻、罪恶感等消极心理因素和虚伪的信仰。

3.没有器质性障碍、各种疾病及妨碍性行为与生殖功能的躯体缺陷。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有人提出性健康还应包括具有预防艾滋病和各种性传播疾病的能力。

1994年，国际人口和发展大会行动纲领中指出：“性行为和两性关系彼此密切相关，两者都对男女实现和保持性健康和控制生殖行为的能力产生影响。男女在性关系和生殖方面的平等关系，包括充分尊重人体的完整健全有赖于双方相互尊重、愿意担负对性行为后果的责任。负责任的性行为以及在两性关系上具有敏感认识和公平态度，特别是在成长年龄期间加以教导，可以加强和增进男女彼此尊重、和谐的关系。”这样才能帮助增进个人生活素质，应该确保女性和男性都能获得实现良好的性健康，以及行使其生殖权利和履行其责任所需的信息、教育和服务。行动纲领还指出：“应在家长支持和指导下，并遵照《儿童权利公约》，向青年人提供综合的性教育和服务，要强调男性要对自身的性健康和生育力负起责任，并帮助他们履行其责任。鉴于迫切需要预防意外妊娠、艾滋病和其他性传播疾病迅速蔓延以及性虐待和暴力泛滥等问题，各国政府在制定国家政策时应充分认识提倡负责任的性行为的必要性和目前的性风气情况。必须鼓励和积极支持并公开地讨论需要防止妇女、青少年、儿童受到虐待包括性虐待、性剥削；遭到买卖和遭受暴力的问题。”

人类性活动的目的一般有以下3种：生殖、证实情感的炽热与亲密、单纯追求乐趣。就每一次性活动而言，它既可以是上述3个目的之一，也可以同时具有这3种目的。社会舆论提供的性信息有明确无误的，也有充满谬误的。性的商品化更是玷污了健康的性体验的形象，而且还使人们丧失自信心，因为人们从商品化的信息中获得的都是超人的、非凡的、高不可攀的“榜样”。目前，人们开始性实践的年龄已经提前（如婚姻法的法定婚龄已提前），并且热衷于更好的性表现能力和为性行为设置既定目标。不过，人们的性活动的结果并非总是那么令人鼓舞，有时甚至成为灾难，带来沮丧和痛苦。一个人的性观念和性行为既可以促进自我的想象能力，也可以减弱自己个人的有效作用。如果人们能够分析和端正自己的性态度、澄清自己的性价值体系、检查自己的性交流技能、敏锐自己做出性决定的技能，这样性表达的结果就不再是那么深不可测了。如果一个人从事性活动的目的单纯是为了享受，他就会放纵自己的性行为。目前，我国每年感染性传播疾病的人群已有数百万之众，而且嫖娼卖淫现象屡禁不止，有些地区已形成市场化的趋势。因吸毒、性放纵等导致的艾滋病病毒感染率正在上升，据估计感染者已达60万人以上，形势十分严峻，这越加说明性教育的必要性，性教育才是预防艾滋病传播的真正有效途径。

在1994年全国性健康教育展览会上，我们引入了一个新概念——性本质，后又改称为性素质，由于在《辞海》中“本质”与“素质”同义，而现实生活中人们讲素质更普遍，把思想品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身体心理素质、劳动技能素质所形成的素质结构作为现代人的基础素质，这也避免了“本质”给人一种天生的或不容易改变的误解。“素质”已经不再只是指人们先天的生理解剖特点，而是泛化成由先天和后天环境影响所形成的人在社会活动中表现出的稳定的内在的品质。下面我们将以素质代替本质。

性素质是由英文sexuality翻译而来，从狭义上讲，sexuality可以代表性欲、性行为或性特征等含义；但从广义上讲，它便是一个整体性的、多维的概念，泛指一切与性相关的范畴和内容。性素质（sexuality）与性本能不同，性本能是天生的，可以说代表了人类性活动的生物学属性；而性素质则受到不同文化背景、历史环境、社会活动的根深蒂固的影响、修饰和雕琢，它成了一种社会属性。马克思说：“人的本质就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那么人的与性有关系的所有因素的总和也就应该是人的性本（素）质。人的本（素）质决定于主客体统一的社会实践活动，这种实践活动包括物质资料的生产与人类增殖的生产，这两种生产的结合恰恰反映在人的自然关系和社会关系的结合。人的性素质亦然。人没有先验或天然的“素质”，其素质只能是后天实践生成、逐步发展、不断完善的；同样，人们也将在其社会化过程中逐步构建、完善其性素质。性素质既指一个人在性本能驱使下追求性乐趣和性快感的欲望、活动、能量和体验，也包含了人际间在性本能驱使下表达彼此间爱情、温柔、体贴、承诺的欲望、活动、能量和体验。性素质不等于性本能，它是超出性活动和生殖活动本身的更宏大的人生组成成分之一，它与人生的其他内容有着千丝万缕、不可分割的联系。性健康教育实质上就是性素质教育。

性素质的内涵包括：

1.生物学成分——性别、性反应、性能力、性功能障碍、性与生殖、生育控制、性传播疾病等。

2.心理学成分——性身份（心理性别）、性取向、性偏好、性心理障碍、性欲、性感受、性语言、依恋、自尊、自信、安全感等。

3.社会学成分——性角色（社会性别）、约会、恋爱、婚姻、性关系、性活动、性行为、性文艺、性法学等。

4.伦理学成分——性态度或性信仰、性价值观念或性道德、性知识、性教育、性禁忌等。

这里包含了许多基本概念：如性欲，指向往接触、温存、亲密的爱情时呈现的躯体和情感表达的心理能量；性活动，则是人们选择来向自己或他人表达这种渴望的方式，性行为的发生是由内外环境的性刺激和个体的性行为动机决定的；性感受，指性活动中的心身体验；性能力，指给予和体验性乐趣的心身能力。就性态度而言，它又是以性知识为基础的，体现于一个人的性实践活动之中，性态度反映了一个人的性观念；而性动机是导致个体发生特定性行为的内在原因的总和，性动机值反映了他的期望值，这将取决于性刺激水平、内分泌节律、外部关键性刺激、文化环境的影响、性经验、性行为条件具备的程度、中枢神经系统自动产生的兴奋程度。性行为和性实践中往往体现了一个人的个性特征，如信仰、思维、情感、理智、意志、品质、人际关系、群体作用和责任心。

由于性素质是一个包罗万象的概念，因此国外已把性教育（sex education）改变为性素质教育（sexuality education），认为单纯向人们介绍性知识是远远不够的，性教育也可以理解为人品和爱的教育，正像一般教育中只讲智育是不行的，必须德育、智育、体育、美育全面发展才行。英文还有个词叫sexualization，指的是一个人的性行为准则的形成过程和性别特征或性角色形成的过程，我把它译为性修养，即性素质的教育、训练和形成的过程，这样一个过程将是漫长的、反复的、多变的，可以说是贯穿于人的整个一生。因此，我们提出性素质、性修养、性健康教育（或曰性素质教育）这些概念和任务也就更具有令人信服的理论依据，更符合当前政策和中国国情。所以，要深化性健康教育必须使之落实到性德育（性道德与人际交往）、性智育（性科学知识）、性体育（性能力和性技巧）、性美育（性审美能力）等几大方面。虽然人们很难对性素质的好与坏、对与错、正常与变态做出一个明确的界定，因为它在不同的社会、文化、历史、地理、民族中有不同的标准，然而性的文明与进步、性的和谐与美满却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这不仅是每个人、每对夫妻，也是每个民族、每个国家乃至全人类的理想目标。

性健康教育的具体内容是：

1.提供有关性的躯体、心理和情感的成熟过程的知识。

2.消除在性发育和性调节过程中的畏惧心理和焦虑。

3.对社会上的各种性表现形式建立客观和理解的态度。

4.培养洞察两性成员间相互关系的能力，应认识到自己对他人的义务和责任。

5.建立和发展健全的人格和人际关系。

6.建立和培养必需的道德观念和价值观念。

7.具有抵御可能危及自身性心理和性生理发展的谬误和错误观念的能力。

8.反对性剥削、性虐待、性骚扰、嫖娼、卖淫等丑恶现象。

9.在一生中所扮演的子女、夫妻、父母等各种角色的适应能力。

性康复管理指导（性咨询师与性治疗师）是在心理分析和行为治疗的理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针对男女性焦虑、性不和谐乃至各种类型性功能障碍（包括部分性心理障碍）的个人和夫妻解决各种性困难的康复指导、咨询与治疗手段和方法的总称，通常不包括药物、手术和理疗等特定的医学治疗手段。

运用性健康常识、性咨询与性康复理论与实践技术、中医保健知识及心理学基本知识，根据来访者需求，使用相关知识和技能，对来访者分别进行性健康教育、中医保健服务、性心理咨询或性行为辅导等性康复指导的专业技术人员。他们将独立或在各种专业技术人员指导下工作。

工作场所一般在独立性康复工作室或中心、医疗美容医院、门诊部及诊所。工作对象则是具有性焦虑、性生活不和谐，乃至各种类型的性功能障碍（包括部分性心理障碍）的个体或夫妻，对性问题特别感兴趣的来访者。他们使用的工具和设备包括心理咨询室的常用设备、基础教学视频音响设备、解剖模型和道具、中医保健基本设备（针灸推拿、基础理疗设备）、皮肤消毒设备、室内消毒设备等。

1.对消费市场、目标定位人群、消费心理进行准确分析。

2.能根据来访者的各种主客观问题，制定各种理想的康复方案及效果计划，并能得到来访者认可。

3.与来访者充分沟通，不涉及政治、迷信宗教等内容。

4.对性康复指导、中医保健等可能带来的某种观点或身体的不适应或意外后果，要告知来访者（如盆底肌训练可能引起轻度性兴奋）。

5.来访者在认真阅读书面知情同意书后，自愿签订知情同意书。

6.来访者在康复前要配合技术人员填身体健康状况表格。

7.康复后自我保养建议告知和布置家庭作业。

8.性康复指导场所要求一定的面积和必要的卫生设施，接触皮肤的器具耗材一律采用一次性物品，避免交叉感染。

9.对具有严重性问题的来访者，要及时转诊到相关的专业医院或有关部门。

10.对有精神疾患的来访者，应该和法定看护人取得联系，并签出知情协议书。

11.性康复指导场所按照卫生消毒标准执行。

12.性康复指导、保健、训练等所用产品符合国家标准。

对他们的基本文化程度要求是高中、职高、中等专科学历以上，具备2年以上相关工作经验；同时具有一些特殊能力的要求，如具备心理咨询师资格、护士或技师（包括针灸师、推拿师）等职业资格或具有相关业务工作经验2年以上。对他们的体能要求是身体健康，无可以诊断的心理健康问题或情感障碍，无传染性疾病。其开展工作的环境要求是常温不低于22℃，无菌环境（达到门诊手术的消毒标准），并配备相关消毒设备。

该职业和相关服务出现的主要原因是：虽然性康复与性治疗起源于西方，但是1993年性治疗已经在重庆、深圳和北京率先落地。随着现代社会经济文化生活节奏的急剧变动与发展，尤其是长期缺乏性教育使人们在性问题面前一筹莫展，但相当多的问题又不属于医疗范畴。于是，性健康管理和性康复指导这样的全新康复模式应运而生，即重在性知识教育、性焦虑化解、性功能障碍症状的缓解与消除，而不是医学治疗。严重性问题患者仍需去医院就医，不过他们在治疗前后也应接受性康复指导，以提高和完善治疗效果。由此，在中国亟待建立一支高素质的专业性康复指导队伍。改革开放以来，有男、女各几千万人受到各种各样性问题的困扰，而涉及这一领域的工作人员人数有限、良莠不齐，如医院里的医师护士、医美师、美容师、心理咨询师、情趣产品设计销售人员、媒体健康栏目记者编辑，均靠自身努力为解决人们性的困扰而努力，但在形成庞大专业市场的同时，也因许多从业人员没有医学背景、知识储备有限而不能胜任，于是存在不少安全隐患，只有通过培训提高他们的业务水平和素质、规范管理，才能为来访者和顾客服务好，使其健康持续发展。目前与性康复管理指导师职业直接相关的专业技术和从业方式的最新发展变化情况如下：

1.初级阶段　是了解来访者基本需求、问题性质和解决方法的初级探索过程。20世纪80年代，性领域开始破冰；1995年，中华医学会男科学分会与中国性学会得以建立；1996年，情趣产品合法化。1993年出现在大陆，到2013年性治疗在大陆开始走向公开化。

2.发展阶段　新世纪以来，美容机构与民营医院遍地开花，情趣产品市场空前红火，人们开始接受性健康管理、性康复指导，但是解决性问题的有效措施缺乏和人才欠缺始终是性健康事业蓬勃健康发展的瓶颈。

3.趋于成熟的性健康管理、性康复指导理念正在形成与发展。

虽然已经出现PDE-5抑制剂等治疗男性性功能障碍的有效药物，但是人们的接受程度仍然存疑，于是迫切希望得到更具有中国特色的解决性问题的办法，尤其是防患于未然，通过自身努力提高性能力的办法。性康复指导师的出现是新型健康与消费观念带来的趋势，必要以提高自身素质及职业能力为己任，为来访者提供更为精准的专业的服务，重视性康复指导中卫生安全问题，防范疾病传播，才能提升整个行业的信誉，使来访者放心。性康复管理指导师职业的发展前景光明，临床需求迫切。

通过性康复指导师高标准的专业培训认证，发展四新即新知识、新职业、新技术、新技能，为性健康事业培训素质高、综合能力强的专业复合型人才，促进性健康专业规范健康发展。

国外同类职业名称有：性教练、性咨询师、性治疗师、性康复师。发达国家相应行业协会名称及代表性机构名称有：世界性健康学会（WSA）、美国性教育与性科学学会、美国性信息和教育委员会（SIECUS）等。

1994年国际人口与发展大会行动纲领和1995年北京世界妇女大会宣言中都充分确认了男性在生殖健康中的责任和作用，因为人们已经认识到男性生殖健康问题不仅关系到他们自身，而且其健康状况和行为也影响到女性的生殖健康。行动纲领并强调要把注意力集中到开展更多的项目活动方面，以使男性得到生殖健康的信息和服务，在生殖健康内促进男女两性更加平等。这表明男性的积极参与不仅是提高生殖健康水平的重要策略，也是使生殖健康活动长期保持有效性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当前，我国计划生育部门在制定和实施计划生育和生殖健康规划时已将男性作为重要的服务对象，2000年10月28日成为我国第一个男性健康日。

推动男性参与生殖健康的缘由是基于客观需求：这既是为了满足女性的生殖健康需求，也是为了满足男性的生殖健康需求；生育和节育的责任不应该全部由女性承担；男性并非不想参与，只是目前尚无可供他们选择的有效途径，而科学家正致力于在这一领域取得重大进展；性传播疾病和艾滋病的流行使人们对性行为和性健康更加重视；女性的性觉醒带来伴侣间就性与生殖问题进行交流、讨论和共同决定的机遇；青少年尤其是男青少年的生殖健康和性健康问题日益突出，重视和加强男青少年在负责任的性行为、预防性传播疾病和艾滋病和减少非意愿妊娠方面的作用。男性参与生殖健康不仅是使用多种节育措施的问题，尤为重要的是让他们充分理解应改进男女之间在性生活和生殖健康方面的沟通，增进对共同责任的理解，使男性和女性在家庭生活和社区生活中都建立起平等和谐的伙伴关系。

在大多数情况下，男性是性行为和生殖行为的始动者，女性在性行为和生殖行为中可能承担的更多的风险主要是男性带来的。男性可能更容易去建立、编织或卷入婚外性关系网，然后把这种过程中染上的疾病带进家庭内部。由此可见，男性是维护自身和配偶生殖健康的重要责任人，对造成生殖健康的不良状况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男性在保持家庭稳定、维系和终止婚姻、抚育和教育子女方面，也起着重要作用。实际上，男性在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具有极大的权力，必须鼓励他们主动承担起在这些方面的责任，负责发挥他们在社会和家庭中的作用（如帮助配偶选择和获得满意的避孕方法和支持她们实行计划生育），决不能把男性排除在生殖健康教育和服务的范畴之外。男性参与也意味着他们要更多地参与一些在传统上被社会认为是应由女性承担的角色，如育儿和家务。同时，男性参与并不意味着因此而影响或削弱女性的社会和家庭地位，也不会造成与女性“竞争”卫生资源。

男性参与生殖健康有助于计划生育措施的落实、家庭规模的控制和生育间隔的适当延长；有助于女性需求和获得生殖保健信息和服务；有助于增进男女双方的情感沟通，促进家庭幸福和减少家庭暴力的发生；有助于女性权益和家庭地位得到保障，并使孩子获得健康成长的环境；有助于减少非意愿妊娠的发生和避免人工流产的风险与对女性健康的损害；有助于提高对性健康的认识和保持安全的性生活，并降低性传播疾病和艾滋病的发生，而这些疾病对女性的危害更为严重。

男性参与生殖健康是一个极富挑战性的难题，男性参与生殖健康的内涵极为丰富，男性在自身生殖保健服务方面存在巨大需求，但我国目前却缺乏能为男性提供易得的咨询和服务，这种状况不利于男性更加广泛的参与，同时也为不法行医者和造假药者提供了坑蒙拐骗的大量机会。因为我们的综合医院尚未广泛地建立男科，而泌尿科医师的知识结构也难以适应为男性提供全面的生殖保健服务，至于计划生育服务站的差距可能更大。因此，积极培养、发展和壮大男科学医护队伍，并广泛开办男科、男科诊所或男科医院成了当务之急。

青少年的性与生殖健康问题日益突出，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并且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但人们潜意识中总觉得处于青春期的男孩遇到的问题比女孩要少得多，而且认为他们对生殖保健的需求不如青少年女性那么迫切。所以，家长和学校对青少年男性给予的关怀远远不够，他们往往成了性教育中被冷落的群体，这显然是不明智的。

青春期是由儿童发育到成人的过渡时期，青少年男性青春期年龄范围是10～19岁，即整个青春期持续的时间，为10年左右。青春期又可大致分为早、中、晚3个阶段，每阶段为2～4年，女孩比男孩要早2年左右先进入青春期。青春早期多指女孩初潮之前或男孩首次遗精之前的生长突增阶段；青春中期以第二性征的迅速发育为特点，在此期女孩已出现月经，男孩已有遗精；青春晚期的特点包括性腺基本发育成熟，第二性征发育完成，骨骺趋向完全愈合，体格发育逐渐终止。青春期不是儿童期的简单延续，而是向成年过渡进程中经历生理和心理飞跃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他们既非儿童，也不是成人，每个人都要面临生理、心理和社会适应3个方面的全面成熟。青春期的定义是：从青春发育期到完全的性和生殖功能成熟的生物学发展，包括机体形态迅速变化、出现第二次生长突增以及机体成分的重新分配；机体内各器官组织增大，功能逐渐成熟；性器官和第二性征从相对幼稚和发育停滞开始迅速发育、成熟。

在体格和功能迅速发育的同时，他们的心理开始从蒙眬和冲动的儿童模式向成年模式转变，这往往经历和呈现剧烈的变化。

随着人格的不断形成和发展，他们将面临人际关系的日趋复杂和变化，特别是要学习如何处理两性关系，同时也要从孩提阶段社会经济方面完全依赖转变为相对独立的状态。

青少年男性往往对自己的性发育困惑不解，要么认为发育不正常，要么把正常的生理现象当成病态，心理忐忑不安、忧心忡忡，甚至感到自卑和痛苦。但是他们又不善于向外界求助，不能敞开心扉，他们承受的孤独和压力往往不能及时和有效发泄，易酿成严重的心理问题。因此，加强对青少年男性的性教育就显得十分重要。具体来讲，青春期性教育要达到以下几个目的：

1.提供关于人类性问题的科学而准确的信息包括人的生长发育、身体构造、生殖生理、两性关系、性卫生、避孕、堕胎、性暴力、性虐待、性传播疾病、艾滋病等方面的信息。使他们懂得每个人天生就具有性的潜能，性是一个人生命的自然而健康的组成部分，涵盖身体的、心理的、情感的、社会的、伦理的各个层面，这些层面完整地结合起来表现的性才是健康的。

2.提供关于对性的态度、价值观和行为选择的教育　包括创造机会让少男、少女提问和探索，进而培养他们的性价值观，提高自尊、自爱，培养他们对两性关系的正确认识，懂得自己对家庭、对社会和对他人的义务、责任和尊重。个人在性的表达方式上并不相同，但人人均有自己的尊严和价值；一切性强迫、性虐待、性歧视、性暴力都是对人权的侵犯。

3.给予处理人际交往与两性关系的技能训练帮助青少年获得处理人际关系的技能，包括沟通、作决定、评价、应对朋辈压力和建立良好人际关系的技能，使他们能够正确理解性的内涵并在成年后正确地扮演好自己的社会角色，包括在两性关系中能够关怀体谅他人、尊重他人、不强迫他人，努力寻求双方的和谐相处。

4.加强责任感的教育　帮助青少年懂得在性关系中的责任，告诫青少年，涉足未成熟的性关系是不明智的冒险之举，提倡洁身自爱，抵制压力，这是保持性健康和防止性传播疾病和艾滋病的最有效的办法。对避孕的教育也应视为责任感训练的一部分。在责任感的教育中，尤其要强调青少年男性责任感的教育，要让他们懂得关爱及尊重女性，更有责任保护好少女的安全。任何性行为都会造成不良后果，特别应避免负面的后果，主张负责任的性行为。

在实施青春期性教育的过程中，一定要强调和遵循“适时、适度、适量”的原则，一定要“保护青少年性健康、促进青少年健康成长”，既要摸索一套适合国情的性教育战略和策略，又要充分考虑到目前青少年性心理和性行为发展的全球趋势。如此我们的青春期性教育既不会落后于形势，也不会迷失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