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岁吃救济金
1973年1月,道琼斯工业指数在1017点达到最高点,然后进入了美国建国以来最严重的空头市场。3月15日,那个诉讼案因为缺乏犯罪地点而被判不起诉,但几乎没有人知道这件事。整个市场都陷入了低迷的气氛,而医疗管理类股只不过是众多惨跌股票中的一分子罢了。
1973年1月,先知把我叫进他的办公室,告诉我由于市场陷入空头走势,大金字塔公司也面临精减人事的压力,“马丁,我很遗憾,但是我们只能请你另谋高就了。”
我惊讶地呆站原地。我还以为我们是并肩作战的合作伙伴,而在这6个月当中我也一直为大金字塔公司尽心尽力,现在他们竟然翻脸不认人,一脚把我踢开,但我自己早该想到这一天迟早会来临。再一次地,他们为了自身的利益出卖了我。在斯坦迪什被抓起来,并且承认自己就是那个把我的报告外泄出去的人后,华尔街里像多芬腩这一类的评论家开始公开质疑,到底大金字塔公司的管理阶层有没有善尽监督的责任,大祭司和先知自然而然成为首当其冲的人。
我是写那份研究报告的家伙,因此自然成了管理层的眼中钉。但在那桩诉讼案还没有结束前,他们暂时不会动我,因为他们很清楚我知道太多的内幕消息,这足以毁掉大金字塔公司,因此宁愿多付几个月的薪水,等到诉讼案尘埃落定后再跟我秋后算账,卸磨杀驴。
我当时只有28岁,在华尔街里还算是一个想法天真的小伙子。我是商学院的毕业生,但在学校里,却从来没有人教过我什么是真正的“商学”。我老爸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商贩,老妈则是一名高中老师。我在大学时主修的政治学和经济学那一套绅士般的教育理论,在这里派不上用场。
我在海军陆战队学的是永远忠实、真诚待人。在库恩·洛恩公司,我是整个团队的一员,法维亚和布朗契顿则在背后监督、照顾我。我完全无法适应像大金字塔那样的公司,在大金字塔,你不能把防弹背心穿在前面,得把它穿在背后才行。
我大概还有4万多美元的积蓄,所以并不急着另找工作。我决定在整个夏天休息一下,到我在汉普顿的度假屋住一阵子。我在海滩上碰到了几个操作商品期货的家伙,他们说服我到芝加哥商品交易所去参观。接着我投资5000美元和一个叫保罗·戈尔茨坦的电脑狂合作,他借着和别人合租的一部电脑期货作业系统来赚钱。戈尔茨坦没有自己的电脑,所以只好利用凌晨三点的便宜时段使用电脑。我也投资了2万美元在一笔俄罗斯的小麦期货交易上,这笔交易是我的老赌友里奇介绍给我的。里奇的期货经纪人比利有一个大舅子,和华盛顿的某个家伙之间有热线电话,因为那个家伙认识到过俄罗斯的美国农业部官员,他们常常交换一些内幕消息。
到了10月,我已经花了2.5万美元,手头也有点紧了,开始觉得应该重操旧业,找份分析师的工作,所以开始和华尔街的老朋友连络。“是啊,舒华兹先生,你的履历表看起来很棒,但是大金字塔那档子事啊?哎呀!真抱歉,你看现在市场跌成这样,我们没有雇用新人的计划啊!”
没有人有空去发掘事情的真相,他们根本不买我的账。每个人都希望把事情单纯化,想当然罢了,所以我就成了替罪羊,一个没有人要的弃婴。没有人想要和我扯上任何一点关系,而房租却还是要按月缴纳。
我抛下自尊,到位于百老汇街和第89号街交叉口的失业救济中心,排队领救济金。当那个队伍缓缓前进时,我感觉到自己的未来也正渐渐离我而去,我当初干嘛要听狮身人面的话啊,搞得自己落到今天这个田地?
而事情的发展,也证明了我们这位会计方面的大侦探最后还是失算了。在1973到1974年间,医疗管理类股虽然和其他类股一样,随着大盘严重的空头走势一起下跌。但是那些公司的盈利在接下来20年当中,由于美国国内医疗支出从国民生产总值的6%暴增为16%而持续成长。
在如此利多的背景下,虽然目前这些股票的市盈率都比当年低很多,但是价格仍在这些年中增值了好几倍。所以我们那份报告的结论可以说对了一半,也错了一半。
至于我,在这次事件后,职业生涯暗淡了好几年之后,我却变得更坚强,得以磨炼成为一名更好的操盘手。我也因为这个事件才有机会认识佐尔纳,这对我来说未尝不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事后想起来,我当时应该继续当一个合群的人,写一些对医疗管理产业利多的报告才对,先知不可能不明白这一点。我真搞不懂当他要我和狮身人面一起写那篇负面报告时,心里到底在想些什么。
站在申请失业救济金的队伍中,我脑中清楚地浮现当先知看到我们的研究提案时,他真正要说的应该是:
公司内部备忘录
日期:1972年9月28日
收文者:马丁·舒华兹
发文者:先知
抄送:狮身人面
你这个白痴!我恨透了这篇关于医疗管理产业研究报告的大纲,我命令你马上停止这项工作。这份报告很可能对我们两个人的事业产生永久,且具有毁灭性的影响。没有人想看负面的研究报告。信托部门需要能帮他们解套的报告。他们会把报告放进档案中,一旦股价下跌,就拿出来说:“看吧!写这玩意儿的家伙比我聪明,薪水也比我高,我是看了他们的报告才买了这只股票的。”
此外,我劝你离狮身人面远一点。狮身人面很想也很有能力毁了你。为了自身的利益,你好好想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