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生的赌徒

我最初接触赌博，是从小时候和别人交换棒球明星卡开始的。每逢周六的早晨，我会把脚踏车骑出来，然后在附近收集汽水瓶，一个12盎司的瓶子值2美分，而一个32盎司的则值5美分。到了中午就有价值40到50美分的瓶子在我的小车上叮当作响，在1953年，这对孩子来说可算是一大笔钱。我会把瓶子拿到街上的杂货店，换取一包包的棒球明星卡。

每一包卡片要花5美分，里面装有5张棒球明星卡片。我扯开其中一包，丢掉里面的口香糖。没有人会去吃那个口香糖，它硬得像制皮鞋用的牛皮，味道像是墙上的壁纸一样，只有很小的小孩子才会笨到去吃它。接下来，我会把卡片外面一层粉红色的包装纸拿掉，仔细检查每张卡片，找出我已经拥有的，期待着能找到一张曼多或是利兹托的卡片，同时又祈祷不要拿到像匹兹堡海盗队和华盛顿参议员队（华盛顿：“战争第一，和平第一，美国联盟倒数第一”）那些烂队球员的卡片。最后，我和朋友会找个地方对着墙壁交换卡片。

想要成为赢家，必须严格遵守规则、果断采取行动。

从10岁开始，我已经可以靠铲雪来打工了。冬天时暴风雪会从加拿大蒙特利尔直吹而下，学校因此停课，而我则抓着铁铲出门。我会铲一个早上的雪，每条人行道收费1美元，每条车道收费2.5美元。那是很吃力的工作，而且常常当我以为完工时，铲雪车一经过，又把雪给推回原位。我不断努力铲雪，到中午时，口袋里大概就有七八美元了，这在当时可真是一大笔钱。铲完雪后我会直冲到艾迪·科恩家的地下室去玩牌。我们通常玩一种名叫“大逆转”的玩法，有时候我一个下午玩下来可以赢10或12美元，这比起铲雪来说当然好多了！

15岁时，我们改成玩扑克牌了。周六早晨，我会跑去当外公的球童，虽然外公的高尔夫球打得并不高明，但小费给得很大方。他会递给我一张10美元钞票，这在1960年时可是一大笔钱。然后我还是会直奔科恩家的地下室，和几个老哥们儿见面。其中一个家伙是托尼，他的父亲在西纽海文市经营一家汽水公司。我喜欢和托尼玩牌，因为他身上总带着很多钱。他的父亲开一部凯迪拉克轿车，而且是木桥乡村俱乐部的会员，但托尼显然不是个很聪明的人，他永远搞不清“不要拆掉对子来凑顺子”这个基本原则。通过玩牌赢托尼，我尝到不少乐趣，因为当我和比自己有钱的人对抗时，总会激荡着一种亢奋的情绪。

我爸妈似乎对我的赌博行为不怎么管，可能是因为我从中赢了不少，但当我外公知道我用他的钱做赌资时，他简直气疯了。他向我妈妈抱怨道：“你怎么可以让他去玩牌，还赌成这样子呢？要是他染上了赌瘾，这辈子就毁了！”

我的确沉迷于赌博，但我不会毁了自己这辈子。我跑到阿奎达跑马场去赌马。一拿到汽车驾照，我就每次带50美元开车到那里去，试着在回家时能赢个100美元或更多。大多数时候，我的确办到了。跟玩牌一样，我发现自己对赌马也很有一套。而且我到赛马场是纯粹“做生意”，不是去吃喝玩乐，也不是去交一些酒肉朋友，而是去赚钱的。

我观察马的跑姿，研究训练师、把骑师的状况列出表格来细细对照，并深入调查马场里跑道的状况。我会注意马匹的血统是否纯正，以及最近一次比赛的结果如何，希望从中找出一些规律。我会翻阅《赛马日报》（Daily Racing Form）的评级报告，来衡量哪一匹马、在哪天的哪一场比赛中最有可能胜出。我也计算每匹马的速度，用来决定要怎么下注。最后，我会细看赌金计算器的显示板，找出其中异乎寻常的状况，确认下注的机会，等到最后一分钟然后下注。

我喜欢阿奎达跑马场，那里环境清洁、绿草如茵、马匹优良，而且没有人会在意我老爸的烂工作、我的犹太后裔身份，或是我没有钱加入木桥乡村俱乐部的事。如果有人想进入阿奎达跑马场的俱乐部会馆，只需要多付点钱就行了。

比其他玩家知道得更多，是成为赢家的关键所在。

读大学时，我下课后最喜欢做的事就是跑到赛马场，我通常独来独往。在1963年那个时候，我们学校并没有太多学生赌马。周五的足球训练结束后，我会徒步走到位于校园书店旁的车站，搭上巴士，直接赶往位于新罕布什尔州辛斯代勒市的小型跑马场。当巴士经过美丽的新英格兰区农场时，我望着窗外秋天的树木，心中想着如果我将来能拥有一个长着黄橙枫树、盖着暗红色谷仓、围着白色篱笆、种满绿色牧草的农场，并且养着属于自己的好马，该有多好！在夜晚的归途中，我会坐在巴士的最后一排座位上，数着赢来的钱，感觉自己像是个大赢家。

敢于梦想。真正重要的不是你现在在哪里，而是你将往何处去。

或者就像我祖父最爱唱的那句歌词，“如果连梦都没有，哪来的梦想成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