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干就干

第二天，我关上办公室的门，要秘书把所有的电话挡掉，然后开始拟定操作方法。要拟定出符合自己个性的操作方法，是我计划中最重要一环。没有合适的操作方法，就不会有获取利润的优势。一直以来，我都侧重股票的基本面，留意通货膨胀率、利率、公司增长率、市盈率、收益率、毛利率、市场份额、政府政策，以及其他一切会影响股价的长期因素。

但从此刻起，我要把自己转型成为技术分析者——一个灵活掌握市场时机的交易者，一个注意市场价格变动所发出的买卖信号的人，这就是投资者和操盘手本质上的最大不同。操盘手会把市场看作一个有生命、会呼吸的活性个体，而并非仅仅是许多个股的呆板集合。

正如同经济学大师亚当·史密斯在《金钱游戏》（The Money Game）中所说的：“市场就像是一个漂亮女人——无限迷人、无限复杂，总是变幻莫测，总是那么神秘。”这句话一直在我的脑海中萦绕。在认识奥黛丽之前，我在情场上总是打败仗，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我在市场里也是一败再败，但现在我有了她，可以马上弄清楚其他漂亮女人在玩什么花招。

我开始阅读各种有关市场分析的刊物：理查·罗素的《道氏理论市场报道》（Dow Theory Letter）、《巴伦周刊》（Barron's）、《商业周刊》（Business Week）、《标准·普尔趋势线图》（S&P Trendline Charts）、《曼斯菲尔德技术图表》（Mansfield Charting）以及《CMI技术图表》（CMI Charting）。其中我最喜欢的是《收割者》（The Reaper）通讯，这是一本由亚利桑那州的一个老好人麦克麦斯特所出版的商品期货市场报道。我是一个喜欢综合衡量事情的人，所以把各种不同的理论混合，加以取长补短，很符合我的个性。

在我阅读的各种刊物中，特里·兰德里的“神奇T理论”最能让我心领神会，所以我打电话给他，说明自己对他的研究如何着迷。兰德里是一个与众不同的天才，住在南塔特克岛，他也是一名陆战队员，毕业于麻省理工学院，如今，他正利用自己扎实的工程学技能来分析市场。兰德里相信市场上涨和下跌的时间一样长，而且在开始上涨前一定会有某种征兆，或是经历一个资金累积的阶段，当市场准备就绪、能量积蓄到位后，就会开始发力上涨。

仔细观察“T”这个字母，你会发现它在字型上，左右两边的长度都是相等的，所以兰德里称自己的理论为“神奇T理论”。我一看到这个理论，就知道它将会成为我新的操作方法中重要环节。这涉及我对人类的认知：左右对称、达尔文主义、进化、事物的自然规律，所以我完全接受这个理论。

我每天工作14个小时，一周7天连轴转。在周末时，我研究趋势线，并制订下周的操作策略。每天晚上我都会评审自己的技术图、重新计算移动均线值、推算拐点，并设定我的进场和出场价位。有了神奇T指标，我仿佛发现了宇宙的规律，以及每12个小时交替的涨潮和退潮，神奇T指标已经和我融为一体。市场数据以最原始的方式上下起伏，而我就像一只生活在沙里的软体动物一样，根据本能直觉地和市场一起上下波动，这就是我的操作方法。

我一直充分相信我的导师和顾问。我开始一天打三四次电话给佐尔纳。在1975年，当爱德华与韩利公司因为1974年的空头市场而发生问题时，佐尔纳跑到哈肯萨克市，在那里设立了一家小型的对冲基金。我在新泽西访问一家医疗器材公司时，经常顺道到那里拜访他。结婚后，我和老婆会在周末时开车到新泽西去，我和佐尔纳打网球，而奥黛丽则和他的太太薇琪聊天。

佐尔纳开始操作基金时，在哈肯萨克市弄了两间办公室，他用其中一间，薇琪则坐在另一间。办公室里放着一部道琼斯的纸条式报价机，是那种在顶上带一个玻璃灯泡的直立式古老机型。报价机上方的墙上挂着一只大西洋三文鱼标本，两者清楚地表现了佐尔纳一生中的两样最爱——交易和钓鱼。

我会坐在他身边，看着他花几个小时的时间，细细查看手上那一长条连续的报价纸条，他的指尖上总会因此泛着淡淡的紫色墨水印。

“马丁，你一定要感觉出报价的变动，”他会这么说，“它会告诉你需要知道的一切。市场价格可能在好消息披露后下跌，或在坏消息公布后上涨。如果你有能力洞察价格跳动中的奥秘，你就能够知道目前市场健康与否。”然后他突然停止说话，长达数米的纸条堆在脚边，停留在他沾了油墨的手指下，“等一下，马丁，我们找到了一个例子。你看这里。宝丽来相机的价格又上涨了3/8美元，结果很明显，他们一定会在圣诞节假期前卖出许多相机，这表示该公司第四季度业绩应该会很好。看一下你的均线，现在可能是买一月份到期看涨期权的大好时机。”

到了1979年年初，我可以看出自己的计划开始奏效了。我对神奇T指数的细微变化越来越明察秋毫，并从中发现一些新的用途，也摒弃一些不实用的部分，经过多次尝试后，我渐渐将神奇T理论和我的个性，以及自己在数学方面的思考结合在一起了。

借助这个过程，我拟定出一套独特的操作方法，再结合佐尔纳对我的指导，我开始尝到了赚钱的滋味。我的自信心也越来越足，准备随时到市场里淘真金了。

我主要做期权交易，其中大部分是看涨期权，因为我对自己在过去两年中曾经操作过的十几只股票，有着倾向于做多的看法。我操作过的都是一些大型企业股，如兴泰克、IBM、霍尼韦尔、特利丹、宝丽来，以及施乐等，在证券分析师的眼中，这些股票都有良好的基本面因素支撑，每天的成交量很大，流通性极佳。

流通性非常关键，因为我是一名帽客^[2]，在几个小时，甚至几分钟之内部可能会在市场中杀进、杀出好几趟。此外，期权的价格波动比股票高得多，这表明以同样的资金，我可以乐享更多股价上涨带来的利润。

我通常会同时持有3到4个看涨期权头寸，大多数的赌注都在5000美元到15000美元之内，这恰好与我的营运资本规模相匹配。一般而言，我希望能够在每一笔交易中赚取1000到3000美元。

自从在1976及1977年当中维持损益两平的局面后，我现在已经开始稳定地获利了。以前，我凭着市场传闻或是自己的直觉进场交易时，只要发生任何意料之外的状况，我就好像陷入了深不可测的沼泽地，孤立无援。

但现在，我每天晚上定时研究技术图形，回顾并更新趋势线，计算均线值指标，推算价格拐点，设定进出场价位，这些准备工作令我充满自信，好比一个棋手在棋盘上按照自己的想法在走棋，并随时能精确地计算出，接下来的五至七步可能会怎么走。我的操作并没有太大的改变，但我用一种更聪明的方法来交易。研究市场的过程成为我内心力量的源泉，帮助我将头脑中潜藏的智慧与能力充分发挥出来，从而帮助我做出更明智的决定。

当你在市场中交易时，你不能傻呆呆地站在原地不动，没有足够的时间仔细思考，必须马上决定要进攻还是撤退，是卖还是买。拥有一套操作方法让我感到充满力量，因为在心中就能看清楚自己所做的每一个动作。这套方法使我有足够的信心，在必要时当机立断、做出决定。

在1979年的第一季度，我的营运资本累积到5万美元，这已经是所需资金的一半了。我完全相信自己能在第二季度再赚到另外的5万美元。到时候就该是展开下一阶段工作——取得某个交易所会员席位了。

1973年，芝加哥期权交易所（Chicago Board Options Exchange）成立，专门交易各种挂牌的期权。它的快速成功促使其他交易所，比如太平洋证交所、费城证交所，以及美国证交所，都开始努力增加期权合约的成交量，以期在期权市场中分得一杯羹。我原本计划搬到芝加哥去，但是如果我可以在美国证交所取得会员席位的话，又何必非要离开纽约搬到芝加哥去呢？

鲍勃·弗里曼是蒙哥马利证券一位知名的医疗用品行业分析师，也是我的故友。我们曾经一同在1976年组建了《机构投资者杂志》（Institutional Investor Magazine）的“全美研究团队”，所以我们常在会议中见面。有一天弗里曼向我提起他的一个同母异父的弟弟丹尼·维斯科普夫，他是一个在美国证交所工作的作价者。当我向弗里曼说起自己想要买一个会员席位时，他就把我介绍给他弟弟。维斯科普夫负责交易的是巴利娱乐公司的期权，这是当时交易场内最炙手可热的一种期权，我去见维斯科普夫时，他忙得像个正在照顾四胞胎的保姆似的，所以他就把我转介给海耶斯·诺尔。

诺尔为维斯科普夫工作，年龄和我相当，而他从1970年起就已经在交易场内工作了。和我一样，诺尔也沉浸于技术分析领域，而且，他也和我一样希望能够操作自己的资金，我们很快就成为好朋友。

每周总有几天，我会以出去吃一个长时间的午餐为由，然后直奔交易所。我在参观者柜台登记，拿到临时参观证，然后广播员就会广播：“海耶斯·诺尔！海耶斯·诺尔！柜台有你的客人。”诺尔下楼来，然后我就戴上参观证跟着他进入交易场。

在那几次参观中，我像个陆战队员似的查看着新环境，思考着自己将来如何在这里求得生存。我会在诺尔身后亦步亦趋，看他如何操作，观察周围的“地形”，详细记下谁负责什么合约的交易，谁又是哪里的职员，电话在哪里，厕所又在哪里等等。

有一天，诺尔对我说，“马丁，你一开始应该先租一个会员席位。这样的话，你可以省下一些成本，等到你今后能在这里站稳脚根时，你再确定是否买一个席位。”

“这不可行！”我说，“我已经确定自己可以在这里做下去了，我就是要买个席位。”

拥有和取消会员席位，必须直接到交易所办理手续。交易所会从中收取一笔他们喜欢称之为“过户费”（Transfer fee）的为数不少的佣金，而席位的行情也分买盘和卖盘，不尽相同。交易所总是有空下来的席位出售。

1979年夏天，一个席位的买盘价约为8.5万美元，卖盘价则约为9万美元。这意味着我大约可以用9万美元买到一个席位，另外还要加上2500美元的转户费，不过首先我得先注册成为全国证券交易商协会（National Association of Securities Dealers）认可的合格交易商，并上过美国证交所一堂如何操作期权的课程。到了6月底时，我已经赚到了10万美元，终于一切准备就绪，开始准备行动了。

这时，我迫不及待想要从哈顿公司辞职。在几乎长达一年的时间当中，我把工作设定在“定速巡航”的状态，要秘书挡掉所有电话，躲在办公室里，关上门，打开报价器，然后开始交易。我一天中曾经执行过3到6笔交易。

在办公室里装一部即时报价器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我是哈顿公司里唯一拥有个人报价机的证券分析师，这部报价机是我在1977年跳槽到哈顿时和他们谈的条件之一。在我最早的几份工作中，整个研究部只有一部报价机，而且还设在大厅里。我总是不断地走过去看那部机器，老板们看到我一直站在大厅里看报价，便开始怀疑我到底在搞什么鬼。我很久以前就了解了华尔街的游戏规则，那就是：如果想要增加收入，最简单的方法就是跳槽。

华尔街老板们的定律就是薪水付得越少越好，只要能够把你勉强留下来就可以了。但当别的公司需要你时，会提出更高的薪水作为条件，因为他们知道，这是你换工作的唯一理由。我受到哈顿公司的机构研究部门负责人丹·墨菲的青睐时，觉得可以向他提一个要求：在我的办公室里装上一部报价机。就这样，我可以在别人不知情的状况下，随时掌握市场行情。

现在，我打算从哈顿辞职了。我觉得要去告诉墨菲自己想要辞职的最好时机是周一的早晨，一周和一天刚刚开始的时候。我选择了7月9日，周一的早晨来做这件事。按照别人通常的做法，我会直接走进他的办公室告诉他，然后马上走出去。这是人们在华尔街的办事方式，但是老婆建议我采取一个不同的做法。

“向墨菲实话实说，阐明你的计划，让他知道你不是跳槽，只是想出去当一名操盘手，经营自己的资金，他会尊重你的想法的。如果有一天你还得回去的话，这也算是留下了一条后路。”

所以，当我进去见墨菲时，我对他说：“非常感谢你在哈顿对我的关照，但是我决定改变自己的人生规划。我九年半以来一直担任证券分析师，去年刚刚结婚，希望建立—个家庭，再也不想到处做商务旅行了，这不是我想要过的日子。我—直想成为一名企业家，自己当老板，所以现在，我打算做一名操盘手。”

墨菲起身关上办公室的门。由于刚刚才有两名证券分析师跳槽到其他公司，所以现在公司内部的情况相当微妙。“好吧，”他说，“但是你得帮我个忙，请你暂时保密，因为我需要一些时间来找新的分析师。如果你现在就向外宣布你要辞职的话，同事们会觉得这个部门好像快散伙了。”

我答应墨菲，甚至还继续替他出了几趟商务差。我们安排了一个到费城的行程，分别到6个不同的公司做六场商务访问，其中一场在上午9:00，一场在上午10:30，一场午餐会，一场在下午2:00，一场在下午3:30，最后一场在下午4:30，然后赶搭快速火车回纽约。我痛恨这种行程，但是墨菲说：“请你帮我这个忙，站好这最后一班岗吧！”

在我辞职那天，发生了一件前所未闻、令人惊讶的事情，就是在辞职后的六个月内，墨菲仍为我在公司留有一间办公室。在华尔街，通常当你告知老板自己想要辞职时，他们会马上封锁你的所有档案，检查你的公文包，恨不得把你抓起来做个“直肠检查”，看你的是否藏了公司的东西，然后由保安“送”出大门。但是由于这次，我彻底改变了自己的职业生涯，出外打拼自己的事业，所以我觉得自己走得像个英雄。

我的计划已经成功了，我拟定出了一套适合个人风格的操作方法，让佐尔纳成为我的导师兼顾问，并通过交易赚取了10万美元。我在美国证交所买了一个会员席位，离开了哈顿公司，正式成为一名操盘手了。

在1979年8月13日，周一的早晨，我驻足在美国证券交易所的入口处，深深吸了一口气，拿出了会员胸卡，然后走进那扇写着”会员专用”的大门。我准备好了，该小试牛刀、展翅高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