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apter 1　初到芬兰的新生活

芬兰？ Oh， my God ！

2002年秋日午后，家里书桌散着儿童英语教案和一叠翻译稿，电话突然响起，话筒那一端是先生的特急报。

“老婆，我们要调动了！”

我深呼一口气惊讶地问：“啊，真的吗？那，那，去哪儿？”

“嗯，是去芬兰……”老公吞吞吐吐的。

“芬兰？”我头脑顿时空白，心底高喊：“Oh, my God ！”

手里翻起我的世界地图，仔细看着芬兰在欧洲的地理位置和接壤国家。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回如此专注凝视斯堪地那维亚半岛和周边区块，一时间，我的世界中心移了位。我，有点怅然若失。

“那你怎么说？”还是问了老公。

“我当然说可以啊，不然，我还能说什么？”

刹那间想起，立刻从电话本中找出曾经住过芬兰的朋友。

“颖啊，我们要去芬兰耶！这芬兰，怎么样呢？”

颖说：“很好啊，芬兰很好。”这时听到耀插话：“真的不错！”这夫妻俩轮番开讲。

我问：“可是，很多人都说芬兰不怎样……”

“谁说不怎样的？要不然，我哪会平平安安待上六年？”

我有点心虚地回复：“当然好。可是，听说天寒地冻的。”

电话那一头传来笑声，颖和耀开始谈起他们的芬兰生活经和抗寒耐冻的心理建设。

在亚热带长大的我，又曾经住过非洲、夏威夷这些热带地方多年，一听到那个“苦寒”之地，虽没有即刻冻得皮皮锉，却总还是要为自己和家人打打气。

拨个电话回娘家……

“爸、妈，我们调去芬兰。嗯，就是北欧，只是她的各方面条件，论纬度、论在别人心中的印象、论许多现实工作环境和待遇等等，大概都比不上瑞典！”

“哪里都好，只要孩子有学校可以衔接，教育能不落后就行了。”爸妈发自内心地说道。

的确，这也是我们一直以来最卑微的愿望，就是期盼同事、好友的家庭，都能在孩子学龄期间，调动到一个差强人意的环境时，除了工作、生活能适应外，还有合适的学校让孩子们顺利衔接课业。这个在他人看来事不关己，或微不足道的心愿，反而是我们许多家庭准备迎向搬迁挑战时，最需要天天祈祷、烦心忧愁的天大事。毕竟，任何一次举家迁动，看似船过水无痕，却深远地影响到每一个家庭和孩子的未来与成长。

一向开明的公公，并没有对我们即将远赴天涯海角与冰雪之国而忧虑，反而开心地说：“很好，芬兰是音乐家西贝流士的故乡。”

西贝流士？公公毕生研究西洋音乐欣赏、音乐史和音乐美学，他在第一时间点醒了我，古典音乐三位民族乐派大师之一西贝流士（Jean Sibelius），和人们耳熟能详的《芬兰颂》，就是来自芬兰。

“芬兰的音乐教育非常成功。”他紧接着以专业的口吻说道。

2002年秋天，当我正开始了解芬兰时，公公是身边少数几位对芬兰人文、艺术有深入、正面评价的。对我们说来，这真是一剂强心针。

先生的大哥对芬兰的了解切入点不同，学电机和通讯的他，从加州理工学院打电话来说：“芬兰！Nokia的故乡！”接着他和先生谈了好一阵子电话和手机发展史，更说芬兰电子通讯和信息科技都是世界顶尖。

芬兰另一个最有话题性的，应该是国家竞争力了。不过，“竞争力”在当时似乎距离大众很遥远，一时三刻，除了对经济和全球化有研究的人，大家对芬兰的感觉不只模糊，还会自动进行地理位置的乾坤大挪移！

“你们要去斯德哥尔摩啊！好地方！”很多朋友对我们竖起大拇指。

“不是啦！是，赫─尔─辛─基─”我们面有难色轻声提醒着。

“喔，瑞典嘛，我说，斯德哥尔摩很好啊！”他们恍然大悟地笑着说。

“啥？你们说什么？是……赫─尔─……”

“瑞典，好地方，好地方！恭喜啊！恭喜！”

 

低调的芬兰

隔几天，先生有位同事打电话来。

“你们去那个丹麦，如何，又如何……。”

“不是丹麦啦，是，芬─兰─”我们很客气地提醒。

“哦，芬兰，嗯，是那个跟俄国很像的国家吗？”

我和先生交换了眼神，苦笑起来。几周后，来到自己曾经工作过的公司，碰到一位在大学教书的朋友，苦口婆心地劝说：“你去芬兰要做什么？”

我，愣了一下，被问傻了。

“你啊，要去，也应该去瑞典才是！瑞典有工业、有Volvo、有IKEA、有飞机制造、有最好的社会福利制度……啊！请问，你说那个叫什么兰的，她有什么呢？”

我，我，我，一下子吞吞吐吐起来，说起话来不再轮转，好像他那么“懂”北欧，我当下真是心虚得很。

“芬兰，芬兰有湖泊，是千湖之国，有森林，是圣诞老人的故乡。当然，最重要的，她还有Nokia啊！”

“Nokia，是芬兰的吗？”这位在高等学府授业解惑的师长，就在2002年的秋冬之际，问出了蛮多人的心坎里话。

“你确定？不是日本的吗？No-Ki-A耶？”

“真的，Nokia是芬兰的啦……”

他一脸狐疑不再说什么。

唉，我，还能跟你们辩论什么呢？

几年后，在赫尔辛基家里整理档案，赫然看见当年离开中国台湾前，曾经写下介绍芬兰的两页文字。

“天啊，我写了啥啊？”

写她高度的国家竞争力、21世纪最具价值的科技新贵Nokia、十八万湖泊的“千湖国”、森林是她的资产、不错的社会福利制度、良好的教育政策、出众的音乐表现……

嗯？当时，随手读读写写，也能掰出两页？这潜藏的心理因素，是一种要为芬兰抱不平的义愤。

但我却问自己，怎么当初这么想多懂一点芬兰，但真正在芬兰住了下来，却一直未能再下笔去多写一些观察和体会？四处走访、蕴酿许久，觉得还有许多不了解的心虚，所以凡事百般求证、多找实例，不要写坏、写拧了，造成大家对芬兰的错误认识。越想心越慌，竟随手将手札扔进抽屉，瞧都不敢再多瞧一眼！而且，那文字好生硬，只有条列的事实、标题。有数据，但没情感，有说明，但没生命。

“来了芬兰五六年，到底是越看越模糊，还是越见越透彻呢？”

“到底是旁观者真的那么清，还是很多事物与看法，不再只有黑与白这么简单？三言两语、四段五篇，几个PowerPoint简报就能说完弄懂的，需要再深入地以真实经验找出更多佐证吗？”

想想自己不是用纯学术眼光看芬兰，而是人在芬兰，自然而然一家人就浸染在这国家的社会、人文、教育、艺术、旅游等最真实、最人性不过的情境里。

好多事，看起来必须身在其中，才能知其所以然。一个地方待得久，就比较能够以她的文化和当地人的心态，看到其社会的深层面。但，有时一个地方待久了，却也可能反而失去从外人角度看事情的敏感度。我身为异乡人，希望能从文化差别的角度和心境，对芬兰的里里外外，探究更深一点。这么一想，我心里释然多了。

 

初到芬兰

出发了，一家四口的大小行囊，真是可观！

这种举家拔起，再到新地方去生根的国内外搬迁，十多年来我已经做过无数回了；说熟悉嘛，是懂得一些方法，但环境变迁与异乡文化的适应，总要点“鼓起余勇”的自我激励。

当时，我们家两位姑娘，一位七岁，一位不满五岁。

“妈咪，我们要飞多久才会到圣诞老人的家啊？”女儿们心急着问。

“蛮远的喔！得坐上十多个小时才会到……”从中国台湾一路飞到芬兰，我们行经欧洲其他地方转了两趟飞机。

如果直接从中国台湾杀到芬兰，起码得坐一整天飞机，再加上转机的疲累和气候落差，真不知要耗费多少体力。所以最后决定，先在英国转机待个几天，好友美邀请我们去她家小住，算是加油喘息，让搬迁与道别的疲累身心，多一点缓冲滋润。

2003年1月，我们全家从气温七八度的英国伦敦，飞到了北纬60度的芬兰首都赫尔辛基。当时才下午四点，机窗外已是漆黑一片。班机落地时，透过机窗只见大雪纷纷，不远处依稀朦胧的黄褐色跑道光影，映照满地积雪的停机坪。狂风吹赶着大雪，以近乎45度斜角直接洒上机窗，看着看着，心里一沉，虽然一方面很雀跃能来到这个全球纬度仅次于冰岛首都雷克雅未克的芬兰首都，但心中的忐忑、迷茫，一时却也难以言喻。

全家拿齐一堆行李，走出不算大却整洁清爽的机场大厅，立刻感受到这个地球北端的城市，显然与伦敦有着极不相同的冬天！直扑面庞而来的飞扬白雪，加上摄氏零下十几度的“超”低温，使得才刚从气温零上伦敦飞来的我们，已经接受到第一场文化震撼，不对，应该称是“气候震撼”！

仰头望着黑蒙蒙的天，再埋头推车挣扎过满地银白皑皑的雪，心中燃不起丝毫浪漫之情，还要担心孩子们在零下十几度的气候里会着凉感冒。对于即将在芬兰展开好几年新生活的我们，心中难免迷惘，毕竟，来到这么严酷风雪与冰寒的国家，是我们人生行旅的第一回。而对于会开启什么样的生活与求学乐章，一时之间，我们完全无法预期，更失去了掌握自我的信心。

“芬兰到底会多冷？这样的寒冬会持续几个月？白昼究竟有多短？漫漫黑夜有多黑？黑上几个月？”我叨问着先生这些生活中最实际的问题。

“小姐啊，我哪知道呢？咱的生活经验值不是一样吗？”他无奈地说。

这一连串问题，在心中盘旋着，让我一直对芬兰有着无止尽的好奇，也成了这六年“求知”动力的活水源头。

 

“安居”难不难？

虽然举家迁移的经验不少，但初到异乡的“新鲜人”，每天一张开眼，还是迫在眉睫地要弄清天南地北、居家环境、工作业务、学业衔接、申办证件登记等等大小杂事。

生活中有太多实际层面，等待卷起双袖去动手！一踏进芬兰，行旅者的浪漫梦幻已凭空蒸发，短期过客心理也再不曾出现。虽然到底要待几年无人知晓，看似大船入港，安定了些，却因每一任期的时间长短不定，对未来不免有潜在不安，深恐好不容易才建立起的堡垒，又将在不久之后，再度连根拔起。但无论如何，生活仍必须以“长治久安”的心态来面对，而“安家”和“就学”，就成了我刻不容缓的大事。

离开中国台湾时，大女儿在台北念小学一年级，小女儿读幼儿园中班。我们希望孩子到芬兰都能顺利入学，不要因为几个月的搬迁忙乱，而延误了就学的时间。

抵达芬兰的隔周，大女儿顺利进了赫尔辛基国际学校就读。先生除了清晨搭地铁送女儿上学外，就是钻进办公室里开始面对他的新工作；我则和小女儿在先生芬兰同事的协助下，每天从暂时栖身的出租小公寓出发，一起冒着零下十几度的寒冬冰雪，寻找长期住所。对全家每个人而言，这都是崭新的生活，而一切就从芬兰严冬的最深处开始……

刚到赫尔辛基的前二十天，我们住在市中心一间小型的短期出租公寓，但只要长居的住所一天没有着落，每天就得贴上数十欧元的住宿费用差价。每回跟着先生的工作调动到一个新的国家，大概都会先住在旅馆或种小公寓三周左右，且时间长短还要依照寻觅新房舍的速度来决定。

本来兴致勃勃和我一起东看西找新居的小女儿，后来因为零下十来度的户外跋涉，有天终于说：“妈咪，我不想再跟你去了！”气候，对于我们这种新鲜人来说，是严酷的考验！我都不舒适了，更何况是不满五岁的她。

小女儿每天陪我走上好长一段路，虽然有时会搭一段电车或是地铁，但只住过热带与亚热带国家的她，每当风寒刺骨，雪花直接飘打在脸颊上，走起路来就倍加狼狈辛苦。我看她这样每天跟着走，多少有些于心不忍。只是，那时候的我，就是一股脑儿往前冲，不是真的忘了严寒，而是一心一意想尽快找到住所安定下来。2002年2月初，我们终于搬进了赫尔辛基的新家，是距离市中心不远处的一栋公寓。

 

安家是大事

搬进新居两周，我们从中国台湾运来的行李终于抵达家门。赫尔辛基的二月天，虽然白昼已稍稍然每日增长三分钟，但室外依旧狂风骤雪，零下十几度！货运公司五六人，不畏天冷寒风，扛家具、搬箱子、抬钢琴、拆外包装等，一整天频繁进出积雪结冰的街道与门厅之间，却未产生滑倒事件，看来他们对于这样的气候与工作早已习以为常。我们迫不及待地跟着搬运人员前前后后地收拾，但真正要使各样东西就定位，还得要花上好几天，甚至几周的功夫。

从卖场买回几座灯饰，看着屋内及厨房间大小天花板上外露的接连线路，一时间真是半点功夫也没，店家说：“就这样接，那样弄， OK？”乍听之下，似乎有一点懂，等到真正上阵，又不免哀哀叫：“客厅的这盏大灯，到底怎么装啊？”

由于这里的人工很贵，先生的芬兰同事，自告奋勇主动说要来帮忙装灯，我们看着两位女士三两下就将三盏灯具装好，直呼神奇，也对芬兰女生驾轻就熟处理电器的能力印象深刻！

可是，买来的灯有三盏与天花板的灯座规格不符。我买了有着现代造型的新式灯具，但房舍是八十多年的古屋。我们哪懂这些呢？装个灯都这么有学问。换个国家，好像就得换个脑袋。唉，只好运回店家，重新选购。惨的是，不好意思再请同事帮忙，只好自己硬着头皮上场。

忙乱了一个多月，终于将一个“家”安顿好，也再次回到正常的生活轨道。但每次只要回想到这些搬迁来去、安家整顿、添置设备车辆的历程，不是脚软，就是手软，要不就是偏头痛。

整个家，从中国台湾拔起安置到别处，再拔起回中国台湾，每隔几年就要来一次，各种各样的家当，浩浩荡荡地跟着漂洋过海，在洲际间穿梭来去。不仅家具的折损率高，一些生活用品及纪念物，不免来个刮痕挫伤。实在搬不走的车子和电压不同而不能跨国使用的各类电器用品等，也都换了不知几回。在两地之间搬迁，总好似脱了几层皮！但逐渐完成之后，也宛若严冬后乍见初春，更似破茧而出的蝶蛾，松了一口气。只是那蜕皮的艰涩过程，点滴在心头……

几周后，当我正像重生一般稍稍舒缓下来，大女儿却突然大梦初醒地问我：“妈咪，我一直以为，我们来芬兰会住在像爱斯基摩人的冰雪屋咧！所以，我心里一直很期待，但又好害怕。没想到，我们最后还是住公寓！”看她这么天真无邪地问着，我忍不住笑了起来……

难怪有芬兰的教育学者在介绍芬兰时，对大家说：“喔，我们芬兰人可不是全都住在和圣诞老人一样的北极圈哟！”

其实，芬兰房舍，不论是公寓或是独立住屋，都设有双层窗户和运行相当良好的暖气系统，室内与室外的温度，有时真有天壤之别！假设室外零下二十度，而室内是二十二度，那内外温差不就高达四十多度了吗？！

来芬兰的这几年，每年一连五六个月的冬季，真是严酷又漫长。对于四处为家的人生，我总认为每段旅程要能精彩、丰富，那“家”必然是能够支撑自己心灵的最大力量，不论是她的摆设、氛围、情调，还是那份随之而来的心中温情与安定。

所以对我来说，“安家”永远是搬迁中的大事！

 

全身武装，玩雪去

虽然没住进冰雪屋，但是大女儿每天到赫尔辛基国际学校上课时，小学部与幼儿园的孩子们，都得先在户外等候学校开门。

早上八点半，天还没亮，零下十几度的气温，冷得让人颤抖瑟缩。陪着孩子在等学校老师集合的大人们，总是佝偻着肩膀、手插在厚大衣的口袋里、脚在厚雪靴里跺步。但一群群孩子们就好像放羊吃草似的在雪地上玩起来，堆雪人、做雪球、滑雪坡……停不下来的追跑跳！

他们全身武装低穿着连身式冬季外衣，戴着厚毛帽和雪地手套，大家玩得满脸通红、气喘嘘嘘，管他零下5度、10度、15度，那似乎是大人与新鲜人的烦恼，一群群包得像肉粽的孩子们，照样玩，照样疯！起先，以为让这么幼小的男女生在严寒的户外等候开门，真有点欠人道，但不久就发现，原来这不是国际学校的特殊设计，而是芬兰的传统。

三月，小女儿也进了一所英语的国际幼儿园，每天只要不低于零下十五度或遇上大风雪，老师都会带着全园小朋友，到对街的海湾公园里“放风”两三回。零下的气温，冰雪覆盖的公园，呼啸而过的阵风，对我们这种亚热带地方的人们来说，好玩吗？能玩吗？！但这里，只要下课了就是要出去户外，呼吸冷到不行的“新鲜空气”，让孩子们玩！

中小学生下课时，很少会待在教室里。依不同市府与各学校自定的课程，通常芬兰孩子每节45分钟课之后或是每两节课后，就必须下课休息15至30分钟不等，出去呼吸新鲜空气，转换注意力。

这也让初到北部没经验的我们，花了好长的一个冬季，去调适自己的心疼，老是想着孩子承受的风寒，结果孩子却快活得很！

在芬兰，没几天的婴儿，就被爸妈推着婴儿车带出来吹风受冻，大家都是从小开始去适应气候，因为这是他们的生活环境，培养适应力是代代相传的生命成长历程。

芬兰虽然冷，孩子也必须在课后出外透气玩耍，但室内的暖气温度从来没有少过，总是保持在二十来度的温暖舒适。这些基本设施与保暖相当重要。毕竟，有基本且良善的安全生活环境，才能启动孩子、大人、机构组织的运作能力，更是人们应有的社会福祉。

常见到幼儿园的孩子，穿着硕大蓬松的连身雪衣一起外出，套上一件镶有多片荧光反射条的交通安全背心，由老师带领着在固定时间到公园、森林报到。确实，芬兰长达半年的寒冬，不这么做，只待在屋内闷着取暖，加上每天只有短短几小时的白昼，大家非早早得上忧郁症不可！

在芬兰，很少因为风雪与酷寒而停止上班、上课，一年有6个月冬日，大家早已练就一身御寒的功夫。低年级的小朋友们穿上吊带式的雪裤或连身式雪衣，配备质地不错的防水厚实雪鞋和手套，一身行头不仅防风、防雪，也防水，连头套也大有学问。

孩子要在零下气温的室外玩上几十分钟，全身雪装行头，说起来很多样而复杂，想要完全搞懂，必须花点功夫。每次帮女儿们穿脱雪衣，都费时耗力。但不用多久，她们都能自理了，大家在学校有样学样，周遭环境一切都是自助式，久而久之这就成了一种芬兰孩子们必备的生活习惯。

每次搬迁到一个新国家，就要入境随俗去适应。头两年，随着孩子成长，一知半解地买了一堆冬季衣裤，但之后也从连身雪衣的时代，进步到后来“大”小孩不屑穿连身式，要穿酷酷的上半身雪衣和好看的雪裤。直到现在，大小姐们连雪裤也不穿了，只穿厚牛仔裤。

青少年哪怕个冷字，爱美，就不怕流鼻水。想不到，这竟然放诸四海皆准！

几年之间，女儿们长大了，除了雪衣要扮酷之外，雪鞋也要搭配。芬兰的青少年，打扮自由，又早熟，只能让女儿们选个自认“时尚”点的行头，其实，她们对现今的流行嗅觉，已然超越我们了。而且虽然爸爸不懂，妈咪可不能让女儿们失望。

 

芬兰学校没有制服

“芬兰学校有制服吗？”

“学生要穿制服上学吗？”接二连三有人问道。

“没有制服喔！不过，……”我深深以为，所有事物必有其深层一面。

这几年，我观察芬兰孩子上学不穿制服。不论是美式的赫尔辛基国际学校，还是两个女儿分别转入的芬兰学校，甚至于芬兰少数几所称之为私立的中小学，都遵循着芬兰的社会习惯，没有“穿制服”这档事。

典型的芬兰式回答：“我们从来没有想过制服这个问题！”罗亚是市镇上一所超迷你学校的老师，她和社区协会团体负责人异口同声说着。

“不好吧，制服会丧失个人主体性。”待过新西兰英式学校的海蒂老师说。

“你想想看，一穿制服，我就分不清谁是Matti、Aalto、Lauri或Pauli了！Not good ！ Not good ！”一所小镇学校的校长，摇头笑着说。

校长还说：“我女儿到非洲的学校做义工，竟然要先帮当地孩子募款买制服！因为没有制服，孩子就不能去上学。”

他摇头说道：“我和女儿都觉得这简直是不可思议。”

又偏过头问我：“请问，教育的根本是什么？是制服，还是学习？孩子平常有什么衣服，就穿什么来上学，不就好了吗？”

穿不穿制服这档事，在芬兰，一点都不复杂。因为将事物复杂化，一向不是北欧人的特质。

记得在参与芬兰教委会所举办的国际教育研讨会时，我从一位教育官员的说法中了解到，不穿制服和芬兰的历史有关。他说：“制服，是某种集体管制的象征，它只会引起我们对俄罗斯沙皇统治一百多年的不良历史观感，所以我们立国九十年以来，从没提倡过学校制服。”

真的去问不同年龄层的芬兰人，只会换来一脸茫然的“没听过制服”。

我在芬兰各地十来处城镇的大小学校和教育机构访谈中，曾遇见一位少有的认为制服也不错的师长，但当我告诉她别的芬兰人怎么看待制服这档事的时候，她恍然大悟地表示，或许从不穿制服是真有其道理。

为什么她之前没想到这些历史背景和社会观感呢？看起来，制服这事，在这里根本不是个议题。

2007年9月，我和国际研讨会的与会人士，一起造访罗亚市的安提拉（Anttila）中学，看到十来位分批接待与介绍学校的初中生。

这群十四五岁青少年，穿着活泼多样，打扮轻松俏丽，成熟、大方、英文流利。当时我心中突然浮现出一个幻影，如果这些中学生，被要求穿上清一色的海军式翻领百褶裙制服，会是个什么模样？

我即刻惊觉这个幻觉的可笑，心底不断摇着头说：“不可能！”我不会喜欢他们这样“变身”！这些学生少了我们印象中刻板的青少年青涩模样，一个个宛若自然迈向成熟的绅士和淑女般可爱与讨喜。

回家后深入想了想，也重新打量女儿们每天自由决定想穿去上学的衣服，我发觉，其实我一直很喜欢这样的自由自主！

北欧的孩子一向早熟、独立，制服这事，已经是一件不必放在脑海里的小事了。

但是一个社会，减少对孩子生活与学习上的管制，并不代表完全没有约束，而是一种“整体”对于“个体”的尊重。很多日常事物，不管制，不禁止，就“见怪不怪”，既然在孩子们之间不是“怪”事，就不用劳烦大人们来管制。

大女儿说，班上有位在芬兰出生的马来西亚裔同学，她很爱看日本漫画，有天问了学校校长：“为什么我们不能像日本一样有制服呢？”她认为制服蛮好、很酷呢。校长回答说：“因为，我们本来就没有这个预算。”

大女儿回来一讲，我立刻更了解了。不论是因为俄国占领的历史厌恶感，或是立国以来就尊崇自由、民主、独立、开明，或许都是芬兰没有制服的背景原因。

但在芬兰这踏实的社会福利国家，基础教育是宪法规定由国家所提供，不仅学费全免、免费供应营养午餐与教科书，居住偏远孩子们的交通费也是政府支付，那制服怎么可能出现呢？

如果任何一所公立学校规定穿制服，那谁要付钱购买？绝对不会是家长掏腰包，而是政府依照提供免费教育的义务，拿出预算帮学生买。

钱要用在对教育有真正意义之处，有没有制服，与教育和学习成果真的无关。如果制服只是为了好管理，那学校的教育目的，不就变成是先求管理得好，其次才是关注学生学习吗？

脑海浮现，小镇学校校长和他在非洲做义工的女儿，一针见血地问道：“请问，教育的根本是什么？”

 

女儿转入芬兰学校

2002年秋冬之际，在启程到芬兰之前一个多月，帮大女儿申请了赫尔辛基国际学校（International School of Helsinki）与英文学校（The English School）；其实当时我对于这两所学校之间的差异在哪里，所知实在有限，即便问了几位朋友，大家也并不太清楚它们之间的分野。不过，属于芬兰双语系统的英文学校，在我申请时并没有名额，所以大女儿顺理成章地选择了国际学校。

赫尔辛基国际学校，就像台北美国学校或欧洲学校，平心而论，它并不是国内许多报导习惯描述成的贵族学校，因为以美式教学体系为主的国际学校，当初会设立，本来就是为了让美国及世界各国驻外使领馆、国际组织与机构，或跨国企业、各类学术、公司、研究人员等子女们，有一个可以通用的教育衔接模式。她的学费高昂，是因为芬兰政府的教育补助经费很低，校方主要开支来自学费收入。所以，芬兰父母要是让孩子们入学，自然也就得负担高昂学费。

虽然国际学校的学费高昂，但许多国际企业、芬兰公司或是各国的使领馆大多全额补助子女入学费用；所以，费用再贵或是逐年调涨，国际学校的学生总能维持一定数目。

相较于多数家长的学费是由政府机构、跨国公司、派遣单位全额或近八九成地负担，我们的情况就不可同日而语了；两个女儿各读了两年，前后总共三年半多，加上小女儿先前所念的国际幼儿园一年半，我们几乎每年七八月间，就得想办法凑足这些昂贵的学费。

当时欧元一直高升，家庭收入相对大幅缩水，学费补助极其有限，对很多派遣在欧洲工作的朋友们来说，子女在国际学校或美国学校就读的负担，相当重，而且只会愈来愈沉重。

在芬兰定居一年多之后，好不容易抽空整理一堆资料，无意间发现当年为大女儿申请英文学校的缴款单；抱着姑且一试的心理打了通电话给校方，想不到三年级正好有个空缺，“你们要不要来试试？”学校秘书问得很干脆。我一时之间有点不知如何应对：“嗯，这个嘛……”她追问：“要？还是不要？”我有点心慌，只回了一声：“嗯！”她紧追着说：“如果要，现在就要做决定。”想起很多芬兰朋友跟我说过，英文学校的秘书蛮凶的，我当下就说：“好，我们愿意。但有什么入学的条件啊？”

还好我问了，她说：“测验啊！”这让我吃了一惊：“考什么呢？”她一口气说完：“数学、英文和芬兰文。”我觉得必须说明：“数学和英文应该可以，但是芬兰文就不行了，因为我们是外国人……”想不到她就决定了：“好的，那就数学和英文。”

我一阵默然，心里放下了一块石头。可是，又隐约感到另一个问题才刚开始……

几天后，我和先生去参观了英文学校，在走廊上巧遇和大女儿一起跳芭蕾的英、芬混血女孩米丽；我灵机一动要了她家的电话，晚上即刻拨给她妈妈，了解学校的情形。

细心敏感的大女儿，见我傍晚时分与别人在电话中谈起学校如何等事宜，她当时没说什么，但已经起了蛮大的心情变化。孩子的敏感度出乎我意料地高，我通完电话后好一会儿，她突然很不悦地问：“妈咪，你在做什么？”我回答说：“没事啊，我只问米丽的学校如何。”

大女儿警觉到我话里的心虚，突然很气恼地说出：“I don’t want to change ！ I’ve just got used to it ！（我不要换了！我才刚刚适应下来！）”

我们家平日只能说中文，但当女儿们心急如焚，或灵机一动之时，在学校惯用的英文随即脱口而出。

当时，八岁，小学三年级的大女儿，已经有很强的意志力与个人思想，她一语道破了一艘不断随波漂荡的船只，好不容易终于在这两年中停靠了一个她认为可以安然处之的港湾，不想被迫再度奔忙换校、换同学了。

她眼角涌现泪光，我真是于心不忍，实话实说了：“芬兰教育不错，去试试无妨；不试，我们怎么知道好不好呢？说不定，你会喜欢上这所学校……而且国际学校的大门，还是永远会为我们敞开的，不是吗？”

“况且，女儿啊！你还得去参加测试耶，又不一定会上啊，对不对？先试试再说。不试，永远不会有机会；试了之后，你至少可以说，我试了。并且，人生多个选择，不好吗，宝贝女儿？”我心酸地继续劝着……

“还有，午餐费可以省下，很贵的学费也可以减轻好多，我们可以把钱做更好的计划，我们可以做更多的旅行。……”

一直以来，我对孩子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但这一次，想到女儿从出生以来到现在，已经要换第六所学校了，我心好痛……

半小时后，大女儿跑来哭着抱住我说：“Ok，I’ll try ！”

对于女儿愿意勇敢地离开同学、离开如鱼得水的国际学校，刹那间，我的泪，如澎湃浪潮一涌而出，情绪已然崩溃，我们母女俩抱头痛哭……

 

转学，小小年纪的挑战

她，小小年纪，居然要面临第N次的转学压力！好不容易这两年已经逐渐适应，不论在环境、在语言课业上，但我却又将她自己努力而得来不易的安稳，再次连根拔起！我为何如此忍心？

当时我们只是单纯地认为，有机会转校，至少可以先省下一个孩子的学费；毕竟，小学阶段就必须支付如此高昂的学费，实在荒谬。而且眼见欧元汇率日日高涨，不是身处欧洲的人，无法亲身体会这种挣扎。

一个孩子就要花上万欧元的学费，在海外工作的辛苦钱，多数就用在孩子的中小学，好吗？其实，身为父母的海外工作朋友们，没有时间，也没有余力去思考这个问题，只要孩子有学校可以念，能一家人尽量聚在一起，不要分隔海内外两地或三地，真的就要好好感谢老天爷了。

一切就在人生转折之间，我们和孩子做了这样的抉择，所以必须一起勇于面对；我很感谢女儿们，终愿在小小年纪时，和爸妈在搬迁人生里，一起放手一搏。也很感念芬兰的学校，不论是英文学校，还是小女儿后来转入的瑞苏（Ressu）小学，愿意给外国孩子入学机会。

大女儿转学之后，短时间之内就适应得不错；11月出生的她，在国际学校的班上是老大，对于小她大半岁的女生同学总是为了小事争吵，她觉得好笑。但转来芬兰学制的英文学校之后，因为芬兰小孩是7岁才入学，所以她反而成了班上倒数第二小的。在一群和她一样都是猪年出生的孩子中，有一天她得意地对我说：“她们都跟我很像，很认真（serious）！”

看来不经一番寒彻骨，焉得梅花扑鼻香。虽说如此，但我们还是多少有些运气。我并不认为孩子非得如此受苦折磨不可，毕竟一切的选择与决定，只有时机与考虑的不同，真的无从比较好坏。

我并不鼓励所有的孩子都要如此一搏，而是父母在选择适合他们转换学习平台机会的同时，要有同理心地多多付出爱心与耐心。毕竟，并不是每个孩子都一定拥有相同的运气，但父母的支持和鼓励，却绝对必要。

跨国搬迁生活与跨文化转换学习的孩子，个中辛酸历程不足为外人道。除了新环境的适应外，还有不同语言的学习。家里两个女儿很幸运，没有多久就适应下来了。但孩子们和父母所走过的心情转换，仍然需要一家人相互打气、爱护，来度过这岁岁年年。

到了芬兰的第三年半，小女儿也从国际学校转入了赫尔辛基市立中小学新开设的英语IB课程1；虽然和姐姐念不同的学校，但她好像早已准备好，蓄势待发，以为只要姐姐能做得到，她也要表现得有勇气的样子。

人生事，总是一回生，二回熟。有了老大的经验值，面对老二，事事都显得平顺、简单得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