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一
约莫八九年前,读到日人大前研一的《低智商社会》,内心深感忧虑:大前所指出的低智商社会的种种表现,在我们的社会之中已然随处可见。例如,书中关于家庭教育状况的陈述:“认为学校老师教给自己子女的东西都是时代所需要的,而作为父母的自己则把子女外包给了学校,从而主动放弃了教育子女的责任。”
作为父母,我们当然可以为自己找出各种现实的理由,来“主动放弃教育子女的责任”。然而,当我们的子女沦为无用、无知乃至无耻之人时,难道仅仅对学校教育进行义愤填膺的斥责和辱骂,就能够改变既定的事实了吗?学校教育固然重要,然而,对于人的一生而言,它所关注的终究只是一个阶段。相比而言,父母对子女的教育(家教)所关注的则更为长久。既然如此,我们又如何能够简单地将“教育子女的责任”全都划归给学校呢?今天的我们,对于子女教育,是否需要重新认识呢?
正是在这样的一种反思之下,我们的社会又逐渐关注起家教,关注起家风的形成。而家训则是家教最重要的呈现方式,于是,关于古人家训的研究成了一股新的风潮。这自然是好现象,纵然我们无法在短时间之内真正遵循古之家训施行家教,但最起码我们也已经意识到了自身应该承担起子女教育的责任。当然,也有少许负面的声音,比如:古之家训常常是以封建体制为背景的,自然少不了宣扬愚忠、愚孝等思想,如此一来,是否会重新塑造我们子女的奴性呢?这种思考自然不是多余的,恰恰相反,是应该引起我们正视的。但我以为对于这个问题的正确解决并不是拒绝古之家训,而是如何对古之家训进行批判的接受,这即是孔子所说的“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论语·述而》)。孔子还曾经说过另外一句话:“生乎今之世,反(返)古之道,如此者,灾及其身者也。”(《中庸》)可见孔子也不是提倡全面复古,而是对古时的遗教加以总结、批判、演化,最终成为适应于当世的教导。而我们在对《颜氏家训》作梳理时,所秉持的也正是这种态度。
作为流传至今的诸多家训之一,《颜氏家训》有着“古今家训之祖”的美誉。有人认为,荣获这样的美誉乃是因为其规模之大,然而,以我之见,则恐非如此。古之有家训遗留给后辈子孙的,数不胜数,然而切实对家风之形成、子孙之人格产生重大影响,并流传至今的家训却并不多见,而《颜氏家训》则为其中的佼佼者。自《颜氏家训》撰成而垂示后世起,颜氏子孙中,可谓人才辈出,其中尤为显明的,即有文冠一时之颜师古,忠烈感天之颜真卿、颜杲卿。家训之功,以至于此,诚为古今中外之所罕见者也。
不仅如此,颜氏后辈对《颜氏家训》的敬仰、遵从,又是其他家族的后辈们所无可比拟的,而一旦《家训》遗失,则千方百计笃意访求;一朝访得,又详加参互校订,以恢复其本来面貌,以遗后人。并将家族人才兴盛的缘由,全都归功于《家训》的教导;家族人才衰弱的原因,则归结于《家训》的失传。“是皆奕叶重光,联芳并美,颜氏于斯为盛。谓非《家训》所自,不可也。自是而后,历宋而元,仕籍虽不乏,而彰显不逮前,岂非《家训》失传之故欤?”而一旦《家训》重新寻得,则又以为“天将复兴颜氏乎!”(颜广烈《颜氏家训序》,见王利器先生《颜氏家训集解·附录》)故知《颜氏家训》之中,自有其大义在。且诚如颜氏后人颜嗣慎所言:“观者诚能择其善者,而各教于家,则训之为义,不特曰颜氏而已。”《颜氏家训》既然能够对颜氏后代产生重大的影响,自然也可以对其他家族、家庭产生影响,因此,如果我们能够从中选出优秀的部分,运用到自己的家庭之中,不也可以塑造我们的家教、家风吗?正因如此,在家教极其没落的今天,对于《颜氏家训》,我们应当进行深入细致的梳理,从中发掘出适合于当代社会的训示,灵活运用到家庭教育之中,以重塑我们的家风。
然而,当今之世,学者们常常会依据自身的关注点而否定经典本来的真价值,我在拜读王利器先生《颜氏家训集解》的叙录时,便深深感受到了这一点。毋庸置疑,王先生于《颜氏家训》的集解、点校之功,实为古今之最,不但前无古人可以与之媲美,此后恐怕也少有来者可以与之比肩。然而,因为他所特有的价值观,经过层层推进,王先生终而否决了《颜氏家训》在训家层面上的价值和意义,而将《颜氏家训》定义为“不失为祖国文化遗产中一部较为有用的历史资料”。于是,《颜氏家训》成了“研究南北诸史”“研究《汉书》”“研究《经典释文》”“研究《文心雕龙》”以及“治音韵学”“可供参考”的“历史数据”。我自然不能否定《颜氏家训》在以上领域的“历史数据”价值,然而,这样的研究是否有些本末倒置了呢?难道《颜氏家训》中真的充斥着“庸俗的处世秘诀”(引号中皆为王先生语)?当真没有值得我们学习和采纳的家教思想?依我愚见,我们实在不可以如此将《颜氏家训》中的家教思想一笔抹杀。然而,因为王先生《集解》的巨大影响,导致以后诸多学者在研究《颜氏家训》时,大多将之视为一份文献资料,纵然是讨论其中的家教思想,也只是视作一套旧有的模式,而不敢明确转化为实践指导。可是,如此一来,《颜氏家训》的真价值也就被忽略了。
此次,我们受上海古籍出版社刘海滨先生之嘱,顺应当下重塑家风的风潮,对《颜氏家训》再作一番新的解读,以期为今日家风的塑造作出些许微薄的贡献,因而对《颜氏家训》作了深入细致的研读。在研读之中,我发觉《颜氏家训》所述大多并非所谓的“庸俗的处世秘诀”,更非“庸人思想”,亦不是全然为封建粉饰太平的伪哲学。当然,鉴于作者的身份背景和生存环境,其中少许思想确实有其时代的局限性,应该加以辨析和转化。总而言之,以我愚见,《颜氏家训》的正面价值远远超过其负面影响,而作者为了光大门楣、训示子孙所付出的苦心思虑,实在是当今诸多父母所无法体味的。鉴于此,我们将于本书中努力挖掘出其中有益于当代家教的部分,以期为当世家风的重塑提供引导和借鉴。
二
《颜氏家训》,南北朝时期著名学者颜之推所撰。颜之推,字介,琅琊临沂人,生于梁武帝中大通三年(531),卒于隋文帝开皇十年(590),享年六十。据《终制》篇,之推自称“吾已六十余,故心坦然,不以残年为念”,则知《家训》是他晚年所作。相传之推是复圣颜子的后裔,然而,他在《家训》文中并未提及,这或许是后世之人的讹传。当然,说他是旧鲁国颜氏的后裔,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西晋末年,之推的九世祖颜含随着晋元帝南渡,是“中原冠带随晋渡江者百家”之一,自此以后,世居建康(今南京)。后来,之推的祖父颜见远又随着南康王萧宝融出镇荆州,于是,又举家迁居江陵(今属湖北)。他的父亲颜协曾为梁湘东王萧绎的镇西府咨议参军,根据之推的自述,父亲死于他九岁之时。之推出生于江陵,垂髫换齿之年,“便蒙诱诲”,可谓家教极早。十二岁时,适逢萧绎讲解《庄》《老》,他也曾列为门生。然而,因为生性不喜欢道家学说,他便自行精研《礼记》《左传》,并且博览群书。他为学精进,终日不倦,学识就此大增。之推所作的文章典雅清秀,加上他才华横溢,深受萧绎赏识,也为当时的士大夫们所称道。由此可以推见,之推的一生应当可以顺顺利利,飞黄腾达。可是,根据他的自述,却发现他一生坎坷,曾多次沦为俘囚,历经生死磨难,倘若不是因为治学严谨、才能出色,加之深通世法而明哲保身,恐怕早已葬身于战乱之中了。之推不得大用于世,是一件可惜亦可悲的事,所以,于慎行先生说:“然余窃又以悲其不遇焉。以彼其材,毋论得游圣人之门,藉令遭统一之主,深谋朝廷,矩范当世,即汉世诸儒,何多让焉。然而播越戎马,羁旅秦、吴,朝绾一绂,夕更一绶,其志何悲也!”(《颜氏家训后叙》)然而,这也是之推的时运如此,又如何可以强求?
之推十九岁时,便被任为梁湘东王国右常侍,加镇西墨曹参军。当年,侯景攻进建康,次年将梁武帝萧衍活活饿死,立萧纲为傀儡皇帝。之推二十岁时,随梁湘东王世子萧方诸出镇郢州,次年,侯景攻陷郢州,之推与萧方诸全都被俘虏到了建康,这是之推首次成为囚俘。到了552年,梁军收复建康,侯景战败,湘东王萧绎被拥立为帝,在江陵即位,是为孝元帝。之推得以回到江陵,并被封为散骑侍郎,过了两年平静生活。然而,554年,西魏军又攻陷江陵,梁孝元帝被俘杀,之推再次沦为囚俘,被遣送至西魏。在西魏时,之推因为颇有文采,被大将军李穆赏识,还得到了一份代写书信的差事。然而,他一心想要南归,所以于556年举家冒险逃往北齐,准备借道北齐返回南梁,可是在北齐之时,他得知梁朝旧将陈霸先已废梁自立,顿时感到故国已然不复存在,于是断绝了南归的念头。此后,之推在北齐先后历时二十余年,这二十多年,是他一生相对安定的时期。因为他的才能,以及对世法的通达,先后担任过赵州功曹参军、通直散骑常侍、中书舍人、黄门郎等职。黄门郎一职当是之推一生“最为清显”者,所以,尽管《家训》完稿于晚年,那时他已经身入隋朝,被东宫太子杨勇召为学士,可他仍旧题署“北齐黄门侍郎颜之推撰”。之推在北齐官场也并非一帆风顺,其间时常被嫉妒、陷害,甚至有招致杀身之祸的危险,而北齐的皇帝如高洋、高湛等又是杀人如儿戏的暴君,之推能够平安度过,显然是凭借他有一套出色的明哲保身的哲学。他也将这套哲学写进了《家训》。于今看来,或许会显得有些过于自保,然而,对于身处重重危险之中的人而言,又何尝不是一种正确的指引呢!况且之推并没有鼓励他人去谄媚和迎奉,而是提倡为了忠孝、仁义,“丧身以全家,泯躯而济国,君子不咎也”。正因如此,颜氏后世,方才会出现忠烈若颜真卿、颜杲卿者。到了577年,北周灭了北齐,之推第三次沦为囚俘,被遣送至长安,当时他四十七岁。581年,杨广灭北周建立隋朝,入隋之后,之推又为太子杨勇召为学士。时至590年,之推为子孙们留下了一部《颜氏家训》而后逝世。
之推有三子,名为思鲁、愍楚、游秦。思鲁,表示思念祖籍琅琊临沂(临沂旧属鲁国)。愍楚,表示哀怜被灭掉的江陵(江陵原属楚地)。游秦,则表示出游于关中长安之意(长安旧属秦地)。由之推为诸子所取之名,亦可见他为人极重情义。
本部分对之推的生涯作了概略的陈述,用意自然不是为之作传,更不是为其粉饰,而是为了呈现他一生的境遇,进而指出他思想中明哲保身的部分(主要见于《省事》篇),实在是有着独特的背景和特殊的遭遇。后世多有因之推“一生而三化”(由梁转魏,一化;由魏转北齐,二化;由北齐转隋,三化)而诟病于他,动辄讥讽他为“世故”为“圆滑”,却忽略了南北朝时弱肉强食、穷兵黩武的现实,而那些身为帝主者,又大多视臣子为犬马、草芥,却反而要苛求为臣者死忠,这难道还不是愚忠吗?如果换位思考,用心去体味一下在之推所处的环境中谋求生存的难度,或许就不至于如此轻言了吧!试问一下:倘若是易时易地而处,又有几人能够做到像之推那样呢?以我之见,之推的过失,在于没有能够做到“无道则隐”,如孔子说:“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论语·泰伯》)当然,南北朝时,纷争不已,战火纷飞,百姓涂炭,纵然是想要隐身而谋取太平,又如何能够呢?之推的所作所为,实在是为了家族考虑而采取的权宜之计。在《终制》篇中,他表达了这一念想:“计吾兄弟,不当仕进,但以门衰,骨肉单弱,五服之内,傍无一人,播越他乡,无复资荫;使汝等沉沦厮役,以为先世之耻。故冒人间,不敢坠失。兼以北方政教严切,全无隐退者故也。”既然如此,又何必过于苛责他呢!
三
家风的形成,自然在于家教。家风一旦形成,那就可以延续多世,这期间一旦出现卓越之人,便能够光大门楣。倘若如此,那就是整个家族的幸事,这也是祖先们的期望。而家训则是家教传承的载体,而且最好是形成文本。没有成文而单凭口口相传的家训,非常容易失传,纵然能够侥幸传下来,在传续的过程之中,也会因为口授而出现诸多谬误。所以,古时为人先祖者,大多愿意撰写家训以遗教于后代。
然而,家教的成功,实非易事。家训的撰写,更是不易。盖为人父母者,己身不正,而欲教养子女使之成人,实在是少有可能的。而家训中所记所述,如果不是自身所依循并践行的,却要垂示后代,那么,后代势必会以之为欺,斥之为妄,如此一来,又如何会遵从呢?更遑论塑造良好的家风?
返顾当世的家教,为人父母者大多要求、责备于子女,却不知道反求诸己,口口声声要子女存好心做好人行好事,而自身的所作所为却是贪图小利、假公济私,乃至于勾心斗角、心怀不轨。子女看在眼里,记在心中,久而久之,自然会受到熏染,又如何还能够存好心做好人行好事呢?这就是上行下效。所以,应当知道家教的复兴、家风的养成,在乎父母,而不在于子女。
明白了这一点,自然也就明了之推的《家训》为何能够遗教于后代,且为颜氏世代奉为法度而不动摇了。实因之推所教给子孙的,全都是他自身所遵从的;之推所明示于《家训》中的,也全都是他自身所践行的。作为父亲,作为祖先,之推的一生,正是实践《家训》的最好榜样。要养成良好的家风,这或许是我们最应当深思的地方。
不但如此,之推在撰写《家训》时的用心也足以令人钦服。我们在研读《颜氏家训》时,深深叹服于之推的用心之密、用心之深、用心之良苦,也深深感受到他对颜氏家族的深情和对子孙后代的期望。经过反复思量、抉择,我想用七个字来表示《颜氏家训》的特征:广、细、精、慈、达、信、宜。
广,指《颜氏家训》所涵盖的范围极其广泛、全面,从入胎、出生、启蒙教育,直至临终,全都有着相应的指示,其中涉及教育子女、兄友、弟悌、治家、风仪、节操、慕贤、劝学、属文、养生等近二十个方面。单就其所涉面的广泛而言,足可以称得上是家训之最。
细,若单单是广,并不可取,然而《颜氏家训》在所涉的诸多方面又全都能够条理清晰,对于该深入的方面,又悉皆作了细致的陈说。例如《风操》篇中对于种种避讳的陈说,极其细密。
精,广而细,已是不易,之推又能够对家教进行高度的提炼,对最易塑造家风的部分作了精准的阐述,如治家、风操、劝学、知足等。正因为他的所述极其精深,方可知此中所述全都是他亲身实践的心得,也方才能够激发后代们遵而从之。
慈,家训之撰,乃是为了垂示后人,自然离不开循循善诱、谆谆教诲。然而,之推在《家训》中,则处处呈见他的一片慈心娓娓道来,令人读之倍感亲切。正因为他的慈心,对于他长篇累牍的教导,我们自然也就能够平心静气地接受。我想这也是颜氏子孙能够传续家风的重要原因之一。他们所感受到的是先祖的慈爱叮咛,而不是教训。
达,之于作文,《文章》篇中有甚多高见,足见之推乃是行家。然而,《家训》之文,却又不以词藻华丽为胜,而以辞达为准则。故而,之推行文,立论有理有据,所引典故、事例,悉皆为了准确传达主旨,绝不落空。孔子曰:“辞达而已矣。”(《论语·卫灵公》)之推之《家训》,诚如是哉!
信,信乃愿、行的根基,所以,纵然是佛典,也要求习者先起信。实因不能生信,则无从发愿、笃行。而家训的意义,在于垂示后代,若是不能够取信于子孙后代,则纵有家训,也是空言。之推之取信于后代,甚是简单、直截:以己身为例。例如,我初读《书证》篇时,颇觉行文繁杂,而且有些啰嗦。然而,读之日久,方知之推的用心其实在于:以己身治学的严谨、细致,来指引后世子孙。因为不如此就不足以取信于后代子孙。
宜,家训的垂示,务必要利于施行,这就是我所说的宜。观乎诸多家训,明言警句随处可见,可是大多行文空泛而无从转化为行动。《颜氏家训》则绝无此病,或许少了些名言警句,然而,其中所言全都非常平实,作出的指示也详尽可行。如《勉学》篇,之于治学,可谓面面俱到,习者但能深究一番,自可明了为学的要则和方法。
有人说:“你这样说,是不是有些过于美化《颜氏家训》了呢?”我笑而答之:“你如果能够放下成见,心平气和,每天取《家训》中的一两章细细品读,自然就会知道我所言不虚。”
四
之推的《家训》,现今的通行本分为七卷二十篇。卷一五篇:《序致》《教子》《兄弟》《后娶》《治家》;卷二二篇:《风操》《慕贤》;卷三一篇:《勉学》;卷四三篇:《文章》《名实》《涉务》;卷五五篇:《省事》《止足》《诫兵》《养生》《归心》;卷六一篇:《书证》;卷七三篇:《音辞》《杂艺》《终制》。今且概述各篇大要如下:
《序致》篇,序,序说;致,表达。顾名思义,序致即是以序说来表达目的。故知,之推在本篇中交代了撰著《家训》的目的。概言之,目的只有一个:“整齐门内,提撕子孙。”为了让子孙后代体味他的良苦用心,之推还以自己无教的一生作为前车之鉴(之推启蒙教育极早,可惜九岁时父母双亡,其后便再也无有家教),可谓情真意切。
《教子》篇,之推讲述了教育子女的相关问题。首先,强调教育子女当尽早,有条件者,当从胎教开始。无条件者,也当从小儿“识人颜色,知人喜怒”时便加教诲。其次,强调教育子女应当严慈并举,当严时要严,不要吝惜“笞罚”(棍棒惩罚);当慈时则慈,然而,虽然慈却不可以“简”(简慢而不拘礼节)。再次,强调对待子女应当平等,不可有所“偏宠”。最后,强调教育子女时,要注重子女的节操培养,切不可让他们沦为取悦、献媚于他人的人。
《兄弟》篇,讲述了兄弟相处之道。“兄弟者,分形连气之人也”,自“不能不相爱也”。可惜成年之后,“各妻其妻,各子其子”,常常会影响兄弟之情,所以,之推将妻子喻为风雨,不加预防则兄弟之情难以为继。兄弟不睦,则会有无穷后患,甚至于“行路皆踖其面而蹈其心”而无人救之。总之,本篇强调了兄友弟悌。其中述及娣姒(妯娌)多“疏薄”,且为“多争之地”,或有轻视女性之嫌,当有其时代原因,却也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女性朋友们似乎不必着急讨伐之,而是应当反观自身,是否对自己有借鉴作用。
《后娶》篇,所讨论的乃是妻子死后,是否要续弦再娶的问题。这在古时乃是大事,所以之推以专门的篇章作了明示。根据之推所言,他是不赞成续弦再娶的。
《治家》篇,讲述了治家之道。关于治家,总的纲领为:上行而下效,先行而后施。所以,“父不慈则子不孝,兄不友而弟不恭,夫不义而妇不顺”。分而言之,则所涉甚广:治家要赏罚分明;治家要节俭,但又不可以吝啬;治家要勤劳,自给自足;治家不宜过严,也不宜过宽,过严则遭人忿恨,过宽则遭人欺瞒;治家要能急他人之所急而不悭吝;女子不可参与家政;治家不要迷信;等等。其后,之推又指出世人重男轻女,甚至将所生女婴遗弃,这是不应当的。并指出“妇人之性,率宠子婿而虐儿妇”,所以导致了“落索阿姑餐”(意谓婆婆吃饭都没人陪,冷冷清清)。并强调婚姻应当门当户对,尤其不可将儿女婚姻大事作为交易,用来谋求钱财。而借人典籍,应当爱惜;读古圣贤之书,应当心怀恭敬。本篇所涉内容虽然广泛,却极其富有现实意义,为人父母者应当皆能从中受到诸多的启发。
《风操》篇,风者,风仪;操者,节操。风操的本由,在于《礼经》(即《礼记》),但是因为残缺不全,加之世事变迁,故而“学达君子,自为节度,相承行之,故世号士大夫风操”。由此可见,风操以礼仪为本,重在待人接物。首先,之推讲述了种种避讳的情况,指明避讳是必要的,但是也不可以太过拘泥。其次,讲述了于人于己的称谓,指出了古今的差异,强调不可取笑、轻贱他人。其中还指明了吊唁、待客之礼。再次,讲述了感慕先人所应秉持的方式和态度。复次,讲述了离别之仪。又次,讲述了对于亲属的称谓、名字的意义。又次,讲述了丧礼的相关事宜。最后,讲述了生日、为父求情、结义、待客等相关问题。由本篇可见,之推虽然关注细节,思维却绝不固执、僵化,常常能够将心比心、随时变易,诚智者也。
《慕贤》篇,慕贤即仰慕贤才。古时慕贤之风甚盛,今时之人则大多自以为是、目空一切,遑论仰慕贤才。然而,仰慕贤才便自然会亲近贤才,于此潜移默化之中成就自身。反之,倘若不能慕贤,则常与奉承之徒相处,久之则不知天高地厚,盲目自大。之推有言:“人在年少,神情未定,所与款狎,熏渍陶染,言笑举动,无心于学,潜移暗化,自然似之。”又言:“与善人居,如入芝兰之室,久而自芳也;与恶人居,如入鲍鱼之肆,久而自臭也。”这全都是潜移默化的功效。所以,“君子必慎交游”。然而,“世人多蔽,贵耳贱目,重遥轻近”,所以,常常有贤才在眼前却不能认识,故而旧有“鲁人谓孔子为东家丘”,而马祖道一大师感叹“得道莫还乡,还乡道不香”,全都因为如此。这也是实情,但在今天却更盛。所以,之推以亲身经历立言,指出为人应当知道敬重身边的贤才,勿要导致日后追悔莫及。最后,之推还指出慕贤还须任贤,贤才不得其用,或是身遭枉死,乃是家国的损失。以我愚见,慕贤之教,实为今世所亟需者。今世之人人相轻之风,实在是久矣!深矣!
《勉学》篇,顾名思义,此篇所讲旨在劝子孙后代学习。学习对于人的一生有塑造之功,所以,之推所述甚为详尽,所涉之面也颇为广泛。首先,之推讲述了勤学乃是自古以来的传统,而所学者则为《礼记》《左传》《诗经》《论语》等,而不学习者,大多终将自取其辱,纵然会因为父辈的庇护而拥有一时之富贵,可是一旦遭遇动乱,便会沦为无用之人。其次,之推指出“明《六经》之旨,涉百家之书,纵不能增益德行,敦厉风俗,犹为一艺,得以自资”,所以笃劝子孙后代读书。之推虽不像后世之人所执持的那样,认为“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但也将读书视为最为可贵的技艺,“伎之易习而可贵者,无过读书也”。再次,之推劝勉子孙后代要志存高远,向古人学习,而不应当向“亲戚有佳快者”学习。当然,之推也奉持孔子“三人行,必有我师焉”的教诲,指出学习应当学无常师,转学多方,乃至于对“农商工贾,厮役奴隶,钓鱼屠肉,饭牛牧羊”者,举凡有才能的,全都可以视为师表,向他们求学。复次,之推指出“读书学问,本欲开心明目,利于行耳”,所以,但凡有所学习,全都要能够转为内化,发为事业,而避免“但能言之,不能行之”的毛病。又次,之推重申了孔子“古之学者为己”的教导,指明“学者,所以求益耳”,“以补不足也”,“行道以利世也”,并且以种树比拟学习:“夫学者,犹种树也,春玩其华,秋登其实。讲论文章,春华也;修身利行,秋实也。”甚为形象。之推还对读了一点书“便自高大,凌忽长者,轻慢同列”的人进行了指责,认为“如此以学自损,不如无学也”。又次,之推指出学习当趁早,因少年时记忆颇佳,年长后则所记易忘。当然如果因为种种原因,不能少时从学,则“犹当晚学,不可自弃”。又次,之推指出了当时的诸多为学之病,如“以博涉为贵,不肯专儒”,又如“出身已后,便从文史,略无卒业者”(即很少坚持完成学业的),又如“相与专固,无所堪能”,又如“勤无益之事”以为能者,如对“仲尼居”三字,“即须两纸疏义”,又指出“俗间儒士,不涉群书,经纬之外,义疏而已”。与此同时,之推还指出“夫圣人之书,所以设教,但明练经文,粗通注义,常使言行有得,亦足以为人”,而对子孙后代作了如下指引:“当博览机要,以济功业;必能兼美(博览与专精两者兼得),吾无间焉。”其后,之推又表示自身对于道家学说的排斥,而不愿子孙后代有学道家学说的。又次,之推讲述了学的重要性(其曰“孝为百行之首,犹须学以修饰之,况余事乎?”正见学之重要),并指出应当勤学,而不要因为谋取生存而荒废学业。最后,之推教导了几种学习方式:一、“切磋相起明”而不“师心自用”;二、“谈说制文,援引古昔,必须眼学,勿信耳受”;三、要通字义,明训诂;四、“不可偏信”。《勉学》篇是《颜氏家训》中最长的篇章,涉及为学的方方面面,诸多指引对于我们今天为学仍然极为有益。
《文章》篇,讲述了为文的种种法度。之推的文学理论水平非常高超,对于各种文体的起源也如数家珍。而他对于文学的态度,则是“行有余力,则可习之”。这或许是因为他对于“自古文人,多陷轻薄”而大多无有善终的现象深有体味:“文章之体,标举兴会,发引性灵,使人矜伐,故忽于持操,果于进取。今世文士,此患弥切,一事惬当,一句清巧,神厉九霄,志凌千载,自吟自赏,不觉更有傍人。”(惜乎后世文人少有将之推这番话记在心中的,所以,文人相轻之习气至今未减。)同时,之推对文人如陈琳、扬雄等变节之举也甚为鄙视。其后,之推表达了他对文章的要求:“文章当以理致为心肾,气调为筋骨,事义为皮肤,华丽为冠冕。”而对于当时为文“趋末弃本,率多浮艳”的风气,他也表示了自身的不满,希望能够有“盛才重誉”者来“改革体裁”。之推对古今之文的优劣了如指掌。关于作文,他较为认同沈约的三易:“易见事,一也;易识字,二也;易读诵,三也。”他还谈到了文章的禁忌,以及代人为文、作挽歌辞等的法度。还强调了典故的运用需要慎重,涉及地理时也应当准确。最后,他还列举了一些他认为较为优秀的文人和诗句。我读了《文章》篇之后,深深感受到之推自身是全然遵循着此中的为文法度的。
《名实》篇,名实即名副其实的略写。在本篇中,之推指出为人切不可窃名,窃来的虚名终究会败坏,终而自取其辱。正因如此,他强调名实:“名之与实,犹形之与影也。德艺周厚,则名必善焉;容色姝丽,则影必美焉。”而反对“不修身而求令名于世者”,认为这种行为“犹貌甚恶而责妍影于镜也”。而一个人要立名,则应当为自己留有余地,若无余地,则“至诚之言,人未能信;至洁之行,物或致疑”。之推对于那些“清名登而金贝入,信誉显而然诺亏”(有了清廉的名声之后就开始聚敛财富,有了显耀的信誉之后就开始失信于人)的人,深为不屑,认为这就是窃名。至于为什么要强调“名教”,之推的答案是:“劝也,劝其立名,则获其实。”当然,之推也指出“上士忘名,中士立名,下士窃名”,可见,尽管他强调名要符其实,但是更希望自家的儿孙们能够成为“忘名”的上士。
《涉务》篇,涉务即致力于事务。自古以来,务虚之人多,而务实之人少。之推有感于此,故而希望自家的子孙能够成为务实之人。所以,他上来便说:“士君子之处世,贵能有益于物耳,不徒高谈虚论,左琴右书,以费人君禄位也。”同时举出六种人才:1.朝廷之臣;2.文史之臣;3.军旅之臣;4.藩屏之臣;5.使命之臣;6.兴造之臣。接下来,他指责了那些口若悬河而“多无堪用”之人。
《省事》篇,省事即毋多事,俗有云:“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此篇大旨,同于此。在此篇中,之推建议人专心做好某一件事,并对那些上书陈事之人作出批评,认为他们“贾诚以求位,鬻言以干禄”(出卖忠心求取官位,出卖言论求取俸禄),纵使“幸而感悟人主,为时所纳,初获不赀之财,终陷不测之诛”。很多人抓住此点批评之推为圆滑世故,却忽略了他此后所说的“谏诤之徒,以正人君之失尔,必在得言之地,当尽匡赞之规,不容苟免偷安,垂头塞耳”。其后,之推又指出“君子当守道崇德,蓄价待时,爵禄不登,信由天命”,而切不可“须求趋竞”,更不可行“以财货托附外家,喧动女谒”(用财物贿赂依附于外戚权贵,通过宫中受宠的妃妾为自己谋求)的羞耻行为。对于“凡损于物”之事,“皆无与焉”;对于当行之正义之事,却又勇于担当。如此便是之推的省事,究其实,他的省事原则乃是“君子思不出其位”(《论语·宪问》)。
《止足》篇,止足即知止知足,而绝不贪得无厌。之推引《礼记》之言(“欲不可纵,志不可满”),指出“宇宙可臻其极,情性不知其穷,唯在少欲知足,为立涯限尔”。并明示子孙后代“谦虚冲损,可以免害”,而“人生衣趣以覆寒露,食趣以塞饥乏耳”,又何必汲汲于谋求财富呢?同时,指示做官当“处在中品”。在很多人看来,这是消极,然而,世间又何尝不是四处都充斥着求不得苦呢?
《诫兵》篇,因为颜氏自古以来“未有用兵以取达者”,所以,之推告诫子孙不要轻易习武带兵,而是把心思放在读书上。当然,之推也希望子孙中能够有“入帷幄之中,参庙堂之上”而“为主尽规以谋社稷”的君子,然而,若是无有这方面的才能,则不必强求。
《养生》篇,讲述了对待养生的态度。首先,之推明确表示他不愿意子孙后代学道以求长生。其次,他强调了“夫养生者先须虑祸,全身保性。有此生然后养之,勿徒养其无生也”,而避祸首要在于勿傲物、勿贪溺。最后,强调了“夫生不可不惜”,却也“不可苟惜”,若是“行诚孝而见贼,履仁义而得罪,丧身以全家,泯躯而济国”,则“君子不咎也”。正因如此,颜氏后人中才会出现忠烈如颜真卿、颜杲卿兄弟者。
《归心》篇,归心,即归心于佛。此篇中,之推讲述了颜氏世代归心于佛,并针对世俗对佛教的五种诽谤一一作了辩解。由于时代的原因,之推对于佛法并无究竟圆融的理解,不过他的目的是在于让子孙后代对佛教生信,作为家训的一部分,我个人认为无可厚非。然而,之推以佛法“非尧、舜、周、孔所及也”,却是我所不敢苟同的,大概是因为他对于儒家心性修养工夫仍有未能明了的地方。
《书证》篇,之推记录了他自身所作的种种训诂和考证,展现了他卓绝的才力和严谨的态度。以我之见,之推撰写此篇的目的有二:一、指出当时流行的一些误解,以免文士闹笑话;二、以身作则,传示治学应当秉持严谨的态度。
《音辞》篇,之推记录了音韵方面的一些内容,目的很简单:指示子孙掌握一定的音训常识,以免犯下一些低级的错误。
《杂艺》篇,之推谈了他对于种种艺术如书法、绘画、射箭、卜筮、算术、医方、琴瑟等的态度,概而言之,他认为这一切可以有所了解,用以“消愁释愦”,但不要专门从事其中的某一类。
《终制》篇,乍读此篇,甚似遗嘱,之推先是概要地自述了一生,又追悔未能安置好亡父亡母的葬事,终而对自己的葬事作了交待。再三阅读后,方知之推是在垂示后代毋要斤斤计较于葬事,而是应当“以传业扬名为务”,这是符合《孝经》教导的。由此亦可见之推对子孙后代的期望和慈爱。
《颜氏家训》二十篇,看似杂乱繁芜,其实一以贯之,皆以指引子孙后代立身扬名为本。其中虽看似有一些消极、退让之教,其实亦是以退为进,且绝不以人格的丧失作为代价。遵循之推的教诲,或不足以成为“修己以安人”的仁人、“修己以安百姓”的圣人,然而,成为一名“修己以敬”的贤人君子,应该是没有问题的。而经由贤人向上一转,则成仁入圣也并非没有可能。
五
时至今日,世风大变,我们又该如何运用《颜氏家训》来塑造家风呢?这才是最最现实和重要的问题。前面,我曾经提到“择其善者而从之”的大原则,此处,我想再提供一些更为具体的建议:
其一,应当剔除《颜氏家训》的家族意识,将之视为天下人教育子女的共通法则,概言之,这乃是天下人家所共有的家训。一旦能够这样来看待,就可以消除一种异姓的隔阂感。
其二,认识到作为父母,应该承担起“教育子女的责任”,担负起这一责任之后,自然会对《颜氏家训》中的诸多教导产生兴趣,而不再将之视为一本闲书。
其三,自身先行学习和履行《颜氏家训》的指导,这是最难的一点,也是最为关键的一点。家教的成功,取决于父母,唯有父母不断成长,才能更好地教导子女。
其四,从《颜氏家训》中选出最易施行的部分,一点一滴地开始施行于自己的家庭之中,施行的过程中务必注重身教和言教相结合。
其五,从《颜氏家训》中选出那些注重节操、人格塑造的部分,指引我们的孩子一步一步超越世俗,养成不凡的气质,终而成为独立不惧的君子。
当然,根据选题要求,在对《颜氏家训》的原文作出注释之后,我们还逐段提供了具体的实践要点,那些要点自然更加务实、具体,敬请天下的父母们阅读参考,也真心希望它们能够为天下的父母们提供一些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