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序

在大自然中学得的知识，在人群中学得的知识，在自我体性实践中学得的知识，是人类知识的三个主要来源。工业革命以来，西方文明以科学取代宗教，借自然知识为范，使后世得以从新视野认识社会、认识自我，在试误中缔造近世文明的殊大成就。但是不同历史阶段认取的自然，只是自然的片面；自然知识，只是自然微不足道的一部分。西方社会确曾在透过科学认识自然的进程中，表现出谦虚、柔和，并且迄至目前，西方知识传统中仍然留存着这样的可贵情操。然而从科学源自中古教会有闲的修士们，为了上帝的荣耀而探究宇宙真理，到企图以科学取代宗教，把科学当作宗教，把科技成果当作国际政治、经济的福音与利器，甚至用军事与贸易模式粗暴地传扬西方福音——西方人的确也经历了从渺小到自大，从谦虚、柔和到傲慢、优越的心路历程。以理性体系是否完整自足为要件，截取了自然的片面的近代科学，主宰了启蒙运动以后人类的历史与思想；站在上帝影子里的科学，更形象巨大地主宰了三四百年来文明发展的主轴线——留下文化冲突的伏笔和习于以自我为中心，天经地义从事经济利润扩展的一个个人给21世纪。

《易经》是中国先民智慧中极完整地对应自然、人群、自我的理论体系。在溯自伏羲、文王、孔子及历代先儒、医卜、建筑、风水、工匠的民族集体创作中，发展成为弥纶天地、四时、日月、至德的宇宙论与伦理观。检视现存的《易经》上下经与《系辞》，“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一语所说明的，实在不只是弥纶天地的企图，更动人的毋宁是历代先民集体创造过程中“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自制。

对于中国何以能够早在几千年前即发展出这样一套兼天、地、人三才而两之的解释系统，却又亘数千年不能发展出科学、民主政治与市场经济，《易经》经传注创作的历史或《易经》社会学，应该能够提供对中国中古文明与西方当代文明同具启发的说明。但揆度眼前大学研究所中国文史科系师生对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知识的普遍缺乏，以及西方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系所对传统经典仍无从措意，这样基本的工作要系统化开展，也只有留给2l世纪了。

刘君祖兄习自然科学出身，浸淫传统儒学垂二十载，总角相交，深知其有“遁世而不闷”的君子之风。本书之作，是君祖兄严谨治学之余的无意流露，缘起子为“社会大学”讲授《易经》；但选择讲究“时义”的《易经》作为出版起手，却见出了儒者用心。中国传统学问在冷战结束而各国依然深陷在过去的政治经济泥沼之际，是应该思索其与人类最前沿知识间的关系，通过中国人的努力，把中国文化中历久弥新的自然观、社会观、自我观不过不违地提供给新世纪的文化了。

儒家的外王之学，自汉宋起便让位给了官僚。当前政治经济行动背后依据的观念系统仍是相对粗陋庸俗的现代化观念，而绝无政治、商业的风格与品位，遑论礼乐文化。在意识形态解体、区域种族文化冲突升起时，儒家文化还是有较其他文明更丰富的冲突融合经验；而先秦儒家的君子之学则更能釜底抽薪地化解人人逐利所带来的地球灾难。

《易经》中的龙，指的就是君子，三百八十四爻无一爻不是说明君子的唯变所适与小人的一意孤行。君祖兄所述《易经》为君子平情之作，目的在鼓励今之企业、政治中人进德修业不辍。书中没有民族光辉或屈辱的遗迹，但有对未来及未来君子的款款期许，儒家外王之道，的确只能大成于一个人人有士君子之行的现代中国——“用九。见群龙无首，吉。”

本书对于《易经》占卜体系的厘清极其精彩，应该可以算得上困顿君子为中国文化所做的贡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