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甲轮回的中国史

中国以干支纪时，据说始自三皇中的天皇氏，又说黄帝时命大挠氏以天干配地支（枝）而始作甲子，总之是够遥远的了。若按照辛亥革命后，中山先生以民国元年元旦相当于黄帝纪元四千六百零九年十一月十三日的算法，则第一个传说中的甲子年应为公元前2697年，从那时到现在一共经过了七十八个甲子，刚好是六的倍数。有一种说法便是在这个六字上做文章，而将“天下大动”的轮回数从七十八节缩到十三。通过这个简单却稍嫌机械的模式去追溯，我们能探寻出什么样的结果呢？

三百六十年前的那个甲子年，是明朝倒数第二个皇帝明熹宗的天启四年（公元1624年），根据名小说家金庸在《袁崇焕评传》中的描述，熹宗是个痴爱木工的昏君，军国大事都落到了宦官魏忠贤的手中处理。魏忠贤是明史上坏出了名的大奸巨恶，那年正是他遭左副都御史杨涟弹劾二十四大罪，东林党的知识分子与东厂的特务集团彼此斗争最烈之时。当时国内外的局势，是东北的满洲已成莫大边患，而境内又不断有民变兵乱。更值得注意的是整年里天灾不断：二月、三月及十二月，在山海关、北京、南京等地发生规模极大的地震（史书上的记载相当生动，用字极为强烈，如：“宫殿动摇有声”“坏城郭庐舍”“地复屡震”“地震如雷”等）；七月，徐州附近黄河决堤，城中水深丈余，州治迁到了云龙山上去；六月，全国各地都下大雨雹。

再往前推六甲子，是南宋灭亡前七年（宋理宗景定五年，公元1264年）。其时贾似道专权误国，临安府学生叶李、萧规上书斥责，结果被贾黥面且发配福建。当年若按照传统迷信的说法，天象颇有异变，最大的就是七八月间有彗星出现，“光烛天，长数十丈”，经过了五十多天才化灭。七月，京城还有一次大火。

公元904年是唐末，三年后朱全忠便篡唐而开始了所谓的五代十国。公元544年是南北朝，北朝那时已分成东魏、西魏，南朝则由造成以后当和尚吃素的梁武帝统治，当年没有什么大事可记。公元184年是东汉灵帝中平元年，黄巾军造反，天下大乱；灵帝怕党人与黄巾军合谋，大赦党人，解消了前后二十年之久的党锢之祸，然而国事已不可为。公元前177年是西汉文帝三年，文帝一般说来算是个好皇帝；五月，他用张释之为廷尉，有人从长安的中渭桥下走过，惊动了他的圣驾，捕交廷尉后，张释之依法只科以罚金，而文帝能在盛怒下接受“法者，天子所与天下公共也”的正论，殊为不易。

公元前537年是春秋末期鲁昭公五年，离孔子作《春秋》“获麟绝笔”的哀公十四年尚有五十六年，距春秋时代开始（所谓元年春王正月）的鲁隐公元年已有一百八十六年。按公羊家三世义整套象征系统的说法，此时已迈入“人人皆有士君子之行”天下为公的太平世；故而夏天时莒大夫牟夷据牟娄、防邑，兹邑降鲁这桩史实，到夫子笔下就处理成了“夏，莒牟夷以牟娄及防兹来奔”的《春秋》经文。在牟娄与防兹之间加一“及”字，是表示公私分明，前者是公邑，后二者是私邑的缘故。

根据以上的叙述，似乎“六甲轮回”的说法还颇有一些道理。除了汉文帝、梁武帝那两次外，明末、宋末、唐末、汉末都是天下大动之时，其中尤以明末的那一次最让人触目惊心。当然，这里还涉及一个祸福主体的问题。老子《道德经》上说：“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大往小来，阴消阳长，宇宙大化总是故故不留，刹刹生新。就整体长远的观点来看，有时塞翁失马，确实焉知祸福。这和《易经》卜卦断卦的历程有点相似，卜卦近乎套公式运算，所占出的卦爻辞出入总是有限，但断卦就难了，占者的势位德能是否与占辞相应还大有计较。例如，一个卑鄙猥琐的标准小人若占到乾卦，不仅不能“元亨利贞”，反而可能有最坏的遭遇；又如占者德能俱佳，虽然占到了不好的卦爻，一样会留有无限的生机。这就是传统讲“《易》为君子谋，不为小人谋”的道理。所以孔子说“不卜而已矣”，又称“丘之祷久矣”，真正的趋吉避凶全在于平素的德业修行，临时抱佛脚、行险侥幸终究是不济事的。因此，个人的命理流行固然与进德修业有关，整个时代的气运也还是系于当代所有人集体的作为。至于祸福吉凶的评估，则仍应以多数人的遭遇为准，而不在乎旧朝新朝的几家欢乐与悲愁。元曲作家张养浩的《山坡羊》里一句“兴，百姓苦；亡，百姓苦”，最能提醒人这无比重要的一点。

另外，便是祸福范围的问题，六甲轮回既然在中国史上表现得煞有介事，那么在同时代的西方如何呢？有趣的是几乎毫无影响，上述的每一个年头都平淡无奇、乏善可陈。这是不是表示甲子玄机（假定确有这股神秘的主宰力量）只能在中国世界流行而无法捞过界呢？一套人为的象征系统是不是会受其创制时的时空条件限制，难以放诸四海而皆准呢？如果是这样，那么两套不同的象征系统间又应如何转译而获得沟通？沟通后有没有可能汇流而合并成一套更普遍、更完备的系统？这些问题若继续追索下去，只怕会没完没了，还是暂且打住吧！

无论如何，像这类偏神秘性的理论基本上是属于统计性的，由于关涉的对象太广泛也太复杂，所需处理的变数太多；故而不太可能做到绝对精确的程度。六甲轮回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每隔三百六十年天下大动一次”的基本观念事实上就嫌过于简化，人文世界的现象千变万化，哪里是套用几个简单的公式就足以全盘掌握的呢？归纳的通则也许是必要的，但还得能容纳许多例外的情形成立。换句话说：面对庞杂无章的原始资料，我们是需要条分缕析地整理出一些规律性，但实际应用时，不可对这些规律性太过执着，而必须考虑在每一个具体情境中种种新生的变化，随时作灵活弹性的运用，“知常容变”才是一个成熟的人文理论应有的形态。《易经·系辞传》上说“《易》之为书也不可远，为道也屡迁。变动不居，周流六虚，上下无常，刚柔相易。不可为典要，唯变所适。”真是做了最适切的说明。中国传统经学强调“《诗》无达诂，《易》无达占，《春秋》无达例”，也是基于这点认识而有的立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