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简御繁

有了上述认识，就不会斤斤于人生愿欲的必偿与否，而可将“群龙无首”的理念，落实于组织与人事管理中，作适切的发挥运用。

管理工作的基本原则就是化繁为简，以简御繁。组织规模愈大，事务经纬万端，这个原则就愈重要。人事管理近年来渐趋热门，由于管理的对象是人，“羊羔虽美，众口难调”，难度相当高。除了一般征员、出勤、福利、考核外，组织规划与教育训练的工作日益重要，不少公司的人事部已改称人力资源部，视人才为企业的最大资产，竭力维护调养、鼓舞增值。

《孙子兵法·势篇》有云：“治众如治寡，分数是也。”“分数”就是分层负责，这是管理多数人如同管理少数人的唯一秘诀。一切大组织必须依循的基本规范。因为一个人的心力有限，不可能事必躬亲，管到组织里每一个基层的成员。军中过去有所谓三三制，一个连三个排，一个排三个班，这样军、师、旅、团、营、连、排层层节制，便构成如身使臂、如臂使指的指挥体系。除非重大事变，一般严禁越级早报，而上级也不能随便直接去管下级的部属，否则便是干涉了彼此的职权。一个营现在通常管四到五个连，营长所直接带领的就是各连连长，加上副营长，总共不过六七人，这些人合起来，就等于是营务会议。只要彼此权责明确，密切沟通，便可以管好五六百人的部分，如果每一级职位都没有断层，以此类推，师长、军长、总司令，像海湾战争联军统帅施瓦兹科夫那样，率领六七十万大军，其实他天天面对、真正带领的，还是六七人而已。

这个以简御繁的分数原则，在现代管理学上称为“管理跨度原则”，就像两根支柱间的横梁一样，跨度太大，会经不起载重而崩裂，人的直接管理范围也是有限的，超过了，一定照顾不周。根据社会科学的研究，人数以在六七人为宜，聪明才力大的，可能多至十人，才具差的再少点儿。开会的经验也是如此，人数太多了，一定没有效率，真要集思广益，深入讨论，六七人差不多刚好。前面说一个营的领导阶层治理营务，等于形成经常性的营务会议，六七人的配置亦与此相合。另外，研究团体动力学（Group Dynamics）者也指出，小团体较大团体有功力、有创意，最佳成员组合，也是七到九人左右。IBM的营销组织，一位经理带业务员不得超过十人，一旦超过，就另设新单位，应该也是基于同样的考量。

掌握了分层负责的要点，再大的组织、再多的成员，都可以规划成环环相扣、层层节制的众多小的群体。群体内充分沟通，充满创意和干劲，群体间联系紧密，无碍整体目标的推行。《孙子兵法·势篇》续云：“斗众如斗寡，形名是也。”“形名”在古代军中是金鼓旌旗，即指挥通讯，指的是整体的联络。韩信在刘邦面前吹嘘，带兵多多益善，没有止境，恐怕就是深切体悟了以上的原则。

韩信讲这话时，已经是第一次被诬告谋反，为刘邦所擒之后。在上司面前夸耀，总是招忌，刘邦听了没好气，问韩信既然这么神勇，怎么会被他掳住了。韩信回答说，我只会将兵，陛下却懂得将将。

将将之道，是人事管理上另一项重要的课题。中国的帝王学讲君臣异道，诸子百家论高层治术，都于此有精湛的发挥。组织的最高领导人，不仅不应躬亲庶务，连运筹帷幄的才学智慧，都得韬晦内敛。他的天职就是知人善任，让能力强的干部去尽情发挥。这层道理说得最透彻露骨的，当属韩非，他在《韩非子·八经篇》中有段名言：“下君尽己之能，中君尽人之力，上君尽人之智。”天底下最笨、最蠢的君主，做事时才会用尽浑身解数，自己去处理一切烦剧，结果搞得油尽灯枯，而别人却在一旁看热闹。比较高明一点的君主，懂得用组织的力量，让各级干部去卖命。最厉害的领导人，斗智而不斗力，通过充分授权和最终考核，榨尽干部的智慧，而他坐享其成。

韩非在《扬权篇》又说：“上有所长，事乃不方。矜而好能，下之所欺。”君主本身太能干，事情反而不容易做好。这是因为执行的干部动辄得咎，心头压力大，最后干脆放弃，推回给君主自己来完成。如此一来，干部既推卸责任，又少了尝试错误的学习机会，自然无法成长，而君主则多做了干部该做的事，难免耽误本身的职分。久而久之，主从关系颠倒，组织当然不健康。“上下易用，国故不治。”并非危言耸听。

《吕氏春秋·勿躬篇》亦云：“夫君人而知勿恃其能、勇、力、诚、信，则近之矣！”做领导的除了不要逞能、斗勇使力外，连个人的诚信都不可以仰仗，最好都用别人的。表面上看起来，真是滑头到了极点，等于是现代企业的负责人，拒用个人的信用为公司担保贷款。如此划清界限，主要还是深知君代臣职之害，矫枉过正，严守本分所致。同书《君守篇》云：“大圣无事，而千官尽能。”

君臣异道则治，同道则乱，并非哪一家派的独见，而是诸子百家共同的主张。最古的如《尚书·益稷》:“元首丛脞哉，股肱惰哉，万事堕哉！”“丛脞”就是啰里啰唆，专管烦琐细务。国家元首如果这样，股肱之臣乐得没事做，国家政事就会走下坡。较近的如《贞观政要·论谦让》:“若其位居尊极，炫耀聪明，以才陵人，饰非拒谏，则上下情隔，君臣道乖。自古灭亡，莫不由此也。”

另外，如老子宣称君代臣职是“代大匠斫，希有不伤其手矣”，庄子认为“古之王天下者，知虽落天地，不自虑也；辩虽雕万物，不自说也；能虽穷海内，不自为也”。君王不是不能干，才智通天，辩才无碍，但既为君上，就不要求表现与臣下争锋。魏晋时有部奇书，叫《人物志》，专门讨论人才品鉴的问题，针对君德，就有如下的批语：“聪明平淡，总达众材，而不以事自任。”本身聪明绝顶，却能平淡若愚，锋芒内敛，竭力鼓舞诱导有潜力的臣下去表现，这才是领导成功的关键。

君臣之职既分，大部分的工作已经由臣下承担，那么君王做什么呢？《墨子·所染篇》云：“善为君者，劳于论人，而佚于治官。”君王的天职，就是努力发掘、选用人才，然后付以重任。古代社会的宰相，身系国家安危、政治良窳，任用确须严谨慎重。不管花多少时间、多少心力去评核，只要用对人，都是值得的。

道理虽然是这样，世间太多的领导者却做不到，尤其那些才华惊世、英雄气重的，更是如此。中国历史上就有两位代表性人物，足资警惕：一是秦始皇，二是诸葛亮。

秦始皇雄才大略，灭六国，统一天下，本身又历经残酷的宫闱斗争，得登大位，算得上是个一等一的人物。他处理政事精勤敬业，每天批公文到深夜，乐此不疲。当时的公文是竹简，堆满案头，重达几十斤。工作量如此繁重，也跟他刚愎自用、大权独揽、独裁有关，连个放心分劳的人都没有，最后当然是把自己累死。五十岁便去世，万世一系的美梦也告瓦解冰消。

诸葛亮在蜀汉末期，以一隅之师北伐中原，和魏将司马懿对峙于五丈原。蜀军有使者至魏营，司马懿向他打探诸葛亮近况，使者回答丞相吃得很少，工作很忙，每天晚睡早起，军中凡罚二十军棍以上的案件，都得他亲自料理。司马懿一听，便断言诸葛亮将不久于人世，果如其言。当时蜀汉虽然人才凋零，应该也不至于如此凄惨。秦皇蜀相，皆开了自己最大的玩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要说他们不了解授权的重要，恐怕很难让人相信，这里面可能存在着某些人性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