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故鼎新

《易经》中有鼎、革二卦，革是非常破坏，鼎是非常建设，革卦卦辞：“己日乃字。元亨利贞，悔亡。”《彖传》中云：“革而当，其悔乃亡……革之时义大矣哉！”革命难免流血争杀，非必要不宜轻用，只要出发点正确，时机成熟，深获人心，便能成功。一切过程中的遗憾悔恨皆可消亡。“元亨利贞”同乾卦四德，表示革命后又是一番崭新的天地。鼎卦卦辞云：“元亨。”《大象传》云：“君子以正位凝命。”便是相承应的情境。

中国的君主专制发展到明清，臻于极点，君臣关系近乎主奴，最后以辛亥革命告终。其实，远在先秦时，革命思想已经相当成熟，孟子的民贵君轻之说，旗帜鲜明，人所称道。“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雠。”“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言论更是大胆犀利，痛快淋漓。“君有大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易位。”类似的主张，在《孟子》一书中比比皆是。为此，居然还得罪了数千年后的当道，明太祖将他赶出圣庙，下令停止祭祀，并删去书中有碍观瞻之处，可见杀伤力之强。

另一大儒荀子，在这方面也未遑多让：“杀然后仁，夺然后义，上下易位然后贞。”

因为家天下的世袭制是从夏朝开始的，尧、舜禅让就成了历代儒生心目中公天下的典型，先秦时还有“自禹而德衰”之说，是非公道，自在人心。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有其立说的背景。“人皆可以为尧、舜。”“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为者亦若是。”这就打破了人为位阶的悬隔，直接肯定人的良知良能，与佛家众生皆有佛性之论相通。《春秋》与《易经》齐名，有新王革命之说，宣言在太平世时“人人皆有士君子之行”。新王并非传统以暴易暴的打天下的英雄，而是全天下的人民。这些思想都受了“群龙无首”观念的启发，精确新颖，远远超越了当时所处的时代，而被视为“非常异义可怪之论”。

其实，“群龙无首”的境界，比尧、舜禅让高明得多。舜让位于禹还可说，尧让位于舜，又将娥皇、女英二女嫁给舜为妻，结果还是翁婿关系，免不了私相授受之讥。当时歌颂尧、舜禅让，只是借此传说批判现实，另衍新义，与《易经》灵活的象征手法相近，不必于此执着。《孟子》中记载宰予赞叹孔子：“夫子贤于尧、舜远矣！”并非无的放矢，而是思想成就境界的比较。

第五章讨论危机管理，讲到同人卦时，曾以春秋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以及孙中山建国方略军政、训政、宪政时期为例，说明大同社会非一蹴而就，必须分阶段、抓重点去完成。“群龙无首”就是太平世，也是大同世，其具体情境在《礼记·礼运》中有说明：“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举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系辞下传》末章的十六字心法：“天地设位，圣人成能。人谋鬼谋，百姓与能。”最后一句说明了人人皆有良知良能，都可参与开发智慧的大业。梁襄王问孟子：“天下恶乎定？”孟子回答：“定于一。”又问：“孰能一之？”又答：“不嗜杀人者能一之。”再问：“孰能与之？”最后答：“天下莫不与也。”天下人人皆可参与治理，正是乾元用九“天下治”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