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忆捉

只要稍稍透露一丝秋意——野草抽出将要结子的穗子，庭树飘下尚未全黄的落叶，都会使人想起一别经年的蛐蛐来。瞿瞿一叫，秋天已到，更使我若有所失，不可终日，除非看见它，无法按捺下激动的心情。有一根无形的线，一头系在蛐蛐翅膀上，一头拴在我心上，那边叫一声，我这里跳一跳。

那年头，不兴挂历，而家家都有一本“皇历”。一进农历六月，就要勤翻它几遍。哪一天立秋，早已牢记在心。遇见四乡来人，殷切地打听雨水如何？麦秋好不好？庄稼丰收，蛐蛐必然壮硕，这是规律。

东四牌楼一带是养鸟人清晨的聚处。入夏鸟脱毛，需要喂活食，总有人在那里卖蚂蚱和油壶鲁。只要看到油壶鲁长到多大，就知道蛐蛐脱了几壳（音qiào），因此每天都要去四牌楼走走。

由于性子急，想象中的蛐蛐总比田野中的长得快。立秋前，早已把去年收拾起的“行头”找出来。计有：铜丝罩子、蒙着布的席篓、帆布袋和几个山罐、大草帽、芭蕉扇、水壶、破裤褂、洒鞋，穿戴起来，算得上一个披挂齐全的“逮（音dǎi）蛐蛐的”了。

立秋刚过的一天，一大早出了朝阳门。顺着城根往北走，东直门自来水塔在望。三里路哪经得起一走，一会儿来到水塔东墙外，顺着小路可直达胡家楼李家菜园后身的那条沟。去年在那里捉到一条青蛐蛐，八厘多，斗七盆没有输，直到封盆。忘了今年雨水大，应该绕开这里走，面前的小路被淹了，漂着黄绿色的沫子，有六七丈宽，南北望不到头。只好挽挽裤腿，穿着鞋，涉水而过。

李家菜园的北坡种了一行垂柳，坡下是沟。每年黄瓜拉了秧，抛入沟内。蛐蛐喜欢在秧子下存身。今年使我失望了，沟里满满一下子水，柳树根上有一圈圈黄泥痕迹，说明水曾上了坡，蛐蛐早已乔迁了。

傅老头爱说：“沟里有了水，咱们坡上逮。”他是捉蛐蛐能手，六十多岁，在理儿，抹一鼻子绿色闻药，会说书，性诙谐，下乡住店，白天逮蛐蛐，夜晚开书场，人缘好，省盘缠，逮回来的蛐蛐比年轻人逮的又大又好，称得起是一位人物。他的经验我是深信不疑的。

来到西坝河的小庙，往东有几条小路通东坝河。路两旁是一人来高的坡子。我侥幸地想，去年干旱，坡上只有小蛐蛐，今年该有大的了。

坡上逮蛐蛐，合乎要求的姿势十分吃力。一只脚踏在坡下支撑身子，一只脚蹬在坡中腰，将草踩倒，屈膝六十度，弯着腰，右手拿着罩子等候，左手用扇子猛扇。早秋蛐蛐还没有窝，在草中藏身，用不着签子，但四肢没有一处闲着。一道坡三里长，上下都扇到，真是太费劲了。最难受的是腰。弯着前进时还不甚感觉，要是直起来，每一节脊椎都酸痛，不由得要背过手去捶两下。

坡上蛐蛐不少，但没有一个值得装罐的。每用罩子扣一个，拔去席篓管子的棒子核（音hú）塞子，一口气吹它进去。其中倒有一半是三尾。

我真热了，头上汗珠子像黄豆粒似的滚下来，草帽被浸湿了，箍得头发胀。小褂湿了，溻在身上，裤子上半截是汗水，下半截是露水，还被踩断的草染绿了。我也感到累了，主要是没有逮到好的蛐蛐，提不起神来。

我悟出傅老头的话，所谓“坡上逮”，是指没有被水淹过的坡子。现在只有走进庄稼地了。玉米地、谷子地都不好，只有高粱夹豆子最存得住蛐蛐。豆棵子经水冲，倒在地面，水退后，有的枝叶和黄土粘在一起，蛐蛐就藏在下面，找根棍一翻，不愁它不出来。

日已当午，初秋的太阳真和中伏的那样毒，尤其是高粱地：土湿叶密，潮气捂在里面出不去，人处其中，如同闷在蒸笼里一般，说不出那份难受。豆棵子一垄一垄地翻过去，扣了几个，稍稍整齐些，但还是不值得装罐。忽然扑的一声，眼前一晃，落在前面干豆叶上，黄麻头青翅壳，六条大腿，又粗又白。我扑上去，但拿着罩子的手直发抖，不敢果断地扣下去，怕伤了它。又一晃，跳走了。还算好，没有连着跳，它向前一爬，眼看钻进了悬空在地面上的高粱水根。这回我沉住了气，双腿一跪，拿罩子迎在前头，轻轻用手指在后面顶，蛐蛐一跳进了罩子。我连忙把罩子扣在胸口，一面左手去掏山罐，一面三步并作两步跑出了高粱地，找了一块平而草稀的地方蹲了下来，把蛐蛐装入山罐。这时再仔细端详，确实长得不错，但不算大，只有七厘多。刚才手忙脚乱，眼睛发胀，以为将近一分呢。自己也觉得好笑。

山罐捆好了，又进地去逮。一共装了七个罐，还是没有真大的。太累了，不逮了。回到西坝河庙前茶馆喝水去。灌了七八碗，又把山罐打开仔细看，比了又比，七条倒有三条不够格的，把它们送进了席篓。

太阳西斜，放开脚步回家去。路上有卖烧饼的，吃了两个就不想吃了。逮蛐蛐总是只知道渴，不知道饿。到家之后要等歇过乏来，才想饱餐一顿呢。

去东坝河的第二年，我驱车去向往已久的苏家坨。

苏家坨在北京西北郊，离温泉不远，早就是有名的蛐蛐产地。清末民初，该地所产的身价高于山东蛐蛐，有《鱼虫雅集》为证。赵子臣曾对我说，在他二十来岁时“专逮苏家坨，那里坡高沟深，一道接着一道，一条套着一条，蛐蛐又大又好。住上十天，准能挑回一挑来，七厘是小的，大的顶（音dīng，接近的意思）分”。他又说：“别忘了，那时店里一住就是二三十口子，都能逮回一挑来。”原来村里还开着店，供逮蛐蛐落脚。待我去时，蛐蛐已经退化了，质与量还不及小汤山附近的马坊。

此行已近白露，除了早秋用的那套“行头”，又加上一个大电筒和一把签子。

签子就是木柄上安一个花枪头子，用它扎入蛐蛐窝旁的土中，将它从洞穴中摇撼出来。这一工具也有讲究。由于一般花枪头子小而窄，使不上劲，最好用清代军营里一种武器阿虎枪的头子。它形如晚春的菠菜叶，宽大有尖，钢口又好，所以最为理想。我的一把上安黄花梨竹节纹柄，是傅老头匀（朋友价让的意思）给我的。北京老逮蛐蛐的都认识这一件“武器”（图1）。

那天我清晨骑车出发，到达已过中午。根据虫贩长腿王画的草图，找到了村西老王头的家。说明来意并提起由长腿王介绍，他同意我借住几天。当天下午，我只是走出村子，看看地形。西山在望，看似不远，也有一二十里，一道道坡、一条条沟就分布在面前的大片田野上。

第二天清晨，我顺着出村的大车道向西北走去，拐到一条岔路，转了一会儿，才找到一道土好草丰的坡子。芭蕉叶扇了十来丈远，看不见什么蛐蛐，可见已经有窝了。扇柄插入后背裤腰带，改用签子了。只要看到可能有窝处就扎一下，远下轻撼，以防扎到蛐蛐，或把它挤坏。这也需要耐心，扎二三十下不见得扎出一条来。遇见一个窝，先扎出两个又黑又亮的三尾，一个还是飞子。换方向再扎，摇晃出一条紫蛐蛐，约有七厘，算是开张了。坡子相当长，一路扎下去。几经休息才看到尽头。坡子渐渐矮了，前面又有大车道了。我心里说：“没戏了。”三个多小时的劳动，膀子都酸了，换来了三条值得装罐的蛐蛐。后来扣到的是一青一紫，紫的个不小，但脖领窄，腿小，不成材。青的还嫩，颜色可能会变，说不定日后又是一条紫的。

喝了几口水，啃了两口馍，正想换道坡或找条沟，忽然想起傅老头的经验介绍。他说：“碰上和小伙子们一块逮蛐蛐，总是让人前面走，自己落后，免得招人讨厌。他们逮完一道坡子，半晌我才跟上来，可是我逮的往往比他们的又多又好，这叫‘捡漏儿’。因为签子扎过，蛐蛐未必就出来。如窝门被土封住，更需要过一会儿才能扒开。我捡到的正是他们替我惊动出来的。”我想验证他的经验，所以又返回头用扇子一路扇去，果然逮到一条黄蛐蛐，足有七厘多，比前三条都大。

我回到老王头家，吃了两个贴饼子，喝了两碗棒渣粥，天没黑就睡了，因为想试试“夜战”，看看运气如何。老王头说算你走运，赶上好天，后半夜还有月亮。没睡几小时就起来了，手提签子，拿着电棒，顺着白天走过的路出村了。一出门就发现自己不行，缺少夜里逮蛐蛐的经验。天上满天繁星，地里遍地虫声，蛐蛐也乱叫一气，分辨不出来哪个好。即使听到几声响亮的，也听不准哪里叫。加上道路不熟，不敢拐进岔道，只好顺着大车道走。走了不太远，来到几棵大树旁，树影下黑乎乎的看不清楚。手电一照，原来暴雨顺坡而下，冲成水口，流到村旁洼处，汇成积水。水已干涸，坑边却长满了草。忽然听到冲成水口的坡上，叫了几声，特别苍老宽宏，正是北京冬虫养家所谓“叫顸儿的”。我知道一定是一个翅子蛐蛐。慢慢凑过去，耐心等它再叫，听准了就在水口右侧一丛草旁的土坷垃底下。我不敢逮它，因为只要它一跳便不知去向了。只好找一个树墩子坐以待旦。天亮了，我一签子就把它扎了出来，果然是一个尖翅。不过还不到六厘，头相小，不是斗虫是叫虫。

回村后我收拾东西，骑车到家又是下午。三天两夜，小的和三尾不算，逮回五条蛐蛐。这时我曾想，如果用这三天买蛐蛐，应当不止五条。明知不合算，但此后每年还要逮两三次，因为有它的特殊乐趣。至于夜战，经过那次尝试，自知本事不济，再也不作此想了。得到的五条，后来都没有斗好，只有那条青色转紫的赢了五次，最后还是输了。

上面是对我在高中读书时两次逮蛐蛐的回忆。在史无前例的“伟大”时代中，自“牛棚”放出来后到下放干校，有一段无人监管时期。我曾和老友彭镇骧逍遥到马坊和苏家坨。坡还是那几道坡，沟还是那几条沟，蛐蛐不仅少而且小得可怜，两地各转了一整天，连个五厘的都没有看见，大大扫兴而归。老农说得好，农药把蚂蚱都打死了，你还想找蛐蛐吗！

转瞬又二十多年，现在如何呢？苏家坨没有机会去，情况不详。但几年前报纸已报道回龙观农民自己修建起接待外宾的饭店。回龙观也是我逮过蛐蛐的地方，与苏家坨东西相望。回龙观如此，苏家坨可知矣。至于东坝河，现已成为居民区，矗立起多座高层楼房，周围还有繁忙的商业区。我相信，在那些楼房里可能会有蟑螂，而蛐蛐则早已绝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