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邱菽园：本土意识的“起源”语境

在区域华文文学研究中，从某区域文学研究中因袭的惯常思维和常规定义挪移到其他（复杂）区域个案时，往往会遭遇到难以预料的尴尬。在新马华文文学研究中，这种人为的尴尬同样不可避免。比如，在以“现代”命名20世纪的新马白话华文文学时，“现代”往往被捆绑在语言变革的标准上。而实际上，若以现代性（modernity）诠释“现代”（modern）的要义的话，显然，语言标准本不应成为是否现代的绝对判断，而内容的现代性同样至关重要。

当然，类似地，有些力主“断奶”[5]或本土化过激的学者或者极端主义分子在以现代主义取舍、界定马华文学时，似乎20世纪70年代以前现实主义（无论内外）占据本土文坛主潮的文学史就应当被视为前历史（pre-history），更有甚者，20世纪60、70年代的本土现代主义尝试在他们眼中都不置可否（多因他们的作品那时还未出世）或轻易可逾越。毋庸讳言，其因噎废食、文人相轻和过度阳春白雪造成的褊狭显而易见而且流弊甚广。

本文此处并不想深究其中命名的尴尬和分化的吊诡，但如下的问题显然也彰显了类似的思路和逻辑。一般以为，从中国“流寓文学”或是中国文学的南洋分支到后起的“新马华文文学”隐喻了文学本土性的质的内在变迁。我们可以反问的是，在名与实之间，是否潜隐了并不一一对应的犬牙参差？二元对立思维是否过度简化了这种认知的内在复杂性（比如，仅仅是名称的改换，还是流转着本土的可能）？

当我们将视野转向哪怕是貌似马华文学“源头”的中国“流寓文学”或中国文学的南洋支流时，这种复杂性仍然需要仔细审视，同时一些思维定式也需要及时破除。需要指出的是，文学往往是具有长远时间性的事业，有其自身独特的发展规律，也有其相对循序渐进的内在演变。从此意义上说，新马华文文学的可能本土性也绝非是突然的断裂或是在此基础上的遽然重生，而是有其相对复杂的多线分合、整饬冲突与汇变的可能历程，在不同的时段，往往可能在分享类似的诸多关联性时又凸显了不同的形态。

本文的问题意识在于，在强调新马华文文学的本土性的时候，在被往往“自然”又“合理”排斥、压抑和另类区分的中国“流寓文学”中，是否也蕴含了微妙的本土萌蘖？

为了论述的有效性、针对性和集中性，本文选择邱菽园[6]的诗作为个案而展开对上述问题的求解与辩证。窃以为，邱菽园是论述此问题的最佳个案。第一，从文学视角看，邱的诗作具有极高的文学性，他本人亦享有盛誉——南洋第一诗人。“邱菽园的诗作是他文学上的最大成就，具有晚清维新诗人的特色……被誉为南洋第一诗人，既洗涤小岛荒气，也使星洲成为南洋诗坛重镇，更让新马在中国近代诗史上找到衔接点。他于是成为中国近代海外诗人的特殊案例。”[7]

第二，之所以是邱菽园而非辜鸿铭（1857—1930）或林文庆（1869—1957）等人，是因为不同于上述本土或土著华人具有“不言自明”的本土色彩和认知，邱其实拥有了更强烈的中国性。王志伟对邱菽园一百二十五首咏史诗的细密研究当然更加雄辩地证明了邱的浓厚中国性：“他虽然前后在中国居住、暂留不过十八个年头，却以旅居海外的中国子民自认，从不以英国子民自居。他认为自己是‘栖迟海外’，故以‘星洲寓公’自号。他的诗作，均按中国传统的干支纪年法顺次编年。”[8]但恰恰如此，反倒可能更效果鲜明地凸显出“流寓文学”中本土的可能“起源”张力。

第三，选择邱的诗作其实也部分超越了语言人为划分和政治事件切分文学的藩篱与粗暴，从其古体诗作中探寻其本土关怀和因素。因为，文学本土性的发展很多时候并不是单纯古体/白话语言所能隔绝和切割的。

粗略考察邱菽园的相关研究，我们不难发现论者往往关注的更多是其思想、生平、办报等人生经验等。比如李元瑾著述的《东西文化的撞击与新华知识分子的三种回应》就主要从知识分子的思想与身份认同角度进行阐发，邱新民的《邱菽园生平》[9]则主要着眼于其生平梳理。杨承祖的论文《丘菽园研究》[10]则同样是早期难得的总论性论文，王慷鼎则围绕着邱菽园与不同报纸的关系展开处理[11]，而姚梦桐则主要关涉了他的印石与新编千字文[12]等。

李元瑾曾经指出邱菽园的改良主义文字的意义：“其意义不在立言立论，乃在回应和宣传中国维新，并具有一些本地色彩。”[13]当然，不只是他的改良文字，还有他的诗文都表现出程度不同的某些本土色彩，惜乎论者关注的远远不够。

回到其诗作研究上来，王志伟主要研究的是其咏史诗，而李庆年在《马来亚华人旧体诗演进史（1881—1941）》（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一书中仍然更多的是一种宏观论述。总体看来，对于邱诗作中的本土关怀研究论文仍然是凤毛麟角。王列耀等的论文《流寓异乡 兼照两地——新加坡华侨邱菽园和新加坡早期的“流寓”文学》[14]虽然意识到这一点，但该文对邱诗作的占有和分析远远不够（且多为转引），其严谨性因此也值得质疑，不乏可商榷之处。

值得注意的是，有些论文体现出良好的问题意识。高嘉谦在他的一篇名为《邱菽园与新马文学史现场》的论文中曾经指出：“本文的观察主要从文学与文化的层面入手，以期补强长期以来受限于‘中国经验’所建构的近代思想史与文学史的书写（不论是中国文学史或新马文学史），同时更是重构近代中国重要或被忽视的知识分子的海外经验，从而展示近代中国走向世界的‘现场’。”[15]可惜的是，高的颠覆性重构并没有落到实处，他反倒吊诡地重现了中国性漂移和强化的现场。而且，这里的“中国性”更多是中国意识形态下的中国性，而非以“本土中国性”[16]为主。

在我看来，无论是邱自身的精神指向，还是他为维护“巨型文化资本”——康有为所创办的《天南新报》文化事件都说明了这一点，而绝不是高所自我想象的：该报纸的设立使“新加坡有了一套与‘中国经验’对话的国族想象机制”（不是“对话”而是“延续”），高的有限度的主题先行并没有让他充分挖掘出更可贵的可能性——邱菽园在浓烈中国性包围中的本土认知和关怀。

需要指出的是，本文的书写无意重新为邱菽园做翻案文章，企图论证他是本土文学的鼻祖，这种做法其实有本末倒置之嫌。毕竟，无论是邱本人的自认和主体自觉，还是从其散文（含政论文、杂文等）、诗作中，我们都不难看出其浓郁的中国情结、认同和主流中国性。我想提醒的毋宁更是他诗作中的新马观照及其本土因素，如杨承祖在从主题上划分邱的四类诗歌后总结道：“上揭四类，虽已概举菽园诗的价值所在，而就其感情的主流言，最主要的还是对于宗邦的热爱。他侨星五十余年，眷怀乡国，无时或已。诗中流露此种感情之处，不暇偏指……所以菽园的诗人身份，该同时属于新嘉坡与中国。”[17]

相较而言，作为历史人物的邱菽园其相关研究显得繁盛富庶，而作为诗人的邱则相对缺乏集中又深刻的论述，尽管论述他时论者往往会即兴/顺带论及他的诗文。需要明了的是，诗人邱菽园为文甚丰，未刊诗集相当可观，已刊的诗集中，其艳体诗的研究也不尽如人意。但本文所专论的对象主要是以《菽园诗集》（台北：文海出版社，1977年，共收丘菽园居士诗集初编六百九十六首，二编三百一十七首，三编三十二首，共一千零四十五首。下文引用时只注页码）为中心，辅之以其发表在《星洲日报》等报纸上的诗作（引用时另外注出），对它们展开搜寻和论析，而邱之其他著述也可用来加以论证和说明诗作，但对其他未刊作品只好暂时存而不论。

通览目前能查阅到的邱菽园本土关怀的诗作，我们大致可将其分为三个层面：（1）自然描述：本土地理学；（2）混杂的自我：本土风物；（3）关爱与化归：本土介入？需要说明的是，在这三个层面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难以撇清的联系，分层可能更是为了有所偏重的关联论述。

一、自然描述：本土地理学

邱菽园对本土的在地关怀体现到书写实践中时，也彰显出一种独特的姿态。王国维有境界说：“有我之境，以我观物，故物皆着我之色彩。无我之境，以物观物，故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境，非独谓景物也。喜怒哀乐，亦人心中之一境界。故能写真景物、真感情者，谓之有境界，否则谓之无境界。”[18]邱菽园的有关书写更多属于“有我之境”，无论是状写客观景物、地理气候等，还是借物抒情，不难看出其中强烈的主体介入。当然，这里的本土地理学其实不只是地理，也包含了相关的气候等。

邱菽园对新加坡显然有着自己独特的理解和地理确认：“新嘉坡本巫来由部落，其地浮洲，自成小国……欧亚二洲，轮舶往来。华人流寓，商务繁兴。因民之力，遂成巨镇，在南洋各岛中称巨擘焉。”[19]在《南洋略论》一文中，他也指出，南洋各埠实际上是“以新嘉坡为首府……麻埠地位港口，皆不如本坡远甚”。[20]但是，诗作的描述似乎又另当别论。

1.本土地图。在我看来，邱菽园对星洲（及南洋）的书写首先表现为一种地理的认知。比如描写星洲独特的地理要冲位置的，《星洲丙甲》：“连山断处见星洲，落日帆樯万舶收。赤道南环分北极，怒涛西下卷东流。江天锁钥通溟渤，蜃蛤妖腥幻市楼。策马铁桥风猎猎，云中鹰隼正凭秋。”（第42页）有论者指出：“此诗气格雄放，不只写尽星洲形胜，‘鹰隼凭秋’语，尤寄兴与历史与前途之展望，证诸尔后时局之演变，正自不爽。”[21]的确精辟。

邱类似的关切和勾勒可谓比比皆是，比如对新加坡剧变的勾勒和预测——《新嘉坡地图》：“抵掌临孤岛，江山界画成。容张仙鼠翼，迹取狻猊名（地形蝙蝠新嘉巫语谓狮子也）。天堑资西戍，荒原没故营。百年新市里，尺幅起纵横。”（第42—43页）和《舟中回望星洲》：“大湖回望海中浮，抗带诸蛮得上游。冬下长江天北极，南征尽室月西楼。乘槎未是穷麟凤，转磨犹然困马牛。认取巢痕芳草岸，故乡有例说并州。”（第177页）同时，他也点出了星洲此位置的独特性/有利地形［《星洲》：“群岛重连锁，星洲建一环。冲层不见石，到海欲无山。车辙殊今昔，航途利往还。由来形胜地，设备等严关。”（第435页）］，及其日新月异的发展与邻区关系［《星岛》：“星岛今非岛，悬桥渡列车。崇朝劳十反，未觉路途赊。物产供邻属，民情化一家。年年粳稻熟，辟地种新茶。”（第432页）］。

耐人寻味的是，邱也在本土事件的发展中反衬出星洲的某些自然局限，比如至今天仍然时不时喋喋不休的供水问题：“临渴方因掘井来，沙厘桶战哄声雷。水塘远引从柔佛，从此闾阎免告灾。”[22]或者也写出了他对人为现代化后弱者的悲天悯人：“三十年来久改观，乌油路滑步能安。独怜烈日牵车者，炙背还输马有鞍。”[23]

值得注意的是，邱在无形中其实勾画了一幅星洲（南洋）草图，在这个地图中，有星洲的天险、景色与地理等大方面的整体观。他在论述南洋群岛时，除了将南洋各埠分为三区：（1）英领缅甸、仰光等；（2）法领安南及暹罗附近；（3）东印度群岛，即南洋群岛以外，实将重心聚焦在南洋群岛上，从东西南北方位论述其地理位置，也曾论述到各处土人的职业分工和兴衰之理（除了天命，亦有人事）。[24]

在诗作中，他常常喜欢以本地地名入诗，无形中拼凑并以行踪实践了本土地图。如写于1900年的《麻六甲道中》：“萧萧行色早春天，不访桑麻访暮烟。尚有遗侨工指点，女墙眢井大明年。”（第57页）还有《留别槟榔屿八首》中的：（1）“人天去住渺何乡，偶逐蛮云觉梦长。举似浮屠容忏悔，槟城三宿过空桑。余自丙午冬始游槟屿今年辛亥春游缅甸夏游吉打迨其返也均久稽于此。”（2）“镇日垂帘太寂生，不缘卖卜效君平。避人别有藏身法，万卷书堆百雉城。”（3）“马龙车水屑珠尘，电掣雷轰过雨新。自笑先生称落拓，江湖载酒十年身。”（4）“睥睨当年旧酒徒，狂言偶发足胡卢。能将百万齐儋石，始信盘龙异牧猪。余间时一临博场胜固欣然败亦可喜。”（5）“比闾阗溢握牢盆，腐吏知言倚市门。独有诗成无可卖，化灰和墨酒全吞。”（6）“枵腹高瞻八极来，离离群岛等浮埃。明当入海招龙伯，手拨烟云为我开。”（第148—149页）及《槟屿道中作》：“一湖渌水浸寒岛，空阔全收秋色早。领取南溟山外山，风帆斜日槟江道。”（第144页）

饶有意味的是，在其旅行诗文中同时也不免有对本土的回望，如《吉隆坡夜旅书感》［“帘钩半卷月明斜，露柳惊啼子夜鸦。种得名花三百盎，花开时节正离家”（第58页）］中对“家”的反思耐人省思，照我看来，这个家更多是其居住良久的星洲。

邱菽园对本土气候的关切同样引人注目。他写冬日喜雨既气势雄阔又细腻感人，如他的《星洲岛上冬日喜雨四首》：（1）“南方当雨季，冬序又催年。水涨珊瑚岛，乌云玳瑁天。午炎冠选草，宵冷被装棉。此地殊温带，从知赤道偏。”（2）“远市东滨驻，郊原静不哗。绿依三面水，红遍四时花。着雨林枝重，涵光月色赊。清凉足消受，况有客供茶。”（3）“雨脚朝朝密，雷声虺虺腾。青苔寒不死，香蕈湿犹蒸。浪急沙如雨，风高月有棱。浑忘炎岛热，四向绝蚊蝇。”（4）“乡路千程隅，天时万里殊。聊将冬季湿，视与雪宵俱。照壁喜逢蝎，疑冰休学狐。夜来长起坐，不厌两声粗。”（第418页）《吉打道中》［“平远莽青苍，经冬常如滴。南土本毒淫，风轮更推激。四候独留温，三季随分析。勾萌万汇中，算几穷巧历。成毁尽须臾，电光同一击。断见坠无常，误解西来锡。鸟度与云移，困眠而饥吃。所以热带民，为此长寂寂。今我行其野，悲丝怀墨翟。林密四山空，芳原同戈壁。”（第144—145页）］关涉的不仅仅是地理位移，更是对本土的热带气候的延伸慨叹和抒怀。《疑仙词》［“忽忽星洲年复年，未成佛去却疑仙。四三月并无寒季，二六当均不夜天。醉向杯中邀月饮，困来石上藉花眠。诗魂倘逐凉风化，定在青山绿树边。”（第408页）］题为疑仙，对气候的关注却占了泰半篇幅。同样，哪怕是书写本土景致，也往往会牵连炎热［《岛上雨后纵目写怀》：“炎洲冬序雨连朝，宿雾开时草木骄。舞月翠椰排密阵，饮溪红霓卧长桥。渔蓑未办烟中入，耘杖相期陇畔招。脱足耦耕吾尚可，倘容沮溺遇同侨。”（第261页）］。

可喜的是，邱菽园不仅气势磅礴地书写了大星洲的地理连缀，也细腻入微地潜隐了居家与工作空间的本土地图，写于1913年的《星市桥上作庚申并序》［“自癸丑冬任职禧街振南报社长，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必经第四市桥，由北而南返我陋巷寓舍。至庚申秋凡七载矣。燕子飞飞靡定居，劳人腕脱日佣书。一溪两岸分南北，晨夕桥中走敝车。”（第183页）］就是其中有代表性的一首。实际上，从邱的“陋巷”到振南报社，他一般要经过如下四座桥：沿北吻矶（NorthBoat Quay）过克尔门梭桥（Colemenceau Bridge），经奥得桥（Ord Bridge）、里得桥（Read Bridge）抵哥罗门桥（Colemon Bridge），转入到禧街（Hill Street）的报社。邱的诗作无异于在纸上搭建了微型的局部地图。[25]

2.人文地理。星洲当然不只是自然地理概念的归纳和勾勒，在诗人笔下，星洲同时也是吸附了文化、历史和自我等的人文地理载体。某种意义上说，星洲也是邱菽园精神位移的人文地理坐标，意义非凡。邱菽园说：“这样的文化流动经验，彰显了精神史的意义。文化主体与生命主体的交着，形成了值得观察的文化与历史网络。这不单是知识阶层流动的精神史，它更是一个文学地理坐标的移动，体现为离散经验的精神结构。而这样的精神结构指出了很重要的‘现场’意义。”[26]《星洲杂感四首》中有两首都是幽幽感慨本土历史与政治状况的。其二：“息力门荒故道苔，涛声依旧拥潮回。桃源甲子销秦劫，竹箭东南茂楚材。大鸟海风宫室享，半旗星月阵云隤。兴衰几易千年局，井里遥连望古哀。”其三：“秦师掌钥列高牙，王税犹怜饩朔夸。南服妖巫沉毒鼓，西来戍卒竞清笳。平原绿净苔生垒，丛苇熹微水作家。占得白榆盈路植，居人从古废桑麻。”（第120—121页）

更加值得关注的是，星洲不只是一个地理名词，也是一个浸染了诗人主体精神和情感的复杂意涵。作于1909年的《邓恭叔至自北婆罗洲访余陋巷》［“入门犹认鬓飞蓬，岁月惊驱鳄海中。驰猎北平思射虎，草玄西蜀悔雕虫。蛮乡淫滞连江雨，火日炎蒸极岛风。多谢故人亲陋巷，暂时相慰一樽同。”（第114页）］当然书写了人情感叹；耐人寻味的是，其中的自然气候却和人内心的孤独与落寞互相纠缠，形成一种独特张力又化归为共同指向。又如《岛上月夜》［“星洲明月无今古，今夕何年太寂生。千里尽随云外隔，十分偏向客中明。凄迷尘海鱼龙睡，萧瑟风林鸟鹊惊。遂令良宵容我独，孤怀灭烛尽深更。”（第165页）］则借明月书写内在真情——习惯和寂寥。《寄酬许允伯南英》［“收拾狂名不值钱，敢云惇史继前贤。希文纵复先忧国，夸父难追已堕渊。碧血成仁多死友，浊醪排闷感长年。只余落拓星洲老，哀乐关怀渐近禅”（第117页）］中，“星洲老”又何尝只是命名边缘、炎荒的地理星洲？这其实更是诗人的处境和感喟的自况凝结。

《星郊三首》中的第一首（“星郊一驻隔年赊，避世泥洼好自遮。阴洞漏光飞白蝠，寒苔着色乱青蛙。叶声淅沥风兼雨，雪意缤纷浪卷沙。生受炎方忘暑热，匡床矮几细评茶。”）和第三首［“诗心托兴正而葩，风雅偏知逸趣加。指下琴声行大蟹，眼中轮辙逝修蛇。月宁有意想随水，草纵无名一例花。朝暮云帆天际去，乡关东望起咨嗟。”（第448—449页）］，其实也在表面的写景背后凝结了诗人的种种倾诉/情愫：落寞、寂寥等。《观银幕上所演放南洋群岛断片》［“聚沫浮沤匹练明，热潮幅幅起纵横。卑栖有户依林密，突兀无峰觉海平。东道往来谁外府，重门启闭若专城。轻舟犹记千重过，依约屏间万绿生。”（第146页）］一诗本身似乎更多是有关南洋群岛的自然刻画，但更重要的意义却在于诗人对银幕上所展现的南洋片断的有意关注事件本身，这似乎可被视为诗人本土关怀的有意投射，也是一种人文地理的姿态，而地理经验（spatial expereinces）和自我认同（personal identity）之间是密切关联的。[27]

“星洲”作为邱菽园笔下的书写对象其实并未如人们想象的那样简单，因为它既可能是无我之境，也可以是有我之境。但不管怎样，星洲却承载了邱菽园非常独到的本土关怀。客观上，它们被紧紧地捆绑在一起，以中国诗人自居的邱的身份其实并未妨碍邱对自然的本土关怀。如人所论：“诗人的作品因星洲而别具特色，星洲则在诗人笔下诗化而扬名。”[28]

二、混杂的自我：本土风物

杨承祖指出：“菽园诗从其内容与形式兼看，有四类作品甚具价值：一、状写星洲风物者；二、怆慨中国近代史事者；三、言志感怀者；四、适情怡性者。”在评价第一类数篇作品后，杨又指出：“上引诸篇，都可算是新嘉坡华人文学中成熟而有风土特色的作品。”[29]不难看出，杨除了总结本土文学（华人文学）的先见之明外，对邱菽园诗作的本土风物书写评价也可谓言简意赅。

需要指出的是，对邱本土风物书写的强调并不意味着其本土意识的高涨甚或高居主导地位，有时，甚至恰恰相反，本土往往成为诗人指向中国的一种铺垫。如《留别槟榔屿八首》中的两首诗作：第六首［“入耳乡音洽比怜，绵蛮到处尽黄人。援琴莫负钟仪意，不碍南冠客里身。”（第149页）］关注和描写的却是华裔同胞；而在第七首［“无端古意上心旌，三保楼船耀海行。唤起侨民诸子弟，旧时明月照槟城。”（第149页）］中，槟城却成为诗人想象中国的凭借。即使在涉及异族文化时，反倒更能显出其浓郁的中国性，如《或劝取岛产人女为副室者一笑谢之》：“齐秦赘婿客为家，金齿蛮风更海涯。宛若尽迎方朔妾，懊侬莫采日南花。随阳信断偏回雁，适野谣兴陋寄豭。长笑苏卿对胡妇，可能弗忆旧春华。”（第49页）

1.“偶逐蛮云觉梦长”：异族观照下的本土状摹。书写本土当然不一定要借助于异族的对照，比如邱写侨领春秋：“陈天蔡地杨为帝，侨界英风想见之。只恨百年人事尽，沿村莫唱鼓儿词。”[30]写本土时空里面发生的鲨鱼咬人事件：“弄潮见惯水为家，落水须防遇狗鲨。村老近惊膏吻去，痛心犹忆昔年娃。”或者写本土渔夫通过危险的水上把戏迎合外国人讨生活：“几见鲛人会泣珠，随波上下海滨凫。轻舟三五围来舶，没水争先拾弃余。”当然，他同样也关心本土华人内部不同方言导致的文化误会/冲撞：“南腔北调待如何？闽粤方言禁忌多。绝倒头家娘叫惯，译来原是事头婆。”[31]

然而耐人寻味的是，如果将本土书写置于异族观照中，则更可以看出邱菽园本土关怀的丰富性和一定程度的开放性，何况当时的星洲本身也是多元种族/文化的社会。

首先是对本土风俗的积极关注，《侨友每向吾前力绳岛族舞女之殊态因招之来使奏技于广庭览观既毕感而赋此》［“铜鼓声撞手手鼓密，芦笙竹枝竞蛮律。……南国土风求适野，春光岛上得来多。”（第47—48页）］中反映出邱对马来土舞的兴趣与剖析，可谓“马来人玲珑舞的写真”[32]。当然，还有对当时社会不同人种职业分工的细致观察，比如“兑换银钱小柜台，俨然专利吉宁才。旧时地主成何事？长日优游是马来”[33]（吉宁，本地华人对印度人的早期称谓）。在新加坡（和马来西亚）货币兑换商往往为印度人，而马来土著则显得优游闲适（贬义的话就是懒惰）。这个观察可谓细腻传神，今天的新马社会情况仍大致类似。其实，邱对南洋种族一直有着清晰体认，在《南洋概论》一文中，他便指出：“巫族闭塞，有土不治。西来皙种，起而代之。”当然，这也是在他初步考察移民的变迁简史基础上总结出的。[34]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邱对本土各色人等杂居的状况显然也深有体会，《星洲杂感四首》中的第一首“天监遗碑泐海山，通津原不设重关。风轻少女宜销夏，露立金仙自驻颜。赤道回流蒸黑子，黄人去国杂乌蛮。谁从贡道征三保，瓯脱偏闻赦此间”（第120页）就表现了类似的倾向；在后来的星洲竹枝词中，他专门论述了新加坡的多元种族特色：“黄红棕白黑相因，展览都归此岛陈。十字街头聊纵目，亚洲人种各呈身。”为此，他还特地加以解释和说明，新加坡因为“侨氓杂萃”，“夙有人种博览会之称”。[35]他的描述甚至到了今天也仍有现实意义。

其次，他也通过诗歌描述马华人在拓垦南洋历史上的重要贡献，这主要是以黄乃裳为代表［《襄余与北婆罗洲国王立约保证乡人黄乃裳统率佣农往诗诬港拓辟耕地名其地曰新福州期望甚厚遽闻别众而归不能无慨爰赋此诗以重惜之》：“吾生妄挟虬髯志，今世谁当李药师。长铗灯青焚义券，寒窗漏短覆残棋。南来空目新州辟，东望偏惊旧岸移。未必叩关输海客，成运孤棹更何之。”（第90页）］。当然，邱菽园对本土马来语也有浓厚的兴趣，如他曾以音译马来文入诗，铺陈其本土宗教、风俗、习惯等。比如“呼天为证缎鸦拉，不敢巫风半句差。例外亚掩遭枉死，便宜息讼去孙巴”［缎鸦拉（Tuan Allah），真主；巫风（bohong），说谎；亚掩（ayam），鸡；孙巴（sumpat），发誓］[36]就提及其宗教等习惯。由于下文述及，此处不赘。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邱对本土异族有着相当开放的态度，但他的大中国中心主义仍然显而易见，他对于马来人及其文化仍有蔑视，甚至他对于土生华人本土化的一些做法也相当不满或不屑，比如他在论述海峡华人时就指出：“土生男妇，多属闽裔，巫言巫服，遍于侨闺。”[37]

2.本土植物。作为一个敏感多情、聪慧大气的诗人，邱菽园对本土植物也有着相当成熟的状写，而且这些勾勒与刻画，往往渗透着诗人经意或不经意的本土认知与激情。他或者是描摹本土风景，棕榈、丛荆等点缀其中，如《星坡春郊远眺戊戌》：“飞尘争不逐游鞭，落絮无由感逝川。铃塔丛荆喧练雀，棕榈薄荫卧乌犍。云垂旷野疑山绕，海涌惊波觉岸迁。孤愤何关鞍背客，寻春还问杖头钱。”（第50页）或者是大谈特谈南洋水果，在写南洋水果时也顺带显出了星洲交通的便利与本土特产。《新尝鲜果有序辛丑》中就写道：“星洲交通夙擅舟航之利，时果初登便陈贩肆。闽粤荔枝、北美葡萄皆自远致。莲肉尤周年，恒值南岛长暑，产此并不为异。口福屡酬，综合纪事。南食充盘快朵颐，飞轮通驿践瓜期。鸡头原自输莲实，马乳何尝胜荔枝？贵异朱樱陈寝庙，贱如苦李拾童儿。汉唐民力西天果，草木无情可有知？”（第69—70页）当然，邱也不会忘记和掩饰在海外巧逢山茶花（中国隐喻）的内心喜悦，《星洲见山茶花喜赋》：“四季枝头孕，千花叶底开。移根逢海外，坼甲及冬来。掌上圆如菊，吟边洁比梅。无香翻羡尔，剪彩莫相猜。”（第409页）

在本土植物书写中，邱菽园最擅长和集中的意象似乎是椰树和橡胶。在状写椰树时，“疏椰”往往成为星洲本土植物的象征。如《星郊晚步》：“疏椰战雨存高干，翠竹笼烟俯乱丛。野马飞埃偏海国，独怜荒径识秋空。”（第182页）反映出它和雨相斗却又共存的和谐关系；“疏椰密林见星洲，归牧蛮童叱水牛。一望前村好风景，炊烟如絮扑林丘”[38]中，椰树则成为星洲存在的天然背景。更有甚者，邱还以《椰树》为名集中勾画这种本土植物，视之为寄情本土、茂盛壮美的“南方嘉树”：“分行拔地碧丛丛，长爱疏椰夕照中。老笔双松垂直干，遥情百尺起孤桐。润含雨气连宵月，凉送潮声近海风。比似淇泉千亩竹，南方嘉树正葱茏。”（第165页）

邱菽园本土植物书写的另外一种意象就是橡胶树，在他的专题诗作［《橡胶树》：“又名巴拉树，原出南美洲。异栩偏名橡，殊棉可代衣。蛮山青不断，赤道绿成围。傅物如胶漆，柔工胜革韦。四时殷种植，千岛门芳菲。木性培林易，金行导体违。名随新记著，质物故材挥。西海根何远，南洋土自肥。寄言人造品，相禅莫相非。”（第427—428页）］中，他不仅描述了橡胶的优良特性，同时也对能够让它本土化的南洋颇有赞词。甚至，橡胶在邱诗中也被凸显出独到的经济价值：“古橡今文是树柅，无缘杜甫慰朝饥。满园橡子当锄草，本义由来唤象皮。”（树柅，闽南、潮汕话指橡胶）[39]它也成为本土经济的晴雨表，折射出20世纪30年代世界经济危机对南洋的巨大影响：“橡胶惨跌荡寒湖，汇水翻宜国货招。为问故乡输出品，南邦何物配倾销？”[40]需要提及的是，邱对橡胶的本土关注是相当锐利和颇有远见的，正是在此基础上，后来的新马华文作家，如王润华（1941— ，相关著作有《热带雨林与殖民地》，新加坡作家协会，1999年）等人才可能将之发扬光大，赋予它更丰富的内涵，使之成为本土意象的杰出代表。

当然，本土风物也可以化为心向祖国、平复原乡饥渴与想象中国的凭借，如《星洲晚眺癸丑》［“天涯绿树报新条，日落红亭见暮潮。芳草有情随蕴藉，碧云无际感飘萧。经行绣陌频移坐，怅望沧波欲放桡。岛寄自来多岁月，夷歌聊复狎渔樵。然申浦头俗呼红亭”（第161页）］中，夷歌也可用来狎渔樵、解乡愁。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邱菽园的本土风物书写有其指向中国的强烈中国性，但我们必须注意的是，邱也同时开辟了书写本土、关怀异族/他者的开阔主题领域，后起的新马华文文学作家也因此可以数十年后遥相呼应，光大本土。比如陈瑞献（1943— ）的小说《针鼹》[41]就是对本土渔夫靠海讨生活同外国船只艰险交易等本土事件的文体改写、深化和扩大。由此我们也可看出邱的细心，同时也是对本土的有意和敏锐体察。

三、关爱与化归：本土介入？

在异域放逐和离散的人，时间一久，难免对居住地产生或浓或淡的感情、关爱甚至是认同，[42]在星洲寓居达半个世纪的邱菽园也难免有这种倾向/态势。尽管其许多对本土的关爱免不了中国性的笼罩，但是，对本土的认知、关爱甚至是某种程度和层面的化归却艰难又顽强地孽生出来，颇发人深省。

1.关爱：遥指与近涉。邱菽园哪怕是对本土的关爱中也隐隐显出中国的影子，这在在提醒我们过分强调其本土关怀的问题所在。但耐人寻味的是，邱的这些关爱诗作中却又似乎贯穿了“中国—星洲”的体用关系。

比如，在《星洲夜坐有怀邓恭叔却返粤垣并柬令君寿勉其再至海外继续新广东垦殖事业》［“南荒入夜乍新寒，翻转珠江当北看。终岁兰香长鱼子，满庭花影舞鸡冠。心伤郑国侨将压，名并元方季亦难。应识桃源宜再入，老渔歌傲杏花坛。”（第138—139页）］中，哪怕是鼓励邓恭叔继续在海外拓荒，邱也仍然坚定地借用了“桃花源”的典故和理想，与“南荒”形成一种截然的张力和对比。《甲戌长夏星洲侨次题洪宽孙画梅》［二首之一：“南岛无梅苦热尘，椒畦椰圃杂甘辛。劳君打个圈儿画，笔底能回瘴海春。”（第254页）］诗题中就显出中—星混杂的繁复语境：在新加坡为人题梅画，当然隐喻了中华文化无远弗届及其归化本土的中心观。《闽乡新客抵坡相访为言内地流亡之痛诗以志慨》［“册载魂梦怯经过，话到乡园涕泪多。猛虎原情输恶税，穹龟阻望乏长柯。好还天道垂聃叟，得反民严戒孟轲。自笑危言陈域外，不然刀颈倘相磨。”（第258页）］却又显出别样的吊诡，面对国内的苛捐杂税压迫和民不聊生，身居海外的他自嘲恰是因为本土，而使诗人自己成为一种被保全的个体。

或许《岛雨忆乡》可以被视为此类顺带关爱本土、心却远在中国的诗作的杰出代表：“炎岛经时雨，东风渐渐催。夷童嘲越客，带得此寒来。触我乡心起，登楼不见梅。等闲三弄笛，吹向瘴云开。”（第426页）尽管是弄华夏的笛吹开瘴云，但夷夏之间总有一种对话关系；毕竟，夷童还是可以嘲笑“越客”带来了寒意。而《星郊三首》之一［“南来莫问昔枯楂，隐迹从安野老家。垂却重帘遮白浪，留将老干映红霞。乱流争坝驰成束，高树因风整复斜。闲共渔樵谈故事，百年夷俗渐归华。”（第449页）］却表现出诗人对中华文化归化本土的信心与自负，但无须多言，本土的情境却是诗人栖居的现实。

需要指出的是，邱对本土的关爱自然也表现出另类的姿态。比如：“枯木残砖满地抛，问何仇怨不开交？只缘械斗乡风古，传统南洋遍同胞。”[43]诗中写南洋华侨械斗之风甚烈，虽然作者顺藤摸瓜，将原因指向了古旧的乡风，但对本土关爱的天平却已经渐渐倾斜。“游戏场开关草莱，园名欢乐竞高材。只今世界更新大，曼衍鱼龙舞几回。”书写本土游戏场、游乐场成过去，只剩下大世界、新世界几个，他的这种感喟也成了凭吊本土的纯粹唏嘘。同样，邱也注意到下层民众不识字与法盲之间的关系：“担葱卖菜街头窜，小贩何知犯警章？安得农夫多识字，高声读法向村场。”同时也关心本土儿童缺乏教育而流落街头、滋事生非的现象：“失教儿童满路隅，提筐逐队没阶趋。朝来聒耳如鸦雀，叫卖油条声语粗。”[44]等等。需要指出的是，这种关爱其实也为1965年前俗称的马华文学中“五四运动”白话文改革的独特性埋下伏笔。正是由于这种关爱，通古文的知识分子才希望主动帮忙让白话文普及，以提升民众素质，实现现代化，这与中国“五四运动”中新旧两派的相对激烈对抗有着显著的不同，此为后话。

邱菽园对本土的关爱似乎其源有自，即使在19世纪的一次航海历险中，也可初步显出个中微妙端倪。在《记丙申十一月归舟》一文中，诗人记述了一次险行，但其大部分篇幅都在描述自己相关的独特梦境，此处从略。“丙申十一月十四日，由星洲买舟东渡，十七日冬至。北风大作，十九日过七洲洋面，是夜风浪尤甚，船势掀腾，大起大落，水溢入仓，幸不占灭顶者间不容发。事过情留，得诗三首。寄星洲社中诸子，藉报无恙。”[45]耐人寻味的是，当邱菽园转危为安后，他念兹在兹的报告对象中也包含了星洲。

2.化归：姿态与可能。有论者在坚持邱菽园流域异乡、心怀故地的中国心时，也难能可贵地指出了邱观照两地的可贵视野：“邱菽园对华文文学‘在地化’问题的正面积极的反应，包含了当代新马地区新生代的华裔知识分子们力求在中国、西方、新加坡、马来西亚本土的多元文化中，尝试融合、创新、建构自身族群文化的萌芽；也体现了邱菽园在‘华化在地’的过程中，随着对‘在地’的各种文化的逐渐认知，开始了由一个外来的文化传播者到建构本土文化的文化建设者的重要转变。”[46]但在我看来，这种论调在缺乏足够证据的基础上夸大了邱菽园本土化和建构本土的主动性，而且更加夸张地说他“如此公正客观、不卑不亢”地对待气势汹汹的西方文化，进行积极吸纳，这根本就是对邱大中国思想主旋律的漠视。

在我看来，邱菽园对化归的书写从主题上主要可分为两个层面：（1）他人化归，（2）自我化归。

（1）他人化归。邱菽园非常敏锐地记录了外来者，尤其是闽粤的新客逐步化归的历程。首先是了解本土人的话语，《星洲杂感四首》中就有对本土语言的认知：“雄风四面荡潮流，岛外烟光一览收。庸厚西邻天设险，怜非吾土客登楼。千艘重译纡闽粤，终岁单衣比夏秋。惭愧渔樵成独往，娵隅渐复解蛮讴。”（第121页）“胡越交讥各一时，六朝北鞑讦南夷。唐山新客来三日，满口巫言詈汉儿。”自然也反映了类似的倾向。

其次，他也书写了南洋人的生活习惯：“旧毡木屐背包登，登岸拢归客馆层。第一信条中夜起，照头冲浴冷于冰。”还提及谋生艰难，背后却反映出本土社会的世态炎凉以及背后的“合理性”：“谋食艰难自古然，那堪胶锡败年年。双肩一口无他技，修怨当途吝借廛。”[47]

耐人寻味的是，邱在诗作中也流露出对南来华人某些本土化的失望及不满，“单吹童笛奏咿哑，新婿临门赘妇家。再世传宗观念易，丈人遗产得瓜沙”［瓜沙（kuasa），继承］中做倒插门女婿可继承遗产的风俗难免让邱有所失望，这和中国的传统习俗毕竟相距甚远；他同时对本土习俗中有些华人埋尸体乐不思蜀（不择正业）的倾向更是不满甚至是鞭挞的：“流传谑语种番薯，古谜如闻海大鱼。馒馅几堆容可数，本坡土地计来无。”

饶有意味的是，邱还以诗作记载了华人群体中某些词汇内在指涉的变化与迁移：“不因老态日龙钟，才被人呼大伯公。好占便宜贪白吃，加官进雀此名崇。”他指出，大伯公在华侨中另有泛义。“如指饮局众中独坐不叫花者是。比来禁娼，罕过适用。再复数年，后生聆此，当有不知所谓者。”[48]

（2）自我化归。毋庸讳言，邱菽园在诗作中也流露出本土化归的倾向，尽管这种色彩往往不是纯粹的，而是游移的、戏谑的，或者是暧昧的。

在《寄题北婆罗洲邓恭叔小沧浪亭》［“沧浪一曲坐渔矶，南岛风熏白苎衣。山竹娟娟和露种，水禽习习带烟飞。红尘世外泉流石，赤日天中树掩扉。闲课耕耘招野老，不妨客里暂忘归。”（第79页）］中，邱表现出轻微的本土化归企图，因为只是暂时流连忘返而已。而在《闻马来童塾诵声》［“入耳华风似，夷童午塾声。如珠穿自贯，隔牖听来清。乱石琮流水，乔林啭谷莺。老夫安学汝，或许齿重生。”（第363页）］中，邱在坚持中华文化中心的前提下童心大发，他对本土的善意和可能自我“重生”（不只是牙齿）的愿望也隐隐可见。尤其值得仔细品味的是《移植》一诗：“旧雨椰风外，连冈橡叶青。相逢尽华裔，移植到南溟。乡土音无改，人间世几经。安闲牛背笛，吹出自家听。”（第428—429页）需要指出的是，这首诗其实既可视为邱对华侨离散和流移的整体属性归纳，也可视为他的自况。从中我们不难看出，他的化归其实是建立在部分坚守自我的前提上，适应并享受本土。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邱菽园那些以马来文入诗的作品。读者或论者往往视之为邱的游戏之作，在我看来，这只是一种倾向，而其背后更深的意蕴，则在于它隐喻了诗人本土化的一个最佳切入口。

诗作中，语言游戏当然有之，如“马干马莫聚豪餐，马里马寅任乐陶。幸勿酒狂喧马己，何妨三马吃同槽”［马干（makan），吃；马莫（mabok），醉酒；马里（mari），来；马寅（main），游戏；马己（maki），辱骂；三马（sama），一起］，但同时我们需要关注的还有如下两点：

（1）语言混杂。这本身就是多元种族、文化区域的核心特征之一，难能可贵的是，在20世纪30年代，邱菽园此类诗作其实是对这种本土性的敏锐呈现。不仅如此，有些诗作，其实是以马来文为主的书写，部分消解了邱自己的中国/中华中心主义。如“加惹心情买亚迟，如愚若谷拍琉璃。众人嗤彼输盘算，争奈劳工咸加施”［加惹（kaya），富贵；买亚迟（baik hati），好心；拍琉璃（peduli），不理睬；加施（kasi），给予］讨论的是为富亦仁，而“碧澄老郁见浮罗，打桨珍笼唱棹歌。网得夷干夸钓侣，侠游隐语尝红曹”［老郁（laut），海；浮罗（pulau），岛屿；珍笼（tenang），风平浪静；夷干（ikan），鱼；红曹，一种鱼名，意指行为不检的侨生妇女］则描述渔民的一些本土生活生态。

（2）尊重本土习惯。在相关诗作中，邱也不忘探讨本土习惯与风俗，这种尊重至少体现了某种程度的平等意识和诗人的本土化归取向。如“董岸修光十爪齐，强分左右别高低。须知答礼无需左，右手方拈加里鸡”［董岸（tangan），手；加里鸡（curry chicken），一种本土食物，略辣］谈及马来人右手进食的习惯；“春荣眼末俏佳人，真打交情峇汝新。最好勿莲常赠客，巴珍南爪白如银。”［眼末（gambar），照片；真打（chinta），恋爱；峇汝，新近；勿莲（berlian），钻石；巴珍南（platinum），英文，白金］则涉及恋爱的习惯和物质化等。[49]

需要指出的是，我们或许不应过分夸大这些诗作的尝试与努力，因为邱菽园在诗论中也曾提及俗字入诗的实践和可行性，他曾经举出从古到今很多不同时代的俗字入诗的例子相当有气势地说明：“凡此皆俗称也。”[50]上述以马来文、英文译文入诗的做法可视为上述观念的发展与延续。但总体而言，我们应当不能忽略这些诗作勇于尝试的他度可能性，毕竟，它们是“南洋色彩浓郁的”。[51]

结语：本文通过考察邱菽园诗作中的本土关怀意在表明，在马华文学研究中，惯常的二分法和简单化操作有其捉襟见肘之处，哪怕是中国性异常浓烈的流寓诗人邱菽园，其相关诗作中却也呈现出后来的新马华文文学“本土性”的种种前身——本土因素。某种意义上说，我们从最不可能本土的邱身上却发现了新马华文文学本土意识的萌蘖或者类似“起源”语境，由此可见，许多概念和个案都绝非铁板一块，固化呆板。当然，我们也不能因此就虚张声势，认为邱菽园是本土文学的鼻祖，这无疑本末倒置，无视邱深层的化不开的中国性情结。

需要指出的是，本文的实践其实只是开启，而非结束。毕竟，邱的艳体诗、未结集散作和未刊集其实仍然蕴含了丰富的可能性，值得进一步深挖细掘。同时，对于研究新马历史人物的学者来说，邱菽园的相关诗歌并未得到应有的重视，跨学科的操作还应努力展开，尽管朱杰勤教授很早就主张如此。[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