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章 两个朔拿梯那[1]
Ⅰ
惨鱼
有没有读了安徒生写的《海的女儿》而不动衷的人，我想是没有的。
而雕刻家埃里克森总也是一秉至诚，铸作了青铜的“美人鱼”，她的右手撑在岩石上，左手搭在腿上，她有两条以致命的痛苦换得的腿，现在屈膝坐在海边，望着海——她并不漂亮，确是有一种特殊的淳朴真挚的感应——哥本哈根缺了她就不成其为世界名城。
她的意义已被复合得说不全了，热情、忠贞、智慧、懿德，她带给丹麦除了爱的道义、牺牲的荣耀，还增加了丹麦人的财富，川流不息的旅游者，到了北欧，谁不想见见她。东欧的美人鱼是尚武的、官方的，北欧的美人鱼始终文静，纯粹是民间的（虽然她出身是公主），她比任何一朝的丹麦国王都重要，在丹麦人的心灵上。
丹麦可爱的东西真不少，物理学派、童话、文学评论、饼干，就这些已够我欢欢喜喜。对不起，我在美国还是一直吃丹麦出品的饼干的。
一九八四年七月二十三日美联社哥本哈根电：
“昨日，美人鱼右臂被人锯走一截……”
“……二十年前，她被人锯走了头颅，迄今尚未破案。”
“锯手臂的暴徒是两个十八岁的青年……”
“两个暴徒承认是酒醉后的行为。”
警探说：“两个青年酒醒后，发现同伴中太多人知道此事，不可能逃得掉，才携着锯下来的手臂向警方自首。”（否则又不能破案了，丹麦警探吃什么的！）
可见两个丹麦小子在酒醒时很有推理力，是啊，喝多了自然就糊里糊涂了，那么为什么不把自己的手臂锯下来，至少可以相互把同伙的手臂锯下来玩玩。
上午十时收到美联社哥本哈根电，到夜间还是不想说话，不想看书，音乐，免了吧。
临寝，有点饿，喝牛奶时看见饼干匣上的“海的女儿”的画像，我连饼干也不忍吃——右臂，是撑在岩石上的。
但愿丹麦国没有废除死刑。
睡不着，以越洋电话询之于丹麦的老友，她说：
“嗯哼，那暴徒吗？已经交保释放了……”
该死的哥本哈根警察局！
我断言十九世纪是不会发生这种事情的，只有二十世纪才会如此。
该死的二十世纪。
圣驴
巴西，驴子，教皇，三者发生了关系。
巴西男人达米奥四年来锲而不舍要将一头驴子送给教皇若望·保罗二世。
达米奥说：
“驴子是象征人道和贫困。”
一九八二年他到圣彼得广场，绝食，献驴，教廷坚拒该驴进入圣场，坚拒。
一九八四年汽车司机达米奥突然宣布竞选巴西总统，数度攀登六百八十尺高的电视塔和三百三十尺高的旗杆，发表演说：
绝非沽名钓誉，纯为民主作贡献，“是一股莫名其妙的力量，激励我为饥饿者和受压迫者站出来说话！”
印第安人领袖胡伦纳宣布支持他竞选。
看来巴西有希望。
选举达米奥没有用啊，该选举驴子。
“和散那！”
当耶稣骑驴进入耶路撒冷时，众人摇着棕榈叶和橄榄枝，呼喊：
“和散那！”
那时没有汽车，所以没有汽车司机达米奥。
耶稣再来人间，不必骑驴，改坐达米奥驾驶的汽车。
“和散那！”
一切要等耶稣来。
第二次来时，可不要像第一次来时那样软弱无能。
臭虫
“菲律宾”，读起来很悦耳，想起来是个炎炎的慵美的梦幻之国——当我年少时，男子最风流的发型叫作菲律宾式，长长的，掠过耳边，打个大弯，翻贴在后脑，必须用发浆发蜡才弄得像样，因而时髦的大学生的枕头都是油腻不堪，凉冰冰的。
真的菲律宾根本不像“菲律宾式”发型那样纯情，那样光润舒齐——乱得很，吵闹得很，经济不景气得很，自顾不暇的政府煞有介事地反毒，成效是毒品价格飞涨，吸毒的人愈来愈多，日子真难过，日子总得过。
这时，臭虫应运而生，该说是应运而至，它们从韩国乘风破浪而抵马尼拉，然后大批大批繁殖，然后以每只七十比索的价钱卖出去。
如果，啊不是如果，是必须把这种臭虫生吞下肚，所得的结论是：与吸大麻或其他毒品的滋味差仿不多，甚至完全相等，简直有过之而无不及。
她，自己老是说是二十岁，当然是个资深妓女，对我说：“我是咬的，我嚼烂一只臭虫，我的头胀得很大，很舒服，舒服极了——你快试试，何必骗你呢，不要你另外付钱。”
我本来就没有付她钱，更不必另外付钱。在妓女的眼里，每个男人都是嫖客，耶和华与撒旦概不例外，所以把我看错了。
菲律宾的政治可悲，菲律宾的妓女可悲，菲律宾人吞嚼臭虫可悲——岂非悲不完了，还看到一丛瘦黑的男人，聚在暗屋的角落，把千百只臭虫焙干，细细磨成粉，掺在啤酒里、咖啡里——干什么啊？他们笑孜孜地向我颇有价霎眼睛，忽然大声说：
“喝啊，喝下去便知道，女人个个都不肯放掉你了！”
是春药，新古典主义的春药。
我再也不愿待在菲律宾写启迪民智的空头论文了，连想到少年时曾经留过“菲律宾式”发型这一点，我也感到恶心。
Ⅱ
枯花
往希腊，一般是取道意大利或奥地利。如果从奥地利乘火车穿越南斯拉夫，离开希腊时坐船抵意大利，不是很聪明吗？
还算是有心提前一小时进入维也纳火车站的了，二十世纪末，四十小时的车程，够傻气盎然。希腊真迷人，但是我总得有个座位啊。
长途火车的车卡外挂出不同的终点站牌子，往雅典的只有两卡，说是某些车卡会在中途某站脱开来，接上另一列火车开到目的地——那也就是了。
去雅典的，早已满座，谁想得到有那么多的人情愿受苦四十小时，希腊有多大的魅力。
早在三十年前，一天上午，剑桥大学悄然沸腾起来，有十位希腊男女青年来游学，剑桥攻文学的来自各国的老学生，十个有九个是希腊癖，希腊狂，兴奋得要命，活活的希腊人来了……来是来了，围上去握手言欢，心里全不是滋味——希腊人，是纯种的希腊人，这样猥琐，伧俗，难看死了，大家一下子就坍倒，瘪掉，握手已极勉强，言欢更不由衷……散了，希腊癖希腊狂散了之后，又集拢来，愁眉苦脸，一同去找那位仅次于上帝的H教授诉苦：
“希腊人怎么会是这样的呢？”
H教授几乎是不假思索地回答出来，使大家霍然而愈，他说：
“枯萎的花，比枯萎的叶子更难看。”
所以三十年之后，我是去看希腊的物，不是去看希腊的人。我呆立在车厢的走道上，大概又是愁眉苦脸，引得一位精通世务的陌生旅伴为我出主意：先到接邻的车中去坐坐，快要“脱卡”时，别忘了赶回此卡来——别人是比我聪明。
翌晨，进入南斯拉夫，海关人员检查护照，我早已在伦敦办好南斯拉夫的入境手续，然而持有的是西欧火车证，东欧国家不能使用，需要补票啰——有两个欧洲！我是比别人笨。
贝尔格莱德站有一段较长的间歇，眼看比我聪明的乘客纷纷转到向雅典进发的车卡去，我才如梦乍醒——又没有座位了。
火车开动……简直是流亡，简直是在向希腊讨还相思债。窗外，一色的田野，谁不知道种植小麦、玉蜀黍、向日葵，半天尽是这些小麦玉蜀黍向日葵，不是使人厌倦，而是使人要哭了。就这一次，下次再也不必来。
天气酷热，每及大站，众乘客下去舒筋骨，樽呀壶呀集在那里受水，还洗脸洗头，洗别的。
晚上凉得发寒噤，深夜被检票人员吵醒，才知道自己在狭窄的通道边角睡着了。人来人往。
再翌晨，进入希腊境内。近雅典，有人来散送旅店的宣传单：一个床位每晚收希腊币百元稍多些，很便宜——我不大相信似的，总还有什么麻烦要发生。
第一眼望见那些石头古迹的感觉是，在碧海蓝空间，它们白得炫目——这是对的吗？
我就是受苦吃亏在老是要想到什么是应该的，什么是不应该的。
小烛
来维罗那的第二天，凭吊朱丽叶之墓，那是在郊区了，月夜呢。
驱车入市，歌剧未开场，乐得徒步绕剧场一周。
谁说这是世界上最壮观的剧场？说得没错，一世纪时建造的巨型的椭圆的碗，此碗可容两万五千人，每人都清晰地听到意大利的翻来覆去使人着迷的歌剧。
九时开演，开演前有售节目单、零食、望远镜、雨衣、小蜡烛，也买一枝吧。
其他的照明全熄了，乐队那里是亮的，指挥一身白礼服，全场掌声雷动，二万五千枝小烛霎时都自己点着了。
我忽然感激起来，意大利人的善于一直浪漫下去，真正是必不可少的德行。
（听众从来是处在黑暗中的，密密麻麻地孤独着，听众从来是死骸似的——现在好了，好得多了）
一烛一人一灵魂。这时，差不多是这样。
歌剧的致命的精彩，使听众欲仙欲死欲死欲仙，如果世界上没有歌剧，那可怎么办呢。
谢不完的幕，谢不完了，谢幕比歌剧还精彩。
主角竟向听众席走过来，近了，近了，我，真想，真想把男主角女主角一口吞掉。
当没有办法时，我转念嚼烂节目单，那上面赫然有一行字：
Un Teatro uincd al Mondo
（世上独一无二的剧场）
那我也是啊，我是世上独一无二的听众。
老箱
这古屋名叫Coekield Hall，Yoxtord，粗莽的树干，用来做成楼梯、梁柱，墙也是木墙。主人说：名贵就在于此——不说也知道，英国贵族还是免不了自道其优越。
这暗趸趸的古屋是荷兰式，当然很好，好在没人再有如此浓厚的雅兴认真起造了。Lady Caroline Blois，女士年轻得很，她认为中国人必然喜欢中国物，几乎是强迫地引诱地把我带进储藏室，指给我看的是两只大皮箱，皮很软，髹足了枣红的漆。
分明是我外婆房里的大床北角的皮箱，怎会来英国苏佛克郡。即使是同一工场同一批手工业师傅的制品，我还是认为这两只大皮箱是我外婆家的。
由伦敦到Sarmurdham镇乘的是火车，来接的便是房东太太，一个独居的、耽于写作的女诗人，女诗人又怎么样，不过她真是娴静、多礼。七镑，每天七镑是算很低廉的了。并知是包括了玫瑰盛开的花园，同样玫瑰红的房间，床金色，电视幸亏是黑白，早餐无疑是英式，亨利蛋，火腿，等等。也罢。这个地方叫Aldeburgh。
我已经发现好几个地方，如果是河流与海洋的交汇点，便有很美的景色，至少是绿草怒生，高齐肩头，其间小径曲曲，当海鸥嘎然飞出来时，才知它们喜欢栖息在草丛深处。
Helmingham教堂，有一个全用碎石砌成的钟楼，哥特式。
Cretingham教堂是维多利亚朝遗物。听众席是一间一间的小房——这样就好了吗？
Tollemache家族的大屋建于十五世纪，外墙取朱红与白，说去年请著名建筑师Angus Mcbean全部装修过（英国贵族岂非在欣欣向荣了），不知为什么我对那几道吊桥特别想得多，吊桥，十足代表中世纪，以为全部吊起，什么事都没了，永远中世纪了。那大屋主人也来这一套，强迫我引诱我进入他的起居室，墙上挂着中国画，画上无款无章，知道是宋朝画院的次品，与我何涉。
主人问：
“是神品吗？”他能用中国音说“神品”。
我似乎点了点头，似乎耸了耸肩。
然而那髹足枣红漆的两只箱子使我受不了，那玫瑰色的房、金色的床，也受不了——决计离去。
房东太太女诗人惋惜道：
“何其匆匆，你要到哪里去呢？”
无词以答，只能欺骗她：
“我的外祖母病重。”
如果外祖母真的在生病，她是二百多岁了。就在我还未离开中国时，四十余年不去外婆家——一片瓦砾场，周围也有野草，听说后来营建了炼钢厂，后来，就没有听说什么了。
注释
[1]朔拿梯那，Sonatina，小奏鸣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