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王强夜谈敌情
到过枣庄的人，都会感到这里的煤烟气味很重，煤矿上那几柱大烟囱，不分昼夜“咕吐、咕吐”地喷吐着黑烟，棉絮似的烟雾，在山样的煤堆上空团团乱转。附近人家的烧焦池也到处冒着烟。还有矿上的运煤车和临枣铁路的火车，不住地向天空喷着一团团的白云。这四下升起的浓烟密雾，把枣庄笼罩起来，人们很难看到晴朗的蓝天，吸到清新的空气，走到哪儿都是雾气腾腾。风从山样的煤堆上吹来，带着煤沙到处飞舞，煤沙细得打到人的脸上都不觉得。人们从街上走一遭回来，用手巾往脸上一抹，会看到白毛巾上一片黑灰。白衣服两天不洗，就成灰的了。下窑和装卸煤车的工人，在露天劳动的脚夫，就更不用说了，他们整天在煤里滚来滚去，不仅手脸染黑了，连吐出的痰都是黑的。他们也不习惯时常去擦身和洗衣，因为很难洗得清爽。就这样，他们一年到头手脸黑，穿的黑，有钱人就叫他们“煤黑”。
旧社会有多少不平事！正是这些“煤黑”创造了枣庄的财富。那山样高的煤堆，是他们从深黑的矿坑里挖出来的，又是他们把煤炭装上火车，运往四方，供给工业的需要和万家住户的烧用。可是这些财富都被老财们掠夺去了，被鄙视和受苦的却是这些“煤黑”。日本鬼子占领枣庄以后，夺去了煤矿，许多有钱的先生们，在鬼子的刺刀下为敌人服务。又正是这些“煤黑”们，扛起了枪杆，成立了游击队，打击敌人。我这部小说就是写这些“煤黑”们，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怎样对敌人展开轰轰烈烈的英勇斗争，他们在敌占区的枣庄、临城、津浦干线和临枣支线铁路两侧，把鬼子闹得天翻地覆，创造了很多英雄事迹。这是后话，现在暂且从头谈起：
鬼子来了以后，中央军跑了，共产党组织了一批煤矿工人，拉到北山里，和八路军游击队会合，坚持鲁南山区的抗日战争。为了配合山里的斗争，和掌握枣庄及临枣支线敌人的情况，司令部派了两个精悍的游击队员回枣庄活动。这两个队员一个叫刘洪，一个叫王强。刘洪坚决勇敢，王强机动灵活。他们都是枣庄人，过去在煤矿上干活，由于自小生长在这里，他们对矿上和铁路上都很熟悉，还练出扒车的本领。他俩被派回枣庄后，山里的斗争就残酷起来，刚成立的八路军游击队，不仅时常遭到敌伪的袭击扫荡，而且还受到当地封建地主武装和国民党残余部队的排挤。在敌伪顽的夹击下，这支年轻的游击队经常吃不上，住不下，不得不四下分散活动。因此，有半年的时间，他们和刘洪、王强他们失掉了联系。以后，西边开来八路军一一五师两个主力团，打开了山里的局面，山里游击队才站住脚，司令部才又派人到枣庄和刘洪、王强联络。
这天傍晚，枣庄的烟雾显得更大，天黑得仿佛比别处早些。煤矿上和街上的电灯亮了。四下的烧焦池的气眼都在呼呼地蹿着火苗。远远望去，枣庄像刚开锅的蒸笼。煤矿公司大楼上和车站票房上的太阳旗，像经不起这里的烟熏火燎似的，在迎着晚风飘抖。西车站上守卫的日本鬼子的刺刀，在电灯下闪闪发光。
西车站下沿，就是枣庄的西郊了，这里有一个陈庄，百多户人家，大都是下窑的工人和车站上的脚夫，还有几家炭厂。这庄除了炭厂烧焦卖，各个住家也在烧，因为烧焦是死利钱，一百斤煤能烧七十斤焦，一斤焦能卖二斤煤钱。七十斤焦就能买一百四十斤煤，所以烧一百斤煤的焦，净赚四十斤煤。男人们下窑去了，女人们虽然忙着家务，但也会抽空在小屋旁边挖个坑，填上煤烧起来。天黑下来，这个小庄子，到处都冒着烟，地上到处都喷着火苗。因为这里和车站只隔一道小沟，车站上有鬼子，所以天一黑，街道上就没有人了。
天完全黑下来以后，从庄西进来一个人影，绕过两个焦池，来到一家大门前。他把门推开，走进院子里。
“老王哥在家吗？”
“谁呀？”一个浓眉方脸的人，从有灯光的西屋里走出来，他约有二十四五岁的年纪，眨着黑黑的小眼，向院子里的来人望着。他就是王强。在黑影里，他看到是一个穿着农村服装的人。
“我！从南乡来的！”客人走过来，一把抓住他的手说，“老王！你不认识我了么？”
王强嘴里咕哝着：“是谁呀！”把头伸到对方的面前，仔细打量着，又把他拉到灯亮处再一看，“咦！”他扬着浓浓的眉毛，咧着嘴巴狠狠地咦了一声，双手抱住了对方的臂膀，把客人拉到屋里。
“啊呀！原来是你呀！老周！你怎么不早说呢？真想不到呀！……”
显然，王强对老周的到来，感到说不出的惊喜。他忙从袋子里掏出香烟，自己用火点了两支，把一支递到老周的嘴上，看看家人正在吃饭，他便拉着老周的手说：
“走！到那边炭厂小屋里去！咱们好好拉拉，回头找到老洪，咱们痛快地喝一气！”
两人出了门，摸黑向右走了十多步，在一个栅栏门边停下。老周往里一望，这是一个四周围着短墙的小炭厂。中间有个炭堆，旁边有些筐筛铁铲等工具。院子四周靠近短墙的地方，有几个焦池在熊熊地烧着。所以这里显得烟气特别大。老王开了栅栏门，他们走进一间矮小的黑茅屋里。
王强点上了灯，说：“这里还僻静些，你先在这里坐一会儿，我去找老洪去，马上就回来！”
老周知道这老洪就是刘洪，因为在一块时候长了，叫顺嘴了，就把刘洪叫成老洪了。虽然刘洪和王强的年纪差不多，可是都叫他老洪，这里边也包含着尊重的意思。他俩被派到枣庄来以后，原是由刘洪负责，因为刘洪没有家，所以将联络点设在王强家里。
老周问：“老洪住在哪儿？”
“就在这里。”王强指着东边那个地铺说，“我们两个，都住在这里。有时我也到家里去住。”说着就出去了。
老周看看这小黑屋，确有两个地铺，临门一张小桌，两条粗板凳，屋子当中砌着一个火炉，窗台上有些锅碗盆罐一类的东西，显然他俩也是在这里做饭吃的。他和老洪、王强过去在山里，曾在一个连队里作过战。他看到这些摆设，想到刚才王强乌黑的面孔和满身的煤灰，他感到对方真成了一个地道的枣庄人了。老周不由得回想起在山里一道打游击的时节，初进山时，老洪、王强他们的脸也是黑的，以后用山沟的水渐渐地洗干净了，由于常睡草铺，衣服上的煤灰味换成枯草味了，只是在密密的布纹里，还有些看不出的煤灰，直到换上了军装，身上才完全看不到煤的痕迹了。唯一的就是眉毛黑，只有在那眉毛中间还隐藏着些微微的煤污。现在为了执行党的任务，他们又生活在这煤灰里了。
外边的夜没有山里宁静，火车在轰隆隆地响着，远处还隐隐地听到矿上机器的嗡嗡声，老周想到过去他们在一块的生活，他很想马上看到老洪。记得队伍一拉进山里，老洪就是连里出色的班长，以后被提拔为排长。他有着倔强的性格，个子虽然不高，可是浑身是劲，只要见到他发亮的眼睛一瞪，牙齿一咬，就知道他下了决心，任何困难都会被他粉碎。有一次他们被敌人包围，他用一挺机枪掩护了整连的撤退。他趴倒在坟头上，打倒了十多个敌人，最后灵活地避开敌人的火网，安全地追上队伍。老周想到这里，他真想马上见到老洪，心里才感到松快。
不一会儿，王强回来了。一手提着瓶烧酒和一大荷包熟牛肉，另一手提了一手巾烧饼，放在桌上。
“找不到老洪！一到天黑，你别想摸着他的脚迹！”王强斟了两杯酒说，“咱不等他吧！你也许早饿了，一边吃着一边拉吧！”
“外边……”老周警惕地向门外望了一眼。
“没有什么！我进来时，把栅栏门扣上了，老洪回来会叫门的。”王强说着把门掩了，并笑着问老周：
“你啥时回来的？山里怎么样？”
“我回来四五天了，”老周把声音放低些说，“咱们山里的队伍已经整编，义勇军改为苏鲁支队，从枣庄拉出来的煤矿工人支队，编为三营，还是我哥周震当营长。因为鬼子常到山里扫荡，国民党地方顽固派的部队，又常跟我们摩擦，所以部队流动性很大，一方面防鬼子，一方面还得防这些反共的龟孙。你知道咱这个部队刚成立不久，武器还不齐全，活动的地区又小，因此司令部就派我回来，通过我哥哥的关系，在家乡活动。因为他在这一带威信很高，咱们三营又都是这一带的人，地方群众关系也好，我们计划在南山一带秘密地建立起一小块抗日根据地，以备咱们部队遇到紧张情况时，可以跳过来隐蔽地休整一下，再投入战斗。要知道敌人在山里扫荡得越残酷，插到这敌据点附近，就越安全呀！”
“对！”王强连连点头，“应该在南山一带开辟一下。以后咱们的三营过来，老洪和我也可以在火车上搞些东西，接济接济部队。说实话，屯在敌据点里也真想咱们的部队……”
听到王强说要搞火车接济部队，老周正嚼着一块牛肉，他笑着说：“那再好也没有了。山里的部队的确很困难呀！部队派你和老洪回来，好几个月没有音信，司令部很担心，生怕你们遭到危险。”
王强摇了摇头说：“没啥危险。只怪我们没有和上级联系上。可是，我们有啥法子呢？我和老洪都不识字，又不好找人写信，我们去吧，又不知道部队住在什么地方。”
“我这次出山，司令部特别叮咛我找你们联系，看看你们活动的情况怎样，还嘱咐如果你们和山里直接联系有困难，就到西南山边小屯去联系，我家就在那里，离这七八里路。我那里经常有交通[1]和山里联络。我到这里来的主要目的就是和你们接上头，了解一下你们活动的情况，好向山里做汇报。”
“这太好了。过去我们和山里断了信，可把人憋死了呀！像两个没有娘的孩子似的，我和老洪老蹲在一起喝闷酒。这一下可好了，今后有啥事，就到小屯去找你们和山里联系吧！”
说到这里，王强兴奋起来了，他举起杯子说：“干一杯！”两人就一饮而尽。
他们一边喝，一边谈。老周的脸色已有些红红的了，可是王强的脸色没有变，只是一双黑眼里有点水漉漉的。老战友分别大半年了，乍一见面有说不出的高兴，尤其是在这敌人的据点里会见，更不容易，再加上王强和山里失掉联系，现在接上关系的兴奋心情，所以两人就越喝越有劲。老周的酒量比不上王强，可是也喝得不少。接着他就吃烧饼。饭后，两人点上了烟，隔着小窗，望到外边，天已阴起来，老周转过头来说：
“老洪怎么还不回来呢？”
“他没个准，常常到半夜才回来。”
“那么，你就先谈谈吧，你们到枣庄后，这几个月来的活动情况怎么样？”
“还是等老洪回来谈吧，啥事都是他领着干的，我又说不好。”
“你先就知道的谈谈，老洪回来再补充一下就行了。老王，就我个人说，也很愿意早听听你们在这里的情形。老王，开始吧！”
“怎么个说法呢？又从哪谈起呢？”王强愁得抓着头皮说，“咱这些老粗，叫干点什么还可以，要是叫用嘴说，那就难了。”
“随便谈谈吧！想到哪就说到哪。先说，你们从山里回到枣庄，怎样安下了身，还有敌人的情况，你们进行了哪些活动。”老周笑着说。
“好！”王强咳嗽了一下，接下去说，“先说怎样安下身么？那还不容易，我俩都是枣庄生的人，自小在这里长大，老洪虽然没有家，可是早年咱在一块下窑，他常住在我家，像我家的一口人一样，这事村里人谁都知道。所以没几天，我们就弄来了‘良民证’。
“住下以后，找个什么营生来干呢？年轻人没有正当职业掩护，是会惹起怀疑的。过去我俩下窑，现在鬼子又开了工，正用人，一去就行。可是老洪和我商量了一下，我们都不愿意去干。要说往年下窑苦，四块石头夹一块肉，现在鬼子可更狠，他只要你多挖煤，可不管你的死活，一不小心，轻则皮鞭抽，重则刺刀捅。鬼子在公司四下设着岗，谁敢动一动，就机关枪嘟嘟。说到工钱，少得顾不上吃。过去一些老下窑的都不去干了，逼得鬼子没办法，从山里和河北抓来成千的俘虏，到矿上做苦工，四下安上铁丝网，每天只给几个黑窝窝头。老洪那个烈火般的脾气，他哪能受那个气呢？同时我们到这里的任务，还是偏重于军事方面的。下窑被困在里边，什么都不能做。左思右想，危险多，好处少。所以我俩决定不去搞那老营生了。
“干什么呢？老洪说：‘吃两条线！’白天在这小炭厂名义上当伙计。晚上，他就去约合一班子人，扒鬼子的火车。说起吃两条线，你恐怕有些不懂。你知道火车道的铁轨不是两条么？两条线就是铁路的意思。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靠铁路就吃这两条线呀！往年下窑出苦力，顾不上生活，挖的煤像山样高，一列列火车日夜不停地往外路运，大肚子赚的钱数不完，福享不尽。难道我们瞪着眼望着用自己的双手挖出来的煤炭，像流不尽的水样的运出去，而我们就老实地饿着肚皮么？我们饿极了，就扒上火车，弄下几麻包烧烧，或者去卖几个钱维持生活！难道这不应该么？说起这班扒车的人，都很有种，飞快的火车一抓就上，老洪扒得最好。有时在火车上遇到押车的车警，就得拼命。有一次老洪被车警用炭块打破了头，直到现在脸上还留下一块黑疤。他急了，以后上车就带着刀子，他说刀子有两个用处，可以割断麻包上的绳子，又可以捅车警。这一来押车的车警软了，因为这些家伙都怕死的。经过车上一些人说合，以后这班扒车的，送几个钱给他们，他们也就睁一眼闭一眼，打马虎算了。这班穷兄弟都很服帖老洪，因为他勇敢、讲义气，扒车又扒得好，能为穷兄弟们撑腰。遇事，老洪一招呼，说干啥就干啥，像一群小老虎似的。这次回来，他又想起搞火车了。他说：‘搞鬼子的更应该！’老洪的意思是想领着这一班子人打鬼子。老洪就这样住下来了。
“我呢？开始和他们一道搞车，可是想想，这也不是个长远办法。以后我就利用我父亲的关系，到车站上去干了脚行，推小车运货出苦力。因为我父亲过去在车站上下大力干脚行，以后当过脚行头，现在老了，不能干了，经他一说我很容易地就上去了。开始老洪不同意我干，他说：‘你干那个有啥意思呢？出力受气，还是扒车来得痛快，你没钱我给你。’可是以后他就同意了。因为我在车站上干活消息灵通，不但能了解鬼子的动静，而且车站上装卸货时，货物都经我的手，每一趟火车装的什么东西，我都知道。遇到机会我就告诉他们，他们去搞车，一搞一个准。……”
说到这里，老周打断了王强的话，连声叫道：“好！好！”他听到他们搞车的情形，听得很入神。过去他们在山里打游击，有时闲下来，也谈谈在枣庄时的情况，也听说他们会扒火车，可不知道里边还有这些详情。老周望着王强接上一支烟，听他说下文。
“以后脚行的活就更多了，鬼子在站台对过，开了一个国际洋行，就像中国的转运公司一样，可是又不大像。因为它的权力很大，枣庄煤矿所有运出去的煤，从外边运进来的东洋货，和四乡收买来的粮食，都得经过这个洋行。商人往外发货，都得向他们要车皮。
“洋行里有三个日本鬼子当掌柜的。他们都是在侵华战场上受伤的军官，不能随军队杀中国人了，就下来做买卖，吸中国人的血。听说大掌柜是一个大尉。我亲眼看到，亲手摸到，鬼子是怎样将中国的财富，煤、粮食，不分昼夜地往外运，像淌水似的，多心痛呀！接着他们又把些熊东洋货源源不断地运进来，这一切都是经过我们手装卸的。三个杀够中国人的日本掌柜的，养得胖胖的。他们有薪水，从奸商手里大把捞钱，还克扣我们脚行。照例，外来的货到站一落地，每件就是落地税一毛；脚行运到货栈定价一毛，洋行抽两分；从货栈出站交给商人，也是一毛，洋行还得抽两分。就这样一件货到站，他们要抽一毛四分，这些都是鬼子掌柜的额外收入。每天运下那么多货，他们还不发财！洋行成立不久，由于货太多，他们从站上脚行，抽出五十辆常备小车，每天到洋行听候使用。我被抽上了，编队的时候，选二头，大头是鬼子担任，由于我父亲过去是老脚行头，大家都推我做了二头，每天领着小车队给鬼子装卸货！”
说到这里，王强皱着眉头，对老周说：
“老周！你说，我过去在山里咱队伍上当班长，现在竟给鬼子脚行当起二头来了，这不是笑话么？”
王强说着，又从瓶里倒了一大杯酒，狠狠地灌下去。老周发觉他的脸色很难看，知道他心里不舒坦，便安慰他道：
“为了工作才这样。”
王强点点头，大声地说：
“要不是为了工作，谁干这个！”
老周说：“你们不但干得对，而且把自己安置得很好。老洪那一伙能扒车的，将来组织起来，在火车上很有用；你在车站上，和鬼子打交道，了解敌人的情况，这也是很要紧的。那么，现在谈谈敌人在枣庄的情况吧！”
“说到鬼子么？”王强骂了一声“奶奶的”，又说下去，“大部分住在公司里，车站上。洋街住着鬼子的宪兵队，现在又正在南马道一片空地上修大兵房，看样子还有大批的鬼子要来。枣庄街也成立了维持会。汉奸每天办保甲，十家连环保，一家出事九家受累。居民都领良民证。鬼子整天出来，在街上抓人，夜里冷不防就查户口。大队的鬼子，三天两头出发，到山里扫荡，一回来就绑着一串一串的老百姓。起初送到宪兵队审问，一进去很少能活着出来的。以后捉的人干脆送到南马道大兵营了，那里四下用电网铁丝网围着，光见用汽车往里边拉，就没见出来的，枪毙了，也得有个响声呀！住在附近的老百姓，在夜里经常听到凄惨的叫声。以后从一个翻译官口里漏出来：这些运进去的中国人，都叫洋狗咬死，刺刀穿死。鬼子在夜间把捉去的中国人绑在木桩上，给鬼子新兵练刺刀，训练洋狗。那里有几十根木桩，挖了好几亩大的土坑，穿死，咬死，就扔进去，撒上一层土，再扔进一批，又添上一层土，你说鬼子多残忍！”
说到这里，王强的眼红了，里边像有一团火在燃烧。他愤愤地提起酒瓶又倒了一杯，像喝白水一样喝下去，干咳了两下，又接着说：
“还有，煤矿上有个医院，鬼子占了改做军用医院，给负伤的鬼子治疗。原来在这医院的中国大夫大部分被撵走了，都换上日本医生。中国人也留用了几个，不过都驱逐到外边住。白天上班，晚上回家睡觉。开头这些中国大夫还没觉得什么，可是以后渐渐注意到一件事，就是早上一去上班，总见手术室地板刚用水洗过，可是墙角，手术台脚，没擦洗的地方还残留着血迹。天长日久都是这样，中国大夫感到很奇怪，难道鬼子每天晚上都开刀动手术么？可是病房的鬼子开刀的并不多呀！没过多久，这个谜就被附近的老百姓揭开了。每天夜里都有汽车到医院来，天快亮的时候，汽车又开走了。有一个老百姓偷偷地隔着窗户往外看，只见开来的汽车，装的都是绑着的中国人。他心里想，鬼子难道还有好心肠连夜地给中国人看病么？可是天快亮，汽车开走时，车上却不见人影了，只见那么多麻袋包，血顺着麻包往下流，里边装的什么呢？原来鬼子把捕来的中国老百姓，供鬼子大夫做活体解剖。你说日本鬼子狠不狠，毒不毒！”
砰的一声，王强捶了一下桌面，酒杯子被震得跳起来，他被怒火烧红的眼睛里泛着泪水，望着老周。老周的脸色铁样的严肃、沉重，他的心被王强所讲的鬼子的残暴所激怒。他想，鬼子在山里扫荡时抓来的根据地的老百姓，原来都是这样悲惨地死在这里。小黑屋里沉静下来，只听到外边矿上的机器的嗡嗡声。就在这沉静的夜里，也许鬼子又在大兵营、宪兵队、医院里残暴地屠杀着中国人。王强沉默了一会儿，又说下去：
“在这种情况下，是个中国人，能平心静气么？老洪那个脾气，你是知道的，鬼子这样屠杀中国人，他还受得了？我们出山时节，带回了一棵十子连的手枪。我们人少枪少就小干，一有机会，我俩就带着它，夜里去摸鬼子的岗哨，混过去，打倒就跑。鬼子戒严、查户口，他能查出个屁？我们都是本地人，又在夜里，人熟地熟，他有什么办法？就这样，我们也干了几回，消消肚里这股闷气。白天我还是照常到站上，领着小车队在洋行值班，和那三个鬼子掌柜的打交道。可是自从我知道那些黑夜里的屠杀以后，我见了鬼子掌柜的心里就冒火，心里说：‘我啥时候杀了你们这些龟孙，心里才解恨！’一天，老洪对我说：‘老王，咱们干了他们吧！’我说：‘行！’老洪叫我侦察一下，在一天夜里，老洪约了人就把这三个鬼子军官杀了！”
“啊！杀了么！”老周沉闷的脸上，马上露出了笑容。
“当然杀了！老洪干事从不拖泥带水，他说杀哪个，还跑得了么？”
“好，好，杀得痛快！”老周听了王强说半天鬼子屠杀中国人的残暴，心里一阵阵发沉，像坠上了千斤的石头，这一听杀了三个鬼子，才出了一口气。
“说杀了三个是假的，”王强笑着说，“杀了两个半，有一个没杀死，第二天又活了，这只怪我，惹起以后不少麻烦来。”
“你说说，你们怎么去杀的！”老周想听个详细。
“是这样。”王强慢慢地说下去，“我不是小车队的二头么？每天晚上九十点钟，站上的货车都装卸完了，大伙都换班回家了，可是我还得去跟鬼子三掌柜金三结账。当天装多少件，卸多少件，工友该分多少钱，我领了再发给他们。就这样我和三掌柜金三混得很熟。有时晚上结完账，他也留我坐一会儿，给我一支烟，递我一杯茶，拍着我的肩头笑着说：‘王的，你的好好的干，以后我提拔你大大的！’我知道这是他拉拢我，好让我俯首帖耳地为他们效劳。我就应付着说：‘谢谢，太君以后升官大大的！’他听了也高兴得哈哈大笑。平时我也帮他扫扫地，倒倒茶，把他的屋子收拾一下。日子长了，到各个屋子里出出进进，鬼子也不避讳。有天晚上，是个机会，我和鬼子三掌柜结账结得晚了，大约有十点多钟，大掌柜、二掌柜都睡下了，这个矮胖子的金三打着呵欠也想睡，我装着收拾东西拖延着时间。等三掌柜也睡下了，我把电话机偷偷地搬到离床远些的地方，就把大门倒挂上走了。
“当晚我找到老洪，把情况一谈，他说：‘干！’我说：‘行！可是枪呢？’有三个鬼子，我们两个人一棵枪是够搞的。搞不利索，洋行对过就是站台，站台上驻着鬼子，并有流动的哨兵，是容易出危险的。老洪说：‘枪不够，用刀砍！再找个帮手就行了。’我俩商量着去约彭亮。他平时也和我们一道扒车，很勇敢，他一口答应了，愿意和我们一道去。三个人，一棵短枪，三把大刀，对付三个鬼子，一个人打一个正好。可是又一想，洋行离站很近，枪一响，站台上的鬼子听见，用机枪堵住门怎么办？商量了一下，进去都用刀砍，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不放枪。我头里领路，夜十二点以后，我们就到洋行去了。
“他们在一个拐角黑影里等着，我悄悄地摸到门口，把大门弄开，让他俩偷偷溜进去，我用手指着南屋，南屋的门是往两边拉的，他们不知道怎样开法，我上去，把门用力往两边一拉，拉开了，屋里的电灯还雪亮。我一愣，老洪带着彭亮早跃进去了。只听得嘁哩喀喳，鬼子一阵乱叫，等我跳进去时，两个鬼子已被他们砍翻了。另一个鬼子用被子裹着头，滚到地上乱叫。我急了，夜深人静，声音传得很远，不能让他叫下去。我跑上去，对着裹被子的鬼子照头照胸打了两枪。枪一响，我们就溜走了。我们汗流满面地跑回家里，听听车站上，并没什么动静。原来，在屋里打两下手枪，外边听不清楚，所以车站上的鬼子并没有发觉。事办得倒还利索，很痛快。这三个不知杀了多少中国人的日本鬼子军官，总算没逃出中国人民的手掌。
“可是，我躺在床上，又一寻思，一个心事缠得我一夜睡不着觉，第二天怎么办？去上班还是不去呢？不去吧！准惹起怀疑，平时都是一早按时到车站上值班，怎么就偏偏这夜出了事就不来了呢？不用说，不等吃早饭，就要被抓去了。反过来一想：去吧！杀了鬼子，心里总是一个事，一露出不自然，就出毛病。最好的办法是晚上逃出去。可是这一跑可就证实了，家里人准受连累。连夜和家人一道跑出去吧？鬼子四下有岗，不好出去，天已快亮，也来不及了。我翻来覆去睡不着，就去找刘洪，要他给拿个主意。我就是有这个毛病，啥事也能干，就是拿不定主意，要是灾祸真临到头上了，我也能对付过去，就是在事前事后多犯寻思。老洪说我太犹豫，可是我见老洪的眼睛一瞪，也就有信心了。所以我一有磨不开的事，就找他商量。一见到他，老洪说：‘这点小事，你嘀咕什么呢？他又没有抓住你的手，怕什么？’我说是呀！他说：‘这三个鬼子还不该杀么？’我说该杀呀！他就说：‘那你明天就理直气壮地上站去，啥事不要怕，越怕越有鬼上门！’老洪的话也对呀！他这一说我心里踏实了。第二天一早，我像没事人一样到车站上去。
“在站上，我点了点人数，小车队的人都来齐了。我说：‘走！到洋行去看看，今天运啥货！’小车吱吱呀呀的都到洋行来了。一看，大门半开着，我心里有数呀！平时都是小车到外边等着，我一个人进去找三掌柜。这次我约了几个人一道进去，先带他们到账房。这里没有一个人，我坐下来，叫他们：‘到南屋里去看看三掌柜的起床了没有！’他们都到南屋去了。只听一阵啊呀声跑回来：‘二头！鬼子叫人杀了！’我故意装着不懂，问：‘什么？大惊小怪的！’他们说：‘鬼子掌柜的不知叫谁杀了！’我急忙站起来说：‘真的么？哪有这种事！跟我去看看！’他们都要跑，想离开这是非之地，可是被我喝住了：‘事到跟前，你们跑还行么？一个都不准跑。’我就往南屋走去。其实不看，我也知道发生什么事，不过一进门，却使我大吃一惊。大掌柜、二掌柜都死了，可是鬼子三掌柜却满头是血地坐在炕上。原来夜间我进去打他时，他早吓得蒙着头，裹着被子在地下滚，使我的枪没打准。头上那一枪，只在头皮上穿了一道沟，胸部的那一枪，由于他一滚，子弹从肋骨间穿过，却没打中要害，当时他是昏过去了，天亮时苏醒过来。由于他蒙着头，我没能打死他。可是也正因为这样，他也不晓得是我干的。所以我一眼看到他坐在炕上，虽然心里吃惊，可没敢流露出来，就假装惊慌地急忙跑上前去，叫着：‘太君！怎么了呀……’三鬼子说：‘夜里来了土八路，王的！你打电话！’我马上打电话给宪兵队，报告洋行出了事，又打电话给医院，叫派人来。不一会儿大队鬼子开来了，机关枪四下支着，鬼子端着刺刀围住院子，宪兵队进南屋检查，这时有些脚夫都偷偷地溜跑了，可是我硬拉几个人，在院里院外忙着，医院的汽车来了，我帮着把鬼子三掌柜抬上汽车，他临上汽车，看到我累得满头大汗，拍着我的肩说：‘你的好好的，我医院的出来，干活大大的……’我说：‘好好的，干活大大的！’送他进医院了。……”
老周完全被王强谈的杀鬼子的故事所吸引住了，一听到鬼子送进了医院，他才松了一口气，说：
“真危险呀！以后没有什么事了吧？”
“没有什么事？”王强眨着小眼笑着说，“危险的事还在后边呢？你往下听吧！”他又接下去说：
“我在回来的路上，狠狠地吐了两口唾沫，心里说：‘奶奶个孙，鬼子才真是为钱不要命哩！’当我开始看着他满头是血，坐在炕上的时候，他样子很泰然，好像眼前的两具尸首，和他自己身上的伤，并不算什么似的，一点也看不到难过的样子。当时我就奇怪，也许是这些鬼子军官，打咱中国，杀人杀得太多了，手上的血也沾多了，看见血不算回事。可是等我送他上汽车，听他说干活大大的，我心里才明白了。原来洋行里大掌柜和二掌柜的权力很大，赚钱很多，三掌柜的官最小，常打杂，不被重视。所以这一次他没被打死，满脑子金票的飞舞，代替了伤口的疼痛。他完全被一个欲望所占有，大掌柜、二掌柜的死，不但没使他难过，相反却感到幸运，因为他的伤好了，就有希望做洋行的大掌柜了，今后可以大把地抓金票，发财。要当大掌柜，就离不开这班脚夫替他出力，他临上车要我好好干，就是拉拢我，要我今后为他出力。
“这个事情发生以后，我想鬼子总不会甘休的，准要开始捕人了。我也特别警惕。因为平时打一次岗，第二天就戒严，查户口，逮捕人，闹那么大动静。这一次白白丧失了两个军官，就会拉倒了么？不会的。可是一天，两天，三天都过去了，没有一点动静。车站上的鬼子像没事似的，每天还要我们装卸货。开头几天，有些胆小的，从那天见到鬼子的尸体后，就吓得不敢来了，怕受到连累，因为是我们一早发现的，容易惹起鬼子的疑惑。可是后来，看看没有什么事，就都又推着小车上站了。第四天人到齐了。我们一早正在车站上搬运货物，突然鬼子的骑兵包围了车站，四下架起了机关枪，我们所有的脚行，都被赶上了汽车，一直拉到宪兵队去了。
“我在汽车上，看看所有被逮捕的人，只有我一个是参加这次事件的。我心想这次可完了。到了鬼子的宪兵队，不死也得剥一层皮。人们一提到宪兵队，头皮都会发麻。一进去，我们都被关进一个大院子里，地上铺着煤渣，鬼子端着刺刀，逼着大家脱下衣服，跪在煤渣上听候审问，每个人的膝盖都被尖利的煤渣刺得血呼呼地流。我是二头，还没等脱衣服，就被第一个喊去审问。鬼子宪兵队长亲自问案，旁边站着中国人的翻译官。宪兵队长问我：‘你的二头的？’我没鞠躬，只点了点头，回答说：‘是！’惹怒了旁边的翻译官，他想对鬼子讨好，给我一个下马威，只见他飞起一脚向我后腿踢来，并用手向我前胸一推，想把我甩个倒栽葱。可是我眼快，急用手向上一架，右腿猛力往后一蹬，只听扑通一声，翻译官仰面朝天摔到地上。我愤愤地低声骂他：‘你是不是中国人？’翻译官恼羞成怒，从地上爬起来，正要去抽东洋刀劈我，被鬼子宪兵队长拦住：‘你的不好，滚的！’骂了翻译官一句，就拉我到屋里去了。他很客气地把我让到椅子上坐下，说：‘刚才翻译官的不好，你的不要见怪。洋行的事，你的知道？’我说：‘我不知道！’宪兵队长翻了下白眼，不相信地摇了摇头：‘你的二头的，洋行常常的在，这事你一定的知道。’他的眼睛狼样地盯住我的脸。我用眼睛迎着他说：‘我真的不知道。’鬼子的脸马上沉下来，在屋里走了一遭，然后站在窗前，指着玻璃窗外边一群跪着的人，对我说：‘他们里边谁的干活的，你的知道？说了没有你的事。’我摇摇头说：‘太君！那天晚上，我住在家里，没在车站上，我哪里能知道是谁干的呢？我不知道。’我这第三个不知道，使这个宪兵队长暴跳起来，啪的一声，捶着桌子，茶杯被震翻了。他刷地从腰里抽出洋刀，把刀放在我的脖子上，我的心一凉，耳边听到他叫着：‘你的二头，不知道，要杀了杀了你的。’我心里说：‘反正完了。’就又摇了摇头。可是，他的刀并没有砍下去，因为他问不出什么，是不会轻易杀了你的。
“这时，外边又进来一个鬼子，宪兵队长就怒冲冲地出去了。这新进来的鬼子满脸笑容，在我旁边坐下，从桌上茶盘里，拿了两块茶点，送到我的面前。我说：‘我不吃！’他说：‘你要好好地说，皇军对你好处大大的。不然，你要吃苦的有！’我说：‘我不知道，能硬说知道么！’鬼子冷笑着说：‘你愿意吃苦头，那么，好！’他向外边咕噜了一声，两个武装着的鬼子进来了，手里拿着绳子，站在我的两边。眼看就要动刑了，鬼子发怒地问我：‘你说不说？’我说什么呢？看看马上就要吃苦了，这时，我突然想起鬼子三掌柜的，我要用这个没被我打死的对头，来为我挡一阵了。行不行就这一着了，我就理直气壮地对鬼子说：‘太君，就这样吧！我再说你也是不相信的，我请求太君打电话问问三掌柜金三就明白了。我是好人是歹人，他很清楚。出事的那天早上，我到洋行里去，是我发现了这事情，又是我给宪兵队打电话报告的，我又打电话给医院叫来汽车。汽车来了，还是我把三掌柜抬上汽车，送到医院里。这一些事是真是假，可以调查。这事要是我干的，我还敢大清早到洋行去么？我说这话如有一点假，可以打电话到医院去问问，三掌柜会告诉你底细的。’不知怎的，也许是急了，当时我很能说话，一气说下去。鬼子听了以后，顿了一下，仿佛认为我说的有些道理，果然，立刻从桌上拿起电话听筒，打起电话来了。我听出电话里三掌柜的回声了，我的心在跳着。他们叽咕了一阵，鬼子把听筒放下以后，脸上有了笑容，很快地走到我的跟前来，握着我的手说：‘你的好人大大的，三掌柜的说你很好，好，你回去，没有你的事！’
“就这样，我就出来了。我一边抹脸上的冷汗，一边心里说：‘被抓的那些脚行，他能问出个什么呢？杀人的已放走了，他们这些人才真是不知道哩！’还不是空折腾一阵子，又都放出来。这些人虽然受了点罪，可是那两个鬼子军官，终究是埋葬在中国的土地上了。杀鬼子的事，就是这样。”
老周一气听完王强和老洪杀鬼子的故事。当他抬起头来，才感到天很晚了，听到外边呼呼的风声，风里夹着雨点，打着窗纸，远远地传来隆隆的春雷声。他刚才完全沉浸到故事里去了，一阵紧张，一阵高兴。最后他对王强说：
“老王，你真行！机动灵活，随机应变！”
“不！”王强说，“行的不是我，而是老洪，枣庄哪次杀鬼子的事都少不了他，都是他领着干的。……”
王强的话还没有说完，只听到街上啪啪响了几枪。王强急忙站起来，低低地说：“出什么事了么？”接着又听到外边轻轻的扑通一声，一阵急遽的马蹄声，从小屋后的短墙外响过去。王强赶紧吹熄了灯，小屋顿时变得漆黑。王强低声对老周说：
“鬼子的骑兵过去了，估摸又是在追捕人！”
他的话刚出口，小炭屋门吱扭一声开了，闪进一条黑影，王强问：
“谁？”
“我！”火柴嚓的一声，油灯点亮了。他俩看到灯光下，站着一个人，正是老洪。他比王强个子稍矮些，可是浑身都是劲，两只眼睛亮得逼人。他袖子上有片鲜血，手里提着短枪，胸部不住地起伏着。王强问他：
“老洪！你怎么了？”
老洪点上一支烟，狠狠地抽了一口说：“刚才我打了鬼子一个门岗，叫鬼子的骑兵追来了。”
当老洪看到老周时，惊喜地上前，紧握着手问：“你什么时候来的呀？”
“傍晚就来啦，已等你半天了。”
王强把老周来的情况谈了谈，老洪连连点头：
“这太好了！”
[1] 抗日时期称联络员为“交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