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公元1056年,宋朝的春天,苏轼[图1-1]平生第一次离开自己生活了近二十年的故乡眉州[6],自阆中上终南山,和父亲苏洵、弟弟苏辙一起,走上褒斜谷迂回曲折、高悬天际的古栈道,经大散关进入关中,再向东进入河洛平原,前去汴京参加科考。
[图1-1]《苏轼小像》(《赤壁二赋》卷引首),元,赵孟
台北故宫博物院 藏
第二年,苏轼、苏辙参加了礼部初试,主考官的名字,叫欧阳修。
第一次听说欧阳修的名字,苏轼还是七八岁的孩子,刚刚开始入天庆观北极院的私塾读书。有一次,一位先生从京师来,对范仲淹、欧阳修这些人的文学及品行大加赞赏,苏轼听了,就好奇地问:“你说的这些人是什么人?”先生不屑地说:“童子何用知之!”意思是小孩子知道这些干什么?没想到苏轼用稚嫩的声音反驳道:“此天人也耶,则不敢知;若亦人耳,何为其不可?”这样的睿智的语言,出自小儿之口,令在场的人惊愕不已。
那个参与修撰《新唐书》的欧阳修,当时是大宋帝国的礼部侍郎兼翰林侍读学士,也是北宋文坛的第二位领袖(对此,后面还会讲到)。今天的故宫博物院,还收藏着他的多帧墨稿,最有名的,就是《灼艾帖》[图1-2]了。这幅字,书法端庄劲秀,既露锋芒又顿挫有力,黄庭坚评价:“于笔中用力,乃是古人法。”
那时,北宋文坛的空虚造作、奇诡艰涩的文风已让欧阳修忍无可忍。在他看来,那些华丽而空洞的词藻,就像是一座装饰华美的坟墓,埋葬了文学的生机。刚好在这个时候,他读到了苏轼、苏辙的试卷,他们文风之质朴、立论之深邃刷新了欧阳修的认知,让他拍案叫绝。他自己看不够,还拿给同辈传看。只不过,欧阳修以为如此漂亮的文章,只有自己的学生曾巩才写得出来,出于避嫌的考虑,他把原本列入首卷的文章,改列为二卷。
苏轼因此名列第二。
[图1-2]《灼艾帖》卷,北宋,欧阳修
北京故宫博物院 藏
接下来的殿试中,章衡第一,苏轼第二,曾巩第三,苏辙第五。
唐宋八大家 ,这一次殿试就来了四位,分别是欧阳修、苏轼、苏辙、曾巩。欧阳修是主考官,“二苏”、曾巩是考生。
2016年嘉德春拍,传为曾巩的《局事帖》[图1—3]以2.07亿元的天价成交,被私人收藏。
宋代开国之初,立志打造一个文治国家,世代君主,莫不好学,而执政大臣,也无一不是科第出身,以学问相尚,把宋朝锻造为一个文明烂熟的文化大帝国。[7]
宋朝的科举,朝廷扩大了录取的名额,使它远远超过了唐代,平民阶层在社会阶层中上行的概率,也远远高于唐代。唐代“事前请托”,也就是考生把自己的诗文进呈给考官以自我推荐的做法也被杜绝了,代之以糊名制度,就是把考生所填写的姓名、籍贯等一切可能作弊的资料信息全部密封,使主考官和阅卷官无法得知每张卷子是谁的。这使得像苏轼这样没有家世背景的读书人能够更公平地为政府所用。如钱穆先生所说,“升入政治上层者,皆由白衣秀才平地拔起,更无古代封建贵族及门第传统的遗存”。[8]苏轼、苏辙、张载、吕惠卿,都是在嘉祐二年(公元1057年)由欧阳修主持的那次考试中及第的,但也造成了欧阳修的那次误会。
欧阳修就这样在试卷上认识了苏轼。很久以后,他对自己的儿子说:“记着我的话,三十年后,无人再谈论老夫。”还说:“老夫当退让此人,使之出人头地。”
[图1-3]《局事帖》卷,北宋,曾巩(传)
私人收藏
苏氏兄弟的才华,挑动了欧阳修与张方平的爱才之心,使这两位朝廷上的死对头,步调一致地荐举这对年轻人。但他们掌控不了苏轼的命运,朝廷政治如同一个迅速转动的骰子,没有逻辑可言,而它的每一次停止,都会决定一个人的生死与荣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