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这三篇关于巴尔扎克、狄更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习作尽管都是在十年之内完成的，但把它们汇集在一本书里却并非出于偶然。三篇文章一致的目的是试图把十九世纪三位伟大的长篇小说家，三位绝无仅有的长篇小说家，当作典型突显出来。他们的个性对照鲜明，可以互相补充，也许能把长篇小说这一叙事的世界塑造者的概念提升到一种清晰的形式。

我在这里把巴尔扎克、狄更斯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称为十九世纪绝无仅有的伟大长篇小说家，这样突出他们，忽视了歌德、高特弗里德·凯勒、司汤达、福楼拜、托尔斯泰、维克多·雨果^[1]和其他作家个别作品的伟大，他们有的作品往往远远超过他们三位，特别是巴尔扎克和狄更斯的个别孤立的作品。因此我想，必须明确界定我心里对一部长篇小说的作者和长篇小说家之间，不可动摇的区别。说到底，在最高意义上只有百科全书式的天才，包罗万象的艺术家才能充当长篇小说家。他——在这里，作品的广度和人物的丰富成为论据——塑造整整一个宇宙，用自己的典型人物，自己的万有引力法则和自己的星空，在尘世的天地之外，创造一个自己的世界。他竭力用自己的特性，孕育每一个人物，每一个事件，结果这些人物和事件不仅对他而言是典型的，也因为这些人物、事件给人的印象深刻、栩栩如生，往往诱惑我们以它们来命名事件和人物。所以我们会这样形容鲜活的生活中的人们：一个巴尔扎克的人物，一个狄更斯的形象，一个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性格。这三位艺术家，每人都通过他众多的人物如此一致地创造一个生活法则，一个人生观，结果通过他就出现了一个新的世界形式。表现这种最为内在的法则，和在隐蔽的统一之中的人物性格，是我这本书的真正企图，本书并未写明的副标题可以叫作：长篇小说家的心理学。

这三位长篇小说家各有自己的天地。巴尔扎克的世界是社会，狄更斯的世界是家庭，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世界是个人也是众人。比较他们各自的天地，可以看出他们的区别。但是从来没有把这些区别转化为评价的高低，或者对一个艺术家的民族因素做出褒贬予以强调。每个伟大的创造者都是一个整体，按照自己的尺度，确定自己的界线和自己的分量；在一部作品中，只有一个特殊的分量，没有一种在公正的天平上称出来的绝对的分量。

这三篇文章以了解作家的作品为前提：它们不是导论，而是精炼、浓缩、萃取。因为这三篇文章凝练压缩，只能把我个人感到是本质的东西当作认识展现出来；我最感遗憾的是，在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文章里必然会有一些欠缺、不足，陀思妥耶夫斯基就和歌德一样内涵广袤无垠，即使篇幅无限宽阔，也难以全部包容涵盖。

我很乐意在一位法国人，一位英国人，一位俄国人的宏伟形象旁边也加上一个具有代表性的德国长篇小说家的肖像，一位叙事的世界塑造者的肖像，就像我在称呼长篇小说家时赋予他的那种崇高的意义。但是无论现在还是过去，我都没有找到一个作家适合那最高的级别。要求未来出现这样一位长篇小说家，向这位还身在远方的大师致以问候，也许这就是本书的意义所在。

萨尔茨堡

1919年

[1] 约翰·沃尔夫冈·封·歌德（1749—1832），德国作家，长篇小说《威廉·迈斯特的学习时代》及《威廉·迈斯特的漫游时代》的作者。
高特弗里德·凯勒（1819—1890），瑞士德语作家，代表作为《绿衣亨利》。
司汤达（1783—1842），法国小说家，《红与黑》的作者。
古斯塔夫·福楼拜（1821—1880），法国小说家，《包法利夫人》的作者。
列夫·托尔斯泰（1828—1910），俄国作家，《安娜·卡列尼娜》《复活》《战争与和平》的作者。
维克多·雨果（1802—1885），法国作家，《巴黎圣母院》的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