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愧为学者

我读了一辈子的书，写了一辈子的文章，还想这样读下去和写下去，可是当不少朋友称呼我为学者的时候，真感到惭愧不已。

这是因为从阅读方面而言，虽然我接触古今中外的书籍不算太少，却念得杂乱无章，也未能将读后的心得完全整理出来，于是当时曾激动过自己的印象与思绪，竟像缥缈的云雾一样，纷纷扬扬地从脑海里飞散开去，消逝得无影无踪。至于从写作方面来说，虽然我撰写各种类型的著作也不算太少，却同样显得庞杂和浮泛。我曾发表过一篇《话说民主》，描摹了古代希腊和罗马时期的民主制度，却并未系统地探讨过它的沿革过程和历史意义。我还曾替一位好友主编的《中国现代杂文史》草拟过一篇序言，详尽地界说了杂文的定义，却到此就戛然而止，没有写出一部充分阐发自己这种杂文观的论著。

我确乎是一个散漫的人，缺乏更为持久的恒心，更为勤勉的精神，当情绪高涨时，也曾激昂慷慨地想出许多研究的课题，一旦热情冷却下来，就不能付诸行动了。记得年轻时读完了闻一多的《唐诗杂论》，着实倾倒于他竟能如此领略唐诗的艺术魅力，感受得多么细腻和精确，理解得多么独特和深邃，却又惋惜它的篇幅过于短小，未能将唐诗这浩瀚的大海完全勾画和描摹出来，于是萌生了也去研究的念头，摘录了历代诗话中有关的内容，进行了初步的归纳和辨析。正想开始动笔时，却被无休无止地派往穷乡僻壤去干活儿，无论是日晒雨淋，抑或是冰雪交加，都得在田野里狠命挣扎，真感到劳累不堪，困顿万分，哪里还能够握笔书写呢？接着又是十年浩劫，被凶猛的批判斗争吓得心惊胆战，更不用说被勒令前往“五七干校”的流离颠沛和疲于奔命了，哪里还有心情写什么藏之名山的著作呢？

“文革”结束之后，在渐趋正常和清明的气氛中，觉得好不容易迎来了这样自由著述的机会，应该发奋治学了，于是一鼓作气地写成《鲁迅和中国文化》等不少论著。因为我从小爱读传记文学，尝试着写了半部《鲁迅传》，付梓后得到不少朋友的鼓励，于是又兴冲冲地计划撰写《叶赫那拉氏传》。在古老的东方世界里，女人是最受侮辱和蹂躏的，慈禧却君临天下，决定着全体中国人的荣辱与生死。这看来似乎很怪异和悖谬，其实却显示了历史的本质，因为她是一个皇帝的妻子，和另一个皇帝的母亲。正是专制主义的皇权统治，使她战胜和诛杀了比自己更阴险与狠毒的多少男人。

慈禧太后在当时面对着西方列强的侵凌，应该如何应付这种危急和复杂的局势呢？凭着她自己这一点浅陋和可怜的知识，再加上几个亲信大臣陈腐和颟顸的见解，当然就只能作出贻误国家前途的决策。比起年轻于她十多岁的日本明治天皇来，她可以说是一个历史的罪人。不过像这样耽搁了整个中国迈进的历程，却又不能完全用她个人的品质和意志来说明，而是早已落伍的中国传统文明和社会政治结构，实在难于被冲破的这一根本原因，决定了历史的命运。我想尝试深入地解剖这悲剧的时代和时代的悲剧。

正想得心潮澎湃，热血沸腾，也写出了充满激情的“题辞”之后，又觉得自己的藏书还不够丰富，应该添购许多必需的资料，放在案头可供随时查阅。这样恐怕得耗费我好几年微薄的工资，日常开销和伙食营养将怎样维持，何况居处又相当狭窄，哪儿放得下这么多书？想到这儿就心烦意乱，觉得如此的从事写作，不啻是加速自己向死亡进军，于是只好惆怅和惋惜地决定，放弃这个极有兴致的计划。

不少朋友以为我有一股孜孜不倦的劲头，这是很大的误会。其实我相当慵懒，有时候躺在床上，听着那些晶莹璀璨和华美隽永的乐曲，多少豪迈奔放或伤痛欲绝的音调，潇洒飒爽或凄凉哀怨的旋律，雄浑深湛或静谧幽丽的主题，都使我听得回肠荡气，如醉如痴。于是就开始坠入梦幻似的峡谷里，沉思冥想着人类的命运，记住了多少悲惨和残酷的历史，而当我渴望着摆脱这些恐怖的回忆时，又觉得像是插上了翱翔的翅膀，飞向寥廓和渺茫的世界里去。这样我就许久都不能拿起笔来，而只是悠闲地遐想。

我还喜欢云游四方，去攀登悬崖和峭壁，跟一缕缕的白云嬉戏，抑或是整日都眺望着大海的波涛。不用说远方这些神奇的风光了，就是去城市附近的旷野里跋涉，看一眼滚圆和鲜红的落日，我也会赶紧放下手中的笔，头也不回地出发了。这样我当然就不能像达摩禅师那样面壁十年，潜心覃思，从而影响了著述的数量和质量。

我历来喜欢走自己的学术道路，一贯主张你说你的，我说我的，各抒己见，不凑热闹，因此就很少参加学术会议。选择某个会议去打尖的动机，是想借此机缘游览一番，欧阳修所说的“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真是深得我心。如果武夷山或张家界有什么会议约我参加，一定会兴冲冲地赶去。记得是十多年前，在美国西海岸举行的一个国际学术会议，向我发出了邀请，并且由东道主承担旅费，我当然就高高兴兴地前往，好去看看从未见过的美国。

我在治学中还尽量避免跟别人商榷和争论，这大概是深受儒家“中庸之道”影响的缘故。四年前，韩国著名学者许世旭邀我访问汉城，在高丽大学发表讲演时，他向着坐在前边的一位台湾经学家，说是我们两人一个主张“反儒”，另一个主张“尊儒”，希望展开热烈的争论。我很怕在这场合爆发出火药味来，刚走上讲台，就立即解释自己的学术观点，并非笼统的“反儒”，而认为其主导思想是企图在区分尊卑贵贱这不平等的前提底下，建立一种制礼作乐的和谐气氛，因此在骨子里不能不钳制和束缚绝大多数人们的心灵，迫使他们成为封建专制主义统治的驯服工具，这已经完全不能适应树立于平等基础上的现代文明秩序；却又认为这种学说中间具有许多合理与健康的因子，必须很好地将它们救出和发扬。那位台湾经学家始终笑眯眯地端坐着，和和气气地张望着我，丝毫也没有想跟我辩论的意思，连孟夫子所说的“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的那种神态，也都没有流露过。看来我对于可能会出现辩论的担心，其实是毫无必要的。

散漫、慵懒，不喜爱辩论，这样使我无法成为一个很好的学者。我近来还觉得撰写了几十年的理论文字，实在太疲劳了，而且老是运用概念去推理，似乎也太枯涩了。深愿抓住所剩无几的时光，精心地去描摹对于人生和宇宙的感受，宣泄出浓郁的感情，升华着深邃的思索，跟读者朋友们坦诚地对话。无论这愿望是否能够实现，我和学者的距离似乎都会变得更遥远了。

1995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