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中国哲学的特点
张立文：首先我们要感谢两位先生在上午所进行的意蕴深刻、意味深长的对谈。接下来请两位先生就中国哲学的特点来发表高见，先请冈田先生讲。
冈田武彦：刚才听了张岱年先生关于中国哲学的精神是体认的谈话，我也颇有同感。我在从事老庄和宋明哲学的研究过程中，也渐渐感悟到中国哲学的特色在于体认之学。就对实在的分析而言，西方哲学的方法的确出色。不过我认为，就对实在的知性之探究这点来看，西方哲学的方法是可行的，但就对根本实在的切身体验来说，比起西方哲学，东方哲学更显得优越。当然，放弃理论是不行的，但学问的第一要义还在于体认，这是我的深切感受。
那么，西方哲学里难道就没有体认之学吗？当然有，特别是在基督教的神秘哲学以及希腊哲学中都有。此外，德国近代哲学家如叔本华、尼采、柏格森等，大体上说，也都可视作重体认的学者。但是，若和中国哲学比较，西方哲学的所谓体认，仅仅说明了体认的重要性，而对体认本身的内蕴却没有倾注太多的精力，所以感觉上好像西方哲学并没有注意到自体本身就是伟大的学问这个问题，然而只要读一下宋元明思想家的著作，就能深切地感受到对这个问题的精辟阐释。
我自己的思想，也是把儒教或儒教的体认之学作为根本的。而儒教的体认之学的最初始、最究极的方法则是静坐，这点我在五十岁前后就有了深切感受。当时我之所以关注静坐，也是因为觉察到战后的大学生和知识分子的议论太浮躁，缺乏主体性。而在我看来，在确立和培养人的主体性方面，静坐是最适合的，所以便竭力倡导静坐论。这也是从我的中国哲学的研究态度出发而得出的结论。
在我年轻时，日本学术界用西方哲学的方法论解释中国哲学的风潮十分盛行，不仅我不例外，我的恩师楠本先生也一样。恩师年轻时代就是如此。他曾有在德国留学两年的经历，比起我来，对西方哲学的了解更详尽。记得六十年前我曾跟着恩师访问过北京。那时，我们去北京饭店吃饭，先生在点菜时用的全是德语。恩师在年轻时就相当迷恋西方哲学。我进大学后，最初学的也全是德国哲学。
那么，我又是怎样转入体认之学的呢？比如我在研究朱子的时候，就是紧随在朱子的体验之后，对于朱子是怎样在体验的同时而逐渐展开其思想的过程，一边“追体验”一边学习。当然，在“追体验”时，必须切实做到反身于自我。我把这种研究称为内面的研究。
我认为，中国哲学的世界性意义就在于体认。对此，我想大声地对西方哲学家疾呼：如果基于这种体认哲学，那就能体会到西方哲学也许并不是哲学而是科学。这种想法大概过于超前了，但我确实是这么想的。
自此以后，我就一直在从事体认之学的最初方法即心之存养这样的工夫，后来才渐渐变为体之存养。我认为，万物会归于心，而心又会归于身体。那么身体又是什么呢？它既是躯体又非躯体，它是形而上与形而下的一体之物。张岱年先生强调气的哲学，上了年纪的人，确实有那种感觉。
张立文：刚才张岱年先生叙述了程颐所讲的“体用一源，显微无间”说，又讲到了熊十力先生的“体用不二”论。冈田先生则就中国哲学的体认哲学和体认之学的特点发表了真知灼见。他通过对东方体认之学与西方哲学的比较，认为体认之学是中国哲学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下面就请张岱年先生继续谈一谈中国哲学的特点。
张岱年：我完全同意冈田先生刚才所说的意见。体认是中国哲学的一大特点。这说明冈田先生对中国哲学有很深刻的理解。这是完全正确的理解。
体认的“体”是从庄子开始使用的。庄子有“体道者”之说。“道不可闻”“道不可见”“道不可言”。庄子不说认识道，而是讲体道。道是不可思议的，庄子说：“夫道，有情有信，无为无形；可传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见。”所以必须要用“体”这个动词。
后世，能把“体”解释明确的要算张载。他说：“大其心能体天下之物。”在张载之后，朱子曾对他的学生解释“体天下之物”的“体”字说：“此是置心在物中，究见其理。”所谓“置心在物中”，就是打破物我境界的直觉。也就是说，要把“心”放在“物”之中，或者说要把“心”放在对象的里面，这才叫作“体”。朱子的解释是很含蓄的。
“体认”用西方的词来解释叫作“知觉”，但西方的“知觉”又跟中国的“体认”不完全一致，因为中国的“体认”有从生活中反省的意思。
中国哲学是强调思想与生活的统一。既要懂思想也应该懂生活。体认是从生活中认识真理，以生活为基础认识真理，所以叫体认。
刚才已经讲到体认是中国哲学的一个特点。这个体认思想的确是意味深长的。最近，海外的现代新儒家学者讲了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很有意思，说的是冯友兰先生与熊十力先生见面时谈到“良知”。熊先生批评冯先生的良知良心“假定”说，认为良知“不是假定的，而是当下呈现的”。熊先生讲的这种“呈现”，可以说就是一种体认，是从生活中体认出来的。冯先生之所以认为良知是“假定的”，那是因为他是从分析方法的哲学角度来看问题的。
谈起思想方法，我认为，我们应该容许多种方法，体认就是非常重要的方法，而分析方法也很重要的，两者必须共存，既应该用分析方法，也应该用体认方法，两者应该浑然一体，这才叫哲学研究。不过熊十力先生也许认为体认的方法是比较高明的。
冈田武彦：确实如此。不过我认为，体认应当进入到似乎已无体认之物的层面，应当达到这样的境界。唯如此，才能到达生活之体验和物之体验的境地。我本人现在就是这样的。
我之所以从强调“静坐”变为强调“兀坐”，就是因为“静坐”有心是主人、身为奴仆之嫌，好像给人一种缺乏彻底的具体性、集约化的感觉。“兀坐”则是以身为主人而心为奴仆，从而使人的主体性确立不动。这是最具单纯效果的工夫。因此我认为，应该在究极中做同体于自然的“兀坐”工夫。
不是说“洒落”吗？“洒落”用周濂溪的话说就是“洒洒落落”。生活的东西、物的东西，较少有拘泥，我想所谓“洒落”，就是要达到这样的境界。
张立文：冈田先生的讲话很精彩，进一步深化了张岱年先生的体认之说。张岱年先生所说的体认是从生活中认识真理，并不需要在生活中刻意去追求真理，而应该把在生活中的体认积累起来。冈田先生所讲的是从“静坐”到“兀坐”，从心学到身学，一步一步进入到一个更高的境界。我想这是他从亲身体验中悟出来的道理。根据张岱年先生的经验之谈，体认方法尽管是中国哲学的一个重要方法，但对于现在来说，也还需要一个逻辑分析的方法。从学术研究方面来说，需要两种方法相互补充。也就是说，把两种方法结合起来才能研究中国哲学。冈田先生是从自身心性修养的角度来谈体认之学的。冈田先生，您认为可以这样说吗？
冈田武彦：正如张立文先生所说的，学习中国哲学的人，重要的还是要一边去体验先哲的体认过程，一边进行探究，这也可以说是一种体验。但是，为了“追体验”，理论分析也是必要的。如果没有这点，任何研究都无从谈起，而体认也就不可能了。
张立文：现在我们一直在考虑中国哲学的研究方法，在西方有理性主义和分析主义，在印度有空虚的方法。张岱年先生，您对中国、西方、印度的哲学思维的不同特点有什么想法？您是怎么认为的？
张岱年：研究方法是非常需要的。中国哲学、印度哲学和西方哲学的研究方法，各有其自身的特点。西方是讲分析，它的公式即“是就是是，非就是非”。举一个例子来说：A就是A，而不是A以外的东西，不是A的东西，一定不能是A，所以“是是非非”很明确，概念很清晰。它的重点是分析方法。印度哲学，它是否定一切，A就是A不对，A不是A也不对，也就是中国哲学所说的“非非”（注：佛教中的“想入非非”，用现代哲学术语说，就是虚无主义）。说正确不对，说不正确也不对，因此叫作“是中有非，非中有是”，“阴中有阳，阳中有阴”。就像《太极图》所表现的阴阳对立，相互照应。这样的思想观点，至今仍是比较深刻的。我认为，中国哲学也有这样的特点，用中国哲学的术语说，叫作“对立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