瓷印辉光—中国陶瓷印创作生态研究展
国家艺术基金2017年度传播交流推广资助项目
全国巡展·第五站：济南站
学术研讨会
时间：2018年12月29日16:00
地址：济南市美术馆会议厅
主持人：李成军（山东省青年书法家协会常务副主任）
王东声（北京理工大学设计与艺术学院副院长）
嘉宾：蔡履平、张志朴、于剑波、阴凤华、齐有坤、伯远、刘欣、魏广君、李强、潘梦石、徐宗峰、蔡梦霞、翟卫民、吴成坤、张目达、丁剑、张道勇、李绪利、公冶繁省、袁朝霞、王乐耕、周岩
王东声（北京理工大学设计与艺术学院副院长）：今天的研讨会，可以把话题范围设定得宽一些，古代的陶瓷印的历史、当代陶瓷印迅速发展的原因及文化背景、当代陶瓷印的发展现状及生态、当代陶瓷印的发展与创作，甚至是与陶瓷印相关的艺术教育、学术研究，都可以进行探讨。山东是陶瓷印的大省，有很多有才华的篆刻家，大家可以互相促动，一起收获。
蔡履平（杭州陶瓷印艺术馆馆长）：各位同仁，大家好！我是浙江萧山人。说到篆刻，萧山近代出过两大名人：一位是西泠印社的总干事韩登安先生，历任三任社长，是王福庵先生的入室弟子，以细朱文名世；另一位是来楚生先生，是近代海派书画印大家。谈到陶瓷，浙江是制瓷大省，独占中国五大名窑两席，即龙泉的哥窑和杭州的南宋官窑。
我三十多年前开始接触陶瓷印，虽然起步时间较早，但一直没有形成气候，闭门造车，非常孤独。“瓷印辉光”系列活动，使我有机会结识在座各位大咖，通过展览，了解了全国陶瓷印发展的大好趋势，尤其是北方的厚重、夸张、新潮乃至狂野的艺术风格，极尽视觉之美，让我大开眼界。
我早年师从雕塑大家周轻鼎。周教授擅长小动物雕塑，是法国里昂大学罗丹的弟子，雕塑之余尤以制瓷印为乐，曾制有一方二面瓷印“喜欢刻印”和“业余消遣”，现被我珍藏，那应是中国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最早的瓷印作品之一。在周轻鼎教授身边学艺的经历，启蒙了我的陶瓷印创作之路。
陶瓷印应是建立在制瓷手工艺之上的篆刻艺术，和制瓷工艺密切相关。印章的形制作为印的一部分，又具有独特的艺术语言，因此作品创作应与中国千年的传统文化息息相关——陶瓷印的发展必须是从传统走向未来。自有人提出篆刻独立以来，印章的使用价值逐将消亡。我个人认为，印章应当兼具陈设、把玩和使用功能，使之更加贴近大众生活。
张志朴（山东省教育考试院原副院长、中国陶瓷艺术大师）：我在此谈几点感受。第一，“瓷印辉光”项目对陶瓷印的渊源及现状进行了系统地挖掘整理，开展了对当下陶瓷印艺术的研究探索，必将对陶瓷印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也相信课题的研究成果必将在中国篆刻史上留下重重一笔。第二，陶瓷印无论造型还是印面都要在继承传统，发掘前人遗留的同时，大胆创新、不拘一格。我建议，要加强不同泥料、不同釉色和烧制温度的研究，发挥全国各地的不同优势，共同提升陶瓷印研究的水平。
于剑波（山东省书法家协会主席团委员）：就陶瓷印这个项目而言，我总结了四个方面。
第一，机遇意识。陶瓷印应该大张旗鼓地去做，之前京华印社做过首届陶瓷印展，距今已经十年了。当时看到那个集子的时候，我们感觉非常振奋，那是扑面而来的新鲜感，所以我们很期待有第二届，然而一直也没有等到。我当时在山东省青年书协负责协会的工作，跟李成军以及北京的许多印友们很熟，一些前沿的信息了解得比较多，在他的提议下，我们也做了一个陶瓷印展——“首届山东青年陶瓷印作品展”，当时王镛老师还为我们题了签。这场展览邀请到了一些国内知名篆刻家捧场，其实，这算是全国的第二届陶瓷印展吧，接着我们又做了三届，现在在做第四届。在做活动的过程中，大家的响应非常积极，许多专业的篆刻家、书画家对陶瓷印都非常有热情。我本人是在济南大学工作，济南大学的前身是山东建材学院，陶瓷是学校最重要的学科之一，也是学校的传统学科。正当我们想要去做陶瓷印项目的时候，北京理工大学设计与艺术学院先抓住了机遇，把这个项目做得非常深入，十分令我钦佩。
第二，陶瓷印本体的探索意识。这次展览作者的选择本身就具有探索性，作品的风格也相差较大。虽然大部分作者的作品都是写意一类的，但意味迥异，都具有无限延展的可能。
陶瓷印是在土坯上刻划，已经超越了“刻”印，可以算是更有意味地“划”印。就我个人的经验来说，越是钝器越具有“写”的意味，既然是重在“写”，那么我更看重的是徒手刻划，因此“刻”的技术要求相对宽松，很多在篆刻里面的技术性的东西被淡化了、弱化了。当然不能说技术不重要，只是更重要的是通过徒手的刻划来直接呈现出内心的“心印”，这样或许更真实。事实上，陶瓷印是综合的艺术，单就技术而言，它在书法、绘画、文学、哲学、设计等领域中真是“雕虫小技”，所谓的“刀法”怎么能和“心法”相比？相反，刀法的不够成熟倒是可以用“心法”来弥补。可以看到，有一些篆刻新手刻得非常可爱，甚至很迷人！当然老手的作品也很精彩，技道俱精！近年来陶瓷印非常受欢迎，不管是专业刻印者还是未刻过印的人，都对刻陶瓷印有着强烈的好奇心。今天现场来了不少济南大学的学生，他们很多都不是学这个专业的，但是我相信他们在看过展览、听过讲座完之后，在他们的心中一定会埋下探索的种子。
第三，学术意识。过去我们做书法、绘画的研究，因为有高校的参与，所以成为了专业，有一定的学术性。这次陶瓷印由北京理工大学作为一个学术项目和国家艺术基金去做，这个学术起点就很高了。
第四，创新意识。陶瓷印虽历史久远，但形成的理论却很少，能借鉴的经验也很有限，但这也恰恰为研究、创作陶瓷印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更多的自由。艺术需要自由，实际上，所谓的自由少得可怜，我们都在极力地去获取自由，而获取自由的目的就是创新。这个展览呈现给大家的就是这种“自由”与新鲜的艺术形式。所以这个项目将来一定会为陶瓷印的发展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
阴凤华（山西晋阳印社社长）：山西没有陶瓷学院，甚至没有美术学院，全省对文化的投入都较为欠缺，对艺术不太重视。山西对陶印也不太认可，这也影响到了我本人。最早京华印社搞展览的时候，体验用的陶印是已经烧好的，我刻的时候感觉不如石头刻得爽，所以我在晋阳印社搞了十几年的篆刻艺术，一直比较抵触陶印。但是当我到宜兴玩了几次紫砂壶以后，再回来刻陶印，一下子就很着迷了。
其实我最初参加比赛的获奖参展作品就是陶印。早在80年代，我在山西的一个工厂里发现，做玻璃刀时，磨玻璃刀的刀刃上有一块材料，那是陶做的，非常不易裂开。但是直到现在都没人研究那个材质，那种陶不用经火烧，且不裂。那是哪来的印材，怎么做的印材，都不知道。我在1997年参加中国中青年第七届展览的时候，我获奖作品的材料全部都是那种陶，但是我那时候给它起了个名字叫“合成石”，直到现在我也不知道那具体是怎样的材质，所以我希望提供给北京理工大学设计与艺术学院来研究。
齐有坤（山东省老年大学书法、篆刻教师）：我最初接触陶瓷印是2007年前后，大学本科有陶瓷选修课，当时感兴趣的是怎么把印章转化到陶瓷坯上去。直到跟燕守谷老师读研后，我才开始逐步系统地学习创作陶瓷印。
我认为，并非选择使用陶瓷这种材料就算是陶瓷印创作。陶瓷印的创作应该是从挑选泥料，到设计不同风格的印钮，到印文内容的选择，再到利用各种手段刻制，乃至上釉烧制整个过程都要亲身去感受。我们看着温度慢慢地上升，烧成后再慢慢降下去，静静地期待出窑，这里面更多的是一种情感的注入。唯有这样才能对陶瓷印有一种新的全面的体会。
李成军：陶瓷印的创作本身就有一种亲切感，很吸引人。我觉得当代篆刻艺术的探索，在陶瓷印这里取得了很多重要的成果，尤其在刀法、章法上的拓展，这些经验与我们刻石质印章可以互相提示和启发。在当下从事陶瓷印艺术创作，实际上也对篆刻家本人提出了更为综合的要求，需要有全面的艺术素养来不断深入地参与创作，不能过于局限。
伯远（山东省青年书法家协会篆刻艺委会陶瓷印创作中心委员）：陶瓷印是我近十几年来特别热爱的一个东西，一直在尝试如何能做出点特色，一直在摸索不同材质的表现性、不同技法的表现性等。摸着石头过河，不知道具体能走到哪里。说到陶瓷印，从印学史上来讲，它不是一个新生事物。刚才蔡老师讲到铜印系统，其实它属于工匠系统，工匠系统在初期阶段不是用铜，而是用陶，陶印是在中国文化传统里最根源的东西，那么我们在刻陶的时候，是不是能够回溯到根源上去找？比如龙山文化、大汶口文化等，陶器上的刻画符号，比甲骨文还要久远得多。我们能够透过陶片上的符号或者徒手刻画的线条，感受到远古线条的温度，我们可不可以通过一些手段把它还原出来？我觉得这是陶印创作过程中要思考的，至于它是否实用，跟我们没有任何关系。
花乳石在宋元以后解放了文人的篆刻，文人真正将篆刻从工匠手中拿过来，去自篆自刻，一定程度上从实用性转换到了“艺用”性，但那时的篆刻还是落脚在实用性上，还是为“用”服务的。如果换一个词表示，文人印就是“雅用”，也是为了用。倒是我们现在做的陶瓷印，进一步解散了文人篆刻，把篆刻门槛降得特别低，不懂古文字、不懂篆书、不懂做印钮，也都可以去尝试，而且可能越是不从事篆刻的新手，越做的有新意。
李成军：今天在座的于剑波、潘梦石、伯远、袁朝霞、公冶繁省、翟卫民、张目达、齐有坤等，都是在参加2010年“首届山东青年陶瓷印展”或“第二届山东青年陶瓷印展”“当代中青年篆刻家陶瓷印创作展”以来，一直坚持陶瓷印艺术创作的作者，他们各自的创作量都是非常大的，又都一直保持着鲜活的探索精神。我想，应该每一个艺术门类最重要的是看它在当下有什么探索，以试图能往前推动。当代陶瓷印艺术的创作给人以强烈的探索欲望，同时也突破了以盖在书法、国画作品上使用为目的的现状，会超越实用，走向更为综合的审美展示。
刘欣（山东省陶瓷艺术大师、德州市道恒陶瓷制品有限公司总经理）：我主要聊聊对陶瓷印章、印钮制作的一些理解。
陶瓷印章最大的优势在于整个制作过程的介入，每一个步骤都可以融入设计，把设计理念全部贯穿进去。包括泥料的选择、烧成、装饰、成型的方法等，例如细朱文，肯定要选瓷胎，要素烧到950度甚至更高，才能更硬挺。我刻过《沁园春·雪》细朱文，100个字，10厘米见方，完全没有问题。我有一组作品——《约柱系列》，我当时的设计理念都体现在里面。这组印章体量较大，印面30厘米，高度达到80厘米分，选的是陶泥，盘筑成型，装饰采用现代刻字的元素，释文书写用的是徐冰老师拼音汉字方块化的处理方法，增加辨识难度，让人产生认知的距离感。
在做体积比较大的印章时，就要把陶艺的很多技法融入进去。我分享一个小秘诀：陶瓷印做大了以后要做空心的，实心超过5厘米就很难烧。空心需要打孔，打孔一般打在下面，但这样一来素烧时就很容易裂，所以在素烧时，把印翻过来，让孔在上面就不会裂。施釉的印坯要素烧，否则它的强度不够。
另外在烧制方面，我近期做了一些探讨和研究。陶瓷印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施釉造成边款难以拓印，留出边款不施釉又影响整体效果。我现在采用陶泥，用乐烧的方法增加它的变化。由于烟火熏烧的不确定性，印坯会有很多复杂的、可遇不可求的变化，会更古朴一些。另外我采用的装饰手法是水蚀雕刻方法，这种方法也可以增加变化，更具有陶瓷印的工艺美感。但乐烧存在一个问题，乐烧以后表面相对粗糙一些。这时候我采用的是像紫砂一样的处理工艺，用纤维轮抛光或者封蜡，封蜡以后再抛光，这样一来作品的手感就会非常温润，有玉的质感。抛光以后，刀口和线条的质感非常强，边缘能拓出非常清晰的印拓。
李成军：中国是一个地大物博的国度，不同地方的水土、气候和烧制，都会给我们带来不同的体验。从这一点来说，材料本身和不同的烧制方式加在一起会有不同风格的呈现以及发展。
魏广君（中国国家画院书法篆刻院篆刻研究所副所长）：我参加了很多次“瓷印辉光”的研讨会，今天有一点新的感受。
首先，张志朴先生说各地的泥土不同，在烧前或烧后不同的泥质，印式会呈现出不同的视觉效果。由此我想到能不能做一套指标性的，从泥质、温度、成型效果的一整套指导文案，由指标衍生出一种量化的可能，这对陶瓷印以后的刻制和发展是大有好处的。建立一个标准化的东西，对不发达地区的创作者来说，有相对可靠的经验可以直接参考，省去许多人力、资金和时间的投入。
另外，我觉得印钮可以开辟一个专题，将陶瓷印钮作几种特定的形式，谱系化的予以修订，必将以其规范性影响后来。
最后，建议陶瓷印教学与创作可以搞一个试验田，按风格划分，分五六个方向进行创研，做好风格性的试验，这样可能会在规模上形成相对完整的力量，会在不久的将来为后来者指导出一个发展方向。
李强（中国国家画院研究员）：今天在展厅中有人问了我一个问题，说为什么南方的印人很少？我觉得很有意思，我也在思考这个原因，是不是南方的同仁们更愿意刻那种漂亮精致的印，而不太愿意涉及这种写意风格的创作呢？我们总说艺术创作和学习要因材施教，是要因人的性格禀性而提供学习创作方向，如果一个人的性情比较内向文气，反倒是要补些大气高古的东西，这样才能让作品丰厚起来，这恰恰是我们这么多年一直忽视的问题。比如说我们北方人，自古豪情大气的东西不缺，缺的是小桥流水般的精致。
曾翔老师说过现在的陶瓷印应该完全脱离实用性，我觉得这是一种革命性的见地，但我也想，是否可以进一步把这种脱离实用性的艺术特征做得更大，比如几十厘米的陶板、瓷板那样的印，很有装饰性和现代感，可以拓出来，也可以直接展示。我们现在做的陶瓷印多为10厘米或5厘米左右的，不好展览也不好拓，有些尴尬。不如再扩大一点，20厘米或30厘米，既可单独展示，又可以做组合作品。最早的时候，北京某地铁站，由张仃老师领着姜宝林老师、王镛老师画北京燕山，那是烧出来的几百个瓷板组合起来的一幅大作品就非常漂亮。如果陶瓷印是突破陶印、装置、刻字的界限，让印象中的方寸之物，走向宽广天地，将会很有气象、很有时代感。
潘梦石（济南画院创作部主任、书法篆刻家）：我从以下三个方面来说说我对这次陶瓷印展的感受。
首先，普及性。目前，篆刻的普及都还远远不够，何况瓷陶印呢。但是“瓷印辉光”这个项目能使陶瓷印在整个社会普及开，让更多人了解篆刻，了解陶瓷印，同时也弘扬了一种中国古老的艺术生态，这是非常有意义的。
其次，讲座是一个亮点。一般的展览会包括开幕式、座谈会等活动，而“瓷印辉光”项目增加了主题讲座。这是一个极大的传播，让人能够更深入地了解陶瓷印，尤其是对学生或者年轻研究者们的影响更为深远的。
再次，参加研讨会的很多人都是专门的陶艺制作者，可以直观地分享他们的制作技艺和想法。
徐宗峰（山东艺术设计职业学院陶艺教研室讲师）：参观完这次“瓷印辉光”展，近距离看到了陶瓷印从古至今的发展过程。我通过做陶瓷印，也有很多感触，陶瓷印从制坯到篆刻、施釉、烧制的整个创作过程是非常丰富的，可以发挥的空间很大，选择不同的印坯，就要使用不同的刻制方法，最后通过火的烧制达到不同的效果，这种感觉非常好。
蔡梦霞（中央美术学院中国画学院副教授、书法篆刻家）：陶瓷印，跟别的东西不一样，它可以在时间、空间、质感上有所扩展。在不同的地域，有不同质感的泥，烧制出来也会有不同的效果。
时空上，就是从技术传承上进行研究。我们可以从传统到现代，甚至将来如何发展等不同方向进行切入。篆刻技术上，从古到今的各种技术、工具都可以传承运用并不断扩展。例如刻刀，因为泥是软的，任何尖锐的东西都可以被当成工具使用，所以它的扩展很宽泛，实际上已经超出了刀的范畴。另一点是书法技术上的传承。刻印，运刀如用笔，刀要作笔，不管是刀还是笔，要有基本的书法功底才能算是一方好的作品。
质感上，可以从自然性上进行模拟。如在保持泥土的质感下，细分为粗陶、细陶、瓷、紫砂等不同类型，刻、烧等就有不同的方法和效果。
因此从时空、质感上，我们可以专项研究，也可以同时研究；可以一个人同时立体地研究，也可以不同人一起分类研究，分年代、分区域做研究，所以这个科研项目可以很深入地做下去。
翟卫民（中国书法家协会考级中心考官、山东印社副社长）：我们在陶瓷印创作的过程中，要如何吸收一些更好的东西？比如前一段时间，我跟崔志强老师参加陈国成先生做的西部主题性陶瓷印创作，借鉴了一些西部的元素，各种材料上的符号，转化成文字的因素，我认为很有意义，那种符号化的东西，和文字本身的意义是一致的。齐鲁大地的陶很多，汉文化主要的反映地在这一带，所以我们是否也能去博物馆或者民间发掘一些这方面的东西。这次展览中的作品，很多都是把石印的风格转化到陶印上，其实我们应该更多地遵从材料的属性。
吴成坤（圣土陶印坊创始人、书法篆刻家）：对于陶瓷印，大家都认为它是一个石印的替代品，只是发现了另外一种材料，于是很多篆刻家就把刻印石的那套理念套在了陶印上章。其实，通过我和众多陶印篆刻家的交流和一次次展览涌现出的作品就能看出，这个理念并不正确。如果我们对陶艺、对泥料、对泥性稍微有一些了解的话，就会发现陶瓷印和石印创作截然不同，它一下子拓宽了篆刻的舞台。如果用不同粗细的泥料、含水量不同的印坯，即便同一种理念、同一种工具刻同一个文字，最后烧制，经过收缩，印出来的作品也会呈现截然不同的效果。它有很多不确定性因素，也有很多种可能，而且整个过程都是自然的发生变化。大家可以由此联想它给这个学科拓宽了多大的空间。由于很多篆刻家不了解泥性，所以展览上就出现了很多与石印风格一致的作品，这是理念上的问题，是对材质和工艺不了解所致。所以说现在很多人搞不明白陶瓷印到底怎么回事，总是将石印的规则套在陶瓷印上，问能不能刻元朱文，好像能刻元朱文就是衡量材质的标准一样。实际上他们内心是非常排斥这种材料的。
我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我们一次一次展览的出现，随着篆刻家作品集一本一本的涌现，慢慢会从理论上将陶瓷印捋清的。现在我还没有发现一位作者在印面上施釉的，通过我的试验，印面上同样可以上釉。如果在印面上釉，厚薄不同，会出现截然不同的肌理，例如上薄薄的一层釉，盖出来的效果会非常妙曼，而且线条的力度仍然存在，刀的感觉仍然有，又解决了印面沾印泥的问题。所以这些都是一些新的技术问题，需要我们进一步发掘整理，现在由于没有现成的理论依托，我们都各自摸索，在摸索中逐渐规范。所以说陶瓷印对我们知识结构的调整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原来篆刻家懂书法绘画就可以了，现在还要懂点陶艺的知识，如何整合陶艺知识，最后呈现最满意效果，这是我们都要探讨的问题。
张目达（齐鲁师范学院美术学院教师、书法篆刻家）：陶瓷印展不像传统意义上的篆刻展、书法展那样有很强的地域性，同时它又没有强烈的师传性，现阶段几乎每个人都有自己在刀法、章法、材料及形制上的探索，这正说明陶瓷印还处在一个新兴的阶段，希望它能一直保持住这种纯真。但要保持下去，对创作者有着很高的要求，创作者始终要提醒自己，也要相信自己是一个独立的个体，要开阔一些，不要有局限性，要有胸怀。
丁剑（中国书法家网总编辑、书法家）：我觉得陶瓷印这种材质，最有意义和前景的就是容易推广。刚才听翟卫民兄讲烧制的机器很便宜，几千块钱就能买到，所以我觉得陶瓷印是很具有普及意义的一个文化推广项目。它比一般的印章门槛低许多，容易操作，所以更易产生兴趣，就像社会上的陶瓷拉坯体验，成为人们文化休闲的选择，具有娱乐性。我们也可以把它当做一个社会美育的工艺体验项目来做，让市民参与，丰富市民的文化生活，所以这就不单是篆刻家来做，而是有着更广泛的社会意义，这是我的第一点感受。
我在展厅里问李强先生，为什么南方印人参与的少。事实上南北印人的差别是非常大的。我记得约十年前在北京画院，南方的印人祝竹先生，在那儿做了一个展览。在展览的时候我采访他，我们知道北京画院是齐白石的地方，但是在那儿祝竹先生说了一句话，他说南方以前把齐白石叫做“齐毒”，他们是极不认可齐白石的，认为齐白石像一个“毒”，他当时比划说：“就这样咔咔两刀，这就叫刻印？”这件事情就可以体现出南北方对艺术审美的差别非常大。
刚才欣赏了蔡老师的作品集，他的作品确实文气，我也比较认可这种文气，但是并不是说我就反对北方的那种粗犷率意。其实我对陶瓷印最初、最深刻的认识是什么呢？我记得以前曾翔老师刻的三方陶瓷印，因为烧制的过程，表面产生了裂纹，使得盖出来的效果，有一种远古图腾的感觉，像屋漏痕，像龟裂，那种震撼感非常强烈。应该说，陶瓷印在烧制过程当中的鬼斧神工，不是艺术家所为，是天然之所为的一种“再创作”，这是意想不到的，这种意外惊喜可能是艺术家期待的，也是能引发艺术家探索兴趣的。相较在石头上刻出来什么就是什么，这是陶瓷材质带来的新鲜感。在今天这个开放的时代，好像无论书法、绘画，我们都想和西方接轨，都想把它纯艺术化，都想把它在当代艺术上面有一个突破，吼书也罢，射墨也罢，包括王冬龄先生的乱书也罢，好像都是在往那个方向走。这当然是一个方向，因为今天的艺术成为一种公共艺术，不再是艺术家书房里雅玩的清供，公共性、开放性成了艺术的一个方向。
张道勇（淄博陶瓷艺术大师）：我来自陶都淄博博山，是山东艺术学院陶瓷系的毕业生，十余年来一直在从事陶艺教学培训，陶艺产品的研发、制作和生产，现在正在研究印文刻制方面的一些技法，参观“瓷印辉光”陶瓷印展览后，感悟很深，平凡质朴的泥巴经过塑造、雕刻后，让人感受到无比的亲切感。
陶瓷印不仅要印文精美，印钮的造型、釉色的效果也是相当重要的一部分，我针对这两点发表一下自己的见解。
一，陶瓷印的大小造型可以不受传统印章的约束，我曾见到过的最大的陶瓷印大约60厘米左右，造型也非常优美，这就牵扯到了陶瓷工艺的制作，以及后期烧制方面需要注意的事项，坯体不要过厚，如果特别大的话需要注意中间部分需要镂空。这就需要更多的了解泥巴的塑造、烧制特性，使最后烧出的陶瓷印更加完美。
二，陶瓷印的施釉问题，陶瓷釉色有“入窑一色，出窑万彩”的窑变特色，当今陶瓷印釉色还有很大的发挥空间，“家有万贯，不如钧瓷一片”正是描述钧窑釉色窑变效果的独特性。我个人是博山鲁花釉的非遗传承人，对釉色方面了解得较多一些，希望以后能够在陶瓷印着色方面发挥自己独特的作用。
李绪利（济南陶瓷艺术大师）：我是五年前开始接触陶瓷印的，朋友从北京捎回来一方送给我，当时觉得釉色好看赏心悦目，与冰冷单调的石头印相比视觉冲击力太大了，但当时我并没有认为陶瓷印是能进入主流的艺术形式，因此关注得很少。可是，近年来不自觉地再一次接触到陶瓷印，我的观点转变了，而今，轰轰烈烈的陶瓷印活动更使我震撼。首先是它对几千年来中国文化的一种传承和发扬，一种古为今用的延伸。其造型可“万变”不离其宗，又能涵盖湿刻、半干刻、干刻等多种形式，老少皆宜。其次，陶瓷印的实用价值迅猛提升，艺术价值不断凸显，实为大势所趋。
公冶繁省（山东省青年书法家协会副秘书长）：假如说传统的篆刻艺术是一种传统媒材的话，陶瓷在当下就是一个新的媒材。新媒材的出现，应该使大家有一个区别于传统篆刻艺术的思考，无论是技法语言上，还是审美标准上，应该有一个崭新的思考。观念和思想是最主要的，这才是考量一个篆刻家真正能力和才华的标准。2009年的“首届山东陶瓷印展”我也参与了，这么多年过去了，坦白来讲，第一，我期待陶瓷印艺术里面，能够有新的语言产生，有新的创造，不希望看到的还是很多年前的样貌；第二，如何去创造新的阐释和研究非常关键，因为创造是核心价值，我觉得创造的观念和思维应该加强。最后，陶瓷印展览，我觉得可以有一个新的呈现方式，把个体研究创作与集体或者组织机构的创作区分开。
另外，我觉得还有两个事情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是语言创新探索，一个是陶瓷印艺术、篆刻艺术如何在新的艺术环境下，或者在新的艺术空间去展示。
袁朝霞（山东省青年书法家协会副主席）：对陶瓷印的发展我有两个愿望，一是，希望陶瓷印创作生态展及陶瓷印艺术高层次人才培养项目能够持续做下去，使陶瓷印的事业能走得更远；二是陶瓷印的普及传播。我有一个感受，在传统教育方面，报名学书法、国画的孩子特别多，但是报名学篆刻的小朋友特别少，因为刀太快，石头太硬，不易操作。但是做陶瓷印就不一样了，陶泥很柔软，用牙签、钉子、圆珠笔等各种各样的工具都能去完成，这对于大众，对于我们身边有志于感受篆刻艺术的人群来说，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契机，便于操作，便于入手。如果在这方面多做一些交流体验的话，让更多的人来感受陶瓷印的“辉光”，我相信陶瓷印的阵营会越来越大，希望陶瓷印的春天快快来到。
王乐耕：魏广君老师给我们提出了一个课题，我觉得是值得我们去深入研究的，即材料的标准化。我觉得现在的陶瓷印，就像一开始西画进入中国一样，我们特别需要关于素描技法、色彩技法等方面的一种普及性的教材，让一般人都能了解到它的基本要领。
魏广君：是的，我还有个问题，在湿泥上刻完后烧成，与在已烧好的陶上刻完再把它复烧，哪个更好一些呢？
王乐耕：就陶瓷印的材料特性来说，我觉得湿的、半干的、干的都比较好一些。如果素烧以后，硬度会增加，硬度越接近石头，它的表现性就越远离陶瓷印。另外，我说一下我在其他方面的感受，周岩老师负责的“陶瓷印艺术高层次人才培养项目”刚刚结束，昨天王东声、蔡大礼、魏杰几位老师给学员的作品做点评时，发现有很多学员还没有摆脱刻石头印的习惯，没有把陶瓷印的表现性充分地发掘出来。今天我又回头看了一下“瓷印辉光”的展览，我发现我们的一些老师刻陶瓷印的水平还是比较高的，他们能够敏感地把陶瓷印的表现性把握住，并且把它发挥出来。从另一方面来说，这种现象也是正常的。从历史角度考虑，工业文明开始的时候，模仿的还是手工业时代的东西，做的机器上面都是雕花的，直到后来我们才慢慢找到了工业文明的独有语言，才有了今天像这样非常简洁、富有现代感的建筑。所以我觉得陶瓷印的表现语言和手法，可能也需要一个磨合过程，也需要不断发掘。刚才有的老师说细朱文好像不太适合陶瓷印表现，有的人认为不屑于表现。我认为并不是说陶瓷印不能表现细朱文，在将来的陶瓷印领域也可能会有细朱文的呈现，但它肯定不是原来细朱文的样子，有可能是另外一种形式。就像我们现在的3D打印一样，用3D打印的方式我们照样可以打印浮雕，打印的浮雕就没有原来手工浮雕那种味道，但是它有一种准确性在里面，那是另外一种美。所以说陶瓷印的语言，还是需要一段时间的提炼和沉淀的。
周岩（北京理工大学设计与艺术学院造型艺术系主任）：我们做的这个项目是传播和交流推广项目，如果想要让陶瓷印艺术得到更好的发展，必须吸引更多的人来参与。源于这个初衷，我们做了北京艺术基金支持的“陶瓷印艺术高层次人才培养项目”，课程昨天刚刚结束。在陶瓷印培训的过程中，我们所设计的课程不仅有篆刻技法方面的课程，更有大量的课程是关于审美、艺术理论的，还有陶瓷技术的课程，所以它是一个综合素质的培养。陶瓷印，对于创作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他所了解的知识必须要更丰富，他所能够掌握的东西要更全面，这样才能最终呈现出一件完整的作品。不管是印钮的设计、还是釉色的配合，必须要创作者自己去完成，而不是用其他人做好的印坯去进行再创作，这是石印和陶瓷印创作非常鲜明的一个差异。
另外，随着陶瓷印实用功能的消解，也有更多的东西值得去探讨，比如最终的展陈方式是什么样的，这些还都需要去研究。还有一点，关于魏广君老师说的技术标准化的问题，这确实是一个非常实际的问题，如果要想做，可能不单是一个项目组能够做的，这需要各个地方、各个窑口都有人来做这个工作，最终呈现类似实验报告式的综合内容，所以确实是有难度的。
王东声：陶瓷印在今天已经突破了实用的概念，要完全成为一个独立的作品。印坯本身是非常有艺术感的一个作品，盖了印花后装到印屏上悬挂起来，它自然也给人带来美感，它不需要实用，它所有的实用就是给人带来艺术的审美。
陶瓷印现在在两个方面非常重要，一个是制钮，一个是刻制，都会有很大的变化。但是在制钮方面，有可能会形成陶艺家作为印钮的制作方和篆刻家之间合作的情况，印钮的制作要符合篆刻家的篆刻风格，两个人要交流、探讨，这种合作可以更深化，也是必然会产生的。
陶泥这种材质很接地气，它比石头更容易被人感觉到亲和力，所以说它降低身段也好，更接近于大众的喜好也好，都一定会有更多的人参与。参与的人越多，对于这个领域的发展会更有助推力。但是艺术有一个非常残酷的因素—真正高卓的艺术和大众之间的差距是很大的。一方面要艺术普及，另一方面高卓的艺术又使劲地往上走，双方的博弈永远形成这种关系。
最后，做陶瓷印不能没有视野、没有胸怀、没有开拓的意识，这对任何人都是非常珍贵的提示。